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介绍
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中朝关系史、中外史学比较研究。
✦✦
文章来源
《中国史研究动态》2024年第1期，第45-56页。
郑天挺(1899—1981)是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以研究明清史著名，尤以对史料重视而为学界所知，民国时期就被贴上“史料派”的标签。在他走向学术之初，因为“八千麻袋事件”，清朝内阁大库档案备受关注，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大事。郑天挺当时系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学门明清史料整理会，从此开始，奠定他一生对于明清档案史料的重视，也为他以后研究明清史，打下了史料基础。有关明清大内档案的研究，成果甚多，虽然也有讨论郑天挺与明清档案史料关系的文章，但还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笔者在整理郑天挺遗稿时，发现一部油印稿本《明清史料整理会纪事》(系北京大学国学门明清史料整理会的活动记录，大体一季度一期。后皆刊于《北京大学日刊》和《国学季刊》，大同小异)，以此为基础，兼及相关史料，力求系统考察郑天挺与明清档案的关系，以增进对郑天挺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的认识。
一、郑天挺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参与明清档案整理。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建立“新史学”，史学学科化与专业化不断发展，一大批新史料得以发现，其中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战国秦汉竹简与内阁大库明清档案，被誉为中国古代资料的“四大发现”。因为“八千麻袋事件”，明清档案“被发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行动最为迅速，随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清华大学历史系、禹贡学会等学术机构，纷纷加入明清档案整理的运动中，掀起了一股整理明清档案的热潮，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胡适提出“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掀起了“整理国故”运动。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沈兼士为主任，蔡元培、胡适、朱希祖、钱玄同等为委员会委员。恰在此时，传闻教育部下设的历史博物馆将放在午门的八千麻袋、约15万斤明清档案，以4000元卖给北京西单同懋增纸店，罗振玉以三倍价钱赎回，此系“八千麻袋事件”之始。激起学界关切，将清内阁大库档案带入了公众视野。1922年5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向教育部上了一道公函，请求将尚存于历史博物馆的明清档案拨归北京大学代为整理。公函曰：
稔知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收藏明末及清代内阁档案，如奏本、誉黄、报消册、试卷等甚夥，皆为清代历史真确可贵之材料……惟是此项档案，积久尘封，卷帙又复繁重，整理良非易事……现在本校对于清史材料，需要甚殷。拟恳钧部将此项档案全数拨归本校，即由史学系及研究所国学门组织委员会，率同学生，利用暑假停课之暇，先将目录克期编成，公布于世，以副众望；然后再由专门学者鉴别整理，辑成专书。(蔡元培《请将清内阁档案拨为北大史学材料呈(1922年5月12日)》，《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8年，第198—199页)
当时陈垣为教育部次长，极力促成此事，5月22日，遂获批准。6月17日，北京大学国学门师生就从历史博物馆运来61箱又1502袋明清档案，分皮北京大学第一院和第三院，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大规模整理明清档案的序幕。
