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宋守住了川陕和荆襄，保障了长江上游的安全，从而形成了与金人在江淮争锋的局面，能以舟楫之利遏制其骑战优势。南宋立国江南，赖以抗拒金朝的正是舟楫之利和水上优势，并藉此在几次事关国运存亡的关键水战中击败了金朝。而金朝从江淮正面突破，难以实现骑兵对舟楫的优势转换。元朝围困襄樊期间，在汉水建立了强大的水上力量，与南宋共有舟楫之利，首先从鄂州突破南宋江防，并充分发挥水战和骑战结合的优势，控制了长江全线，通过几次关键水战，击毁了南宋赖以立国的水上力量，使南宋丧失了舟楫之利，进而灭亡。
关键词：南宋；南船北马；舟楫之利；国运兴亡
中国历史上南北对峙的时期，偏安江南的政权多以江淮为屏障，赖舟楫之利抗衡北方的骑战优势。南宋尤其如此。内河与海洋构成的水路交通网络对于南宋的重要性无异于人体的血管和经络，官方漕运、官民交通、商业往来、江海防御都以船只为最重要的工具。从这一角度可以说南宋是赖舟楫以立国。单以军事而论，南宋凭借舟楫之利在关键性的几次水战中打败金朝，有效地遏制了金朝铁骑的进攻，保障了半壁江山的安全。同时，南宋也因舟楫之利、长江之险与元人共有，丧失了水上优势而走向崩溃。学者们对宋金及宋（蒙）元战史的研究都涉及水战，但主要关注战事过程，本文试图探讨舟船之利与南宋国运兴亡的关系。
一、南船北马与宋金对峙
北宋时期国防重心在北方沿边三路，不能发挥水战之长，即宋人所说：“国朝舟师之技未尝不讲，而舟师之技未尝轻用。何者？用于西北非其所长也。非其所长而冒用之，终非可恃之具尔。”在平定南方时短暂地发展水军，“及江淮平定，不复振举”。而南宋以江淮为前线，“国以江为险，江以舟楫为备”，在军事上主要依靠舟楫水战的优势对抗金朝铁骑的强大冲击，守住江南半壁江山。
游牧民族长于骑战，而江南民众善驾舟楫。如杨万里所说：“南北各有长技，若骑若射，北之长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长技也。”这是两地不同的自然环境决定的。“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帐，北人不信南人有万斛之舟。”“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硕船。”这是自然环境决定的差异，也是当时人们通常的认识。所以宋人评价金军的长短道：“彼之所恃者骑而已，舟楫之间非其所长”，“短于舟，疏于水”，“敌人舍马不能有所为”。指出了金军水上的薄弱之处。而南宋江南百姓生长于“左江右湖，河运通流，舟船最便”的环境中，自然长于舟楫，“吴侬水为命，舟楫乃其职”，“南来舟子惯风水，万斛长船如等闲”。而骑马非其所长，“乃知南北各所乐，乘舟不如乘马恶”，甚至“楚乡水国地卑污，人尽乘船马如狗”，对马也没有足够的重视。南宋的军队优势在于舟楫水战，“使船欲如（金军）使马”。宋朝水军士卒长期训练水上技能，“其身惯出入于风涛之上，如履平地而不没，足熟驰逐于樯橹之旁，如驰康庄而不踬。然后手施击刺斩斫之技，随吾意之所之”。所以南宋要对抗金朝，就需扬长避短，“金人便鞍马，每以骑兵取胜。国家驻跸东南，当以舟楫取胜。盖舟楫者非金人之长技，乃今日我之长技”。绍兴间户部尚书章谊阐述了南宋立国的条件：南宋“襟带江海，实凭川险以却敌骑。然则巨浸湍流盖今日之长城也；楼船战舰盖长城之楼橹也；舟师战士、凿工、没人盖长城之守卒也；火船、火筏、强兵、毒失盖长城御工之具也”。南宋利用自己所长就可克服敌人所长，“守御之备莫如舟师，用舟师之策莫如中流以守。且金人攻城长于用炮，我之舟师中流以守，则矢石有所不及。金人野战长于用骑，我之舟师中流以守，则骑兵不能奔冲。是二者不可以夺金人之所长矣”。
