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　涛 | 国外史学界近年来对大西洋奴隶贸易研究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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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　涛

作者简介

沐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世界史学科责任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世界史组）成员、教育部基础教育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会长等。主要研究领域为非洲史和世界近现代史，著有《中非关系史》《南非现代化研究》《南非对外关系研究》《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非关系历史文献和口述资料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

*本文为“世界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笔谈)之六

始于15世纪中叶、结束于19世纪末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又称黑奴贸易)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学者在18世纪开始涉猎，主要从经济、思想和宗教等层面阐述奴隶贸易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它与欧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入20世纪后，研究的领域逐渐拓宽，包括黑奴贸易的规模、对非洲的破坏性影响、黑奴贸易最终被废止的原因等，并开始了对西非、东非和美洲地区的个案研究。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通过利用西方和非洲学者汇编的奴隶贸易历史档案材料和研究成果，陆续发表相关论文和著作，对奴隶贸易的历史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艾周昌教授从殖民史的研究角度出发，对奴隶贸易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作了剖析；徐济明研究员认为，研究奴隶贸易不能局限于揭露其罪恶，还要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去考察，认为它在客观上也引起非洲沿海和近海地区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他的这种观点很快引发争议，有学者认为：“罪大恶极的奴隶贸易在非洲造成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应该全盘否定，而不应借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肯定它，为它评功摆好。”舒运国等学者则就东非和西非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做了个案研究，认为它使非洲原有的一些国家和部落迅速走向衰落，失去了抵御西方殖民者入侵的能力，但也促成了沿海地区商人—种植园主阶层的形成。

归纳起来，学者们普遍认为奴隶贸易对非洲和欧美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对非洲来说，它造成了重大的人口损失和社会、经济的倒退，“非洲人原有的工艺技术水平不但不能提高，反而逐渐衰退。已往的商路也失去作用，昔日繁盛的城市变成了荒凉的村落”，使整个非洲社会变得缺乏经济活力甚至停滞不前，“四个世纪的奴隶贸易形成的对黑人的种族偏见，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发展成种族主义理论”。但黑奴贸易却加速了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其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为英国工业革命增添了活力，为美洲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劳动力。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兹尔·戴维逊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认为，奴隶贸易是欧美国家殖民工业与殖民商业的基础，它支配着西欧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使英国产生了“得以实现工业革命的环境”。

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史、新文化史、妇女史、跨大西洋史等新的史观和研究视角也逐渐影响到对大西洋奴隶贸易研究中，再加上许多原始文献的整理出版和数字化，如戴维·埃尔蒂斯和戴维·理查德森主持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Database)，以及英国殖民档案数据库和美国各种数据库的开发等，国外史学界有关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研究，一方面深化了原有的宏观研究，另一方面是拓宽了研究领域，如奴隶贸易与世界经济秩序的形成、奴隶贸易与一些重要农业产品生产技术的世界流通、对奴隶的家庭史和黑人妇女史的撰述等，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打破区域和民族国家的界限，在方法论上，不再以宏观的理念为出发点，而是强调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具体事实，在研究主题上，更多地寻求各因素之间的互动过程。通过将历史学与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和文学等多学科知识结合，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观来看待黑奴贸易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在谴责黑奴贸易对非洲破坏性的基础上，强调黑奴贸易对世界发展影响的整体性和长远性，打破了过去偏重于对非洲或北美、拉丁美洲与欧洲单一地区产生的不同影响。如内森·纳恩在《非洲奴隶贸易的长远影响》一文里，利用从非洲运往美洲的船运记录和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运用经济模型对船运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当今非洲不发达根源于奴隶贸易以及随后的榨取型经济，是非洲不发达的两个重要历史事件之一，非洲现在最贫穷的国家曾经是奴隶输出最多的地区。他的研究将历史与非洲发展现状结合到一起。1980年在英国创刊的《奴隶制及其废除》(Slavery & Abolition)与稍后在荷兰创刊的《全球奴隶制研究》(Journal of Global Slavery)，都从比较、跨国和全球的视角对奴隶制及其影响进行跨学科研究，为历史学、人类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提供了学术交流平台。