郑天挺与张煦、罗庸于1921年秋一同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师从钱玄同。郑天挺的研究生论文题目是《中国文字音义起源考》，属于语言学。当时他一边读书一边兼课，所授课程主要是国文和人文地理学。郑天挺在学术研究初始阶段，并非专攻历史学。诚如他自言：“我在作研究生期间，在研究所加入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参加了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这无论对国家，对我个人都是一件大事情，从而奠定了我以后从事明清史研究的基础。”(《郑天挺自传》，孙卫国编《郑天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60页)一定意义上说，这次参与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对于他学术转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郑天挺在一份《明清史料整理会纪事》油印稿封面上写道：“检阅日记，余以民国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参加整理大库档案，时在北京大学第三院。”郑天挺早年残存的日记中，还能见到这天的日记，其曰：
上午至北京大学整理档案也。民国成立，前清内阁档案移至教育部历史博物馆，近复移至大学整理。大学因设专员司之，余与其列。今日余整者为雍正题本，即奏折也。有可记者数事：
一、题本皆白折无格，前汉文(多小楷或宋体字)后满文。本至内阁，摘由粘于后，而后进呈。皇上则朱批或蓝墨批于首。
二、朱批诸字字体整齐，近赵孟頫，亦有甚劣者。
三、满洲诸臣题本亦皆称“臣”(如刑部尚书德明等)，与旧闻概称“奴才”者不同。
四、京中各部均方印，总兵亦方印，而巡抚反长方印。
更有一事最有趣者：今日见一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云南提督蔡成贵奏《贺雍正即位表》，文中云“近奉到即位恩诏”云云。按雍正在位止十三年，此表到日，恐帝崩久矣。但不知贺表何竟迟至是时方发，而即位诏何至是而至也?(参见郑克晟《忆郑老与明清档案的二三事》，《档案工作》1982年第2期。文中有此日记之影印件)
无论是郑天挺本人，还是其家属，都非常重视这篇日记。郑克晟在《忆郑老与明清档案的二三事》文中曰：“记得1950年暑假，我拿到了家中一本1922年商务印书馆印的日记本，其中所记不多，不过一、两页。他看到了其中的一页，感到十分珍贵，就对我说：‘这页日记要好好保存下来。’我答应了。日记是这一年(民国11年)7月26日(阴历壬戌年六月初三)星期三所写。”(《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中华书局，2023年，第94—95页)傅同钦《忆郑先生对博物馆事业及档案工作的重视》中也记录了几乎相同的细节，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从《明清史料整理会纪事》中，亦可得到一些旁证。
1922年6月17日，档案运至北京大学国学门，沈兼士当即给校长蔡元培致函，征询整理办法。6月28日，蔡元培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委员会，除各位导师外，国学门研究生十余人，是当然成员。人手依然紧张，1923年3月，朱希祖提议允许北京大学史学系本科生加入整理。因为档案量大，整理事务相当繁琐，需要大批人员参与整理，史学系的本科学生人数也不多，后来只要是北京大学学生，愿意参与档案整理，都予以欢迎。制定了具体的整理方法，师生分工合作：
兹将其办法分为两项说明：一、史学系各级学生韩树模、姚揖让(列了53个名字)……各自认定时间到会整理(每人每周二小时至四小时)。再由助教胡鸣盛、毕业生王光玮、郭振唐，学生潘传霖、李开先、傅汝霖……等专责照料，并摘录要件事由。教授沈兼士、朱希祖、单不庵、陈汉章、马衡、杨栋林、马裕藻、沈士远、张凤举、李革痴及导师陈垣……亦皆认定时间到会指导。
二、整理时，先将档案出晒去垢，铺平抑直，仍照前一步办法，先分别种类及朝代，装架(大部分为题本、报销册)；然后抽出某种若干件分交史学系诸生在整理室据文填表，并将各人排定之字号(用千字文编号)及数目，记于原件之背面，以便查核。填表手续既完，乃按字号再行装架；复由照料指导者审查一通，如遇事由异常者，特别提出加以考证，或付装潢；若有错误遗漏，再付修改，俾归完善。然后搬置陈列室，依时代先后，事类异同，排比陈列。至各人所填之表，则录副登载日刊，底稿仍与原件并陈。(《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之《整理档案会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23年，第395—396页)
规定了师生合作的办法，学期中每位本科生每周到会整理二到四小时，假期时间充裕，另作安排。研究生参与多少时间，未见提及，应该只多不少；所做工作，“专责照料，并摘录要件事由”，前面所提郑天挺之日记，恰可印证。如何分类，也有详细规定：
(1)此项档案，原以麻袋与木箱杂载。前次整理，每开其一，必待分类摘由完毕，方行再开。今以此法迂缓，改变办法；将所有之麻袋木箱，在第三院大礼堂逐渐开拆，案照案件原名，分为题本，报销册，揭帖，贺表，誉黄……等类。再区别朝代先后，插架陈列。每日由午前七时半至十一时半，以三十余人分组工作。大约暑假期内可以完毕。至于摘由一层，则拟俟此项手续完了后，再行着手。
(2)去年第一次整理时，将各种无类可归之文件，收度一室，名为杂件。其中重要者亦颇不少，今拟于暑假中，请少数教员学生清理此项杂件，期于暑假内整理竣事。
(3)暑假期内，仍将未整理完毕之明末要件，摘由报告。其经过第一项手续之报销册，则按各件内容性质，分为财政，军政，工程，宗教……等类。摘由之人，得就其性质所近，任选其中之一类，编号摘由。(《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3期，1923年，第560页)
