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界的高丽海洋史研究综述

一 关于高丽的海洋观念和海洋文化

海洋观念和海洋文化一直是朝鲜半岛海洋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现实价值。海洋观念和海洋文化的形成得益于各类海洋实践的进行，反映了海洋实践的地方特色。同时，海洋观念与海洋文化又会影响海洋实践的进行。不论是民间进行海岛、渔业资源开发或是航海贸易，还是政府力量对沿海地区的政治、军事管理，都体现着海洋观念与海洋文化的影子。海洋观念和海洋文化是研究各类海洋实践首先应面对的问题。

从中朝经济贸易的相互往来中看双方的文化传递与交融是中国学者研究高丽海洋文化的一大热点。这类研究一般以民族情感为重心，以经济交流为线索，以“宋”这一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重要节点作为研究的时间点。关注中国文化与高丽王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双向的文化交流，重点强调中国文化对高丽的输出和影响。此类研究常以海路经济文化或政治文化为研究视角，在研究方法上又各有特色。

经济文化方面的研究大多以海上丝绸之路为整体研究对象，观察海路背景下的文化交流。魏志江、魏珊在《论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交流》^[1]中对宋朝与高丽海上航路做了系统的梳理，以航路上发生的宋朝与高丽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为研究的落脚点。探讨了宋朝与高丽海上丝绸之路中有关的海神信仰、典籍以及儒释道三教交流情况。李海英《宋代中韩海路文化交流述略》^[2]则在上述内容之外重点关注商人等人员往来在宋朝与高丽海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政治与文化同样是我国学者关注的热点。刘畅《高丽中期文人群体的国家主体意识与对华观念转变》^[3]和芦敏《从文化角度看北宋和高丽的关系——兼与辽、丽关系作比较》^[4]是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文献资料。前者探讨了东北亚局势以及“中华”文明圈对高丽国家主体意识的塑造和民族自信增强的影响；后者以时间为顺序，以宋、高丽、辽之间的关系为参照，分析了宋与高丽“文化同源”对东北亚局势的影响。

以史料为主要线索洞察古代中国与高丽的文化交流情况，以陈高华的研究最为突出。其《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5]以及《元朝与高丽的文化交流》^[6]都以书籍字画为中心，以小见大，对高丽和中国绘画艺术交流、经济交流、文化交流以及高丽的海洋观念做了完整的阐述。研究旨趣与之类似的著作还有李海英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与高丽茶文化及海路传播》^[7]。杨渭生所著《中韩佛教文化交流述略——以杭州三寺为例》^[8]和《宋与高丽的典籍交流》^[9]探讨了宋朝与高丽文化交流对双方尤其是对高丽的影响。该类著作围绕海上丝绸之路发生的某一类文化交流或历史文献，以小见大，深入探讨高丽与古代中国的各方面的文化交流。

韩国史学家注重岛屿在海洋中的作用并以此为出发点着重关注岛屿的民俗文化和民间信仰。国内学者从民族情感出发，关注我国东南沿海的民间信仰、茶文化、儒释道三教等文化如何经海上商路传播至高丽并产生影响；或着重关注高丽海洋文化与我国文化的共同点，并进行解释说明，为建立“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依据。以海洋通道探索双方的海洋经济文化、政治文化、文化的功能以及海洋在其间的重要地位是我国学者一向关注的研究方向。

在以中国为中心，分析环中国海洋族群的海洋观念和海洋文化的整体时段研究方面，吴春明和佟珊在《环中国海海洋族群的历史发展》^[10]中论述了中华海洋文化对高丽等海洋族群的影响，中国海洋文化在这些海洋族群中的传播情况，以及与之产生的互动。朱雄《东亚海洋文化的生成演变与未来走向——基于历史的考察》^[11]则从“东亚地中海”的地理空间结构出发，系统地把握东亚海洋文化的生成过程、内涵、特点、演变和未来走向，以及东亚各国海洋文化内涵的特点和差异。

这类整体性时段研究以时间跨度大和空间整体性高为特点。通常以“朝贡制度”的政治视角、“儒家文化共同圈”的文化视角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视角对环中国海洋族群的海洋文化做出整体的叙述。在比较中日韩三国的海洋观念和海洋文化的联系和区别上，强调中国文化在“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中的主导作用。在这里，高丽时期的海洋文化只是朝鲜半岛海洋文化史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难以看出高丽时期海洋文化的特色及其在朝鲜半岛乃至东亚海洋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国内以高丽为主体观察高丽时期的海洋观念和海洋文化的著述不多。其中，中国学者李雪威在《韩国海洋观的历史变迁》^[12]中，从韩国的海洋历史实践中梳理出其海洋观念的发展动向。认为高丽王朝的海洋观念主要表现为跨海通道观、跨海贸易观以及戍岸护海防卫观。

