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宋元时期泉州地区的海上贸易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会议，1997年在荷兰莱顿举行，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十一位参会者，包括美国宾汉顿大学历史 学教授贾志扬（John W. Chaffee）、美国尤西纽斯学院教授休·克拉克（Hugh R. Clark）、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约翰·盖（John Guy）、芝加哥大学田野博物馆的美籍华裔陶瓷专家何翠媚（Ho Chuimei）、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皮尔森（Richard Pearson）、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教授罗德里希·普塔克（Roderich Ptak）、香港中文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苏基朗（So Kee Long）、剑桥大学教授思鉴（Janice Stargardt），以及泉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陈鹏和泉州海交馆研究员李玉坤等，可谓是“众星云集”。他们共同致力于探讨涉及宋元政治、社会经济 历史、以及海上贸易的历史和考古方面的更好且更为标准化的理解，同时也包括泉州地方的当代发展、与泰国或印度的贸易关系以及后者的发展等议题。当时在莱顿 大学亚洲研究国际中心（IIAS）进行博士后研究的女汉学家萧婷（Angela Schotenhammer），组织并参与了这次会议，而后她在2001年编辑出版了包括自己的作品在内的论文集《世界货舱：公元1000-1400年的 海上泉州》[1]。
作者 萧婷（Angela Schotenhammer）
按照编者在导论中的考虑，本书的八篇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2]。首先，前三篇论文致力于分析那些相对而言被忽略的社会政治或政治经济问题方面的资料和数据，而其立足点，是把泉州的地方发展放到超地域的历史情境中去看待，即是说要把泉州当做宋朝的一部分；而第二部分包括之后的四篇论文，大体而言是基于考古学方面的证据分析海上贸易的结构，涉及目的地、路线、港口、商品等多个方面，在具体论述中都考虑到了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也就是说一方面把泉州整合进宋元时期的中央政府系统，而另一方面则把泉州与更为广泛的南洋联系起来；最后一篇论文则自成其类，也可以说作为前一部分的延续，是把泉州放入到更大的范围中——“大东南亚”——进行讨论，其关注的问题是：泉州是与中国其余部分的联系更为紧密，还是与假象中的“南洋地中海”联系更密切。下文将以此划分为基础，对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概要式的梳理，并在最后提出自己的初步思考。
一、宋代泉州的社会变迁及其衰落的原因
十二世纪是泉州海外贸易发展的高潮，而海外贸易不仅给闽南地区带来了深刻的商业革命，包括内部经济的变迁以及与外部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更进一步说，以此为基础闽南地区也发生了影响广泛的社会变革。休·克拉克在《宋代泉州的海外贸易与社会变迁》一文中[3]，探讨了海外贸易带来的商业革命与深刻的社会变革之间的联系。对于商业革命，他看到从唐代后期开始，闽南从作为联系海外与北方中央政府的贸易中转站，到十一世纪泉州港超越广州港成为帝国的主要港口，海外贸易对闽南地区产生了诸多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泉州城的变化，包括城墙的重修、多种宗教寺院和石桥的兴建、打破内地农业经济的限制以及城市人口的激增等等。总而言之，商业革命带来的地方财政增长，而这种海外贸易所取得的成功与当地社会在科举考试中所取的成功是同步进行的。基于对地方志中进士和特奏名进士名单的分析比较，克拉克认为在兴化、泉州和漳州三地，上述两个方面的兴衰同步性[4]。具体而言，通过参加科举考试并取得成功，是宋代闽南社会中实现阶层流动的真实途径，而对于培养考生所需花费的大量资金，则是由参与海外贸易的宗族提供的财富支持的。文中提供的韩国和日本的证据，以及方白杜、黄烨等宗族谱系的详细案例，对作者的观点给予了证明。
由此可见，泉州的海上贸易的兴衰对于地方社会有着重要意义，而关于泉州海上贸易兴衰的原因则是一个聚讼不已的问题。贾志扬和萧婷的两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此的看法。前者在论文《宋朝的影响：泉州海外贸易中的宗室》中[5]，从宗室与海外贸易的关系、作为监管者的宗室成员、宗室对海外贸易的直接参与以及作为消费者的宗室成员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其分析反对的是此前认为供养宗室所需的巨大花销是泉州衰落的主要因素的观点。基于地方学者提出的需要对宗室活动给予全面的关照，作者从南宋早期的宗族活动入手，包括宗室南下泉州的整个过程、福州和泉州两个宗室事务中心的成立和运行、宗室人口数量的变化及其分布等方面。在贾志扬看来，首先应该承认的是，供养宗室的花销是巨大的，这可以从人均津贴的数额以及人口数量的增产看出来，甚至地方长官上书朝廷诉负担沉重、财政缺空之苦。在此种背景下，海外贸易的收益实际上起到了补充供养宗室花费的作用。而且，宗室成员也直接参与到商业贸易中，这从关于宗室事务中心长官涉嫌非法获取航船的丑闻、宗室官员私自造酒以及出土的大型远洋航船的标志和货物等方面都可看出。不仅如此，宗室成员还在市舶司中的任职，并且占到历任部门管理者数量的百分之十到十一。此外，宗室（官员）参与的一些与“海神”或其他航海者保护神的宗教祭祀活动，也可以作为他们卷入海上贸易的例证。与此同时，贾志扬对于作为消费者的宗室成员是颇为看重的，他认为宗室大量的津贴用于消费，实际上对泉州的经济以及其海上贸易的发展都产生了有力的影响。至此，作者描绘的泉州宗室的角色是双重性的，一方面由于其掌握的资本和消费能力，他们是兴盛时期的重要加速器，而另一方面，由于供养他们需要大量的资金从而加重了已然垂暮的政府的负担，他们又是衰落时期的拖累[6]。
