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重建亚述人宫殿（Reconstruction of the hall of an Assyrian palace, from ”Discoveries in the Ruins of Nineveh and Babylon” by Austen Henry Layard ，1817-1894)
全球史在中国很热，北大社的《全球通史》《新全球史》便是影响力惊人的作品。
2015年6月20-21日，首都师范大学举办了第三届全球史学术论坛暨全球史中心成立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来自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三十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以下是6月21日下午自由讨论部分的发言记录，主题是“怎样推进全球史研究”。
北大博雅好书授权全文刊发此会议记录，小伙伴们可以借此领略一下学术界是怎么开会哒。
全球史只在两个国家非常热，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全球史在欧洲，至少在西欧就没有那么热。全球史在美国的兴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跟它的全球意识或全球意识形态有关。而在中国，因为我们有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中心的需求。
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
在欧美国家，全球史研究目前的发展趋势，我认为可以概括成四点。
第一，全球史的多元化发展。早期全球史的主要形式是宏观世界史编纂，但随着它的发展出现了多元化的探索实践。比如说，从麦克尼尔到本特利的跨文化互动研究，沃勒斯坦和弗兰克从世界体系理论出发的中心－边缘分析，克罗斯比的生态视角的考察，彭慕兰、王国斌的交互比较，出现了不同流派的全球史。
第二，实证化的发展趋势。20世纪末以前的全球史基本上是“先验”的全球史，学者们提出了全球史的理念，即全球史应该怎么做，想象的成分很重。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史研究的实证化，“经验”的全球史发展起来，这种经验的全球史主要是个案研究，不再是站在月球看地球的那种要求超越自身民族国家意识的宏观世界史编纂。
第三，微观化的发展趋势。全球史学者的研究对象不断缩小，比如物的流动、观念的传播、人员的迁徙。这种微观个案研究必须用第一手资料去做，就像刚才晓旭说的那样，其实全球史研究也是需要运用原始资料的。
第四，地方化全球化，或者说把全球化地方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某一个地方是全球化的缩影，不同的地方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全球化缩影，这样可以通过考察某个特定地方的全球性来理解全球化。
那么，中国的全球史怎么做？中国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史框架，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科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全球史和已有的世界史的区别在哪里里？我们已有的世界史框架决定了我们的道路是不同于西方的，是有中国特色的。
作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全球史与作为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的全球史，这两个层面是并重的。史学中任何一个分支学科的研究（如中国史研究），都可以把全球史作为一种理念、视角、方法来运用。另外，我们还应该把全球史作为一项事业，把它做成一个研究领域，一个世界史一级学科下的分支学科，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全球史可以弥补作为一级学科的世界史的不足。全球史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因为中国的世界史主要是国别史，是对中国以外的外国史的总和，忽略了很多东西。 我近年来做世界史，但是我做的东西经常涉及中国史。我做全球史，是想站在世界史这个平台来理解中国历史的一些现象。同时，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也要站在中国历史的平台来理解世界史。我们应该有不同于欧美人所理解的世界史。我是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去理解世界。
徐晓旭（中国人民大学）：
大家总强调全球史是一种历史方法，一种方法论，而不是一种研究对象。有的人还强调，它是一种教学方法。但是，我觉得全球史可以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或是甚至于可以把它发展培育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如果这样做的话，我觉得必须设定全球史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系统的培养课程。
