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身在美国的邓嗣禹在《远东季刊》发表《近五十年中国历史编纂学》，总结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编纂学从保守走向开放，“先是受日本，然后是英国、美国、法国，最后是苏联等影响”，既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又应用了科学的方法，把重点从帝国的政治事件转移到社会经济方面，终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郑培凯教授主编的《近代海外汉学经典丛刊》，正是邓氏提及的各国影响中的一部分——甚至堪称是主要的部分。
本分卷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历史文化，包括高桑驹吉《中国文化史》、渡边辺秀方《中国哲学史概论》、三浦藤作《中国伦理学史》、津田左右吉《儒道两家关系论》、服部宇之吉《儒教与现代思潮》、五来欣造《儒教政治哲学》、滨田耕作《东亚文化之黎明》、梅原末治《中国青铜器时代考》、新城新藏《中国上古天文》、卡特《中国印刷术源流考》等；二是社会经济，包括沙发诺夫《中国社会发展史》、劬井和爱等《中国历代社会研究》、柯金《中国古代社会》、森谷克己《中国社会经济史》、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卜凯《中国农家经济》、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克拉米自夫《中国西北部之经济状况》、高林士《中国矿业论》、长野朗《中国资本主义发达史》等（以上作者译名一仍所收各译本）。 这些著作引入中国的背景与影响，培凯教授的总序已经作了高屋建瓴、提纲挈领的论述。这里只就著作、作者、译者三端分别举例，略作一些补充说明。
先说著作。包括本辑在内，本丛书所选入的日本学者论著占据了多数。曾有西方的东方学家概括日本学术实为三余：文学窃中国之绪余、佛学窃印度之绪余、各科学窃欧洲之绪余。其言虽刻薄，却一针见血。但也正因善于嫁接，所以在用西方研究模式梳理中国历史传统方面，日本学者往往最具抢占先机的便利，他们的著作也成为当时的中国最多引进与借鉴的对象。例如自一九二五年十月，《学衡》杂志开始连载柳诒征的《中国文化史》，历时七年而后印行全书。胡适发表书评表彰说：
中国文化史之试作，虽有几位学者计划过，至今未有成书。坊间所出小册子，更不足论。柳先生的书可算是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读者评者都应该记得这一点。因为是开山之作，我们都佩服作者的勇气和毅力，感谢他为中国文化史立下了一个草创的规模，替一般读者搜集了一些很方便有用的材料。
柳书自是名著，但以《中国文化史》为书名而行世者，高桑驹吉的《中国文化史》译本在一九二五年就已完成，其后一再印行，其书水平与价值虽远不足与柳著比肩，但即此亦可窥知日本学者之善得风气之先。而梅原末治借助于西方科学方法来分析中国青铜器的器形、成分，进而推论其时代的《中国青铜器时代考》在半个世纪中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历史学家吕思勉在《先秦史》中就引用过他对殷商时代铜器的分析，考古学家黄展岳在《关于中国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的问题》中则对他殷代已知用铁的观点提出驳正。卡德的名著出版至今九十年，仍然是时常被引用的经典，除早期的节译本，一九五七年北京出版了吴泽炎译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九六八年台北出版了胡克希译的经傅璐德修订的卡德著作新版《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其书既出，哲学大师杜威也给以好评，桑原骘藏、邓嗣禹发表了长篇书评。直至本世纪芮哲非的新著《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一八七六～一九三七）》，还指出正是卡德著作的出版，因其表彰中国印刷史的悠久历史和对世界印刷史的巨大贡献，迅速影响了一批中国学者，进而影响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印刷史书写。其实，受影响的还不止是印刷术与中西交流史的学者。以《梦溪笔谈校证》而蜚声中外的当代《梦溪笔谈》研究第一人胡道静回忆，正是从卡德的书中，他才知道《梦溪笔谈》：
卡特（卡德的另一译名）的书说明了史料的来源，还特别夸誉了《梦溪笔谈》这部著作，说它这好那好。于是我这个当时对古籍只读先秦、两汉之书的小伙子就迫不及待地去找这本沈括的名著来阅读了。（《〈梦溪笔谈校证〉五十年》）
至于沙发诺夫、柯金、马札亚尔等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论著，在苏联和中国都引发过争议，而在当时就有学者指出，陶希圣等人对魏晋时期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即深受沙发诺夫《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影响。
