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锦萍著《蒙古征服之后——13-17世纪华北地方社会秩序的变迁》是近年来利用山西碑刻进行蒙元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著作。本书写作史料以山西碑刻为基础，这是山西石刻文物海洋的又一学术贡献。
山西文物是史料的渊薮，很多外界学者一旦了解即如入宝山。正如此书作者在自序里提到，相对于江南家乡，山西乡村世界里的佛寺、道观、祠庙、教堂，让她震惊。作者在田野考察中发现颇多保存在历史发生地或附近的山西碑刻。这对历史学家期望获得“历史感”是大有裨益的。
本书的研究脉络是：蒙古统治改变宋金以来科举–士人政治引导的社会环境，扶植建立起佛、道等平行权力中心，蒙元之后的明代，这一格局又出现巨大改变，在形式上向宋代科举社会回归。但在山西，蒙元向明社会秩序的改变是漫长的，直至明中期才大体完成。长期以来，蒙元史料相对匮乏，使这样的研究大多止步于传世文献，对具体民间社会的了解不够全面和丰富。正是山西碑刻使作者完成了对这一主题下几百年历史过程的描述。
本书最初是英文版，其叙事偏好是英文模式的。全书正文分为四章。
第一章是通过金元时期著名文人元好问的曲折人生，描述宋金以来的士人科举社会秩序如何在蒙古南下过程中被打破。这一部分内容对熟悉蒙元史和元好问研究的读者可以较快阅读完成。但作者的描述角度需要关注的。
第二章是重点，描述全真派是如何在金元时期快速填补北方民间失衡的社会秩序。这里着重描写了全真派的组织机构、适应当时社会情况的教义、与蒙古统治者结盟，特别是吸引金代士人加入，如元好问的同乡友人秦志安。秦后来成为丘处机弟子宋德芳在山西发展的重要助手。宋德芳开创的太原龙山道教石窟、永乐宫是现存蒙古时期全真派在山西发展的重要文物。
全真派对女教民的吸引力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基础。在山西的全真派祖庭或者说中心即永乐宫，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主要来自现存石刻或保存在文献中的碑刻信息。
全真派的失势可能正是因为其过快扩展势力范围，以至在元统一全国后遭到统治者打压。但其基础已深入北方社会，并非短期内可以撼动。为抑制全真道教的过度发展，统治者扶植了其他社会中心进行制衡，最重要的是佛教。
第三章即围绕蒙元时期的佛教僧侣团体和政治地位展开讨论。蒙元时期建立的僧官制度与文官并行，打破了宋金以来的社会结构。蒙古统治者崇奉藏传佛教，但内地的汉传佛教系统在运行层面并未受到很大影响。
本章的重要个案研究来源是收入《定襄金石考》的两通元代碑刻——《亮公孝行之碑》和《妙严大师善行之碑》。均由元中期五台山僧人智裕所立，其中前者亮公为其父，后者妙严为其师。立碑地则是定襄县安横张氏祠堂院内。作者考证智裕家族关系，发现三代为僧，成为五台山本地僧团的重要代表。本章还由此讨论了蒙元僧人婚姻问题。指出当时这一现象在当时社会上并不罕见。
第二、三章展示了道教和佛教在蒙元时期的社会地位和组织情况。佛、道系统在当时是统治者建立的民间权力中心，显然是有意为之。这一民间社会多中心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与蒙古统治者的社会结构有关，也是在去除士人集团后，为控制内地社会的一种替代做法。同时，蒙元时期参与佛道事业也是北方文化人士退而求其次的参与社会的手段。
第四章是通过山西蒙元时期的水利碑刻资料，描述僧道集团是如何参与控制水利组织的。本章在这方面使用的的石刻以洪洞县霍泉分水资料为重点。僧道集团通过主持召集水利事业，其权势和利益也越来越多的涉及其中，如僧道寺观的田产问题。
第五章讨论明代地方主导权力的延续和转化。明初改变了蒙元体制，恢复科举制度，极大弱化了僧道组织的社会权利。学界一般认为明代的士文化得以复兴。但本章内容在分析明代政治结构，特别是山西的情况，认为与南方不同，山西的士文化在明中期才逐步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明初，明代的藩王和卫所中心对蒙元以来的僧道组织多有庇护，其社会影响力的衰弱是漫长的过程。士人阶层在明中期逐渐崛起，开始控制改造村社组织，特别是民间的社文化，把控民间神明崇拜活动的组织运作，这些社会活动在蒙元时期都由僧道组织操作。
民间祭祀活动中的戏曲文化被大力宣扬。明中期，村社组织控制下的寺院内出现了新建筑——戏台，这是过去不曾出现过的新鲜事物。这一变革的影响，至今仍可以在山西广大民间的寺院中看到。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在山西很多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寺中出现的戏台建筑均为明清建筑。
戏台的出现和与娱神赛社活动的定期举行使佛寺的公共空间意义得到突出和强调。清明以来，这一现象的日益高涨是由士人推动的。
