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注释从略。
夏继果（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
如何把全球史从“教学领域”变成“研究领域”，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史学者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作为研究方法的互动，大致包括扩大研究单位的地理规模、关注研究单位间的历史联系、研究那些本身就跨越边界的单位或主题三种类型。互动研究并不是全球史研究的全部，应当同等地重视比较研究，把互动研究与比较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两者的结合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把被比较的单位放入各自的大背景中，注重它们与各自环境的互动；被比较的对象至少应有一定程度的直接联系；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同样大背景的反应有何异同；比较同一主体（包括物品和思想文化）传播到不同地区后与当地社会的具体结合及其影响。互动研究、比较研究以及互动—比较研究本身都不应成为研究的终点，它们还应该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所“建构”，主要包括“一体化”进程的建构、因果关系和运行机制的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概述的建构等。
近年来，全球史快速发展，尤其是在美国、欧洲和东亚地区。在美国，“世界史学会”依然活跃，它所主办的《世界历史杂志》引领着全球史学术研究动向，从中小学课程、本科课程到博士培养的全球史培养体系建立起来；不仅如此，全球史大众出版物、博物馆展览、电视节目的不断增多，表明全球史在美国已经从学术圈走向大众。鉴于此，《世界史指南》主编、密歇根大学的道格拉斯·诺思罗普自豪地说，全球史学者现在有了更多的底气，已经超越了“证明自己”的阶段。柏林自由大学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在2016年出版《全球史是什么》一书，其中描述了全球史在国际学术界的发展：全球史现今繁荣兴旺，在美国以及英语世界的其他地区，全球史在过去几十年里是历史学科中发展最快的领域，这一趋势也扩及欧洲部分地区和东亚，在那里日益受到年轻一代学者的青睐；很多时候，要成功申请一个项目，“全球维度”是必不可少的，一些重要的学术杂志，如《美国历史评论》和《过去与现在》，越来越多地登载全球史论文，全球史已成为“主流”，“历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将受到全球视角的影响”。十多年来，全球史在中国也获得发展。2004年，首都师范大学成立“全球史研究中心”，至今已形成从本科教学到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全球史教学培养体系。
全球史于20世纪中叶在美国兴起时主要是作为一个“教学领域”而存在的，如何开展全球史研究，把全球史变成一个“研究领域”，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史学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笔者在培养研究生和研究实践中，也经常面临类似的问题，并进行过一些思考。近来，笔者发现西方学界出版了一些探讨全球史研究方法的著作，除了上文提到的两书外，还有美国匹兹堡大学迪戈·奥尔斯坦于2015年出版的《全球性地思考历史》。笔者在阅读这些书籍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学术的相通，自己的许多想法与这些国外学者惊人地相似。本文主要根据上述三部著作，结合自己的学术积累与思考，谈谈全球史的研究方法。
一、互 动
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成立之初，更多从事的是翻译引介的工作。但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开展全球史研究是中心同仁一直思考的问题。2009年，中心主任刘新成教授在《全球史评论》第2辑发表《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一文，指出“互动乃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形式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互动在于相遇、联结、交流、交往、互相影响，而不是一方主导、引导甚至塑造对方和整个世界”。