我们现在搞全球史研究的人，应该说，百分之百原来属于其他领域，自己先有一个既定的领域了，然后因为教学或是其他的原因，又从事全球史研究。如果要把全球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得培养第一代的专业人才。现在搞全球史研究的人，是为全球史学科打基础的，或者说，全球史学科的创建者未必是全球史的专家。如果要培养这方面的专家，应该怎么办？我觉得这方面的课程设置非常重要。
全球范围这么大，一个人的精力、能力不可能把它全都囊括了。所以，我觉得，全球史还可以进一步划分更小的各种小方向。小方向最好的一个方式，从教学来讲，我觉得还是分时段。其实可以采用传统的这种“古代、中世纪、近现代”这种时段来分，各自集中做一块。当然，就研究生而言，可以全都学一遍。
因为我是做古代的，就拿古代为例。我觉得全球史如果做好了，应该可以达到使用一手资料研究的水平。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以前我们做古代，有纯做中国史的，也有纯做希腊、罗马的，还有做埃及的、做亚述的，都在某一个领域集中“打井”，打得很深，包括语言的学习。是的，做的很深，但对于其他领域，其实我们所知甚少。如果是做古代的全球史，可以不必在每个领域都打这么深的井，但是每个领域都要有，至少浅尝辄止地学一点。然后，重点要关注的，是这些领域相互接触的地带。这些接触地带，以前我们一直都是空白，即便有人搞这种交流、交往，也只是两个文明之间、两地之间或是两个人群、两个社会之间，零星的现象，没有一个全方位的视角。做这种全球史，应该培养学生具备必须的语言基础、基本功，可以不像专门的亚述学家或是埃及学家那样“精通”阿卡德语或是埃及语，而是做到了解多种语言，对它们有一个系统的、粗糙的学习，可能只会读几段文本，但是从头至尾了解它的语法结构。再深入的研究过程中，如果你遇到读不懂的语言文本，可以请教这方面的专家。如果你对古代的很多区域、很多地方都有所了解，就可以进行基于一手材料的综合研究了。
做此类研究，我们可以借鉴印欧学、印欧语系研究的经验。印欧语系的比较研究，要涉及到几十种语言。当然，有的大语言学家是很厉害的，他们可以做到每种语言都很精通，一般学者就未必每种语言都很精通，可能只精通几种，其余的他都了解，至少过了一遍。比如伊朗语，他未必能读懂《阿维斯陀》原典的全部，但是他从中读了一部分，让他对《阿维斯陀》的基本特征有所了解，那他是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那个做跨文化交流的研究。这一类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如果你把它范围逐渐扩大之后，就可以看到全球史的轮廓。
如何做全球史，我们从理论到理论，讨论出很多花哨的名词，但最后还是要落到实处。实处怎么搞？你总指望各方面的专家，比如亚述学、埃及学（专家），由他们来提供研究成果，然后你从二手研究入手，那你永远是跟着别人跑。而且，你在外围的话，看他们之间的讨论，如果看多了，你会越来越晕，不能入乎其内，也建构不出自己的有价值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必须得有基本功训练，也就是语言的训练，解读一手史料的训练。像现在我们世界古代史各个领域的训练一样，只不过它的训练是横向的、是多方面的，每一个方面要求不那么深。我觉得，应该把这种教学取向放在全球史当中。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从学术发展来看，全球史的第一代或者奠基者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实证性的研究。这个实证性，指的不是单纯相信文献记载的历史实证主义，不是刻板的实证。必须从一手资料入手，但是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专门理论，用各种花哨的理论都可以，只要资料和基本的语言解读能力是比较扎实的。
假如要培养第一代的纯正的全球史实证性的研究生的话，许多方面的教学可以请专人承担。比如学过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学者，开一个学期的课。考古方面，需要请懂西方考古学的学者。如果是更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的考古，可以请国内的。如果连基本的语言学、考古学的名词术语都不懂，那就和西方差距太大。西方人看来都是基础知识，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可能还需要系统灌输一套知识体系。
关于全球史中的古代这一部分，课程设置除了语言训练之外，考古学的大概的知识必须要了解。另外还有生态环境的基础知识，比如什么时候有冰期，地理、气候如何，等等。至于政治、经济的模式及有关理论，可以把古代、中世纪、近现代放在一起理解。