经过一段实践，逐步有所调整，使之更为简便有效，如：“其清理清代题本一事，将第三院大礼堂之桌椅分为二十余组，每组列成‘ㄇ’形，桌面帖有顺治……等九朝年号，与满文，杂件，残件等标识；令校役一人坐在‘ㄇ’内，先将档件去垢，验明，分别阁置。由照料员巡视检查，并随时告以整理方法。自七月十八日起，至十月三日止，整理结果，解分七百余麻袋，所存仅五分之一。至杂件一项，则先分为刑事案件，考功簿记及行文档册等类；再由考功类中，分为考核，履历，议叙，画到簿，名册……等；行文类中，分为行文底账目，画行簿，移会，知会，杂项账目，缴奏清册、注销册、挂号簿、丝纶簿……等，皆按照原件标目，登记编号，清理无遗。”(《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民国十二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国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23年，第772页)在1924年9月25日会上规定，今后拟趋重档案内容之整理及出版，故将会名改定为明清史料整理会，进一步明确其目的与任务。这项工作持续了三年，取得了不小成就。“共整理了五十二万三千二百多件和六百多册档案，先后印行了数种档案汇编，并于北大25周年校庆时举办了大规模的明清档案展会，共展出24种明清档案”(张娜《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流散与北京大学对档案的整理》，《北京高校档案学术论文汇编》，北京高校档案研究会，2006年)。既开创了学术机构合作整理明清档案的先例，也总结出来一套档案的整理办法。
郑天挺后来多次提过国学门的档案整理方法，在《纪念顾颉刚先生》一文中说：“一九二一年，北大筹设研究所国学门，就是后来的文科研究所(在前研究所分在各系)，主持人是沈兼士，主要助手就是顾颉刚先生，还有黄文弼、胡鸣盛。他们认为学术工作主要是给人们以方便……于是他们从事古类书的还原工作，重新按书、按时代、按有关人物加以剪贴……确实为旁人提供了极大方便。”(郑天挺《终身以发展学术为事业的学者——纪念顾颉刚先生》，《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年，第563页)在晚年所写的《郑天挺自传》中，也详细记录了这段往事。可见，在郑天挺自我认知中，参与明清档案整理的这段经历，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郑天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主持明清档案整理。1924年秋，郑天挺担任北京大学预科讲师，后南下浙江、广州。1930年冬，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郑天挺随之回北京大学，任校长室秘书，并在预科讲授国文课。1933年12月，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兼任中文系副教授。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妥善安排师生撤离。11月，才与罗常培、罗庸、魏建功等人南下长沙。12月转任长沙临时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隋唐五代史。1938年1月，孟森在北平逝世，5月22日，郑天挺在西南联大历史社会学系谈话会上，特地讲述孟森晚年著述与生活，寄托追思。1939年6月，他在《治史杂志》上发表《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以兹纪念。此后他开始讲授明清史课程，学术研究渐渐转向明清史，郑天挺遂被视作孟森的学术传人，王永兴《忠以尽己，恕以及人——怀念恩师郑天挺先生》即言：“他是精于清史的史学大师孟森先生的传人。”(封越建、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第65页)郑先生继承孟森遗志，以研究明清史为志业，他对明清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就更为关心。
1925年以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明清档案的整理，处于相对停顿状态，组织机构也有所变化，1932年改为研究院文史部，1934年6月改称文科研究所。1934年7月19日，《郑天挺北大日记》(待刊稿)载：“晨八时，孟邻师招往谈，谓研究院文史部已与适之师商定，决全部改组，仅留白涤洲、蒋经邦二人。其古物、图书、稿件等，由卢逮曾、陆宗达接收保管；语音仪器由魏建功、白涤洲接收保管；明清档案由蒋经邦接收保管；校志编纂处结束，稿件由章矛尘(章廷谦)接收保管。”“七七事变”后，文科研究所基本停顿，1939年方决定恢复。在《郑天挺西南联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中，多处提及此事：1939年5月27日，“孟真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决恢复，由孟真任主任。孟真意增置副主任一人，由余承乏，谢之。以学以德，以齿以才，皆非余所敢僭窃也”(第155页)。5月31日载：“五时至孟邻师寓，商谈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恢复事……仍议以余任副主任，力辞之。愿以秘书负事务责，尚未决。今后研究生之生活拟采取书院精神。于学术外，注意人格训练。余拟与学生同住。”(第155页)6月12日载：“七时孟真、金甫、公超、叔伟来寓……开文科研究所会议。决议所中设工作室，余主明清史工作室事，从吾主宋史工作室。”(第158页)
