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海洋势必并且已经再次引起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学术界强烈关注。本文尝试通过对中国海洋史研究历程进行一次全景式回顾与梳理，综合兼顾前人的相关综述文章，提出些许理解和思考，希望能对海洋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学术界早先涉及中国海洋的历史研究，往往是以海外交通史的形式出现，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沈增植对《岛夷志略》的整理考证、梁启超对郑和及其航海经历地望的研究考订，均对海外交通史研究有开创之功。用近代科学方法开展海外交通史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20年代，不少学者为之做出了贡献，而张星烺、冯承均两先生可以说是他们中的代表。张星烺早年留学德国和美国，他以十余年之精力，专心搜求关于古代中西交通史迹的各种中外史料，编成《中西交通史料汇篇》并于1930年由辅仁大学出版。书中汇集了丰富的中外交通史料，成为研习中国海外交通史学者的必备参考书。冯承均早年留学法国，他精通多种文字，翻译了大量法国汉学家的作品，其中许多与中国海外交通有关。同时，他还对不少海外交通史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于1936年出版《中国南洋交通史》，此书“理清了中国南洋交通史的基本线索,为进一步研究中国海外交通史打开了路子,其开拓之功,使该书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另外，冯氏还整理出版了多种古代海外交通文献，为海外交通史研究做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海外交通史研究进入新阶段，并取得瞩目成就。举其要者，田汝康研究了17至19世纪中国的帆船业，他指出这一时期中国帆船仍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东南亚航船和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张维华论述了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过程，着重讨论了明代私人海外贸易的性质，把明代海外交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郑鹤声几十年致力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著有《郑和》、《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郑和遗事汇编》等及文章多篇, 可谓国内外研究郑和最有成就的专家；孙光圻利用所学海上专业和相关学科知识研究海外交通史，著有《中国古代航海史》、《中国航海史纲》及相关文章数十篇，具有开拓性。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海外交通史已形成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主办的《海交史研究》作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发表平台，汇集了改革开放以来海交史相关研究的众多优秀文章。
体现“海洋本位”历史研究的出现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情。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通过，意味着全球海洋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海洋新时代”。这也激发了学术界对海洋的重新认识与重视，对海洋有关历史的研究出现新趋势。从1983年起，台湾“中央研究院”开始推行“中国海洋发展史”研究计划，定期召开学术会议，选编出版论文，拉开了中国海洋史研究序幕。至2008年，共出版《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十辑，其后相关学术成果则以“海洋史研究丛刊”形式刊发。厦门大学是中国海洋史研究的重镇，1989年，杨国桢毅然将研究视野从陆地转向海洋，他呼吁学术界关注海洋问题，以适应新时期中国海洋人文社科研究的需要。杨国桢亲身从事海洋史研究，并在近三十年间持续指导博士生在海洋社会经济史等方向进行研究尝试，先后主编出版《海洋与中国》、《海洋中国与世界》、《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三套丛书，计达三十部专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海洋史研究走向深入。王日根为中国海洋史研究中生代学者的代表，其多年从事海洋社会经济史相关研究，并且成果颇丰。时至今日，海洋史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1997年，中国海洋大学成立海洋文化研究所，倡导“海洋文化”学科建设，编辑出版《中国海洋文化研究》。2004年，海洋发展研究院在中国海洋大学成立。2007年武汉大学成立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李庆新长期关注明代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尤其涉及南海的海洋史课题，并有相当可观研究成果问世，在其推动下，广东省社科院于2009年成立海洋史研究中心，并于次年开始编辑出版海洋史专业刊物《海洋史研究》，扩展了海洋史研究的深度广度。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从2011年起主办《国家航海》，编辑出版以航海文史与航海博物研究为重点的海洋史研究文章。上海师范大学于2015年创办《海洋文明研究》，并定期刊载海洋史相关学术论文。这一系列研究机构的成立及诸多学者研究工作的展开，显示我国海洋史研究学术机构阵容基本构成，研究取得初步成绩。张丽、任灵兰曾对2006至2010五年间中国的海洋史研究做过系统综述。万明则指出近年来的海洋史研究存在“郑和下西洋”、“海洋政策”、“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海洋社会经济史”、“海疆与海权”等五大热门话题。我们将三十多年来的中国海洋史研究成果，从史学理论、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军事史、观念史、环境史等几个方面，分别予以回顾。
