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1||赵世超：怎样做好学位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的朋友要我给研究生开一个讲座。讲什么好呢？为此颇费踌躇。因为研究生都有各自的研究方向，如果我只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选择题目，可能无法适应每位同学的需要。考虑再三，觉得还是讲讲怎样做好学位论文吧！

应该承认，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近年来获得了快速发展，招生数量不断增加，为各行各业提供了高素质的人才。教授们有了培养博士、硕士的机会，同学们也感到只读个本科还不够，一定要攻读更高的学位，进一步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这是一种好现象，也可以说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总体上是健康的。但存在的问题也相当突出，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主要是学位论文质量偏低。为使这一情况得以改善，许多学校延长了学制，管理部门开发了查重软件，并派员开展专项检查，对不合格的论文做了严肃处理。上述措施都很必要，但很可能治标不治本。如何做好学位论文，扩大言之，如何做好史学论文，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其实，针对这一问题，老一辈的学者早就有过许多经验之谈。如，要史德、史识、史才三者兼具；要处理好求真与致用、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要有哲学的思考、逻辑的能力、史学的基础；要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要掌握运用好“四把钥匙”，等等。这都是非常珍贵的治史门径，值得历史专业的研究生牢牢记住，认真消化，并身体力行。但总体来看，老先生们的教诲属于高度概括，不够具体。所以，我今天想采取另外一种办法，从实例讲起，让同学们感受一下，什么才是高水平的史学论文。最后再谈谈如何争取做出高水平的史学论文。

现在，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位重量级的历史学家和他的几项研究成果。这位历史学家就是何炳棣先生。他祖籍浙江金华，1917年出生于天津，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迁昆明，成为西南联大的老师，1944年，考取留美公费生，1945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经济史，1952年获博士学位，先后就职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1987年退休后又受聘于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1990年第二次荣休，2012年在美去世，享年95岁。由于他在史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曾经三度获选台湾“中研院”院士。1979年，又当选了美国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还担任过美国亚洲学会会长。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他为高级荣誉研究员。总之，他是一位为华人争了光的“牛人”，是我们史学界可敬的学术前辈。

何炳棣（1917—2012）

我先谈一下他的成名作——《明清社会史论》。1952年，何先生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暂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从1953年到1955年，连续三年，每个寒暑假，他都乘火车返美，遍查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的3000多种中国地方志，又调阅了北京图书馆为躲避战火委托美国代为保管的400多种善本书胶片，最终发现，明清两代500多年中，三品以上大员子弟靠父祖荫庇中进士的人数并不多，没有超过6%，所以他便得出结论说，明清社会虽然发展缓慢，却并未走向衰亡，关键在于它仍保有一种机缘结构。