综上，国内学者常常关注高丽海洋文化和海洋观念与中国的互动，强调中国文化对其他民族海洋文化的影响。而对高丽海洋文化发展的自主性着墨不多，在其后的研究中可以适当跳出民族情感和国别史的范围，以高丽为主体对高丽海洋文化的发展脉络做出清晰客观的描述。

有学者认为，海洋文化最原始的形态便是沿海渔民的生产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民间信仰和海洋生活习俗，因此可加大对基层海洋人群文化的研究。韩国学者常以岛屿为中心进行海洋文化研究，尤其注重民俗文化、信仰、文化生态、渔业等。新的研究应转换视角，以人为中心，引入家族与亲族组织、社会结构、民间信仰等人类学角度对民间海洋文化做出新的诠释。这种空间区域视角也对我国研究高丽时期的海洋文化有借鉴价值，宋朝与高丽海上航路的出发点从山东“东夷海洋文化区”转移到了浙江等地的“吴越海洋文化区”，到了中期泉州港口又兴起。

除却传统的海洋经济文化和海路文化以外，也可适当运用海洋文化的定义对高丽海洋文化的内涵进行扩充。如通过对民间沿海管理和政府沿海管理意志进行分析，可对高丽时期海洋政治文化、社会文化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韩国学者河宇凤在对韩国海洋史进行回顾以后就指出韩国没有“海洋史观”，只有“大陆史观”。在中世纪封建王朝统治下，海洋与内陆的互动即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互动也有望成为新的关注点，而这一点国内外系统研究相对较少。

安成浩在《中日韩海洋文化研究动向与展望》^[13]中呼吁学界要加强对海洋生态文化研究。传统的海洋文化研究，包括海洋人类学在内主要关注的是生活在海域的人类世界本身，忽略了人与岛屿、海洋自然环境、海洋生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而海洋生态文化研究的成果也将为我国的海洋生态建设提供借鉴。

二 高丽的海洋贸易管理

海洋文化是宏观层面的思想意识，具体来讲，高丽和中国在航海贸易方面往来最多。海上贸易是高丽海洋史十分重要的层面，中国学界对高丽的海外贸易有着相对广泛的论述。

国内关于高丽与周边国家海上贸易往来概况的著作，主要有李春虎、王明星、王东福、李梅花编著的《朝鲜通史》（第二卷），这本书对高丽与宋、日本和阿拉伯的海上贸易交往概况做了论述。该书在高丽与宋的贸易关系的部分中，探讨了高丽、宋两国间朝贡贸易与发达的民间贸易，双方海上贸易活动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此外，它介绍了高丽与宋海上贸易活动的其他概况，如双方贸易往来的海上交通线和主要流通商品。它还特别指出，高丽对北宋海商与南宋海商的态度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高丽对南宋商客远不如对北宋商客那样热情。在高丽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上，该书认为高丽与日本贸易不活跃，往来有限，活动范围也受到限制。同时，它在呈现史学界对高丽、日本贸易性质的三种意见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对“官方贸易”、“民间贸易”和“半官半民”这三种贸易性质的看法。由于资料的缺乏，在探讨高丽与阿拉伯贸易活动时，只呈现了高丽与阿拉伯官方贸易规模大的特征和阿拉伯对两国贸易抱有很大期望的情况，其余的方面再无更多论述。^[14]

不少学者关注高丽与宋的海上贸易活动，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高丽、宋官方朝贡贸易、民间贸易、海商活动和高丽、宋在海外贸易上的相关政策和管理制度。国内关于高丽与宋海上贸易论述相对详尽的著作有朴真奭的《十一——十二世纪宋与商丽的贸易往来》，它列举了双方海上贸易往来的形式、内容，分别对官方贸易和私人贸易进行论述，并提出宋商在两国海上贸易活动中的重要作用。^[15]

此外，关于宋朝与高丽海上贸易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文献还有芦敏的《宋丽海上贸易研究》^[16]和张弛的《论宋与高丽间的商贸往来》^[17]。前者采用分类法，从各个贸易形态的角度对宋丽海上贸易进行了细致的阐述和研究，在继承史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的尝试。还关注了两国民间海上贸易的研究，主要系统探讨了宋代为管理民间海外贸易设立的市舶机构，以及由各市舶机构制定的《市舶则法》；后者也论述了宋朝与高丽交往的历史背景、海上贸易往来的形式和商贸的往来对两国交流的促进，但他主张从宋与高丽两国商业经济发展入手，进而分析两国的政治、外交、商贸关系及其对文化的相互促进作用，最终明确商贸往来的重要意义。

