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苏联解体……1992年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他老人家的“南巡讲话”，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这一年秋，我从乡下来到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
山大向以“文史见长”。历史系历史上“八马同槽”的盛景、八大教授治学的逸事，我所亲炙的诸先生时有提及。不过，我入学时，商品经济大潮涌动，拜金主义大行其道，人文学科风雨飘摇；“文学的没落”、“史学的危机”、“哲学的贫困”，学界的自我调侃实为真实写照。
那时，大学入学率还很低，乡下人能到省城读大学更不啻“鲤鱼跳龙门”。进大学后我才知道所学专业是冷门。一边是对历史的日渐沉醉，一边是对未来的无限迷茫，我在躁动、犹疑、彷徨中虚掷了许多青春。“追思昔所行，多不是”。读了社会这所大学二十年之后，回望山大历史系诸先生，那些润泽过我的温暖背影渐行渐远。抚今追昔，“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第一章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
“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战国时期”、“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带着中学课本教条去聆听孟祥才老师讲授《先秦秦汉史》，犹如爬出长长的隧道，但见豁朗的天地“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适值金秋九月，溽热消遁，斑驳的木窗外，繁茂的法桐枝叶弄影，坐在文史楼三楼“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竟不知今夕何夕。
大一专业课由资深教授担纲，予何幸也。1964年孟老师从山师历史系毕业后去中科院历史所读研究生，是侯外庐先生的关门弟子。侯先生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先生并称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毕业后，孟老师留中科院研究中国思想史，1976年来到山大。
那时，孟老师正值盛年，魁伟俊逸，温文尔雅，标准的教授形象。他口才很好，讲台就是舞台，话题打开，滔滔其流，抽丝剥茧，别有洞天。学成于思，思源于疑。他总是鼓励我们提问题，还光临我们宿舍谈天说地。我们也去他家中讨教。南院28号楼掩映在蓊郁的树木中，间有飞鸟嘤鸣，简陋不失清幽；朝阳的书房不大，东墙、西墙的书橱顶天立地。他给我们列了长长的书单，涵盖古今中外，一再鼓励我们多读书。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在高广严丽、宽敞明亮的图书馆，我第一次体验到新知所带来的无上欢愉，仿佛进入“法喜充满”的清净世界。
孟老师笔力雄健，或因是研究梁启超的专家，其文风与梁任公的大有一比：奔放豪迈、平易畅达，让人拿得起放不下。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良史”皆能文。敝乡贤傅斯年先生提出：“文史二事，相用至殷”。谁说司马迁不是文学家呢？试读孟老师的《孔子传》、钱穆先生的《孔子传》，学术价值各有千秋，但论及“史才”，前者当胜一筹。
几位留学生与我们一起听孟老师的课。下课后，日本小个子男生山口浩史常常点头哈腰地向我们请教文言字义。不通文言如何治古史？文言是中国古代的书面语，沿用三千年。《中国历史文选》课就是通过学习经典文献，掌握阅读、运用文言史料的能力。这门课先后由马新老师、张熙惟老师主讲。他们风华正茂，儒雅，持重，都是笃学不倦、潜心学问的真正学者。一学年下来，繁体字基本认全了，文言的雅与美渐渐品味出。日引月长，古籍读通了。后来，用文言写篇小文章，也觉不过尔尔。
接受欧风美雨洗礼的近代人，如梁启超先生所说：“思想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拖着文言尾巴、混杂着西式语法与日式词汇的近代文章，与文质兼备、形态稳定的文言文相比，并不容易理解。大二时的《近代中外文选》课，刘天路老师主讲，他是研究义和团的专家。教材是油印本，一半内容是近代人著作，一半内容是英文原版文章。傅斯年先生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这门文选课的选文标准，同样着眼于文章的史料价值。刘老师重视训诂，讲词句、篇章，也讲史料学知识，我以圆珠笔密密地记于教材的天头地角。
大三时的《专业英语》课，选取英文原版史料，陶飞亚老师主讲，他的名言是：历史学的魅力在于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他精通英语，先后到美国多所高校担任访问学者，有多篇英文史学论文在国外刊物发表。他总是启发我们思考，对于我们身上迸发的哪怕再小的亮点都不吝赞扬。那时他四十多岁，健壮结实，乐呵呵的，像兄长，不像教授。他带着幼女去大操场跑步，见到我时，总要亲热地喊我的名字。后来，他去上海大学文学院当历史学教授、博导，曾任执行院长。斗转星移，世事沧桑，现在想起他，心头依然涌上一股暖流。
孟老师列的书单里，有黑格尔的《小逻辑》。古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被爱因斯坦誉为西方科学发展的两大基石之一。曾振宇老师主讲逻辑学，教材是金岳霖先生主编的《形式逻辑》。曾老师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白马非马”、“白坚石”、“今适越而昔来”等诡辩命题，在他的治学范围之内。先秦诸子的光辉，是我们重要的文化自信。亚里士多德去世不久，公孙龙就诞生了。但是，中国的形式逻辑在萌芽之后没有再生长。唐玄奘从印度取回的“因明学”，在中土也是水土不服。曾老师讲逻辑史，曾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逻辑学研究表现在语言中的思维规则，经不起逻辑推敲的文章至少是可笑的。对于文科生而言，这门研究推理、论证的学问，是读书、思考不可或缺的“工具”。
