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航海传统的民族，有确凿的材料证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就有了非常发达的近海航行技术。宋代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的中断，于是国际贸易线从陆路转向海路，一方面是东南沿海的商人自发努力向南洋发展，另一方面是阿拉伯商人运用航海技术的东来。
《大明混一图》与明初的海洋知识
人类历史横向发展的重大转折，开始于15、16世纪之际形成的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时代之前，欧亚大陆是连成一片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处在这个大陆的远西，中国处在这个大陆的远东。尽管东西方之间早已有丝绸之路的陆上联系，但崇山峻岭，跋涉艰难，因此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东亚文化的影响最远仅达到罗马帝国的东沿，即东地中海地区，而罗马文化对中国本部的影响则更加间接而微弱。明代以来，中国延续了自身从黄河流域逐渐向长江和闽越由北而南的发展趋势，同时随着时代的推进，以福建、广东为起点逐渐向东南亚移民，明朝在东南亚地区已出现了中国移民社会。大航海时代前联系东西方的主要媒介是来自东西方水陆兼程的商人，以及自东而西建立起陆上大通道的蒙古人。各地区、国家、民族间虽然也有若干交往，总体而言还是各自为政、独立发展的，这种闭塞的状态，以及旧大陆与新大陆间的隔离，是随着15至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而发生改观的。
每个时代政府措施的出台，都有其知识的基础。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是基于其海外知识和海洋知识的准备。成图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的《大明混一图》是明初海外知识的重要基础。该图为明代宫廷藏本，彩绘绢本，386x475cm，该图以大明王朝的版图为中心，东起日本朝鲜，南至爪哇，西至非洲西海岸、西欧，北面到蒙古，显示了明朝及临近地区的各级居民地、山型、河流及其相对位置，以及镇寨、堡驿、渠塘、堰井、湖泊、泽池、边地、岛屿等共计1000余处。是中国目前已知尺寸最大、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世界地图。其中山东半岛绘制得比较清楚，但朝鲜和日本是非常不准确。非洲绘出了比较准确的南端的形状，可见明人已经有了关于非洲的知识。但非洲多绘了一个湖，因为当时有传说称非洲大陆的中心有一个大湖，这是根据阿拉伯的传说绘制的。目前我们无法明确考证出其资料的来源，大致应该来源于往返印度的海船商人，包括阿拉伯的航海家，绘制过程中可能参照过阿拉伯的一些地图资料。尽管该图中的海外知识还是模糊和不精确的，但却是明代统治者制订海洋政策的重要依据。
作为大航海时代前奏的郑和下西洋
从1405年开始，明政府想重建与南洋的朝贡关系，决定派遣宦官郑和、王景弘等率领船队数次下西洋，与亚非各国建立起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郑和原姓马，名和，云南昆阳州人，据说在家排行第三，字三保。世奉伊斯兰教，祖父和父亲曾赴麦加朝圣，幼年就耳闻奇闻逸事。他幼习孔孟，又通晓伊斯兰教诸国的文化习俗，知兵习战，能武能文，12岁被明军俘虏，遭阉割送入宫廷。14岁进入北平燕王府，因身材魁梧、思维敏捷，出入战阵而多建奇功，特别是因帮助朱棣登基有功，擢升为内官监长官太监（正四品），而赐姓郑，时称“三保太监”。1405年，郑和奉使出洋时，年约35岁。他在1405、1407、1409、1413、1417、1421、1431年七次下西洋，其中六次在永乐年间，一次在宣德年间，前后28年。第一到第三次是第一阶段。第一次郑和组织了一支27800余人的庞大船队，动用208艘船只，大小宝船63艘，战船100多艘，水船、粮船40余艘。带着大量的金银铜钱、货币，途经苏门答腊、阿鲁、旧港、满刺加、小葛兰，郑和下西洋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即打击海盗，保护南海诸国遣使入贡，建立起海上的安全航道。郑和下西洋从未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也很少动用武力。1407年郑和出使途经旧港（三佛齐国），称霸海上的海盗陈祖义率船队试图偷袭劫掠，郑和在海战中生擒陈祖义回朝，“由是海内振肃”，从此太平。第二阶段是第四至第七次，这一阶段到达的地区比前三次更远，地区由东南亚、南亚，拓展到西亚和东非地区，1416年底到达东非海岸，即今天的摩加迪沙，还有索马里境内。第二阶段比较激烈的战争是1415年归国途中，因苏门答剌国王宰奴里阿比丁的申诉，生擒领兵作乱的部落贵族“伪王”苏干剌，达到了“诸番振服”的效果。