南宋得以立国确如章谊所言，正是凭借舟楫之利遏制了女真铁骑的冲击，以江淮和大海为屏障，立国于江南。除了川陕战区外，决定南宋存亡的建炎三年、四年（1129年、1130年）金兀术南侵和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完颜亮南侵两次关键战争中，南宋都以水站扭转局面或奠定胜局，即：“夫东南之长技莫如舟师。我之胜兀术于金山者以此，我之毙逆亮于采石者以此”。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南宋君臣在金人追击下谋求生路，吕颐浩分析道：“金人以骑兵取胜”，“今若车驾乘海舟以避敌，既登海舟之后，敌骑必不能袭我。江浙地熟，敌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复还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宋高宗决定逃向海上，摆脱金人的追击。正好建炎三年（1129年）初宋高宗已派林之平措置海防，遣人：“诣泉、福召募闽广海舟，为防托之计”。宋高宗逃到明州时正遇“大舟自闽中至者二百余艘”。又有广东转运使赵亿所募之舟。提领海船张公裕报告“已得千舟”，于是顺利逃入海上。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宋高宗刚入海，“金人陷明州，夜，大雨震电，乘胜破定海，以舟师来袭御舟。张公裕以大船击退之”。使金人只能望洋兴叹，宋高宗因而得以安然脱险。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韩世忠在镇江“以海舟扼于江中”，断金军北撤之路。金人“以舟师与战，舟多没”，被宋军围困于黄天荡48日。“时敌众数万，世忠战士才八千”，“江之南北两岸皆敌众，而世忠据中流与之相持”，依靠的只是百余艘海船。虽然金军最后利用韩世忠海船无风不能行的缺点得以逃脱，并重创宋军，但也由此感到了宋军水战上的差距。此后，宋金之间有小规模的水战。如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金朝船50余艘侵犯通州、泰州，宋军与之鏖战，打退了金军，到完颜亮南侵，双方主要在长江以北交战，再无大规模水战。
第三次和第四次关键水战发生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完颜亮南侵的战争中，一是长江采石之战，一是山东胶西海战，即杨万里所说：
绍兴辛巳之战，山东、采石之功，不以骑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完颜亮以：“立马吴山第一峰”的雄心，意欲吞并南宋。金军轻易突破淮河，直抵长江北岸。采石之战中，宋军以海鳅船和戈船在长江上打败金军，并将敌船封锁于杨林河口，用克敌弓射之，并焚其战船。此战中，南宋兵力远少于金军，金军：“兵号四十万，马数倍之”，南宋“兵止万八千人，马数百而已”。若两军在陆地对垒，胜负不言而喻。南宋取得此战的胜利完全依靠水军优势。金军在采石大败后，完颜亮奔至瓜州渡，企图由此渡江。虞允文调集人船，于镇江与金军对峙，并以车船在中流上下回转如飞，使金军大为震慑，相顾骇愕，失去斗志，而完颜亮又逼迫诸将限时渡江，反被部下所杀。宋军不战而胜。完颜亮在从江淮正面南侵的同时企图从海上包抄宋朝，在山东集结船1000余只，乘载女真、渤海、大汉军水手等7万余人。宋将李宝从苏州长途奔袭，“烧夺战船六百余只，杀死蕃贼，活捉到女真头首三百余人，降到大汉军三千余人”，大获全胜。而李宝所率只有战船120艘，兵3000人，“皆闽、浙弓弩手，非正兵也”。胶西海战后金人未再组织从海上对宋朝的进攻。