次说作者。各书作者背景各异，身份不一，研究中国的目的也颇有差距。其中既有津田左右吉这样的学术大师，更不乏各学科中的权威名家，而且不少跟中国还有密切的联系。如滨田耕作与梅原末治师徒都在中国从事考古多年，不仅以自己写下的著作、也以自己参与的活动，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甚至用自己的工作给中国考古学家树立了榜样。早在一九二六年，北京大学国学门的考古协会与日本东亚考古协会成立东方考古协会，被誉为日本考古学之父的滨田耕作就参与其事，一九二九年他又与高足梅原末治再赴北京演讲，为正起步的中国现代考古学注入了新的信息。其后梅原又在上海、天津、河南等地调查文物古迹。直到五十年代，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家高去寻在给爱徒张光直的信中，对梅原的讲学与研究活动还这样津津乐道：
梅原的治学态度非常认真，每天工作时间也超过常人。他每天五时起床开始工作，中间除吃早点、午饭以外，并不睡午觉，一直做到下午六时才止，下午九时便入寝。在饮食方面，也很简单，早晨吃点面包、奶粉，午、晚两餐在台大校门外小馆吃客饭而已。此次来台，既不到日本大使馆看朋友，也不做任何与工作无关之应酬，平时既不看报纸电影，也不愿与人谈论时局或做其他闲谈。他这次来台，目的是看中央研究院的殷墟器物。在李先生的研究室内存放的骨器，在南港陈列室内展出的铜器、石雕刻及白陶等，他都画了图，画得又快又好。他认为遗憾的是没有看到殷墟的玉器。实际上，他的收获已很客观了。他又在台中中央、故宫两博物馆参观了七天，画的材料也不少。梅原的工作之勤，使我们钦佩。他的能画、能拓，值得我们学习。他对石璋如先生的工作背地批评不科学，使我们应该警惕。
撰《中国上古天文》的天文学家新城新藏在三十年代出任过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撰《中国农家经济》的美国学者卜凯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毕业后，次年即来安徽宿州，以传教士的身份从事农村的改良试验与推广，在中国致力农业经济学的教学与调查几三十年。同样是以传教士身份在安徽宿州从事教育与宗教活动长达十二年的美国学者卡特——而他一生只活了四十三岁。在离开中国后他一直从事中国学术的研究，在伯希和指导下研究中国印刷术的发明与西传，倾注了满腔的热情，用尽了全部的心力，终以勤劳过度，在该书出版的当年与世长辞。
末说译者。当年就有学者感慨，外国的汉学著作可资参证者甚伙，但译著的数量与质量总体而言殊不令人乐观，通西文者多鄙弃汉学，治国学者又忽视西文。从事者的学养并不都足以胜任这类专门著作的翻译，因此有的译文比较粗糙，如高桑驹吉《中国文化史》译本就受到批评。但就已有的成绩来看，仍有可称道者。
一是有的著作不止出版了一个译本，如滨田耕作《东亚文化之黎明》、马札亚尔《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等在时隔不久就出版了不同的译本；有的甚至同一年中就出版了两个译本，如森谷克己《中国社会经济史》在一九三六年既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孙怀仁的译本，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昌蔚的译本。二是译者之中不乏后来的著名学者。如高林士《中国矿业论》的译者是曾担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多年、为中国水利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汪胡桢。在年过九旬之后写的自述中，他还忆及当年由丁文江介绍认识了《中国矿业论》的作者、并受作者之托翻译该书的经过。而梅原末治《中国青铜器时代考》的译者则是举世公认的甲骨学与殷商史权威胡厚宣，身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正是在参与殷墟发掘之际译出梅原末治的著作的。
世事沉浮，风云变幻，这些昔日的译著有的还在被学者屡屡提及；有的则尘封甚久，不再被人记得。如今辑而再印，使之重见天日，是既富于现实意义，也富于历史意义的。现实意义在于这些译著中的若干材料仍可供今天的读者取资，若干见解仍可给今天的读者启示；历史意义在于这些译著中的部分虽然陈旧过时，无论材料还是观点都被证明千疮百孔，但它们在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建立与发展进程中都曾多多少少起过作用——因此它们不再仅仅是外国汉学史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也已经成为中国学术史的组成部分，是我们不能轻忽，更不能遗忘的。
《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之“历史文化与中国社会经济”系列书目
信息来源：
澎湃·私家历史，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17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