在新时期，采用新视角研究奴隶贸易及奴隶制的成果层出不穷，如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的保罗·洛夫乔伊教授，他主要研究奴隶贸易后散居全球的非洲人历史，已出版了30多部著作和80多篇相关论文，2012年修订再版了他的代表作《奴隶制的变迁》，2019年又推出新作《全球非洲侨民中的奴隶制》，用全球史的研究方法考察了被贩运到世界各地的黑人奴隶制，包括全球非洲奴隶制的概念、非洲被奴役者的经历、奴隶贸易中的监管和合作模式、奴隶贸易中的孩子问题、跨大西洋奴役者被释放后的叙事等。尼日利亚的阿赫玛杜·贝努大学历史系的约瑟夫·依尼科利教授则是非洲本土论述大西洋贸易的代表，他1992年主编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对非洲、美洲和欧洲经济、社会和民众的影响》，收录了14篇论文，论述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性质和影响、强迫移民给非洲带来的社会代价、奴隶制在欧洲和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废除奴隶制后的种族和文化后果等。2002年他又出版了《非洲人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借鉴经典的发展理论阐述了1650—1850年期间，大西洋商业、非洲奴隶对英国成功完成工业化进程的重要作用。日本学者布留川正博的《奴隶船的世界史》，从“三角贸易”的中程写起，细致叙述了奴隶被贩运过程以及运奴船的经营者——贩奴商人、船长和水手之间的关系，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审视黑奴贸易的大视角下，微观地洞察了奴隶船“布鲁克斯号”在大西洋上的航行情况，以及大西洋奴隶贸易被终止的诸多因素和之后的移民新形式“契约劳工”。

下面从大西洋经济秩序、世界主要经济作物与生产方式的交流和移民史等方面做简要说明。

(一)黑奴贸易与大西洋经济秩序的形成

在地理大发现后，世界逐渐连为一体。在经济方面，到19世纪尽管大西洋奴隶贸易进入“走私时期”，但已形成以大西洋两岸西欧和北美为核心的经济秩序，在地理范围上，除了西欧、北美外，还有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非洲，它们是前者的边缘地区，承担着劳动力供给、农矿产品生产和工业产品销售等功能，西欧和北美则主要负责各种加工业、船运业和金融业等。

促使大西洋经济秩序形成的关键因素是黑奴贸易，即以黑奴贸易为中心的“三角贸易”机制。在16世纪以后，欧洲奴隶贩子从本国出发，装载盐、布匹、甜酒、枪支弹药等，一路向南航行(出程)，在非洲沿海换成被抓的黑人，沿着所谓的“中程”航线通过大西洋，在美洲换成蔗糖、烟草和棉花等种植园产品以及金银和其他工业原料“返程”，在西欧、非洲和美洲之间大致构成了三角形状的贸易机制。这些黑人被带到美洲后沦为奴隶，在白人经营的种植园、矿山等场所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复活了古代的奴隶制。戴维逊在《黑母亲》一书中曾举了这样一个事例：1753年，英国利物浦的坎列夫家族装备了4条船从非洲载运1210名奴隶到西印度群岛。这些船每年在定期巡回航线上航行两三次，从英国到西非、从西非到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再回到英国，使该家族获得的利润足以在加勒比海再投入12艘船，载运甜酒、蔗糖和其他物品到英国卖出后大获其利。

在19世纪“走私奴隶”时期，英国奴隶贩子不能公开在非洲西海岸从事奴隶买卖，取而代之的是棕榈油、野生橡胶等。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对肥皂和润滑油的需求激增，为弥补动物脂肪的不足，殖民公司在西非尼日尔河三角洲等地大量采购棕榈油作为替代品。