那么，何先生的这项研究重要性何在呢？我觉得他起码解决了3个问题。一是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能够长期延续的原因，那就是机缘结构没有丧失，社会最基本的公平仍然存在，士人有机会步入政治舞台，参与国家管理，施展才干，政府也能通过这种结构不断换血，补充新生力量。二是解决了如何正确看待科举制度的问题。中国古代机缘结构的基本框架实际上就是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它的弊端日益暴露，特别是以八股取士，禁锢思想，因而成为知识界进步力量批评的对象。《儒林外史》之类的文学作品将批评的声音带向民间，造成了科举制度百无一是的深刻印象。然而，科举制度尽管弊端丛生，没有科举制度到底行不行？在古代社会里，没有科举制度，朝廷怎样取士？是回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由中正官说了算，还是回到汉代的察举制，由二千石以上的官员说了算，或者回到先秦的世卿世禄制，由血统说了算？我想，何先生的研究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退回去，读书人的机会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政府的换血功能不是更强，只会更弱。科举制尽管弊端丛生，但相对于世卿世禄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来说，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应予历史的肯定，在它所蕴含的机缘结构尚未丧失功能的时候，不能轻言废除。三是回答了中国知识界为什么特别尊奉孔子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科举制的定型是在隋唐时期完成的，但其理论基础是由先秦的孔夫子奠定的。《论语》里有两句话，一句是“有教无类”；一句是“学而优则仕”。这两句话就是科举制度的理论基础。孔子以前，行的是世卿世禄制，由贵族子弟世袭父祖之官爵。与之相配套，在文化教育上，则施行学在官府制，所有的典籍都藏于盟府，一般人难以得见，教育只向贵族子弟开放，让他们学习做贵族必须具备的六种技能——礼、乐、射、御、书、数，实际是一种贵族养成教育，平民和奴隶的子弟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孔子说，这样可不行，我要用“有教无类”的原则兴办私学。“类”在先秦专指凭血统相区分的族类。孔子公开宣称要抛开族类，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甚至是野人和奴隶，凡“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的本意是捆扎；修者，长也。孔子的意思是只要带上一把捆扎起来的长条形肉干作为见面礼，拜我为师，我都不会拒绝，都会认真地加以教诲。这是个伟大的创举，取消了类，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就被打破了。由孔子开其端，开放式的私学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旧的“学在官府制”随之寿终正寝，退出了历史舞台。“学而优则仕”，实质上就是说学得好的人才可以去办事，才可以去做官。这能从《论语–先进》篇的另一段话得到证明。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孔子明确表示：先学礼乐而后做官的是未曾有过爵禄的一般人，先有了官位而后才去学习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如果让他选用人才，他主张选用先学习而后凭才干做官的人。可见他对当时贵族子弟凭世袭特权先做了官，然后才学习的情况是不满的，因而才提出了“取士必得”“取士必优”的“学而优则仕”。很显然，科举制度就是孔子“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思想的体系化和制度化。没有这两条原则，就没有科举制度，中国的读书人就没有出路，还不知道要在世卿世禄制度下被压制多少年，多少代。所以，中国的士人普遍尊孔是发自内心的。

何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论》一下子解决了这么多问题，无怪乎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轰动。可以说这本书奠定了何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是一本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成名作。

下面来介绍何先生的另一项研究成果：《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刚才谈过，何先生在美国看了大量的中国地方志。其中就有一部乾隆版的《两淮盐法志》，还有一本是做过盐官的名为高恒的人所写的笔记，叫做《淮北鹾政》，鹾就是盐，这些书在国内是看不到的。书中新鲜的记述引起了何先生的浓厚兴趣。经过更广泛的阅读和搜集证据，他弄清了扬州盐商的规模、组织结构、生产管理及运销模式，更发现这一暴利集团赚钱甚多，年利润都在500万两白银以上。18世纪后半叶，即1750年到1800年的总利润可达25,000万两白银，超过了有名的广州十三行。那么，赚了这样多的钱，这些钱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是用来修了铁路，开了矿山，还是办了工厂？何先生发现都没有，而是统统消费掉了。而且，这种消费独具特色，何先生称之为炫耀式消费。这个名字真是起得好，事实上，如果不是炫耀式消费，用掉这么多的钱，还是不太容易的。进而，何先生把炫耀式消费分为,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尽情追逐物质享受。居则广厦豪宅，出则怒马鲜车，日日欢宴，夜夜笙歌，更借婚丧嫁娶，大办红白喜事，花钱如流水。何先生还捕捉到了一些十分奇葩的例子。如，一个赚了钱的盐商，跑到南京，定制大量不倒翁，倾倒在长江里，引人围观；还有一位，不惜千金，定制大量金箔，从金山寺塔顶撒下，任人哄抢，以搏一笑。何先生认为，这都是最露骨的低层次的炫耀式消费。第二类炫耀式消费则是附庸风雅。自己原本不是文人雅士，但要通过附庸风雅跻身于文人雅士的行列。他们有的收集钟鼎彝器、金石碑刻、图书绘画，使自己变成收藏家；有的组织文艺沙龙，举办诗歌赛会，广邀文人骚客，进行豪华的招待，发给优渥的奖金，把自己也装点成诗词歌赋的大家。第三类人目光稍微远大些，他们把钱拿来供子弟读书，开塾馆，延名师，帮助孩子考科举，中进士，既可光耀门楣，又能博取政治权力。正因为流行各类炫耀式消费，扬州盐商家族几乎都没有逃脱“富不过三代”的宿命。

