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高娃、刘泽元：郭沫若创作《孔雀胆》及故事原型元朝梁王

历史剧《孔雀胆》以元末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段功和梁王的权力之争为背景，描写了段功和阿盖公主的爱情故事。为完成剧本创作，郭沫若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搜集资料。杨亚宁从云南地方史籍中抄录并考证了诸多相关的史事，进行了实地考察，为《孔雀胆》的修改与完善提供了重要信息。孔雀胆的故事最早见于《南诏源流纪要》，而源头应为白族的民间传说。有关孔雀胆有剧毒的知识具有鲜明的佛教背景。这一故事与元末农民起义密切相关，《明氏实录》则从这一角度补充了事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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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9月3日郭沫若开始创作历史剧《孔雀胆》，历时五天半时间完成四幕六场的悲剧《孔雀胆》。《孔雀胆》以元末云南梁王和平章政事段功之间的权力之争，梁王的女儿阿盖公主因丈夫段功被害，悲愤自杀的事件为切入点，讲述了梁王之女阿盖公主和段功之间的凄美爱情故事。

郭沫若创作《孔雀胆》之时，正值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在重庆担任冯玉祥的“中国通史”教师。翦伯赞受郭沫若之邀在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讲中国通史。其中，翦伯赞所讲的中国古代史部分对郭沫若创作历史剧《孔雀胆》有一定的影响。按照郭沫若自己的话说，翦伯赞是创作《孔雀胆》的助产士。1942年12月5日夜晚，郭沫若致信翦伯赞，谈到历史剧《孔雀胆》时说道：“事实您是一位助产者。经过了好几番的润色，算勉编成了定稿。您说您愿意以历史家的立场来说一番话，我极希望您能够即早执笔。”

创作《孔雀胆》之后，郭沫若对历史剧所依据的古代文献史料进行考证，并与杨亚宁、杨树达、翦伯赞、阳翰笙、周恩来、邓颖超等书信往来或见面谈《孔雀胆》的创作，并听取修改意见，经过二十多天的修改最终完成全剧。

为了完成剧本创作，郭沫若广泛搜集各种材料，由于身处大后方，即使是二十四史这样常见的文献资料也难以获取，这无疑对剧本创作造成了许多不便。就在创作《孔雀胆》后的1942年9月22日，郭沫若向翦伯赞借阅“《宋史·忠义传》及《元史·宪宗本纪》”，“希望在炎热之中写一部火烈的剧本也”，史料搜集之不易可见一斑。

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郭沫若仍尽己所能，利用各种方式搜集相关史事文献，他在《〈孔雀胆〉的故事》中说：“我所根据的主要材料是《明史》《元史》《新元史》尤其是这些书里面的《明玉珍传》《巴匝拉瓦尔密传》《阿盖公主传》《顺帝传》《云南土司》等篇，还有就是上面举出的雪生所辑《脉望斋残稿》及法国学者多桑所著的《蒙古史》《马可波罗游记》等。”剧本写作仅用了五天半时间，“但改却差不多改了二十天”。在修改过程中“送给好朋友们看过，也念给朋友们听过几次”，……采纳了好些宝贵的意见。主要的添改是对于段功的加强，对于阿盖的内心苦闷的补充，对于车力特穆尔的罪恶暴露的处理”。

话剧公演之后，郭沫若接到昆明杨亚宁信，指正《屈原》剧本的错字。即复信，并托其查找“段功、梁王等的遗事。”同日，作《孔雀胆的故事》，发表于9月28日重庆《新华日报》，将《孔雀胆》历史剧所依据的古文献作了考证。郭沫若追忆“知道有阿盖的存在应该是三十多年的事”，“有时候也起过这样的念头，想把阿盖的悲剧写成小说。但要写小说时，最大的困难是我没有到过昆明和大理，地望和土宜对于我是一片空白，因此没有胆量敢写。我终于偷巧，采取了戏剧的形式”。而杨亚宁在接到郭沫若回信之后，开始尽力搜集相关资料。他先是查阅已有的《滇系》《云南备征录》《大理府志》及杨慎《南诏野史》等书籍，又通过各种方式借阅了李中溪《云南通志》、王文韶《续云南通志稿》和《云南府志》《昆明县志》《滇考》等书，逐一查找其中有关梁王的史事。在查考文献之余，杨亚宁还前往昆明附近进行实地考察，走访了进耳山、通济桥、东寺等古迹，并考察当地民俗。最后，他将文献资料与走访发现进行汇集整理，做成史料汇编，并附加了详细的按语进行考证。郭沫若收到这些资料后，非常激动，认为“就让我亲自到昆明去，也不见得能得到这么丰富的收获，而且我在这资料的丰收之外，还得到一位实心实意的神交的朋友，尤其是一种极可宝贵的精神财产。”还专门在信上作诗留念：“亚宁盛意至可感，助我完成《孔雀胆》。来件珍藏在玉函，传之百世足观览。”