海洋史理论
杨国桢在从事海洋史研究的同时，便不断就海洋史研究进行理论思考，并先后发表了诸如《海洋世纪与海洋史学》、《从涉海历史到海洋整体史的思考》、《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磨合》等一系列理论性文章。他指出，“海洋史学是海洋视野下与海洋相关的自然、社会、人文的历史研究，从理论上说，包括海洋的自然生态变迁的历史和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历史”，“它是以海洋为本位的整体史研究，在于它以海洋活动群体为历史的主角，并从海洋看陆地，探讨人与海的互动关系，海洋世界与农耕世界、游牧世界的互动关系”，“它要求历史学家首先要重新发掘海洋的历史资源，观察海洋世界自身的发展和演变，然后在陆海互视中给予准确的定位”。随后其又进一步指出，学术界应顺应海洋发展局势的变化，从单一学科研究走向多学科的综合，提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这些文章集中收录在氏著《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中。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在重新建构亚洲史的过程中，提出了亚洲区域模式论。“海域模式”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模式，重视对亚洲海洋的研究是其重要的学术思想。滨下指出，“以海域融合为主的观念来说明亚洲的历史, 比过去以土地为主的观念可以涵盖更多的地区和呈现不同的内容”。并进一步指出海洋的历史与陆地的历史研究相比，应该包含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沿海问题, 如海关、移民、贸易、港口、沿海城市关系、沿海城市与港口关系、沿海宗教信仰、民间和官方的交流与冲突关系问题等。因而, 港口与港口之间的模式研究成为海域模式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第二、跨海问题, 如跨海商人集团、跨海城市关系、跨海经贸往来、跨海货币流通、跨海移民和劳务、跨东海的历史作用问题等；第三、海与海之间的问题, 如东海与南海之间的问题, 广州与东海之间的交流, 广州与新加坡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其许多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均很大程度体现了作者的海洋关怀。滨下武志是日本学界“海洋亚洲”论派最活跃的代表人物，他们强调亚洲的整体性和主体性，强调亚洲整体地域的主体意识，注重亚洲内部的网络互动关系，以及近代与前近代的内在连续性。并出版了包括《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东亚世界的地域网络》、六卷本《海洋亚洲》等在内的一系列关于海洋亚洲地域史的著作。李长莉曾对滨下进行过访谈并有专门文章。
台湾学者较早对海洋史展开研究并有其理论论述。陈昭南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首辑的引言中给出了推动中国海洋发展史研究的三个理由：“第一，中国不只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但以往国内史学界的研究偏重于前者，对于后者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第二，十五世纪西欧国家开始展开史无前例的航海与殖民运动，这个运动改变了世界文明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文明的面貌。了解中国人传统的海洋发展，以及在欧洲人的影响之下这种发展所发生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第三，今日台湾是一个汉民族殖民建立的社会，是中国人向海洋发展所造成的历史事实。我们有足够的兴趣和切身的需要来了解这种发展。”李亦园认为我国疆域广大，幅员辽阔。宋代以后海疆的开拓逐渐重要，海外贸易与拓殖渐受注意，海洋发展的历程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并从地理区域的观点指出中国海洋发展史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其一是作为海外发展基地的沿海地区，其次是沿海的岛屿—包括台湾与海南岛，再次是非本土的海外地区。这三个区域之间的问题互相构成密切的关系。”
此外，冯尔康、李庆新、姜凤龙、李红岩等也曾对海洋史理论及概念进行过思考和探讨。
海洋经济史
