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随着计算机科技在学术研究中的普遍应用和统计方法在诸多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推广，用自然科学的数量统计方法对历史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的量化史学（也称计量史学）成为史学研究的新兴领域之一。
▒ 展示更立体的影像
在受访学者看来，量化史学是一门将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研究的交叉学科。
其实，运用计量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金铮举例说，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名为“历史统计学”的演讲中提出“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绩”。在梁启超看来，“欲知历史真相……最要的是看出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要集积起来比较一番才能看见。”
李金铮说，量化史学研究的基本诉求是，以一定的统计资料为基础，借助数学、统计学方法，对历史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进行分析。通过计量方法，对历史现象进行精确分析，改变传统定性分析的模糊性、笼统性；对某些历史阶段数据资料的空白进行补充。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毅告诉记者，与传统史学相比，量化史学研究的鲜明特征和突出优势具体表现在：其一，微观研究上的精确化、细致化。量化史学研究可以利用大量历史数据，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数量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得出相对精准、客观的结论。其二，宏观研究上的模型化、规律化。量化史学可以把历史上诸多同类现象和事件联系起来，通过建立数据模型，进行更为宏观的、更大跨度的数量分析，找出其内在关联性，使历史学家更准确地发现历史的深层次结构，揭示历史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
“量化史学并不是更强调计量的运用，而是借助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更好地去寻找经济史中数据和现象背后隐藏的答案。”在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孙圣民看来，量化史学的主要特征是可以促进经济理论和经济史料的互动发展。
▒ 获得认同任重道远
在受访学者看来，量化史学当前面临着诸多发展瓶颈。韩毅表示，首先，能够被用于量化分析的历史数据严重缺失。量化史学研究所需要的历史数据必须是比较系统和完备的，这对于研究领域广泛的历史学来说，是十分苛刻甚至是难以实现的。其次，量化史学研究的适用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只能观察历史事物在数量方面的变化，仅能从数量关系上透视和总结事物的性质和规律，不能取代全部历史研究。最后，量化史学的研究范式靠近自然科学，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专业、高深，难以被多数史学同行理解、接受。
在韩毅看来，对大量数据的依赖以及对复杂统计数量分析的痴迷，使量化史学研究几乎成了枯燥、机械的数字游戏，从而背离了历史研究作为“人文学科”的基本定位。其一，“曲高和寡”令量化史学的研究成果在多数读者中“知音难觅”；其二，不少历史学家依然坚守着史学著作应该优雅、赏心的文化取向，而对量化史学“不屑一顾”。如何让量化分析成果为更多史学同行理解、接受而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是量化史学尚未破解的难题。
李金铮告诉记者，偏重于质性研究的历史学界，从三个方面对计量史学研究提出质疑：一是有些计量史学论著用很复杂的计量方法，证明了一个早为学界所公认的研究结论，或者说，仅仅重复了以往研究的结论，而缺少对历史现象的新解释；二是由于没有经过认真的考订，所用历史数据可信度存在很多问题，从而导致历史研究的结论缺乏可靠性；三是计量史学论著变成了僵化的数据的历史，淡化了历史现象的鲜活性、生动性，遮蔽了人的心态和行为。
▒ 与传统史学相互增益
如何看待量化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关系？未来应该如何推动量化史学发展？这是长期困扰量化史学研究者的一些问题。
“经济和历史不仅不能割裂，而且应寻求互动，定量化分析正是这个互动过程中的方法和手段。”孙圣民告诉记者，经济学家和史学家对经济史的研究都是在揭示历史真相和实质，但两者分别起点于同一个坐标的两端，共同向中间推进。其中间地带就是双方互补的范畴，虽各有侧重，但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合作从而得以改进的空间。
对于推动学科发展，李金铮建议，量化史学研究者应该重视的问题有：计量分析方法适合于某些历史研究对象，而不是所有历史研究对象；计量方法是历史研究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历史研究的目的；根据历史背景、历史知识，对历史数据辨认真伪，整理出具有较高可信度的数据。
“量化史学工作者应继续坚持做好历史数据的挖掘、整理和转化工作，加快历史数据库的建设。历史数据是量化史学研究的基础，它不仅为量化史学的定量分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传统史学的定性分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资料来源。”韩毅认为，应实现与传统史学的定性分析的优势互补。量化史学唯有发挥特长，推动与传统史学的优势互补，才能实现共赢乃至历史学的繁荣发展。同时，应在坚持自身特点的前提下，改变研究范式和内容表达方式，使成果内容和形式更加通俗化、大众化，让量化史学研究回归（至少是靠近）历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本性，借以扩大量化史学影响力和说服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记者：张清俐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