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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王申 | 探访千年前的“货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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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公元1024年，北宋在益州设立交子务，发行官方交子，标志着世界上第一张纸币——官营交子的诞生。2024年是官营交子诞生1000年，王申、王喆伟两位青年学者推出了《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国贡献》一书，追寻交子的前世今生，探寻世界最古老的纸币背后的人和事。近日，王申老师接受了本刊“读书”栏目记者专访，探访与解读宋人千年前的这场“货币革命”。



《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国贡献》

王申  王喆伟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1月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王申，浙江萧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从事宋代货币史、财政史研究，在《清华大学学报》《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著有《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国贡献》《一夕纸醉千金散——南宋的纸币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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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贴近中国历史发展事实的解释逻辑


记者：王申老师好，在官营交子诞生1000年之际，您推出了新著《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国贡献》，作为我国古代的金融创新，交子一直为学界所关注，既往研究中对交子有着怎样的认知？您认为《交子》这本书有哪些创新？
王申：既往的研究多呈现这样几个倾向：一是倾向于将交子等宋代货币放在现代经济学原理的框架中讨论，由此展开相关货币理论的论述；二是沿着西方学术脉络特别是欧洲历史经验开展货币史研究；三是研究多局限于货币制度本身，而未能进一步探察宋代货币对国家财政的意义，缺乏对货币与其他经济现象、社会事件的多元互动的考察。
在这些研究倾向下，学界在达成交子是历史上最早的纸币的共识基础上，强调交子由民间自发形成的重要意义，或者由纸币这一“高级”形态货币的流通讨论北宋的经济发展状况。对于官营交子，学界更多地重视制度梳理，讨论通货膨胀现象。也有学者认为交子的精髓和价值在民营阶段，对官营交子持负面态度。
我在本书的研究中，尽可能地立足本土经验与学术前沿，本着梳理属于交子自己的历史和机理的初衷，探索一套更为贴近中国历史发展事实的解释逻辑，来考察各种货币之间、货币与财政之间、货币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的多元互动与关联。在此基础上，回顾和总结世界货币发展历程中的中国经验、中国贡献、中国理路。
我在研究中关注到这样的史实——民营交子的存续时间不长，最后因发行者十六户成都富商经营不力、无法如约兑现而失败。官营交子随后不久出现，并发行到南宋灭亡。到了南宋，交子的后继者钱引、东南会子、湖北会子等纸币长期流通，币值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得比较成功，流通范围基本覆盖南宋全境。因此，我认为回过头来研究官营交子的原理、机制，有侧重地重新梳理交子演进历程，十分必要。《交子》一书最具代表性的特点就是突出国家财政对于交子发行演进和币值维持的重要意义。宋朝官方为了更有效地发行交子，更好地让交子服务于财政目标，设计和运用了多种复杂配套机制，调用了丰富的国家财政资源。书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交子如何被用于财政活动，其币值如何受财政资源保障，以及宋朝的金融创新是如何在国家财政的统筹主导之下有所发展的。

记者：关于对宋朝的认知，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无论学界还是大众，对宋朝的认知都经历了两个极端，从“积贫积弱”到“弱而不贫”，以及近年来的“宋史热”。特别是一批以宋代为时间背景的影视剧的热播，更为大众营造了宋代政治昌明、商业发达、文化繁荣的繁华景象。对此您怎么看？
王申：谈到“积贫积弱”，我认为因为北宋与辽、西夏对峙，南宋与金并立，所以宋人口中的财力贫、军力弱，基本是出自高层的政治话语，是为了王朝后续的政策、改革做铺垫的。在学界，宋代“积贫积弱”的说法是近代以来学者基于中国落后挨打的现实提出的，是时代背景下时人心态在历史研究中的投影。宋朝就像一个靶子，特别是像南宋这种“偏安一隅”的状况，更是使时人产生了某种与现实的共鸣，反映了时人的一种心态吧。我的老师包伟民先生曾撰文讨论过此事。
而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去考察宋朝的历史，除了军事以外，人们还会关心商业、文化、艺术等多元领域。我们发现，实际上宋朝的商业发展还是很有特点的，再加上宋代的文学、艺术、文化等方面，确实有一些比较突出的成果、表现，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加上您刚才提到的一批大众化的宋代影视剧的热播，更掀起了学界之外大众文化中的“宋史热”。