上述4次水战可以说是事关南宋存亡的关键之战，其胜利使南宋得以立国江南。建炎四年（1130年）的明州海战规模不大，但这次海战胜利使宋高宗得以摆脱金人的追击，保持了南宋王朝的血脉。镇江水战一方面显示了南宋的水上优势，使金人认识到与南宋水上角力，突破长江的困难，另一方面使南宋重视江防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开始大力建设江防。而采石之战和胶西海战直接瓦解了完颜亮灭亡南宋的企图，此后双方不再有较大规模的长江和海上水战。南宋也随之再次掀起江海防建设的高潮。
南宋取得这些胜利完全凭借自己的舟船之利。相对于南宋，金人舟船水战具有造船技术和条件、水战士卒素质等方面的明显弱势。
与位于南方、拥有造船材料天然优势的南宋相比，金朝在造船上的优势首先是材料。“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舟船又次之。北方之木与水不相宜，海水咸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能耐久，又不能御风涛，往往有覆溺之患。”南方有松、樟、楠等优良的造船木材，而北方木材缺乏，“河北难得薪柴，村农惟以麦等烧用”，修河固堤都用榆柳。“北舟皆枣诸杂木，遇咸水多湿且重滞。”这是自然条件决定的，对南宋人来说是天然的优势，如宋人所说：“今者国家与金人相持之际，天以舟楫之利赐我，助中兴之大业。”
其次，金人造船技术也落后于南宋。完颜亮南侵在造船方面作了准备，但是与隋灭陈、宋灭南唐，以及后来的元朝灭宋，先占领长江中上游，大造战船，训练水军，进行了长期的准备相比，完颜亮从江淮正面进攻，时间仓促，不能扭转造船上的劣势。突破淮河后，完颜亮也积极制造战船。“方敌帅住和州，穷日夜之力以造船（虞允文）意谓必有大过人者”，结果“止百十小舟，殊无笼盖遮掩，如州县渡口所用者”。而且金人所造之舟“乃用和州民舍拆板而造者，每舟可载二十人，板木钉灰皆不如法”，航行性能极差，体积亦小，“金人所用舟底阔如箱，极不稳”，或“底如梢，皆不能动”。有些则是运河船改装成的多浆战船，“乃山东平底，前后轩昂，运载粮船也。一舟济五十余人”。这种船只“便欲以当（宋朝）官军戈船，臣（虞允文）知其伎俩已尽无能为矣”。宋朝的战船，“大而艨艟，小而海鳅，皆外垩板城，中运机轮。但见舟行，不见有人。三周金山，泝洄往来，矫如白龙，怒飞水上”。双方交战时，金人“船小而卒众，又自争舟，兵刃隔塞，运棹不俊。而我之艨艟往来如飞，横突乱刺”，“遇敌战船即冲撞中折，全舟沉没者”。
完颜亮南侵前令苏宝衡于潞河造海船，只能用宋人，以“淮、浙奸民倪询、梁简等教金造舟，且为向导”，“将由海道袭浙江”。金朝在山东制造的600余艘战船，所造“舟船虽大且多，然皆松木平底，不可涉洋”。“登、莱一带惟平底可用，过料用尖底，既非一潮可到，必有栖泊之处。船少则无以取胜，多则一放大洋岂能成䑸。”登、莱以南，淮南东路近海多沙渍，适于平底船航行，但料角以南深海大洋，不适合平底船航行。金朝的600艘船只根本不可能从海上对宋朝构成威胁。