更让人称道的是，该文列举了全球史学家表达“互动模式”的十种途径：阐述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 “交往网络”或 “共生圈”；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说明全球化时代任何局部地区的变化都折射世界发展趋势；“地方史全球化”；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生态史、环境史研究；跨文化交流，即文化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动和传播；探讨互动规律与归宿；“全球化史”研究。该文为我们的全球史研究指明了方向，接下来的几年，中心同仁以“互动”的视角为指导，凝练成全球史理论与方法、地中海史、历史上的跨文化交流、早期近代世界文明互动、近现代的西方文明与世界、全球史视野下的国际冲突、全球史中的中国与世界等研究方向，并按照这些方向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对全球史的“互动”研究进行了诸多总结和反思。奥尔斯坦认为，作为研究方法的互动，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扩大研究单位的地理规模。建立联系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构建更大的分析单位，去除其中的边界。例如，如果把东亚文明、非洲文明或拉丁美洲文明作为研究单位，很多边界，特别是政治的和语言的边界，就消失了。东亚的中国、越南、韩国和日本之间，非洲的津巴布韦、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和智利之间就建立了联系。类似地，如果把海洋盆地作为研究单位，作为交流的液态道路，文明间的空间边界可以进一步被擦掉。例如，太平洋研究单位不仅把上述东亚四国联系在一起，而且可以包括墨西哥、智利，等等；大西洋盆地则把西欧和西非海岸与美洲东海岸连接在一起。以此类推，去除任何边界的方式是把全球作为研究单位。这样，通过扩大空间规模、重新定义空间单位的方式，我们可以构建起文明、海洋盆地、半球和全球这样一些不同级别的研究单位，并且较为便利地挖掘各自内部存在的相互联系。
第二，关注研究单位间的历史联系。如果说第一种联系是概念的（conceptual），即先构建一个历史的大单元，然后再挖掘其中的联系，那么第二种联系则是历史的（historical），即首先从挖掘历史上确曾存在过的联系入手，进而把一些所谓的密闭单位联结在一起。举例来说，中国和日本可以通过采用东亚这样一个单位联系起来，也可以通过深入研究其相互关系而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第二种研究方式的关键点在于相连的单位的互相影响力和接触频度，而不是规模大小。两个或者多个单位间的最低强度的交流是接触（contact），持续性的接触导致互动（interaction），持续的、不断加深的互动造就了互相依赖的关系（interdependency），这种建立在相互依赖基础上的诸单位构成一个大的分析单位，即体系（system）。一经达到体系研究这个层面，就可以把前两种形式的互动研究结合在一起了。
第三，研究那些本身就跨越边界的单位或主题。其一是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跨越空间的互相联系的群体或个人的网络，这种互相联系经常超越边界”，它可能比前面所提到的空间单位既大又小。例如乳腺癌研究者的网络，可能会从日本扩展到中国、俄罗斯、欧盟、加拿大、美国，这样一个空间单位比文明、海洋、或半球都要大，同时比其中任何一个都要小。其二是跨国、跨边界的组织。其三是跨国、跨边界的主题。例如针对环境主题，我们可以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研究洪涝、干旱、气候变化等，然而，对该主题的研究更多地应该是跨越边界，在受环境现象影响的单位间建立起联系，即所谓“全球环境史”。其他与环境类似的现象也是如此，例如经济史中的贸易关系研究，人口史中的移民研究，疾病研究，政治和军事史中的征服研究。这些都是跨越边界的主题，都关注相互联系。
奥尔斯坦在列举了互动研究的这三种分类后强调，分类只是为了提供一个简明的方法论清单，在实践中，它们并非相互排斥，而是交错重叠，并且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很多时候是很难区分的。他从以下方面列举了互动研究的共同特征。第一，共时性的视角。例如，对于欧洲文明，从时间维度上说我们关注的是从古典到现代。与之相反，整体上看东半球，关注点就转移到在这里同时发生的事情，如中世纪欧洲的出现、伊斯兰教的兴起、隋唐中国的重新统一。从这一视角出发，重要的时间维度是各单位间互动的真正时间，而不再是每一单位内前后相继的阶段。例如对公元700年的欧洲来说，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的出现，而不是古典时代。第二，重视外部的因果联系。