经过三次会议，遂恢复了文科研究所。学界以为当时傅斯年为主任，郑天挺为副主任，实际上稍有出入。《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1940年载：“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胡适之师假，傅孟真代；并推余为副主任，辞未就，但仍理所事。”(第227页)名义主任是胡适，傅斯年只是代行主任之职，郑天挺虽理所务，但并未就副主任之职。因为傅斯年事情太多，经常不在研究所，“孟真不在所时，请锡予代其职务”。(第332页)1941年以后，因为傅斯年常年不在昆明，遂以汤用彤为正所长，郑天挺为副所长。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除了招收、培养研究生外，也延续国学门的传统，依然从事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尤其是抗战结束，复员北平后，在郑天挺主持下，这项工作得以继续展开。1946年10月，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复员，成立五室，明清档案室仍由郑天挺任主任委员。罗福颐特别谈及明清档案室之工作曰：
明清档案室由郑天挺先生为主任委员，竭力整顿。查旧有之明清档案幸鲜损失，大部分仍存清太庙中。不过纷乱无章……三十六年夏，始由唐立庵先生介绍，属予为之整理明清档案。极小程度，需复原民国十三年时之形状……予乃竭四月力，为之分析种类，编系年月，摘由编号。并将原物上加号目以便检阅，成目四卷，总题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藏明清旧档目录》。明史料，中分七类……共计二千一百余件。(罗福颐《清内阁大库明清旧档之历史及其整理》，《岭南学报》第9卷第1期，1948年)
特别谈及在郑天挺主持下，文科研究所明清档案室之整理情况。经过数年战乱，北京大学几度播迁，好在明清档案保存尚好，得以编成《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藏明清旧档目录》等书，且提出今后拟将整理清代史料为十九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947年11月刊出《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分别由蔡元培、单士魁与王梅庄、郑天挺撰写书序，既是原来内阁大库明清档案整理的成果，也是文科研究所复员之后，继续整理档案的体现。
蔡元培的《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序》，介绍成书经过，作于1936年2月1日。书目编成不久，“七七事变”发生，出版受阻。抗战结束后，直到1947年，偶然发现这部书稿尚存，才得以刊行。郑天挺于1947年11月21日作《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后序》，详细介绍了此书出版之周折，也可谓一传奇：
首组明清史料整会理，于档案中检出黄册七千余册，十四年十一月编成“清九朝京省报销册目录”一种……二十五年四月复编成“内阁大库现存清代汉文黄册目录”一种。两书既行世，学者始知黄册之足贵。于是复有辑印联合目录之议，由文献馆主其事。二十五年十一月编竣，凡收汉文黄册一万七千又三十三册，得部院十四，为类七十五，为目一百六十四，交之北京大学出版组印行。工垂毕，而卢沟变作，北平陷敌，北京大学印刷所沦为日本宪兵监狱……而黄册目录仓卒移徙，变乱相寻，不复详其存亡……三十四年敌人请降，兼士先生既返北平，余亦北上，踪迹目录，久之不得。一日察视图书馆，见有闲室，杂纸充盈，忽焉心动，检之，果得散页于乱堆中，凡自第一至第千二百十六页，灿然无缺，惟第千一百六十九至千一百八十四页，所存仅足百分，千二百十六页以后一无所见。今年三月兼士先生议竟其功，嘱撷华印书局续为补印，足成二百部……今全书告成，而兼士先生已不及见!虽然，清代黄册历二百六十八年得兼士先生始董理而扬挹之，逮夫编录成编，付印十年始行于世，数经浩劫，幸卒获全，先生或亦无所憾矣!(郑天挺《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后序》，见《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北平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联合出版，1947年，第1—2页)