中国海洋经济历史悠久，早在先秦《世本》中即有“煮海为盐”的海盐生产活动记载。早期的研究论著主要有沈同芳的《中国渔业历史》、李士豪的《中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及藤田丰八的《宋代市舶司与市舶条例》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海洋经济史研究开始进入学术界视野，经过数十年的积累，海洋经济成为海洋史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个领域。姜旭朝、张继华曾分门别类地从海洋经济史理论、海洋渔业史、海洋盐业史、海洋贸易历史发展与政策、海洋开发与沿海社会经济变迁、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史等方面对这一领域曾进行过学术梳理。姜旭朝、王日根又曾分别就海洋经济史领域中的“中国古代海洋贸易史”和“清代海疆政策与开发”进行过专题性学术综述和回顾，姜文中大致回顾了“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学术史著作”、“海洋贸易制度与政策的研究成果”、“明清海洋贸易政策专题”、“海洋贸易机构海运、海港及其他”等中国古代贸易史研究热点，对研究做了评价与思考；而王文则细致地分类梳理了“清代海疆政策的总体研究”、“海权、海防研究”、“海洋贸易研究”、“海洋移民研究”、“海疆产业开发研究”、“盗匪、海盗研究”等，并指出了这一领域中值得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上述两个专题是海洋经济史中成果相对集中的两个领域，两位学者的总结全面、论述缜密，评价中肯。这里本文对海洋经济史相关研究再做两点补充。
一、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中存在明显“重南方、轻北方”的区域不平衡性，无论是海洋贸易还是海疆开发，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皆以东南沿海地区、南中国海地区居多，而对“北洋”区域的研究较为单薄。目前关于“北洋”区域的研究成果较有代表性的主要如下几种。许檀主要利用关税档案及会馆碑刻资料，从沿海贸易与商业城市发展的角度对明清时期“北洋”区域做了系列研究；陈尚胜长于中外关系史和明清海洋政策研究，他从王朝海洋政策和制度的视角，撰有多篇考察历史时期北洋地区海洋事务的文章；杨强的《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对整个历史时期渤黄海区域的中国海洋经济做了全景式叙述与研究；张彩霞则在《海上山东》中论述了山东沿海地区近代化的进程；倪玉平的《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探讨了清代漕粮海运兴衰相关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变迁，对北洋区域多有涉及；马光着重关注元明时期的海防，有文章论述明代山东海防机构设置问题。
二、海外学者对中国海洋经济史也多有关注。日本学者滨下武志长期从事朝贡贸易体系和亚洲贸易史等研究，多部专著均有从海洋视角观察中国经济。《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围绕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和朝贡贸易体系,考察了近代以帆船贸易为中心的亚洲内部贸易关系，以及亚洲与欧洲的关系,强调地域经济圈的作用，对近代中国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提出独特见解。作者提出的“亚洲经济圈”理论，有力地挑战了长期统治学术界的“西方中心论”。《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围绕中国和亚洲纳入世界经济，探讨了不少重要议题。例如从海洋的视角透视中国、亚洲和世界经济，亚洲的内部贸易，中国的国家财政和朝贡贸易体系，银行和金融，海关等。该著还从朝贡贸易以及与此相关的白银流通、通商口岸网络、金融网络形成和发展的角度，重新诠释了16世纪以来东亚地域体系与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一书，作者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从时代整体把握中国近代经济史发展脉络，提出观点认为这一时代的中国经济，既将外国事物有机地纳入自身逻辑体系中，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又与亚洲地域内部密切关联，是充满“活力”的。
日本学者松浦章长期从事中国海洋史相关研究，他将研究重心放在清代海外贸易史,尤其注重对日本、琉球、朝鲜有关中国漂船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取得不俗成果。较代表性的著作有《清代海外贸易史的研究》、《清代中国琉球贸易史的研究》、《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的研究》等。古田和子运用“亚洲经济圈”理论，对19世纪后期上海贸易网络实态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她借助近代中国海关统计资料，运用统计分析方法，通过对上海网络承担转运洋货功能的考察，指出在强调亚洲内在发展的自律性、自在性的同时，要避免“亚洲贸易圈”理论中亚洲中心主义的复活，主张扬弃开港以后亚洲海域存在亚欧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上田信撰写了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中的《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一卷。传统观点一般认为中国的明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前）是一个停滞的、“闭关自守”的时期，一个与海洋无缘的时期。作者采纳近些年国际学界的新见解，提出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有很大发展，社会、文化等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该著观点新颖，富有新意。村上卫则试图“描述晚清中国海洋史整体”，他将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华南沿海的贸易、海盗、船难、秘密会社与叛乱、征税、移民等问题都放在“海洋史”的主题下加以讨论，通过描述福建人的活动，展示了晚清沿海秩序瓦解一重建一再动摇的过程。