谈到炫耀式消费大盛的原因，何先生归咎于“贵大于富”的社会评价的存在。这种社会评价实际上就是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传统，又叫道统。没有对传统的彻底清理，没有社会的全面变革，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没有办法自行破土而出的。有趣的是，何先生写这本书时，国内正在进行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并且似乎已经有了一致的结论。何先生最初拟定的书名是《扬州盐商：18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的研究》，但深入的探讨却使他明白，仅有商业活动和商业资本的积累并不等于资本主义，该书的内容实际上是分析解释何以两淮盐商拥有巨大的财富却无法产生资本主义，于是便毅然决然地从标题中去掉了“主义”二字。我认为，何先生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和何先生对书名的改动都极具启发意义，值得国内史学界参考。

现在我们谈谈何先生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这是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葛剑雄译本的名字，该书另有以《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为名的三联书店中译本。与人口研究相关的何先生的大作还有《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美洲作物传华考》等等。

何先生读书很细，连眉批、小注都不放过。当他看到涉及人口、土地的文献档册中常有“随田起丁”“随粮起丁”和“并随土俗”之类的注文时，以其攻读过英国财政学的经验，立即意识到，基层政权呈报上去的都是按照当地习惯经过折合的纳税亩和折成纳税单位的正丁数，与实际数字相差甚远。何先生根据自己创立的新办法进行估算，认为唐以前中国人口始终在3,000万左右徘徊，最高不超过5,000万，最低应在1,000万以上。但在宋代，却出现了人口增长小高峰，突破了1个亿。宋朝国土面积缩小，人口却大量增加，个中原因是耐人寻味的。何先生深入探索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从今越南地区引进的占城稻，与内地稻子杂交，培育出了新稻种。这种新稻种的优点有两个，一是耐旱；二是生长周期短。于是，水稻不仅由多水的低地推广到相对少水的高爽之区，扩大了种植范围，而且出现了双季稻，由一年一熟变为一年两熟。由此可见，充足的粮食是古代人口繁殖的前提，而产量的增加又与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及改良密切相关。沿着这一思路继续追踪，何先生把中国古代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定在清朝的嘉道年间。这次人口激增固然与康、雍、乾三代连续长期稳定有关，但更重要的却是16世纪前半叶从拉丁美洲引进了玉米、花生、番薯和马铃薯。这几种作物产量高，易成活，坡地、沙土、瘠壤均可种植，促进了对山区及生荒土地的开发利用，可以视为一次农业革命。其负面影响则是造成了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和洪灾多发。后面这一点且不去说它，单就追求多子多福的清朝人而言，吃饱了肚子，自然就要多生，人口一下子就起来了。1750年已由宋代的1个亿变成了2.5个亿，1800年时，突破了3个亿，1850年达到了4.3个亿。道光末年，经学家洪亮吉提出了控制人口问题，比马寅初早得多，第一次为人们敲响了警钟。

何先生的这项研究首先让我们明白，当东、西两半球或两种文化相遇时，最早交换的是粮食和武器，而不是与精神生活相关的理念和意识。由于粮食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所以，作物的引种与改良往往成为诱发社会巨变的深层原因，必须予以关注和挖掘。其次，何先生还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诉世人，资源与人口合理配置十分重要，应该成为每个当政者制定政策、治理国家的出发点。中国古代的生育制度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状态，洪亮吉的声音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以至于很少有人记得他曾提出过节制人口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后，盲目相信“人多、热气高、干劲大，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用浪漫主义的态度对待人口问题，竟使人口由建国时四亿五千万增长到6个亿、8个亿、10个亿，“文化大革命”一结束，突然发现人口已经爆炸，达到了13个亿，解决吃饭问题成了当务之急。于是，便推出极端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几十年过去了，回头一望，又惊呼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才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真正障碍，当初鼓吹只生一个好的人口学家转而著文号召多生。在人口问题上左右摇摆，失误连连，皆因不重视人口与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此，我很想建议相关部门在制定生育政策时，最好先读读何先生的书。作为一个城市的负责人，也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如果一味坚持摊子铺得越大越好，城市人口越多越好，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困局迟早就会降临。