沈兼士主持北京大学国学门时编成《清九朝京省报销册目录》，主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时编《内阁大库现存清代汉文黄册目录》，遂引起学术界对于清代黄册的关注。在此基础上，综合二者，再加扩充而编成《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1936年11月，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印，后因卢沟桥事变，此书未能刊出，书稿亦失，不知所踪。复员之后，1947年11月，郑天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一闲室中，偶然发现，虽偶有损失，书大体尚存，故此刊印，实为学界之大喜事。《凡例》曰：“一、本编系将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四处所藏之黄册，汇编成目。”(《凡例》，见《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第1页)对于明清档案之整理，最初是各个学术机构各自为政，而这部书是综合各家同类资料而编成，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学术成果，显示了对明清档案的整理进入一个新阶段和新模式，即按照专题性质，相互合作，总其大成。
在1948年刊行的《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中，特别介绍了文科研究所对于明清档案的整理情况：“民国二十三年以前，已将明代题行稿、清代黄册、清九朝京省报销册及杂件中之要件，整理完竣，并编就目录。自民国三十四年以来，即继续整理清代顺治、康熙、乾隆三朝之题本。余暇并将明代题行稿中兵部、礼部两类分别写为目录，成明史料目四卷。民国三十五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又以旧存于午门内之三法司档案移交本所整理，材料续有增加。今后于整理编目保管外，拟分类进行研究。”(《文科研究所展览概要》，载《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1948年，第3页)除了介绍文科研究所整理档案之成就外，特别提到史语所将三法司档案移交给本所，这也是一种合作整理的体现。
1950年5月，郑天挺辞去北京大学秘书长职位，兼任史学系主任，并负责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同年5月4日，郑天挺主持了一个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展，反响很好。郑天挺继续主持明清档案史料的整理：“集中到下列几项：一、已清缮的明题行稿，分类整理印行，没有抄齐的补抄。二、整理题本的摘由，凡不明确、不详细的加以补充，并尽可能的指出每件内容的特点。三、过去整理题本，全按内容分类，有许多混淆不清，现在改按机关的职掌从新分类。四、系统地整理研究本所所藏黄册——报销册及其他档案。”(郑天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在原来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公开印行《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和《宋景诗起义史料》等书，系当时较早刊行的农民起义档案史料。该书出版不久，就流布海外，胡适亦曾购得。1954年3月8日胡适给经常代为购买中国内地图书的学生程绥楚的信中说：“郑天挺兄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我已经有了，可不必买。”(参见笔名今圣叹的程靖宇《新文学家回想录》，文化·生活出版社，1977年)
郑天挺在1951年写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相当重要。一般在谈郑天挺先生代表性论文时，很少会关注到他这篇文章，笔者以为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明清档案整理史上，这篇文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49年以前，讨论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的文章，以徐中舒和罗福颐为代表，详尽交代了明清档案整理的始末。1949年10月之后，史学风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此时过于强调档案史料的重要性，似乎不合时宜。但郑天挺在此文中，原原本本地介绍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之渊源、经过、方法、成果及整理中的问题，并详细介绍了题行稿、题本与报销册的内容，这是对1949年以前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的回顾与总结，但同时也表明在新的时代进行历史研究，如农民起义研究之时，依然要关注档案资料，“现在我们不但还维持着这个传统，而且更加强向这方面去作”。