郭沫若、杨亚宁二人素昧平生，但为了《孔雀胆》剧本的修改，他们来信殷勤，下了很大的精力，这既说明了这一历史剧作的广泛社会影响，也体现了郭沫若对待创作谦虚谨慎、精益求精的风格。1942年9月27日，郭沫若与阳翰笙、冯乃超等人在赖家桥文化工作委员会听周恩来、邓颖超讲国内外形势。并与周恩来、邓颖超谈《孔雀胆》的创作。周恩来对文化工作委员会近来在城乡两地大倡讲学之风，给予充分的肯定。讨论到《孔雀胆》的创作时，对于阳翰笙“不主张在元统治中国快要崩溃的时候，来谈蒙汉团结，并在团结中来对付从民族运动中起来的明玉珍”，“把段功处理得过分的忠勇而毫无矛盾”的意见，郭沫若表示诚恳地接受。1942年9月30日，郭沫若作《〈孔雀胆〉后记》，发表于桂林《野草》月刊1943年3月1日第5卷第3期，记述《孔雀胆》的写作和修改过程。《孔雀胆》单行本由重庆群益出版社1943年12月出版发行，后收《沫若文集》第4卷，现收《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7卷。

历史剧《孔雀胆》完成之后，相继在重庆、成都、昆明、上海等地演出，票房成绩不错。1943年1月1日,《孔雀胆》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次公演，由应云卫导演，周峰、格炼、路明、金淑芝、耿震等主演，连续演出8天。首演之后，周恩来等人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郭沫若对剧本进行了润色。同年8月30日，《孔雀胆》又在成都上演，每天演出两场，之后又赴内江、自流井、泸县、乐山、流华溪、五通桥等地演出。1944年10月25日,《孔雀胆》首次在故事诞生的云南昆明公演，王人美、陶金分饰阿盖公主、段功。演出每日两场，观众反映热烈。昆明市总工会为筹募劳工福利基金，又邀请剧社于11月续演四场，昆明行营政治部国防剧社亦在同一时期公演了该剧。抗战胜利之后，《孔雀胆》又于1946年5月17日由上海剧艺社在光华戏院上演，阿盖公主由路明、上官云珠饰演。新中国成立之后，《孔雀胆》又被相继改编为越剧和川剧。历史剧《孔雀胆》一直由著名导演和著名的演员执导和演出，长期受到演艺界和人民群众的喜爱和好评，反响很大。

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孔雀胆》的主角是元朝在云南的最高统治者梁王和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段功。历史故事原型梁王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五子云南王忽哥赤的后裔。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段功是大理国王段兴智的后裔。

1252年大蒙古国第四任大汗蒙哥命其弟忽必烈南征大理国。1253年忽必烈统兵征大理，刘秉忠、姚枢跟随忽必烈出征。忽必烈兵分三路，以迂回包抄南宋之计，借道吐蕃，渡过大渡河，抵达金沙江。1254年忽必烈攻克大理城，忽必烈听从刘秉忠和姚枢的建议，下令禁止杀戮。大理国王段兴智投降，大理国灭亡。忽必烈征大理之后，蒙哥汗对大理段氏采取怀柔政策，命段兴智继续管理大理。忽必烈即位之后，派宗王出镇，1267年派其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忽必烈在云南设立行省之前，起初派云南王忽哥赤出镇云南，掌握兵权替朝廷镇戍边疆，与段氏政权共同治理边疆。不久，云南王忽哥赤被都元帅宝合丁等杀害。忽必烈在云南设行省，置平章政事和丞相，与宗王分权治理云南。元朝著名的回回人赛典赤，于1274年出任元朝在云南行省的第一任平章政事，并将省会从大理迁到昆明。由此形成元朝宗王、行省分权管理云南的局面。1290年忽必烈派其孙甘麻剌为梁王，出镇云南。梁王的权力超过云南王，成为一等王，握有兵权。梁王甘麻剌、松山、王禅等的权力逐渐压制行省平章政事的权力。到了元末形成梁王专权的局面，进一步压制云南行省官员的权力，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和丞相的权力被弱化。元末梁王与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段功的权力之争在郭沫若的历史剧《孔雀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郭沫若基于元末梁王与段氏第十任平章段功的权力之争，生动地表现了这一时期宗王与段氏家族的权力之争和种种矛盾，并塑造行省丞相车力特穆尔这一人物，表现了元末梁王、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和丞相等复杂关系。