历史系下设四个专业：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档案管理学。世界史与考古学交替招生。研究历史，似乎古代史才更有份量、更有味道。当然，我指的是中国古代史。中国人研究世界古代史，大约是乏味而艰难的。主讲《世界古代史》的孙明良老师曾皱着眉说：搞世界古代史，很难搞出东西来，死去的语言只是第一道门槛！孙老师比孟老师年少一岁，一身书卷气。他读书成癖，涉猎百家，贯通中西。他兴趣广泛，第一堂课就问我们是否有家谱借给他看。他于1961年考入山大历史系，受业于“八大教授”中的陈同燮、王仲荦、童书业等学问大家，196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主讲《世界中世纪史》的刘坤众老师，讲欧洲文艺复兴、德国宗教改革，穿插不少极富意味的小故事。教完我们，他就退休了。他在前苏联莫斯科大学从本科读到研究生。大三时开设《苏联史》，若让亲历者讲历史，应该另有一番味道吧。
在欧美大学中，世界史乃所有非历史学专业的必修课，当然更是历史学专业的重头戏。我们的世界史课，师资精干，特色突出。分段主讲《世界近代史》的关绍纪老师、李巍老师分别是美国史专家、加拿大史专家。值得一提的是，现任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山大历史系读书时，关老师是她的班主任。
坦率地讲，《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将历史叙事凝成思想，这更显示史家的功力和水平。历史中的近现代史，史料恰如汪洋大海，“知其然”重要，“知其所以然”更重要。更何况翻开教材，历史事件都一五一十、源源本本地胪列如饾饤呢？关老师和李老师讲课，拨开氤氲在历史事实上的重重迷雾，探寻、梳理历史发展的逻辑，有“史”有“论”，颇富吸引力。
那时，大学叫“象牙塔”，学生可以惴惴于择业，但是不必考虑就业。感谢那个时代，给了我们一张安静的书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除去听课就去泡图书馆，晚上还有各种主题的学术讲座，海报贴在9号宿舍楼前通衢大道西侧的布告栏上。
我们系老师的讲座一般在文史楼201教室举行。田昌五老师潜心构筑中国历史发展新体系，独创中国历史“三次大循环”理论，著述宏富，乃博学鸿儒。他的演讲，不少老师和我们一起听。那时他年近古稀，精神健旺，讲话中气十足，声情并茂，讲到兴奋处，撸起袖管，双手挥舞。一枝烟抽完，下意识地摸索上下里外的衣服，总能摸出一盒，捏一枝叼嘴上，又把烟盒胡乱放进一个口袋。他20岁赴印、缅参加抗日远征军，退伍后考入北大历史系。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也曾在印、缅服役，退伍后去美国密歇根大学读历史。在枪林弹雨的异国他乡，不知二人有交集否耶？田老师于2001年10月去世，享年76岁。
齐涛老师与马新老师是学术伉俪。那时，博士很稀有，头顶上都笼罩着瑰丽的光环。他27岁博士毕业，32岁就是正教授了。一次，他演讲的题目竟是《自然的进程与人类文明的归宿》，原来，历史里面可以有哲学。
学校党委书记陈之安老师讲墨学与古代科技，公教楼对面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他是我们系教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家；杭州人，身材瘦削，衣着俭朴。演讲完，我们像欢送明星一般拥他出门。他从角落里推出自行车，吱嘎作响，挥挥手，一骑绝尘。
一次在行政楼举办文化沙龙，演讲者计有：中文系的谭好哲、高旭东老师，哲学系的何中华、邹广文老师，我们系的王学典老师。他们谈论人文精神，你来我往，机锋辩禅，旁征博引，妙语连珠。气氛时而舒缓时而激烈，像合唱团，又像足球赛。最后，讲座在所有人的高度兴奋中结束。
何中华老师是山大的传奇，他比我年长十岁，以高中学历进入山大讲堂。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出类拔萃，锦上添花的是，口才出众。我是他的“粉丝”，他是我追逐的明星。他的每场讲座我必定去听，哪怕临近考试，哪怕走上半小时去老校。邹广文老师也是我关注的对象，他后来被清华大学哲学系挖走。
也有外校学者来讲学。北大中文系教授乐黛云先生在八角楼演讲《文化转型时期的比较文学》，济济一堂。后来我才知道，她的丈夫是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
晚上还有各种通选课，文理不分，各系学生可随“兴之所至”选修。我曾去听经济系郭琳老师的《西方国家财政税收论纲》，内容忘记了，她的一句话却总是忘不掉——“社会科学的东西，读书就行，谁看谁会！”她还说，社科工作者最重要的能力是从文字中获取信息，所以，这类人必须坚持锻炼速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结为一点，着重培养“领悟”力。她是我难忘的“一得”之师。
第二章“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大学课堂之不同于中学课堂，首推思辨性。大二时，刘新利老师主讲《欧洲中世纪思想史》。长达千年的中世纪贴着“黑暗”、“停滞”的标签，基督教会支配世俗权力和精神生活，哲学成为神学婢女。她讲信仰与理性、天国与世俗，娓娓而谈，妙趣横生，听起来很享受，时有“遥襟俯畅，逸兴遄飞”之感。她曾去德国慕尼黑巴伐里亚历史研究所作访问学者，后来去美因兹大学读博士。