针对奴隶贸易和美洲的黑人奴隶制对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马克思早在1847年就精辟地指出：“自然，这里谈的只是直接奴隶制，即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人奴隶制。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进一步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区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这是比较早的从经济上将非洲奴隶贸易与美洲、欧洲的经济发展连在一起的论述。1938年，艾里克·威廉斯在牛津大学完成了题为《论西印度群岛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废除的经济要素》的历史学博士论文答辩；1944年，论文以书名《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出版。他在书中通过大量资料论证了大西洋奴隶贸易对英国和美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三角贸易与殖民地经济为英国工业革命增添了活力，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的利润促进了美洲和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一经济体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又最终摧毁了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的奴隶制度。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外史学界在研究奴隶贸易及奴隶制时，更侧重于“全球的、帝国的以及跨地区”的相互作用，包括来自非洲的几内亚湾、安哥拉等贩奴重灾区，美洲的巴西、加勒比地区和美国南部等奴隶输入主要地区，以及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等西方国家贩运黑奴的重点国家，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巴西学者玛丽安娜·P. 坎迪多在《一个非洲奴隶港与大西洋世界：本格拉及其腹地》中，研究了安哥拉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城市本格拉及其周边地区在大西洋经济中的作用和受到的影响，作为葡萄牙在非洲的贩奴中心，本格拉的历史与大西洋世界紧密联系，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对它的影响并不仅仅是人口流失，还改变了它的社会习俗与道德观念，推动了它作为一个跨文化港口城镇的形成。荷兰学者菲利帕·里贝罗·达席尔瓦在《跨帝国：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葡萄牙、塞法迪和荷兰商业网络》一文中，则对葡萄牙、荷兰的私人企业在大西洋奴隶经济中的作用做了相对微观的研究，有别于通常研究的各种皇家垄断公司和特许公司。

在19世纪的大西洋经济秩序中，英国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发现，在大西洋奴隶贸易期间，奴隶贸易及奴隶制给英国带来了造船业和船运业的发展，1707—1787年，其外贸船舶增加了4倍，前往非洲的贩奴船增加了12倍。曼彻斯特的纺织业、利物浦的兵器工业和金属业也在此期间发展起来。此外，大西洋奴隶贸易还促进了英国海运保险业、银行业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催生了巴克莱银行、利物浦银行等金融企业的崛起。总之，“正是由于这种向拉丁美洲、加勒比岛屿和北美南方领土大规模迁移非洲劳动力，才使得16至19世纪期间大西洋地区的商品生产和贸易得到显著的发展。这反过来又对大多数西欧国家和北美提供了刺激性机遇和挑战”。到了19世纪中期，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及向欧美其他国家扩散，大西洋经济秩序得到巩固。

这种大西洋经济秩序下的世界发展不平衡，到1949年，时任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秘书长的劳尔·普雷维什发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发展为“中心－外围”体系论，认为在传统的分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欧洲和美国的“大的工业中心”，另一个则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拉丁美洲就属于外围，外围围绕着中心运转，造就了拉丁美洲长期得不到根本发展的原因。这种体系论到20世纪60年代后发展成“依附论”。

(二)物产和生产方式的交流

第二个转向就是近年来在全球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的推动下，那些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作物及其生产方式如何在世界各地交流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其中许多与大西洋奴隶贸易及其奴隶生产有关。人们通常认为，在大西洋奴隶贸易期间，非洲只是被动输出劳动力。近年来，学者们发现非洲的一些农业品种、生产技能也随之被传到其他洲。水稻、珍珠粟(pearl millet)、高粱、几内亚薯蓣(guinea yams)、豇豆(cowpeas)、木豆(pigeon peas)、秋葵和大蕉等原产非洲的农作物被传到美洲，相关的农业生产技术也被运用到美洲的蔗糖、玉米、小米和木薯生产过程中。对经营大西洋贸易的商人来说，17世纪一项重要买卖是蔗糖，此外还有烟草、西印度群岛及巴西的咖啡和棉花等农业经济作物。

甘蔗与蔗糖是与奴隶劳动直接相关的全球化农产品，被称为“最先改变了历史的世界商品”。在有些西方学者的笔下，一经开发出甘蔗种植园，便有成千上万的黑人奴隶从非洲运来居住，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变化被称之为“蔗糖革命”，认为糖的首次出现对世界商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还引发了重大的政治问题。据考证，甘蔗原产于东南亚和印度。后经阿拉伯人之手和十字军东征，成为欧洲上层贵族的享受品。