只要地理范围是圈定的，时间是垂直的，因果关系就只能在圈围的单位中发现。一旦界限被打破，共时性的时间视角就出现了，就有可能思考很多区域同时发生的进程的共同原因。例如，关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只要看一下亚欧大陆同时发生的帕提亚、贵霜和汉帝国的灭亡，我们自然就会转向外部原因的解释，如气候变化、流行病蔓延、游牧民族入侵，等等。第三，有时更多地用第二手资料。奥尔斯坦对此充满自信：“专业历史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积累起大量第二手资料，可用于研究联系和进行综合。”他同时也强调，面对扩大的空间，并不意味着研究其全部内容，而可以把它视为大的语境，用原始材料深入研究其中的几个点，从这个角度说，全球史研究与民族国家史研究有类似之处，因为关于民族国家的大多著述并非涉及整个国家，而是更小的单位，如一个城市、一个郡、一个省。第四，偏爱涉及流动的主题，例如人口、思想、商品、工艺、植物、病菌，等等。
互动研究是否构成全球史研究的全部呢？或者说，全球史研究是否可以等同于互动研究呢？一些学者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彭慕兰和西格尔认为，“强调‘联系’是全球史的唯一特征，会给全球史带来局限”，简单地说，聚焦联系的弊端在于，它把极少联系的社会和人视为世界史的边缘，其中最明显的是那些身处偏远地带的人们，即使身处大社会中的很多人，例如农业帝国的很多农民，也很少有远程联系的经历。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他们提出，“全球史既关注互动，又重新求助于宽泛的比较，这似乎是必要的”。康拉德也有类似的看法： “仅仅关注互动并不足以产生好的全球史。”
浏览中文出版物中的各种“互动研究”，笔者深切感到这类研究目前已陷入瓶颈，很多时候失去了对学术价值的追问。第一，这类研究过于集中于奥尔斯坦所说的“流动的主题”，而且往往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特别是对流动两端的描述，缺乏对流动的大背景和流动机制的深入分析，难以构建起“体系”。正如董欣洁所言：“全球史的跨文化互动研究实际上止步于用经验性的实证归纳方法描述和归纳各种历史现象，回避以此为基础从因果必然性上探讨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第二，由上述研究思路所致，这类研究对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联系”缺乏鉴别。其实，“联系”的种类千差万别，有的联系短暂甚至是昙花一现，而有的联系则是不断重复发生的；有的联系是地方性的，而有的联系则在更大规模上展开。这样，不同的联系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存在巨大差异。例如，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于谁先发现了美洲存在各种假说，但无论如何，真正把新旧大陆休戚相关地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是哥伦布。
上述问题的出现与过于拘泥于互动并把互动狭隘化有关。全球史学者应当像重视互动研究一样，同等地重视“比较”和“建构”的方法，这样将会有效地避免互动研究目前存在的不足，把全球史研究引向深入。
二、比 较
马克斯·韦伯是把比较法用于学术研究的先驱者。他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尝试后，到五六十年代，运用比较法，比较史、历史社会学和文明研究成为独立且成熟的学术领域。20世纪下半叶，一些学者对林林总总的比较研究总结分类，出现了所谓的两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两分法认为存在两种基本的比较，其一是通过把不同的研究单位进行比较，来加深对这些单位的认识，或者比较同一个单位在不同时期的情况，简单地说，这种比较就是总结不同单位的特点或者同一单位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其二是通过考察几个单位里共同存在的运转模式，来形成一个总体性概括。三分法其实是把上述第二种比较进一步分类。一是通过比较发现导致一个结果的变量，例如要搞清是什么导致了社会革命，可以选择法国、俄罗斯和中国这几个单位进行比较，寻找共同的导致革命的一个或多个变量。二是先形成一个普遍性的结论，然后用一个又一个的例子予以证明。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史的兴起以及学者们对互动的关注，比较史日益受到非议，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比较是在两个或几个单位间进行的，它把每个单位当成一个实体或者“密闭单位”，忽视各自内部存在的差别。第二，忽视研究单位（帝国、民族国家、城市）间的互动，没有把它们放入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网络中，甚至有意回避这种互动，因为太多的联系会使比较复杂化。第三，比较有时是为了刻意证明什么而进行的，比较框架的设计往往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把其中一方视为标准，而其他是异常的。这种比较研究危害极大，典型例证是世界史写作中的“欧洲的奇迹”，它强调欧洲走向现代性的独特之路。