在两国朝贡贸易的研究上，陈慧的《论高丽与宋的朝贡贸易》相对全面地阐述了高丽与宋朝贡贸易的背景、意义，详细论证了两国朝贡贸易的物质基础、航路和商品物种，并对两国在朝贡贸易中的得失略加归纳论证。关于两国官方贸易的商品物种的研究颇多，总体来说包括衣带、布帛、金银铜器、土特产等多种类别。有学者通过官方贸易商品物种种类丰富和制作精良的特点，研究宋、高丽两国独特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联系，并揭示当时海外贸易的网络属性，这可以成为宋与高丽两国社会经济史和海外贸易史的补充。^[18]

关于高丽、宋是否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朝贡贸易的问题，学界众说纷纭。学界在提到这个问题时，往往依照宋赐物的品种和数量较多，认定宋的交换价值远大于高丽；或者依照苏轼等士大夫的言论认定宋朝在官方贸易中亏损。部分学者认为高丽与宋的朝贡贸易是在政治“不平等”形式下进行的经济上“平等”的贸易，得出高丽与宋官方贸易没有违背等价交换原则的结论，并探讨了朝贡贸易给宋朝来带沉重财政负担的原因在于接待和赏赐聘使的靡费。^[19]

关于高丽、宋两国民间海上贸易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姜吉仲的《北宋与高丽间的贸易及交流关系》^[20]。姜吉仲在两国民间海外贸易的问题上主要探讨两个问题。其一，通过两国政府对民间贸易的支持和海上贸易管理制度的制定论述高丽、宋频繁的商人往来维持了宋与高丽的经济外交关系；其二，苏轼等人针对宋与高丽关系以利害关系为中心提出了意见，并反对两国间的贸易往来。

高丽与宋之间的海上贸易是由两国的海商们主导的，海商也是学界研究两国民间海上贸易的重要对象。关于两国海商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白承镐的《高丽海商与宋丽民间贸易》^[21]、李海英的《宋商往来高丽与海路文化交流》^[22]和《宋朝海商与宋朝高丽关系》^[23]、黄纯艳的《论宋朝海商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24]。白承镐对于两国民间海上贸易的研究重点探讨高丽海商对宋贸易活动的三个阶段，并指出高丽海商活动沉浮的原因，认为形成这种局面与东北亚政治形势的巨变和高丽朝廷依照本国政局制订的贸易政策有密切关联。高丽王朝的建设者——王建家族曾通过对华海外贸易活动积蓄经济力量，提高军事实力，海商势力一度成为强有力的割据势力，海商贸易活动繁荣。后来成宗执政时期，为了削弱地方豪族势力而推行“海禁”“政策，高丽海商贸易活动逐渐萧条，同时高丽还积极招徕宋商以满足与宋朝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需求。高丽发展到中央集权稳固阶段时，高丽海商贸易再度活跃。李海英在《宋商往来高丽与海路文化交流》中考察宋商往来高丽的背景，统计宋商往来高丽的次数和人数，探讨宋商在高丽与宋典籍、佛教交流中的作用。李海英在另一文《宋朝海商与宋朝高丽关系》中探讨宋朝海商在宋与高丽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并进一步剖析其深层次原因。两国的外交关系的维持，海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宋与高丽共经历五次断交，断交时间长达186年。但长期官方断交期间，宋与高丽交流一直活跃，海商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肩负沟通彼此的重任，同时还担当文化使者的角色。黄纯艳的《论宋朝海商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也全面探讨了活跃的宋代海商在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还分析了宋代海商的构成和兴盛的历史条件。

高丽之所以主要通过海路与宋进行往来，是因为宋朝北方和东北存在着辽、金政权，阻碍着陆路的通行。当元统一中国后，海路所具有的风险性使高丽和元主要通过陆路进行往来。有关于高丽与元的海上贸易研究成果较少，主要有张雪慧的《试论元代中国与高丽的贸易》，该文利用中外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资料、特别是以往不太被人注意的原始材料，考察论述元代中国同高丽经过海、陆交通进行的多种渠道、不同形式和规模的贸易往来，种类丰富的进出口商品，以及商业活动对双方社会风习和民众生活的影响。^[25]

高丽海交史的研究，具体涉及中国与高丽往来交通的各个港口的开发史、贸易史，多集中于对高丽海上交通航线和港口问题的探讨。

孙泓的《东北亚海上交通道路的形成和发展》^[26]，魏志江、魏楚雄的《论十至十四世纪中韩海上丝绸之路与东亚海域交涉网络的形成》^[27]等论著都涉及古代中国与高丽主要海上交通航线。其中，孙泓对东北亚地区海上的5条交通道路的形成和不同时期的海上交通路线做了探讨。学界认为宋与高丽两国的海上通路主要有两条，以1074年为界，分为北路航线和南路航线。北宋前期的北路航线，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出发，向东直航，横渡北部黄海，抵达朝鲜半岛西岸的瓮津。另一个出海口，从密州板桥镇起航，出胶州湾，东渡黄海，直航朝鲜半岛西海岸。而高丽至宋则从礼成港起航，在山东半岛的密州或登州登陆，再由陆路行至汴京。南路航线，由明州定海县出发，越东海、黄海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到礼成港口岸，再由陆路行至开京。高丽人渡海到明州，再入运河北上至宋汴京。