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初期，葡萄牙人最初是将在西非抓捕的黑人带到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和圣多美岛，在这里发展了驱使黑人的种植甘蔗的种植园，成为蔗糖的生产中心。1493年哥伦布第二次去美洲时，将甘蔗的幼苗带到了西印度群岛，甘蔗种植与蔗糖生产重心向美洲转移，当时广泛种植的单一作物就是甘蔗。比利时历史学家查尔斯·弗林登通过研究16世纪加那利群岛一位商人的公证记录，发现当地的奴隶种植园如何通过蔗糖“在世界商道上发挥了看似很小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陆地和海洋将英国、佛兰德斯与西班牙、意大利联系在一起，并(最终)在大西洋上将西班牙与其在中美洲安的列斯群岛的领地联系在一起”。17世纪下半叶，英属牙买加建立了大片的奴隶种植园，成为此后100多年里蔗糖的生产中心。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经济史教授威廉·达里梯认为，英国和法国在美洲的种植园主要依靠来自非洲的劳动力：“我们的糖、烟草、粮食、朗姆酒和其他来自种植园的产品，我们不应当感谢这些可敬的非洲人吗？”英国赫尔大学经济史专家戴维·理查德逊也有大致类似的看法，他研究了1748—1776年间奴隶贸易、蔗糖和英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同期英国对蔗糖需求的增加与奴隶规模的扩大成正比。在法属美洲，1640年，甘蔗传入法属西印度群岛，不久，它就与烟草成为白人农场主的主要农产品，法国开始大量进口西印度的粗糖，后在当地建立了许多炼糖厂，将粗糖变为细糖向欧洲出口。

因为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很大，再加上种植园的高强度劳动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导致奴隶死亡率很高，每年需要从非洲大量输入奴隶。在巴西，16世纪和17世纪蔗糖的出口生产全部依赖黑人奴隶的劳动。在加勒比海各岛屿，17世纪后半叶开始，大规模输入非洲奴隶劳动力及农业种植园的发展使出口生产的迅速发展成为可能，而自给自足的生产则明显下降。有学者也将19世纪初英国、法国等西方主要国家宣布禁止奴隶贸易后对美洲的甘蔗种植园及蔗糖生产的影响做了整体考察，认为此后蔗糖生产中心向巴西和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等岛屿转移。

咖啡原产于埃塞俄比亚的咖啡省，后经阿拉伯人传到土耳其和欧洲，在奴隶贸易期间，其物种在18世纪20年代被带到美洲。据考证，1723年，法国军官德·克留(De Clieu)从非洲留尼汪岛偷带了一株咖啡苗到加勒比海地区的法属殖民地马提尼克岛(Matinique)。此后传遍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成为世界咖啡生产的主要产地。其中，巴西产量最大，“直到废除奴隶制前，里约热内卢的咖啡经济基本上依赖奴隶劳动。根据1887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有145880名奴隶在从事咖啡种植，其中大部分是在咖啡种植园”。巴西的咖啡产量在1757年后初见统计，年均52.68吨，到1812年达1509吨，1817—1821年间猛增到年产6124吨。另一个加勒比海岛国牙买加，从1792年起年产就达到了2431吨，1807—1811年间，年均产量达到11642吨，一时成为世界咖啡生产第一大国。

此外，贩运到拉丁美洲的黑人还把他们在非洲的畜牧方法和采矿、冶炼、锻制工具的技术带了过来，包括小型熔铁炉和手风箱。1818年，一位瑞典工程师从巴西回来后撰写的回忆录称：“万万想不到，米纳斯吉拉斯领主管区是从非洲黑奴那里学会开采和提炼矿铁的技术的。”显然，未来在这方面的研究空间还很大。

(三)移民史视域下的“强制性移民”

第三个研究新视角是将奴隶贸易放在世界移民史中论述它对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上文提到的两个方面实际上也属于其中。但和世界上其他重大移民行为相比，大西洋奴隶贸易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强制性的移民(Forced Migration)。奴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也不能决定自己将迁往何处。从其规模和产生的影响看，都是前所未有的。尼日利亚经济史专家J. E. 英尼科里指出：“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从非洲输出奴隶的贸易，尤其是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在很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单纯从贸易规模看，其涉及的世界地理范围和贸易的经济情况——在提供奴隶的规模、使用奴隶为国际市场生产商品以及从奴隶劳动所得产品为中心的贸易方面——所有这些均使非洲的奴隶贸易有别于其他的奴隶贸易。”