然而，在众多的非议声中，奥尔斯坦冷静地分析了比较法对于史学发展的独到贡献，认为恰恰是比较史推进了从“密闭单位”内的民族国家史向跨越边界的史学研究的转变，或者说，在密闭单位的史学与跨越边界的史学之间，比较史对研究单位的处理是一个过渡阶段。历史学通常要有一个研究单位，就像密闭单位的史学一样，比较史的研究单位通常是民族国家或者其下的一个更小的单位，或其前身。但既然是比较，就需要有两个这样的单位。这样，“比较史就成功地把‘边界闭合与边界跨越’这种史学的二分转变为一个连续统一体（continuum）”。在比较史影响下，历史社会学通常涉及三个以上的民族国家单位，文明研究把很多民族国家单位变成一个更大的单位——文明，海洋史和世界体系研究又超越了文明的边界，全球史、世界史和大历史则提供了最大的研究单位。这样，总的来看，历史学有各种研究单位，而比较史推动了从密闭单位向跨越边界单位的转变，或者说架起了通往全球性思维的桥梁。康拉德也认为，比较法的好处显而易见。它使我们离开单个的个案，开启与不同历史轨迹和经验的对话；它还迫使历史学家提出明确的问题，采用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它迫使研究者超越简单的描述，在历史研究中进行深入的分析。最后，对于极少交流的环境，特别是跨时代的，比较法是一个有效的工具，例如，我们可以比较最早的城市文明，从公元前三千纪的美索不达米亚，经埃及的耶拉孔波利斯、印度河领域的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到两千年后的第一批玛雅城市。这种研究可以探讨让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那些共同要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探讨大范围的历史问题，比较的框架是必不可少的。进一步说，比较作为一个基本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在各种史学研究中都很常见，即使不是系统地、有意识地使用比较法，所有历史知识以及随后的著述都来自于比较性思考，可以说，“一切历史知识都是比较知识”。
不仅如此，比较研究与互动研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的基本学术思想是文明间的平衡、平衡的破坏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变革。它所涉及的主要是中华、印度、中东和西方文明，每个文明都是实体，因此，该书在大多时候所采用的是比较研究法。按照威廉·麦克尼尔本人1995年所说，在撰写《西方的兴起》的时候，“我试图说明欧亚大陆不同文明之间自有历史起就开始了互动……以此来修正汤因比的观点”，但其实“我完全是在汤因比的阴影下强调这样一些事例”，关注的焦点仍然是“不同文明的独立发展史”。然而20世纪70年代，由于世界体系论的问世，关注联系的研究方法开始受到全球史学者青睐，到90年代，互动研究似乎一统天下，成为与比较研究互相排斥的方法。麦克尼尔父子的《人类之网》就诞生在这一时代，该书所关注的不再是密闭的文明，而是跨越边界的网络。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像彭慕兰和西格尔那样认识到“全球史既关注互动，又重新求助于宽泛的比较”的必要性，比较研究也日益出现全球史转向，互动研究与比较研究渐渐有机结合起来。两者的结合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把被比较的单位放入各自的大背景中，注重它们与各自环境的互动。运用该方法最成功的著作是彭慕兰的《大分流》。该书实际上是一部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对于该书，人们津津乐道于它的“交互比较法”，即把英格兰和中国互为对方的尺度，不仅思考长江三角洲为什么没能像兰开夏那样发展，同样也思考欧洲成为中国那样的可能性。然而，它的另外一个特色同样值得关注，即，它把每个单位与各自的社会经济大背景联系起来，认为，欧洲之所以超出，有一系列交织在一起的因素在起作用，例如丰富而便利的煤，海上贸易与海军的联合，企业与国家的联合，美洲奴隶和美洲资源。其实，全球史的开拓者之一马歇尔·霍奇森（1922—1968）在《不同时代和区域历史比较的条件》一文中已经在思考把比较与互动协调起来，尤其强调要考虑到被比较的各单位与各自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他举例说，维京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同时进行海上开拓和殖民，但他们与各自环境的联系是非常不同的。维京人的活动是欧亚非大陆的一部分，在评价其海上活动及其最终结果时，不能忽视他们与这个广阔世界在技术、贸易甚至政治方面的密切联系。在扩张的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基督教化了，扩张动机随之发生变化，最终结果是维京人融入欧亚非相互依存的网络之中。与维京人的拓殖相比较，波利尼西亚人则是孤立的探索者，历史影响微乎其微。
