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來 | 從江南到全域——宋元變革的時空考察

南國學術 -澳門大學學報

『南國學術 -澳門大學學報』由澳門大學編輯出版。該刊以“國際化的中文學術”、“中文學術的國際化刊物”為理念，面向全球以中文為學術語言的所有作者、匿名評審人和讀者。是一本以“大人文，跨學科，超界域”爲發稿理念的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季刊。繁體字編排，每三個月推出一期。在文章側重上，既探討全球問題、區域問題，也探討中國問題；在以全球視角看東方和中國的同時，也以東方視角關注世界問題。

在學界，無論是“兩宋之際轉型”說，還是“宋、元、明過渡”說，都對元代這一時段形成了無意中的漠視。元代呈現的一些表面現象，以及由此造成的定勢思維，遮蔽了未經深入考察的研究視野，尤其缺少由宋入元的貫通研究。其實，觀察中國歷史走向近代的歷程，元代是極為重要的關節點。

（一） 追尋來處：元朝制度的沿襲與發展

元朝的政治制度除了保留有蒙古舊制之外，對原宗主國金朝的因素吸收較多。那麼，金朝是一個什麼樣的王朝呢？實際統治北中國的女真人，在百餘年間，又承繼原宗主國遼朝契丹人的傳統，在接受中原文化方面走得相當遠。『金史·百官志』就如是說金朝的制度：“大率皆循遼、宋之舊”。『金史·選舉志』更是明確記載：“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為依據。”金世宗在告誡皇太子和各個王子時便指出過這樣的現象：“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在另一個場合，金世宗還指出：“今之燕飮音樂，皆習漢風。”從皇室之一斑可以概見金朝治下的全社會漢化程度。正是由於對中原文化的充分接受，讓金朝擁有了很大自信，乃至都要自稱“中國”，與中原王朝一爭正統。在科舉取士的刺激之下，產出了大量士人，幾乎成為適足以兩宋比肩的科舉社會，在地域社會也有著活躍的士人圈子。在北方地區，除了對周程理學的個別接受，更多的則是由於科舉詩賦的提倡，通過蘇軾、黃庭堅等著名詩文對儒學的間接接受。

蒙古又通過金朝間接地接受了一定程度的中原文化。統一前的蒙古部落首領便曾模仿中原王朝，自稱“祖元皇帝”，建元“天興”。到窩闊台時期，已由孔子後裔孔元措主持取代成吉思汗時使用的西夏樂，將漢文化的舊金禮樂用於蒙古朝廷。並召名儒“直釋九經，進講東宮”。忽必烈從儒學經典『易經』擇取“大哉乾元”，立國號為“元”，建元“中統”。這一時期，甚至刊行了由蒙古文字、維吾爾文字翻譯的『資治通鑒』。進入漢地的蒙古帝國，終於成為立足于農耕地區漢族模式的元王朝。在語言上，“太子”等蒙古語發音與漢語的接近，也顯現出中原文化影響的痕跡。除了久遠的間接影響，由於江南的併入，加之統治佔全國人口82%江南的需要，元朝的制度吸收來自南宋的因素，就成為不可避免的自然之勢。

蒙古舊制，疊加遼金的傳承，融入南宋的制度，元朝最終呈現出的是多元一體的政治結構。不僅政治結構，經濟、文化也顯現出以漢族文化為主的多元一體形態。漢民族聖人孔子的地位越來越高，元成宗下詔說“孔子之道，垂憲萬世”，通令全國一律崇奉。到元武宗時期，孔子被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達到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法國的蒙古學家勒內·格魯塞這樣講道：“事實上，儘管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征服了中國，但他本人首先就已經被華夏文明所征服。”這是透過帝王對元朝的整體評價，表明了漢族文化在元朝佔據的主體地位。追尋這一時代的漢族文化，則主要是來自江南的南宋文化。

超越江南視角，近年來飯山知保、王錦萍等學者以歷史人類學視角，將目光轉向北方。透過田野考察，發掘實物史料，已有大量成果，為考察宋元變革提示了有益的北方經驗。包括遼金統治的中原，北方社會經過遼、金和金、元易代，其社會階層的形成以及文化表現，與南方多有差異，儒學也不能與道教、佛教競爭。這一事實必須承認。然而，北方社會儘管呈現出與江南經驗不同的歷史發展軌跡，但潛在的文化同質性，形成了最終統合的基礎。承繼這樣的基礎，元朝實現統一之後，蒙古人加上色目人不過全人口的百分之三，來自南中國強勢文化彌漫全域則是勢所必然。這也可以視為社會轉型在元代得以繼續發展的客觀因素。特別是宋蒙戰爭造成的人的流徙，在客觀上也帶來了文化的流動。1276年元軍進入南宋都城臨安，掠往大都的不僅是南宋的君臣，還有三學諸生。江南文化也跟隨著被迫遷徙的知識人一同北上。以江南為主，疆域割據消失的元代，不僅全面承續了南宋以來的社會變革，還將社會變革向全域緩緩鋪開，在社會的各個層面逐漸實現具體落實。