而就在梁、段相争，矛盾日趋激烈之际，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已经席卷全国。先是红巾军兵分三路北伐，一度攻破上都开平，并且深入高丽。高丽助军与元朝军队一起迎战红巾军。元顺帝因听从奸臣谗言，将与红巾军激战的丞相脱脱军前罢免，使元朝百万大军一夜之间溃散。红巾军势如破竹，占领全国很多地方。其中，明玉珍所率部队占领重庆以后，明玉珍称帝，建立大夏政权，进而向西南进攻云南昆明。统治云南盘踞昆明的梁王不敌明玉珍所率军队，逃至楚雄。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梁、段两人搁置矛盾，段功前来救援，击退明玉珍部下万胜和明二部队，保住了昆明。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将女儿阿盖公主嫁给段功。

历史剧《孔雀胆》通过讲述梁王之女阿盖公主和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的政治联姻，本想表达蒙汉团结，但是，通过塑造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和丞相车力特穆尔形象，抨击了破坏民族团结的行径。段功立下了赫赫战功，却因小人的谗言，无端命丧于岳父梁王之手，这自然引起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深切同情。因此，多种云南本地的文献都对这一事件有所记载。特别是以孔雀胆毒杀的情节，尤为惊心动魄，得到了广泛的演绎与传播。明清时期的云南地方文献大都记载了梁王与段功的相关事迹，且出现了“层累堆积”的现象，时代越后，情节越丰富，这表明了历代民众与文士对于《孔雀胆》故事的理解与感情。洪武十七年（1384），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大将傅友德攻打云南，虽然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进程，却也有计划焚烧了大批珍贵的文献典籍，大理及元朝统治时期云南的史事多遭湮没，也使得此前梁、段相争的事迹变得模糊不清。因此，考察《孔雀胆》有关史事的源流，颇具意义。

关于这一问题，前人已经做了许多工作。概而言之，目前所见有关孔雀胆的记载均不见于元代文献，是明代云南地方文人虚构的故事。最早或出自于嘉靖年间蒋彬所撰《南诏源流纪要》，“其后，杨慎《滇载记》、倪辂《南诏野史》、诸葛元声《滇史》、屠寄《蒙兀儿史记》、柯劭忞《新元史》都依据《南诏源流纪要》演绎‘孔雀胆’的故事”。这一结论大致可信。但《南诏源流纪要》成书于明嘉靖十一年（1532），距离元末已经一百多年，蒋彬又是从何处采撷到这一故事的呢？他在《南诏源流纪要序》中谈到了本书的材料来源：“始予至兹地，从《郡志》寻南诏颠末，而世系支派先后，互矛盾漏误相因，仍反覆之而不得其说也久矣。乘暇乃本之《通鉴纲目》，暨《汉书》《唐书》地里志、《一统志》，及参以致仕判杨君鼎旧所藏抄录《南诏纪》《白古记》者，互为考订，足信者存之，怪且疑者去之。正其误，补其漏，折衷其同异。”落款时间为嘉靖十一年正月。由此可见，《南诏源流纪要》的史源为《郡志》《通鉴纲目》《汉书》《唐书》《一统志》《南诏纪》与《白古记》。《通鉴纲目》与汉、唐书其意自明，纪事均在元朝之前。而《一统志》所指当为天顺年间李贤主持编纂的《大明一统志》，其中并无有关梁王的事迹。即使蒋彬得以寓目流传甚稀的《大元大一统志》，这本最终完成于元成宗大德年间的地理总志也不会记载元末史事。因此，可以将《孔雀胆》的史料来源，确定在《郡志》《南诏纪》和《白古记》上。