一次课后闲谈，刘老师说，中国的历史系学生中有很多家庭出身不富裕甚或贫困，对此，德国的历史教授大惑不解——文化是闲暇和自由的产物，在欧洲，只有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才去学人文学科。这句不经意的话，却让我的思想长时间陷入进退维谷、跋前疐后的窘境：一方面，莫名助燃了对历史的兴趣，有时竟为能学历史而暗感侥幸，仿佛拣了便宜；另一方面，痛感以我的出身而学历史，简直不自量力，心余力绌，我必须去学点别的有益于谋生的东西了。“认识你自己” 是古希腊阿波罗神庙门楣上的箴言，反躬自省，恓恓遑遑。
刘老师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气质脱俗，容貌清丽。丈夫是山师教授，也研究历史，可谓琴瑟和谐，鸾凤和鸣。她满足于当前的生活，自言不问世事，无欲无求。她存在于学问中，是纯粹的学者。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历史即哲学”。她具备哲学家的眼光和思维。后来，她去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系当教授、博导，这仿佛是顺理成章的事。
历史学三要素无非时间、地点、人物，这些都载诸史籍。所以，北大教授邓广铭先生提出：年代、地理、职官、目录是研究中国史的四把钥匙。赵凯球老师主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重视培养、训练史学基本功，每一章的重要史实都编成琅琅上口的歌诀供我们记诵。他讲童书业先生的治史心得：“我四岁启蒙，五岁读经，《左传》、《尚书》等典籍背得滚瓜烂熟，治先秦史没有人比得过我。”他说，研究历史要下些笨功夫，“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赵老师的夫人是学校副校长乔幼梅先生。她也是我们系教授，治宋辽夏金史，曾先后受教于史学名家韩儒林先生、漆侠先生。从山大学生会主席到山大第一个学生 “右派”，从盐碱滩上的劳改分子到山大的校级领导——乔先生的人生背负着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一次我在学校南门书摊闲逛，忽然发现她的精装本专著《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扉页有她的亲笔签名，遒劲郁勃，还钤有她的古隶书印章。不知何故兮落于书贩之手。窃喜之余，立刻购回。
王育济老师主讲《宋元明清史》，经常不带讲义，背手踱上讲台，拿起粉笔，口若悬河，其势滔滔，挥洒自如。一堂课下来，大黑板的角角落落挤满龙飞凤舞的字。
陈寅恪先生主张“诗史互证”，他说：“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王老师的文学修养称得上精金百炼。他讲课文锋富赡，诗词信手拈来，无不贴切有趣、入木三分，历史的魅力灿若漫天云锦。
重文治不尚武功的宋朝，是中国士大夫的黄金时代。“仁宗盛治”，在宋人眼里远过“贞观之治”或“开元盛世”。讲仁宗时，王老师随手拈掇一首宋诗：“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更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无限的眷恋、无尽的哀婉，诗里有万语千言，浓缩着千头万绪的历史。今人听之，亦是百感交集。
从远古到晚清，《中国古代史》课像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又像一次跋山涉水的远足。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中，《中国近代史》开课了，由年轻的李岫老师主讲。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听起来心情沉重、压抑而愤激。
李老师穿插讲的近代学术文化，是一抹亮色。她讲张爱玲的家族，感慨道：三代培养一个贵族，没有三代官僚家庭的背景，形不成贵族气质。可是，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人微渺得像一枚叶子——那时，张爱玲飘零美国已久，在洛杉矶穷困潦倒地活着；她的一些轶作，还没有被华师教授陈子善从故纸堆中扒拉出来。因为张爱玲，我去读胡兰成的书，见民国风情跃然纸上。恩格斯说，有了人就有了人的历史。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辩证统一、相辅相成。从人物入手，会发现历史斑斓陆离、活灵活现、引人入胜。
大三时，王育济老师主讲《中国思想史》的宋元明清部分，他的课充满审辨思维。一次他阐发周敦颐的《爱莲说》，讲解人与自然的关系，透彻极了。在世俗中生活、有世俗追求的人，要在精神上解脱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超然物外”、“超越万物”，无论顺境逆境，内心永远闲适、平和。简易的文字竟是思想的富矿，一下点燃了我对经典古文的兴致。
讲完阳明心学的著名典故“花与汝心同归于寂”，王老师问一位女同学是否听懂，同学点头称懂。岂料他微微一笑，却说：“我不懂”。那一刻，教室里静极了。这不亚于禅宗祖师的“当头棒喝”。黑格尔说：“在纯粹的光明中就像在纯粹的黑暗中一样，都看不清什么东西”。当然了，一个学生的“懂”要比另一个学生的“不懂”，层次高。可是，较之于学生的“懂”，老师的“不懂”，层次更高。
无论讲断代史还是讲思想史，王老师总会勾勒一番历史的宏观线条，以简御繁，举重若轻。他曾说，历代开国皇帝无非两类，一类是豪强，秦始皇、汉光武、宋太祖是也，为其有所凭藉；一类是流氓，汉高祖、明太祖是也，为其无所顾忌。他还曾说，宋元明清是一个“走出中世纪”的过程，宋明理学、明清实学、清代朴学，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嬗演的。从宏观入手看历史，好比站于高山之上，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全局，对于长江大河般的历史有整体认识。这种感觉大气磅礴、荡气回肠。