金朝水上航行和作战的人员技术素质也远逊于宋朝。金朝水手主要使用汉人，“多有东南篙工、水手从事舟楫之间者”。一些水情复杂的江海区域更需汉人水手，如“料角水势湍险，一失水道则舟必沦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转棹”。建炎四年（1130年）镇江水战中，金人不能适应水上船只的摇荡，有人“教其舟中载土，平版铺之”，减少船只的摇晃。采石之战中金人仍是“不谙江道，皆不能动，其能施弓箭者每舟十数人而已”，在水上很难发挥战斗力。在大风大浪的海上作战更是如此，“海道之险吴儿习舟楫者之所畏，敌人能以轻师而径至乎？”胶西海战中，金人“悉以中原民操舟楫”，而“女真在船匍匐而睡，略不能动”。操舟之中原百姓对金朝心怀叛离：“操舟者皆中原遗民，遥见宝船，绐敌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师猝至。”或“谬云此（指李宝船队）金国兵也。俾皆入舟中。舟忽至，金人不知。宝纵火焚其舟。舟以赤油绢为帆，风顺火炽，操舟者皆登岸走。金兵在舟中者，坐以待缚，载之槛车，悉获其舟。”签发的水军士兵“尽中原旧民，皆登岛垠，脱甲归命”。甚至反戈一击，或阵前背叛，纵火烧船。
通观南宋与金朝对峙的历史，金人仅在建炎三至四年（1129-1130年）的南侵中突破了长江防线。其原因一是南宋国家初创，尚未建立江防体系，二是当时防江的将领畏敌不战。高宗南逃时，以杜充为江淮宣抚使，在建康主持江防。但杜充驭下无能，制敌无方。金人乘宋军松懈无备之时，乘数十舟渡江登岸。杜充投敌，导致全军溃散。同时金人在上游自黄州渡江，宋将王羲叔“闻敌逼黄州，引舟遁去”，金人“得岸下小舟，其数不多，乃毁居民为筏，以舟引之而行”，“凡三日济江尽绝”。如果能够组织有效的江防，金人以这样的状况断不至于轻易渡江。绍兴以后宋高宗重视江海防建设，虽然采石之战组织仓促，但凭借绍兴初以来在水军和战舰方面的建设，还是轻易打败了金朝水军。宋金对峙中宋朝确实做到了以己之长攻敌所短，即“金人便于骑射，而舟楫非所便。以我所长攻彼所短，其胜万全”，有效地阻挡了金朝的进攻。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南宋能够在长江和海上有效以舟船水战取胜，使金人铁骑无用武之地，又是南宋整体边防体系相互支撑的结果，杨万里曾说： 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东西形势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两淮，使表里唇齿之相依。勿以海道为无虞，勿以大江为可恃。增屯聚粮，制舰扼险。
南宋在川陕战区有效地遏制了金军，又牢牢控制了荆襄地区，保证了长江中上游的安全。使金人只能选择重点在江淮实行短促的正面进攻，没有充分的时间和物质去建设强大的水军，难以在水战中与宋军抗衡，而骑兵在河湖地区无法施展，在水战中更全无用武之地。同样是游牧民族的蒙古南侵，通过取得水上优势，兼有了骑战和水战两大优势，轻易击溃了南宋的江防体系和海上力量，灭掉了立国百余年的南宋。
二、元朝水上优势的确立与南宋的灭亡
南宋在长江和海上打败完颜亮军，有效阻止了金朝南侵后，更加重视江防和海防建设，水军和舰船数量都大为增长。南宋与蒙古军队在长江较量时，南宋的水军力量和舰船数量都远远超过建炎四年（1130年）及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与金朝交战的状况。淳祐末，王埜任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巡视和州、无为军和安庆府沿江水军，见“舳舻相衔几三十里”，“创游击军万二千，蒙冲万艘”，这只是江东路中段的江防力量。从后来宋元鄂州水战和镇江水战来看，在江防地位更重于和州、无为军等地的鄂州和镇江的水军、战舰数量也不少于此数。且如上所述，南宋水军士卒的素质不可谓不高。鄂州水战（咸淳十年，1274年）中还有定海水军参战，有“都统制刘成以定海水军战死”，直到咸淳元年（1265年）招募水军仍有严格标准，“能船能水刺胜捷，支等下钱六十贯，能水不能船刺吐浑，支四十贯，能船不能水刺雄威，支二十贯”。但南宋江防被元军在鄂州突破后便一泻千里，很快全线崩溃。
