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208讲 | 刘光临：在中国的历史逻辑里发现资本主义——重评郝若贝和刘子健有关宋代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假说

讲座伊始，刘光临教授梳理了本次讲座涉及的两位重要人物刘子健(James T. C. Liu)和郝若贝(Robert Hartwell)所在的学术脉络，特别是美国汉学和宋代史学的传承发展。他认为，美国汉学发端于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开始后美国出于现实需要增加了对亚洲的注意并投入更多资源用于东亚研究，在这一领域的热门问题之一就是唐宋变革论（宋代近世说）。

唐宋变革论的提出者是内藤湖南，他认为从唐到宋中国存在着一个类似于近代西方政治和社会转型的过程，即从中世贵族政治转向现代君主专制政治，此后宫崎市定和斯波义信继承丰富了这一看法，进一步明确了宋代社会转型当中包含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成分。

刘光临教授进一步指出，这个问题虽然发端于日本，但美国学界也很快吸收了相关的观点并产生了争论。论者大多同意存在一个明显的社会转型，争论出在这能否称为一种近代化，以及是何种水平上的近代化。持乐观态度的研究者，如柯睿格(E. A. Kracke) 在1954年就积极评价宋代社会转型中商人阶层（也被一些学者称为资产阶级(bourgeois)）的作用，此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强调转变发生于传统社会内部，而从宋到清传统社会都不断显示一种近代化的面向；郝若贝对此更为乐观，认为北宋时期单纯就经济数据看来已经存在一次“煤铁革命”，其他的经济领域也有类似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前几个世纪所取得的进步。

但相反也有论者如刘子健持悲观态度，刘光临教授认为，刘子健对于近代/现代(英文里均为modern一词)持有相对较高的标准，因此他反对将没有导向真正的“现代社会”和工业革命的宋代放在现代的框架下加以理解；另一个法国汉学家白乐日(Étienne Balazs)着重批评了宋代的商人阶层附属于官僚，缺乏自身独立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这也应当和其出身于资产阶级力量薄弱的东欧国家这一个人生活背景有关。

但不论怎样，所有参与讨论的学者都将自己的立论前提放置在一个重大的事实上，即传统中国在宋朝和以后的历史中并没有顺利过渡到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刘光临教授认为，二战后美国历史学家的理论视野是基于马克思和韦伯二人思想构建的。20世纪50-60年代正是美国社会学重新整理韦伯著作并加以高度推崇的时期，而韦伯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缺乏形式理性，儒家理想将官员培养为文人而非精通专业知识的人才。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层制在西方才具备的观点盛行一时，刘子健一开始的著作聚焦王安石变法也隐含着和韦伯思路的对话，晚年更是提出“两宋变革论”，强调君主专制的加强和北方民族的入侵共同促成了南宋时期儒家士大夫精神文化向内的转型，并支配了传统中国此后的政治文化，这一历史叙事强调了士大夫阶层在历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也显然呼应了韦伯对儒家思想内在缺陷的批评。

另一方面，刘光临教授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对二战后西方历史学产生了积极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独特的社会形态，即所谓以剩余价值剥削为基础的政治经济体制。新中国成立后，由邓拓提出的“资本主义萌芽”说受到了广泛关注，促进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尽管当时就存在争议，但较为权威的看法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放在明清时期。

郝若贝偏重从经济史研究中寻找北宋与早期近代欧洲的相似性，包括铁产量的大幅扩大（高于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生产专业化和交换的扩大，货币供应的扩大和纸币出现，以及官员管理经济财政事务的能力增加等等，这些观点对20世纪80年代刚刚与世界学术接轨的中国学术界也产生了强烈冲击。但是刘光临教授指出，郝若贝在晚年研究思想发生了转变，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刘子健的观点和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宏观区域社会变动周期的假说，提出宋代以后地方社会转型的主张，以社会史研究为中心考察宋代转型。

刘光临教授在揭示美国汉学研究趋势的转向后，指出经济史研究仍然有其关键意义，但问题在于正本清源，我们需要明确用于参照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资本主义概念，特别是要厘清历史上的西方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