当然，穿穴经史、网罗文献的历史考证，繁琐之中自有一番况味。郑佩欣老师主讲《中国古代经济史》下半部分，他在黑板上推演曹魏士兵一天所需军粮的数量、各种屯田作物的亩产量，引经据典，条分缕析。这样密针细缕的历史考证，其背后未必没有思想。更何况任何思想都不是凭空想像出的，而是有特定的产生土壤。考据一个具体的甚或琐细的历史问题，也难说完全没有理论意义。
郑老师195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曾受教于神话般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听过陈先生的《两晋南北朝史》、《元白诗证史》等课。大学毕业后，他到山大历史系担任王仲荦先生的助手。王先生是章太炎先生晚年的入室弟子。我们好几位老师都是王先生的学生。
如果我自称“寅恪先生再传弟子”或“太炎先生三传弟子”，这样攀附名人“骥尾”，或无不妥。因为并非空穴来风，追本溯源，师承谱系清晰可寻呢。与阿Q的 “我先前比你阔得多啦”相比，究竟靠谱。呵呵。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朱熹注曰：“大言不惭，则无必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践其言，岂不难哉！”1929年，胡适先生给中国公学18级毕业生赠言“不要抛弃学问”。与大师的丝缕渊源，也是我颓靡之时“勃然奋励”的无形鞭子。
2010年3月，郑老师驾鹤西去，享年78岁。时间的河流，筛选了多少温馨的痕迹。现在回想他的课，依然历历在目、念念不忘。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历史是运行中的经济，经济上的分析能阐明很多历史现象。《史记•平准书》开《食货志》之先河，《汉书》辟出《食货志》，自此，正史中专述经济史的《食货志》绵延不断。那时，郑老师年逾花甲，讲起课“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低沉、浑厚的河南话，不紧不慢。他戴着厚厚的眼镜，慈眉善目，扣着风纪扣的灰的、蓝的中山装洗得发白。质朴、敦厚的郑老师，嘴角总是漾着笑意，言语谦和，举止静逸。
我们使用的全国十所高校联合编写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影响极为广泛，隋唐部分即为郑老师编写。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代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最高水平，隋唐部分也出自他的笔下。他还是《辞海》魏晋南北朝经济条目的审定者。年少懵懂的我，竟不知距大师这么近。他的音容笑貌深深地镌于我成长的年轮上。
商鸣臣老师与郑佩欣老师共事40余年。商老师写的缅怀郑老师的文章，融抒情于叙事之中，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他们都精于经济史研究。商老师主讲《中国近代经济史》。那时，他已过“知天命”之年，短发黑亮，容貌清癯，衣着俭朴。他的富丽的学问与土气的外表呈两个极端。他于1961年考入复旦历史系，曾受业于如雷贯耳的学问大家周谷城先生、蔡尚思先生以及“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1968年毕业后，他到山大教书直至退休。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商老师讲近代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下社会经济的演变，个案分析与综合考察相结合，视野宏阔，发人深省。他讲周村开埠后的手工业及其对山东的影响，见解尤为精到。
经济史是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清末民初的“新史学”运动，强调历史学必须兼采社会科学理论，鼓吹“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也不能立”。商老师的课，使我对经济学一度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漫无目的地去听经济系老师的通选课，囫囵吞枣地去读流行的经济学论著。粗枝大叶，浅尝辄止，心得全无。
纵览人类文明进程，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朱懋铎老师主讲《世界现代史》，历史与现实交织、现实向未来延续，纵横驰骋，远溯博索，极富意味。尤其在世界史的大框架内观照中国史，颇为发人省思。他高大魁梧，性情却很和善，“蔼然若夏之静云”。他剑眉星目，戴着宽大的方框眼镜，喜欢与我们交流，笑起来阳光灿烂。他讲起课自己完全沉浸其中，常常低头背手在讲台上走来走去，边走边讲，像是自言自语；忽然转身，伴着粉笔欢快的鸣叫，透辟的词语或句子飘洒在黑板上。历史学家的精神生活，就这样往还于过去与现实吗？讲者有味，听者有趣。我的思绪常在不知不觉中飘进悠远的历史天空。
朱老师曾在德国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也常去欧洲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的头发有些卷曲，条纹衫配领带，又潇洒又洋气。他的牛仔背带裤，很少见很时尚，应该是从国外带回的吧。他见缝插针、零零碎碎讲的域外见闻，实为教材的好佐料。他说，他从斯德哥尔摩坐飞机到北京用8小时，从北京坐火车到济南，却要用9小时。
朱老师说，研究世界史不仅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需要，而且是国家开放发展的需要，“师夷长技”以自强的道路还很远。他劝勉我们高度集中“注意力”，“不为外物所动”静心读书。最后一堂课，他让我们自由讨论，不限主题提问题，课堂热闹得像集市。
