广州十三行法语文献略述
十三行时期（1684——1842），曾有一批以法语为母语、或者是能够熟练使用法语的商人群体在广州口岸活动。前者主要是法国人，随法国东印度公司而来，个别商人来自瑞士，后者则来自荷兰、德意志等法国周边国家或地区。而目前十三行研究中心所在地、也是广州大学城所在地的番禺区小谷围岛，在当时的西方文献中被称为法国人岛，主要即因该岛曾是法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水手的居停游冶之所。这些商人群体留下了不少以法语记录的相关文献，可以让后来的研究者从中探讨十三行时期、以广州口岸为主的中外交往历史的诸多面相。
本文所辑法语文献有三个来源：一是笔者在荷兰学习期间，从法国巴黎、荷兰莱顿和海牙各图书馆中收集到的十三行时期的法语文献和研究专著；一是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上下载的法语文献、画册和地图；一是参考耿昇、范岱克等前辈学者的相关研究了解到的法语文献信息。这些文献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是法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档案资料（含当代学者对法国东印度公司历史的研究）；二是法国广州商馆/领事馆雇员的游记/回忆录；三是非法国人留下的法语资料；四是图录。此种分类在文献学上当有可议，只是在目前收集有限的情况下聊以备忘，借此抛砖引玉，还望学界前辈、同行能提供相关线索，共同促进广州十三行法语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一、法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档案资料
关于法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历史，根据前人梗概性的勾勒，其线索大致如下：
（一）公司成立初期（1664－1698）：1664年，法国政府组建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但由于财务状况不佳，再加上与荷兰的军事冲突，公司一直无法开展中国贸易。
（二）与私商的合作阶段（1698－1719）：1698年，一帮法国富商组成儒尔丹（Jean Jourdan de Grouée）对华贸易公司，从本国的东印度公司得到对华贸易特许状，并于当年的3月7日派出从拉罗谢尔港启航的“安菲特立忒”号（Amphitrite），绕过非洲好望角东行，10月抵达广州，至1700年1月返程，“这标志着法中海上商路的连通和法国对华直接贸易的开端”。耿昇先生已向中国学界介绍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对这一重要事件的研究。此后，又有帕柯（Pecquet）、杜慕兰（Dumoulin）等富商成立新的公司，同样拥有对华贸易的特许权。
（三）垄断贸易时期（1719－1769）：1719年，法国东印度公司收回了转让给不同私商的垄断特权，将所有其他远洋贸易公司合并为一家新的“永久印度公司”，由其包揽对华贸易长达50年之久。1769年，由于国内自由贸易的论调占了上风，再加上法军在印度遭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孟加拉殖民地总督柯赖甫（Robert Clive）的打击，使得政府终止了“永久印度公司”在东印度地区的垄断特权，公司随之被解散。
（四）自由贸易时期（1769－1785）：自“永久印度公司”被解散后，来华贸易的法国商人均为私商。美国学者苏珊·索普撰有《广州法国私人贸易的高潮（1770-1785）》一文，论述了法国私商来华前，在籍贯、工作经验、私人关系、婚姻纽带和以“语言学童（enfant de langue）”的身份来华等各方面的共同特征，并以其中前往广州的五人François Roth(e)、Guillaume Thimotée、Gilles Sebire、François Terrien、Julien Bourgogne的个人经历为例，分析来华法国人群体的社会文化背景。
（五）垄断贸易的返照（1785－1790）：1785年，法国财政总监卡洛讷（Charles Alexandre de Calonne）成立了新的“印度与中国公司”，并在广州、本地治里、孟加拉、摩卡、马埃等地开设商馆。法国大革命中，“制宪议会于1790年4月3日撤销了该公司的垄断权，同时批准东印度贸易对全体国民开放，从此法国的对华贸易真正走向自由化。”但在陈国栋看来，自旧公司，即“永久印度公司”解散后，法国对华贸易的规模就已微不足道，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更使中法之间的贸易完全中断。
为了料理对华商务并维护国家利益，1715年，法国在广州设立商馆。“其管理机构随着垄断贸易向自由贸易的转变，经历了从东印度公司管理会、王家管理会到领事馆逐步‘升格’的演变过程”。1776年2月3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将广州的法国商馆改设为“领事馆”，由商馆原大班沃克兰（Pierre-Charles François Vauquelin）出任首任“领事”。直至最后一位代理领事小德经（Chre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于1801年8月回国，该“领事馆”大致存在了15年。