总结部分，作者回顾了蒙元时期的华北社会秩序变迁的轨迹：
蒙元打破宋金士人模式，通过给予建立在私人关系上的特权分配机制，建立起僧、道等多秩序中心的社会模式，士人阶层和普通民众只能通过这些中心参与社会生活。从社会发展和制度建设方面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倒退。由于山西的特殊性和历史发展的惯性，这个多秩序中心的民间社会在明中期才逐渐被士人主导的村社组织取代，从形式上看，北方和南方的历史发展达到了趋同。
但正如作者在后记里所说，有的书评里提到本书所引用资料皆出自山西，质疑其代表性的范围问题。由于作者的努力，我们通过山西碑刻资料，看到了这一时期社会秩序崩溃和重建过程，但问题是这一复杂和丰富的过程的山西案例，是否可以覆盖华北全境。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在华北其他地区，或许还没有整理如山西如此丰富的碑刻资料，可以提供给研究者相对丰富的历史细节。各地的差异化是存在的。但可能在北方地区的社会秩序的崩溃和重建过程有类似性。这与南方的情况是有很大差别的。这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史料梳理和考察工作。期望其他地区的社会学者能关注此类史料。如本书名中加上“以山西为中心”之类的副标题，或许更便于识别。
近年我在山西各地考察中，发现很多民间石刻史料尚没有进行科学梳理和研究。本书是近年来利用民间石刻史料的蒙元社会史研究著作，应该得到鼓励。石刻中的一些历史人物，在传世文献中是找不到的。这些史料在经过考证之后，应该得到合理的史学使用，成为我们认识历史演进过程的重要来源。本书作者力图在石刻中找到这些人物的命运细节，并呈现出来。如在有关女冠部分，论述全真女冠张天微的事迹。
书中的个别描述可能欠妥。
如图版2.说明将芮城九峰山中的洞称石窟。此洞我曾亲临探访，当地称纯阳洞，又名吊钟洞，是山间小型溶洞。虽有人工开凿痕迹，但和传统的石窟概念不同，目前的吕祖像为近年所作。
图版7 说明称水神庙壁画是“唯一现存的不是佛道主题的庙宇壁画”。概念有所偏差。此说明中的道教可以理解为不包含民间神明在内的纯粹道教。但至少在山西，非佛教和道教主题的民间神明壁画是颇有一些的：如山西各地关帝庙内的壁画，严格来看，并非传统道教内容。如新绛著名农业主题的后稷益庙壁画。
第125页注释2依然认为《赵城金藏》是崔法珍刊刻而成。近年通过对太阴寺内元碑考证，已明确当时是实公发愿在民间募捐编修藏经，崔是其追随者和女弟子。
第268页图5.1将定襄县北社东村洪福寺与留晖村洪福寺两座同名的古寺混为一谈。此说明写定襄县北社东村洪福寺即可。
另该书第294页：“中古史可用的地方文献材料比明清要少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研究中古中国的区域多样性？”
由此本书作者将蒙元时期也归入中古史，与目前大陆史学界的中古时代界定不同。
石刻史料固然可以提供独立于传世文献之外的“新史料”，但我们也要看到，单体的石刻史料更多是碎片化的存在，如要发扬其史料价值，推动研究，则必须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因此对石刻史料的使用也有个适用范围的问题。如本书讨论的是山西石刻体现的蒙元–明代社会权力中心的变迁，这一现象在华北、北方的适用性还需要更多其他相关地区史料的检验。
士人阶层对地方社会权力的把控无疑对国史后半段走向意义重大，并一直影响至今。我们在此书构建的语境中，确实看到金末–明中期山西地方社会权力主体出现：士人阶层被剥离和缓慢回归、僧道等多个平行中心兴衰的历史过程，由此，蒙元时期似乎是一个中断期。此话题还可以由现象开始进行更多层面的深入探讨。
欢迎师友们下单品鉴。
文化秘境，精品阅读——
欢迎各界师友关注我的秘境书房文史书推荐平台
秘境书房是我们的书房。多年考察山西秘境是我倡导建立秘境书房的缘起。
在此，阅读、交流、分享，是传统文化交流的平台，是建设文化旅游的品牌概念。探索文化秘境的路上，精品阅读人类社会的经典著述，将会提供更多解读的方式和角度，认知的方法，逐渐形成发自内心感悟。那是一种充分的释然。
线上的秘境书房会不定期推荐文史方面的经典、佳作。推荐的书首先是山西文化内容，逐渐涉及其他领域，不离文史哲大范围。我全文阅读，有的会写书评发布和大家分享。
我认为，一本好书的生命力，已远远超越了时空。如天上的星河般灿烂的人类智慧，是社会前进的源泉，是温暖人心的热量。是思考人生的根基，是审视自我的力量。
愿好书化解浮躁，好书安稳内心，好书启迪心智，好书与我们共度人生
以下是微店二维码，欢迎师友们关注下单品鉴。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和刘勇穿越山西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