大四的《中德关系史》只有几位同学选修。这几位中大约混学分的居多，几次上课，只有我一人去听。他照讲不误。一次，讲完德国人的青岛情结，他忽然感喟：搞人文学问是慢工夫，板凳要坐十年冷，现在的年轻人能坐冷板凳的几乎没有了。课余闲谈，知道我跨专业考研失败，他若有所思地说：要想有所成就，必须“沉住气”，能屈能伸，能上能下，遇到挫折不消沉，积蓄力量再拼搏。
2011年3月，朱老师撒手尘寰。现在回想他的课，恍如昨日。思及他的音容和身影，不胜伤悼之至。他会永远地活在我的记忆中。“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我对他的生平所知甚少，亦不知他是怎样走上德国史研究这条冷清的道路的。他送给我的《中德关系史译文集》、《中德关系史文丛》，依然摆在我的书橱里，可是，我却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张金光老师主讲《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半部分，他于2014年8月去世。我对他的感念写于另文《哲人其萎——追忆山东大学历史学教授张金光老师》，兹不述。
江河行地，日月经天；二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在学问上尚无寸进，哺育过我的历史系诸先生，已有数位凋零。“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第三章 “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 黑格尔自述为何走上哲学之路，是因为童年时有一次父亲带他去教堂做弥撒，他立刻被那恢弘的宗教气息所震憾。这影响了他一生，成年后他终于选择了以哲学研究为职业。我对西方哲学史的惊异，对中国思想史欲走还留、欲罢难休的兴趣，发轫于大三时的课堂。 人类生活在观念的世界里，英国哲学家、史学家克林伍德甚至断言：“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从先秦诸子到清季朴学，《中国思想史》由孟祥才、王晓毅、王育济等老师分段主讲，阵容亮丽到眩目。 无字天书《易经》被推崇为“群经之首”，乃中华文化总源头。或限于时间，《中国思想史》课没有讲《周易》。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冯友兰先生说，《周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现象学。据说，冯先生临终前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山大是《周易》研究重镇。全校通选课有《周易》，刘大钧老师主讲。那时，他的名气远不如现在大，《周易》也不热。我怀着好奇心偷偷选了这门课，去公教楼一楼听了一学期，了无所得。 或云：“无所得，即是得；以是得，无所得”。十几年前，我从学卦入手，忽然发现《周易》的华丽与深邃。“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学《周易》萌芽于刘先生，是我永引为幸的雅事。 王晓毅老师主讲魏晋玄学。研究对象会反作用于研究主体吗？率真、洒脱、散澹、不滞于物、风流自赏，他很有魏晋名士的气象、风度呢。第一堂课，天不甚冷，他戴着灰不溜秋的鸭舌帽走进教室，提着破旧的塑编敞口菜篮子，二目炯炯，脑门锃亮。他把篮子放在脚下，脱帽，又弯腰去篮子里掏讲义。哇，聪明绝顶！下面传来哧哧的低笑。他哈哈大笑，说：“要是在民国，我这年纪都当爷爷啦。”瞟一眼篮子，说：“上完课我要去菜市场买菜哪。” 略而言之，中国哲学关注人情、偏向伦理，西方哲学重视论证、崇尚思辨。分析、比较中西哲学，可以加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王老师在西方哲学领域有渊深的学养，可谓宫墙重仞。他讲玄学的“得意忘言”，又讲康德对语言的分析，峰回路转，云里雾里，听得呆怔怔。他的口头禅是“我讲的，你们都听懂了吧”，然后大笑。学问的妙处有时在于似懂非懂：不懂，觉得厌恶；太懂，又觉乏味。 南宋理学家陆象山先生说：“如今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我从图书馆借来欧洲大脑壳的书，走马观花，不求甚解。有时按捺不住划杠子的冲动，就去学校南门地摊淘旧书。 南门书摊是那时的一道风景。研究数学王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的潘承洞校长，苏州人，一米八多的个子，高大威猛，戴着两千多度的眼镜，有时也混迹于学生中蹲那儿挑书。我毕业后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享年仅63岁。 王老师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特别是魏晋思想史的研究独步学林，后来，他被清华大学挖走，现任清华历史系教授、博导。民国时期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其实，名人之所以伟岸，是因为我们跪着。大的平台对人的水平和名气具有放大效应。与名校名人相比，说句公道话，山大历史系诸先生的学术水准，不遑多让。 西方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密切。郑群老师主讲《西方史学史》，从古希腊到现代欧美，讲史学，旁及哲学，探源溯流，探颐穷理，信息量很大。课后按图索骥，举一反三，有看不完的书。 郑老师高高的个子，印象中总是那件蓝色中山装，扣着严实的扣子。他不苟言笑，有着忧郁的哲学家气质。讲课时，他常常双手扶着讲台、侧弯着身子看窗外，似乎一边讲课一边仍在深深地思索。没有教材，他春蚕吐丝般地慢慢讲，不蔓不枝，透彻入微，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洋洋大观的理论从他口中汩汩而出，犹如一道潺湲的溪水流入我干渴的心田。他讲汤因比的“文明史学观”、文明兴衰的“挑战—应战”理论，令人耳目一新，眼界大开。