登州港凭借其特定的海洋地理区位成为我国古代主要港口和海上交通要道，它是宋与高丽海上贸易北路航线的出发点，也是我国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处重要起点。学界关于登州港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刘成的《唐宋时代登州港海上航线初探》^[28]，李步清、王锡平的《登州港的变迁及其历史上的作用》^[29]，董奕、杨丽敏、孙艳艳的《登州的历史沿革及特点初探》^[30]，樊文礼的《唐代“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变迁与赤山法华院的形成》^[31]，朱龙、董韶华的《登州港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32]。从整体上看，学界对登州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在唐代形成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的海上航线变迁史，登州港的形成、兴盛至衰落的历史沿革以及登州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贡献等方面。在唐代，“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成为中国通往高丽和日本的主要航线，船舶从登州港出发朝东北行，沿庙岛群岛经马石山（老铁山）至都里镇（旅顺），过青泥浦（大连），沿辽东半岛过桃花浦、杏花浦（碧流河口）、石人望（石城岛海峡）到达乌骨江（鸭绿江），再南下到新罗（朝鲜），由朝鲜再前行经对马海峡抵日本。北宋时，登州港依然是中国北方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此时除登州港外，中国北部辽东半岛上的女真国、南方诸港的海上交通线也发展起来。^[28]后来，因为政治重心南移，北方战乱频繁，登州港在海上贸易航线中的地位弱化。^[33]

宋朝时期的明州港与高丽贸易往来最为频繁，它是高丽与中国海上交通南路航线极为重要的港口。有关明州港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倪士毅、方如金的《宋代明州与高丽的贸易关系及其友好往来》^[34]，张锦鹏的《南宋时期明州港兴盛原因探讨》^[35]，盛观熙的《海上丝绸之路与明州港》^[36]，张伟的《宋代明州港在东亚贸易圈中的地位》^[37]和《略论明州在宋丽民间贸易中的地位》等论著。学界对明州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它由兴起到兴盛的历史沿革和原因、与高丽贸易往来频繁的社会原因和客观条件、明州港通航回航时间和明州港市舶司改革、明州民间贸易概况等情况。明州港的兴盛繁荣主要得益于区位因素和市场因素，明州港可近距离辐射中国近海海域，有便捷的内陆运河和陆路交通，连接长江黄金水道，靠近南宋都城这一巨大消费市场，这些区位优势决定了明州港成为海洋经济和内陆经济、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的交接点，为明州港海外交通贸易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5]

袁晓春的《海上丝绸之路与14世纪中韩航海交流——以蓬莱高丽古船为中心》^[38]，崔云峰、金成俊的《论蓬莱出土的高丽古船在韩国船舶史上的意义》^[39]以发掘出土的蓬莱高丽古船为中心探讨了蓬莱高丽古船的结构、沉没原因、年代和在登州港发现的原因。蓬莱出土的高丽古船是中国境内第一次发现的外国古船，可资填补海外交通史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科研价值。

综上所述，学界在高丽航海贸易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此领域的研究涉及高丽与各国的贸易情况，具体表现为海上官方贸易、民间贸易、贸易群体、贸易流通物品、交通工具及港口航线等诸多方面，从这些研究成果中，我们大致可以理清高丽航海贸易史的脉络。此外，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高丽与宋朝的海上贸易史，高丽与周边各国的海上贸易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另外，发掘出土的蓬莱高丽古船为高丽航海贸易史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期待史学界依托考古发掘的第一手资料挖掘蓬莱高丽古船蕴含的历史信息。

高丽的海洋史除了面向海外的航海经济贸易，还包括国内海岸产业的经营。宋与高丽的频繁贸易交流也对高丽本土的海岸产业产生了影响。关于国内高丽海岸产业的研究，大体可以从沿海农业的发展、沿海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两个方面做简单的概述。

高丽的沿海农业发展条件优越，其发展农业的主要优势就是其境内受海洋气候的影响，气候温和，适宜农作物的种植。全春元在《早期东北亚文化圈中的朝鲜》^[40]中提到高丽在修筑城塞以阻止海盗入侵时，组织内陆和当地居民在沿海修建了大量的农场；孙希国则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整理与研究》^[41]中提出高丽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农业发展的观点，高丽还采取了开拓荒地、改进农具的措施来促进农业的发展。总体来说，高丽的农业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海洋条件是影响高丽的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从整体的研究概况来看，对于高丽的农业研究主要关注点在于高丽与农业相关的制度研究，对沿海农业关注较少，并没有系统地对沿海农业进行研究。