记者：我了解到，您一直致力于宋代货币史、财政史研究，从货币史、财政史的视角，您如何看待宋代的商业文明？
王申：如何看待宋代的商业文明，可以从两个角度回应。第一个角度是，我们都知道宋代商业文明发达，那么这种发达是针对所有中国古代王朝而言的绝对发达，还是针对邻近王朝而言的相对发达？我觉得宋代发达的商业文明是一个相对概念。宋朝之后的元、明、清都有各具特色的商业活动和制度，体量也不小。过去学界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针对的时间段主要是明清时期，也不是宋朝。相对于以前的朝代，宋朝在商业以及整个经济发展上的进展可能比较突出，比如宋代土地买卖的自由度大幅提高，实物财政逐渐转向货币财政，多种新型金融票据、证书出现并广泛利用，国家和商人、财政和市场的关系更为紧密，以及基层中小市场有所发展。宋朝处在许多和商业有关的新事物第一次出现或者第一次变得重要的时间点上。
第二个角度是，宋朝的商业文明是自然发展形成的，还是国家行为主导的？自然发展和国家主导当然兼而有之，我认为国家主导是其中的主要因素。宋朝经济的主干是国家财政对于各种资源的需求与调配。直接征收与民众服劳役是一方面，国家与商人做生意买入粮草等物资，卖出盐、茶等专卖品是另一个占比相当大的方面。从史料记载看，这些以财政需求为主导的贸易活动，还带动起了相当多的民间商贸活动，促进了民间市场的发育和金融工具的创造。总体来讲，宋代的许多重要商业活动、市场行为与国家财政牢固绑定，商业、市场都可以成为国家实现某些财政目的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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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北宋时的四川？


记者：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看，交子为什么诞生于北宋时的四川？
王申：讨论交子发生的原因是很困难的问题。身处当下，我们尚且未必能弄清当前某种事物出现的原因，更不用说分析只留下零碎资料的古代历史。不过，交子诞生于北宋四川的必要条件，这是学界目前可以明确研究的。总结而言有以下几点：
第一，当时四川流通币值低下、搬运困难、不易储存的铁钱，缺乏可用于大额长程贸易的支付、核算工具。第二，北宋时，四川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人口数量比较多，滋生了频繁的商贸需求。第三，四川有交通要道勾连周围地区，经济活动、人员往来一直不断。但正如李白说的“蜀道难”，从地理环境上看四川又相对闭塞，与都城开封距离比较远，不是支撑北宋国家财政最重要的地区，所以朝廷在经济上对四川的管理比较宽松，使得四川具有进行创新的环境。第四，四川是当时造纸、印刷业的中心，在原料、技术上具有制作纸币的条件。

记者：交子诞生后，在当时的条件下，其印刷、保存、防伪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官营交子又是如何被时人接受并使用的？
王申：因为交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纸币，之前多是金属铸币，所以可能好多人对宋人如何实现交子的印刷、保存、防伪等细节感兴趣。在当时的条件下，交子印刷有赖于四川的原料和技术。交子用纸中最主要的原料是楮树的树皮，这是当时的四川特产。到了南宋，四川以外的东南地区广泛流通纸币，朝廷一度仍然选用四川的楮皮纸作为纸币的原料，直到后来因成本过高、运输不便才作罢。技术上主要是雕版印刷术相当发达，这一点和防伪有关系。刻工的版刻技术高超，可以雕刻相当精细的纹饰，每一界交子的纹饰还会更换。纹饰之中有一些秘而不宣的鉴别点，伪造者很难发现。印刷交子所用的雕版也不止一块，还要盖好几枚印章。各块雕版和印章摆放、印刷的位置也有讲究。另外交子还用了多色套印技术，这在当时比较先进。至于保存，毕竟交子是用纸张制作的，纸的缺点它都有。相对有利于保存的条件是，交子的面额比较大，不会被频繁的小额交易损耗。另外官府每三年组织一次换界，用新一界交子回收旧一界，保障了流通中交子的质量。
官营交子让宋人接受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运营模式和私交子一样，客户存钱进来换取交子，交子就是存入现金的代表。第二个阶段主要靠官方的信誉。具体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法律法规，二是储备的本金、茶盐专卖品、比较畅通的“发行—回笼”渠道等财政资源和财政制度。官营交子的背后是一整套的配套机制。