萧婷则从苏基朗的观点出发，即在十二世纪朝廷的财政仍是在可控的，其后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纸币的引入和铜的缺乏[7]。她的论文题为《金属的角色与泉州引入会子对于宋朝海上贸易发展的影响》[8]，其论点是，除了高税收、腐败、海盗等因素外，泉州经济相对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朝廷的贬值铜币以及之后引入会子的货币政策。首先应该认识到，金属，包括贵金属的金银以及基本金属的铜、铁、铅、锡等，在古代社会和海上贸易中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不仅在贸易中作为一般等价物，而且特别是在亚洲社会的宗教仪式、装饰、建筑等领域内都占据重要地位。宋代最初的流通货币是铜币，在一些地方和大型商贸中也有铁币和银的使用。随着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在商人的私人合作中出现了能够在时间和地理上分离购买和支付的交易票据（会子），这既是贸易的结果，同时也是扩展贸易关系所必须的。公元1172年开始，朝廷对福建私人会子的使用发布禁令（公元1186年则开始强力推行），并开始印发官方会子。这实际上对于朝廷是有颇多好处的，包括减少生产铜币的花费、通过税收持有和吸收大量铜币，并能够以此进行信贷而从流通中收回铜币应应用于政治和军事方面。但随着政府赤字印发的财政危机以及宋金战争的影响，朝廷大大加大了会子的印发量，导致其迅速贬值和物价上涨，从而对国内和国外贸易产生了消极影响。实际上，只要朝廷能够保证其借贷的可兑换性，会子的引入并不会引起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宋代政府试图将自己的行政权威和权力凌驾于一般经济规则之上，才导致了一系列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朝廷在从流通领域中回收铜币的同时，开始降低新生产的铜币中的铜含量；另一方面，朝廷越是想以铜币形式吸收财富，商人就越致力于从流通领域中收回现金。综合起来，最终导致了铜币本身成为商品，因为新铜币的贬值使得纯铜的价格高于铜币，而且超地域的金属价格差异刺激了金属贸易。此外，萧婷还考虑到了海外市场对于金属需求的原因，包括上文提到的金属在不同领域的作用，也包括一些社会需要宋代的铜币作为自身社会的流通货币的方面。
综上，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泉州在十三世纪的衰落有着复杂的原因，萧婷把朝廷政府的失败的通货政策作为其中的主要因素，贾志扬的论文则反驳了把南宋宗室的影响作为主要因素的观点。实际上，这两篇论文都试图把泉州整合到宋朝的整体中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在泉州的兴衰过程中有更为广泛的经济力量在发生作用，包括福建地方经济、整个帝国范围内的经济，甚至是亚洲航海时代的经济波动[9]。
二、基于考古学证据的泉州内外关系
从休·克拉克的论文中，我们看到了闽南地区的海上贸易带来的商业革命，对于地方社会的深刻影响，虽然也涉及城乡关系、城市建设、人口的增长与迁移等方面，但他较为集中论述的是以宗族为主体的社会流动背景下的地方精英社会的形成。本书的第二大部分的四篇论文，则以考古学证据为基础，提供了关于闽南以及泉州城市、陶瓷产业、港口与内陆关系等方面的更为细致的描绘，与此同时，把视角转向海上贸易的更为具体的方面。
对于泉州的城市规划方面，《港口、城市与内陆：考古视角下泉州及其海外贸易》一文给出了详细的说明[10]。整体而言，泉州由罗城、子城和衙城构成，并分为十个区域，理查德·皮尔森、李敏（音）、李国（音）三位作者进一步给出了二十四个宗教场所、行政部门、经济中心、学校及宗室聚居区的具体分布，并认为泉州地处晋江沿岸是其兴衰的重要因素。而且，城市规划中显示出的宗教多元化，可以说是作为泉州经济扩展的关键因素。继而作者转向泉州地区陶瓷生产的方面，这与何翠媚的论文《宋元时期闽南地区的陶瓷业繁荣》相关[11]，但有着不同的侧重点。
在《港口、城市与内陆》一文中，作者首先关注的是泉州地区烧窑的时空分布，确定了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是陶瓷产业发展的高速时期，同时也看到烧窑地点从沿海向内陆高地的变迁过程，这实际上涉及到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关系问题。作者在认同克拉克关于泉州的发展类似于地中海地区的观点的基础上，指出泉州沿海与其内陆的关系是动态的，即是说两者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经济结构。进而，论文概括了泉州地区政治经济的主要特点以及在地方层次出现的一些变化，在笔者看来较为重要的是：国内贸易性质的改变，使得商品范围从奢侈品转向日常必需品，这就把周边地区整个到泉州经济之中，使得农民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在闽南地区出现的多个方面的技术进步或变化，包括陶瓷产业以及航海技术；地方精英卷入贸易，并且作为官员对贸易政策产生影响，而资本和贸易的增长，使生产者、消费者、投资者、管理者之间形成复杂的利益网络；等等。