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 | 鸦片战争期间边外满蒙军队的征调

鸦片战争作为清朝兴衰之分水岭，是中国近代史的重大问题之一。清军在战争中的动员、集结和布防，既关乎胜败走向，也同八旗、绿营兵制密切相关。以往学界对参战清军的研究聚焦于绿营兵，因其系东南沿海作战主力，成果较为丰硕。然而，作为清军主力的满蒙军队，包括八旗和外藩蒙古兵的调防情况却未受到关注。而根据绿营兵研究得出的部分认知，诸如清军没有野战军，仅有治安部队，是以一触即溃之说，其实不符合清朝兵制的实情。

事实上，清朝兵制中存在野战军性质的部队。清室肇造，以满蒙联盟为基础，落实到武力上，是以八旗兵为骨干，辅以外藩蒙古兵。清军入关后，接收前明镇戍制度，改编绿旗（乾隆后称绿营）为经制兵，配合八旗作战；又设立两支预备队以备非常，一系东北驻防，一系外藩劲旅。东北驻防即“东三省”（dergi ilan golo，即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辖区）驻防八旗，本为御俄而设，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起，因剽悍善战，弓马娴熟，被清廷投入统一战事，举凡大战如平定准噶尔、大、小金川之役、赴台平叛、越喜马拉雅山反击廓尔喀等，无役不与。其中黑龙江兵尤号骁健，被誉为“索伦劲旅”，名冠天下。外藩劲旅即蒙古王公之兵，清朝虽以八旗子弟兵打天下，辅以绿营，但在讨伐南明和平定准噶尔这种关乎国运的大战中，仍然征召外藩军队为辅弼。乾隆一朝，清廷兵威达乎极盛，自诛灭准噶尔后，不复调发外藩之兵参战，故而这支预备队常被学者所忽略。

鸦片战争爆发后，东南清军节节失利，英军有北进之势，而禁旅八旗日久寖衰，迫使清朝沿袭旧制，调发两支预备队，连同介于二者间的察哈尔马队，兵力逾万。这是继乾隆朝平定准噶尔后最大一起调集满蒙骑兵之举，但清朝统治者苦于信息不对称，无从预判英军动向，只是消极地将这支大军用来保守两京（北京、盛京）门户，无从改善战局。此举开启嗣后30年间清朝动员满蒙军队入关作战的帷幕。晚清一系列政治、军事变革，皆由此而起，而相关研究竟付之阙如。故而研究这场征调，不仅可填补鸦片战争研究的空白，而且对于认识清军的组织情况、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双方巨大的信息落差及影响，以及晚清军事史变革的源头都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综合满汉文史料，还原调兵过程，统计动员人数，钩稽来龙去脉，并作分析研判。

一、 东北驻防初次出师

东北驻防是清朝最强大的预备队，但盛京辖区临海，曾有英舰出没，被朝廷视为战区，故兵马留驻本地防堵海口，未蒙抽调。吉林、黑龙江驻防奉命两度出兵，防守两京门户，总兵力在6000人以上。下文主要考察道光二十一年（1841）首次动员的情况。

鸦片战争开始后，战事局限于东南沿海，规模较小。清军虽然在盛京、直隶海口设防，但基本依靠本省兵勇，未尝调动他处兵力应援。然而，道光二十年（1840）秋，英国组织分舰队至天津，向直隶总督琦善（cian）投书，同时在北起复州（今辽宁瓦房店市复州城镇）、南抵登州（今山东烟台）海域从事水文测绘，令盛京、直隶、山东地方官员高度戒备。嗣后琦善钦差赴粤，同义律（Charles Elliot）会谈。双方诉求相去甚远，激怒道光帝，于十二月初三日（1840年12月26日）颁布上谕，令沿海将军、督抚紧急备战，并动员东北预备队助战，防止英军威胁两京。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841年1月6日），道光帝决定调动东北预备队，要求署吉林将军惟勤（weikin）拣选善用鸟枪精兵500名在本地候调，接盛京将军耆英（kiing）咨文后即刻出征，保卫陪都根本重地。惟勤星速备妥500名精兵，拟交副都统果升阿（gosingga）统率，随时西援。道光帝随即征询耆英意见，耆英老于世故，揣测上意，表示盛京兵马精锐，又选调枪法娴熟之苏拉阿巴（sula aba，闲散猎手）600名，足敷防守，请缓调吉林兵马。此奏得到囊中羞涩、务图撙节的道光帝首肯，暂缓调兵。正月十一日（2月2日），道光帝闻知大角、沙角炮台失陷，琦善直言无法抵敌，接收义律公文，请准议和后，决定加强战备。他要求吉林、黑龙江各备兵千名，一俟领命，委派曾经出征、实战经验丰富之官弁带领，即刻启程。惟勤接旨后加紧筹备，珲春协领衙门卷宗存有两份档案，详开两次备兵事宜。一系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札文：

查前次奉旨，挑派官兵五百名，当由（吉）林、乌拉两处挑兵五百名，并由宁古塔等处备兵五百名，以征备调在案。兹复接奉谕旨，派兵一千名，预备调遣。除前次已由吉林、乌拉及宁古塔等处挑备兵共一千名外，仍应挑兵五百名，预备妥协，以备调遣。拟由吉林、乌拉、伊通、额穆和索洛再挑兵二百五十名、官五员，宁古塔再挑兵六十名、官一员，珲春再挑兵二十名、官一员，伯都讷再挑兵五十名、官一员，三姓再挑兵六十名、官一员，阿勒楚喀再挑兵三十名，拉林再挑兵三十名、官一员，拣派吉林协领图钦、佐领开隆阿、三姓协领依克唐阿、阿勒楚喀协领德昌等委营总带领。应请飞咨宁古塔副都统衙门遵照，于文到日，即刻挑选齐备，并将前次派定之宁古塔兵一百名、珲春兵五十名及一切军器预备妥协。

