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曾就明朝灭亡提出十个问题——“明朝之亡是亡于万历还是亡于崇祯？”、“明朝之亡是亡于宦官还是亡于文官？”、“明朝之亡是亡于东林还是亡于阉党？”、“明朝之亡是亡于无钱还是亡于无兵？”、“明朝之亡是亡于“流贼”还是亡于女真？”、“明朝之亡是亡于天灾还是亡于人祸？”、“明朝之亡是亡于藩府还是亡于富户？”、“明朝之亡是亡于海外白银还是亡于国内加派？”、“明朝之亡是亡于社会开放还是亡于政府封闭？”、“明朝之亡是亡国还是亡天下？”
答案似乎见仁见智，但没什么能妨碍这是十个好问题。著名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携新书《價崩：氣候危機與大明王朝的終結》给出自己的回答：明代覆亡的本质原因，在于小冰期气温普遍下降导致的粮价上涨。
小冰期指14世纪至19世纪初期的地球寒化现象，气温平均下降2℃，这样的温差对作物而言，每年已经足够减少一次收成，或根本颗粒无收，况且这两度的温差是「平均」，很可能是极热与极寒的气温交错变化造就此温差。寒冷的气候让两极的冰山范围扩张，海水由此变咸（变重），影响洋流的流动方式，继而牵引大气与洋流间的循环；此外，小冰期内火山活动也异常频繁，火山喷出的烟尘遮蔽了太阳辐射，更加速了地球的寒化。
至1630年代晚期，小冰期开始进入更寒冷的阶段，也就是所谓「蒙德极小期」，间接造成了北京大明王朝的崩溃。粮食的价格上升是其产量下降的直接产物，针对于此，卜著中也介绍了明代晚期的粮价体系，并指出，明代政府对整体物价体系来说至关重要，不仅因为政府会出手调剂物价，以防止商人敛财、确保“利出一孔”，更因政府本就是经济体中的重要买方。
万历皇帝朱翊钧壮年时浏览过《饥民图说》，深知河南灾民身处水深火热，九五之尊或许永远无法与民间疾苦共情，但天灾可能导致的大规模暴动却使他不会不提防。解决万历年间这次饥荒的，不是郑贵妃等人的赈银，而是粮食价格的差异化，让差价的局面来发挥作用：当每石米价达到前所未有的五两，粮商便纷纷主动把粮食运往黄河受灾地区以此谋利。
|明万历朝银矿开采场景.作者摄于广州岭南金融博物馆
另外，不论有意还是无意、开港或是锁国，身处大航海时代的朱明王朝早已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一部分，以南中国海为中心，西至印度洋，东至美洲大陆的商贸网络于晚明时代已经成型。外国商人争先前往中国购买物美价廉的产品：这里的纺织品、瓷器与家具工法细致，价格也更实惠，事实上东印度公司也确实将采购点转移至亚洲。他们用来自日本、马尼拉、墨西哥与秘鲁开采的白银支付。
诸多学者认为，白银流入中国后，带动了经济成长、物价上涨及社会转型（或许出现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主张蕴含著一项假设：在崇祯年代，美洲银产量下跌，日本江户幕府严格闭关封锁对外贸易，导致了中国先前因货币供给、诱发成长而塑造的商业结构开始因白银流入量减少而暴露出局限性，最终被迫走向经济危机。
卜著对该假设提出质疑，认为白银涌入影响明代经济（粮价）的理论无法得到实际验证，流入境内的白银可以完全被吸纳进国内的商业交流体系，而比「输入白银是推升明末物价的主因」更有力的解释是：使得明代粮价高到民众无法负荷程度的，并非全球贸易，而是全球气候。
明初粮价以每斗三分多起始，维持了一个世纪有余，产量过剩时达到每斗二分，也算稳定，但架不住长时段后的价格崩塌，对于生产者无疑是灾难。1450-1460年的十年间，极端粮价报告便已经出现在官府文书中，此后二百年间这样的极端价格出现得并不是很有规律。至十六世纪晚期，地方志中提到的米价范围往往以三分为下限，四分为上限，偶尔也会出现五分，但这样的价格一直要到天启、崇祯年代才频繁出现。此时的大明百姓已经经历过万历年间的两次生存危机，众人期待粮价有朝一日会恢复常态，现实却非常残酷。
万历十六年，河南原武县的粮价达到每斗二百文，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该县在1640年时饥民在小米涨到达到每斗一千五百文时才开始人吃人。该省另一区域前一年发生蝗灾时，人吃人的导火线则是每斗1.4两白银，粮食价格暴涨最常见的理由有“涝”或“旱”，有时候则是直接写“无有”（没有理由）。
对于粮食，价格在短时间内暴涨的原因只有供给急剧下降，或者说收成不好。对于收成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环境的气温与降水量，利玛窦在万历年间的北京城对气温之低印象深刻，大运河都结了冰。卜著中也列出数据并表示，晚明的气候在十五世纪末就变得异常寒冷且干燥。
骤冷的天气逐渐在万历十五年蔓延到南直隶与浙江，并在这片富庶地区造成大规模饥荒、洪水、蝗灾与瘟疫。只用了短短一年，中国大部分地区就已不堪重负。远在广西省的官员报告“人民相食，枕籍死亡，满城满野，有郑侠不能绘者”，到了1616年，山东省的报告称有九十万饥民即将饿死，到处都长不出粮食，万历年间调动商人赈灾的措施已经不可能适用。这样的现象是全球性的，因为同时期的欧洲也经历严重的饥荒危机。气候危机在万历驾崩时略有好转，但在天启朝结束时再次恶化，且导致的粮价危机比万历朝还要惊人，灾民只能以人肉充饥，乃到吃观音土求生以至“哽噎腹胀，竟至毙命”，可以想见，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最终将朱明王朝赶出紫禁城，而陕西流寇新建的政权，仅仅靠「打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就可以在中原攻城略地。崇祯君臣不顾人民感受而草率加征钱粮，以至于人民觉得只要能够「不纳粮」，其他什么都可以接受。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气候始终不稳定，明清易代完成后依然有三年的粮价波动记录。
事实上，有经济常识者都会明白，同一外力导致的各商品价格变动幅度并不会一致，这与各商品在总体经济体内部的特定条件有关。“气候与温度”、“白银流入”都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外力”，给各路商品带来的影响绝对不同。而卜著在最后一章中讨论了粮价在多大程度上是因白银流入而上涨，他列出数据观察到，大多数日常饮食（水果与糖等奢侈品例外）的涨价幅度没有粮价高，反而变得更便宜。价格翻倍的则是茶、酒与醋。纺织品也因集约化程度愈来愈高而变得越来越便宜，日用制造品的实际价格也在往下走，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让崇祯朝的粮价变得高不可攀的不是通货膨胀，造成这种独立现象必有其他推力，也就是极端气候。
|明代粮价趋势图
此前已有诸多学者研究过十七世纪的气候变化对于明清鼎革的影响——如杰弗里·帕克的《全球危机：十七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该思路并不是卜正民独辟蹊径，但是将粮价作为明朝灭亡原因的一级指标，实是卜著的开创之功。过去讨论明朝覆亡的原因，学者们总爱上升至道德层面，强调党争与宦官的危害，突出统治者对底层百姓征收的苛捐杂税与剥削，但要知道，每个人都被一双无形的大手向前推动着，在很多时候都不知自己去向何方。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