综上，作者基于针对中心-边缘模式的批评，认为泉州的特殊政治经济是一个树状结构，简言之，是中心对其内地没有政治控制力，同时中心从边缘获得经济需求。而《宋元时期闽南地区的陶瓷业繁荣》一文，更为关注于陶瓷的类型学以及生产的阶段划分，认为这实际上与陶瓷产业地点的变化、产品存货数量的变化，以及此种时空变化如何与泉州地区的整个政治经济图景相适应的议题有着密切关联。具体而言，基于对闽南地区博物馆和古代烧窑遗址的考察，并在对传统分类方法的调试后，作者把十一到十四世纪的闽南陶瓷制品分为十三类。而对于生产时段的五阶段划分，何翠媚的观点是应该把长时段分为合适的时间单位，如此才能近距离地检视工业的兴起和衰落。此种划分，使她看到了陶瓷生产在地理上的两种迁移方向，即从泉州沿海的南部到北部，以及之后的从沿海向内陆的晋江沿岸迁移，而这些都反映了闽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以及陶瓷产业中阶段性的技术改良。最后，作者提出闽南陶瓷的巨大成功，并非由于其有比其他地区更为出色的工艺和技术，关键在于市场策略、推销基础以及特定的海外客户。
实际上，虽然在宋元时期本地对于陶瓷的需求增长很快，但是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仍是通过海上贸易出口[12]。在这一部分的三篇论文，分别考察了泉州以及中国其他港口与琉球群岛、印度、泰国等地的海外贸易。泉州与琉球群岛的关系一般认为是不那么重要的，因为史料少有记载，但《港口、城市与内陆》一文基于考古证据，主要包括出土的陶瓷、货币以及其他日常生活或用于宗教仪式的物品，试图表明两方之间密切的贸易关系。约翰·盖的论文《泰米尔商人行会与泉州贸易》[13]，强调了印度与中国之间贸易的长期性和持久性，以及印度教与泉州地方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实际上，中国是作为印度商品在东方最早的市场之一（另一个是中东），印度商人早至六世纪就出现在中国南方港口的早期贸易中。作者主要考察了大多信奉印度教（也包括佛教和伊斯兰教）的讲泰米尔语的印度商人的贸易活动，由于在九世纪末期中国意识到东南亚而非西亚与印度才是奢侈品的来源地，使得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在东南亚半岛定居的印度商人，以其在当地已经建立的贸易体系与行会组织为基础，广泛地参与到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中。而此种对贸易的密集参与，也使得他们深刻地卷入到泉州社会当中。实际上，宋元政府为了发展贸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外国商人造访泉州和广州，并且在两地建立了市舶司。而且，泉州的外国商人社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法律上的自治，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是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商人在泉州地区建立了清真寺、寺庙、神殿等宗教场所。通过对泉州泰米尔铭文、印度教寺庙的建筑和雕像遗迹的考察，作者认为泰米尔商人与泉州社会处于一种双向的影响关系中。他提到两个重要的例子[14]：一个是在明代开元寺的建设中，体现出来的受印度教影响的建筑元素；另一个则是在泉州的泰米尔商人所创造的，带有泉州地方特色的神话。把眼光转向泰国，思鉴的论文《阴影之后：十到十四世纪泉州与泰国南部塞丁普拉的双向海上贸易的考古资料》[15]，试图打破之前研究中由于文本材料的缺乏和偏见，而局限于关注经济产品的名单，忽略了产品来源地具体情况的状态。塞丁普拉作为海洋和文化的十字路口，其出去的中国瓷器自公元十世纪中期起就不断增加，这种趋势持续了整个宋代直到元代早期才开始减少，而这表明了其在中国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具体而言，当地出土的中国瓷器，其特点是来自特定的中国的烧窑，以及具有特定的且有限的形状和特定的质量，在作者看来，这表明了此种海上贸易是极具组织性的，因为商品能够明确地对应目的地的当地需求，并且这种对应有着很长的持续时间。此外，作者还考察了卷入海上贸易，对塞丁普拉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的深刻影响，并在与中国和福冈之间贸易的对比中，分析了中国的南海贸易中不同参与地区的同与异。
概而言之，泉州兴起的原因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方面是由于地区内部的人口众多而农业生产能力有限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外部的对转运贸易的刺激[16]。因此，对历史泉州的理解，应该在考虑沿海与内陆的关系之基础上，把泉州与宋元中央政府的系统整合起来。从《港口、城市与内陆》一文中可以看到，整个泉州贸易体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有本地商人的维持，有地方乡绅和官员的参与，到明代更涉及朝贡体系的因素，也就是说，贸易的发展使得生产者、消费者、投资者、管理者之间形成复杂的利益网络[17]。同时，不可忽略甚至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泉州与更为广泛的南洋地区的相互依赖或相互关联的重要性和影响，这就涉及到从更为宏大的体系来理解历史泉州。
三、理解泉州的视角问题及相关思考
