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缉华(Chi-hua Wu)教授，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八日出生于中国山东省烟台市，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及诲人不倦的导师。早在一九七四年，吴缉华教授便应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远东历史系的聘请，以高级研究员身份来到澳洲，在该系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教学，成就非凡；并指导博士研究生进行中国问题及历史方面的研究，桃李满园。吴缉华教授专擅明代(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 历史的研究，见解独到，硕果累累，对澳洲学术研究，尤其是中国学的研究有重大贡献。
立志治史 名扬国际
一九五一年，吴缉华从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即进入早期由蔡元培先生及傅斯年先生创办的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以下简称中研院史语所)，成为在台湾最早进入该所的一位青年研究人员。初踏进这所名满国际及收藏丰富的史语所时，他就以无比的热诚立下志愿，要为历史研究工作而努力。为了充实自己，他先把史语所藏书择精苦读并从头浏览一遍，然后便有计划地从事大规模的历史研究工作。
一九五三年，吴缉华开始发表学术文章。初期的著作多集中在考证方面，因为史语所自一九二八年创办以来，虽已有二十五年，但其研究工作仍以史料整理及考证为主。然而，他在史语所的考证学风下埋头研究，并进一步对历史问题进行探讨以及深入研究之后，便感到这种考据方法研究历史，如果长期停留在史料整理及考证之中打圈子，将难以研究出有系统的历史发展，而历史发展乃是致用之实学的意义也给埋没了。于是，他极力主张在史料整理及考证的基础上，必须要以求真求实的客观态度，来研究历史的发展（参阅吴缉华：《我在史语所任职二十三年的回顾与瞻望》，刊于一九九八年中研院史语所创立七十周年纪念刊物《新学术之路》）。
吴缉华肯定史学家研究历史应该有考证史料及解释历史发展的双重本领，并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多方面的。一个朝代历史发展的兴衰得失，其因果是复杂而有相互关联的。研究某一朝代的历史，必须要从广阔的范围开始，如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对外关系、军事设施与边防、学术与社会风气等大方向。因此，他不主张把时间浪费在钻研牛角尖的小问题上。于一九五六年，即在发表考证文章三年后，他便发表了具有上述新主张的论文《元朝与明初的海运》(见《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二十八本，及吴缉华：《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上册)，即在考据的基础上，从更广泛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去进行历史的研究，探讨历史的发展。此文著述海运把江淮地区的财赋经济运输到北方，支持了元代京师政权的发展和北方军事上的需要。元末起义，张士诚占据东南财赋地区，致海运中断，于是元代京师百官及人民在饥饿中不得一饱，直接影响元朝之灭亡。到明初定都于南京，海运再次显示出其重要性，支持北方军事需要。后国家安定，军人屯田成功，海运停止。此文又对元明两代海运异同而影响到两代不同的演变及历史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同年，吴缉华再发表另一论文《明成祖向北方的发展与南北转运的建立》(见《大陆杂志》，十三卷，九期；并参阅吴缉华：《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下册)。此文著重研究明成祖向北方发展的历史，以及北京城及其宫殿在明代永乐年间的建成，并探讨明代政治重心由南京迁移到北京，及明成祖率五十万大军五次亲征漠北，由于这些历史发展的需要，促成南北大运河的再次修通。运河的修通，使经济上的财赋得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又造成明成祖永乐时代发展的成功。
吴缉华从元明两代漕运的兴衰，论证朝代的更替和历史的发展，使历史研究跳出了当时史料整理和考据的范围，而从更广阔的空间来审视历史的进程。此后，他在以史料的整理及考证的基础上，从经济、政治、军事等相互关联的历史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将其探讨历史发展的新研究论著不断地发表刊出。自其立志治史以来，著作等身，前后发表的历史研究论文多达百余篇，散见于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出版的专书有五册。例如于一九六○年由中研院史语所出版而编为史语所专刊43种的《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专书，其他的如由学生书局刊出的《明代制度史论丛》上下册和《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上下册等。