第二，被比较的对象至少有一定程度的直接联系。近年来，比较帝国史受到国际史学界的青睐，其中奥斯曼帝国尤为受关注。在传统的帝国研究中，学者们特别强调奥斯曼帝国之于欧洲的特殊性，但是现今的学者日益超越这种传统想象，认识到帝国与欧洲间的相互影响，“奥斯曼帝国是一种复杂且不断变化的权力形态，其帝国架构与思想意识形态先是遇到了更为抽象的早期现代主权国家的思想理念，继而面临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帝国的竞争，之后又有殖民主义者的争论”；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聚焦于那些真实历史进程得以发生的“中间地带”——“这里不是想象的真空地带，而是各种势力、人物和地区之间的竞技场”；在此基础上深刻认识“源于地理位置、历史发展、人口组成，或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与危机的帝国独特性”。芝加哥大学的迈克尔·盖耶和希拉•菲茨帕特里克主编的《超越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之比较》于2009年出版。该书比较了双方的统治方式、对暴力的使用、社会化进程，但也涉及相互间自我与他者形象的构建、文化和思想的传播，等等。
第三，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同样大背景的反应有何异同。19世纪中期，由于欧洲国家四处插手，世界各地区间陷入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具有竞争性的接触。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各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危机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变革，其中包括：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及其引发的内战，克里米亚战争，印度各阶层人民发起的反英斗争，在拉丁美洲发生的试图灭绝巴拉圭民族的战争，美国内战，非洲南部黑人与白人争夺定居点的战争，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协调危机，以及欧洲国家实现统一的一系列战争（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塞尔维亚）。所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战争都反映区域性权力和稳定的危机，反映了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但各个地区应对危机的方式也有共同之处，一则都努力恢复秩序、重建国家，二则都实践了自我变革、自我提高的战略，即“师夷长技以制夷”。
第四，比较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同一主体（包括物品和思想文化）传播到不同地区后与当地社会的具体结合及其所发生的影响。本特利在《世界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一文中强调“文化交流”的两个层面。其一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教育、哲学宗教等传统的传播，笔者认为这个层面上的文化交流是传统意义上从A地到B地的流动，是对现象的描述。其二为“不同社会的代表和不同传统的支持者互相间频繁交流时所发生的调适和其他反应”，笔者认为这个层面的文化交流丰富多彩，可以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而引入比较的视角，则更能推进这一研究。董少新在《对全球史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跨文化传播并非仅仅表现为空间的转移，更为重要的是在传播过程中或传播完成以后的变异和反响。”例如，欧洲天主教圣母像在16世纪以后传遍世界各地，在不同地区圣母形象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将这些变化背后的文化原因加以比较，并用全球史的广阔视野进行综合分析，便有可能获得对圣母像的全面而立体的认识。自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问世以来，在世界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已有一百多种类似的《独立宣言》问世，美国学者大卫·阿米蒂奇的《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一书就比较了美国《独立宣言》在世界主要地区的传播，特别是传播到不同地区后所做的具体改变。