我要向大家推荐的何先生的第四项研究成果是《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何先生长期生活在美国，却对西方学术界流行的某些观点始终持有疑义。头一个就是中华文明西来说。此说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旧大陆的各种古文化皆源自两河流域，都是由外部传入的。其次则是所谓的游农经济，认为原始农夫不懂得施肥，只会砍伐和焚烧林木来进行种植，肥力减退后即行放弃，游往他处，重开新的土地。另外一位著名的旅美华裔学者张光直就曾多次强调，仰韶文化流行的正是游耕制和砍烧法。最后还有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曾以之暴得大名的治水文明论，认为凡大河流域都会因河水定期泛滥、需要规划和分配新淤平的土地而产生公共权力机构。在何先生看来，这些看法都是似是而非的，起码也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为了澄清事实，批驳谬论，何先生运用多学科的知识，辅之以实验手段，对华北地区的古自然环境进行了考察。发现黄土地带属于干旱半干旱气候，黄土土层中蒿类孢粉特多而乔木花粉稀少，仰韶文化不可能像湿润多雨、林木茂盛的地区一样，实行砍烧农业。更重要的是，何先生从考古报告中看到，村落遗址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十分常见，一般都有供氏族集会用的大房子和分群而建的住室，伴以储藏粮食和其他物品的窖穴，环以防卫性的壕沟，环壕之外则有陶窑和整齐的氏族公共墓地，表明这些村落从营建伊始就带有长期定居的性质。人们累世相继，生于兹、死于兹、葬于兹，是绝不可能轻易放弃而游往他处的。在探索中国古代不存在游农经济的原因时，何先生在接受地质学家黄土高原风成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黄土有“自我加肥”性能，从而为建立中华文明的本土起源说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

在主张黄土高原风成说的学者看来，喜马拉雅山的隆起不仅挡住了西南印度洋上的暖湿气流，使中国中西部的气候变得干旱少雨，而且使青藏高原东北侧的近地季节风因“狭管效应”而变得强劲，将蒙、新地区的碎屑物质全部裹挟起来，向东南吹送，最终在本地只剩下了不能携带的砾石；由于随着风力的递减，体积和比重较大的沙粒会率先落下，于是，自蒙、新至秦岭，就出现了石漠（戈壁）、沙漠、黄土由北而南、自西向东依次排列的自然景观。上述情况显示，黄土是被风力搬运得最远的物质，只是受到秦岭阻隔，才吹不动了。由此，何先生立即意识到，吹得远，必是因为既细且轻，土壤团粒结构细微，意味着土质疏松，易于垦耕，而造成轻的原因则是腐殖质含量高，土地有“自我加肥”的能力，可供连续使用。加之蒿类及草灌植物分布广泛，开辟难度小，所以，在尚无金属工具的条件下，先民选取耐旱的粟、黍、稷作为种子，早就独立地走上了发展原始农业的道路，过上了村落定居生活。可以认为，何先生对中国上古自然环境和黄土特殊性能的分析已使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说变得颠扑不破。