从海洋史的角度来看，郑和下西洋的意义非常重大。它不仅创造了横渡印度洋直航非洲的纪录，同时也横渡了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往返于东南亚、南亚与阿拉伯诸国之间，积累了丰富的解决和判断船舶的地理位置与航行方向的经验。船队中有专门放置指南浮针的针房，负责使用罗盘，以及按照针路指挥行船的技术人员。船队通过各色旗语进行联络，以吹号、敲鼓、放炮互通信息，夜间通讯则采用灯笼作为联系方法，还通过训练信鸽建立起与本国之间的传递信息的系统。在遍历东西洋的过程中，郑和船队对航经各地洋面的深浅、海水的颜色、海洋生物、海底情况和潮汐涨退，有了精确的测量和认真的观察。郑和下西洋留下了关于太平洋、印度洋多方面的海洋知识，为后世认识海洋、利用海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郑和航海图》与下西洋的相关地理文献
《郑和航海图》，全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原是手卷式的，制作于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之后，约成于洪熙元年至宣德五年间，这幅图被明代茅元仪收入《武备志》中，改成书本式的。该图高20.3厘米，全长560厘米，即有5米多，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图中标明了航线所经亚非各国的方位，航道的远近、深度，以及航海的方向，对何处有礁石或浅滩，也都一一注明。图中列举自太仓至忽鲁谟斯的针路，共56线，涉及的地区为今天的中国、越南、文莱、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斯里兰卡、印度、马尔代夫、也门、伊拉克、阿拉伯、索马里、坦桑尼亚、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塞舌尔、马达加斯加、科摩罗、莫桑比克等，包括了540多个地名，其中外国地名约310个，大大超过了汪大渊《岛夷志略》一书所收的外国地名。《郑和航海图》是中国最早不依附于航路说明而能独立指导航海的地图，从航海学和地图学的角度来看，该图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大陆和岛屿岸线、浅滩、礁石、港口、江河口；沿海的城镇、山峰；陆地可作航标的宝塔、寺庙、桥梁；航线及其方位等，沿海各个地区的海洋形势，航向、航程、航道深度该图都相当详细的描述与标注，此外还配置有天文导航专用的“过洋牵星图”。可以说，它代表了明初中国人海洋认识最高水平，在前大航海时代，也是世界最高水平的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的影响如何呢？影响研究确实是比较难说，我认为该图的影响是蛮大的。因为茅元仪《武备志》先后有明朝天启元年（1621）茅氏初刻本、清初钱塘汪允文据天启元年的修补重印本、清初复刻本、道光木活字本等多个版本。茅元仪《武备志》还流传到日本，有日本宽文四年增加了日文训点的和刻本。清末又有湖南据宽文四年和刻本的再刻本，复旦大学所藏和刻本上有“龙山镏氏叔子”“徐秉臣印”等很多的印，这说明该书经过多人的手，有很多人看过这本书，或者收藏过这本书。《郑和航海图》另外还收入范景文和张可仕所编的《南枢志》。虽然是后人整理的重绘本，与茅元仪《武备志》中的航海图还有些不同，说明《郑和航海图》曾在民间广泛流传，明清都有不同的刻本。以后绘制的航海图，都是在《郑和航海图》的基础上来做的，如《筹海图编》、《海国闻见录沿海全图》等。