一系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札文，交代首次备兵细节：

奴才等查吉林所属宁古塔各城，距省俱有数百里及千余里不等。若由各城分拨差往，诚恐有误咨调。奴才等随先由吉林、乌拉官兵内择年力精壮，熟精鸟枪者，挑兵五百名，分为二起，拣派曾经出兵协领图钦、佐领练勇巴图鲁开隆阿等带领，暨熟练带队佐领等官十员，各令赶紧整理一切军装器械。奴才等查验整齐，以备耆咨照到日，即令迅速起程，不致迟误外，仍咨行宁古塔各城副都统，各于所属兵内择年力精壮，熟精鸟枪者，仍共挑选五百名备用。

对勘可见，惟勤接奉应援盛京朱谕后，鉴于辖区广袤，调集需时，为求迅速，先由将军驻地吉林、乌拉二城挑选500名精壮鸟枪马甲，分作两起以备调遣。复由宁古塔等处挑选500名鸟枪甲兵，其中宁古塔城百名，珲春50名，作为备遣兵马。上谕吉林备兵千名后，惟勤又本着未雨绸缪的原则，自各城再选500名精兵，在千兵之外别立一队，计吉林、乌拉、伊通、额穆和索洛（emhe soro，今吉林蛟河）备兵250名，宁古塔60名，珲春20名，伯都讷50名，三姓60名，阿勒楚喀、拉林各30名，凑足兵数。总计备兵1500名。统兵官佐，据惟勤另折造报，千兵分两起预备出征，头起由“阿勒楚喀副都统倭”即倭克精额（wekjingge）领衔，二起由“三姓副都统依”即伊勒东阿（ildungga）带队，辅以曾出师新疆，有实战经验的吉林协领图钦、佐领开隆阿、三姓协领依克唐阿，以及阿勒楚喀协领德昌等人。总之，惟勤搜罗精锐火器手，组织了一支鸟枪骑兵团。

黑龙江备兵情况，因将军衙门卷宗不准查阅，仅可就开放档案摸索。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将军棍楚克策楞（guncuktsereng）奉旨出兵奏折，大略回顾备兵情况：

现在奴才遵旨，将前派官兵酌其距省远近，作为五起，先后起程。头起齐齐哈尔省城兵二百名，令曾经出师滑县、喀什噶尔，谙练行伍之奖赏花翎协领富保带领，于十二日先行迅即起程。奴才并飞饬所属各城，着将前派官兵催令急速来省，陆续分起起程。查墨尔根副都统乌凌额曾经出师，著有劳绩，蒙赏巴图鲁勇号，谙练军务。奴才即飞咨乌凌额，令其迅速带领该处官兵来省，以便统率前往。

棍楚克策楞奉旨后，同样因为辖区广袤，令下属各城备兵后在当地训练候命，未遽然调集。各城备兵细目，是否像吉林般设有预备队，尚无从得知，仅知晓军府驻地齐齐哈尔备兵200名。带队官佐富有出兵经验，如统领齐齐哈尔兵丁的协领富保（fuboo）曾于嘉庆十八年（1813）奉命镇压天理教起义，又出师喀什噶尔；墨尔根副都统乌凌额（ulingge）随军征讨张格尔叛乱，在事立功，荣膺“博启巴图鲁”（beki baturu）勇号，在黑龙江兵出征时充任阃帅。因而黑龙江预备官兵必然也是精兵强将。

虽然道光帝早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便下达动员令，但直到七月获悉厦门失陷，英舰有北上之虞，始于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急调吉林、黑龙江兵赶赴盛京，又分别密谕耆英与直隶总督讷尔经额（nergingge），以吉林援兵防卫盛京沿海，而以黑龙江兵暂驻盛京，听直隶调用。两处兵马随即起身。据惟勤奏报，吉林兵分四起，图钦率吉林、伊通兵250名，作为头起；开隆阿率吉林、伊通、额穆和索洛兵250名，为二起；德昌率伯都讷、阿勒楚喀、拉林兵220名，为三起；依克唐阿率宁古塔、珲春、三姓兵280名，为四起，副都统倭克精额居后弹压，于八月十六日（9月30日）全数启程。黑龙江出兵情况，见于军机处满文月折档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册内棍楚克策楞奏折，汉译如下：

奴才等遵旨，精选一千官兵，分为五队，择日起身，谨具奏闻后，既接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处奏请黑龙江官兵赴山海关防堵之咨文，奴才与我处统领兵丁前去之副都统乌凌额、率首队行走之协领委署营总富保、次队协领委署营总诺伦德勒格尔（nolundelger）、三队总管德凌阿（delingga）、四队副总管委署营总珠勒格讷（julgene）、五队协领委署营总克兴额（kesingge）等二十五名官员计议，加紧行走，必从速抵达山海关。沿途作何约束官兵，不可滋事稽迟，等语，每队当面严加责成。自八月十二日始，每隔一天，一队动身，五队至二十日起身完毕。

黑龙江千兵分五队，自八月十二日（9月26日）开拔，至二十日（10月4日）全数启程。奏折称接到讷尔经额咨文，催趱赶赴山海关，是以兼程倍道。与前揭谕旨安排有异，盖因援兵目的地屡经调整，甚至中途拟撤。当时道光帝受地方大吏蒙蔽，不能掌握真实战况，时常误判形势，又力图俭省，故而计划频易，大费周章。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道光帝担忧英军登陆直隶，须骑兵迂回夹击，谕耆英、讷尔经额为调动吉林、黑龙江兵预备夫马、车辆。同日，讷尔经额奏称山海关兵力不足，请调黑龙江千兵应援，得到默许。棍楚克策楞所言接讷尔经额咨文，以黑龙江兵驻防山海关，便指此事。唯道光帝在八月十一日（9月25日）推翻既定方案，将吉林援兵分两支，每支500名甲兵，一支赴山海关听用，一支驻锦州候调，黑龙江兵分驻奉天府附近要隘，是仅以吉林半数援兵防守山海关。到八月二十三日（10月7日），道光帝干脆停止调动黑龙江援兵，要惟勤中途截留，令其返归，而吉林半数兵丁是否驻锦州，亦改由耆英自行斟酌。显然道光帝深信东南战局趋稳，又基于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泰（fulduntai）、讷尔经额、耆英等奏报，认为海口防务稳固，毋庸增兵。可是，八月二十七日（10月11日），御前接获定海失守消息，担忧英舰北上，幡然更张，要求吉林千兵星驰入关、就地防守，黑龙江千兵速赴盛京、固守锦州。所以，从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二十七日，两处援兵目的地改易达四次之多，可见清朝决策层受困于情报错误，业已堕入“战争迷雾”（Fog of War），动辄得咎，举措乖张。