（二） “看不見的手” ：由經濟史視點切入考察

宋元易代，異族統治並非如想像中的黑暗。蒙古征服南宋，除了在一些激烈抵抗的地方實行殘暴屠城之外，大多是不流血征服。中國學者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也如此指出：“忽必烈滅亡南宋統一中國，在中國自秦漢以來的歷代王朝更替重建統一帝國的戰爭中，是戰事最少，殺戮最少，破壞最小的一次。”不流血征服便使得千年繁華的江南社會結構與生產力沒有受到較大的重創，江南的經濟發展也沒有被中斷。法國學者謝和耐（Jacques Gernet）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中斷言：“在中國早已開始了近代化時期，是蒙古人的入侵阻斷了此一迅速進步的過程。”這是想當然的推測。書中用『馬可波羅遊記』記述的南宋滅亡以後繁榮的城市商業發展，恰恰無形中否定了他自己的推論，反證元代延續了南宋的“近代化”。

除了馬可波羅的域外人之眼，北方人關漢卿也在元曲中描述了其目睹的杭州繁華：“普天下錦繡鄉，寰海內風流地。大元朝新附國，亡宋家舊華夷。水秀山奇，一到處堪遊戲。這答兒忒富貴，滿城中繡幕風簾，一哄地人煙湊集。”正是由於王朝鼎革沒有對江南經濟帶來較大的破壞，在硝煙散去的和平時期，元朝也跟隋唐北宋歷代王朝一樣，對江南經濟形成極度的依賴。『元史·食貨志』如是云：“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今天的北京，當時的元大都，也由江南的支撐顯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

改朝換代並未中斷經濟發展的進程，反而更為開闊疆域的形成與多種貿易方式的導入，更為刺激江南經濟由內向轉為外向，商品經濟更加發達。包括元代江南持續的繁榮，對有元一代的經濟成就，也需要有一個整體的基本認識。舉一個例子，元末大量發行紙幣，但通貨膨脹率也僅達4%，並未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動亂。這就從一個角度可以窺見經濟在元代並未停滯、倒退，而是有著持續的累積。南宋歷元，留給明清中國一個厚實的鋪墊。

南宋以後，資本的私有化、市場化範式得以維持，這種所謂的“史密斯式經濟增長”(Smithian Growth)，讓人口總量不斷攀升。北宋的人口超過一億,南宋版圖儘管大幅縮小，也達到六千多萬。元朝後期的順帝初年，人口已達八千萬人。明代中後期已接近兩億，至清乾隆時期就已將近四億。除了新品種農作物導入的因素，追根溯源，都跟宋元變革所帶來的市場化經濟轉型關係密切。

有人認為元代“諸色戶計”的戶籍制度很有時代特色。其實，戶籍作為納稅單位，以職業設置，在南宋已經很普遍。在元代，據統計共有83種戶籍。不過，在宋代文獻中，至少也可以找到50餘種戶名。比如，有研究表明，在南宋就已經出現明顯與普通民籍相區別的擁有身份化世襲的灶戶。或許可以說，元朝的戶籍制度，是在原有的基礎上，又部分地參考宋朝以及金朝的制度，擴大而形成的。無論制度上如何遺傳與變異，戶籍種類繁多的現實，無疑折射了社會發展的多元化。這種看上去是以公權力主導形成的專業分工和專業生產，我們從很多戶種來自宋代的歷史考察來看，實際上是順應了社會轉型的客觀變化。“諸色戶計”廣範圍的實施，形成了亞當·斯密所言“斯密動力”（Smithian Dynamics）。這種由專業分工增進勞動生產率所形成的動力機制，更為活躍了市場經濟，從而促進了商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南宋中後期環太湖地區的城市化程度，有學者估測，城鎮人口已佔總人口的24%左右。入元以後，沒有遭受嚴重戰爭創傷的江南，無疑繼續了這種發展。

