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汉学家——魏斐德教授访谈录
问：我想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众所周知战后一代美国学者对中国研究影响至巨，而您又怎么样看待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答：的确，就中国研究而言，紧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出现的一代，其影响是最为深远的，其中许多人曾经在美国服役，并因此学习中文和日文，我自己的老师列文森就是如此。他在海军做过负责日文翻译方面的军官，而这代人中的精华退役后大都去哈佛读书，师从当时年富力强的费正清。费氏战前就在北平随蒋廷黻等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到了战后则当仁不让成为中国涉外问题方面的权威。有整整一代学人包括列文森、史华慈、芮沃寿夫妇和施乐伯等等，都在哈佛受过费氏的熏陶，并且作为他的弟子为人所知。当然此外还有从事日本研究方面的一些学者，如汤姆·史密斯(Tom Smith)。我自己属于更后的一代。我们基本上都要到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才开始做研究工作，而且在正负两方面均受费氏门人的很大影响。就我而言，我在自己那代学人处于比较年轻的一端，既没有从军背景，又没有传教经验，做中国问题研究主要是出于兴趣。而我的学生如周锡瑞等人虽然与我几乎同龄，但在越战期间他们对费氏门人的反叛就非常激烈。
总之，费正清以及其他战前人物可以算成一代。第二代在战后崛起，培养了第三代人。第四代也就是周锡瑞为首的那一代。当然，现在我们又有全新的一代学者。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和当代文化研究密切相关的新问题，这也是从未有过的。
问：能否谈谈战争期间的感受对您的影响?
答：二战发生时我只是一介小童。不过在美国，对任何一个略有知觉的儿童来说，整个战争同中国关系非常密切。总是有人不断讲述中国战时的匮乏，呼吁对中国民众的救护和援助。这一切都是从《生活》和《时代》等杂志的角度反映出来的。整个路斯(HenryR.Luce)印刷业帝国把蒋介石烘托成为自由事业的一位伟大友人。而从日本武力下为中国争取自由的斗争也就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件大事。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曾亲眼目睹时事纪录片把日本描写成一条蹂躏中国的黑龙。而中国像是被看作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中流砥柱，这当然有很大影响。
不过很难说由此产生的同情一直持续到战后，因为有两种不同的经验交错在一起。一方面大家都体会到战时中国民众为抵抗日本武力征服所经受的痛苦和付出的勇气。另一方面，由于发生了朝鲜战争，局势急转直下。伊罗生(Harold R. Isaacs)曾说：美国人普遍以一种舅父般的亲情来热爱中国，比如提供战时援助等等;而一当中国人开始自行其是，在美国人眼里他们就变得面目狰狞。黄祸论随即大行其道。在1945年到1950年间，这个转变在美国发生得非常突兀。中国人一瞬间变成了朝鲜战场上蜂拥而至打击美国军队的所谓志愿军。对于当时我们这些青少年来说，中国转眼变成了敌国。当然这并未完全消除二战造成的同情心态，因为媒体宣传使我们相信中国人受到了共产党的驱使。冷战宣传效力宏大，它留下的印象往往异常深刻。
问：而所谓第三代中国问题学者与台湾的关系究竟怎样?概言之，他们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曾到台湾学汉语，因此他们似乎同台湾的学者，或者说，同迁居台湾的大陆学人，在学术以至情感上产生了多方面的联系。
答：这的确是有见地的说法。我这辈人基本上都去台湾受过语言训练。往往在那里一住就是好几年，并且同一些大陆迁居台湾的学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想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在有生之年根本没有希望去中国。我还记得做完论文后跑去深圳边境眺望。那是1965年，“竹幕”(Bamboo Curtain)森严，进入中国绝无可能。也正因如此，我们这些读书人都有一种悲情，一方面，自己的研究主题无疑是中国大陆，另一方面，学习中文的直接环境确是一个流行闽南语、客家语和日语的岛屿。就连直接的语言接触也无从谈起。指导我们的先生几乎全是斯坦福中心等语言学校执教的大陆男士。这总算是令人感到深处温室，满心忧疑。所以1974年我第一次去北京时听到“不知道”三字真的非常惊讶，因为听上去就像是“不道”，也就是北京土语里的连音情形。
因此同台湾的关系在我们是很重要的。我想前些时候在台海危机中间我们这一代和下面一代学者对于台湾方面的同情也是出于这样一种背景。我们中间很少有人正真卷入台独运动，而其能操闽南语的更是几近于无。但是流落在台湾的那些大陆学人对我们来说总是代表着一种悲情。有几组人物特别重要：其一是同香港新亚书院有联系的牟宗三等人，另一组是东海大学的徐复观师弟，还有南港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郭廷以指导下的诸位年轻学者。
邹羽采访记录、徐有威整理，《我们这一代汉学家——魏斐德教授访谈录》，《史林》，2008年第4期(本文为节选)。转自凤凰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