御前举棋不定，加之当年辽东秋雨淋潦，拖累行军速度。吉林、黑龙江甲兵行军路线不一。吉林官兵自省城集齐，按站行走，自威远堡门入柳条边；黑龙江官兵并不取道吉林，而是由茂兴站穿越蒙古草原，经法库边门入柳条边。他们虽然是骑兵，但因为长途跋涉，除军官外大部分兵丁并未乘马，而是搭车前往，到目的地附近再改乘官马。吉林头两起官兵正常行军，分别于八月十四日、十七日（9月28日、10月1日）过奉天西行，于二十四日（10月8日）入山海关；后两起官兵遵照部署留驻锦州，于九月初六日（10月20日）再度拔营，十一日（10月25日）全数抵达山海关。黑龙江头四起官兵于八月二十四至二十九日（10月8日至10月13日）行抵奉天，之后原拟于九月初二日（10月16日）撤军，接到移防锦州谕旨后，遂于初六日再度开拔西援。他们在九月十六日（10月30日）前，已全数至锦州，驻扎高桥一带，这里正是二百年前明清决战的沙场。清廷又增派原任副都统富勒洪额（fulhungge）至营，会同乌凌额管理，随时准备入关应援。两支兵马用时均在20天以上，较次年应援兵马多出一周左右。

吉林、黑龙江官兵分别在山海关、锦州之连山、高桥等处越冬，直到道光二十二年五月（1842年6月）。是月，英军攻陷清军重点设防的吴淞口，迫使清朝中枢加强京师海口防务。五月二十日（6月28日），上谕黑龙江兵全数入关，连同吉林官兵共2000名，其中半数留戍关城，半数防守洋河口（今河北昌黎黄金海岸附近）至黑沿子（今河北唐山丰南区黑沿子镇）一线。五月二十三日（7月1日），上谕毋庸留戍关城，其余千兵径赴天津，听钦差大臣赛尚阿（saišangga）、讷尔经额调遣。六月初六日（7月13日），黑龙江兵尽数入关。根据安排，倭克精额、乌凌额留戍关门、高桥，官兵分作两拨。头拨分两队，首队吉林兵丁500名，由去年抵关之副都统巴雅尔（bayar）统带；次队黑龙江兵丁500名，由富勒洪额、布特哈总管德凌阿统带，按赛尚阿所议，改驻丰润县李八廒、滦州柏各庄、乐亭县马头营、汤家河、昌黎县周家营。次拨分两股，大股官兵800名移防津门，防守大沽迤北、北塘迤南，这也是十多年后清军抗击英法联军的主战场；小股官兵200名屯驻洋河口后路，与周家营、石河口驻军声势联络。这一部署沿用到撤兵前。

吉林、黑龙江出师官兵都是严挑细选，久历戎行，强挚勇猛，还带有乾嘉全盛余晖的精锐。僧格林沁视察山海关吉林马队，称赞他们年富力强。赛尚阿派侍卫奕纪（i gi）等检阅调防天津的吉林、黑龙江甲兵，本以为他们冒着六月酷暑长途奔波，必然劳瘁疲敝，却发现兵士健壮，军纪整肃。这样一支部队，不愧是历经实战锤炼出的劲旅，堪称清朝的王牌军，但兵员太少。道光帝意识到英军陆战同样强悍后，决定再度抽调东北预备队保卫两京。

二、再度征兵

道光二十二年夏，清廷鉴于战火逐渐北移，曲突徙薪，再度征调2000名吉林、黑龙江官兵，驻山海关、高桥、大凌河等处，随时预备直隶、盛京调用。下文主要考察这次调兵过程，同时研判两次征兵总数以及配给军马情况。

由于清军屡战屡败，不乏臣僚建言抽调最具战斗力的吉林、黑龙江甲兵投入东南战事，以扭转乾坤。譬如京口副都统海龄（hailing）径称南兵胆落气馁，宜调集吉林、黑龙江等地官兵千名，以一当百，足堪破敌；钦差都统哈哴阿请于山海关吉林援兵中抽调50名精锐，交开隆阿统率，赴浙江差委，但都被高层否决。直到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1842年6月22日），御前获悉吴淞陷落，江南提督陈化成阵亡之讯，忧虑英军北上天津，决意增兵，谕吉林将军经额布（ginggebu）、黑龙江将军棍楚克策楞各备精兵千名听用，候旨起行。经额布于五月十八日（6月26日）接旨，挑取吉林乌拉、伊通、额穆和索洛精锐鸟枪披甲500名，再飞咨宁古塔等城调集精壮强健、技艺娴熟甲兵500名，凑足千兵之数，安排三姓副都统依勒东阿、协领桂林（guilin）统辖。棍楚克策楞于五月二十日（6月28日）奉旨，由齐齐哈尔抽调500名甲兵。他鉴于黑龙江城、呼伦贝尔地处御俄前线，不可动摇边防，而墨尔根、呼兰又距离较远，余下兵数一时难于齐集，遂于布特哈总管衙门选调500名马甲，合计千名。选兵标准是“弓马娴熟，长于汉仗”，即配备弓箭、腰刀、长矛之传统骑兵。兵丁之外，遴选曾经出征，具备实战经验官佐24员，以曾西征喀什噶尔之黑龙江副都统富春（fucūn）统领，预备出征。五月二十日，上谕两处将军即行出兵，吉林、黑龙江兵分别赶赴锦州高桥、盛京备战。经额布于二十四日（7月2日）奉出兵谕旨，将千兵分作四起，一起250名。桂林率吉林乌拉兵为头起，协领伊成额（icengge）率吉林乌拉、伊通、额穆和索洛兵为二起，协领富珠隆阿（fujulungga）率宁古塔、伯都讷、拉林兵为三起，依勒东阿带三姓、珲春、阿勒楚喀、拉林兵为四起，于五月二十七日（7月5日）络绎西行。棍楚克策楞于二十六日（7月4日）奉出兵谕旨，安排协领巴东阿（badungga）率250名齐齐哈尔甲兵，于五月二十九日（7月7日）出动。