他讲波佩尔的《历史哲学》：人的认识没有尽头，任何学说一旦被推崇到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位置，就会走向反面——禁锢人的头脑，停滞人的思索，从而埋下否定自身的种子。这像一场头脑风暴，又像在冻土上扔下一颗炸弹。他指出，学科综合化趋势不可阻挡，横断学科、交叉学科会不断出现，自然科学也会与社会科学融合。他建议我们立足本专业多多涉猎其它学科，阔大心胸和视野。 孟子云：“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郑老师对于西方理论有着精透的理解、全面的把握，深文奥义的理论经他条分缕析、深入浅出的讲解，好比砸开了坚硬的外壳，又好比披斩开重重的荆棘，听起来跌宕昭彰、趣味盎然。我折服于西方理论的花团锦簇、异彩纷呈，“像牛闯进了菜园”，收获颇丰。课堂笔记乱糟糟，课后日逐整理，誊于另册，密密麻麻的笔记近三百页。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这门课给了我思想的力量，让我品尝到思维的无限乐趣。 期末考试完，有一天我在文史楼外邂逅郑老师，急忙打招呼，他随口喊出我的名字，说出我的分数。记忆力之强令我瞠目结舌——他仅在第一堂课漫不经心地点过一次名。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他在法学院修的“最有价值”的课是《法理学》，即法学理论。如果非要问哪门课对我的影响最深，当首推王学典老师的《史学理论》。他的课散发着无穷魔力，听完第一堂课我就被迷住了。他貌不惊人、质朴无华，却有着强大的学术气场。寥寥数言，就能让你的散漫的心收起来，思绪完全被他所牵引。他自言追求的境界是：“学问就是学问，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可是，他决非“三家村”学究，他对社会和世情有着深刻的洞察、对现实和时代有着深切的关怀。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人文学问的根基、指向都是人和社会，经世致用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在这样的宽广维度中，王老师讲什么是历史，讲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讲历史研究的方法……无不阐幽显微，磨昏抉聩，稽疑送难，摧陷廓清。讲到精微、精妙处，他的捏着粉笔的手停在半空，锁眉，探身，双目微闭，仿佛进入一个明净、纯粹的精神世界。空气凝住了，只有奋笔疾书的“刷刷”声。他是布道者，他是智慧的化身，他的每一句话都让我深长思之。我像一块海绵在拼命吸水，“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大学教育真会让人脱胎换骨吗？听他的课如此痛快，我像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咔咔”拔节的竹子。我最不愿从他口中听到“下课”二字，仿佛不愿走出一场甜美的酣梦。 肚子里有一缸水，才能舀出一瓢来。王老师焚膏继晷，博览群籍。他系统地研读马恩著作，求解深沉的历史之问。听了他讲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杜林论》之后，我才发现，把革命导师从神坛上请下来，作为身边的老师看，那些字字珠玑的锦绣文章才更为入脑、入心。1970年12月，毛泽东主席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曾说，“四个伟大”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我从书店买来《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高头讲章上画满杠子，这并非完全为了考研。 李廷朝老师主讲《毛泽东思想发展史》，让我们细读《毛选》，我从地摊上淘来全集以及几本马恩著作单行本。都是文革时期出版的，很便宜。 胡适自称：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王老师说，“理想状态下，本科应该读文学，硕士读史学，博士读哲学，最后再选一个思想史的题目做毕业论文。”他的课以历史为主线，文学、哲学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他讲格物究理的哲学思想，也讲“伤痕文学”、海子的诗…… 山大《文史哲》杂志素负盛名，敝乡贤季羡林先生曾说，在《文史哲》上发表文章颇有“一登龙门”之感。现在，王老师主编《文史哲》杂志。噫吁嚱！得其所哉。 马克斯·韦伯说：搞学术才能拯救自己的灵魂。环境在默默地然而有力地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几次，我决定报考王老师的研究生。可是，那时我已去法律系辅修经济法。买法律书籍花去一百多元，这笔巨款让我左右为难、骑虎难下。关于跨专业考研，我曾两次咨询过孟祥才老师，他的建议都是：专业不要跨得太厉害，最好相近。辅导员吉小青老师对我们的学习乃至生活关怀备至，关于考研，累次丁宁告诫不要好高骛远。 诗云：“诲尔谆谆，听我藐藐”，我这个梗顽不化的不成器的学生到底没有听从师言，在法律系犹如盲人骑瞎马，阴差阳错选了热门的民法。青春时光，容得下几多年少轻狂！可笑的是，我对部门法的兴趣始终像一壶温吞水，悬梁刺股也难以沸腾——或因历史学对我的吸引力太过强大罢。 那时，考研最可怕的拦路虎是英语，我的英语成绩72分，远超分数线，却在专业课上栽了大跟头。高考时，我的英语不及格；为了考研，我在英语上扔下无数时间，钝学累功，终因英语成绩优异而获取系里的“韩连琪教授基金会奖学金”。不是每一条河流都能东奔入海，战斗的路上尸首枕藉。没有继续深造，我在英语上的巨大付出灰飞烟灭，变得一钱不值。这是否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虚耗青春呢？ 历史不能假设，也不能重来。如果我当初报考法律史，早就戴上法学博士的帽子了。庄子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时过境迁，以此自慰。呵呵。 一位同学考上王老师的研究生，一天晚上，邀我同去拜访王老师。我的内心百味杂陈，没有去，只是托同学转达我的由衷的谢意：他的课让我获益匪浅，能当他的学生是我的幸运，非常感谢他的教诲。当晚，同学捎来一本他的新著《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扉页上写着—— 王仙明君指正 王学典赠 九六年六月