在关于手工业和商业方面，近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与高丽的海上贸易以及以青瓷为代表的高丽手工业的发展方面。高丽手工业发达，学术界对高丽的青瓷研究较多，对于高丽本土的手工业发展，尤其是与海洋相关的手工业研究成果较少。杨雨蕾的《韩国的历史与文化》^[42]中提到高丽的手工业技术发达，享誉海外，她在书中提到高丽的手工业主要分为官府手工业、民间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三类，在介绍民间手工业时提到了民间手工业者除了经营矿产品、农产品之外，还经营专盐、海藻、鱼类等海产品。隋璐的《高丽青瓷茶具初探》^[43]主要探究了高丽青瓷茶具中中国文化因素的影响。商业方面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宋与高丽的海上贸易及其对于宋朝的影响，而对于高丽沿海经济影响的研究成果较少。李春虎、王明星、王东福、李梅花编著的《朝鲜通史》（第二卷）^[44]提到高丽的海外贸易促进了高丽本土高利贷业的出现，高丽面向东北亚各国展开了活跃的海外贸易活动，商业贸易的繁荣自然促进了高利贷业的兴旺。同时，商品流通的加速也使高丽的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度量衡和金属货币也随之出现。总体来说，高丽的手工业处于极高的发展水平，商业也处于持续发展阶段，对于高丽沿海经济这一问题的全面研究仍然不够，与之相关的内容在著作中仅仅被简单提及，并没有得到深度的探究。

综合来看，高丽优越的地理位置为高丽的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气候条件，手工业与商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就对于高丽的海岸产业的研究情况来说，对高丽海岸产业的研究尚处在初步阶段，还没有完整的著作或论文来专门介绍与高丽沿海经济相关的问题。与海岸发展相关的问题仅在与高丽相关的研究著作中被一笔带过，并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探讨。与高丽海岸产业发展相关的文献资料也比较细碎，并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

三 古代中国和高丽之间的人员往来

受地理环境、政治生态、文化认同和经济输出等因素的影响，古代中国与高丽之间的海上交流十分频繁，其中涉及的人员规模更是极大。不同身份的人们出于各种目的在两国间往返，其于异国所受接待与保障的问题也随之进入学者视野。本节将以时间为顺序，在中韩关系史的研究背景下，对宋与高丽、辽金与高丽、元朝与高丽的人员往来进行梳理与分析。

在国内，中韩关系史的研究为高丽海洋的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宏观的视野，学者将高丽的海洋问题和人员往来置于整个中韩关系发展史的脉络之下，而不仅仅将其视作局部的历史研究，古代中国与高丽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势必会影响到高丽的海上经营与沿海经略。在通史研究方面，我国学者的研究逐渐从对史实的整体介绍与概述，到突出研究者本人的观点和评介，再到近期更多地针对于某一特定时期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阐述，研究逐渐深入化、精细化；中国和高丽关系断代史的研究，主要分为宋与高丽关系、辽金和高丽的关系、元与高丽关系以及明朝与高丽关系四个方面，杨昭全、权赫秀、李廷青和魏志江等学者都对此进行过回顾和总结^[45]。总的来说，在中韩关系史视角下的中国与高丽关系史的研究上，学界都更为注意从宋到明双方的官方政治外交关系，但也多以各时期古代中国政权为中心来探讨两者关系变化，而且未出现对海洋史方面的讨论与研究。