这时清廷依然深陷“战争迷雾”，无从掌握英军动向。御前既想厚集精锐固守津门，也担忧英军突袭盛京根本重地，一度就屯兵地点犹豫不决。但情势危迫，促使道光帝速作部署。五月二十二日（6月30日），上谕盛京将军禧恩（hien），两处援兵固然为防御天津调发，倘若盛京防务单薄也可予截留。次日，道光帝更改方略，意图两全其美，谕禧恩咨行两地将军，令吉林、黑龙江续调之兵各分出500名，合计千兵，屯驻山海关一带，若盛京有事则急起接应。经额布于六月初二日（7月9日）接奉谕旨时，吉林二起援兵甫经启行，三起兵丁尚未动身，他随即飞咨桂林、伊成额改赴山海关，同时安排三、四起兵丁仍往高桥防戍。黑龙江援兵的调整以及分起安排，见于军机处满文月折档，汉译如下：

奴才等遵旨，挑选精兵千名、官二十四员，分编四队，择日启程等事，谨具奏闻后，六月初三日，接准钦差大臣哈哴阿、署盛京将军禧恩等处咨文，遵旨：续调黑龙江一千兵丁，著以五百驻山海关，五百驻大凌河，预备调遣。自奴才处即行文带兵行走副都统富春等官，催往山海关、大凌河外，仍严饬带兵往赴之副都统富春、率首队行走之协领委署营总巴东阿、次队协领委署营总班第（bandi）、三队总管诺门多尔济（nomundorji）、四队副总管委署营总阿灵阿（alingga）等官沿途妥为管束官兵，断不许滋事，安静行走，速抵山海关、大凌河处，以备钦差大臣哈哴阿调遣，业已咨行。自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初六日，四队官兵全数启程，应经驿站奏闻。为此谨奏。

黑龙江官兵分四队，前两队齐齐哈尔官兵先行，后两队布特哈打牲官兵稍迟开拔，于六月初六日（7月13日）全部启程。棍楚克策楞接到禧恩转达谕旨之咨文时，黑龙江官兵尚未尽行动身。上谕黑龙江千兵半数赶赴关门，半数改驻大凌河。可是，前揭五月二十三日（7月1日）上谕未有只言片语涉及调防山海关之外半数黑龙江官兵部署。遍查满、汉文上谕档及随手登记档，直到六月九日（7月16日）上谕禧恩，照其所议，留驻盛京500名黑龙江兵丁改调大凌河。查禧恩之议，时在六月初一日（7月8日）。因而禧恩咨文棍楚克策楞，令黑龙江半数官兵驰往大凌河布防，并非出自上意，而是他个人的决断。禧恩的依据，大概是五月二十二日上谕给他截留黑龙江兵权限，而他改拨黑龙江兵驻防大凌河，缘于盛京兵力敷用，应先尽京畿调用。若该兵驻扎奉天，一旦关门告急，派兵驰援，要渡过巨流河、大凌河两条干流，不免贻误军机。正因为禧恩通盘考虑，先斩后奏，使两支援兵及时调整行程，不致耽延反顾。吉林头起官兵于五月二十七日开拔，六月十一日（7月18日）行抵山海关，用时仅14天。黑龙江头起官兵五月二十九日动身，六月十六日（7月23日）亦即镇江陷落两日后抵达山海关，用时仅17天。驻山海关援兵于六月十九日（7月26日）到齐，驻高桥、大凌河援兵在六月二十八日（8月4日）前就位，此时英舰已云集江宁城下。

上文基本厘清两次动员吉林、黑龙江甲兵的经过，但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核实：一是调兵总数，二是军马配给情况。关于调兵总数，清朝征调吉林、黑龙江甲兵合计4000名，但此数是中央动员兵数而非实际调发数，其中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官兵分开统计，致使官兵总数和兵数不一。如黑龙江两次出兵，官兵合计共2051名。二是八旗兵出征照例携带仆从随军，谓之跟役（kutule，又名库图勒、跟丁、苦独力），却不列入动员兵数。道光二十二年五月，驻高桥黑龙江援兵奉调入关，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泰详细统计官兵、跟役数目，作者据此制表如下，可见跟役数目之众：

根据表1，黑龙江首次出兵，官兵、跟役合计1626名，远高于动员兵力。其中跟役602名，占总数的37.02%，如果扣除军官计算，比例为37.6%，接近4成。这一情况绝非特例，再次征调吉林官兵时，头起包含军官5员、甲兵250名、跟役130人，合计385名，跟役比例达到33.77%，扣除军官计算，达34.21%。由于吉林、黑龙江两次出兵，随军跟役总数难以确知，取35%的中间数计算也有1400名，而这一估算其实偏低。查富勒敦泰奏折，撤防归伍时仅驻防山海关和直隶海口的3000名兵士便配属1630名跟役，而高桥守备千兵尚不预其列。因此，两次动员总兵力应在6000人左右，而非仅统计马甲得出的4000人。