早在1928年，法国史学家布洛赫就指出，比较研究要想切实可行，那些被选定为研究个案的社会之间应该拥有重要的历史关联性，从语言、制度、认识论等其他文化共同性，到长时间范围内的持续互动和交流。然而，比较史学后来的发展实际上违背了布洛赫的愿望。现如今，历史学家日益把比较和互动结合起来，从前述四种结合方式来看，前两者体现了互动研究对比较研究的贡献，后两者则是比较研究对互动研究的提升。正如彭慕兰和西格尔所说：“互相联系，加入大体系所造成的后果，都已成为比较研究的组成部分。”时隔近一百年，布洛赫的理想正在变成现实。
三、建 构
其实，前文提到的互动研究、比较研究以及两者相结合的互动—比较研究本身都不应成为研究的终点，它们应当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指向，即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所“建构”。关注这样一个层面，前述国内学术界“互动研究”的现存问题就能有效避免。“建构”意欲何为？前文的叙述中实际上已经多有涉猎，为了使这一概念明晰化，并使之成为全球史研究的一种自觉行为，以下主要从三个方面予以阐释。
第一，“一体化”（integration）进程的建构。“全球史关注全球一体化，这种方法论指向使之与其他大规模研究取径区别开来”。这里的“一体化”内涵相当丰富，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认识和把握。1、联系与互动所产生影响的大小，有赖于世界一体化的程度。以钟表传入日本为例。17世纪，日本是按照日出日落计时的，即“小时”的长短取决于白昼的长短，因而一年中每天都在发生变化。那时，从欧洲传入的机械钟表不得不按照这种计时方式每天进行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摆设。然而，1850年后，东亚被纳入西方的政治、经济轨道，以铁路为代表的新科技、新工厂、新社会组织，都需要新的计时方式，西方的钟表和钟楼成为现代化的象征，日本明治政府也不得不采用新的计时方式。比较钟表传入日本的两个阶段，可以发现，重要的不是传入本身，而是各自所处的宏观地理政治学背景。在17世纪，日本与西方间的贸易稀少，而到19世纪，英帝国主导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建立起来。在新的形势下，文化输入品不再被纳入地方的宇宙论中，而是成为从根本上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力量。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联系本身只是一个起点，其意义大小不一，有赖于大的环境。全球史学者应该认识到环境条件决定着全球联系，在理解联系之前，应当先深入理解这些环境条件。换句话说，交流可能是一个表面现象，可以让人们看到交流得以进行的世界一体化程度。这种一体化在社会学中被称为“结构”，在世界体系研究中被称为“网络”。2、联系与互动，又进一步推动了一体化。“一体化”或者“结构”不应当被视为抽象的实体，因为它们是人类主体性的产物，是每日每时的时间流动的产物，是不断转化和修补的结果。这也意味着结构与互动间没有内在的敌对和冲突。3、有些结构达到全球规模，有些则范围较小。也就是说，结构整合不一定是星球级，它可能是地区性的，甚至地方性的。4、各种一体化或结构并不指向同一个方向，也并非直线型发展。经济整合可能与政治分裂并行，文化开放和政治经济交流也不一定是同步的。全球一体化进程是在曲折中往前推进的，古代世界的联系因游牧民族的第二次大迁徙遭到严重破坏，卢格霍德的“13世纪世界体系”也仅仅维持了一个世纪的时间。5、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全球一体化，并且往往是通过各种区域一体化或者结构交叉重叠而形成。6、从全球史研究的角度说，一体化持续并达到一定交流频度的历史时期或地区更能发挥全球史的潜力，否则研究难度就会增加，研究成果也不容乐观，甚至可能不如其他研究方法更为有效，正如本特利所说，并非所有历史内容都适合全球史研究，全球史学者要“找出跨文化互动频繁的历史时代或时期，追溯不同时期的不同环境下所形成的不同文化交流模式”。