第四章“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英国科学家保罗?戴维斯说，这个世界尽管表面上科学化，但骨子里仍是宗教的。大四时开设《宗教史》，孙明良老师主讲佛教史。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如何绕得开佛教这座巍峩的高山？许寿裳说，鲁迅曾向他感叹：“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孙老师是我的佛学启蒙者。他讲佛学比讲《世界古代史》妙绝得多。他讲佛教的诞生、传播及其在中夏的流布、兴衰，讲缘起性空、无常无我，讲中国士大夫的宗教 ——禅宗……“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我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他一字一顿地板书偈语，然后气定神闲、慢条斯理地阐释，果然天华乱坠。惜乎没有比较佛学与现代科学，那才更为“不可思议”呢！
记得孔令茀老师主讲基督教史，内容已模糊。她随口讲的一些礼仪知识，反倒记得清楚。老先生精神矍铄，灰白的头发梳得纹丝不乱，举手投足尽显大家闺秀、名门淑女风范。其女兄孔令仁先生也是我们系教授。她们是孔裔近支76代孙，“孔八府”嫡系传人，祖母是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出生时的见证人。儒学是中华主流传统文化；孔孟之乡山东，是儒学发源地。没能听孔老师系统地讲儒学，在“国学”热的今天来看，真是一件“清泉濯足”般煞风景的憾事。2012年1月，山大组建新的儒学高等研究院。箕裘终不坠，文竟在兹乎？！
《文史通义》开篇即说：“六经皆史也”。梁启超先生说：“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之记录，无不从纳之于史”。这个星球上最热爱历史的民族，非我们莫属。三皇五帝史悠悠，《尚书》、《春秋》、《左传》、《史记》以降，各种形式、各种体裁的史书汗牛充栋、车载斗量。历史学的历史，就是史学史。憨山大师说：“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套用一下，完全可以说：不读史学史，不知中国史学之堂皇。
周晓瑜老师主讲《中国史学史》，既重史实又重理论，有述有评，有论有考；从先秦到民国，栉比鳞臻，脉络清晰，提纲挈领，足可指点治学迷津。我把这门课当成书山“地图”，记了厚厚的笔记。
贾岛有句诗：“无师禅自解”，学生总要离开先生。周老师还讲过《历史文献检索》。这门课“授人以渔”，是工具性质的课，它指示自主学习的方法、路径，从中也可以领略老一辈学人研究学问的踏实与勤苦。
陈尚胜老师是郑鹤声先生的学生，郑先生乃我们系大名鼎鼎的“八大教授”之一。陈老师主讲《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他治学严谨，学识淹博，“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讲郑和下西洋时，他说，中国文化多输出，少输入，传统“华夷观”看不到外国文化的长处。讲中日关系时，他说，《天工开物》一度成为日本国民技术的教科书，在中国却一度失传……这既像“振聋发聩的木铎”，又像“发人深思的静夜钟声”。
历史睡了，时间却醒着。这门课让我迁思回虑，我记了厚厚的笔记。
尽管有的高校考古学属于人类学系，但是，历史与考古没法分开，科学的考古资料实为古史研究的基础。《考古学通论》课由崔大庸老师和刘凤君老师先后主讲。
刘凤君老师字龙朋，号神通居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是国内建立美术考古学理论框架的第一人，也是骨刻文的发现者和骨刻文字学的奠基人。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刘老师既是历史学者又是书画艺术家。古墓形制、瓷器流变、佛像法式……他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他的出凡入胜的艺术造诣让考古课有滋有味。
崔老师的名字那时还叫大勇，正攻读博士研究生，丰姿潇洒，气宇轩昂。他是好学的典范，据说熬夜苦读是常事。一次他讲田野考古，忽然说：“做学问，必须有献身精神”。说者或无意，听者却有心。这句话像催化剂，一度让我热血沸腾、激情燃烧，安心听了很长时间历史系的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献身学问，与痛苦无关，与寂寞无关；或可说，它就是为了消弭痛苦、填充寂寞，求得长途跋涉之后莫可言状的永恒欢愉，突破今生今世的有限性。所以，黑格尔说：“献身吧，经受艰苦的思想劳动，品尝到理性的美。”
高鉴国老师主讲《美国社会史》。那时考研正紧，况且我报考的是北大，他上课从不点名，我逃课较多。因为每次听他的课都有思想收获，所以，每次不得已的逃课都让我怅然若失。尽管我对民国史、共和国史兴致勃勃，胡乱读过一些稗官野史，也因为学习法律，这两门课都没有系统去听。
“不平等”也是文明社会的一大发明，人类对“平等”的追求，恰恰表明了“不平等”的存在。现在我仍然记得高老师讲“社会分层”理论时的情形。他扶一下厚厚的眼镜，微微仰着头，含着笑背诵鲁迅先生写的《范爱农》里的段落：“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子，乙要丙去坐，做揖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那群读书人就连火车上的坐位，也要揖来让去，分出尊卑……”乏味的理论，在会意的微笑中烙上心头。高老师的课使我对美国和美国史产生了兴趣，也对社会学有了粗浅的了解。后来，他调到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系，担任系主任、教授、博导。