汉学家与海洋历史学家之间，存在一个看待泉州的视角上的不同：前者从陆地看海洋，后者则从海洋看陆地。而这种差异是有意义的，从中可以看到，泉州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其处于两个世界之间，其一是中国世界，另一个是中国南部海域世界，或者如罗德里希·普塔克所言，可以称之为“大东南亚”。作为本书的最后一篇论文，《泉州：地处一个东南亚“地中海”的北部边缘？》[18]，作者试图把泉州放到一个更为宽广的空间，指出其在大东南亚概念中的重要地位，并给出对下述问题的看法：泉州是与中国其余部分的联系更为紧密，还是与假想中的“南洋地中海”联系更密切。而笔者也将基于对本文的介绍，陈述个人的初步思考。
作者从概念问题出发，分析了把布罗代尔（Fernand Rraudel）关于欧洲地中海的研究，运用到中国南部海域的适用性问题，他认为“大东南亚”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而非全部，与中国古代的“南洋”概念在空间上是吻合的。他强调说，本文的目的不是要解决上述概念问题，而是关注宋元时期历史的一些特定方面，具体而言就是空间概念及与其有关的想法或想象。基于对中国南部海域的贸易路线、航海障碍以及空间的细致考察，作者分析了在“大东南亚”概念下宋元两代的空间概念。需要指出的是，普塔克的分析几乎都是基于古代中国文本，包括宋代的《岭外代答》和《诸藩志》，以及元代的《南海志》和《岛夷志略》。从这些文本中可以看出，对中国南部海域的认知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既与文本作者本人的背景有关，比如宋代的两位作者，一个更熟悉两广和安南，一个则在福建为官，这就导致了两人在地理上的不同视角。而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与航海路线的兴衰联系密切。其中，普塔克比较关注的是“洋”与“海”的描述。在宋代，把整个海域分为没有边界的东西大洋，“海”的指涉范围似乎更小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被陆地包围的，而现代的东南亚大部分被认为是东南海和南海的一部分。在元代，则提供了关于东部航线的更为细致的信息，显示出当时这条航线的重要性。总之，在作者看来，不同的文本作者把东南亚划分到不同的空间部分，这实际上显示出的是共时性视角而非历史性的，而贸易流通的改变只有在不同的“共时性层面” 的比较中才能显现出来[19]。
与第二部分的几篇论文不同，普塔克的论文完全是基于文字资料的分析。虽然他也指出了文字资料的诸多限制：中国的文字资料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关注的是“中国性”而非地方的特殊性或“他性”；对中国南部海域的认知，都是来自于此处“大东南亚”北部边缘的中国，忽视了南部国家和地区的观点；这些资料大多基于儒教伦理，从而把中国描绘为处于优越的地位，而没有给予“他者”以平等的对待[20]。与上述文字资料中体现出的“偏见”相反，考古学证据则以一种完全“客观”的姿态出现。在笔者看来，就文字资料而言，一方面其中的所谓“偏见”是有意义的，正也是普塔克的论文得以展开论述的基础，而另一方面，文字资料相比与考古资料，可以完成休·克拉克那种细致的涉及个人或家庭的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21]。而考古学资料相比而言的客观性和直观性，是其最重要的优势所在，但却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于考古发现的偶然性因素。因此，要完成普塔克所希望的那种，关于可见与不可见的不同地域的联系和交织的全观的研究——既包括具体之物与人的流动，也包括观念、宗教、制度、技术等的流动[22]，需要两种资料的共同使用，以及不同领域研究者之间的进一步合作。
本书是聚焦但并非是孤立的，围绕泉州而展开的关于海上贸易的研究。泉州兴起的内外双重原因，以及导致其衰落的原因的复杂性，使得本书的作者们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他们关注泉州与其内陆地区、闽南地区、福建地区以及整个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把泉州整合进宋元两代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中；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海上贸易而把泉州与广泛的南洋地区相联系，强调此区域的贸易参与方的相互依赖或关联。我们可以从第一个方面中看到，对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关于中国东南宗族组织的研究的回应[23]，首先是泉州或南方沿海地区对于北方中央朝廷的意义问题。约翰·盖德研究指出在九世纪末，中国发展了对于南方港口重要性的认识，即南部中国不再是边缘地区，而且随着持续的城市化，其发展了自己的对于南海产品的内部市场[24]。其次是宗族在地方与国家层次上对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广泛参与，以及中央政府及其成员对于地方贸易商业活动的参与和促进。萧婷在本书的导论中指出，对于海外贸易的一般认识是重朝贡而轻商业的，但我们应该认为到在中国南部研究有很多未记录的“私人”贸易存在，而且，对于官方朝贡贸易与“非法的”私人贸易之间的区分并非绝对的[25]。对于地方宗族而言，他们并不满足于通过海上贸易获取大量财富，以及把财富投入到地方建设当中，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文轻商驱使他们把财富投入到科举考试的准备和进士的培养中，由此实现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以及地方精英社会的构建，而也使我们看到了商业革命对于社会面貌及其变迁的深刻影响。