以最基本的事实为基础，何先生对古代黄河流域和两河流域进行了全面比较。其明确指出：前者气候是干旱、半干旱，后者则是偏于湿润，冬雨夏旱；前者的农作物是由粟、黍、稷组成的小米群，后者则以大麦、小麦为主；前者自始即以定居村落为主要生活方式，后者才可能存在游农经济；前者的邑和邑群发祥于黄河支流两岸既近水又不致被水淹没的台地上，并非沿着中上游下切严重、下游泛滥无制的黄河主流本身发展，不存在定期泛滥和土地的重新规划，只有后者及尼罗河流域才可能为构建治水文明说提供某种素材。也就是说，古代黄河流域和两河流域有着完全不同的农业系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两地的文明自有源头。除了农业，何先生还从陶器、青铜、语言、文字、干支系统、制度和思维方式等多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大大丰富和增强了中国文化本土起源的论断。其中，他谈到，只有在肥沃的黄土地带的定居村落中，才能产生人类史上高度发展的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这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成为我观察先秦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由于征引完备，论辩充分，何先生曾底气十足地宣布：“西方盛行的旧大陆农业一元起源之论，今后应很难立足了。”而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主任、《西方的兴起》一书的作者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教授，在为《东方的摇篮》撰写前言时也由衷地表示，应该相机修正自己所秉持的旧大陆文化皆源于两河流域的观点。由此可见何先生的研究对学术界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也曾批判过“中国文化西来说”，但由于是从政治批判入手，只会说这是帝国主义分子为实施文化侵略而编造的无耻谰言。读了何先生的书才明白，科学的、学术化的说理才最有力量，其作用是任何政治口号和大批判文章都无法替代的。

讲座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了，让我们赶快介绍一下第五个案例。何先生在写《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及《东方的摇篮》时，采用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兴邦教授所作的彩陶图案演化图表，两人由此成为亲密的合作伙伴和朋友。1998年，何先生来陕西参加黄陵祭祖和“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经石老介绍，我也得以拜识尊颜，亲聆教诲。2003年，他请石老转赐《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一书，我既钦佩何先生的人品学问，即捧读再三，爱不释手，深感书中所言，实为先秦思想史上一个关键性问题。

关于《孙子兵法》，昔人多谓其晚出，甚至认为孙武和孙膑同为一人，武是名字，膑是因被膑足而得的绰号，《孙子》一书为孙膑所作，写于战国。然而，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墓中，汉简《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出土，上述谬说不攻自破。何先生对此十分重视，断言这一考古发现不仅说明《孙子》的作者是孙武，不是孙膑，而且可以确定“现存《孙子》十三篇的当时性，也就是它的春秋属性”。经过详考，何先生把十三篇撰就并献给吴王的时间定在阖闾三年，即公元前512年。这一年，孔子刚四十岁，《论语》的成书在其死后，比《孙子兵法》成书的时间至少要晚半个世纪，更不待说孔子之后的战国诸子了。

孔子的《论语》及其他诸子书皆在《孙子兵法》之后，虽无疑义，但仍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老子其人及《老子》一书的时代问题。对此，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并形成了两种意见，即“老在孔前”和“老在孔后”。主张“老在孔前”的主要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22年，梁启超作《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大倡“老在孔后”说，得到顾颉刚、冯友兰、钱穆、罗根泽等人的响应，而唐兰、高亨、徐复观等却仍撰文为胡适先生的观点辩护。何先生感到：老子年代问题“如不解决，一切都发生障碍”，这已成了一个“最顽强难攻的堡垒”。

为了攻克这最后的堡垒，何先生写下了《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一文。他所使用的材料仍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为人熟知的一段话，即：“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但何先生的眼光却与众不同。他敏锐地指出，《史记》除《本纪》和《世家》外，唯有此篇详记传主乡里籍贯，并将后裔的传承一一列举到八代，对其八世孙，还列举了所任的官职和“家于齐焉”等细节，这样的叙述，必定有着十分可靠的材料来源。

那么，这个可靠的材料来源又是什么呢？为了揭开谜底，何先生转而考察李解、司马谈及司马迁的生平，发现在李解担任胶西王卬太傅时，青年司马谈曾经游学于齐，学《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杨何为齐人，黄子为菑川人，胶西、菑川均系由齐国分出来的诸侯国，同临菑水，都城相距不远。司马谈随杨何、黄子学习的时间前后有三、四年，其间，他以世宦之裔的身份晋谒过胶西王卬的太傅李解，并从李解处详知老子家族的谱系，应是完全成立的推测。

既然《史记》所见老子的世系详细可靠，老子的生年便不难考知。《史记》记载了老子的八代后裔，加上老子本人，共为九代，何先生以每两代之间相隔30年估算，推定老子约生于公元前440年左右，较孔子之生晚111年，较墨子之生约晚40年。同时，何先生还指出，魏国于公元前403年始列为诸侯，其子担任过魏将的老子，生年应与这个年份较为接近，不能无休止地往前推。这下子，何先生就把“老在孔前”说的路彻底堵死了。