(《清史探微》，第158页)郑天挺表明要担负起明清档案整理的责，并加弘扬。只是1952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撤销，所藏档案全都移交故宫明清档案馆。由北京大学国学门所保存、整理的档案全都送走，从国学门到文科研究所，北京大学跟明清档案整理相关的学术机构也从此撤销。一年以后，全国高校合并重组，郑天挺也离开北京大学，调往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但他对明清档案的关注，并未停止。
三、郑天挺对明清档案的认识与用明清档案所进行的学术研究。诚如郑天挺哲嗣郑克晟所言：“郑老一贯关心档案工作，尤其是对明清档案有着深厚的感情。”(《忆郑老与明清档案的二三事》，《档案工作》1982年第2期)“从这以后，因为郑老多年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明清史，又兼任过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的负责人，因此这部分档案总是和他的教学、研究工作分不开。”(傅同钦《忆郑先生对博物馆事业及档案工作的重视》，参见《郑天挺先生学行录》，第412页)因为自从1922年7月在国学门为研究生时，接触了内阁大库明清档案，郑天挺一生学术研究都离不开明清档案。他不仅积极投身于明清档案的整理之中，对于明清档案的重要性及如何整理明清档案，也有很多认识。他在进行明清历史的教学与研究中，自觉运用明清档案，刊出了多种影响深远的学术论著。也正由于郑天挺在明清档案整理和研究上的成就，1981年11月郑天挺被邀请参加中国档案学会成立大会，并被聘为顾问。
首先，在40余年明清史教学之中，明清档案等资料，是他重点介绍、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他引导学生进入明清史研究的入门砖。前文提到，1937年11月，在长沙临时大学，郑天挺转任历史系为教授，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39年开始转向明清史教学，从此在明清史领域逐步开拓，最终成为继孟森之后，中国又一位明清史大家。
郑天挺非常重视档案的作用，指出：“历史档案是原始资料的原始资料，应该占最高地位。”(《清史研究和档案》，《清史探微》，第311页)在《漫谈治史》中说：“研究问题不能光靠别人已整理过的间接材料，主要是掌握直接材料，特别是新材料。考古发现、档案材料等就是直接材料。”(《及时学人谈丛》，第463页)要严格区分档案资料跟其他资料的区别，即历史档案是最直接、最原始的资料。
在笔者主持整理的《郑天挺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17年)中，有“明史史料”一节，在介绍各种明清史料之后，他特别提到《整理明清史档案报告》(北京大学《北大日刊》附刊本)；在1958年开设的“史料学与年代学讲义”中，有“近年来的史料辑录工作”条目，提到“辑印”，第一类就是档案，“1.依照年代次序编次：《明清史料》。2.依照性质汇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清三藩史料》、《清文字狱档》、《清外交史料》。3.分类合印：《文献丛编》、《掌故丛编》、《史料旬刊》(又称《史料丛钞》)”。(第1196页)这些正是历年来各学术机构对明清档案整理的成果。郑天挺在讲授明清史的课堂上，介绍给学生，也为他们以后的学术研究之路，指明了研究的途径。
20世纪50年代，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他还讲授过史料学课程，乃是在档案资料基础上，结合当时向苏联学习的时代特色而开设的课程。他发表过《史料学教学内容的初步体会》，其中提到：“史料学不是史料的记录，而是史料的研究方法和利用方法。”(《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1954年开设史料学课程最初有八项内容，即叙说、史料的分类与辨别、中国历史上大批史料的发现与利用、《明史》的纂修与明史的史料、《明史》史料的研究、清史的纂修与清史的史料、清史史料的研究、史料的辑录工作。(郑天挺《史料学之一：从史料的角度看中国的史书》，《及时学人谈丛》，第326—406页)以后多次讲授，每次都有一定调整。1957年秋再度开设，进一步强调理论性，课程主要内容为：史料学的概念与任务、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历史资料的来源、史料的搜集、史料的批判、史料的利用等六章，已形成独特的史料学体系。(郑天挺《史料学之二：史料的分类、鉴别与利用》，《及时学人谈丛》，第407—461页)实际上，这是郑天挺在档案整理基础上，加上对于史料的全面介绍和讲授，不断完善而开设的课程，是郑天挺明清档案整理体验与认知的理论升华。