吴缉华发表和出版的著作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蜚声国内外。许多国际有名的学术杂志都对他的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第一个书评是美国《亚洲研究学报》(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第十四卷第四期(1962年)，随后又有德国汉堡《Oriens Extremus》学报，日本东京市《东洋学报》，香港大学的《东方文化》，及韩国汉城的《东洋史学报》等五国不同语言的评介。吴缉华很快地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学者、明史研究专家。
游学美日 声誉日隆
刻苦钻研的成果不断发表，使吴缉华的研究日益为国际学术界所推崇，也使他获得越来越多的机会与国际学术界同行交流切磋。一九六三年，他被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聘请为访问学人，赴哈佛大学访问研究两年。他与国际间的学者们济济一堂，相处交流研究及互相观摩，并在世界上著名的藏书丰富的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潜心研读及搜集研究资料。同时，他又以访问方式遍访美国设有东方研究的大学和机构，例如：位于剑桥的哈佛大学、新港的耶鲁大学、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费城的宾州大学、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芝加哥市的芝加哥大学、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夏威夷大学、三藩市(旧金山)的史丹佛大学及柏克莱的加州大学等。此外，又获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支持经费，前往日本东京市的东洋文库及京都市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到美国及日本的访问研究，对他来说收获很大，既开拓了视野，也增进了他研究历史的广度和深度。在其出版的《明代制度史论丛》及《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的自序中，他曾这样说：“海外之行所见，不论是西方或东方的研究工作，都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实增加我研究工作的信心。不管是我付出的，或得到的，在学术研究的进展上，已有了影响！”由于在学术研究上的努力，已成为一名卓越而极具成就的历史学家，他在史学界的影响日益增加。
创办历史系 造就人才
吴缉华从美国和日本访问研究归来，回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后，著作日丰，声誉日隆。于一九六八年被国立成功大学聘请，由中华民国教育部核发给他终身的国家教授之荣衔，借调到该校创办历史系，并任首□系主任兼教授。有关此事，在他的著作中有片断记载。他谈到，一个新系的创办，确是不易，从构想、筹划、实施……等等，都要有长远的打算。他想用辛劳来为学术界做点事，建立一个理想的史学研究新园地，为下一代造就人才！
在规划该系的发展远景及教学重点的拟定方面，他都有所创新、有所改进。譬如在课程的设置方面，对于中国历史的教学，除了原有通行的课程之外，增加了古今绵延不断的专史课程，以弥补当代风行断代史割裂历史发展的缺陷。在外国史或世界史的课程中，又主张增设亚洲史的教学，以扭转学术界只重视欧洲史而忽略亚洲历史发展的实况，强调重视研究亚洲邻邦历史而使国人能有知己知彼的重要性。
在亚洲史中，吴缉华增添了东北亚韩国及日本史和东南亚史。在专史中，例如增设有中国科学史等等。他想通过科学史的教学，唤起国人对科学发展的信心。现今西方科学虽有高度发展，然而在十六世纪前，中国的科技成就高于西方。他希望以此使人们对中国的科学潜力有所认识，从而激发国人对科学发展的勇气，迈入世界科学发展前锋的行列。由这些课程的设计和拟定，可以窥见到吴缉华创办历史系的因由及理想。
在教学期间，吴缉华爱护学生如同亲子弟，同时，循循善诱，甚受学生的爱戴。两年后，历史系创办就绪并渐成规模，他即辞去借调任职，系上学生流泪惜别。他重返史语所，继续历史研究工作。
到一九七二年，他又获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拨款给新加坡前南洋大学，受聘为该校历史系讲座教授，到新加坡讲学，继续进行学术传授，造就青年学子。
获邀来澳 再作贡献
一九七四年，吴缉华获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远东历史系聘请，以高级研究员的身份来到澳洲，进行教学和研究，遂定居于澳洲首都坎培拉。他把多年来对历史研究的经验及成果也带到澳洲，为澳洲学术界增添了发展的力量。
在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吴缉华一方面指导博士生论文，同时继续其中国历史的研究。到澳洲不久，他即提出一个“从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与封闭看国家兴衰得失的发展”的学术专题，连讲一个月。他以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实施开放政策能促使国家强大。他从中国汉唐时期开放的强大盛事，谈到宋元时代对海上贸易的发展；再到明清两代对外施行海禁封闭政策，坐视列强海上的发展，从而造成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惨败局面。二十五年前他演讲时的中国，正当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对外仍施行封闭政策。因此，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瞻望将来的发展，是值得注意的大事，故而这一学术演讲甚受澳洲学者们的重视。现今中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并已脱离对外封闭的弊端，中国历史必有新的发展，也再再证实了他当时所作专题研究和演讲的结论。尔后，吴缉华每年都不断提出研究成果，发表演讲；同时，又被澳洲其他大学聘为校外考试委员，审查硕士及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协助澳洲学术界造就人才。