元军经过鄂州之战、丁家洲之战、焦山之战和崖山之战4次关键水战，彻底击败南宋水军并灭亡南宋。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军水陆大军顺汉江而下，中间除遇郢州阻碍，荡舟绕城而过，一路畅行至汉口。元军有“战舰万计，相踵而至，以数千艘泊于沦河湾口，屯布蒙古、汉军数十万骑于江北”。守卫鄂州的宋军也有“战舰万艘，分据要害”。宋军主帅夏贵准备在阳罗堡与元军决战，“以战舰数千余艘列于大江之下，横其江面，其势堂堂，若不可近”。但元军溯流奔袭，避开宋军主力，从青山矶渡江，再回军夹击阳罗堡，“诸将帅舟师数万众，直冲宋将兵船，大战江中”，“宋军大溃于江中阳逻堡，人心瓦解。宋兵数十万众死伤者几尽”，“夏贵仅能脱命。弃舟遁去”。元军焚宋军汉阳战舰3000艘，汉阳、鄂州皆以城降。鄂州是宋朝长江中游最重要的江防重镇，被元军轻易突破，给宋军信心斗志以极大摧毁。夏贵自阳罗堡之败，“其心已无国矣”。元军主力水陆并进，沿长江东下。黄州、蕲州、江州、南康军。安庆府、池州皆不战而降。
宋元第二次大规模水战是丁家洲之战。元军顺利进抵太平州，南宋丞相贾似道拥重兵屯芜湖，遣使求和，“请还已降州郡，约贡岁币”。元军主帅伯颜回复“未渡江，议和入贡则可，今沿江诸军皆内附，欲和，则当来面议也”。称臣纳士则可，“不然，备而甲兵以决胜负”。伯颜之意就是南宋有江防可凭恃时还有与元议和的条件，江防既失，已无议和的本钱。贾似道不肯纳士归降。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双方在丁家洲大战。此战南宋“悉兵十余万，号百万。建都督府以战舰五千余艘屯丁家洲”，“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似道将后军”。元军击败宋军船队，夏贵和贾似道遁走，元军水陆追杀150余里。到同年四月止，江北的无为军、镇巢军、和州以城降，镇江府以及江东诸郡皆或降或陷。
焦山之战是元朝彻底击溃南宋长江水上力量，完全控制长江的一战，至元十二年（1275年）七月宋将张世杰、孙虎臣纠集“舟师万艘，驻焦山东，每十船为一舫，联以铁索，以示必死”，与元军作最后一搏。元军“以巨舰分两翼夹射，阿术居中，合势进击。继以火矢烧其蓬樯，烟焰涨天”。宋船既碇舟于江，欲走不能，大部被烧。元将董文炳亲“乘轮（车）船，建大将旗鼓。士选、士表船翼之。大呼突阵。诸将继进，飞矢蔽日。战酣，短兵相接，宋兵亦殊死战，声震天地。横尸委仗，江水为之不流。自寅至午，宋师大败，世杰走”，逃入海。元朝俘甲士万余人，获战舰700艘。“宋力自此遂穷。”
崖山之战是最终灭亡南宋的一战。张世杰率南宋残余势力护卫祥兴帝（昺）屯于新会县之崖山，在岛上架木为宫殿，“建宫山麓，棋结巨舰千余艘，下碇海中。中舻而外舳，大索贯之，为栅以自固。四围楼橹如城”，元军登岛烧毁宫殿，帝昺被迫撤退海中。“昺以斗舰号快船者樵汲”，元军“立寨断其汲路”，“樵牧日梗”。元军“自寨以炮击昺舰，舰竖不动”。有乌蜑船千艘救援帝昺，也被元军攻杀靡遗。元军又“乘风纵火，欲焚昺舰。昺预以泥涂舰，悬水筒无数，火船至，钩而沃之，竟莫能毁”。最后元军乘潮退，海水南泻之时，从北面顺流冲击，突入宋阵，涨潮时另一军从南面夹击。宋朝士卒多是“江淮劲卒，各殊死斗，矢石蔽空”，“诸将合势乘乱，皆殊死混战”。最后宋军不支，“半日而破，死溺者数万人”。张世杰等率16舰夺港门遁去，宰相陆秀夫遂抱帝昺投水而死，南宋国运终结。