《史记》的作者既然详知老子后裔的世系，为什么不肯道出材料的来路呢？对此，何先生做了十分精彩的考辩，令人不能不口服心服。公元前154年，即汉景帝三年，爆发了西汉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吴楚七国之乱。叛乱的主谋是吴王刘濞，由于楚王不知兵，好兵的胶西王刘卬实居第二领袖的地位。二月间，吴王兵既破，败走，被追斩于丹徒。参与叛乱的“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自杀”，天子制诏将军曰：“今卬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杀之，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腰斩。”可以想见，在这道诏书的督促下，平叛必然变成一场最为严酷、株连甚广的屠杀。覆巢之下，无有完卵，负有教导胶西王卬重责的李解于此时被族诛，应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由于叛乱的罪名实在太大，凡与李解有过交往的人，都会对自己的经历讳莫如深，即不难想象。所以，司马谈可以将其所知传于儿子，司马迁却不便向世人开示其出处了。何先生还将探究的目光投射到中古时期，崇道的唐朝诸帝，如高宗、玄宗等，都曾下功夫寻访老子后裔，居然亲至亳州，幸老君庙，却终不可得，只好以道士、女冠充作宗人，使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这恰好说明，老子之泽，九世而斩，自李解遭灭族，早已后继无人。

“老在孔后”，当然更在孙武之后，于是，何先生便得出结论说：所谓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均源自《孙子兵法》。他在《老子》和《孙子兵法》中找出了40多个近乎一致的词组，如阴阳、刚柔、虚实、奇正、强弱、进退等等，认为两书在分析这些词组包含的对应关系时，表达出来的看法极其相似。所不同者:一是孙武只将矛盾对立双方的依存和转化应用在军事上，老子却将其推衍到政治及人生范畴；二是《孙子兵法》系为将言兵，故用语坦率无隐，《老子》却用清净、无为、玄德等清高的哲学词汇加以表达，“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冰冷无情本质被掩盖起来了。

何先生进一步指出，《孙子兵法》来自军事实践，是典型的“行为主义”的产物。“行为主义”是心理学术语，讲的是“刺激与反应”。战国为大争之世，“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率土地以食人肉”，对于人类感官的刺激，莫此为甚。所以，不仅《老子》同《孙子兵法》一样，是用“行为主义”作为分析问题的基础，其他诸子也不过是给“行为主义”披上不同外衣而已。如，披上仁和礼的外衣就是儒家，披上兼爱、非攻的外衣，就是墨家，披上天道、自然的外衣，就是道家，披上法、术、势的外衣，就是法家。而究其本质而言，却是“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即用治军的办法治国，借鉴将兵之道理民。二千多年来，在儒家伦理、老庄玄学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孙子其人其书饱受漠视和怀疑，绝无人将其地位提升到诸子源头的高度。今经何先生将真相揭破，始悟中国传统文化诸元素都是在春秋战国的战争环境里埋下根子的。依照何先生的发现，先秦思想史有必要改写，其发展次序应该是：殷周礼乐文化——《孙子兵法》——诸子学——汉代经学。

何先生希望学界将《孙子兵法》定位为“中国现存最古的私人著述”，并从“《孙》为《老》祖”切入，“重新考订、分析、权衡、界定轴心时代中国哲学的轴心”。轴心时代是由亚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提出来的，一般认为指的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与中国的春秋战国大致相当。但轴心并不是指中心，而是指时代转换的轴承。自春秋后期开始，战争日趋频繁和激烈，规模越来越大，在动荡不安的环境刺激下，士人纷纷“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作为战争经验总结的《孙子兵法》，成为旧时代到新时代、旧文化到新文化转换的轴承，应属于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何先生的这项研究是为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开辟了新的门径。