所谓《郡志》，有学者认为就是指《白古通记》（也作《白古记》）。至于《南诏纪》，蒋彬言为“致仕判杨君鼎”旧藏，方国瑜认为即杨鼐《南诏通纪》。万历《云南通志》载杨鼐为举人，“授黄州府通判，以廉明称。致仕归里四十余年，无老、少、贤、不肖皆称为长者，所著有《南诏通纪》，寿百岁乃卒。”与 “致仕判”同，又现存成化年间的大理地区碑刻记载杨鼎为“大理府儒学生员”、“庠生”，嘉靖五年（1536）碑刻中又有“乡贡进士致仕通判杨鼎撰”、“致仕通判杨鼎书”的文字，可与嘉靖、万历两《云南通志》所载《南诏通纪》的作者杨鼐勘同。由于“鼎”、“鼐”字形相近，且存在多处旁证，因而方国瑜等人的看法可以信从。此书今已不存，但多为他书征引。从佚文的情况看，内容应当主要出自《白古通记》。由此，可以把《孔雀胆》故事的史源，确定在《白古通记》上。这是一本以白族语言写成，记述云南史事的著作。

由于《白古通记》早已亡佚，这一结论难以获得确凿的证明。不过，也存在着一些旁证。《孔雀胆》虽首见于《南诏源流纪要》，但最终成型于杨慎的《滇载记》。书中增附了许多细节，如元军与明夏红巾军交战的过程，段功原配夫人高氏和阿盖公主二人的诗作三首。晚出的著作大抵依据《滇载记》的叙事架构。那么，这些后起的情节又源自何处？杨慎在书末称：“余婴罪投裔，求蒙段之故于图经而不得也，问其籍于旧家，有《白古通》《玄峰年运志》，其书用僰文，义兼众教，稍为删正，令其可读其可载者，盖尽书此矣。”所谓《白古通》和《玄峰年运志》也就是《白古通记》，如果按照杨慎的说法，《滇载记》就是将白文《白古通记》翻译为汉文并稍加修改的结果。不过，这一说法不可尽信，方国瑜认为“杨慎以博识著名，亦以伪造著名，《滇载记》非从白文译，出亦非出自杨慎手笔也，不能以杨慎本所说而轻信之。”但这一论断是针对杨慎亲自翻译《白古通记》而言，据考，杨慎系由张云汉处得到《白古通》，张云汉则得之姜龙，“则原本《白古通》用白文，屡经译述，转为汉文。姜龙所得，即已译述为汉文之本，惟其词鄙，经杨慎芟薙芜陋，括以文章家法而已”。总言之，《滇载记》虽非杨慎从《白古通记》中直接译出，但内容多本之，又经过了一定的修改和添补。

而单就《孔雀胆》的故事而言，所增益的内容或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有关红巾军与梁王、段功的战争情况，二是段功与妻子之间的互动。后者包括一首奇特的“夷语”诗，据称为阿盖公主悼念段功所作：“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欲随明月到苍山，误我一生踏里彩。吐噜吐噜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云片波鳞不见人，押不芦花颜色改。肉屏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霜潇洒。”诗中混杂了一些非汉语的词汇，且用小字注明含义，如“踏里彩”为“锦被名”、“吐噜”为“可惜”，“歹”为“不好”等。前人大都以公主为元室宗亲，而断定这些词汇出自蒙古语。而方龄贵参以《元朝秘史》、《华夷译语》诸书，认为它们均不能在蒙古语中找到对应单词。王敬骝则逐一考察了诗中出现的七个非汉语词语的来源，认为都是当地通用的白语，而小字所标明的含义则大都系不懂白语之人望文生义的产物，并非正确的翻译。因而，《滇载记》所增益的《孔雀胆》故事，亦与白族存有联系。而大理段氏也正出身白族。这些迹象表明，孔雀胆应当出自元明之际流传于白族内部的民间故事。