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确实是争议很大的话题，《资本论》有关论述以普遍的价值规律和基于雇佣劳动产生的剩余价值为理论中心，并视阶级斗争作为其发展的内部逻辑。马克思同样提到如黑死病、地理大发现和西欧殖民扩张、英国圈地运动等历史事件的推动，所以其论说既有抽象性也有历史性。韦伯的论述则强调合理性、复式簿计和工具理性的发展对资本主义起着关键作用，而这些工具理性的产生在历史上又是新教（加尔文宗）伦理崛起的偶然结果。韦伯的同时代人桑巴特关注资本主义诞生于奢侈品消费贸易，战争和投机行为。二战后宣扬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资的弗里德曼则认为“一个自由的私有企业交换经济”才是资本主义。

理论最终都要接受实证研究的检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广为接受，但即使是西欧近代历史中也不乏资产阶级的缺位或领导权的丢失，工业革命过程中生产力仅有限提高，先进技术如蒸汽机并未得到广泛应用，这些实证成果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所谓资产阶级领导或工业技术推动的英国社会经济进步说，大大修正了我们对西欧近代化进程的乐观看法。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布伦纳(Robert Brenner)曾带头提倡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欧洲近代化，挑起了一场关于西欧如何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论战（“布伦纳论战”），批判了原来的人口史学和市场化模型，强调了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受到政治力量对比和阶级关系的影响。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学者们对于如何找寻过渡阶段的内在逻辑仍然争论不清。强调欧洲中世纪城市独立和理性计算的韦伯理论也面临着与历史不符的困境，更不用说最早被证伪的辉格史学了。人类历史本来的复杂性及偶然性使得任何一种抽象理论都很难被概括。

刘光临教授认为，与这些抽象理论解释形成对比的是以观察和记录历史具体变动为鹄的兰克史学。兰克史学是一种保守主义信仰，不认为人类理性可以解释历史长河的走向及其原因，接受了这一立场的研究者对资本主义持有一种相对弹性的态度，看到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的种种矛盾，更加贴近历史现实。由此年鉴学派将资本主义称为一种以金钱为基础的、官商合作（勾结）的统治秩序，这就很接近历史上的经验：近代西方的崛起来自军事上的优势，而英国（或日本）相较于其邻居法国（或中国）的强盛则源自国家较强的财政税收能力以支持其市场化的军事动员。西方学术中也产生了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的税收国家理论和蒂利(Charles Tilly)的近代西方崛起研究（资本密集性国家暴力崛起的路径）。

最后，刘光临教授介绍了他如何延续早期郝若贝思路的研究（见刘著《繁荣与衰退：中国市场经济，1000-1500年》），其中强调中国宋代确实有它的重要性和独特性，特别是在市场扩张和财政国家建立方面走在了世界历史前列。但南宋覆灭于蒙古后历史迎来了转折，元代重拾了唐宋变革以前的身份制社会和人身依附关系，而明代初年则将宋代活跃的市场经济转变为一种管制力度更大，提倡自给自足的管制经济体制。刘子健批评南宋以后中国文化的转向，但刘光临教授认为宋朝制度对于士大夫阶层未必有利，他们的理想与财政国家间存在着差距，假如南宋没有灭亡而朝廷要求士大夫阶层继续与重商主义制度合作，也未必不能探索一条现代化道路。进一步来说，我们今天的经济发展道路与当年宋朝制度是有着相似性，国家主导的市场发展仍是中国今天经济成就的特征。

讲座现场

讲座结束后，与谈人进行了点评。赵冬梅教授首先肯定了刘光临教授结合自己的读书体会对宋代研究的学术史所作的回顾。她也就宋代转型这一历史概念的文化维度、以及更加抽象的文化史学和实证史学的关系等问题与刘光临教授展开了讨论，提出不同史学门类并无高下之分，都渴望增进对过去的了解。刘光临教授演讲突出的经济史视野和中外比较视野有助于我们把握宋史学界长期争论的国家改革与财政汲取之“度”的问题。

牛可副教授基于自己对美国东亚历史研究相关成果的长期关注，提出史学的最终方法仍可归结为实证，但实证如赵东梅教授所说的那样有着多样性，不管是实证研究向理论的延申还是以理论为前提开展实证研究都存在着局限性，但大部分情况下史学观念的争论不会压过学界对史实的共识。

周建波教授结合自身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高水平陷阱问题，明清尤为突出，而经济迅速发展的“宋代模式”到了明清没能延续的一部分原因和表现是因为政府财政没有与民间金融紧密结合，由此呼应了刘光临教授对近代西方“财政国家”崛起经验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