元朝的稅收南北有異。北方是穀物和科差，南方則沿襲南宋徵收夏秋兩稅。除了鹽業國家統制，食鹽年產量超過10億斤，稅金佔了全國稅收的一半之外，承自南宋發達的商業，商稅也成為國庫的主要收入源之一。元初北方土地的確荒廢較多，還有不少都被蒙古貴族搶奪改作了牧場，平民被略為驅口奴隸。但這種狀況自忽必烈即位後就逐漸得到了改變，人口與土地的掠奪被禁止。朝廷設置司農司，發佈『農桑輯要』，普及先進農業技術，將戶口和耕地的增加規定為官員升遷的條件，出臺了一系列農業振興政策。北方以軍隊屯田為主，南方則大力進行湖畔圍田與荒山開墾。比如至元二十九年（1292）上海由鎮升為縣後，出現了這樣的景象：“雖瀕海而廣原腴壤，盡境皆然。極目萬頃，莫有曠土。以十分計之，良田蓋居其九，故『元史』稱為瀕海重地。”整個元代的耕地面積已較前代有所增加，南方的糧食產量也比南宋時期增多。江南的中心區域蘇湖地區在南宋時期就已成爲糧食的主要產區，當時便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謠諺，到了元代，江浙行省歲入稅糧竟佔到全國的37%，可謂是名副其實的糧倉。全國由站戶管理多達1500以上的龐大站赤網路，不僅曾成為元朝統治的有效保障，還連接著中央與蒙古的四大汗國，促進了歐亞大陸的經濟、文化交流。在站赤之外，元朝在舊有的京杭大運河之外，還開鑿了從山東到大都的三條運河。並且利用南宋的海圖開通了從南到北的近海航路，促進了物流的擴大與行商的往來。元人方回這樣寫道：“東南郡蘇杭第一，杭今設行省。南海百蠻之入貢者，南方之數百郡之求仕者，與夫工技貿易之趨北者，今日杭而明日蘇。天使之馳馹而來者，北方中原士大夫之仕于南者，東遼西域幽朔之浮淮越江者，今日蘇而明杭。”過去南宋的一百多年間，“北視淮甸，已為極邊”，元朝的統一，消除了人為的割據邊界，內陸運河與近海航運將南北中國連成一個整體，經濟與文化的“看不見之手”強固地粘結了唐以後實際上將近四百年的南北分裂，從此中國大陸再未出現政治分裂。這使宋元變革在統一的局勢下得以全域漸次無阻地鋪開。

承繼南宋的海外貿易，元代的規模遠超前代。南宋後期成書的『諸蕃志』記載有遍及歐亞非58個海外國家，元代前期成書的『大德南海志』記載了一百多個與廣州通商的國名和地名，元代後期成書的『島夷志略』則記載了二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不少是作者汪大淵“皆身所遊覽，耳目所親見”。從南宋到元代前後期，記載的資料折射出元代海外貿易的興盛與發展。日本木宮泰彥的『日中交通史』就歸納說：“元末六十年間，殆為日本商舶赴中國最盛之時期。”南宋人筆下當時面向世界貿易的寧波慶元港：“風颿海舶，夷商越賈，利原楙化，紛至遝來。”這是南宋的景象，我們再來看元代，元人張翥慨歎慶元港的繁盛與稅入，在詩中寫道：“是邦控島夷，走集聚商舸。珠香雜犀象，稅入何其多。”透過同一個港口，我們看到了從南宋到元代的持續繁榮。

當時的交通運輸網的自由利用，中間關稅的取消，加之武力保護，諸如此類的保護經商和優惠政策，不僅給元朝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還讓歷史上最早的世界交通路線與國際貿易體制，遠在大航海時代到來之前，便在歐亞大陸間形成了。宋元變革在元代的全面展開，無疑為後來明清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對於元朝來說，江南就是糧倉和錢口袋。元末張士誠、朱元璋、陳友諒等地方武裝蜂起，讓元朝失去了對江南的控制，從而以商業和流通為主的橫貫歐亞的經濟體系便走向崩潰。加之各種綜合因素，最終導致了元朝的滅亡。這一事實也彰顯著江南的重要性。

元明易代，江山鼎革，但江南並沒有消失，社會轉型一如既往，並且溢出江南，漫捲全域。杉山正明從世界史的視點指出：“從歐亞規模來看，蒙古經過吸收南宋的遺產，當時的江南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充滿富有的‘生產社會’，以陸海兩種方式向世界開放。”