通过上述五个研究案例的介绍，大家可能已经有了一些感性认识。下边我们就回到怎样做好论文的问题上来。其实，何先生自己就有很好的总结，散见在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中。我依照自己的理解归纳为四点，介绍给大家。如果各位同学愿意学习何先生的经验，并努力践行，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不高的现象就可望改观。

第一，三个并重和两个更重。

三个并重是指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何先生又曾把三个并重概括为四句话，叫作社会科学，中西历史，考证综合，兼容并包。

讲并重，是要求专业研究者首先做到博和通。博是指周见洽闻，通是指融会贯通。单有博不够，还必须博而能通。历史是文科中的基础学科，因而也是一门交叉学科，只有掌握多方面的知识，才能完成好所面临的课题。不博不通，无论是哪方面的知识有缺陷，都可能堵死继续深入的路，使研究陷于停顿。同时，历史还是一个通体，必须先有全局的把握。如果一味只讲专深，就可能画地为牢，变成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或变成派出所的片警，各管一片。这种缺乏宏观把控的专深往往会使研究失去方向，最终得出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结论。另外，博与通更代表一种眼光。只有既博且通的人才可能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才能选择到好的论文题目，才能在相关学科的交互影响下，深刻揭示历史现象的本质，才能在多种历史蓝本的比较中提高认识，创建新说。现在研究生多数人不会自己选择题目，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都是导师确定的，做起来以后，才发现并不符合自己的兴趣，因而陷于被动，其根源正在于学校对通识教育抓得不紧，学生普遍未做到博和通，甚至对博通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从前边的案例介绍大家已经看到，何先生不仅选题精当，而且能将政治学、心理学、财政学、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都调动起来，恰如其分地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所以便常常见他人所未见，不断有重要建树。可以认为，何先生在先博后专、由博返约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同学们要做好学位论文，我看首先需要把何先生的博通精神学到手。

两个更重中的第一个，是说在历史学的大领域内，要更重视西洋史。一些学习中国史的同学对此可能不理解，其实道理很简单。只有深悉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才能对诸种事变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只有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坐标图上找准研究对象的位置，才能做出科学的分析，向广大读者提示前进的方向；只有恰当运用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才能使中国史研究走出旧史学的藩篱，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跟上现代化的步伐。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西方史学不断进步的结晶，必须维护和坚持。如果目无世界，自说自话，就有可能脱离客观标准，走向主观臆断，更容易在政治风向的影响下走影射史学的老路。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两个更重中的第二个是综合与考证相比，要更重视综合。这当然说的是中国史研究。因为只有在中国史研究者的队伍中，才有无限夸大考证的作用、甚至用考据学代替历史学的现象，从而诱发了综合和考据哪个更重要的歧见。在国外，则不大可能发生这方面的争议。历史学的功能是求真和致用，致用又是通过综合来实现的。不求真无法综合，如果止步于求真，不作综合，致用就无从谈起，没有用处的历史学还有什么生命力呢？从这个角度看，考据与综合、求真与致用，相辅相承，谁也离不开谁。所以，何先生在谈三个并重时，就有考据与综合并重这一条。但并重之中有主次，前者是手段，是工具，后者是主体，是目的，手段、工具是为主体、目的服务的，这一点必须明确。何先生曾以房屋建筑为例予以解说，认为考据是准备砖瓦，综合才是起樑架屋，如果只有考证，就等于备下了一堆砖瓦，这离房屋的成型还差得远呢！只有起樑架屋，才意味着房屋建起来了，所以，上樑与封顶要放鞭炮。另外，如同房屋需要装修一样，文章还需要用艺术化的语言进行叙述，这虽然没有综合那样重要，却也是必不可少的。何先生的文章，都非常注意既三者兼顾，又突出综合，在考证与综合的结合上，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所以，他的学术观点便总能左右逢源，行稳致远，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这也是我们特别应当向他学习的地方。