已有学者论及法国东印度公司的经营模式及其东方贸易所呈现的基本特点：“与早期荷、英公司的模式不同，它不是被建立在一个上升的资产阶级的牢固支持下，相反，它仅仅是依靠于国王的总监去组织安排投资和力图从王室贵族那里得到支持。……其历史背景及组织方式又是如此不同：荷、英公司所走过的是一条由个体商人发起—→国家控制—→个体商人自由贸易的发展之路；而法国的东印度贸易，在相似的外表之下，所实践的确是一条开始由国家组织发起—→个体商人自由贸易—→国家控制的完全不同之路。”因此，该公司“不是商人为盈利目的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合资股份制的单纯商业团体，而是一个由国王作为大股东，由国王政府直接支持、领导，由国家组织并出资、筹资的具有政权性质的商业机构。”这样的组织模式将法国东印度公司与荷、英东印度公司区别开来。
虽然英、荷、法东印度公司并称为18世纪三大东印度公司，但法国公司存留下来的档案数量非常有限，与英、荷公司完整而宏富的收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以下几个：一是公司的对华贸易特许权几经易手，各家私立公司存在时间短，贸易记录分散；二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先后上台的几个政权与随后的法兰西帝国不支持法国海外商业机构的发展，导致巴黎管理海外贸易的总部屡立屡废，没有长期连续的记录；三是法国对华贸易的档案在法国大革命中多有散佚。因此，法国东印度公司海外贸易的档案只有少数保存下来。1883年，法国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出版了《18世纪在华的法国》一书，共三卷，收集了法国外交部及殖民地部档案中涉及十三行时期中法贸易未经编辑的档案。如其第一卷收录了1770至1783年间中法商贸的文件、信函，内容涉及贸易细节（如某年到粤的法国商船、买入的商品与价格等）、在广州居住的法国人名录、法商与中国行商的商欠纠纷、法国“领事”的日常工作等。这对重构十八世纪后期法国私商在广州的商贸活动提供了难得的资料。遗憾的是，该书的二、三卷笔者尚未曾寓目。据高第所写前言，第二卷收集了1780年至1814年的相关文件，但在各个年份的分布很不均匀：“1780－1790年这十年的文件还很多，但1806年仅有5份，1807年7份，1809年仅有1份，1810年同样仅有1份；之后几年则完全没有，直到1814年9月才发现一份含有中法贸易相关记录的文件。”第三卷则收集了1770年之前中法商贸往来的文件。
高第对这批档案的收集与整理为后来者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1964年，法国学者路易·德尔米尼（Louis Dermigny）出版了《中国与西方：18 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1719－1833）》这一巨著，其学术价值堪与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相比。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耿昇教授目前正主持该书的汉译工作，这将推动国内学界对十三行时期中法贸易史研究的开展。德尔米尼此书共四卷，其中第三卷所附参考文献当能为研究者提供许多重要线索，唯笔者因尚未寓目而未能摘录。耿先生已有文章引介该书有关欧洲商船、茶叶贸易、十三行商与中西贸易的差异等论述，认为德氏此书“不仅限于广州，而可以说是一部当时整个中国的贸易史。它也不仅局限于贸易，而是一部通过贸易而反映出的中西关系史，涉及了中西双方的政治、文化、伦理、价值标准诸方面的差异。事实上，此书广泛地涉及17-19世纪的中西关系史。”
新近对法国东印度公司历史的研究当属菲利普·奥德莱尔（Philippe Haudrère）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印度公司》（共两卷）较为重要。该书共十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结构”为题，深入探讨了法国东印度公司在本国的发展历程与行政结构，殖民地商业机构的行政架构与人员，海外商品的构成及拍卖流程。第二部分为“海运的发展”，内容涉及法国的航海运动和商船的建造，海员的等级及来源、航海远征的航线与日常生活等。第三部分以“拒绝殖民地统治”为题，分别论述了殖民地的人员与日常生活、殖民地的政治、公司的衰落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对该公司的历史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虽然该书涉及中法贸易的篇幅不多，但这样一部“法印公司全史”却为读者提供了中法贸易开展的整个大背景，看到了中法贸易在法国远东贸易中所处的位置。该书附有精心绘制的图表与地图，使读者对数据与地理方位的理解更为直观。书末附有近100页的附录，是从法国各部门档案中钩稽的统计数据。附录之后是近100页的档案与参考文献目录以及50余页的索引。档案部分作者标明了馆藏机构与档案编号。笔者从其中摘录出涉及中法贸易与广州商馆的资料目录（参见本文附录的第一部分）。