（三） “罷科舉而用掾吏” ：與吏治天下

由於元朝政府的決策層在開與不開的政策分歧中延宕，造成數十年間的科舉停廢。在這種偶然性因素的背後，其實是由於社會多元化與有效的吏職管理層的存在，削弱了科舉生產官僚的必要性。追溯這種必然性的因素與背景，正是發端於南宋。元朝長時期停廢科舉，以後雖然勉強開科取士，但有元一代的登第人數甚至不及宋代一榜之多，對政治並未產生多少影響，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經世大典』就講述了這樣的事實：“擇吏之初，頗由於儒，而所謂儒者，姑貴其名而存之爾，其自學校爲教官顯達者蓋鮮，獨國學初以貴近就學，而用之無常制。其後歲有貢法，而寖失初意矣。其以文學見用於朝廷，則時有尊異者，不皆然也。至元以來，數欲以科舉取進士，議輒中止。延祐始力置進士科，三年，取不及百人爾。”科舉之門半掩，薦舉之門洞開。仿佛東漢的舉孝廉，建構地方文化秩序的士人擁有著能動的話語權。

然而，科舉的長期停廢，畢竟堵塞了舊有的士人向上流動的主要通路。絕望的士人只好一心一意謀求在地方的橫向發展。在多元選擇中，為吏大概是最多的選擇。在這種利用知識優勢務實之舉的背後，其實還隱含了過去通過科舉走向仕途之夢。這種選擇也與元朝政府從胥吏中選拔官員的方向一致。元朝政府重視胥吏的作用。清人就指出過，“元初罷科舉而用掾吏”。因而，胥吏養成的『吏學指南』之類的書籍在元代也應運而生。元代士人棄儒從吏，乃當時之潮流。元朝以吏為官，吸納了大量士人。

流向地方的士人，其中的多數並沒有可能成為強勢的鄉紳。利用自己的知識優勢，更多的沒有太大勢力的士人，便在沒有可能當官的情況下成為了所謂的胥吏。官為朝授，吏為官招，性質不同。在宋代出現的以吏為職業的“吏戶”，就反映了這種變化。並且，在宋朝一直就有由吏入官的制度與實踐。在元朝停廢科舉的時期，許多士人加入到了胥吏的隊伍之中。元人鐘嗣成的『錄鬼簿』就記載了這樣一位元士人的經歷：“鮑吉甫，名天佑。杭州人。初業儒，長事吏，簿書之役，非其志也。跬步之間，惟務搜奇索古而已。故其編撰，多使人感動詠歎。余嘗與之談論節要，至今得其良法。才高命薄，今猶古也，竟止昆山州吏而卒。”『元史·選舉志』也對元代科舉廢止後士人的流向做了概括性的描述:“貢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僕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 

北宋宰相文彥博對神宗說的一句“與士大夫治天下”，揭示了自北宋以來與君主共治的士大夫政治特徵。元代長期停廢科舉，士大夫生產的傳統來源供斷，由吏入官成為士大夫生產的新來源。元代大儒吳澄曾觀察到這樣的事實：“至元間，予嘗游京師，獲接中朝諸公卿，自貴戚世臣、軍功武將外，率皆以吏發身。蓋當時儒者進無它途，惟吏而已。”

在宋代儘管也有以吏入官的制度規定與實施，但以科舉出身為主途的官與從事具體庶務的吏等級地位天淵懸絕。吳澄也指出吏的地位“浸浸以賤，逮宋之季極矣”。然而到了元代，由吏入官成為主流，官與吏的界限就變得模糊。且不論出於何種考量，士人對吏抵觸的意識開始有了一定的轉變，至少對吏已經減弱了觀念上的歧視。面對以吏為官成為主流的現實，也出現了儒、吏合流的主張：“夫吏之與儒，可相有而不可相無。儒不通吏，則為腐儒；吏不通儒，則為俗吏。必儒、吏兼通，而後可以蒞政臨民。『漢書』稱‘儒術飾吏治’，正謂此也。今吟一篇詩，習半行字，即名為儒，何嘗造學業之深奧？檢舉式例，會計出入，即名為吏，何嘗知經國之大體？吏則指儒為不識時務之書生，儒則指吏為不通古今之俗子。儒自儒，吏自吏，本出一途，析為二事，遂致人物之冗，莫甚於此時也。”元代大儒吳澄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也這樣講過：“曰官曰吏，靡有輕賤貴重之殊。今之官即昔之吏，今之吏即後之官。官之與吏，情若兄弟。每以字呼，不以勢分相臨也。”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元代一變與士大夫治天下為與吏治天下。元代另一個文人揭傒斯已經指出了這一事實：“我元有天下，所與共治，出刀筆吏十九。”

（四） “由儒入吏” ：士人在政界內外活動的意義

在行政領域，元代的儒與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互補共存。元人許謙就這樣寫道：“今聖天子下明詔，設科取士而官之，德至渥也。有不得預於此者，則使由吏以進。夫取才于學，周制也；選官於吏，漢法也；由儒入吏，由吏拜官，則兼周漢之任人。然則今之為吏者可謂貴，而士之生斯世，可謂幸矣。”