第二，要做第一等的研究课题。

何先生认为，在从事研究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第一等的课题。在他看来，第一等的课题即使只取得了八分的成功，也要比选择第二等的课题做到九分成功更好。第一等的课题当然比较大，何先生反对学术极端专门化，反对为小而小，主张往大处想，起码要有大的梦想。但大课题，并非专指体量大，其主要含义是指意义重大，能够解决历史学上带关键性的问题。只要有意义，题目倒不妨小而专，从小处入手，以小见大，四两拨千斤，仍不失为大课题，而且更见功力。是否有意义，也取决于所做的研究是否有用。历史学是一门现实感很强的学问，它只有在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中才能保有活力。重大课题应能为国家制定系统的、根本性的、科学的治理方案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还需对广大民众正确认识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所助益，缺乏现实关怀的历史研究则迟早会遭到唾弃。有意义的课题，当然应该具有创新性。不管问题多么关键，前人已经解决了，你再来做，就失去了价值。所以，创新首先就是要求作者自己去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起码要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有重要推进。另外，如前所言，历史学既以史学为基础，又是史学、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统一，每个人都会在多学科的融会中形成自己的史学观念，并以这种观念来审定史实，分析综合，说明事变的前因后果，当时的作用及在今天的影响。据此，即可以肯定，用不同的观念和情怀来处理史料，对同一问题提出不同的认识，也为学术创新提供了充分的空间。用何先生的第一等课题为标准进行衡量，现在的学位论文当然无法令人满意，其中有的只是综述和编著，既没有解决问题，也没有创新，更没有任何用处。学位拿上了，选择第一等的题目、从事高水平科研的本领却没有学到手，如何能在本学科领域开出一片新天地？希望各位对照何先生的经验能有所反思。

第三、不宜过早从事思想史研究。

何先生直到退休之后才转到思想史方面，一出手即不同凡响，提出了振聋发聩的新见解，这才是真正的厚积薄发。我们知道，现在专业分得很细，不能要求每个人老了以后再学思想史。但何先生说：“必须长期在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诸史知识达到合理最低必需的深广度以后，才有能力钻研思想史，否则势必陷于过空、过迂或过浅，只能看到表面，不能窥探思想流派的深层意识。”这样的真知灼见理应受到思想史专业同学们的重视。作为导师，我们看思想史方面的学位论文时，常常感到没有深度，就是因为作者缺乏诸史知识的储备，不会多角度地作背景分析，从观念到观念，对思想产生与发展演变的根本原因没有进行必要的挖掘。我希望相关同学能按何先生的教导，尽快补上知识短板，以最大的努力去克服思想史研究中的玄学化倾向。

第四，扎硬寨，打死仗。

这里说的是要穷尽一切材料。历史学研究的目的是致用，但致用又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上。只有用以说明问题的材料是真实的，可靠的，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使人口服心服。真实可靠的材料却不是现成的，需要自己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去爬梳，去搜集。进行材料准备工作时，既要借重版本、目录、校勘学的知识，又要运用音韵、文字、训诂学的手段加以考订。最终能否披沙沥金，除了学术眼光，主要就是看你功夫下得大不大。所谓打死仗，是说要下大功夫、死功夫。何先生用三年的时间，遍检美东三大汉学图书馆所藏3,000多种地方志及400多种善本书胶片，住在图书馆附近的小旅馆内，吃简单的饭食，夜以继日地阅读和抄录，这就是打死仗。如果没有下过大功夫和死功夫，他便不可能对明、清15,000名进士的家世了如指掌，并通过统计分析，得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依然存在机缘结构的结论。同样地，如果没有下过大功夫和死功夫，他也不可能从怀疑文献中的玉麦、御麦就是玉米入手，查找到65个玉蜀黍的俗名，进而勾画出玉米传华的路线图，等等。可以认为，何先生的每项研究成果都是通过打死仗获得的。而这一个个的死仗又为他占领学术高地、建立坚强的学术堡寨奠定了基础。由于基础打得牢，寨子扎得硬，即使有人来攻，不久也就偃旗息鼓了。何先生常与人争论，却总能立于不败之地，甚至能使对手折服，靠的就是扎硬寨、打死仗。我希望同学们也学一学何先生这种不怕苦、不惜力的攻坚克难精神。

时间不早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让我们以何先生的四条经验为座右铭，携手奋进，为提升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古代文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