郑和下西洋因为所费太多而遭到了明朝很多文官的反对，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很多档案被毁掉了。幸好前后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巩珍三人都将见闻记录成书，即《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三书，成为研究郑和以及明代中外交通史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以《瀛涯胜览》对于15世纪初南洋各国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民俗、物产等记载为详，被各国学者公认为三书中最重要的一部。1451年成书的《瀛涯胜览》，作者马欢曾是明代的通事官，即翻译，他随着郑和一起下西洋，将亲身经历的20多国的航路、海潮、地理、风土、气候、物产、人文、语言、文字、工艺、交易、货币和野生动植物等状况都记录了下来。《西洋番国志》是郑和下西洋三书中成书最早，由巩珍完成于明宣德九年（1434），记述了明宣德八年（1433）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经过。书中记录了郑和船队所经过的20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占城国，爪哇国、暹罗国、满剌加国、苏门答腊国、哑鲁、古里国、阿丹、榜葛剌、忽鲁谟斯国、天方等，该书提到了指南针——水罗盘的航海应用，由此我们得以了解郑和下西洋用的是什么样的罗盘。《星槎胜览》定稿在明正统元年（1436），作者费信曾随郑和四下西洋，在郑和使团中充当通事教谕，到过占城国、童龙国、灵山、昆仑山、交栏山、暹逻国等22个国家和地区。他每到一地，在公务之余“叙缀篇章，标其山川夷类物候风习”。书中所记40余国的位置﹑山川地理形势、重要都会﹑港口﹑气候﹑物产﹑动植物等，以及政教刑法、风俗信仰、生产状况﹑商业贸易等，补充了《西洋番国志》所未收的若干亚非国家。
马欢、费信、巩珍三人属于郑和下西洋的随行人员，文化不是太高。与之相比，黄衷的《海语》约成书于嘉靖十五年（1536），作者是一个进士，当过南京户部尚书，该书中有大量海洋知识，包括番舶，海外的山川地形等。全书三卷，卷上“风俗”，包括暹罗、满剌加；卷中“物产”，包括象、海犀、海马、海驴、海狗、海鼠、海鸥、海鸡、海鹤、海鹦哥、海鲨、海龟、海鳇、海鲡、印鱼、河豚、海蜘蛛、猛火油、片脑、石蜜等；卷下“畏途”及“物怪”，畏途讲述分水、万里石塘、万里长沙、铁板沙等沿海险要；物怪讲述海和尚、海神、鬼舶、飞头蛮、人鱼、蛇异、龙变、石妖等异域传奇，可补史传之不足，有关16世纪东南亚史地和中国南洋交通的资料非常丰富，可惜关于该书的专门研究还很少。
反映明朝民间海洋意识的有吴朴（1500—1570）所著的《渡海方程》，问世于嘉靖十六年（1537），是第一部刊刻的既有国内南北海道、又有东西洋海道的海道针经水路簿。该书对郑和七下西洋航海记录和民间水路簿加以整理、考证，详述海中诸国道里之数，及各国可供泊舟和不可泊之情况。其特点是以记述海外属国的里程为准，以海中的各个岛屿山崖为标志，不同程度地利用了郑和下西洋的资料。明朝还有一些重要的海防著作，如1556年胡宗宪总督浙江军务时，为防止倭寇侵犯，聘请郑若曾等人，收集海防情报，编纂了沿海的军事图集《筹海图编》。该书初刻于1562年，首篇有舆地全图1幅，之后是沿海省府的地形图，其中有广东图11幅、福建9幅、浙江21幅、南直隶8幅、山东18幅、辽东5幅，还有“沿海山沙图”、“日本岛夷入寇之图”等海防的军事地形图。标列出海上的岛屿、礁石，沿海的港口海湾，岸上的墩台、卫所、城寨、营垒、烽堠，记述非常详细。我们经常讲“自古以来”，“古”在何时呢？历史学家是需要讲清楚的，《筹海图编》是首次将“钓鱼屿”、“黄毛山”、“赤屿”绘制在福建沿海图中，说明明朝政府已对“钓鱼岛”及“黄尾屿”、“赤尾屿”实行了行政管辖。
成书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张燮所著的《东西洋考》也值得一说。该书分12卷，卷1至卷4是“西洋列国考”，记述了交阯、占城、暹罗、下港、柬埔寨、大泥、旧港、麻六甲、哑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迟闷共15国的地理、历史、气候、名胜、物产，基本上都在今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马来西亚境内及其附近地区。卷5、卷6是“东洋列国考”、“外纪考”，记述吕宋、苏禄、猫里务、沙瑶、呐哔啴、美洛居、文莱、日本、红毛番等国的地理、历史、气候、名胜、物产。卷7至卷12是饷税考、税珰考、舟师考、艺文考和逸事考等，详细记载了东西洋诸国和地区的历史沿革、形势、物产和贸易状况。其中舟师考中含有“西洋针路”和“东洋针路”，是有关航海针经记录的总结，可以作为了解明人海洋意识的重要资料。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及其影响