首先，宋与高丽间的人员往来，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在人员构成上，商贾、使团和僧侣是这一时期海上交往较为频繁的三种群体。首先是商贾，魏志江认为，宋朝海商成为当时东亚海域内最活跃的海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东亚海域的秩序。而关于商贾的描述可在《宋史》和《高丽史》等原始典籍上找到大量记载，对高速发展的贸易经济的重视，实际上与政府鼓励海外贸易的积极政策有关。高绵曾在《略论宋代海外贸易政策》^[46]中指出，宋代经济繁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海外贸易十分活跃，创造了我国封建社会海外贸易事业发展的高峰。且在这一时期，两宋政府派遣使者泛海招引外商前来贸易，扩大海外互市规模，视开放海外贸易为有利于国家的重要举措，这与唐代相比是一个很突出的转变。在《宋朝招商政策探析》^[47]一文中也有与之大同小异之表述，郭东旭认为宋朝是一个对外贸易非常活跃的历史时期。此时的政府通过采取积极招徕蕃商、适宜措置舶利、抚慰漂来海船和绥抚驻华蕃人等措施，不仅在沿海港口聚集了无数蕃舶，云集了大量衣冠各殊的蕃国商人，甚至还出现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同时，市舶制度的确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宋朝政府经营海外贸易事业起到了规范、安顿、保护和调节的作用，谭阿勇更是在《宋丽海上贸易及互市舶法研究》^[48]中说道，（市舶制度）并非一时的产物，它是宋代在海上贸易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完善的，不仅对宋代海上贸易产生了极大作用，而且对其后的元代市舶法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为保证两国关系长久不衰，使团必不可少，其人员构成包括但不限于使节、商人和医官。为使读者能够对宋与高丽的使团职责有更加直观的认识，祁庆富在《宋代奉使高丽考》^[49]一文中以附着表格的形式分时段详细论述了两宋时期宋朝政府向高丽派遣使者的状况。孙建民、顾宏义的《中国宋朝与高丽外交关系论略》^[50]则从两国外交的背景和主旨出发，根据二者关系的亲密与疏淡进行了相应的历史分期，以微见著，反映对应时期两国的具体国策与政治、军事形势。黄纯艳将视线聚焦于使团中的商人群体，在《宋代商人在对外交往中的政治作用》^[51]中分入仕、传书、救援、护送四部分阐释了商人于外交中所起到的不容小觑的沟通桥梁作用。此外，李荣准的《北宋明州高丽使行馆》^[52]依靠对高丽使行馆——宋廷对高丽使团接待处的建造背景、过程和影响的剖析，展现当时两国间往来的盛况。王霞在深挖原始史料的基础上，作《北宋与高丽使节往来二题》^[53]，纠正了高丽首次向宋遣使的时间以及时赞的身份问题，澄清了学界长期以来对此的误解，为梳理宋与高丽朝贡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宋朝与高丽皆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且统治者均给予其足够的礼遇和重视，故在10～11世纪，宋与高丽双方的佛教文化交流频繁，常有相当数量的僧侣于广袤无垠的海洋上往来驰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国的佛教发展和佛学研究。但纵观学术界，实际上关于宋与高丽时期佛教交流的研究较少，学者大多就交流中的某一重要人物进行探析，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义天求法一事。顾宏义在《宋朝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述略》^[54]一文中论述了宋与高丽佛教交流的形式、影响其发展的因素（主要是政治层面）、义天的求法活动及佛教风俗为双方带来的影响。杨渭生的《禅宗东传与智宗、坦然——宋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之一》^[55]则从高丽僧人智宗和坦然的求法、讲经与回国发展入手，描述了北宋禅宗与高丽佛教的交流情况。陈景富也在《天台宗东传朝鲜半岛》^[56]一文中提到了另外两位高丽僧人——谛观、义通来到北宋及对天台宗复兴所做的贡献等。以上研究虽皆从不同角度、多个方面论述了宋与高丽间的佛教交流问题，但却并未系统地将佛教交流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相结合，而是侧重于对这一现象表面的研究。此外，当今学术界在中韩佛教关系的研究方向上也失之偏颇，其着眼点多置于唐与新罗交往时期，如拜根兴的《唐与新罗使者往来关联问题的新探索——以九世纪双方往来为中心》^[57]《入唐求法：铸造新罗僧侣佛教人生的辉煌》^[58]，王霞《新罗僧侣与洪州禅》^[59]等，梳理了新罗僧人入唐的动机、在唐活动的范围与职责，将原本一个个孤立的问题系统化、逻辑化，而王霞更是另辟蹊径，立足于地方禅宗，探讨新罗僧人求法模式的转变及其之后的发展轨迹。如此开拓的视野与对问题进行的关联性的深挖都是宋与高丽佛教关系研究者应当注意与学习的。

近年来，对于古代中国与高丽之间的人口流动所做研究较为全面的当属王霞的《宋朝与高丽往来人员研究》^[60]，其通过对官方使节、民间商人、留学生、求法僧和移民五大人群进行微观考察，把握他们的群体特征，以小见大，提出在这一时段，古代中国与高丽间的交往模式已从常规的“迎进来”转向“走出去”，中方于贸易层面也由传统的被动接受者变换为主动发起者。而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往来人员便成为这种关系转变的直接推动者，由此构建出的宋与高丽关系也就颇具代表性与典型性，有助于学界从不同角度揣度多元政治格局下两宋政权的对外关系与外交政策。

同时我们也需看到，以上研究多将目光投放至宋商赴高丽的贸易、来往人员的构成和两宋政府对待外商的管理上，而关于高丽政府对来丽人员（尤其是除商贾外的赴丽人士）的管理与移民政策却鲜少有学者涉及，在古代中国与高丽人员往来的研究方面存在研究力度分布不均的问题。