上述《南诏源流纪要》《滇载记》《南诏野史》诸书中保存了许多大理国和段氏家族的史事，而这些内容大都与《白古通记》有关。而在此之外，在云南方志中是否保存有《孔雀胆》的记载呢？明代云南方志数量较多，成书时间早于《南诏源流纪要》的有洪武《云南志》、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弘治《云南总志》及正德《云南志》等数种。其中，洪武志早已不存，景泰志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较为完整的云南志书。其中记载了一些梁王的事迹，但全无《孔雀胆》的痕迹。直到晚出的隆庆《云南通志》中，才出现了这一故事，且内容与《滇载记》大略相同。由此可见，目前所见所有《孔雀胆》史事的记载，均与白族密切相关。

经由以上考察，可得出结论：《孔雀胆》的故事，最早以民间故事的形式在白族社会流传。此后，蒋彬、杨慎等人在撰述云南地方史籍时，广泛采用了记载白族史事的《白古通记》，从而使得《孔雀胆》的故事进入了士人阶级的视野。此后，这一故事进入了官修方志之中，直到《大清一统志》将其编入，从而成为一种权威的历史叙事。《孔雀胆》的故事缘何有如此的影响力？它表明了云南各族同胞对于段功与阿盖夫妇的深切同情。

作为全剧的标题，孔雀胆究竟为何物，毒性又从何而来？在上述诸种南疆史籍中，都只有孔雀胆之名，而对于其形貌特征则无一语提及。剧作则以“铜绿的粉末”来描述孔雀胆的形态。这种说法是否存在依据呢？

《孔雀胆》单行本最早由重庆群益出版社于1943年12月出版，但初版今日无从查阅。而同样由群益出版社1946年出版的《郭沫若文集》第一辑中收录此书，只是说“这是孔雀胆”，并无铜绿色之说。1943年12月，郭沫若在《华西晚报·艺坛》发表《关于〈孔雀胆〉》，文中专门谈到了孔雀胆的情况：“关于孔雀胆的意义，泽民目前考得即是孔雀石（Melachite），天然界中产之；在化学上即盐基性碳酸铜（Basic Copper Carbonate），分子式为CuCO3Cu(OH)2——普通之铜绿与此同，相有□，其色青绿，殆如孔雀之羽，复如其胆，故孔雀石乃有孔雀胆之名，颜料中有孔雀绿者亦此石之粉末也。此点可供释名之用，故录示。” “泽民”应为当时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任职的程泽民。根据他的考证，孔雀胆也就是孔雀石，即一种青绿色的矿石，这一看法可在佛教典籍中得到印证。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说：“释《僧祇律》：‘涅槃印者，比丘作梵王法，破肉，以孔雀胆、铜青等画身，作字及鸟兽形，名为印黥。’”而翻检《摩诃僧祇律》，其中确有此条。这里所说的孔雀胆与“铜青”并列，可以用来“画身作字”，应当就是一种青色颜料。以孔雀命名的原因，或许是二者颜色相近的缘故。

但是，这些内容无法证明孔雀胆具有毒性。目前所见最早关于孔雀胆有剧毒的说法，出自南宋时人周去非所著《岭外代答》，其云：“孔雀，世所常见者，中州人得一则贮之金屋，南方乃腊而食之，物之贱于所产者如此！胆能杀人，以胆一滴，沾于酒盏之臀而酌以饮人，亦死。前志谓南方有大雀，五色成文，为鸾凤之属，孔者大也，岂是物与？”按照周去非的说法，将孔雀胆汁滴入酒中，饮酒之人沾之则死。这一说法在晚出的文献中也有踪迹可寻。杨武泉注云：“《本草纲目》四九孔雀条引《冀越集》云：‘孔雀虽有雌雄，将乳时，登木哀鸣，蛇至即交，故其血、胆犹伤人。’同条又云：‘时珍曰，熊太古言，孔雀与蛇交，故血、胆皆伤人。’孔雀与蛇交，非实。孔雀胆能杀伤人，未详。”《冀越集》将孔雀胆具有毒性的原因，归结为孔雀哺乳时“与蛇交”，也就是说孔雀胆之毒来自蛇。此书是由元人熊太古所作，《四库总目》云其为江西丰城人，官至江西行省郎中，“生平足迹半天下、北涉滦河、西泛洞庭、东游浙右、南至交广、故举南北所至，以“冀越”名其集。杂记见闻、亦颇赅博。”是故《冀越集》多收录见闻，但“记载每不甚确”。熊太古既然“南至交广”，与《岭外代答》所涉及的区域有所重合，那么两处孔雀胆，或许有共同的知识来源。但是，这里的孔雀胆确实为孔雀身上之胆，与释典中的青色矿石迥乎不同，两者是否存在关联？佛教提供了一种可能。