像生态环境这些比较专门的领域，其实我们都没有相应知识。比如说，地中海的不同地区是什么样的，中亚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不了解生态环境，那对于他们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差异，为什么选择这样那样的政治形态，判断就会失误。我们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去，只能从书本上获得这些知识，而获得的这些知识必须是系统的、比较新的。
然后，至于近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多学科已经有比较丰富的研究，参考现成的图书和教材，我们自己完全可以教。而且，对于近现代的世界史，我们常常就是把世界视为一体来研究，或者说即便不是全球一体，有的时候也是很大区域内的一体。近现代这部分的资料，英语是主流，资料、语言的障碍相对来说不成什么问题。
所以，近现代的教学由我们圈里的人来组织，就完全可以胜任。但是对于那些比较专门的知识领域，尤其是古代中世纪，我们可能邀请专业学者，让他们来上课，做比较系统的培养，这样可能搭建起来的知识结构比较完备。
徐洛（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分校）：
从十年以前全球史中心的建立，我就身在海外遥望神州，关注首师大的世界史建设。十年来，可以说，我见证了它的十年历程。我想谈一点感想，两点期望。
一点感想就是，虽然我确实见证了十年历史，但是我对于这个全球史中心的具体情况始终不清楚。全球史中心这十年开了这么多次会议，出了这么多翻译作品，尤其是《全球史评论》出了7辑，真不错。一直到前天，我才知道这个研究中心其实是个虚体，无场地，无资金，无编制。这个中心十年当中所取得的成就相较于任何实体来讲都是相当不容易的。
再请我的两点期望。第一个期望就是，现在已经是十年了，取得了很多成果，下一个十年做什么，方向在哪儿，目标是什么。这个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设想。我个人能想到的有两点。几年以前，我在美国参加一个会议，有一个presentation,讲到近年来中国历史学家是怎样研究全球史的，借鉴了大量欧美学者的思想去解构西方中心论等等。讲完了以后，在提问阶段，就有一个人问我：中国史学家是怎样研究印度人、拉丁美洲人、非洲人的，怎样研究世界史的？我当时说我不是很清楚。在我的印象当中，似乎这方面的东西很少。如果有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少。然后，这个听众下一步的问题就是：你不觉得中国史学家的眼光仅仅关注欧美，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西方中心主义吗？我想，好像很难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就期望下一个十年里，中心的同仁们，包括你们组织的活动，在这方面可以做出一些努力。
第二个期望，跟开幕式上刘新成老师讲的话有关系。他讲到，这些年来，在世界通史的编纂上，我们取得的成就不大，或者说，没有取得什么显著的成就。我深有同感。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评论世界通史编纂当中的一些问题。刚才刘文明老师分析近年来西方全球史领域的变化，从宏观到微观，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我同意。但是我总觉得宏大叙述还是很重要的。至少我自己个人看的话，所有的这些微观的研究、地区的研究，最终还是要向读者、向听众、向大众提供一个对于世界的过去的一个总体的理解。而世界通史恰恰就是最好的表现。所以，我希望今后的十年，中心能够在这一方面做出一些努力，争取编纂出像吴于廑先生几十年前所说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套世界通史。
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
前面几位老师是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我关心的主要在学术研究这个层面。就我目前看到的国内外学者的全球史研究，我想，大概可以按照问题的性质分成四类。
第一类问题，是对世界史（或者叫世界历史）的结构和动力的理论性探讨。其中，包括对以往学术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模式的反思和比较。在这个基础上，参照当前史学界各种专门研究的进展，提出新的世界史的的解释模式。如果我们期望未来出现各种不同的通史编纂模式的话，这一点是根基。只有提出了新的世界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编出新的世界历史的教科书，或者是面向普通读者的世界史读物。这类理论问题，最好是有不同的学科背景的人都来参与讨论，百花齐放。
第二类和第三类问题，性质是一样的，一纵一横，也就是吴于廑先生多年前讲过的，世界史上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可以说，这种研究取径是目前国外学者做全球史的主流，特别集中在宏观的社会经济现象和生态环境现象。
纵向的考察某一类现象的世界性的发展，用比较的眼光来做。刘耀春老师今天报告的题目就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火炮的出现对于欧洲城市设计造成的影响。他把城市，或者说复杂社会里的大型的定居点，放到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里来描述它的变化，或者是选取变化最明显的某一个阶段。