荷兰学者包乐史通晓多国语言，他曾利用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资料撰写多部著作及文章，对17、18世纪东南亚华侨史、东南亚华侨贸易等问题有深入研究。专著《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研究了中国海外贸易网络和海外华商贸易网络。《看得见的城市：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则透过广州、长崎、巴达维亚这三个关键城市，描绘出东亚经济及文化的转变，具体而微地呈现出其对于东亚海洋史的宏观视角与治学心得。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吉普鲁的著作《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以多学科的手段，探索了历史与当代、亚洲与欧美经济间的紧密联系，讲述了亚洲特别是中国如何回归到世界经济的中心位置。著作提出了“亚洲的地中海”这个新的经济区域正在重生的观点，全景式地为读者展现了亚洲尤其中国海洋贸易的发展历程和前景。本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但无论从方法、视角还是从思路上都对我们提供了启发。美国学者范岱克利用丰富的多语种资料，重建了清代广州对外贸易的日常运作，揭示了诸多贸易参与人的日常生活，并对清代贸易体制进行了反思。
海洋政治史
南海问题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也得到历史学尤其海洋史领域的着重关切。历史学者对南海问题的研究侧重于我国对南海主权的历史依据。在这方面的研究，韩振华先生的《南海诸岛史地研究》以专题论文的形式系统研究了包括我国历史上南海海域及其界限、近代以前南海诸岛作为中国领土的古籍记载、宋代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南沙群岛古地名考等一系列问题，为南海问题历史研究的典型著作。李国强、吴士存等学者则在南海问题资料文献整理方面做了大量有效工作。已有学者撰写了对南海相关研究的综述文章，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刘中民、滕桂青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南海问题研究综述》，以及曾勇的《国内南海问题研究综述》。近代由于国家的衰落，南海逐渐成为东西方列强觊觎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随着南海局势骤然加剧，有关南海的研究迅速升温。近期较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吴士存的专著《南沙争端的起源与发展》，作者从历史、地理、法律、军事等多个视角论述南沙争端，证明中国对南沙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研究分析影响和制约南沙争端的相关因素，揭示南沙争端复杂化、长期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及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南沙争端的建设性立场及深远影响。鞠海龙撰文回顾和论述了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和近代中国的南海维权行动，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海权利的坚持和维护均毫无疑义地延续和传承了中国对南海诸岛及相邻水域的权利”。
钓鱼岛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初激化后，无疑为海洋政治史领域的另一研究热点。台湾学者在80年代以前是中国方面钓鱼岛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出版多部专著，如杨仲揆利用其在琉球工作的机会，搜集了大量琉球及钓鱼岛相关问题的一手资料，于1972年出版《中国、琉球、钓鱼岛》；丘宏达则有系列文章讨论钓鱼岛主权问题，确立了中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基本论点等等。这一时期台湾还对钓鱼岛相关资料进行了编纂，这些工作为中国的钓鱼岛主权论据做了最早的学术奠基。中国大陆则是从90年代尤其2000年以后出现越来越多的钓鱼岛研究论著。其中，吴天颖的《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日本奥原敏雄教授》探讨了超级石油矿苗吊起“饥渴的野兽”之胃口、中国人民原始发现并命名钓鱼岛、位于赤尾屿、古米山的“琉球海沟”系“中外之界”、钓鱼岛与明清两朝巩固海防休戚相关、19世纪后期日本侵占我国钓鱼岛始末等五方面的问题，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探讨钓鱼岛问题的著作。在钓鱼岛问题上上最为国人所熟知的日本学者是井上清，其在上世纪70年代便通过详细周密的调查研究指出钓鱼岛属于中国。也有奥原敏雄、绿间荣等日本学者持相反意见。罗欢欣评述了四十年来海内外的钓鱼岛研究可以参见。米庆余、郑海麟、刘江永等学者的观点则为近些年有代表性者。米庆余通过对明代陈侃《使琉球录》等史料的考论，有力地证明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原本便是中国领土,历史记载的古米山(现今的久米岛)才是古代琉球王国的西部疆土”的观点。