第二，因果关系和运行机制的建构。笼统地说，全球史学家通常提到全球一体化的五种推动力量，分别为技术、帝国、经济、文化、生物和生态。这些力量不是互相排斥的，有时它们共同发挥作用。具体地说，全球史研究应进一步关注互动与一体化的运行机制。威廉·麦克尼尔在《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一文中指出，公元1500年之前，欧亚非形成了交流和互动的网络，其原因在于“商业实践实际上逐渐地创造出了一套可行的商业法则，这些法则大大有利于规范跨越文化边界的交流”，“甚至神秘的宗教也为外来者和异教徒留出了空间……因此，尽管不曾有过任何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统治整个欧亚非共生圈，但是一套粗略的道德法则的确出现了，并且卓有成效地把跨文明交流的风险降低到能容忍的限度”。麦克尼尔在此提醒全球史研究者应该对这种交流机制高度敏感，并把它作为自觉研究的目标，“因为正是这一点赋予他们的专业内聚性和框架结构，正如同政府的法令和决议为民族国家史提供内聚性和框架一样”。尽管麦克尼尔在这里只是只言片语，但启发意义却是巨大的，推动全球史研究透过现象看本质，为今天全球化世界的人们提供借鉴。
第三，具有普遍意义的概述的建构。我们可以通过互动研究、比较研究以及互动—比较研究，形成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概述，日积月累，最终构建起学术含量高的全球通史。从目前的全球史研究来看，不乏以此为指向的学术研究成果。前述《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在对不同的《独立宣言》比较分析后指出：“不论何时何地，诸多独立宣言的特征是它们标志着从先前帝国的附庸到现在独立、平等国家的转变。”在这方面给笔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近年来的帝国社会史研究。该研究关注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帝国发展，总结出一些普遍的发展趋势。何谓帝国？帝国是这样的政治实体，在其中，一个社会的领导者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统治着至少另外一个社会，其统治手段不同于在自身社会所使用的手段。根据这种理解，帝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证明其合法性，不同时代的帝国采取了不同的手段，但在某个时段，某种做法却具有世界性。在近代早期，人们日益关注绘制疆域图、对种族群体进行归类等,也关注把这些信息传达给其他帝国。到19、20世纪，出现了一个非常流行的现象，即许多帝国日益重视“教化工程”。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帝国声称，帝国最终会把至少一部分“异域”臣民转化成为像帝国中心区的人那样思考、生活和接受管理，以此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英帝国、清帝国、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无不如此。19世纪后期出现了进一步的转变，以下观点日益占据主导：“教化”帝国臣民意味着使大众文明化，目的是更详尽地规范他们的生活，也包括在殖民地的欧洲人的生活。
全球史对历史的“建构”是在互动研究、比较研究以及互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是跨越边界地思考历史的结果，是以全球为最终指向的，这使其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建构区别开来。但就建构方法本身而言，应当更多地借鉴社会科学的方法，尤其是社会学的方法。
行文至此，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涉及全球史研究的多个环节、多种方法，它们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在一项研究中，可以使用其中一种或几种方法，也可以综合利用所有这些方法。笔者与研究生近年来所做的地中海史研究就试图把这些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我们的研究以地中海本身为中心，把地中海视为“互动区”，区别于传统的“地中海周边地区史”。在这样一个“规模扩大了的地理单位”，可以看到历史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互动。从地理的角度说，互动有跨海与环海之分。从时间的角度说，有些历史时期互动频繁且有规律性，地中海也因此被编织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了一体化；而有些时期——例如黑死病肆虐的14世纪——则出现相反的情况，那时一体化遭到破坏。从互动内容来说，可以分为物质的、制度的和文化的三个层面。