横向的空间网络的描述和刻画，像夏继果老师正在研究的地中海区域，就是一个例子。这两类问题一纵一横，可以跨专业、跨领域生长出各种小“学术共同体”，借助会议、刊物等多种渠道的交流，从量变到质变，最终会改变我们对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总体认识。这种研究，可以说是区域性的，也可以说是中间层次的，不以国家为单元框架，或者说应该突破国家这个既定的分析框架。
第四类问题，就是前面刘文明老师说的，微观取向的研究。按我的理解，这种研究选取的都是多种文化元素纠缠在一起的个案。类似于娜塔莉·戴维斯所做的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人物研究——《骗子游历记》。通过分析穿梭于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传统之间的具体人物，揭示某一个特定时空里的复杂性。这类研究可大可小，可以不妨贴上“微观全球史”这样一个标签。
我个人希望，国内史学界对全球史感兴趣的同行能够在某一类问题上结合成学术共同体，各自组织专题的讨论会。像今天我们这样的全球史中心十周年纪念的综合性大会，关心不同问题的人坐在一起，当然也可以互相启发。但我想，更主要的学术推进，应该由那些有共同知识背景、共同问题意识的小的学术共同体完成的。
张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我来举几个全球史研究的个案吧。我觉得，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依附论、世界经济体系学说，就是全球视角的。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全球史研究做了很多横向比较的研究。彭慕兰的《大分流》，他把欧洲的英国拿出来，把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拿出来，然后对两个地方进行对比。还有兰德斯的《国富国穷》，都是从全球视野解释世界格局的变化。其实更早的也有，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的精神》里，用气候解释西方的崛起，认为西方的气候特别适用勇敢、遵守法律（的精神），中国气候南北边不一样，容易造成集权和懦弱。我觉得全球史研究，可以拿中国的汉朝和当时的罗马帝国作对比，同一时期里，汉朝在做什么，罗马帝国在做什么，两个之间有什么联系，什么影响？
此外，还有比如说李约瑟之谜。中国的科学技术曾经长期贡献给世界，西方从中国获得的技术一直到1700年远远超过中国从西方获得的，那么，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欧洲？很多人做过比较研究，都可以说是一种全球的视角。
我个人的研究，把16世纪的王直和德瑞克对比，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英国的，在这个时间他们都是海上的风云人物，他们都有自己和政府的关系，但是他们彼此是不同的，命运也是不同的。我觉得应该算一个全球史研究的个案。
王永平（首都师范大学）：
我也讲一讲吧。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唯一一个来参加这个全球史会议的中国史的学者，这里大部分学者我都不认识。我一直在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刚才大家提到了，在中国有一个十分强大的世界史的学科框架，这样的话，提出全球史这个话题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史跟世界史到底有什么区别。所以，听刘文明老师提出如何来建立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全球史它既然叫全球史，跟世界史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它应该包括整个地球，全球上所有的区域在里面。
第二个问题就是，既然全球史包括所有的区域，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那么把中国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下进行研究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搞，如何来研究。这么多年来，我跟着全球史中心在研究，也一直在思考，假如我们还搞成了传统的做法，比如中外关系史、中西交流史的话，它还有什么意义、价值？那么，如何跟传统的中西关系史、中外交流史相区别，甚至和西方的国际汉学来区别，也是一个问题。
另外，刚才刘文明讲到全球史的范式是多元的，我很赞同这一点。众所周知，在中国史的研究中，一整套研究方法是非常成熟的。那么，这样一套非常成熟的研究方法，是否在全球史的研究中能够应用于对世界的研究，这也是我经常考虑的问题。
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