南宋科舉登科後的改官難，升遷難，是造成士人流向多元化的重要因素。進入元代，科舉的長期停廢，儘管改變了入官路徑，但仕途路難行的狀況依然沒有改變，甚至更為艱難。元代儘管以吏為官，升遷改官問題也相當嚴峻，元代絕大部分的士人終其一生沈淪下層，升遷受到起官品級限制。比如八品官，大多在七品上下，且多是在地方平行遷調，輾轉於州縣。許多利用知識優勢的士人，儘管可以出任學官和儒吏，但也只能停滯於難以升遷的官僚底層。

求生的壓力，讓士人流向多元化、地方化的趨勢在元代更為加深，更為普遍。關於這一點，我們從包弼德先生對元代婺州的個案考察中略可窺見。他指出，婺州士人在宋代尚有近百分之四十的跨州親屬關係，但在元代卻高度限縮於一州之內。就是說，士人的地方化儘管傾向始於南宋，到了元代才形成普遍趨勢。可以這樣講，南宋開始的士人流向多元化，在元代特殊的歷史背景下獲得了全面實現。

元朝設置的儒戶，不管與南宋末年的士籍有無關係，對士人身份的確定，客觀意義也非同小可。對士人的身份，從南宋習慣認同，到元朝的正式確定，不以職業相區別，不以擁有財富為標誌，而是把文化作為身份，讓無恆產的士也躋身於眾多的以職業劃分的戶種之中，成為其中的編戶齊民。從自貴到他貴的過程，在社會轉型的綜合力量推動之下得以完成。作為世襲的文化貴族，不憑藉祖上的血緣門第，在元代終於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認。蕭啟慶先生認為，比較社會的其他階層，元代儒戶，大致與僧、道、也里可溫等宗教戶計相當，擁免除雜泛差役特權，總體上權利大於義務。在我看來，儒戶與其他宗教戶計的重要區別在於，是社會中以文化為標誌的精神貴族群體。元廷也對儒者“貴其名而存之”。據蕭啟慶先生估計，江南的這個群體，達10萬戶之多。可以說明清強勢的鄉紳社會正是淵源於此。

失去舊有政治優勢的士人，根植於地方，更為注重宗族建設，順應朝廷的重視，牢牢守住儒業，來彰顯文化優越，以此光大門楣，立足於地域社會。關於這一點，我們從元代大儒吳澄寫下的幾篇族譜序文的表述中可以概見。在『青雲吳氏族譜序』中這樣寫道：“時運既更，凡舊族鮮不陵替，獨此族之人治儒業，有恆產，視昔未替。”在吳澄看來，“治儒業”是因，“有恆產”是果。在『宜黃曹氏族譜序』中，吳澄又如是說：“（宜黃曹氏）在宋季所以好宦族、儒族，而望於其邑者也。宋祚已訖，其子孫能保守家產、傳習儒業者尤有人。”在這裡，“保守家產”與“傳習儒業”也構成了因果關係。關於“傳習儒業”，吳澄在『金溪吳氏族譜序』中則有具體描述：“宋之季，以科名顯者相踵，而宋亡矣，詩書禮義之習逮今猶前日，其盛未替也。”從吳澄的講述中可以體味到，超越政治，超越族群，儒學是元代士人牢牢守護的精神根脈，以這樣的精神根脈支撐來建設家族。

宗族並不是封閉的，根植於特定的地域社會，參與地方事務。無論遼金舊地還是南宋轄地，江南塞北山川異域，社會發展程度或有不同，但只要是農耕地區，社會基層的組織形式千百年來，雖因時略異，但從名目到實質，多是沿襲傳承，變化緩慢。『金史·食貨志』就如是記載金朝統治區域的基層社會組織：“令從唐制，五家爲隣、五隣爲保，以相檢察。京府州縣郭下則置坊正，村社則隨戶衆寡爲鄕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村社三百戶以上則設主首四人，二百戶以上三人，五十戶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違。置壯丁，以佐主首巡警盜賊。猛安謀克部村寨，五十戶以上設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制度的來源是“從唐制”。源自中原王朝的基層組織制度又在金朝治下擴展到了女真的猛安謀克部族。元代的基層社會組織里正、主首、社長綜合承自前代。儘管里正、主首需要官府任命，但與宋代一樣也是從富戶中選任，屬於拿薪水的官吏序列之外，而里正、主首之下的社長則是由民眾選出。『元史·食貨志』載：“縣邑所屬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爲之長。”

