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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晓翔：2023年明史研究评述

罗晓翔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2023 年明史研究成果丰富 ,  除专门探讨明代问题的论著外 ,  亦有大批涉及元明或明清的研究 。因篇幅所限 , 不能一一述及 , 兹就学术热点 、各领域研究概况 、研究趋势进行论述。

一 、学术热点与趋势

所谓“ 学术热点 ” 既包括具体问题 , 也包括学术概念、研究范式 , 以及史料创新 , 可大致反映 2023 年明史研究的特色与趋势。
( 一 )  明代社会转型与盛衰趋势。这一传统议题热度不减,  且考察视角多元。田澍《神宗即位与皇权弱化:  晚明政治的开端》 (《学术研究》第 11 期)  认为“晚明”的起点并非张居正去世,而是神宗即位。神宗朝皇权弱化与阁权疲软引发的政治衰败,令“明朝只能在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失衡中走向灭亡”。展龙《从“一律”到“多元”:  明代舆论生态的生成逻辑与历史图景》 (《史学集刊》第 3 期)  认为舆论生态乃国运盛衰之具象表现,“明代舆论已成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有效机制”,但其无序性亦导致政治失序与社会动荡。
围绕晚明市场经济 、白银货币化、税制改革等问题,从“制度建设”层面展开较多检讨。赵毅《明清时期国内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发微》 (《中国史研究动态》第5 期)  认为,  明清两代缺乏促成市场经济形成和完善的制度建设,  因此明清经济体制不能称为市场经济。刘晓东《16世纪前后西班牙商人关于白银流失中国的争论》(《中国史研究动态》第5 期)  指出,  流入中国的白银确实推动了白银货币化进程及商品经济发展,但并未真正发挥国际货币功能,具有“利、弊共存之双重特征”。方兴《矿税银两、正额税课与晚明财政》 (《历史研究》第 3 期)  认为就税制改革而言,矿税银两/正额税课有其合理性 ,但受“祖宗法度”束缚,  明朝税制回到田赋加派老路,最终导致政权崩溃。胡宸《明代财政体系转型视野下的大工营建人力来源》(《古代文明》第 3 期)  认为赋役折银“在推动财政市场化、预算化的同时,也加重了明王朝的财政负担”。
在军事相关研究中 ,对制度演进则出现更多积极评价。曹循《明代军制演进与盛衰之变》 (《历史研究》第 3 期)  认为正统至嘉靖年间军事劳役体制向职业军队转型,体现出军制演进的合理性,应“重新认识明朝国运盛衰趋势,客观评价明中期特别是嘉靖时期的国家治理水平”。赵克生《从“一体约问”到“有司并问”—明代军民相干词讼的审判机制及其演变》 (《史学集刊》第 6 期)  认为成弘之际政府主动改革约问制度,“较彻底地革除了约问制度原有的弊端”,论文对明中后期文武地位、卫所民化等问题亦进行辨析。
( 二 )  政治文化。政治史研究引入“政治文化”视角,强调制度、概念的话语性、工具性,剖析政治运行实态。解扬《制造“非常”:“大礼议”前杨慎的代祀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第 11 期)  揭示了“依附于祀典礼仪之上的政治利益冲突”,并提出将研究对象从“事件”转换为“过程”,  以捕捉历史细节、理解政治斗争策略。邓昱全、陈宝良《董其昌离京与万历中期政治文化探析》 (《安徽史学》第2 期)  认为董其昌离京乃己亥京察后沈一贯推动四衙门官外迁任职之结果,个人政治沉浮背后暗含政治文化潜流。唐佳红《“非制”的王言:  明代中旨的政治文化考察》 (《社会科学》第 2 期)  认为,  中旨是“一种政治话语而非文书类型”, 可为不同政治群体利用以进行政治实践。马子木《明季朋党话语与派系格局再考—以东林、三党为线索》 (《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  认为“党”是具有可塑性的政治话语,“走出东林史学的君子小人论,应是重审晚明政治史的前提”。