我们北外的全球史研究院从去年12月成立到现在，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动静。我是2004年回国的，回国之后就在北外的海外汉学中心工作。那时候跟李学勤先生经常接触，他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如何把海外汉学变成一个学科。努力了很长时间，没有成。我自己觉得现在我们的研究院的定位是全球史与中国，实际上还是以前海外汉学研究的领域。只不过，我可以用全球史的一些方法，做全球史和中国之间的一些关系。所以我觉得，全球史研究再多十家二十家也不算多，因为它的研究领域、对象是无穷的。
比如传教史，我们做的是比较多的。我的一个学生在研究巴塞尔会，今年9月份去瑞士的巴塞尔会的档案馆，在那里工作半年。我觉得，如果没有亲自读档案的话，其他的宏大叙事都是瞎掰。踏踏实实在那里坐半年，把所有的档案捋一遍，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做的哪怕是比较差的研究，我觉得都是有说服力的。当然，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传教史的指导，否则得话，就这么一个大厦，你根本不知道窗子在什么地方。
另外一个重要主题是知识迁移。比方说翻译史，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全球史的研究没有涉及翻译史。我的学生以前做的是，现代性如何通过翻译进入中国。另外是概念史。以前有个学生，她做的是卫生这个概念，如何从西方然后传到日本，从日本又转到中国来，《庄子》里就用的卫生和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卫生有什么关联，以及卫生如何改变了东亚的社会组织方式，等等。此外，还有贸易史、移民史等等。刚才岳秀坤说，要形成小的研究共同体，我觉得非常重要。
学生的专业训练，我觉得相当重要。有好的题目，还得有相应的训练。否则的话，我觉得是灾难，他根本没有医学史的训练，然后你让他做医学的题目，或是没有近代史的训练，让他做近代史的题目，基本上就是难为他了。所以，如何把全球史的视野、全球史的方法和相应专业的训练结合在一起，可能是现在要考虑的，以后只有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才能出成果。
张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
刚才听到很多老师的精彩发言，很有感触，很受启发。我在这里也简单说两句，主要是想谈谈全球史研究可能存在的两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全球史过于注重联系，这里面存在着一定风险。从理论上来说，万事万物都有联系。比如著名的蝴蝶效应，在亚马逊雨林里一只蝴蝶扇动翅膀，有可能在两周后引发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也是一种联系。我们考察相距很远、表面上看起来毫无关系的事物之间的联系之前，首先需要理念上的大胆假设，但在具体操作时，我们必须要找到确凿的材料来证明这个联系是存在的，而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推论，或者从表象上看认为可能有联系或应该有联系，否则会有危险的。
我举一个例子。前一段时间，《史学理论研究》接到一个投稿，这个投稿是我审的，我觉得这个稿件的研究内容非常不错。作者提到了公元536年左右在地中海地区发生的一次“尘幕事件”，认为这是一次火山喷发所致，它和后来地中海世界的一场大瘟疫有着直接联系。作者还用了许多资料来证明这次火山喷发的地点应该在那里。这些都没有错。问题是，作者发现大约同一时期，中国南北朝的一些史料里也提到了类似的“尘幕”现象，说当时天上不断下一种像火山灰一样的东西，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尘幕”现象也是由同一次火山喷发所致。这篇文章显然具有典型的全球史视野，选题也很新颖，我在初审时给出意见是可以采用。但后来我一位有环境史背景的同事告诉我，这篇文章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因为对地中海及欧洲产生作用的北大西洋西风带，与对中国及东亚产生作用的西太平洋季风，是两个独立的大气环流系统。地中海地区的火山灰只可能向北飘去，飘到冰岛、格陵兰一带，但绝无可能飘到中国来。因此，除非有直接证据证明两者有关系，否则仅根据文献记载来作出推断是不严谨和不足为凭的。这个例子说明，过分注重联系性是有风险的。
全球史在当前的西方和中国都是一种很流行的研究方法。当前全球史的流行程度，很像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盛行一时的计量史学。那时的历史学家认为，用计量的方法可以研究一切，甚至人的心态也可以用计量来分析。当时史学界很时髦的一句话就是，“你今天计量了吗？”但也有不少学者对计量史学的滥用提出了质疑，现在历史学家在对历史事件进行计量分析时，显然比以前要谨慎得多。同样，上个世纪80年代“语言学转向”在西方史学界流行时，情形颇像现在史学研究中的“全球转向”，美国著名思想史学者马丁·杰伊（Martin Jay）却发表文章《思想史应当进行语言学转向吗？》，提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