基層組織的職役像是一個中間管道，除了承擔官府徵稅派役，還負責維持治安，勸農教化。既是官府伸延的行政末端，又是鄉里民眾的主宰。在聚族而居的鄉村，宗族的族長往往成為基層職役的承擔者，而宗族組織中的族長等同時又是地方上有勢力的鄉紳，幾個角色集於一身，主導地方大大小小的事務。日本的元史學者植松正通過考察認爲：“處於元朝統治下的南中國，對於政府土地的支配實際上是不徹底的。一方面處於異民族的支配下，另一方面反而助長了地主階層的成長。”植松正這裏所說的“地主”，正是在地域社會中有勢力的鄉紳。

陳雯怡博士如是概括包括蕭啟慶先生等學界的認識：“元代的士人階層雖然在異族統治下失去其在前宋的政治優勢，但基本延續下來，並維持其在社會、經濟上的領導地位。他們對時局的因應，反而成為士人社群在社會、文化等領域進一步發展的動力。”這樣的狀態表明，宋元易代對根植于地方的士人階層並未產生改變地位的影響，反而士人主導的社會轉型依然朝著既有的方向繼續發展。

實現全域統一後的元代南北社會，發展遲速有很大不同，顯示出不平衡性。比如北方山西的士文化到了明中期才逐步成為重要的政治力量。不過，交互影響會讓社會逐漸向趨同方向發展則是無疑的。至少，在南宋便已走向地域的士人，在南方的地域社會依然保持著強勢。王錦萍在考察後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儘管受到有勢力的佛道寺觀的威脅，士人主導的社會機制在元代江南地區仍然保持著重要的地位。”不過，王錦萍認為，元代導致了華北社會的斷裂。她還觀察到，北方士人有不少選擇參與對地方社會具有強勢控制力的僧道教團，來維持生存與發揮作用。當然，個別地域和一定時期呈現的狀況是不是可以反映社會變化的整體趨勢，容或存疑。並且，在三教合一的趨勢之下，以儒學為根基的士人對其他宗教並不持有強烈的排斥傾向。比如王重陽創立的勢力很大的全真教，就將儒學的『孝經』佛家的『般若心經』和道家的『道德經』均奉為經典。從這樣的理解來看，士人參與僧道教團，也並無太多的心理抵抗。

回顧歷史，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釋道勢力也有一時上升的現象，但並沒有改變社會主流方向。再後視歷史，王錦萍以山西一地所述元代北方的狀況，從明清華北、中原的鄉紳強勢來看，無疑宋元變革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地域覆蓋。沿襲宋元的傳統，鄉紳階層在明清得到了制度性的保障。

在元廷儒釋道均等對待的政策之下，延續三百年的宋代士大夫政治消亡，依然存在並不斷產出的士人，失去了獨尊的地位，學而優則仕的上升道路被基本堵塞。儒戶的設置，只能讓部分士人享有選拔充當學官或儒吏等待遇。而作為學官，教授的內容也與宋代以科舉應試為主的政治精英教育有了極大的不同。除了儒學經典之外，實用性的內容較多，如吏學教育、醫學教育、陰陽學教育以及蒙古字學教育等。不過，儒學依然是朝廷提倡與民間教育的重點所在。元代基層社會五十戶為一社，每社都設立一所學校。『通制條格』記載至元二十六年（1289）朝廷規定：“今後每社設立學校壹所，擇通曉經書者爲學師，於農隙時月，各令子弟入學。先讀『孝經』、小學，次及大學、『論』、『孟』、經、史，務要各知孝悌忠信，敦本抑末。”無法擔任學官的士人，也有不少興辦私學，開館授徒。或是受聘於民間義塾、社學、書院，乃至到富戶的家塾教書。這種狀況使元代下層士人成為基層發蒙教育的主要承擔者。教育內容的寬泛，也讓元代教育的範圍擴大，教育對象的數量增加。這樣一來，自南宋以來走下行路線注重民眾教化的儒學更為深入到基層社會。精英文化向大眾文化轉型，則普遍提升了民眾的文化素質。自南宋以來持續繁榮的印刷業，支撐著民間教育與平民文化的普及。

到了元代，前述南宋的童蒙讀物一直在廣泛流行。元代中後期成書的『通制條格』就記載：“村莊各社請教冬學，多係粗識文字之人，往往讀『隨身寶』、『衣服雜字』之類。” 正如在南宋開啓的宋元變革承繼了唐宋變革的北宋積澱，進入明代，宋元變革的社會轉型也被全面繼承，並在各個領域不斷深入發展。比如明代的社學就是建立在里社基層組織基礎上的庶民教育機構。上述元代一社一校的基層教育事業，在明代得以持續增長。有學者根據明初的人口戶數與設學規定，估計全國約有社學145935所，又以一校設一教讀計，全國社學的教師就達十四五萬五千多人。明末游歷中國葡萄牙傳教士就感嘆中國民間的普通教師數量之多。這一事實，既表明了宋元變革在此後時代的縱深發展，也顯示了在鄉村社會士人的活躍。