郑海麟的专著《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从中日史籍看钓鱼岛列屿的主权归属、中日钓鱼岛列屿之争的法理研究、钓鱼岛列屿相关地图考释三方面考察了钓鱼岛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刘江永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从历史事实看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并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暂时解决不了，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大局出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许仍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的观点。另外，奥地利学者萧婷主编的《纵横：东亚世界交流史研究》第七期（2013）以“钓鱼岛与东亚海洋史”为主题刊登钓鱼岛研究文章一组，其中，佛朗西斯卡?舒尔茨在《关于钓鱼岛的领土争端：日本与中国主权要求的理由与历史论证》中批判地分析两国各自提供的最常见的历史与法理论证依据，并提出“这个领土冲突存在的原因，既不是由于该岛的经济价值也不是由于其战略价值，而是由于其对于中国与日本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的见解。这些文章体现了部分西方学者对钓鱼岛问题的观察。
海洋文化史
20世纪90年代，海洋文化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被提出并建设，并在最初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了海洋历史文化、海洋环境文化和海洋思想与权益制度三个研究方向。《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先后已出版6卷，汇集了国内外海洋文化主题的研究文章百余篇，研究探讨了海洋文化相关问题。另外，国内各地方还召开海洋文化主题研讨会多次并出版相关论文集。
海洋信仰尤其是妈祖相关研究，是海洋文化领域的重要关注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数以千百计，择其较有代表性者叙述如下。李伯重论述了妈祖形象从“乡土之神”到“公务之神”，再从“福建海商之神”到“全国海商之神”的演变过程，并指出“妈祖形象自产生后起就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个变化正是妈祖信仰富于生命力的表现。”王荣国的《海洋神灵：中国海神信仰与地方经济》以海神信仰为研究对象切入海洋文化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视域，构建海洋神灵谱系，并探讨海上人群的信仰状况。蔡少卿指出关帝、观音、妈祖是中国民间信众广泛的大神。而“其信仰崇拜的原因在于人避灾祈祷的功利实用目的和态度。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可以给人们精神支柱，起安定社会的作用，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并有助于祖国的完全统一和现代化”。高红从地理学角度来研究妈祖文化，探讨她的形成、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刘婷玉利用西方历史资料，探讨了明代妈祖信仰在海外的传播。何绵山曾对20世纪50年代至2003年台湾的妈祖研究进行综述，发现期间台湾有代表性的妈祖研究文章便达近200篇。中华妈祖交流协会和莆田学院曾对妈祖相关研究的文献和研究成果编排目录和索引，这一方面成就了一部妈祖研究的工具书，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了妈祖研究的兴盛。
海上丝绸之路是涉及文化、经济、政治等多领域的研究热点。“海上丝绸之路”概念最早由法国汉学家沙畹于1913年提出，1967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正式使用，并在80年代后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陈炎从80年代开始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为国内最早关注研究海上丝路问题的学者，1982年发表《略论海上“丝绸之路”》一文，并于其后出版《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两部专著。80年代末9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开启丝绸之路国际性的全面研究，2000年以后中国部分沿海港口城市向联合国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在这些事件的推动下，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掀起热潮并走向深入。陆芸曾对80年代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进行过述评，尤其对2000年后围绕“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所进行的学术研讨会和文章做了梳理。冯定雄则盘点了近十几年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热点问题，指出热点主要集中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开始时间及历史分期、始发港等问题上。随着国家“一路一带”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热度将持续下去。