全球史的出现，满足了当今世界人类交往的需要，因此非常热。我认为在它最热的时候，应该理性地看待它。全球史只是一个视角，不管你做哪段历史都可以用这一视角，但同时也可以保留自己本来的研究身份。像夏继果老师之前是研究中世纪的，刘文明老师是研究文化史的，这个身份可以保留。每个人都可以用全球史的视角来研究自己的领域，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做史学理论的，同样也可以用全球视角来研究。
全球史的另一个误区是过于注重地方特色，这是针对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而言的。在我的粗浅了解，全球史只在两个国家非常热，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全球史在欧洲，至少在西欧就没有那么热，一位德国学者斯特凡·贝格尔（Stefan Berger）在2005年写了一篇文章，讲的是民族史书写范式在欧洲的回归。
全球史在美国的兴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跟它的全球意识或全球意识形态有关。而在中国，全球史的兴起迎合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用新的全球视野看问题，表明你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美国的全球史和中国的全球史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美国的全球史是真正全球性的，它的历史学家来自世界各地，你可以从印度历史学家那里了解到印度人是怎样研究全球史的，也可以从中国历史学家那里了解中国人是怎样研究全球史的。吸收这些不同的研究经验，有利于产生出一种真正超越地域和文化的全球史观念。而中国的全球史研究还是在追求一种自我认同，民族主义的成分更多，借用杜赞奇的话说就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全球史”。因此，我们提到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全球史，这其实是一个悖论。全球史的目的不只是要破除西方中心，更要破除任何中心。所以，强调中国特色就和全球史的应有之义形成一种悖论。
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
我对旭鹏提到的这个话题很有兴趣。在哪些地方，全球史会比较热？这个问题也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
我觉得，全球史和世界史，还有更早的universal history（普世史），原本是同一种性质的东西，是通史。它是在1500年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知识形态，从历史学的角度，重新解释我们人类共同拥有的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用各种知识手段，对这个共同的世界给出一种说法，或者是哲学，或者是宗教，或者是科学，或者是历史学。从Universal history，World history，到global history，是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用历史学的办法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有历史书写传统的社会，都不缺这种通史。
全球史或者世界史在1990年代以来还有第二种含义，不再仅仅指通史，而是变成了一个学科领域，容纳了各种各样的宏观的历史问题。它兴起于美国，现在影响到了世界各地。世界史或全球史这样一种话语，为什么在不同的地方会有冷有热呢？一般来说，曾经在世界历史的整体构图中有过非常重要的位置的话，比如说中国，还有日本，就会表现的特别热衷。而在一些力量弱小的国家或地区，甚至本来历史学的传统也不发达，他们的学者就没有那么强的叙述世界历史的欲望。
在我们这里，虽然学术话语很大程度上地被西方殖民了，衣食住行、思维概念都西方化，但是，反对西方霸权、反对欧洲霸权的言论也特别受欢迎。所以，加州学派、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会流行。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因为我们有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中心的需求。
畅想一下，目前全球史的世界学术格局里这种美国学者独大或是为主的局面如果在未来有所改变的话，我想，那很可能是中国学者提出了一套新的世界历史的解释模式。这个模式是基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特殊性，而不是基于1500年以来的欧洲经验的特殊性。当然，徐晓旭老师说，寄希望于培养第二代专业人才，我觉得还是悬，也许经过三代四代的积累才能有学术实力。到那个时候，其他国家的学者要着急来反对“中国中心论”了，现在，还只是畅想。
刘耀春（四川大学）：
我可以补充一句。几年前武汉大学李工真老师说过一句话非常形象：哪些国家对全球史感兴趣？那些过去做过帝国的，现在还有帝国梦的，是最感兴趣的。我觉得他这话讲得很到位。