由于本书是围绕泉州展开，因此在与外部关系的层面上主要考虑了泉州与中国南部海域体系之间的关系。而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我们可以把泉州作为中国或东方的一部分，在整个世界体系中对其加以理解。实际上，本书的一些研究也涉及到这一方面，虽然并不作为论述的重点。何翠媚在关于宋元闽南陶瓷工业的研究中，讨论其是否具有资本主义早期特征的问题。她认为在公元十一初期到十二世纪初期阶段，陶瓷生产已经超出了西方意义上的家庭手工业的范围，是建立在认识市场知识的可靠基础之上的，而且有着非常资本化的运作管理方式[26]。关于宋元工业化的争论很多，但或许我们应该向杰克·古迪（Jack Goody）学习，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审视这一问题。在他看来，工业化不仅是欧洲之事，而且是从东方“偷窃”得来的[27]。他揭示了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特殊性之为幻象，而且我们应该认识到，资本主义本身的多种的可能性，并不存在那种唯一的西方的资本主义。由此，理解历史泉州，需要在资料、视角、方法等方面采取多样化的策略，才能为我们还原一个更为真实也更为完整的航海时代。
[1]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Maritime Quanzhou, 1000-1400, Leiden, Brill, 2001.
[2]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p. 4~10.
[3]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p. 47~94.
[4]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p. 54~65.
[5]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p. 13~46.
[6]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 43.
[7]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 14.
[8]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p. 95~176.
[9]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p. 42~43.
[10]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p. 177~236.
[11]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p. 237~282.
[12]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 257.
[13]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p. 283~308.
[14]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p. 296~302.
[15]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p. 309~394.
[16]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 180.
[17]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 204.
[18]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p. 395~428.
[19]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 421.
[20]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p. 399~403.
[21]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 313.
[22]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 396.
[23] 莫里斯·弗里德曼, 刘晓春译.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4]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 287.
[25]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p. 1~3.
[26] 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 pp. 268~272.
[27] 参见杰克·古迪, 沈毅译. 西方中的东方[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以及杰克·古迪, 张正萍译. 偷窃历史[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