海洋军事史
20世纪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中国海防史取得了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史》可以说是国内研究中国海防史最早的一部著作。杨金森、范中义所著《中国海防史》则可以说是目前国内第一部以“中国海防史”命名的海防史专著。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高新生的综述文章，作者从“研究概述”、“海防思想”、“近代海防思想”、“海防建设”、“海防战争(战役)”、“海防战略”、“海权(海洋权益)”、“中外海权发展比较”、“海防教育”、“海防社会”、“海防文化”、“海防地理(边、海疆史)”等多方面对中国海防史研究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海权”理论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学界的重视，近些年学界明显加强了对“海权”理论的研究，也加强了“海权”理论在海洋史研究中的应用。其中，刘中民对“海权”相关核心概念进行了辨析，对世界海权发展经验与教训进行历史反思，并围绕中国海权发展进行了系列思考。张文木从历史和现实定位海权坐标，认为中国海权确切理解是一种隶属于中国主权的海洋权利而非海上权力, 是有限海权，而非海上霸权。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重要人物，百余年来学术界对“郑和”进行了多样化的研究，甚至曾有专门研究郑和相关问题的期刊：《郑和研究》。王健总结论述了百年间郑和相关研究，并将郑和研究分为四个时期。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界开始在海权理论框架下重新解读郑和。如何平立、沈瑞英认为郑和七下西洋“不仅反映明朝的政治军事目的，而且从其海洋活动的战略实施而论，也是中国历史上海权意识的觉醒”；李金明认为虽然明朝对国内实行海禁政策，但“郑和在下西洋活动中，明确地贯彻了自己的海权思想，其主要表现在确保南海航道的畅通和控制海上的关键港口”。郑一均则认为“郑和下西洋的行为，不是因为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体现不出海权思想，而恰恰是郑和下西洋体现出的海权思想被实行闭关自守的封建统治者扼杀所致”。
以郑成功为代表的海商势力是近些年海权理论视域下关怀的另一个研究热点。倪乐雄有多篇文章探讨了明末清初郑成功及郑氏集团的海权实践及其意义，他认为“海洋国家的军事力量目的不是为了不顾国际道义原则和伦理原则，用武力夺取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秩序，以及本国的正当商业贸易利益，这点郑成功当年建立的东亚贸易体系，以及为维护这种贸易体系的军事实践，仍然有着可供今天参考的价值”。郑永常探讨了郑成功的“海洋性格”，透过十二个事件，分析了郑成功海洋性格的展现以及从海洋性格走向海洋实践的行为。并运用马汉的海权理论，证明郑成功的海权观念与当时的荷兰人并没有很大差异。王昌从海权的角度对郑成功抗击荷兰进行了新的诠释与理解。张培忠以文学的笔触，从海权的视角切入，描绘了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的事迹。陈思从军事学尤其战役角度比较分析了郑成功与施琅两次征台之役的差异。
还有部分学者分别就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如魏源、严复、孙中山、陈独秀、陈绍宽等的海权观念进行了论述探讨。史春林曾对1990年后中国近代海权问题的研究进行过综合述评，可供参见。
海洋观念史
海洋观念也日益成为海洋史学中较受关注的一个领域。黄顺力的专著《海洋迷思：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全景式地论述了中华民族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历程，并指出由于封建社会长期实行以农立国为主导的基本政策，使中国古代海洋观逐步形成有限开放性、边缘从属性和守土防御性三大特点。其后作者还有多篇文章继续对海洋观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王子今精于秦汉史研究，近年来将学术目光转向海洋，并有一定数量的涉海研究成果问世。《秦汉时期的海洋开发与早期海洋学》认为秦汉时期“天下”与“海内”并说的语言习惯体现了政治文化意识中的海疆观。对海洋的关注，反映了当时社会海洋意识的觉醒。“楼船”军在战争中的作用，“海贼”的活跃，都反映了海上航行能力的进步。东洋和南洋航运的开发和繁荣，体现出汉文化面对海洋的进取精神。“海人之占”诸论著的问世以及有关海洋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可以看做早期海洋学的收获。《上古地理意识中的“中原”与“四海”》对“中原”与”四海”、“天下”与“四海”、以及“海内”与“海外”等诸意识进行了学术考察；《秦汉人世界意识中的“北海”与“西海”》一文论述了中原“四海”意识的生成与变化，并指出秦汉文献记载“北边”和“西边”地区称湖泊池沼为“海”，这一情形与中原人有关“四海”的观念存在某种内在关联，也反映了当时人的天下观和世界意识。