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
全球史在它早期产生的时候，是一种理想化的全球史，就是说希望超越民族国家，以一种世界公民的观念去看问题。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全球史。现在我觉得，只要民族国家还存在，这个时代产生的全球史必然是带有民族国家色彩的全球史。这是毫无疑问的，不可能有世界公民。当然某一天也可能会有世界公民，理想化的全球史有可能会到来，那时候大家都没有国籍概念。未来的人类共同体可能会产生这种理想的全球史。
所以，中国特色的全球史意义在哪里？就是在于它必然带有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色彩。中国特色，不是我们要去追求的，它是自然就会有的。全球史现在的发展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包括美国学者所做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那些微观的研究，已不再提出要超越民族立场，超越国家的立场。
夏继果（首都师范大学）：
我结合自己这些年的全球史教学与研究，简单地谈以下几点。
首先是全球史的合法性问题。张丽老师说，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史必然发展。我同意，但是为什么必然发展，需要解释一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代人为了回答现实问题而展开的研究。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人类不同群体、不同文明如何共存的问题。历史学家应当给出自己的回答，这是其职责，这就是全球史存在的合法性。钱乘旦老师在2011年8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世界史研究要以现实关怀为指向》，其观点我是同意的。另外，人类的过往历史太丰富多彩了，而历史研究只不过是“盲人摸象”，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去“摸象”，增加全球史这样一个角度是必需的，因为交流与联系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通过这样的“摸象”方式，我们才有可能揭示历史这头大象的真面目。鉴于此，我认为对于历史联系的挖掘刚刚起步，根本还谈不上“过分”。
其次，关于全球史的研究方法问题。在我与杰里·本特利编的《全球史读本》中有篇文章，是本特利写的《新世界史》，其中讲到全球史的问题切入角度，主要有三种：（1）比较历史经历；（2）考察不同社会人们之间的互动交流；（3）分析超越个体社会的大范围历史发展和进程。本特利从2004年来我们这儿讲学，我和他不断地进行交流，对这三种角度印象极为深刻。
多年前，我们就认识到全球史研究不能停留在空洞的理论层面，应该把全球史从天上带到人间，借用上述方法做具体研究。现在，我们自己也慢慢凝练成了若干研究方向，包括全球史理论与方法、地中海史、历史上的跨文化交流、早期近代世界文明互动、近现代的西方文明与世界、全球史视野下的国际冲突、全球史中的中国与世界，等等。我们这些年指导的研究生也在这些方向上做具体研究，会议资料里的《全球史研究中心十年发展概况》能够充分地体现这一点。
接下来，我想谈谈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全球史研究。我和我的研究生们正在做地中海史研究。地中海是一个“互动区”，它既存在着丰富的内部互动，又与周围的世界存在着广泛的联系。我们完全可以把上面提到的三种研究角度运用到地中海史的研究中来。例如，比较地中海周围不同地区在伊斯兰教传播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文化调适；揭示物种、贸易、文化等全方位的互动；通过这种互动、比较的研究来构建中世纪地中海社会的运作模式。这就是一个小全球啊！
我还想强调，全球史、世界史，这个概念的含义是包括全球的，但研究者不可能做到无所不能，也没有哪家机构会企图开展世界史所有领域的专门研究。我们做全球史，只能先找出几个领域、找几个点，做个案。一个个案研究成熟了，可以扩展到其他的地区。因此，以我的研究经历，把全球史做成一个研究领域是可行的。还要补充一点，这也是和本特利教授交流后的心得，就是说，不是所有的题目都适合全球史研究。
最后，我想谈谈全球史教材的编写问题。如果我们按照上述研究角度在若干宏观历史问题上有了具体研究心得，随着认识的深入，可以考虑编写新的全球史教材。2015年1月10日《光明日报》登载了马克垚先生的文章《谈如何编写世界史》，其中谈到，应当选择世界上一些重要的民族、国家，在比较中研究它们历史发展的特点，探讨它们的特性与共性，逐渐建立起科学的世界史理论和方法，进而总结出世界共同发展的规律，最后也许可以编写出具有新体系、新观点、新方法的世界史来。这可以说是一位终生治世界史的学者的心声。就我自己而言，通过研究和授课，几年过后，也许会对所谓的“中世纪”这一段的世界史有一个新的认识。如果大家齐心协力地去思考、教学，编写出一部马老师所说的那种世界史还是很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