元军进攻宋朝时没有重蹈金朝覆辙，而能打败南宋水军，其基本原因有三。
首先，元朝建设了一支强大的水军，投降元朝的宋将刘整向元世祖建议：“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元世祖采纳了他的建议。元军围困襄樊时，刘整在襄樊“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如宋人所说：“敌方夺我舟，募吾匠，童吾山，造船编筏于襄樊间，斧斤之声不绝。”在围困襄樊的数年中，元军已经建立了一支有船万艘，士卒数万人的强大水军，而且这些水军士卒已非往昔在船上不能战斗甚至匍匐不能站立的金朝士兵，而是精于水战的“练卒”。元军“治战船，分水军，筑圜城以逼襄阳”，依靠这只水军及汉水上筑堡，元军截断了宋朝从水上援助襄樊的通路。宋将夏贵率水军来援，元军大破之，“获战船百余艘”。宋将张顺、张贵先后率舟师来救襄樊，也被打败。宋将张顺、张贵所乘为轮船（即车船），这种曾经威震金军，不战而胜的先进战船在元军水军面前也已无力回天。在攻占襄樊时也是先以战舰攻破樊城，迫使襄阳以城降。襄阳陷落使元朝能无后顾之忧地沿汉水长驱直入长江。刘整指出占领襄樊的重要性：“襄阳破则临安摇矣。若将所练水军乘胜长驱，长江必皆非宋所有。”随后的形势正如刘整所言，元军水军从汉水入长江，一举突破了鄂州江防。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军水陆大军顺汉江而下时已有“战舰万计”。随后在与宋军交战中又不断缴获战船。青山矶之战中“得船千余艘”。而宋朝鄂州水军共有战舰万艘，除焚毁破坏之外，元军缴获一定不少。元军沿长江东下招降黄州、蕲州、江州、南康军、安庆府、池州的过程中也获得了大量战船。如蕲、黄降元时“襄、汉、蕲、黄之船皆在焉”。丁家洲之战中又“得船二千余艘”。焦山之战，宋军集结“舟师万艘”，大部分被焚。元军获战船700艘。文天祥从镇江逃往真州时，见“北船满江”，“江岸皆北船，迷亘数十里，鸣梆唱更，气焰甚盛”。焦山之战后南宋不仅江防彻底崩溃，而且整个江海水上优势都彻底丧失。如伯颜所说：“宋人之据江海，如兽保险，今已扼其吭。”元军已经占据了水上的绝对优势。随后的宋元海上较量，胜负至此实已定局。至元十二年（1275年）十月元军分三道围攻临安，其中以“董文炳等为左军，以舟师自江阴遁海趋澉浦、华亭”，包围临安。民间海上势力“张瑄有众数千，负海为横”，降元。元军“得海船五百”。董文炳水军如期占领许浦、澉浦、顾径、上海、华亭等处，封锁了浙江口，曾经布防严密的浙西和明州海防体系几乎不战而溃。宋朝君臣从浙江口逃往海上的计划流产，宋主及谢太后降，只有张世杰与宋吉王昰、广王昺南走台州。海上追击南宋残余势力总体上也很顺利，未遇有力抵抗。董文炳追至台州、温州，张世杰不战而遁，入福建，“漳、泉、建、宁邵武诸郡皆送款来附”。福州、兴化知军稍遇抵抗，亦陷。景炎帝逃亡广州。