二、法国广州商馆/领事馆人员的游记/回忆录
在已经出版的、涉及广州十三行的西方文献中，外国来粤人员的游记与回忆录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下面介绍的柯西尼（Charpentier Cossigny，1736－1809）与小德经（M. De Guignes）两位的作品正是这种类型的法语文献。
柯西尼多次航行到中国，曾在法国东印度公司（1719-1769）任机械师及商船大班，并在广州的法国商馆居住。他1736年生于法国洛里昂（Lorient）的路易港(Port-Louis)，此地正是法国东印度公司海外贸易的进出港与商品拍卖地。在这样的环境中，柯西尼自小耳濡目染，成年后即走上了海外征程。他善于观察各种植物，并成为一名植物学家。1764年，在多次赴中国和远东航行后，他将中国岭南的荔枝移植到波旁岛（今留尼汪）和法国岛（今毛里求斯），这在当时的法国社会曾轰动一时。他的堂兄弟大卫（David Charpentier de Cossigny）是殖民地官员，历任法属印度总督、波旁岛总督以及马斯克林群岛（包含留尼汪、毛里求斯与罗得里格斯岛）总督。
柯西尼回忆录的书名很长：《航向广州——同名省份的省会；途经高雷岛（在塞内加尔）、好望角、法兰西岛（今毛里求斯）和联合群岛（今留尼汪）；附有对赴华旅程、对马噶尔尼爵士与平民范罢览以及对印度与中国艺术概况的观察》。柯西尼觉得以自己在中国生活的经历，有资格对1792年英使马噶尔尼和1794年荷使范罢览谒见乾隆的见闻加以评论。而这些评论为后人观察乾隆末年中外关系史上的两件大事提供了一种同时代人的视角。1795年，柯西尼成为法兰西学院的第一批成员。
另一位法国人小德经也留下了来华的回忆录。其父老德经是巴黎有名的汉学家。小德经是广州法国商馆的翻译，在澳门居住了十年。在法国领事馆首任领事沃克兰去世（1776－1782）、副领事卫雅（Philippe Vieillard）辞职后，身为翻译的小德经实际总理领事馆业务。不过有学者认为，当时小德经在外事活动中的处境“相当尴尬”，因为“没有人承认一名只有翻译头衔并领取翻译薪水的人员是正派的法国官员。”1793年，英国人占据了法国在远东的活动基地本地治理，小德经的薪水就此中断，工作难以为继。但因为精通拉丁文，兼通荷语和汉语，他同年被聘为荷兰正使德胜（Isaac Titsingh）的秘书，随同荷兰使团上京谒见乾隆。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荷兰出使活动的全过程。1808年，小德经在巴黎出版了《1784－1801年间到北京、马尼拉和法兰西岛的旅程》。该书的第一卷便是其跟随荷兰使团前赴北京的经历。由于他与荷兰副使范罢览都长年居住在广州，是生意上的对手，再加上个性不和，小德经在日记中对范罢览多有苛评。这在正使德胜的荷语日记、副使范罢览的法语日记之外，又提供了一份当事人的见证。
三、非法国人留下的法语资料
现在的瑞士西部、比利时南部是法语区，荷、德国内也不乏熟练掌握法语者，这是因地域上的邻近、历史上商贸文化的往来、战争的频繁，以及近代早期法国文化在西欧处于领先地位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在启蒙时代，法国的思想文化一枝独秀，其影响力甚至扩大到位于欧洲东北部的俄罗斯帝国。在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的命令下，俄国贵族在语言、服装、住宅和社会职责等方面均模仿起凡尔赛宫廷。而英语与法语渊源深厚，其背景则是中世纪以来英法两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也使得英国上流社会会说法语的人不在少数。到了19世纪，英国与俄国的贵族仍然聘请家庭教师教其子女学习法语。实际上，中古英语正是借用了不少法语单词而形成了今天的现代英语。由此可见，法语在欧洲各国普遍流行，更是随着大航海时代法国殖民者的海外扩张而传播到西非、北美、中美洲和印度支那等地。
由于法语在近代欧洲应用广泛，笔者收集到的法语文献就有一部分出自非法国人之手。比如，1617－1627年间随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到荷属东印度地区进行一系列冒险之旅的瑞士雇佣军利邦上尉（Ribon）也曾撰有日志。利邦是瑞士洛桑（Lausanne）或是沃州（Vaud）人，其家族在1466至1721年间是当地的望族。在流寓东印度地区长达十年之后，他回到瑞士，以国别和地区分类，用法语记录了他在东方的见闻与征战。不过，因为利邦到荷印地区之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尚无法在中国沿海建立贸易据点，只在澎湖和台湾有一些活动，日志中关于广东沿海与广州的记录不多。尽管如此，该书对了解荷兰东印度公司早期在东亚海域的扩张，特别是与葡萄牙殖民者、东南亚地区各邦、明代福建地方政府、郑成功集团、日本的德川幕府等国家或地方势力的角逐，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有一位瑞士人贡斯当（Charles de Constant）也留下了大量的法语手稿。他作为奥斯坦德东印度公司（奥斯坦德现在比利时境内，当时仍属法国）的雇员，在15年间曾三次来华。法国学者德尔米尼整理了这批资料，出版了《查理·贡斯当中国贸易回忆录（1778-1793）》。耿昇先生曾著文对此书做了详细介绍，记述了贡斯当的生平及其在1779-1793年间三次入华旅行的经历，并介绍了该书的篇章结构以及其所记录的广州贸易习惯等内容。