大四下学期，考研、工作落下帷幕。“烟消云散，一杯谁共歌欢？”终于可以放下包袱，轻松上阵，像大一时那样全身心地听听历史系的课了。
中国人移居国外的历史源远流长，现在，遍及全球的华侨约有三千万。黄花岗72位烈士，华侨占29人。华侨是中国重要的社会现象，了解华侨史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晁中辰老师是明清史、中外关系史专家。他主讲《华侨史》，语言风趣，深刻精警，余韵悠悠。“读史使人明智”，他讲到华侨勇于开拓冒险，以开放之心拥抱未知世界，这种坚忍不拔、顽强进取的人生态度好比风中猎猎飘扬的旗子，是我永远的镜鉴和指针。
生活固然不易，可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条不通那条通。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晁老师希望我们精神振奋、朝气蓬勃地生活，告诫我们：务必培养强烈的“必胜精神”，三思而后行，百折不回头！这些谆谆师言，宛如那四年雄浑、嘹亮的“片尾曲”一样。
李德征老师主讲《中国近代企业家与企业管理》。她是我入学时的系主任，干练，慈祥，蔼然可亲。她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师从史学大家陈旭麓先生。陈先生的名著《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勾画中国近代百年的急遽变革，至今盛销不衰。她讲课条理清晰，有激情，有力度，有深度，我很爱听。她讲民国时期江南的几位企业家，勇开风气、筚路蓝缕地创办近代企业，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最后一节课讲完后，她心情沉重地说：“我感到一种悲哀：我辛辛苦苦讲了八周课，从未把你们全部吸引到教室，只是因为这门课是考试课，忽地到齐了”。
黑格尔说，人受时代的影响甚于自己的父母。我们都在命运的激流中浮沉，尽管心比天高，哪管良言在耳，人生中关键的几步有时偏偏会陷于糊涂、盲从的泥淖。
记得孟祥才老师曾说，历史学不是锣鼓喧天、热热闹闹的“显学”是正常的，人文知识无法下移，也不必如此。人文学术研究注定只是少数人的事业。一次，他忽然说：“你们中间，最终搞学术的不过几个人罢”。孰料一语成谶，历史学专业23人，后来从事本专业研究的，仅二人而已。
我虽有志于学久矣，奈何“采桑歧路”，注定成不了“正规军”。我生长于困苦的乡野，家学渊源既无，后天教育更为粗疏；而竟得以沐浴学问光辉、一窥学术堂奥，且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能够坚持读点书，饮水思源，实拜山大历史系诸先生所赐。
“文以化成”，大众也需要学术。自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就踏上学术普及之旅。曹聚仁先生是民国著名记者，却每每自称历史学家。他说：“中国的学问，一切都从史学中来”，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在我读大学时洛阳纸贵。我喜欢曹先生的治学路数，毕业论文题目，选了孟祥才老师拟的《刘邦与汉初儒学》。
写作期间，我多次去孟老师的书房接受指导，他总是很高兴的样子，推开案头工作，一直与我谈到兴尽为止。如沐春风的一幕幕，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他谈秦政及法家思想对中国两千年的影响，谈汉初君臣怎样奠定“天朝大国”的格局，谈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谈“知其不可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 的儒家文化价值……他是一个慈爱的园丁，倾心浇灌自己园地中的每一株禾苗。对于我的近万字的幼稚的论文，他不惮其烦地审读，几次提出修改、补充意见。历时三个月，论文完成。这是我的难忘的学术体验，在我的心中埋下一颗有梦想的种子。
论文答辩在孟老师的书房进行，胡新生老师主持。胡老师26岁博士毕业，师从田昌五先生研究先秦秦汉史。他戴着厚厚的眼镜，进止雍容，沉静安稳，仿佛总是浸沉于深深的思索中。虽有多篇论文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哲》等业界顶尖杂志发表，成绩斐然可观，可是，他给我们这一级所讲的课，却是大四时的一门应景、应急的技术课：《公文写作》。我们在消费师资方面，是有些奢侈。呵呵。
孟老师坐在南窗下书桌旁的椅子上，胡老师坐在西边矮凳上，我坐在东边矮凳上。空间逼仄，气氛肃穆。二位先生一边点评论文一边提问问题，对我勖勉有加。有如一项庄严、神圣的学业“成人礼”——我毕业了。
毕业前，去孟老师家辞行，他知道我回家乡工作，专门谈了傅斯年先生的学术与事功。他勉励我“勿忘初心”，其声温和，其语殷殷。他的书房清风徐来，我的心湖蓄满泪水。我拿出毕业留言册，他不假思索，一挥而就——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李白诗赠王仙明同学 孟祥才 九六年六月
孟老师的学术之路，曾有一段交织于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或是“夫子自况”。当然，对门生的期冀是显然的。惭愧的很，现在，我依然行走在洗濯磨淬的征途上。
北宋晏殊有词曰：“急景流年都一瞬，往事前欢，未免萦方寸”。我的最青春，我的说不尽的山大历史系四年，像一场醒来“了无痕”的春梦，终被雨打风吹去，成为只能缅怀、回望却再也回不去的历史。
（全文完）
作者：王仙明，来源：聊城传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