记者：2021年是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这两年关于王安石的研究成果也很多，有观点认为，王安石新法的基本思想就是通过货币手段调整社会资源，实现政府财政税收的货币化和商业化。王安石在交子的发行、流通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王申：王安石变法改革期间，北宋在其东北部的河东潞州设置“潞州交子务”，发行潞州交子，拓展了交子的使用范围，不过效果不太好，潞州交子大约只行用了半年，史料记载极为有限。
我认为王安石对于如何处理交子和盐钞的关系问题，始终偏向于盐钞优先。盐钞是专卖盐的凭据，也具有金融功能和代钱功能。在陕西，王安石认为投放交子和投放盐钞具有竞争关系，二者是对立的。他更倾向于盐钞，觉得超额发行盐钞，更能让朝廷直接获得超额收入。他的逻辑是，盐钞超发固然会导致一批盐商暂时换不到盐，那就让他们排队慢慢等候兑换，至少能保证所有盐都能卖出去，还可让官府在短期内获得更多的盐利收入。但如果盐钞发少了，生产出来的盐因没有对应的盐钞而无人兑换，官府的盐利收入就会相应减少，财政资源因而被浪费，这对于官方显然不划算。至于交子，一来官府没有储备足额本钱供商人兑现，二来商人可以观察盐钞和交子的行情有针对性地买入卖出，官方难以控制。

记者：历史与文本书写的关系是史学家热衷的话题，您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关注了北宋以降特别是南宋货币议论中的北宋交子形象，这种研究范式为您的货币史研究提供了哪些新思路？
王申：关注南宋货币议论中的北宋交子形象，最重要的思路或者说体会是在历史研究中要注意古人说话的目的，考虑隐藏在史料背后的写作者的动机。以交子为例，毕竟古代专业的历史学家很少，多数是业余搞学问而专职当官的人。这就导致当时人写文章提到交子，认真做历史考据的少，拿交子作为论据建言献策、讨论时下货币政策成败得失的多。那么，我们在阅读这些政论性文字时，就要时刻注意文章里提到的交子形象几分是真实、几分是建构，有没有选择性，以及文本书写中交子形象的变化及其背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可以从类似的文字中考察交子的哪些特征最受后人重视，或者说被认为最有价值。我想这些思路有助于将财政货币史研究和思想史、观念史的研究相结合，或许会为古代财政货币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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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和西方：不同的纸币发展路径