吉林、黑龙江兵武备略有不同。时人云，“吉林官兵鸟枪最长，黑龙江官兵弓箭尤劲”，揭示二者差异。上文也谈到吉林2000名兵丁内，有1500名鸟枪披甲，而黑龙江兵丁仅配备弓矢、腰刀和长矛。不过，两处援兵固然器械有异，而兵种皆系马甲亦即骑兵，需要乘马作战，但两次调兵的军马配备情况存在很大差异，须作说明。首次征调之兵还遵循乾隆朝以来的惯例，不带坐骑，乘驿前往，拨给官马。然而，嘉庆朝之后，朝廷马政日显颓败。虽然道光帝力图维持盛世架子，按“人一马三”比例拨予兵士马乾，但每名甲兵实领一马。斯时出师兵丁至大凌河牧场申领马匹，道光帝特谕锦州副都统祁俊，要他提前从牧群中挑选优良骟马备用。祁俊勉力挑取，仅得肥壮骟马1500匹，不足分配，只得挑选500匹骒马足数。吉林官兵行抵山海关后，亦有在此领马骑用者。道光二十一年冬，僧格林沁检阅吉林援兵马匹，指出大凌河、山海关配给军马里，间杂劣马，应以直隶绿营领有之察哈尔马拨换。道光二十二年五月，驻高桥之黑龙江兵前出山海关，上谕祁俊提前自大凌河择良马500匹，送至关上，以备更换。此后，吉林、黑龙江兵调防天津、滦东诸处，赛尚阿遣人点检，称大批马匹倒毙，清廷自南苑解马千匹尚不敷用。这些事例，不仅说明援兵用马的窘迫，也证实曾是东北主要马场的大凌河牧厂已是江河日下。清廷鉴于良马寡少，再次调取吉林、黑龙江官兵时废除旧制，规定乘本地官马前往，却未添拨整装银两。两支援兵自开拔至旋师，仅领过503匹军马。见微知著，不难知晓晚清马政隳败、财政窘迫之实态。

总之，清朝迫于军事压力，于道光二十二年再度动员东北预备队，使吉林、黑龙江援兵达6000之众。但因为御前无从预判英军动向，处处分兵，将这支野战劲旅分散在东起高桥、南抵大沽的海岸线上，要点和纵深缺乏强力军团。高层显然意识到这一点，征调察哈尔八旗和外藩蒙古兵，便是应对之策。

三、 蒙古马队奉调南下

本文提到的“蒙古马队”分属两个系统，一是属于八旗驻防的察哈尔兵，一是属于外藩盟旗的东三盟蒙古兵。前者是经制兵，后者是王公私兵。清朝为加强海口防务，征调2000名察哈尔精锐驻防天津，复准僧格林沁所请，动员东三盟即哲里木（ǰirim）、昭乌达（ǰoo uda）、卓索图（ǰosotu）三盟王公之兵3000名屯于柳条边上，以备盛京调用。

（一）察哈尔八旗

清军攻灭蒙古末代大汗林丹呼图克图（lindan qutuγtu qaγan）、奄有漠南后，分别将左翼大汗领有之察哈尔万户（čaqar tümen）的部分人丁和右翼顺义王直属集团编隶旗下，即八旗察哈尔和归化城土默特二旗，成为清帝之阿勒巴图（albatu）。八旗察哈尔起初归在京八旗蒙古兼管，又名口外游牧八旗察哈尔，直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立察哈尔都统，成为相对独立的军政系统，正式更名察哈尔八旗。清帝每逢大征，必选察哈尔精兵从军，以为偏师。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1842年5月26日），御前获悉英军攻陷乍浦，为巩固天津防务，于次日密谕察哈尔都统铁麟（tiyelin）、副都统敬穆（gingmu）预备2000名精兵，听候调遣。铁麟奉旨后密饬各旗总管，挑“年壮技优，汉仗好者”计2500名，再选深孚众望，能管束兵丁之军官百员，同时备办衣甲器械，齐集张家口外60里之博罗柴济（borocaija）地方。他与敬穆假查验官马之名驰往，选出2000名精壮备调，又计划以老成练达之镶白旗、正黄旗总管叟济、达什德里克带兵。五月初五日（6月13日），铁麟等行抵博罗柴济，选出精兵2000名，50名为一队，分编40队，预备妥当。五月十一日（6月19日），上谕察哈尔官兵驻扎口上游牧，随时调防天津海口。五月二十日（6月28日），上谕察哈尔兵即刻动身，赶赴天津备战。铁麟于次日接旨，饬领兵总管将官兵分为四起，头起两黄旗官兵，次起正白、正红旗官兵，三起镶白、镶红旗官兵，四起两蓝旗官兵。每起官10员、兵10队，计500名，陆续动身。头起官兵于五月二十三日（7月1日）抵达张家口，按蒙古风俗祭纛后即刻起行。至五月二十九日（7月7日），四起官兵全数入口，自万全县南下，经北京赴津。这些蒙古兵丁初入内地，正值三伏酷暑，沿途所经宣化、京郊、通州、天津皆是人烟稠密、市廛繁荣之处，令他们倍感新奇，军纪略有松懈，拖累行军速度。道光帝特命僧格林沁在德胜门外宣谕，要他们遵纪守法，速至天津。察哈尔兵奉旨疾行，至六月初九日（7月16 日）悉数赶到新城（天津滨海新区新城镇）布防。以最末一起行程计算，用时仅11天。

正如吉林、黑龙江出兵人数因包含跟役多于朝廷动员兵数一样，察哈尔实际出兵数目也不止2000名。铁麟指出，正额甲兵之外，有300名“跟役兵”即充当跟役兵丁。他在另折诠释跟役兵情况，一是每队配6名跟役，合计240名；二是每队长官配1名跟役，计40名；三是2名总管各配3名跟役，共6名；四是4名侍卫参领、副参领各配1名跟役，共4名；五是8名差委官员各配1名跟役，计8名，以上总计298名跟役。大概铁麟另拨2名兵丁充当跟役，凑足300名之数。故而出师察哈尔兵丁、跟役合计2300人。