一九七九年，由澳洲国立大学资助，吴缉华应日本京都大学国际著名的人文科学研究所之邀请，前往该研究所讲学半年，并参加日本关西地区连校在京都该所举办的“明清史研究会”。同时，又被日本全国教授会的“东方学会”荣邀为该会会员，在东方学会于京都举行的全国教授年会上，被邀请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明清两代史学的变革”，原稿被荣登在由教授会出版的《东方学》第六十四期(1984年)上，深受日本史学界的欢迎。
此外，吴缉华还曾获澳洲国立大学资助到中国访问及搜集历史研究资料。同时，也曾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北京大学邀请，作学术演讲，并应中国人民大学邀请，讲述明清两代与近代史发展的因果关联等问题，以及明清学术史之演变；在天津南开大学作明清史座谈及对各位学者研究专题之讨论。在还乡探亲时，应山东烟台大学及烟台师范学院之邀，讲述国际间对中国历史研究的现状与趋向。同时，也被著名大学赠予荣誉教授。
吴缉华不论在亚洲地区如日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及美国和澳洲等地参与各种讲学、演说及学术讨论会，都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推崇。他研究成果丰硕，著作等身，对史学研究的发展贡献良多；并且，在台湾、新加坡和澳洲等地教学，桃李满天下，是实至名归的一代宗师，史学界的中流砥柱。
爱好书画 造诣非凡
除了历史研究及教学外，吴缉华又酷爱书法和绘画艺术，且造诣非凡。在书法方面，他喜爱上古商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锺鼎文、晋代王羲之的行书、唐代张旭及怀素的狂草、明代文徵明的行草。他自己也写得一手好书法，浑厚有力，造诣深厚。对于绘画，则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他在中国文化史研究中，也拟定了绘画史专题研究。他以历史发展为背景，对中国早期汉魏晋南北朝时绘画的兴起，到唐宋元明清绘画风格的演变，曾作过研究和比较。并且他也亲身体会绘画技法，学习传统山水画，又得清代郑板桥兰竹、吴昌硕的梅菊、荷花、葫芦等花卉的笔法及画意之精髓。他推崇张大千、□心畲、刘海粟等名画家的绘画艺术，对大泼彩墨的抽象艺术用过功夫。经多年实践，颇有心得。他曾在台北、台中、澳洲的坎培拉、悉尼、黄金海岸等地举行过书画展，深得观众及艺术家的赞赏。
由于多年居住澳洲及环境的直接影响，他对西方绘画艺术的发展也有极大兴趣，并苦心予以研究。他喜爱西方十九世纪印象派绘画艺术，如皮萨乐、希斯莱、莫奈、塞尚及梵高等名画家的作品；也经常观察国际绘画艺术的动向，对抽象表现派及概念主义的兴衰很重视。他打算根据其原有的东方绘画研究及熟练的笔法为基础，再吸收西方绘画发展的新观念及技法，不断探索，向创新的途径迈进。在此基础上，他创作了许多新作品。根据这些新作品，他近几年又在坎培拉和悉尼等地举行过多次书画联展。展出的书法作品中有狂草、甲骨文拓片式的创新书法，绘画作品中有抽象之意的“冬晨”、“黎明之前”、和大泼彩墨的“黄山一角”等。这些作品在技法及观念上都有突破的新意，深获艺术家们及观众的推崇。他也希望透过他的努力，能给澳洲艺术界增添一分贡献。目前他正在指导一位澳洲画家文倩 (Bromen van Leeumen)，在坎培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家庭幸福 退休山林
吴缉华教授学术声隆，家庭幸福。夫人于葆芳聪颖贤能，照顾家庭，使他能有充分的时间在学术上及绘画艺术上发展。他在学术界工作的简朴生活中，教育儿女成人。
吴氏夫妇育有二男一女，皆事业有成，并为他们添有四个孙儿。吴家的儿女辈都是悉尼大学医学院毕业。长子吴至熙 (Dr. Charles C. Wu) 现居黄金海岸市开设医院；次子吴昭熙 (Dr. Richard C. Wu) 为精神科专科医生，在雪梨北区医院服务；女儿吴心薇 (Dr. Shereey S. Wu) 曾在坎培拉医院服务，现在相夫教子，帮助现为全科兼妇科医师的丈夫李润德医生 (Dr. Chenault Doug Lee) 在坎培拉开设诊所。吴家的儿女们正在为澳洲的健康事业作出贡献。
退休后的吴缉华教授已由首都坎培拉迁居昆士兰州黄金海岸市。这里是澳洲旅游观光胜地，虽有新兴都市的繁华，他只享受黄金海岸的温暖气候，群山相环，丛林清深，面对天海相连的太平洋碧绿的波涛，过著自然幽静的退休生活。他把自己收藏的数以万册计的书籍，及在海内外搜集来的学术性的研究资料，都随身搬到黄金海岸的新居中，形成一个典雅以图书相伴的生活环境。他虽然退休，但仍拟定研究计划，撰写中国外患及边防史，兼论万里长城在中国过去国防上的得失。他希望在退休的宁静生活中完成这部专书，再多一种著作传世。