其次，我们也需关注到，辽、金作为与宋并立的两大政权，其与高丽间同样存在大量往来人员，但与宋丽交流相比，往返于辽、金与高丽间的人员构成较为单一，多是出于政治结盟及军事联合的目的而派出的使团。目前学界对此的研究整理较为全面，杨通方在以时间为线索，通过辑录文献的方式，介绍了古籍中有关辽与高丽、金与高丽使者往来的情况。此外，陈俊达对辽与高丽间的使臣往来比较关注，近年来发表了多篇与辽和高丽使臣有关的论文，他在《高丽遣使辽朝研究》^[61]里，立足于高丽视角，重点讲述了高丽派遣使者来辽的分期、分类与选派标准问题，从而指出高丽这一时期的遣使行为实际上起到了维系辽与高丽宗藩关系、维护高丽国家安全与利益、推动“贡赐贸易”和吸收辽先进文化的作用，结论颇具实用主义特点。在《高丽遣使辽朝研究述评》^[62]《高丽赴辽使者群体研究》^[63]《高丽使辽使者类型及其派遣考论》^[64]《辽朝与高丽使者往来分期探赜——兼论东亚封贡体系确立的时间》^[65]等文章之中，陈俊达进行了更加细致地延伸与拓展，他提出，辽朝与高丽之间的关系已经由简单的封贡关系步入了制度化的封贡体系，但这一关系由于辽与高丽双方国力的悬殊，实质上仍是建立在诸多不平等因素之上的。

关于金与高丽间人员往来的研究以合灿温^[66]的论述最为出色，其从金与高丽关系总论、金与高丽朝贡关系的确立时间、高丽遣使金朝的制度化趋势以及高丽遣使金朝的出身与标准四个方面，梳理了近三十年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

但由于这一时期宋、辽、金几方势力的此消彼长，高丽与辽、金等政权的交流始终带有试探性与片面性，因而导致这几者间往来人员的构成往往很单一，而这一现象直至元朝建立后方才发生改变。

13世纪时，地处漠北的蒙古部崛起，其花费半世纪时间，完成了对于国家的统一，结束了中国数百年的分裂局面。较之前朝，元朝与高丽之间的交往更为密切与频繁，这一时期，除却传统的使臣、商贾、医官、僧侣和移民往来，两国间还增加了国王、太子、公主等上层贵族和贡女、宦官、译者等人群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双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发展繁荣。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元朝与高丽之间人员往来状况的研究成果较多。李鹏曾于2010年作《国内近三十年元丽人员往来研究概述》^[67]一文，从高丽向元朝的人员流动、元朝向高丽的人员流动和往来于元与高丽之间的重要人物三方面梳理了国内1980年至2010年三十年间的研究成果，基本将涉及往返于元与高丽间的高丽士族、元朝公主、使臣、贡女、学者、僧人、移民、起义军群体的代表性文章与专著进行了简单概述，资源收集较为全面。同时，李鹏指出，受外交、战乱等因素影响，元朝前往高丽的移民数量非常多，但对此的研究成果却相对比较匮乏，明显少于对入元高丽人的研究，这是当代学者需要注意的。

此外，在2010年后，中国学界对元与高丽间人员往来的研究热情仍十分高涨，较为出彩的成果多集中在高丽入元宦官群体方面。喜蕾曾提出，征选高丽宦官入元是元代一种固定的国家制度，是元与高丽两国关系史上的一种特殊政治关系，是元朝与高丽王国之间不平等权利义务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68]。而在《入元高丽宦官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69]一文中，葛昊福和张瑞霞认为，这些入元高丽宦官除了作为一种贡品存在以外，还能以统治阶级近侍的身份影响国家决策的制定，更有甚者，可以获得出使高丽的机会，为构建和谐的两国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张金俊《高丽入元宦者关联问题研究》^[70]一文更是从高丽宦官情况概括、入元原因、突出人物及心理研究、与贡女的联系、最终结局、后续影响六部分对入元高丽宦官这一群体进行了系统且全面的描绘，使读者得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高丽宦官在元朝的社会地位和职责，最为突出之处则是对这些宦官心理状态的刻画，借此有利于探讨其行为的内在动因，并使其影响元丽关系的部分现实基础有迹可循。

除了高丽入元宦官，译者也成为元朝与高丽交往期间出现的一个独特群体。不同于以往的中原王朝，这一时期的国家统治者为少数民族血统，因此，有元一代，朝廷内部及外交方面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这一现象于《元史》和《高丽史》等古籍中多有记载。但迄今为止，学界关于往来元与高丽两国间的译者研究成果却极为稀少，其中较为突出的为乌云高娃所写专著《元朝与高丽关系研究》^[71]，其在第六章“元朝与高丽关系中的译者”里，对译者所需精通的语言及译者来源、职能进行了简单介绍，该书虽通过列表的方式辑录了高丽国内精通蒙古语者，但对于译者的选拔、培养、发展过程及是否有管理译者的专门机构等问题却并未涉及，这些都是值得继续挖掘的。