本次察哈尔兵出师携带官鸟枪640杆，故理论上有640名鸟枪马甲，其余配备弓箭、腰刀、长矛等，仍是传统骑兵。因为铁甲沉重，仅供阅兵穿戴，故未携带。出兵人马比例与东北相同，系“一人一马”，自商都牧群挑选2000匹良马，发给兵丁。跟役皆系穷兵，无力备马，是由官员捐献300匹马，遂能乘马出兵。须特别指出的是，察哈尔兵出师后，本地官兵、僧侣掀起捐输马匹的浪潮，相关谕折甚多，但这些马都被送往商都牧群，而非解往军前。驻津察哈尔兵丁坐骑倒毙，是由供给直隶绿营的察哈尔马匹，以及解自上驷院牧厂的南苑马群拨给，与捐输马匹没有直接关系。

（二）东三盟兵丁

19世纪60年代前，清朝以满蒙贵族联盟为立国之本。蒙古盟旗中，东三盟王公与清室世代联姻，互为甥舅，被皇帝倚为长城。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陆续动员东北、察哈尔军队备战，但未调发外藩王公之兵。东三盟出兵助战，其实出自道光帝外甥、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的筹划。他于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1842年6月23日），即收到吴淞败报的次日陛见，奏称已于东三盟备妥3000名精兵，自带器械、衣甲、帐房和马匹，拟在柳条边上听调。道光帝深感欣慰，特谕盛京将军禧恩，要他提前预备弹药以资调遣。由此可知，这支蒙古生力军配备相当数量的鸟枪，并非徒恃弓箭之兵。

因为东三盟马队并非经制兵，相关档案稀少，难知调遣全貌，仅可就几份奏折略作考叙。禧恩于六月初四日（7月11日）具折，谈到外藩援兵部署。按他的规划，哲里木盟与盛京接壤，应令援兵照黑龙江甲兵之例，径入法库边门，奔赴锦州，由副都统祁俊照料，所需弹药则先行送至锦州，毋庸绕道盛京。昭乌达、卓索图盟距盛京较远，宜取道古北口、喜峰口，南下直隶，不必千里迂回。上述安排显然是将援兵用于镇守山海关、天津海口，但综合满、汉文档案看，并未得到皇帝许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八月二十二日（9月26日）禧恩奏折，介绍三盟驻兵情况：

嗣据哲里木盟长扎萨克和硕卓哩克图亲王巴图咨称，该盟带领官一百员、兵一千名，于六月二十日行抵养息牧边门外驻扎，听候调遣。又据昭乌达协办盟长事务扎萨克敖汉多罗郡王幹咱巴拉咨称，该盟带领官四十八员、兵一千名，于六月二十七日行抵养息牧边门外驻扎，嗣因幹咱巴拉患病，补派扎萨克多罗贝勒巴彦巴图尔前来带管，听候调遣。又据卓索图副盟长扎萨克头等塔布囊克兴额咨称，该盟带领官一百员、兵一千名，于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等日齐集新台边门外驻扎，听候调遣，各等情咨报前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九月初二日（10月5日）卓索图副盟长克兴额（又作克星额，kesingge）满文奏折，叙及出兵事宜，可彼此参照：

圣主施恩，将克兴额我放授该副盟长，复放为我盟备兵札萨克。如此迭施恩典，蒙古蠢奴并未能出力报效。今克兴额率该盟千兵，扎营宁远州（niyeng yuwan jeo）北面边外，逐日操演兵马。

哲里木、昭乌达盟马队共计官兵2148名，分别由盟长巴图（batu）、协办盟长事务幹咱巴拉（ḳanzbala，又作干萨巴拉、甘杂巴拉）统率，于六月二十日（7月27日）抵达柳条边养息牧边门（今辽宁彰武）。卓索图马队官兵1100名，于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行抵新台边门，即清太祖曾经受挫的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北面。观其方略，是以哲里木、昭乌达骑兵声援盛京，而以卓索图之兵支援山海关。鉴于三支援兵在六月初四日尚未开拔，即使以当天作为出师日期，哲里木、昭乌达官兵仅用16天，卓索图马队仅用22—23天，而实际用时只会更短。三盟马队并非经制兵，之所以增援如此迅速，作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制度原因，克兴额提到本人是卓索图盟之“备兵札萨克”，满文作culgan i seremšeme belhehe hafan cooha be kadalara jasak，意谓“管盟里预备驻防官兵（之）札萨克”。这一头衔的来源，可追溯至雍正十年（1732）。斯时清军出征准噶尔，大败于和通泊，北部边疆一度危如累卵。雍正帝为防备劲敌来袭，调集漠南蒙古兵，由科尔沁亲王罗卜藏衮布（lobsang γumbu）统领，屯扎乌尔会河备边，至乾隆朝而成定制。僧格林沁筹划出兵后，这套由来已久的制度重新运行，哲里木盟长巴图、卓索图副盟长克兴额皆系“备兵札萨克”，得以迅速点齐兵马出征。二是盟友关系，如前所言，满、蒙贵族200年血胤相连，关系亲密，出征诸王皆系清帝信任之人。哲里木主帅巴图出身科尔沁四王之一的卓哩克图亲王家族，是最早同建州女真交往的蒙古贵族，初代王爷吴克善（uγšan）胞妹乃清太宗之妻孝庄文皇后。巴图于道光六年（1826）袭爵，深得皇帝青睐，蒙赏三眼花翎、紫缰、黄缰，倍受殊荣，于道光二十年任盟长。昭乌达主帅幹咱巴拉之祖先索诺木杜稜（sonom dügüreng）于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降金，乃是最早背弃大汗的察哈尔贵族之一，后代世袭敖汉多罗郡王。幹咱巴拉于嘉庆十年（1805）袭爵，曾在乾清门上行走。他奉命出兵时，已身染沉疴，仍坚持前往，因病情加重被迫回乡，于次年病故，足征其忠心。接替者巴彦巴图尔（bayan baγatur）并非昭乌达盟旗王公，而是西林果勒（sili-yin γool，又作锡林郭勒）盟喀尔喀左翼旗的贝勒。他本无继承贝勒的资格，只因其叔叔贝勒沙克都尔扎布不幸遇害而无嗣，上谕由他袭爵，自然感恩戴德。卓索图主帅克兴额系喀喇沁头等塔布囊，并非出身黄金家族，而是前明兀良哈三卫头目之后。克兴额父子两代深荷荣宠，其父喇特纳吉尔第（又名喇特纳济尔迪，radnagirdi）受乾隆帝垂青，封为头等塔布囊；克兴额在嘉庆十八年迎娶“铁帽子王”之一的肃亲王永锡（yongsi）第九女，因而获得多罗额驸头衔，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袭爵，道光十六年（1836）任副盟长。这些大贵族感念清帝恩典，勤于王事，策励官兵兼程就道。因而东三盟兵丁火速就位，以备驱策调遣，实出自清朝200多年来成功经营北疆的历史传统。