明人的海洋意识，除了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航海实践的总结外，还有一个知识来源是西方耶稣会士带到中国来的大航海时代所形成的世界知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玛窦传来的世界地图。利玛窦在西学东渐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为明人第一次带来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地图，其意义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关于海洋的认识，但中国整个的宇宙观是“天圆地方”，或称“天圆地平”，所谓“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是大地中心的观念。天圆地方这一观念还被政治化和伦理化，产生了所谓“华夷”观念和天朝中心主义的天下观。宋代的“华夷图”即当时的世界地图，所谓“华夷”，即中国的天下，在中国周边所画的一些小地方，标明了所谓藩属国，包括东南亚的那些岛屿，即使1555年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古今形胜之图》还是如此，而西方的宇宙观和中国不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论证过地球球形说，托勒密完成了希腊传统中最重要的总结性著述《地理学》，提出了“地圆说”。地圆说和地球说这两种宇宙观支配了后来西方探险家的实践。所谓“地理大发现”，最后由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完成，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大地球形说的信徒，坚信地球是圆的，才能面对浩瀚的大海勇往直前；而中国的航海家不可能有通过绕地球一周重回自己家园的观念。因此，尽管明朝中国已经完全具备发现新大陆的高水平的航海条件，但郑和下西洋没有最后做出西欧航海家的地理大发现，这是和中西宇宙观联系在一起的。
利玛窦1583年踏上中国大陆，在肇庆绘制了《山海舆地图》，虽然这幅图没有保留下来，但1585年章潢撰《图书编》卷二十九收录有53字的《舆地山海全图》，所见还有冯应京《月令广义》、王圻《三才图会》中所摹刻的《山海舆地图》。目前所见第一幅利玛窦绘制的中文世界地图是1602年刊刻的《坤舆万国全图》，原是六幅屏条，拼接连合成一图，装裱为一整幅，纵168.7厘米，几乎是一个人的高度，通幅横380.2厘米，另外还有设色的彩色摹绘本。上面有大量的文字解说，其中所包含海洋信息非常丰富。如该图第一次绘出了赤道北地、南地半球，注明地为圆形、南北二极、赤道南北昼夜的长短、五带；列出了五大洲的名称：欧逻巴、利未亚（非洲）、亚细亚、南北亚墨利加（南北美洲）、墨瓦蜡泥加（南极洲与大洋洲，“墨瓦蜡”即“麦哲伦”，1480—1521，“墨瓦蜡尼加”即“麦哲伦之地”）；首创了一批域外地名的汉译法。《坤舆万国全图》上标列出1114个地名，有些译名至今已被淘汰，如拂郎机（葡萄牙）、拂郎察（法国）、谙厄利亚（英国）、大浪山角（好望角）等，但也有一些洲名、国名和地名的译法沿用至今，如亚细亚、大西洋、地中海、尼罗河、罗马、罗马尼亚、那波里、古巴、巴布亚、加拿大等。利玛窦通过“地球”、“五大洲”、“太平洋”、“大西洋”、“地中海”等这些与海洋有关的关键词，把一个确凿无疑的海外世界，以整体的面貌呈现给了中国人。该图最早将“洲”的概念引入，阐明了中国仅仅是世界，乃至于亚洲的一部分，而并非想象中的大地中心，这对于中国士大夫的冲击非常大。因为中国人一直认为天下以中国为中心，《坤舆万国全图》告诉中国人，中国算不上世界中心，只是亚洲的一部分，而且地球是圆的，不存在中心。在中国古代的天与地的空间叙述中，隐含着中国古代历史传统的权威性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依据，如果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无法成立，那么“天朝大国”的尊严和自信就会动摇。