其次，如何整理档案，又怎样用档案资料去研究历史，郑天挺对这些问题，也提出了系统看法，至今依然有指导作用。1963年12月4日，他应邀到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作报告，题为《清史研究和档案》(《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下文凡引自本文者，不再另出注释)。在当时，清史是中国古代史中研究最薄弱的王朝史，“专著最少，研究最少”，想必这也是他在1939年以后转向明清史研究的一个客观原因，所以他提出要加强清史研究，而清代档案的整理，对于清史研究至关重要。如果“把历史档案与历史研究结合，一起推动，就可以用整理历史档案带动清史研究”。
在报告中，他也对1949年前明清档案整理的方法与体例进行了概括与总结：“第一是摘要选辑，抄录全文。就是把重要文件选出，全文辑录。”像罗振玉编的《史料丛刊》、史语所编的《明清史料》等都属于这一类。“第二是按年编列，抄录全文，甚至保存原来格式。如沈阳出版的《明清内阁大库史料》，全按年代排列，不分类”。“第三是专题编辑，抄录全文。同一专题的档案按年代先后编在一起。故宫文献馆及北大文科研究所编印的属此类”。实际上这是郑天挺继1951年《<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之后，对于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从方法上再一次的总结与提炼，希望从中学习方法，吸取教训，以便找到更为合理的档案整理办法。
在报告中，郑天挺非常坦率地指出了档案整理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是档案数量多……太多就要求整理，越多就越要求赶快整理”；“第二个困难是乱”；“第三个困难是档案不全……正因不全，才要求非深入研究不可，有头无尾，有尾无头，到底联系如何，不深入研究，无法弄清”。他同时批评民国时期整理档案所犯的错误，“就是把档案的满汉文两部分硬给拆开了”。原来很多文档是“清汉合璧”“题本也是满汉合璧的”，但“为了减少皮藏占用的空间”，而硬生生地拆开，“不但破坏了文物的完整，违背了清代制度，而且造成误解，以为满汉文件都是独立单行的”。接着批评了档案整理中的“从文物观点出发”的缺点，只要见到完整的，就保存起来，残存的，就丢弃，实际上造成了很多问题。郑天挺提出档案整理的办法，“一是结合历史整理档案；二是根据档案改造历史”，进而提出“研究历史要根据档案来研究”，而“要整理好清代的档案，也必须对清代的历史有所了解”。尽管如此，也要认识到档案的局限性，“以题奏本章为例，一定要封进才起作用……不封进就无法知道”，“官文书中的诉讼文书，只反映一时一地情况，全国不平衡……如果误作一般现象就错了……用历史档案材料还要广泛地反复地与其他资料进行对比”。可见，郑天挺虽然重视档案的作用，但并不迷信，因为即便是最初的记录，也有其局限性，所以他提出要进行对比研究，要进行“史料批判”。如何解决档案的局限性呢?郑天挺提出需要理论指导，“如果没有理论指导，档案资料就不能发挥应起的作用”。全方位介绍档案整理的办法、问题及明清档案原来整理的情况，力争为当下档案的整理提供指导和借鉴。他提出的对档案也要进行“史料批判”，无疑是超出时代的认知，这成为当代史学十分关注的问题。
1964年8月15日，郑天挺又一次应邀到中央档案馆作报告，他的题目是《清代史上的乾隆时期》，“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国际大事；二、乾隆时期的分期；三、乾隆时期的特点”。(郑克晟《忆郑老与明清档案的二三事》，《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第98页)从世界史上，将乾隆时期跟英国的工业革命、美国独立运动和欧洲的启蒙运动相对比；在中国史上，把乾隆跟前后几个时代进行对比。以世界史与长时段的眼光，对乾隆时代进行定位，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反响。
总之，20世纪60年代，因为工作调动，郑天挺尽管已离开了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但他对于明清档案整理依然关心，他应邀赴中央档案馆所作的两次学术报告，将他对于档案整理的意义、办法、困难，等等，进行了系统讲解，对于当时档案的整理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他不只是关注明清档案，甚至为医学档案写序推介。在《《慈禧光绪医方选议》序》中谈道：“最近……在清代历史档案中，发现大批太医院医药档案，加以研究整理，编成《慈禧光绪医方选议》《清宫医案研究》《清宫配方研究》三书，使我异常高兴。我不懂中医，但我关心档案，重视档案，认为历史档案是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郑天挺《<慈禧光绪医方选议》序》，《郑天挺文集》，第475页)可见，在郑天挺看来，不只是历史研究需要档案，各行各业，只要有档案，都应该重视起来，医学档案亦不例外，故而大力推介。
再次，郑天挺提出将历史研究与历史档案整理结合起来，用历史档案研究历史，以历史研究帮助历史档案的整理，事实上，他一直是这么做的。他的学术研究，正是以档案史料为基础，才作出了令人称道的研究成果。