其次，元朝采取了正确的战略策略。李纲曾总结历代南北交战格局：“自昔侵犯东南，未有不由上流者。所谓上流一是“自川江而下，日数百里，不旬月间可至江浙”，二是占领襄汉，“襟带荆蜀，控引江淮，下瞰畿甸”。蒙（元）军首先进攻四川，占领上游地区，且在四川已注重建设水上力量，多次打败宋朝水军。围攻钓鱼山时，蒙将李进率水军船70余艘击败宋战舰300余艘。1258年，蒙将石抹按只在泸州马湖江以战舰70艘打败宋军战船500艘。次年在叙州再次打败宋朝水军。元军长期围困襄樊，所谓“十年杀气盛，百万攻一城”。一方面“荆襄西通秦蜀，东连吴会，北据汉沔”，“控扼上流，如首尾相应”，对于南宋尤为重要，即“国家暂保江左，形势之地若缓而甚急者，荆襄是已”，另一方面元军在占领四川和围困襄樊期间有充足的时间训练了庞大的水军，避免了金人在没有充分水军建设的情况下从江淮正面突击的弊端。元军选择南宋江防相对薄弱的鄂州，而非江防最为严密的长江下游作为进攻目标，顺利突破了南宋江防，成功转换了宋元之间的水上优势态势。
突破鄂州江防后，伯颜与诸将会于鄂城下，讨论进一步军事行动。元军再次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伯颜等认为：
鄂襟山带江，江南之要区也，且兵粮皆备。今蜀、江陵、岳、鄂皆未下，不以一大将镇抚之，上流一动，则鄂非我有也。
于是分军四万沿江西上，攻下岳州、沙市，占有江陵，“以兵守峡”。元世祖高兴地说：“荆南定，吾东兵可无后患矣。”元军顺利逆流攻取江陵，充分暴露了南宋长江上游江防薄弱的痼疾。文天祥曾说长江上游防卫只有鄂州和江陵两个据点，其间十分空虚，“一上而一下，使中流荡然”，元军西上“行无人之境”，“国安得而不亡。此外，元军突破鄂州后，分兵东、西，着力攻占长江。完全切断了淮南与江南的联系。”虽然 ，“宋重兵皆驻扬州，临安倚之为重”，但丁家洲和焦山两次水战彻底摧毁了南宋长江下游的水上力量，扬州已成孤城，不久即陷落。
再次，元军运用了灵活有效的战术。元军在作战中能避实就虚，缓急有度，以实现最终目标。元水军沿汉水出长江，在郢州遇阻，“郢州在汉水北，以石为城，宋人又于汉水南筑新郢，横铁绳，铁战舰，密树桩木水中”，且“宋沿江九郡精锐，尽聚郢江东、西两城，今舟师出其间，骑兵不得护岸”。诸将认为“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为后患”。主帅伯颜主张用兵有缓急，“大军之出，岂为此一城哉”。于是“破竹席地，荡舟由藤湖入汉江”，绕过郢州，顺流而下。元军抵达汉口，宋军锁大舰，扼江汉口。元军乃绕过宋军防线，自汉口开坝，引船入沦河，从沙芜口入大江。元军攻打宋军水上据点阳罗堡，3日不克。元军制造必拔此堡的假象，将宋水军主力吸引于此，一面“为捣虚之计”，派大军逆流西上40里，从青山矶突破江防，到达南岸，马军随即渡江。然后“舳舻相衔”，回军夹击夏贵，攻破阳罗堡，宋军大溃。鄂州水战开始时双方力量势均力敌，各有战舰万艘，宋军有多年经营的江防体系可依仗，而元军有马军和炮兵两岸夹击的优势。南宋战术显然不及元军，最终被彻底击溃。
元军一个有效的战术就是水军、骑兵和炮兵的协同作战。元军从襄樊进军鄂州时，“沿于汉江而下，前后延袤，旌旗数百里，水陆并进”，骑兵在两侧护岸而行。元军达到鄂州时有战船万艘，蒙古和汉军骑兵数十万。元军从青山矶突破江防，即将精锐骑兵运到南岸。鄂州之战后元军水军顺江东下，骑兵在南北两岸攻城略地，齐头并进。在丁家洲之战中，伯颜“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江而进”，阿术率水军冲击宋朝船队。“骑兵夹岸而进，两岸树炮，击其（宋军）中坚，宋军阵动。阿术挺身登州，手自持柂，突入敌阵，诸军继进，宋兵遂大溃”。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完颜亮40万大军在长江北岸聚观南宋战船在江中往来如飞，除了惊骇，束手无策。而元军不仅有了可以抗衡南宋的水军，而且充分发挥了骑兵的优势。元军在淮河作战也是这样。李曾伯分析元军突破淮防的原因一是“舟师本吾长技，敌乃习而用之”，二是“敌人又于南北两岸夹以马步，翼以炮弩，每每吾以一面而受敌三面之锋”。宋元在淮河交锋时，淮河已不是宋朝可以仰赖的天险，元军水军与宋军争雄于水上，“长淮千里（元军）与吾（宋军）共之”。崖山之战中宋祥兴帝建宫殿于岛上，元军“潜舟载骑兵登麓，焚其宫”，也使用了骑兵。