唐琰比较研究了《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与《镜花缘》中的海洋观念，并认为因时代不同两部小说的海洋观念各有特点。笔者认为唐文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启示了海洋史研究史料的范围。李国华考察指出清末海洋观由于门户被打开、西方势力入侵的刺激,形成以海防为中心特点，这样的海洋观对清海军从酝酿到创建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但也给海军建设带来了不利因素。朱建君多角度考察了中国古代主要海神信仰的历史传承与流变，并通过分析海神传说及相关民俗，透视出中国古代海洋观念存在源远流长的“四海”水体观念、“鱼盐商利”的海洋价值观念、敬畏与驾驭交织的海洋本体观念三方面内容和特点。刘平则专文探讨了海洋观与清代海盗、海上贸易间的关系。
海洋环境史
国内学界早期对海洋环境的关怀主要体现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特别是对历史时期海平面与海岸线的变化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在 1982 年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中。其中又以谭其骧、满志敏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谭其骧曾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和渤海湾海平面变化进行深入研究，满志敏则对宋元时期海平面变化对江浙地区影响进行了探讨。
近些年来，国内外环境史学界逐渐将研究视野转向海洋。包茂红曾专门撰文介绍国际环境史学界对海洋尤其亚洲海洋的关注，梳理海洋亚洲研究的学术谱系，提出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并认为“海洋亚洲环境史无论是从海洋史还是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都是一个急待开拓的新领域”，南非环境史学家 Lance VanSittert则生动地呼吁重视“另外十分之七”的地球。中国海洋环境史研究方面，李玉尚梳理了大量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海洋生物相关资料，通过文献整理和数学建模的结合，大致勾勒出有准确渔业数据以前的海洋环境变化，明确了渔业丰歉与海洋自然环境间的关系。他指出，海洋自然环境的变化对海洋生物结构数量和空间分布影响很大。李玉尚的相关成果集中体现在《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与环境变迁（1368-1958）》一书中。美国学者穆盛博的《帝国晚期和近代中国的渔场争战和环境变化》认为，在没有资源保护措施的时代，人口压力和国家政权向渔业的渗透，最终导致资源的衰竭。河口是海洋与陆地系统间最活跃的交界面，李智君结合地理学方法，考察了明清以来九龙江口的环境演变，江口环境的演变则导致了民众各种与海争田的行为及社会问题。
余论
限于篇幅与能力，本文难免挂一漏万，未能穷举目前中国海洋史研究领域的所有成果与学者。而通过上述大致的总结回顾，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海洋史研究走过了“星星之火”的最初阶段，已经开始呈现“燎原”之势。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和积累，一批研究机构陆续成立，海洋史研究阵营基本建构成形，海洋史研究在各学科多处生发，并取得蔚为可观的成果。进入新时代，中国海洋史研究必定会继续大力推进前行。综合学界观点并依笔者浅见，海洋史研究至少还需在以下几方面继续提升。
一、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的应用
目前似乎只有少数学者对海洋史研究相关思维、理论、方法进行过系统深入的论述和探讨，无疑这方面的探讨和研究需要进一步强化。研究者应突破传统的国别史、中外关系史、海外交通史等研究模式，海洋史研究应树立“海洋本位”思想，切实站在“海洋”的角度观察经济社会的发展。海洋史研究应及时吸收、应用新理论，使研究能够处于学术前沿地位。比如，近来在学界颇受关注的“全球史观”（整体史观）和“海权”理论无疑应该得到海洋史研究领域的重视。另外，还应该注意自然科学及其变化对海洋社会生活的影响，如洋流、潮汐、季风等对海上活动、蒸汽机在造船业的应用对海洋贸易形态等均有深刻影响。
二、多学科的交叉与综合
既有的海洋史研究在内容上偏重于专门史领域，历史学的理论方法在研究中占主要地位。海洋史研究实际是个跨越多学科的宏大研究领域。作为历史学工作者，需要多借鉴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考古学等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需要进一步打破学科畛域，推进不同领域学术交流，促进学科间的交叉合作和密切结合，创造形成多学科、多视角、多层次研究海洋史的新局面。
三、研究仍需进一步扩展深化
尽管已经取得不俗的成绩，但客观来说，整体的海洋史研究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海洋史在研究内容、史料发掘、范围视角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深入。以海疆开发史来说，现有研究成果存在明显的“重南轻北”倾向，且多注重对海疆开发的时序发展脉络梳理，研究范围多集中在陆地行政区划内，以地理区域为单位的研究相对较少；海疆开发研究的史料散见于诸如官方档案、地方志书、民间文献等的各种文献之中，均需要进一步整理和解读；外文文献亦需要进一步发现整理；以往较忽略民间因素在海疆开发中的作用，海洋政策与海疆开发间的差异未得到充分展示，政策研究与实践研究存在断裂等。今后，中国海洋史的研究需要在以上诸多方面继续扩展深化。
（作者李尹，系中国海洋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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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