有学者指出，元代孔雀胆的知识应当来自于西藏。在西藏传统中，孔雀被认为是一种食物。在西藏医书《四部医典》中，孔雀被列为药材之一，肉和羽毛都可以入药，唯独胆中有剧毒。而另一部药典《晶珠本草》则记载孔雀肉和胆在单独服用时毒性极强，但与其他食物混在一起，却有解毒的功效。但是，孔雀不能生活在寒冷的雪域高原，因此，藏医中关于孔雀胆的知识，应当来自于邻近的印度地区。《岭外代答》纪事范围为南海至印度洋，也为佛教流行的区域。由此，动物和矿物两种孔雀胆都指向了佛教这个背景。在此背景之下，孔雀还有着特殊的含义。“在佛教中， 孔雀明王、阿弥陀佛的坐骑均为孔雀，且孔雀明王与穰麌梨童女第二手均执三五茎孔雀尾。无论是孔雀座还是执孔雀尾都与孔雀能食毒虫有关。”孔雀虽然能够服食毒虫，但也可以化解百毒。而云南同样是佛教兴盛之处。因此，虽然难以断言故事中的孔雀胆系矿石还是动物，但关于胆中含毒的知识与佛教密切相关，当无疑问。

《孔雀胆》这一历史剧的元素丰富、内涵深刻，而剧本又创作于抗战时期，这自然引起了多方面的评论与解读。作者自陈写作的动因是“因为同情阿盖与段功。在写作时当然也加上了一层作意,现代人所说的主题，我是企图写民族团结。”而杨亚宁则认为应更多地体现“蒙汉合作”的氛围。也有人从其他角度对主旨加以阐发。例如一位署名剑尘的评论者认为剧中的段功体现了“忠于职责”的现代军人的品质，而剧本整体则充满了“忠贞之气”，堪比文天祥《正气歌》。

倘若把《孔雀胆》的主题定义为民族团结合作，那么他们所对抗的明夏农民军自然也就成了敌对者，这也引起了一些争议。阳翰笙就“不主张在元统治中国快要崩溃的时候，来谈蒙汉团结，并在团结中来对付从民族运动中和农民运动中起来的明玉珍。”郭沫若接受了这一意见，对剧本进行了修改。由此可见，由万胜率领的进攻云南的军队，在历史剧中同样占据了重要的角色，不能简单的视为反面角色。但是，前人在论及此事时，大都把关注点放在元朝一边，对起义军的行为着墨较少。此处结合相关材料，对此事稍加考察。

至正二十三年，占据四川的明玉珍派部下万胜率“红军”进攻云南。明人杨时可《明氏实录》专记明夏史事，是反映这一事件的第一手史料。但今本《明氏实录》系由《国初群雄事略》抄录而成，“性质上相当于《明氏实录》的一种文字不太准确的辑本”，缺乏独立的史料价值。而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5《夏明玉珍》辑录了《明氏实录》等相关文献，以下将《国初群雄事略》所引《明氏实录》和《平夏录》摘引如下：