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所介绍的是一种新的空间观念，空间观念的改变会导致思想界的“革命”，地理视界的拓展必然会带来文化眼界的拓展，成为后来中国人接受多元性世界观和文化观的基础。明末清初的一些士大夫开始承认海外世界确实还存在着一个未知的“文明”样式，如明末学者谢肇淛的《五杂组》一书中写道：“天主国，更在佛国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与中国无别。”由于与异域文化的接触，使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健康和开放的心态。
以大海为中心的《明代东西洋航海图》
2008年，在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在藏品中发现了一幅中国手工绘制的彩色航海图，2011年10月1日举行首次公展。由于此图为17世纪英国律师兼东方学家约翰·雪尔登（John Selden，1584—1654）1659年捐赠的私人收藏品，因此此图在西方学界被命名为《雪尔登中国地图》，中国学者则多称为《明代东西洋航海图》。该图长158厘米、宽96厘米，是一幅描绘明代东西洋航海的古地图。这幅明代古航海地图的重新出现，引起了航海学界的轰动。
据考该图绘制年代至少在17世纪初。绘制者可能是闽南人，或被认为是明朝中叶一位福建的海商，可能长期居住在菲律宾，因为他对福建和菲律宾的地方相当熟悉。该图不同于传统中国地图，不是把中国绘制在全图的中心，也不把陆地作为地图的重心来画，而是把海洋作为地图的中心，这在中国传统地图绘制中似乎还是第一次，显示出以海洋为中心的地图观。绘制的地域北起西伯利亚，南至今印尼爪哇岛和马鲁古群岛（香料群岛），东达北部的日本列岛和南部的菲律宾群岛，西抵缅甸和南印度。图上清楚地绘出了明朝中叶中国帆船经常使用的6条东洋航路和12条西洋航路。图中所有的航线都由福建南部出发，或东洋或西洋，东南最远到达香料群岛马鲁古，西边最远到印度的古里。虽然宋代文献就记录了海上应用指南针，但直到清代，中国航海图中仍未见到绘有指南针的航海图，这幅图则标列了罗盘和比例尺，填补了地图绘制技术的空白，其意义非同一般，该图的实用性及其远洋航海的意义，不亚于《郑和航海图》。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航海民族，早在明代中国就有过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跨洲远洋航行，连接了太平洋和印度洋，最远到达了非洲东岸。明人有关于海洋的丰富知识，晚明已出现了以大海为中心的地图观。由郑和下西洋航海实践及其相关文献所拓展的海洋知识，和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所带来的海外新知识，构建了明人的海洋意识。
郑和下西洋作为大航海时代的前奏，与之后欧洲探险家的地理大发现共同开启了东西方海洋交流的新阶段。东西方交流的范围因大航海时代而空前扩大，间接、间歇的交流因此而转变为直接与频繁的交流。郑和下西洋将东亚和南洋的各个分离的地区连成了一片，为之后欧洲探险家的东方之行打开了广阔的海域。地理大发现使东西方地区隔离的状况开始解体，西方和东方分别跳出地中海和东亚海域的局限，面对整个世界的新旧大陆。大航海时代之后世界海陆知识的范围，由原来约5千万平方英里，拓展为3.1亿平方英里，东西方传统的地区性海上贸易，由此演变为面向世界市场的全球贸易。
作为大航海时代的前奏，郑和下西洋使明人逐渐认识到海路的重要性。海路有利于将东西方相互隔离的地区，联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治理好国内固然重要，但不能忽略海洋交通事业，东西航路是否通畅，不仅有关明朝的“建邦大业”，也关系到沿海周边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兴衰。郑和下西洋所打通的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路，为明末以后数以千计的西方传教士的直接来华做了交通上的准备，传教士所带来的海外世界的新内容，也为明人重新理解世界、认识海洋奠定了基础。文明舞台限于亚欧大陆的格局归于终结，东西方开始进入了一个互相认识的全新时期，文明冲突与交融渗透到了全球的各个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