元朝灭南宋如历史的循环。“晋之伐吴必造舟于上流，隋之伐陈必造舟于永安。彼将用东南之所长以攻东南之所恃”。元朝在上游，特别是汉水经营水上力量多年，当其进攻南宋江防时，已非昔日金朝“敌人之便惟乘骑，纵使至岸，无马不能”的状况，而有了强大的水上力量。昔日南宋赖舟楫之长技战胜金朝，“东南之长技莫如舟师。我之胜乌珠于金山者以此，我之毙逆亮于采石者以此。而今此曹反挟之以制我”，却成为元朝战胜南宋的手段。文天祥认为，直到崖山最后一战，南宋还有机会，宋军“有船千余艘，内大船极多”，元军仅“大小船五百，而二百舟失道”，且“北人乍登舟，呕晕，执弓矢不支持”，“北船皆闽浙水手，其心莫不欲南向”。实际上人心不稳的恰是宋军。《昭忠录》载，张世杰之所以在崖山与元军作最后一搏，不敢再西走，就是担心宋军“士卒航海久，多有离心，恐一动则星散”。宋军已“俱无斗志”。而元军士气高昂，南北夹击宋军，“呼声动天地”，其船只都是大型海船，数量众多，“蔽塞江面”。元军完全控制了长江，已获得战船无数，在海上追击时所得海船又何止千艘，文天祥从淮东海路南逃经过明州见“东门有列岸数百艘”，皆是“敌把隘船”。而且沿海州郡官民大多望风而降，水军战船之众寡、人心之向背已完全不似文天祥所想象。何况崖山之战并非毫无前因的最后一搏，而是由若干次战斗形成了南宋必败的终极命运。
三、结论
在灭亡辽朝和北宋两大帝国的女真铁骑的穷追猛打下，南宋得以立国，凭借舟楫之利和水上优势抗衡对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南宋在川陕战区和荆襄战区有效地遏制住了金朝，保障了长江中上游的安全，使金朝不能取得在长江中上游经营水上力量和顺流东下的机会，从而形成双方在江淮正面相抗的局面，利用舟楫之利在江淮和海上有效地抵抗住了金朝的进攻。南宋在几次事关国运存亡的对金水战中利用战船和水战优势取得胜利，使国家，免蹈北宋覆辙。金朝不能突破长江。破解南宋的舟楫之利，便不能发挥骑兵的优势，而金朝在无水军和战船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从江淮对宋朝江防实行短促的正面进攻，战船数量和质量，士兵水战能力等方面都远逊于宋朝，难以实现骑战与水战的优势转换，最终都功溃于水战。
而元朝在围攻襄樊的数年中着力经营水军，打造战船，建立了战船万艘、水军数万的强大的水上力量，与南宋共有舟楫之利，并凭借其正确的战略决策和灵活有效的战术，瓦解了南宋的水上优势，元军从鄂州突破南宋江防后，向西逆流攻取荆南，向东顺流而下。在战术上充分发挥了水军、骑兵和炮兵协同作战的优势。通过鄂州之战、丁家洲之战、焦山之战的胜利，彻底消灭了南宋的江防水军，全线控制了长江，完全取得了水上的优势，割断了南宋长江南北的军事联系，奠定了攻取南宋全境和海上追逃的胜局。南宋在海山也无力对抗元朝的攻击，最后的灭亡已不可避免。南宋存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舟楫之利的得失和南宋国运的存亡有着密切的关系。
（原文刊于《思想战线》2016年第3期）
本期编辑：陈娅娜
审核：田晓忠
2016-09-04 黄纯艳 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