与利邦上尉一样，贡斯当一家在瑞士也是望族，部分家族成员散居于法国、英国、荷兰等地。不同于家族其他成员以追求知识或在政府部门任职为荣誉，贡斯当出于对域外的好奇，在1776年2月乘船航向中国，时年仅16岁。德尔米尼认为他选择中国作为目的地并不让人惊讶，奇怪的只是他没有选择服务于荷兰或英国东印度公司这两个老牌公司，而是选择了特里耶斯特亚洲会社（Société Asiatique de Trieste），即奥斯坦德公司。原因就在于，是他的叔父茹斯特（Juste de Constant）从荷兰的驻地给他写信，向他推荐了这个工作机会并促成此事，贡斯当才在1778年夏末正式入职。
德尔米尼认为，这个1775年刚成立的公司因其中立地位，似乎有着更光明的未来：“它在英法战争爆发的前夜突然出现，目的既是为了掩护英国私商们推翻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的计划，又可作为受到英国巡洋舰直接威胁的法国公司的避难所。总之是为了掩盖商船的国籍旗，以维护不同帝国和皇室的利益。”出于这样的目的而成立的奥斯坦德公司全部在法国人的控制之下，正如德尔米尼在前言中所说的：“贡斯当在法国的港口，登上一艘由法国船长指挥、全部配备了法国水手的法国商船”航向中国。
面对很多亲朋好友的质疑，贡斯当说出他选择远航东方的考虑：“我对自己的事业感到自豪，我在西班牙已建有几座漂亮的城堡，但我还希望挣一笔正当的财富在祖国享受，让我的家人享用，让他们幸福，这使得我要从事更难的事务；除了这种感情之外，还有好奇心和冒险的诱惑驱使着我；自我教育的欲望使我充满活力，鼓励我坚持初衷。在旅行上我不是新手，我能讲德语、英语和一点意大利语，我带着两封有分量的推荐信，因此我对自己说：充满信心，听天由命！”贡斯当三度来华，共停留8年零2个月。耿昇先生认为他广泛收集资料，“以图打破由耶稣会士们确立的中国那种田园诗般的纯朴而又美好的形象。他的所作所为，又证明了西方汉学界18世纪两种中国形象的观点：商人和旅行家的中国负面形象、传教士的中国正面形象。因为前者注重于赚钱，后者侧重于文化。”
另一位用法语写作的商人是荷兰广州商馆的大班范罢览（Van Braam Houckgeest）。1794年，范罢览致信巴达维亚的荷印当局，要求派一个使团入朝恭贺乾隆登基六十周年，希望利用这一机会为走到死胡同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重开对华贸易的生路，并由此开始了历时两年的出使行动。范罢览的出使日记原文为荷语，他在结束出使任务后将其改写成法语，于1797年在美国费城出版。
四、图录
莱比锡大学的格罗曼教授（Jean Godefroi Grohmann, 1763-1805）在19世纪初出版了一本法德文对照的广州市井风情画册，名为《中国人的道德与风俗以及他们鲜艳的服饰，根据广州画家Pu Gua的画作，他连续为马噶尔尼和范罢览的旅行效力，60幅绘画配有法德文字说明》。格罗曼教授是学者、翻译家和勤奋的编纂者，该画册共收录了60幅画，每幅都是以某个行业的从业者为主角，配上简洁生动的图解，从视觉和文字两方面对乾嘉之际的广州市井风情和风俗做了清楚的展示和说明。
小德经《1784－1801年间到北京、马尼拉和法兰西岛的旅程》一书中附有三四十幅铜版画，所绘均为其往返广州与北京途中见到的自然风光、各地的建筑、人物、服饰、花卉，以及在北京的几场皇家盛会的场景。
德尔米尼《中国与西方：18 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1719－1833 ）》的第四卷收集了92幅与中法贸易相关的版画与地图。
巴黎国家图书馆电子资料库中有一批与广州贸易相关的地图，目录详见本文附录第四部分。
五、小结
本文介绍的法语文献，其产生的年代大都集中在18世纪中后期。这些材料有助于重建法国对华贸易中的许多细节，特别是法国东印度公司海外贸易的组织，及其解散后法国私商在广州的贸易状况。来华的非法国商人留下的法语文献也能配合其母语留存的档案，用于补充、重建各当事国对华贸易乃至彼此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再者，通过解读这些文献，也可将18世纪后期同处没落阶段的法国、荷兰远东贸易，与如日方中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刚刚崭露头角的中美贸易作一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或可从多个层面再现乾嘉之际这一中西实力开始出现逆转、世界贸易格局出现整体变动的大变革时代，从而丰富现有研究关于中西交流的历史认识。
本文原刊于《海洋史研究》第七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注释与附录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