清朝依靠动员察哈尔八旗和外藩王公主动报效，终于在道光二十二年七月集结上万满、蒙劲旅守备两京海口。这是继平定准噶尔之后，清廷征调东北、察哈尔和外藩蒙古官兵数目最多的一次，说明英军造成压力之大。然而，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中英两国签署《江宁条约》，战事落下帷幕，云集渤海湾的万余客兵失去作用，陆续分批撤退归建。

四、 撤兵过程

中英媾和后，清廷于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底撤回满蒙援兵。撤兵大体顺序，是先撤外藩王公与察哈尔之兵，再撤吉林、黑龙江兵。下文就撤兵过程稍作总结。

道光帝在缔约后短暂观望，认为英人不会变卦，就于八月下旬着手撤回满、蒙援兵。他急于撤兵，主要因为军费开支繁重，加以北方时届深秋，天寒草枯，客兵千里赴援，水土不服，时有减员。况且边军莽汉甫入内地，语言、风俗不通，摩擦不已，长久逗留易生事端。哈哴阿称，续至山海关之黑龙江官兵“多有不识汉字，不通汉语者，所言土语诸多含混，即奴才亦不能悉，且人性粗莽，间有滋生事端”。八月二十日（9月24日）道光帝颁布上谕，吹响撤兵号角。

（一）东三盟之兵撤归

八月二十日，上谕禧恩，外藩兵马无须调遣，可撤回各盟并量行犒赏。禧恩在接到谕旨前也上奏皇帝，表示奉天海口晏然，一旦入冬，西北风起，英船不能复来；本地主兵合吉林、黑龙江客兵足敷差用，东三盟官兵驻扎已达两月之久，水草渐枯，不利马队驰骋，应行解散，以示体恤。君臣意见可谓不谋而合。八月二十五日（9月29日），禧恩接奉撤兵上谕，拟订赏赐等第，分为四等。头等领兵亲贵巴图、巴彦巴图尔、克兴额各赏大缎二匹。次等镇国公、台吉、塔布囊计22员，各赏小卷缎一件。三等管旗章京226员，各赏绵一匹。四等兵丁，各赏银一两。九月，蒙古官兵渐次撤归，但具体日期不详。

（二）察哈尔八旗撤归

察哈尔旗兵至津后，交由以武勇驰名，在出兵新疆时单骑破敌，博得“法式尚阿巴图鲁”（faššangga baturu）勇号的正白旗护军统领巴清德（bacingde）和镶黄旗蒙古副都统那桑阿（nasangga）统领。赛尚阿两次检阅察哈尔兵，称赞他们不惧酷暑，放枪、射箭命中率很高，个人素质出众。但讷尔经额委婉指出，彼等不适应天津潮卤水土，难以久驻。总管达什德里克身患痢疾，至当年十月尚未痊愈，便是例子。蒙古战马同样因风土不宜，大批倒毙。事后统计，出兵期间，察哈尔战马折损达967匹，几近半数。可见，察哈尔兵马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

八月二十日（9月24日），亦即上谕东三盟官兵撤归同日，上谕赛尚阿管带察哈尔兵撤防归伍。每名兵丁赏银一两，官员赏赐数目不详。查赛尚阿折奏，察哈尔官兵分为4起撤防。依次以巴清德、乾清门侍卫巴里善、达什德里克、那桑阿率领，于二十五日（9月29日）络绎启程。据铁麟奏折，四起官兵于九月初七日至十五日（10月10日至18日）陆续抵达张家口，即日出口回旗。取头起兵丁起止日期算，用时仅13日。

（三）吉林、黑龙江兵撤防

两处官兵奉命撤防及领赏情况，见于倭克精额、乌凌额之满文奏折，翻译如下：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钦差领侍卫内大臣哈哴阿咨称：奉军机处来文内开：八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吉林、黑龙江两省官兵，俱著撤回。初调吉林、黑龙江两千官兵，佐领以下官员，赏银五两，骁骑校以下官员，赏银三两，众兵每人赏银二两。续调两千官兵，佐领以下官员赏银四两，骁骑校以下官员，赏银二两，众兵每人赏银一两，钦此。钦遵，等因来至。办理山海关粮台事务知府陈智吉（cen jy gi）将赏银共两千九十一两，已解给奴才。

将上文与禧恩奏折参照，可知晓官兵撤防及恩赏全貌。道光帝于八月二十五日降旨，撤回吉林、黑龙江官兵，同时根据出兵时间、职衔高低制定赏赐等级。高级将弁依照外藩蒙古王公之例，恩赏缎匹。佐领以下至普通兵丁，概赏银两。查甲兵赏赐标准，初调之兵赏银二两，次调之兵赏银一两。驻山海关千兵皆系第二次调遣，每人赏银一两，佐领以下官兵合计2091两。另据禧恩奏折，留戍高桥千兵，佐领以下官兵合计赏银1064两。驻直隶防堵官兵赏银总数不详。