( 三 )  赋役改革与土地确权。赋役制度对土地产权的影响也受到较多关注。研究者聚焦田地、山场、洲田等不同类型,通过区域性研究深化对该问题的整体认识。潘芸淇、赵思渊《“由票可证”:一条鞭法与明代后期徽州地权诉讼证据体系的演变》(《清华大学学报》第 1 期)  认为条编推行后,  易知由单、钱粮票在诉讼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郑鹏程《从赋役规制到市场机制:  明清福建永福县山场产权制度的演变》(《学术月刊》第 3 期)  指出,  明代赋役改革使丁税成为山场分配依据, 清初摊丁入地后山场产权依据模糊,转而依靠家族禁约确定界址,产权制度中法律权利弱化。杜正贞《户籍、地籍与明清以来的山场确权—以东南山区为中心》 (《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1 期)  认为与土地相比,东南山场大部分仍在国家赋役体系之外, 因此在山场确权中契约和乡约族规依然十分关键。徐斌《明清洲田与芦课制度的运行》 (《兰州大学学报》第1期)  分析了明清长江中下游芦洲之征从上供物料转变为“课”,“洲”变为“洲田”,“课”转变为“杂赋”的三次调整,其中亦可见民间“纳税控产 ” 的逻辑。
( 四 )  民族交往与边疆统合。相关研究热度明显增高,  成果丰富。〔新加坡〕杨斌《季风之北、彩云之南:多民族融合的地方因素》 (韩翔中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华化”与“土著化”两条线索下,探讨云南成为中原王朝边疆的过程,  以及中国认同多文化、多族群属性。任建敏《明前期广西东部的“动乱”性质、治理策略与民族分布格局的变动》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 5 期)  考察广西东部汉、壮、瑶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格局的形成过程。唐晓涛、王丹《明代以来广西府江流域的民族迁徙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民族研究》第 4 期)  认为多民族交融是俍瑶僮等族群自下而上主动选择、有意靠近的结果。
( 五)  历史书写。从文本批判入手,剖析书写者认知、目的、心态的研究方法被引入更多领域。邹立波《〈明史〉的“土司”书写与明代“西番”疆土分治下的土官系统》 (《历史地理研究》第 3 期)  认为官方典章文献反映着书写者的认知,理解“概念”认知的生成过程可与土司制度史研究相互补充。周中梁《明人对韩宋政权的历史书写》 (《史学理论研究》第 3 期)  认为,对韩宋政权的历史书写受到官方操纵、皇权松弛、蒙汉关系等因素影响,体现出古代正统观的复杂性。张轲风《乡党政治、士人心态与历史人物书写—以明清史传中的李至刚为中心》 (《史学月刊》第 2 期)分析杨士奇如何主导社会舆论与历史书写话语权,最终影响集体书写。周毅《从教化到认同:  明清安庆方志中的历史书写》 (人民出版社)  揭示了国家与地方博弈,方志变为官方推行教化工具的过程。杨洁《明代藏族家族史编纂中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 (《西藏大学学报》第 1 期)  认为,藏文家族史重视书写家族人物与中央王朝之关系,体现出对中央的政治认同。黄敬斌《从报恩院到临官驿:  闻湖盛氏的族史建构与家族转型》 (《安徽史学》第 1 期)  同样以“族史书写”为切入点,  揭示江南富户家族如何在 16 世纪晚期完成“宗族化”转型。
( 六 )  知识生产、传播与接受。这一研究视角在精英教育、大众文化、华夏认同、东亚文化交流等议题中大量出现,成为新趋势。吴艳红《制度与知识:  明代官员通晓律意研究》 (商务印书馆)  指出书坊本律注与律法知识形成有效互动,对明代官员律法知识的培养起了关键作用。温海波《识字习礼:  明清杂字中的礼仪知识与礼下庶人》 (《史学月刊》第 1 期)  认为民间杂字中的礼仪知识使“礼”融入明清乡里世界,这亦与明中后期出版业繁荣相契合。