四百年间，究竟有多少黑人被运出非洲可能永远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美国奴隶贸易研究专家柯廷在1969年出版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人口统计》一书中认为是1100万左右，但被普遍认为是低估了。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海地太子港召开的奴隶贸易专家会议上，最后的总结报告认为，“在四个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中，非洲损失的人口可达2.1亿”。这包括在非洲猎奴战争和运输途中损失的人口，以及运到各接收地的奴隶总数。这次会议还特别提到，在未来研究中，必须研究奴隶贸易经济对非洲和美洲的影响、非洲人对奴隶贸易的各种形式的反抗，以及非洲人作为军人和水手在各地的生活状况等。此后，有许多专家都做出了自己的估计。到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非洲通史》中则吸收了一些专家的看法，分地区做细化研究，最后认为：“在1500年到1890年间，估计有2200万人从黑非洲输往世界其他地区，其中1540万人穿越大西洋，690万人穿越撒哈拉、红海和印度洋。”

一些历史学家还根据贩奴船的航行记录和奴隶贩子的记述，再现了强迫移民途中的悲惨景象。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作家巴里·昂斯沃斯在1992年创作出版的《神圣的渴望》(Sacred Hunger)一书，虽然不是历史著作，但他用文学的笔法再现了奴隶船“利物浦商人”号在大西洋上的场景：“黑人因食物匮乏身体衰弱了许多，很多人还染上了痢疾，他们所承受的苦难是最骇人听闻的。不久，他们的房间就变得闷热难耐。由于缺乏氧气，禁闭的空间令人窒息，再加上这么多人紧密地挤在一块儿，他们不停地呼吸、流汗、排泄，整个房间里臭气熏天。他们的住所净高不过两英尺，栖身的木板并未刨平，当他们在闷热窒息的黑暗处无助翻滚时，粗糙的板面从他们的背上或是体侧撕下一层皮。”该书当年获得世界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布克奖”。

黑人被带到欧洲、美洲等地，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民歌和宗教信仰，他们用自己的大众文化丰富和发展了欧洲和美洲当地的白人文化。为研究迁移到世界各地的黑人生活、心理和劳动状况如何，对当地产生了哪些影响，美国华盛顿特区综合性的私立大学——霍华德大学于1979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非洲侨民研究所，为研究包括早期黑人奴隶在内的非洲侨民提供了第一个体制框架。此后，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等许多综合性大学中都建立了非洲(裔)研究中心，开展各种非洲移民研究项目。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法国，一些研究非洲的重镇，如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伯明翰大学等高校的非洲研究中心，法国的巴黎一大、七大和法国社会高等研究院等单位，以及非洲的一些高校，都有非洲移民史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也不定期地召开国际研讨会。

在对黑奴贸易的移民史研究中，学术界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将注意力转到小人物和过去被忽视的黑人妇女身上，关注作为个体的非洲奴隶的生活史，包括他们的生老病死、种植园的生活条件、黑奴的文化适应、女奴的反抗方式等。这些微观研究通过描述大西洋奴隶贸易期间作为个体的非洲奴隶的活动轨迹，从而全面展现大西洋社会、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形成，尤其是大西洋世界奴隶制的兴衰、殖民化以及奴隶劳动对旧世界的重塑。20世纪80年代后，在英、美等国史学界出现了有关奴隶书写(或称奴隶叙事)研究和文学创作的热潮，所依托的资料主要是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一些获释奴隶的自传或别人对其的记述，如现在已知的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黑人奴隶自传体作品《一位非洲王子詹姆斯·阿尔伯特·乌卡沃·格罗尼奥斯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叙述》、1831年出版的第一位讲述奴隶故事的黑人女性玛丽·普林斯《一个西印度奴隶的自我书写》、1789年出版的英国著名废奴主义活动家《奥劳达·埃奎亚诺或非洲人古斯塔夫斯·瓦萨的生活趣闻录》等。在这些奴隶叙事中，奥劳达·埃奎亚诺(1745—1797)影响最大，在历史学界和英语文学界都有许多论述。根据其自述，他出生于今尼日利亚南部一个伊博人家庭。11岁时，他和姐姐在家中被奴隶贩子绑架并贩卖到美洲，先后成为英国军舰舰长和西印度商人的奴隶。但是，他精明过人，善于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学习和适应环境，终于在 1766 年为自己赎买了自由，结束了奴隶生涯。他后来定居伦敦，积极参加英国废奴运动，并投身于在塞拉利昂建立安置黑人定居点的活动，成为社会活动家以及英国反奴隶制运动的代表。针对学界对埃奎亚诺身份和自传真实性的质疑，加拿大当代历史学家保罗·洛夫乔伊给予了一一驳斥，认为他出生在非洲和受奴役的事实很难被推翻。