复遣司马万胜等率兵攻云南。胜兵由界首入，司寇邹兴由建昌入，指挥芝麻李由八番入。胜兵不满万，皆以一当十。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天统二年三月），万胜兵至云南，梁王孛罗帖木儿（一名把都）及云南行省廉访司官先二日弃城走，退保金马山（一曰皆走楚威），胜入城据之。三月初八日，胜兵抵云南屯兵金马山，邹、李皆不至。梁王孛罗、云南省廉访司官先二日皆走。胜遣使四方告谕招安，继日赍宣牌面纳降，降者不可枚举。邹、李兵不至，胜遣使四出招谕，降者日至，即遣侍中杨源表闻，获其众以献。表曰：“圣德孔昭，诞受维新之命，王师所至，宜无不服之邦。大军既发于三巴，踰月遂平乎六诏。穷祇交贺，远迩同欢。恭惟皇帝陛下，勇智如汤，文明协舜，既念中华之贵，反为左衽之流。矧在位之贪残，致生民之困踣。恭行天罚，遂平定乎多方；礼顺人情，即进登于五位。 眷兹南诏，邻彼西戎。藩公挟便宜行事之文，专任佥壬，滋其饕餮；守宰无恻怛爱民之意，肆为虐政，害彼黔黎。下诏扬庭，出师讨罪。初临乌撒，蛮酋纳款以供输；继次马隆，敌众望风而奔溃。遂由驿路，踏入滇池。士民冒雨以争降，官吏叩头而请罪。一毫不染，万室皆安。胜等愧以庸才，钦承威命，凡此大勋之集，断非小器之能，皆圣人大庇之洪休，抑诸将效劳于忠力。深入不毛，臣愧偶同于诸葛；诞敷文命，帝德齐美于有虞。”……四月，梁王下王傅官大都领兵来攻城，万胜领兵回哨援之，胜败于关滩。时招安元帅姬安礼被执至行邸，问：“兵多寡？”曰：“八千。”于是，大都命集于大理。是役也，胜以孤军不可深入，士多战伤，乃留逮水元帅府千户聂瑾率领八千人与大都拒守，遂引兵还重庆。

由此可知，明玉珍派司马万胜等人兵分三路攻打云南，初期进展顺利，元军一触即溃，投降者不计其数。梁王收拢残兵于大理，击败了孤军深入的万胜。这一记载补充了明玉珍一方行军进攻的情况，也反映了万胜南征对于明夏政权的影响，这些都足以补滇省史籍之缺。

不过，根据《明氏实录》的记载，至元二十三年前后镇守云南的梁王名叫孛罗帖木儿，也称作把都。但据《明史》记载，当时的梁王却是把匝剌瓦尔密，也就是在明军攻入云南之后的末代梁王，《明史》为他特设专传云：

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元世祖第五子云南王忽哥赤之裔也。封梁王，仍镇云南。顺帝之世，天下多故，云南僻远，王抚治有威惠。至正二十三年，明玉珍僭号于蜀，遣兵三道来攻，王走营金马山。明年以大理兵迎战，玉珍兵败退。

言之凿凿的说击退明玉珍的梁王确系把匝剌瓦尔密，民国时期柯劭忞《新元史》亦秉持此说，此后的研究者也大都因袭二书。此说与《明氏实录》孰是孰非？《实录》成书于明初，据元末时代较近，而《明史》则系清代依据纂修，在史料的原始性上颇有折扣。此外，《明太祖实录》也附录有明玉珍小传：

癸卯冬，复遣司马万胜等率兵攻云南。胜由界首，司徒邹兴由建昌，芝麻李由八番，三道并进，胜兵不满万人。甲辰春三月，胜兵至云南，元梁王孛罗帖木儿及行省廉访司官弃城退保金马山，胜入城据之。夏四月，胜引兵还重庆。胜兵之入云南也，邹兴、芝麻李兵尚未至，梁王孛罗帖木儿不意胜兵奄及，故弃城遁。及梁王之傅大都率兵出侦敌，获胜部将姬安礼。问胜兵几何，曰八千。于是大都会大理段平章兵击胜，杀伤者过半。胜以孤军深入，约兵未至，而战士多中伤，难以久驻，遂引兵还。所过暴掠为民患，玉珍不能制。

内容与《明氏实录》多有相近之处，同样明言当时的梁王是孛罗帖木儿。两者时代均远早于《明史》，是故当以孛罗帖木儿为是。《明史·把匝剌瓦尔密传》将至正二十三年明玉珍攻云南，梁王退据金山一事误植于把匝剌瓦尔密名下。张岱玉《〈元史·诸王表〉补正及部分诸王研究》也指出，孛罗帖木儿在至正二十八年七月明军攻克通州的战役中被俘，把匝剌瓦尔密应当是在此后才被封为梁王。

表面上看，《孔雀胆》讲述了段功和阿盖公主二人的爱情故事，但这个故事之后却有着宏大壮阔的时代背景。元末的南疆土地上，蒙古统治者和本地贵族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农民起义军又大兵压境，这几方势力之间形成了多重的矛盾冲突。同时，孔雀胆的宗教色彩与故事的白族背景为剧作增添了一些地方风味，这些使得《孔雀胆》这一历史剧的情节极富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