（五） “大元制世，民物一新” ：士人的華夷認同

長時期的多民族衝突與融合，也讓中國人具有了強韌的心理適性，讓中國文化更具有包容性。宋元變革社會轉型強化了對政治的疏離，元代的大一統又淡漠了華夷意識。

元代的士人擁有著大大小小的交遊圈子，常常舉行詩詞雅集。較為有名的是元末顧瑛主持的玉山雅集，前後有八十多位在江南的詩人、詞人、畫家、書法家、散曲家、方士以及僧人參與過雅集，結集『玉山草堂雅集』，收錄有多達三千多首詩篇，成為元人編選的數量最多的元詩總集。觀察這些詩篇的內容，以寫景抒情、詠史言志和交遊唱和為多，不僅極少涉及時政，還有不少是與元廷各級官員的的酬唱。留下記錄的，還有規模較小的，為唐代名臣魏徵的後裔魏壽延主持的上虞雅集，留下收錄近百首詩篇的『敦交集』，內容也與『玉山草堂雅集』一樣，華夷意識乃至政治意識都比較淡薄。作為個案，我還考察過元代著名畫家黃公望留下的詩篇，也是同樣的狀態。

思索元代士人政治意識淡薄的原因，無疑跟南宋以來形成流向多元化的士人與政治疏離有著一定的淵源關係。元代士人華夷意識的淡薄，既有長期生活在遼金蒙治下北方士人的習以為常，也有南方士人對元朝“以夏變夷”政策的接受。北方的長期漢化進程，南方的漢法施行，兼之對政治的疏離，這些綜合的現實因素都讓元代士人的華夷意識逐漸走向淡薄。進一步深究，在非漢族統治的時代，儒學的教養又賦予了士人在治國平天下之外的新的使命，這就是孟子所說的“用夏變夷”。士人明確意識或潛意識中的這種文化使命，又與元廷的政策在客觀上形成合流。

隋唐時期發端的山水畫在宋元明時期發展到了極盛。山水畫在這一時期的盛行，並不僅僅是士大夫、士人超脫出世寄情山水的老莊思想的影響所致。據金觀濤先生研究，山水畫的盛行，與宋明理學同步發展，是宋明理學的視覺形態。他的學生從郭熙的『林泉高致』中找到了程朱理學的“進退辭受”和“冥想天理”，認為這種道德修身的觀念正是畫山水畫和觀山水畫的意義所在。金先生進一步闡釋說，在宋明理學之前，士大夫的價值人生只有“治國平天下”和退隱山林宴飲消日，而程朱理學則開啟了第三條道路。即朱熹在『近思錄』中概括為“出處”的進退辭受之理。這是說，儒者即使不入仕，也不必退隱山林，遁入老莊或空門，仍可以堅持忠孝節義，在民間教化天下。金先生的這一闡釋，正與南宋道學致力於向下以道化俗的方向相契合。從山水畫盛行的視點，展示了宋元變革社會轉型。而我所研究的元代山水畫巨匠黃公望的生平經歷，則是絕好的個案闡釋。

有名的南宋遺民梁棟，寫下不少詩篇懷舊，甚至還曾因一首題壁詩被告有“有思宋之心”而抓進牢獄。不過，從他的文章使用元朝年號，講述“皇元平定河南，混一區宇，民物繁庶”，並祈願“國祚鴻休”來看，顯然他後來已經認同了元朝的正統。另一個曾經對元朝統治極為抵觸的南宋遺民謝枋得，通過親身體驗，居然幾度對不同的元臣講出了同樣的話：“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形成“民物一新”的前提是元朝的統治。前者是因，後者是果。這句話非常清楚地訴說了謝枋得的感受，這就是社會由宋入元帶來的種種新氣象。這些新氣象不僅包含了新的大一統時代帶來的政經以及文化的新因素，也包含了江南區域生發的社會轉型範圍廣泛的擴展。