吉林、黑龙江官兵撤防时，最初计划分为16起，但实际分为17起。其中，驻高桥千兵分4起撤防，一起250名兵丁，于九月初五日（10月8日）先行开拔。驻直隶海口及山海关之兵原拟依照高桥戍兵撤军之例，分作12起，一起250名兵丁，陆续出关，但查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泰奏折，实编13起。头起吉林官兵由开隆阿带领，计官5员、兵250名、跟役136名，于九月初九日（10月12日）出山海关东归。主力军包括副都统5员、军官68员、兵丁2743名、跟役1494名，合计4310名，分为12起，自九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10月14日至31日）节次出关。撤兵途中，黑龙江佐领讷森彻（nesence）因水土不服引发狂躁症，拔刀自戕；吉林珲春兵丁克兴额等控告骁骑校赫特亨额（hethengge）贪污，牵连协领德昌。两队甲兵均被禧恩截留断案。其余皆能军纪整肃，计日而行。十月十九日（11月21日），全体撤防官兵经威远堡门出柳条边，吉林8起官兵于九月十六日至十月十四日（10月19日至11月16日）分别抵达将军驻地。统兵官员随即回任。据阿勒楚喀副都统倭克精额奏报，他于九月三十日（11月2日）入吉林省城，将官兵带到将军衙门交割完毕，即刻动身回任，于十月十六日（11月18日）返归本城。黑龙江9起官兵继续逶迤前行，在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二十日（10月29日至11月22日）抵达齐齐哈尔，各自解散回乡。押送辎重断后行走，收容掉队兵士的墨尔根副都统乌凌额直到十一月初四日（12月5日）才回到卜奎，宣告这次出师落下帷幕。

结　语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帝担忧英军北上，集结吉林、黑龙江旗兵，察哈尔、东三盟蒙古马队，合计上万人守备两京门户。这是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准噶尔以来，最大一起动员满蒙预备队之举。既有研究认为清军没有野战军，并不符合史实。实际上，不同种类和地区的清军部队，战斗力存在天渊之别，不宜一概而论。本文谈到的几支军队，特别是吉林、黑龙江甲兵，是清军头等野战集团，扮演预备队的角色。以他们为核心的清军在18世纪边疆战事中所向披靡，堪称亚洲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支军队在道光中后期固然不复昔日荣光，武备陈旧，精兵寡少，但未经大规模战争消耗，斗志尚未被败仗和欠饷磨洗，多少保留着那支威震殊方的强军余绪。诚然，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军在技战术层面存在代差，但平心而论，19世纪40年代初，单就陆军技战术而言，双方的差距还远未有克里米亚战争后那样悬殊。英军节节胜利，打出惊人的交换比，取决于对手多系积弱不堪的绿营和二线八旗守备部队，且能掌握海权以众暴寡，确实未曾直面清军最剽悍的野战集团。作者不认为清朝凭借这支生力军能够扭转乾坤，但根据东南战事结果逆推，将清军作为一个整体彻底否定，并非实事求是的态度。清朝的问题不在于没有野战军，而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深陷“战争迷雾”，不能预判敌情，及时将精兵投入关键战场。

既有研究往往强调中英两军在技术上的代差，而作者认为技术差距固然存在，但信息或者说情报层面的落差可能比技术差距更值得重视。本文探讨的大规模调兵行动，其实可概括为一次基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无效之举，体现双方存在的巨大信息落差。丧失海权的清朝想要遏制英军，特别需要保持情报系统的畅通有效，有针对性地部署军队。可是，晚清决策层较之康、雍、乾时代，缺乏多元讯息来源渠道，常被地方官吏蒙蔽，无从搜集和甄别有效资讯，预判英军动向基本落空。征调大军保卫两京是建立在英军试图登陆天津或辽东半岛，威胁根本重地的考虑上，但从实际看，此举花费甚巨，却毫无收效。英军自始至终并未进犯两京，上万野战军沦为坐守兵团，对改善东南糜烂之势毫无助益，纯属无效部署。

然而，倘若从晚清史角度观察，这次调兵具有标志性意义。它开启了19世纪中后期清朝搜刮预备队应付困局的大门，作者称之为“大动员”（the Massive Mobilization）时代。这一时期，清室为平定内忧外患，维持统治，竭力征集满蒙能战之兵，甚至征召老翁稚子投入各条战线。此举连同其他举措，固然起到续命还魂之效，令满洲皇室的统治得以延续，但也酿成诸多巨变。单就政治而论，满蒙子弟兵罄尽，导致汉人实力派地位上升，令清朝国体为之一变，从满蒙贵族联盟转化为满汉共治；由于预备队纷纷内调，致使黑龙江北岸落入俄国之手，西北陷入长期动荡，几乎脱离清朝。因而从断代史角度而言，这次调兵其实是晚清史研究的重要节点。

最后，假如研究者立足“大清史”，不拘泥于清史和晚清史的学术分野，从长时段研判，可发掘出新一重研究意义。虽然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划定清史和晚清史的界限，但清朝在1840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并非主动拥抱近代化。事实上，清朝统治者在1840—1860年依然试图沿用17—18世纪的成功经验来应付忧患，这次调兵就是显著案例。那些构成本文的核心要素：索伦劲旅、蒙古马队、遍及北部边疆的牧场和马群、内廷和军机处封发的满文谕折，凡此种种，都是此前清朝主宰东亚和中亚的成功要诀。这些要素到工业革命开始、军事变革日新月异的19世纪显然业已落伍，却仍被皇室奉为制胜秘笈，用来抵御“英吉利部落”（ing gi li aiman）。如前所述，英国在逼迫清朝缔约后停火，没有通过一场实战证实这些要素已是胶柱鼓瑟，致使清朝墨守过时教条，拒绝革新。直到1860年咸丰帝迭次蒙受惨败，北狩热河。因而，研究晚清史特别是军政史尤其要将目光放长远，留意那些曾在17—18世纪为清朝打天下发挥重要作用的要素是怎样在19世纪的历史洪流中变得不合时宜，被清人有意识地放弃的。唯有完整勾勒出一条从17—19世纪的脉络，才可能真实描摹出清朝史的全貌，而不至于楚河汉界，各执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