物质的交流，特别是物种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赋予地中海以相似的自然景观，法律的交流使穆斯林法与罗马法相互借鉴，规范着地中海的商业活动，阿拉伯科学技术的传播推动了西欧12世纪文艺复兴的兴起；然而，西欧人在接受阿拉伯科学技术的同时，却拒斥伊斯兰教，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有时非常剧烈，以致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十字军远征，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地中海分界线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就是说，互动并不一定导致同质化的出现，思想文化领域的互动进一步让人们形成自我与他者之分，并千方百计维护自身特殊性。我们也尝试把互动研究与比较研究结合起来。7世纪起，阿拉伯人在地中海扩张，先后占领巴勒斯坦、埃及及以西的北非地区、伊比利亚半岛、西西里岛等地，把阿拉伯人在这些地区的治理政策、特别是对基督教徒的态度进行比较，可以深入理解阿拉伯征服的实质以及伊斯兰教的自我与他者观。
四、余 论
杰里·本特利在《新世界史》一文中提到了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即“比较历史经历”，“考察不同社会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分析超越多个个体社会的大范围历史发展模式和进程”。但他并没有指出三者的内涵是什么，更没有说明互相间的关系。董少新在《对全球史的几点思考》一文的第三部分“作为方法的全球史”中，对这三者的内涵有简单的阐发。诺思罗普主编的《世界史指南》共三大部分，第二部分“范畴与概念”是其主干，深入探讨了“现今全球史家所使用的主要概念、范畴和方法”。它又由三个单元组成。“构建”（Framing）单元的六篇文章分别为“跨越时空的环境、生态和文化”“深度史：古代世界的相互联系与比较史”“大历史”“人类史的全球规模分析”“全球史中的区域”“地方的规模：地域体在全球化世界的地位”，它们“探讨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各种架构，从整个宇宙到地域体（locality）和微观史”。“比较”单元“把一些主题放到全球语境中去认识，以获取新的理解”。“联系”单元则追踪物品、人口、思想在全球的流动。诺思罗普认为这三者是全球史学者所采取的主要研究“模式”（mode），它们可以回答对全球史的质疑：缺少充足的论据、明确的方法、清晰的研究领域等。奥尔斯坦提出全球性地思考历史的四大策略，分别为比较、联系、概念化、情景化。所谓概念化，就是把对某一现象通过比较、联系研究而形成的结论抽象上升为一个概念，该概念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界定，说明现象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并构建一个模型，以展现现象运行、发展的程式；所谓情景化，就是把所研究的问题放到一个特定的框架之中，同一问题的研究可以有多种大小不一的框架，大可以至全球。康拉德则认为，全球史研究除了传统上所秉持的“比较和联系”之外，还应再加上对“因果关系”（causality）的追寻，直至全球规模。正是在吸收这样一些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全球史应当综合利用“互动”、“比较”加“建构”的研究方法。
不仅如此，笔者对于老生常谈的“什么是全球史”这一问题也有进一步的思考。在《理解全球史》一文中，笔者曾强调全球史的两层含义，其一，它是一种客观历史发展进程，其二，它是一个新的学科分支，所探讨的是超越各种边界的历史进程，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奥尔斯坦认为，“全球史”是一个借喻，实际上指的是“跨越国家、语言和地域边界的历史”，这种历史研究有12条路径，或者说12个分支领域。康拉德主张，“全球”意指“超越传统的容器和空间单位，开放性地追寻联系和因果关系”，它“仅仅是一种方法论的关切，尝试从超越司空见惯的地理边界的层面上展开研究”。
在两位学者的启发之下，笔者感到对于作为一个“学科分支”的全球史可以形成如下新的概括。所谓全球史，就是跨越边界地思考历史，不仅仅是国家的边界，还包括语言、宗教、地理等边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史研究的规模是可大可小的，“大”可以至全球，“小”到跨越传统的边界即可，但无论大小，都要把关注人类历史的总体走向作为最高目标。这种全球史研究采用 “互动”、“比较”和“建构”的方法，以之把人类历史勾连起来，最终形成全球人类史。
（作者夏继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中心教授；邮编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