承繼南宋以來印刷業繁榮這樣的新媒體革命，元代書坊蜂起，迎合民衆的故國之思，編纂出版了『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鑒』『宋季三朝政要』『錢塘遺事』『宋史全文』等大量宋史方面的書籍。書坊公然編纂出版前朝歷史的書籍，毫無忌諱，進一步聯想到元雜劇中大量的如『趙氏孤兒』等藉古諷今之作，總以爲是元朝的政治寬鬆是基於蒙古人的粗放統治，並且對漢語相對隔膜是其中的一個原因。後來看到前述梁棟詩獄，元朝禮部居然有這樣的判擬文字：“詩人吟詠情性，不可誣以謗訕。倘使是謗訕，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由此可以看到，元朝的文網寬鬆甚至超過了士大夫主宰的宋朝。南北兩宋不乏文字獄的發生。出自元廷的判詞，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橫跨歐亞大陸大帝國的氣度。這一事實無疑可以成爲“大元制世，民物一新”的一個注腳。存在時期遠不及漢唐兩宋的元代，卻有著空前的大一統，延續了金與宋的社會的發展。錢穆考察明初諸儒為宋濂文集作序，就觀察到“誇元之文統”的意涵。

歷史是不中斷的流逝，王朝只是各個流段現成的標記符號，社會的發展，文化的演進，皆如積薪，隨時代而增幅。“元之文統”來自哪裡？我們看一個例子。清人顧嗣立編的『元詩選』收錄了元代14位元女詩人的作品。這14位女詩人都是江南出身。正是發達的江南文化奠定了“元之文統”。“元之文統”講的就是文化承繼前代在元代的發展脈絡。

由於上行路綫並不順暢，無法學而優則仕，進入元代，南宋以來士人流向多元化的勢頭一如既往。除了為吏的流向，跟南宋一樣，遁入空門的士人也有一定的數量。這些遁入空門的士人有一些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後來成爲釋道領域有影響的人物。如俗姓陳的笑隱大訢，在出家前就曾進入鄉校，接受教育，出家後“益研教典，旁及儒家道流百家之說”，最後出任元代最高官寺大龍翔集慶寺開山住持，官拜太中大夫，三品文階，賜號“廣智全悟大禪師”，深受元廷禮遇，“日召對奎章閣，賜坐，說佛心要，深契上旨”。笑隱大訢以其儒釋道教養學識不僅影響教化了元朝君主，還融入當時主流的漢人文化圈，成爲其中的一員。虞集寫道：“學士大夫，如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巴西鄧康莊公文原，四明袁文清公桷，房山高公彥敬，東陽胡長孺汲仲，錢唐仇遠仁近，延祐進士莆城楊載仲弘，金華黃溍晉卿，及今翰林待制京兆杜本伯原，前後負時盛名，與師爲文學之友者也。”這裡提及趙孟頫、鄧文原、袁桷、高彥敬、胡長孺、仇遠、楊載、黃溍、杜本都是擁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文壇名流。他們的交流，造就了“東南文物之盛”。『鬱氏書畫題跋記』中「張貞居雜詩冊」就這樣寫道：“余觀在昔右文之際，文章翰墨，蓋莫盛於東南矣。不惟列侍從居館閣者，皆彬彬文學之徒，至於方外名流，亦或負其清才絶藝，擅名一時之盛。故釋之徒，有笑隱忻上人，道家者流，有貞居張外史，皆以詩文篇翰照映乎山林，而與虞、趙、歐、黃諸君子交接於後先，迭響乎中外，於是東南文物之盛，殆前古所未聞。”不僅如此，笑隱大訢的『蒲室集』在元世刊刻不久，便傳入日本，他的充滿儒學典故的士大夫化“蒲室疏”，被日本五山僧人奉爲圭臬，實現了從“宋朝文法”到“大元法度”的轉化。

終結魏晉南北朝分裂狀態，再度實現統一的隋唐，處處顯現出南朝化傾向。同樣，乘元統一之勢，江南文化也席捲全域，形成了新的中國。降至明清，江南便成為最具中國元素之地。當然，元代以及元代以後的中國社會，並非江南一色，而是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充分融合了北方因素。正如陳寅恪先生形容隋唐文化那樣，“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到了中華傳統身軀之內,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學界在研究隋唐史時提示的“北朝出口”，在研究元代以及元代以後的中國社會，也值得認真借鑒。閻步克指出：“北方少數民族的部族制度與華夏制度激烈碰撞，最終在北方地區激發出了新的變遷動力和演進的契機，體現在交替的胡化與漢化孕育出了強勁的官僚體制化運動，扭轉了魏晉以來帝國的頹勢，構成了中國走出門閥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國的歷史出口。”歷史的發展呈相似性。元代以後的中國，儘管江南呈現出主色調，其實是融合了北方因素的綜合色。並且，元朝儘管終結宋金南北分裂的局面，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但南北長期分裂造成的諸多差異，是全域統一後經歷了長時期的磨合，一點一點逐漸融合的。融合的重要推手，便是由南自北宋元變革的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