总体而言，虽然当今学界关于古代中国与高丽之间人员往来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多是散见于中朝、中韩关系史研究的著述当中，仅作为其中的一个章节或一个部分进行展示。在论文方面，学者们大多关注某一人群、某一方面或是某一问题，研究较为分散，缺乏整体性分析。时至今日，学界仍未在辽与高丽、金与高丽及元与高丽方面形成专门著述，这值得我们反思。

四 结语

以上是对中国学界关于高丽海洋史研究进行的梳理，经过长期的探索，中国史学界在相关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针对目前研究现状，本文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从高丽的海洋文化到海内外经贸产业的经营，再到古代中国和高丽之间的人员流动等方面，学术界都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关于高丽的海洋观念和文化方面，国内学者的重点方向放在中国文化对高丽海洋文化观念的影响上，从研究方法上借助其他方面来研究双方的文化交流，缺少跳脱出中国本位的、以高丽自身海洋文化为主体的研究，例如对高丽本身的海洋信仰、沿海民俗、海上祭祀、海洋生态等问题的讨论较少。在高丽海洋贸易管理方面，宋与高丽之间的海上贸易一直都是高丽航海经贸研究关注的重点，在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这两者中，学者比较关注中国和高丽的朝贡贸易；海上贸易涉及的海交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港口城市和东亚海上航线等方面。相对于高丽海外贸易取得的研究成果，学界对高丽国内沿海经济管理的研究则明显不够，对高丽沿海渔业的发展、产盐地区的开发关注度较低，关于高丽海岛生态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在中国与高丽的人口流动上，在中国与高丽的人员往来上，当今学界虽对两国间往来的人员构成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但关于不同朝代的各类人群在国家关系、海洋管理和东亚丝绸之路建设中所分别起到的作用却存在着重点失之偏颇的问题。例如在辽与高丽、金与高丽之间，双方往来人员多以使臣为主，甚少涉及对留学生、僧侣等群体的描写，这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造就的；而对于宋与高丽，诸多学者将重点放在了商人群体上，借由商人探讨宋与高丽海上贸易的状况，而较少涉及其在国家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影响，且对其他人群的刻画，也多从个例出发，较少对其进行群体性摸索与规律总结，与唐与新罗时期人员往来的研究相比，缺乏关联性与系统性。

因此，从各个研究热点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学术界在高丽海洋史研究问题上，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本位看高丽、以中国的正史资料来解读高丽的趋势，虽然我们在高丽海洋史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没有被关注到的研究问题，尚待深入讨论。

其次，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学术界对高丽海洋史的研究主要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在研究内容上，学界对高丽海洋史相关论题的关注不够均衡。从高丽海洋文化和信仰、海洋贸易管理和人员流动三个方面来看，高丽海上贸易方面的相关研究最多，而国内对于高丽海岸产业的研究则较为少见；中国学者过多地关注宋与高丽的贸易，尤其关注官方朝贡制度，忽略民间贸易往来，海交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对登州港和明州港的研究上，而高丽沿海渔盐业经营、海岛开发这部分的空白还有待填补。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中国学者对高丽方面史料运用较少。中国学者更倾向于使用中国古代正史的记载，缺乏对高丽官方史料的运用，引用《高丽史》作为例证的文献不多；对高丽非汉文史料的运用也极少；对实物史料的挖掘还不够；对考古研究发现的利用不到位，如缺少对宋和高丽海域间发掘出土的沉船的利用。总而言之，国内学界运用的史料的丰富程度还远远不够。

第三，在研究视角上，往往是从中国看周边的角度出发。国内学者往往会以中国为中心研究高丽历史，借助中外交流方面的史料来论述高丽海洋史方面的特点，高丽作为一个独立的半岛民族国家，具有其不同于传统陆地国家的独特的海洋发展策略和思想，但是国内的学者却少有人能跳出中国本位的视角，把高丽作为一个独立的海洋民族国家来进行研究。

最后，几十年来中国学者对高丽海洋史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对中国史料的解读、官方朝贡关系、细碎历史问题的研究等方面，显然这对于研究高丽海洋问题的全貌是远远不够的。接下来应当站在高丽的角度对其海洋管理问题深入推进，重点研读高丽方面的相关史料，综合运用高丽墓志等实物史料，分析挖掘沿海沉船资料，着重分析民间层面的往来，跳脱出中国本位的视角，将高丽海洋管理问题置于东亚海洋史的格局下进行研究，为丰富高丽史研究成果和助益中海海上对外交流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