虔诚和平、忠恕爱人是吴缉华教授的处世人生观。他重视读书环境及生活的艺术，因而把他的书斋及画室命名为“竹风堂”。在这幽静的“竹风堂”里，他做他有兴趣的事业，读书著述，绘画创作。这里成了他退休后生活的新园地，常有宾客满堂，论学谈艺，极尽宾主之乐。他希望在其退休之后仍然能为澳洲的多元文化发展，增添自己的力量。
作者：吕武吉
附吴缉华教授论著目录
一、专书
《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43，1961。
《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0。
《明代制度史论丛》，台北，1971。
二、论文
明代宰辅表初校，《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25 （ 1954 ）： 81- 125 。
春秋连置两闰正误，《大陆杂志》 9.5 （ 1954 ）： 147-151 。
评介「中国之远古文化」，《学术季刊》 2.4 （ 1954 ）： 96-97 。
中国历史地理 — 明代篇，《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二辑， 1954 ，页 1-39 。
元朝与明初的海运，《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28 上（ 1956 ）： 363-380 。
明成祖向北方的发展与南北转运的建立，《大陆杂志》 13.9 （ 1956 ）： 275-280 。
明代的海陆兼运及运河的浚通，《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29 下（ 1957 ） 721-755 。
黄河在明代改道前夕河决张秋的年代，《大陆杂志》 18.1 （ 1959 ）： 11-16 。
明代刘大夏的治河与黄河改道，《幼狮学报》 1.2 ， 1959 。
明内阁大学士李贤加官太子少保考，《大陆杂志》 18.5 （ 1959 ）： 152-153 。
明代梁储晋建极殿大学士正误，《大陆杂志》 18.6 （ 1959 ）： 176-178 。
明代建文帝在传统皇位上的问题，《大陆杂志》 19.1 （ 1959 ）： 14-17 。
明初殿阁大学士研究，《幼狮学报》 2.1 ， 1959 。
明代四辅官考，《大陆杂志》 19.5 （ 1959 ）： 126-135 。
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31 （ 1960 ）： 381-403 。
明代临清德州的地位及其漕仓的研究，《大陆杂志》 21.1/2 （ 1960 ）： 40-44 。
明末辽饷与带运粮，《大陆杂志》 21.11 （ 1960 ）： 387-390 。
明初宋讷为大学士时上守边策质疑，《大陆杂志》 22.6 （ 1960 ）： 176, 189 。
明代遮洋总与蓟州的关系，《庆 祝董作宾 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四种， 1961 ，页 841-855 。
明代纪年问题，《大陆杂志特刊》第二辑， 1962 。
明初东胜的设防与弃防，《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4 下（ 1963 ）： 649-660 。
明代延绥镇的地域及其军事地位，《第二届亚洲历史学家会议论文集》，台北：亚洲历史学家协会编辑委员会， 1963 。
明代皇室中的洽和与对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7 上（ 1967 ）： 325-353 。
论明史食货志载太祖迁怒与苏松重赋，《汉城中国学报》第六辑， 1967 。
论明代废相与相权之转移，《大陆杂志》 34.1 （ 1967 ）： 5-8 。
论明代封藩与军事职权的转移，《大陆杂志》 34.7 （ 1967 ）： 200-204 ； 34.8 ： 249-252 。
明代丘濬生卒年考，《大陆杂志》 35.2 ， 1967 。
明史丘濬传补正，《大陆杂志》 35.9 ， 1967 。
论明代税粮重心之地域及其重税的由来，《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38 （ 1968 ）： 351-374 。
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39 下（ 1969 ）： 95-124 。
明代的弘文馆及弘文阁，《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40 上（ 1968 ）： 373-388 。
论明代宗藩人口，《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41.3 （ 1969 ）： 351-381 。
论建文时的宰辅及其对明代政局的影响，《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 1 ， 1969 。
明通鉴及考异纪事误讹之例证，《班苔学报》，马来亚大学， 1969 。
论明初翰林院制度的演变，《广文月刊》 1.4/5 ， 1969 。
明代西北边患与榆林的发展，《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与近代史组》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 1989 ，页 275-295 。
我在史语所任职二十三年的回忆与瞻望，《新学术之路 —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 1998 ，页 951-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