记者：在您看来，为何纸币在中国的出现早于西方，而近代银行体系却更早出现在西方而非中国？
王申：交子制度稳定下来之后，主要承担两个功能。一是四川本地的流通货币，一般不兑现。作为四川流通货币的交子背后，也有法律法规，茶盐专卖品、比较畅通的“发行—回笼”渠道等财政资源和财政制度作为支持。二是结算财政购买活动。当时陕西因为临近西夏，驻军很多、军需贸易频繁，有不少四川商人向陕西提供物资。一部分交子专门用来向四川商人结算，他们可以持交子到成都或其他朝廷指定的地点要求兑现。作为财政购买活动的结算工具，是宋廷最重视的交子功能。
如果说民营阶段的交子是满足四川本地商业需求和货币需求的工具，那么官营阶段交子的性质就首先是财政工具，以满足财政需求为第一要务。像购买军需物资等需求，是以军事、政治、财政为尺度的，和经济内生需求关系不大。而且从投放方式看，宋朝官府通过财政支出直接投放交子，不存在商业银行通过贷款创造货币的过程，宋代走上了和现代金融制度不同的道路。
纸币在中国的出现比欧洲早几百年。西方早期的纸币是银行券（bank note）。由于历史上欧洲长期处于政权林立的状态，其货币格局也呈现多种货币共同竞争的态势。混乱的货币流通状况催生了货币兑换的需求，一批从事货币兑换的商人逐渐兴起，后来又由此发展出了划拨、转账业务。与中国早期的十六户富民不同的是，欧洲的票据发行者们以手中的存款和票据为基础经营贷款业务，这是让货币兑换商演变为现代商业银行的一个关键因素。
国家权力进入纸币发行机制后，宋朝和以英格兰为代表的西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纸币发展路径。现代货币金融制度的出现与放贷、债券特别是国债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而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史，只有国家向民众放贷，几乎没有国家向民众发债的例子；国家以统一的框架发行货币是主流。因此宋朝甚至中国古代都没有孕育现代金融制度的条件，近代银行体系、中央银行没有自主出现在古代中国也就十分自然了。

记者：把视野扩大至全球史的范围，作为一场伟大的纸币试验和金融创新，交子的发行和使用对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申：正像前面谈到的，西欧近代以来的货币和金融发展，走的是与中国不同的另外一种路径，所以对于世界而言，交子的发行和使用更多地体现为符号意义。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向全世界展现了不具备商品价值的物品成为货币并承担重要的财政经济功能的可能性。特别是到了元朝，元朝纸币被欧洲、波斯、阿拉伯等地的有识之士关注，《马可·波罗游记》中就有关于元朝纸币十分详细的记载。以交子为开端的中国纸币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展，中国纸币制度进一步被其他国家和文明了解。在中国内部，元、明、清三朝都发行过纸币，时人讨论纸币大多溯及北宋交子，脱不开交子的影响。清朝货币理论家王茂荫关于纸币的观点还被马克思写入《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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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1024年”到“1024字节”


记者：跨越千年，我们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货币成为智能时代的新型货币形式。您使用过数字人民币吗？您认为研究交子的历史对于数字人民币运行有何启示？
王申：说起这个，还有一个有趣的巧合，北宋交子官方发行是在公元1024年，诚如已经有人注意到的，1024恰好是二进制计数的基本计量单位之一。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过数字人民币，现在不少手机应用程序设置了数字人民币支付的选项；我也对其他种类的数字货币有一些了解。我认为研究交子这种先由民间形成而后官府主导的、以财政工具为第一属性的古代纸币，对于当下数字货币运行的启示至少可以概括为“三个平衡”，即如何平衡发行者的中心化与技术手段的去中心化，如何平衡政策与各个市场主体的需求，如何平衡创新与风险。

记者：交子作为我国经济史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与文化遗产，其兴衰演变给我们当下带来哪些思考？
王申：交子及其他宋代纸币的演进过程和币值维持机制是中国历史留下的瑰宝，对当下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可供讨论的角度很多，如准备金制度、金融创新、货币数量，以及最具理论性的问题：货币是什么。其中有几个角度比较直观：
一是维持货币币值的保障可以有哪些。宋朝官方利用多种财政资源和机制联合保障纸币币值，逐渐削弱纸币对金属货币的依赖性。
二是怎样理解货币主权在货币发行和流通中的作用。交子和其他宋代纸币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官方牢牢掌握货币发行权。
三是如何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宋朝不区分两者，也没有分别“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职能，从另一个视角看就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非常协调。当今的趋势是愈发强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宋代的成败得失可以提供历史参考。
四是追踪货币进入经济体的过程。这是货币史研究和当前货币金融研究共同关心的话题，从而更确切地理解货币供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采写 |《现代金融导刊》记者 陈婧杰
原文发表于《现代金融导刊》202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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