对女性黑奴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此前学界关注的几乎都是男性黑奴，这与种植园繁重的劳动更适合男性有关，并且历史文献中大部分记载的也是男性奴隶。“在奴隶制下，尽管女性奴隶的经历呈现了根本不同的类型，但男性奴隶的生活却依旧是奴隶制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史学界率先将性别史的研究视角引入对女奴历史的相关研究中，包括她们工作的经济价值、所遭受的暴力等身体与心理上的灾难、女奴的市场价格，以及她们的反抗与逃亡等问题。非洲女奴的历史不再是从属性的、处于边缘的历史，而是被重新梳理，视为奴隶贸易和美洲种植园经济的重要一环。人们研究发现，种植园内的女奴不但要生儿育女，充当家内的女仆或女佣的角色，烹饪和烘烤食物、清洗衣物，还要从事许多家外劳动，如摘棉、轧棉、打稻谷等。在弗吉尼亚州阿米利亚县(Amelia County)的贝尔姆伊德种植园，1854年共有奴隶127名，其中男性65名，女性61名，另有1名性别无法确认。在该种植园，男女性别比例大致相当，女奴经常承担的劳动角色有女仆、看护者、烹饪者、女裁缝、洗熨衣物者、乳牛场工人、织工、纺纱工和田间工人等。

此外，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视角也被运用到奴隶贸易和奴隶制中。美国医疗史专家欧文斯《医疗奴役：种族、性别和美国妇科的起源》一书，有许多章节记述了美国女性黑奴生病后的悲惨经历，其中第二章即以一位南方奴隶种植园黑人妇女茱莉亚·布朗的经历，描述了当时医生和奴隶主如何把生病的黑人妇女当试验对象，在她们身上行医的，“就像训练有素的医生一样，布朗的主人冒着杀死奴隶的风险来治愈她们。茱莉亚·布朗的案例说明了南方白人是如何开展和开发医疗和药物的”。该书第三章的标题是“有争议的关系：奴隶制、性和医学”，记述了一位年轻的黑人女奴遭受性侵染病后的治疗经过，认为19世纪是美国妇科的分水岭，白人男性进入了一个数千年来一直由女性主导的领域，他们开创了许多妇科手术，如治愈产科瘘管病、切除患病的卵巢和剖腹产等。“在南方，这些早期的外科手术试验对象很多是受奴役的黑人妇女。医生在她们的家中、医院和教室里对她们进行治疗。当医生撰写关于黑人女性疾病和身体的文章后，他们的同事也从这些医学期刊的文章中学会了如何对待和治疗同类疾病。”

总之，欧美奴隶贩子经营的大西洋奴隶贸易，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强迫移民，它改变了世界人种的分布，也加快了欧、美、非三洲的物种、生产技艺、语言、宗教和文化的传播，在大西洋经济格局中，一个依附性的非洲初具雏形，“落后的非洲”变得更加落后，现在再研究这个问题依然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研究视角的不断拓宽和更多的资料被发掘，有关大西洋奴隶贸易及其带来的现代奴隶制的研究必将“老树发新芽”，也期待国内非洲史学界在该领域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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