早在1922年，郑天挺为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时，兼任中国法权讨论委员会秘书，利用该会档案资料撰写了一部学术著作，书名为《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郑天挺在此书封面，亲笔写下“编纂附记”(未印在书中)：
民国十一年秋，余始入法权讨论委员会，得读历代条约及外交公牍，暇辄择其有关领事裁判权者私录之。今年三月，张委员长欲列次领事裁判事迹，汇为一篇，并示以范围数事。翌日，余遂详列细目以进，越半月而上篇成，又半月而附录一成。稿凡数易，迄五月而始定，六月付梓，入月工竣，计凡五阅月。参考引据，尚堪自信。
这是郑天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就是在法权讨论会所保存的中外文献和一些外交档案基础上编成的，1923年以法权讨论委员会的名义出版。因为是依照档案资料而写的专著，郑天挺很有底气，故自言“参考引据，尚堪自信”。法制史专家张仁善总结该书有五个特征，“开拓性著述”“体系完备”“信史记录”“世界眼光”“正义情怀”，(《郑天挺先生与法权讨论委员会》，《南开学报》2022年第6期)十分允当。
而在明清史领域，采用档案进行研究，则是郑天挺的习惯做法。他的成名作《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国学季刊》1936年6卷1号)，乃是以明清档案资料为基础作出的精湛考证。孟森曾发表《清初三大疑案考实》，论及太后下嫁多尔衮一事，认为以多尔衮称“皇父”为太后下嫁之证据，不足为据，因为满人之“皇父”即如汉人之“尚父”“仲父”，只是一种尊称而已。胡适则认为证据不足。郑天挺基于各种史料的考证比对，考证出“皇父摄政王”是清初的一种爵禄，显示尊贵而已，并非太后下嫁之证据。1936年以明清档案为据，作《墨勒根王考》(《益世报》1936年10月22日《读书周刊》)，多尔衮被削爵后，清人内部档案中出现了“墨勒根王”，意为善射者，考证出此即指多尔衮。1936年3月利用启本档案，作《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考证出“世祖未入关前，于臣工言事均称‘启’”；“至世祖入关后，则称‘奏’”。“自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入北京，以迄世祖迁都……当时章奏皆上之多尔衮……称多尔衮为王上……官员于多尔衮自称臣……上书称启……称多尔衮之言为令旨”。(郑天挺《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原刊《益世报(天津版)》1936年3月26日，收入《清史探微》，第125—129页)从各种奏折的用词、程式、称谓入手，考察历史变迁，是相当成功的典范之作。这都是他基于清代档案所作的代表性论文。
1953年11月，郑天挺被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虽然离开了清代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但他后半生几乎大半精力都在进行明清史料的整理与研究。20世纪50年代组织南开大学历史系编纂《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来又组织编纂了《明实录资料选编》。20世纪60年代，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20世纪80年代初，主编了《明清史资料》。在所有整理出版的明清史资料中，最重要的就是主持清官修《明史》的点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带领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同仁，点校清官修《明史》，1963年9月至1966年6月，他只身前往中华书局，专心点校《明史》。1973年春，又校对《明史》三校稿，为《明史》点校出版立下了汗马功劳。郑天挺对于明清史料的整理，成就卓著；而且他所缔造的学风，早已嘉惠学林。
冯尔康是郑天挺20世纪50年代培养的研究生，早已名重学林，他曾道：“毅生师讲授史料学，令我开阔了眼界……获知史料学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及一些史料的搜集、考订方法。在我后来所走的学术道路上，我以相当大的热忱和精力投注于史料学，写出《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两部专著。追本溯源，受启发于毅生师的史料学课程。”(冯尔康《我的南开老师》，《南开学报》2019年第5期)事实上，最初就是郑天挺参与明清档案的整理，进而重视史料，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和学术传统，已被继承和弘扬，融入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学脉之中了。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明清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