陈晨 、马子木《明代乡会试边事时务策考论》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 4期)指出乡、会试边事时务策的写作,令边疆知识进入明代士人知识体系。安瑞《明代科举策问中的〈大明一统志〉》 (《中国地方志》第 4 期)  亦认为《大明一统志》入策不仅使士子熟悉该书内容,也是宣扬英宗大兴文治及明代大一统的重要途径。孙俊《知识生产视野下元明时期白族的族群认同华夏化》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 4 期)认为白族士人通过华夏祖先再造 、文化重释 、族类重构方式“ 对话华夏”,  既增强了 华夏认同 , 亦维持了族群身份。
刘晓东 、祁山《戚继光军事思想接受史研究:  以朝鲜王朝为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论述戚继光军事著作如何传入朝鲜半岛,并成为朝鲜王朝军队建设的兵学指南。刘萌萌、董煜宇《明清颁历授时体制下的琉球历书历制》 (《历史档案》第 2期)  揭示天文历法知识传播在中琉交往史中的意义。吴政纬《明清官方书籍输出制度研究》 (《文献》第 3 期)  认为明清两朝一直维持书籍输出管制,东亚频繁的书籍流动当为突破管制的结果,这也反映出中国书籍、知识乃至文化在东亚的影响力。王沛珊、余新忠《“科学”话语下的中医现代化之思—以明末清初在华传教士的中西医汇通观为中心》 (《探索与争鸣》第 5 期)  尝试从“他者”视角审视近代中西医汇通及中医的“知识生产方式和思维模式”,认为传教士对中医理论贬低源自文化立场差异与西方医学科学化的影响。
( 七 )  史料拓展。纸背文书的价值继续突显。尹敏志《静嘉堂藏宋刊明印本〈汉书〉纸背文书初探—以洪武三年浙江试行黄册为中心》 (《文史》第2 辑)、耿洪利《明初小黄册登载事项考略》 (《安徽大学学报》第 6 期)  分别利用日本及国内藏纸背文书,对小黄册在赋役史中的过渡意义及编造特征进行分析。蒋宏达《明代后期里甲分化与军户分户—若干赋役黄册所见》 (《史林》第 3 期)  结合纸背黄册与新见黄册抄本,探讨军户在里甲分化中的作用。除黄册研究外,尹敏志《明初温州卫的蒙古归附军—以日藏公文纸印本纸背文书为中心》 (《史林》第6期)、田琳《新见明代浙江水军饷银文册考略—以上图藏〈武安王灵签〉纸背文献为中心》 (《历史档案》第2 期)  揭示出纸背文书对军事问题研究的意义。
碑刻 、民间文书与族谱早已被普遍利用,新材料的发现需结合田野调查。张俊峰《宋明以来涑水河开发与微型灌溉社会的形成—以嘉靖闻喜县“涑水渠图说碑”为中心》 (《史林》第5 期)  强调“带着整体史的追求,  结合文献和田野调查”开展研究。康健《明代徽州山林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以徽州文书为核心展现了明代徽州山林经济发展的整体图景。曹新宇《祖师的族谱:  明清白莲教社会历史调查》 (商务印书馆)  利用了华北地区田野调查中抢救出的黄天道文书。曹树基、王志高《洪武时期天长县的移民与制度》 (《安徽史学》第 6 期)  指出利用族谱等民间文献进行明代移民史与制度史研究,是一条可行途径。
民族 、边疆与宗教研究则强调多语言文献利用。张孝明《明中叶西藏仁蚌巴与帕木竹巴的权力角逐—以尼木政教局势的演变为例》 (《中国藏学》第 4 期)  使用未被充分利用的藏文史料,为研究明朝治藏政策提供新案例。高兴《明中后期南传佛教在滇西南的传播以及与山坝族群的互动》 (《宗教学研究》第 5 期)  从傣文书写中发现了鲜见于汉文史料的滇西南历史记忆。黄伟、巴兆祥《明清土司司所志编纂研究》 (《 中国地方志》 第 3 期)  指出土司司所志具有家族性 、民族性 、多元性特点 , 在西南史地 、边疆及方志研究中亦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以上研究热点与趋势既彰显了明史研究不断更新视角 、转换范式、发掘议题、拓展史料的活跃态势,也投射出研究取向的某些共性之处。如政治经济研究聚焦“制度”,尤其关注制度建设与制度演变,在此基础上对明朝治乱兴衰进行评价或反思。思想文化、民族交往研究则聚焦“融合”,揭示不同阶层、民族、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渠道与认同形成过程。

二 、专题研究具体情况

( 一 )  政治史研究。皇权、政治人物、晚明言路秩序依然是研究重点,一些新观点突破了既往某些“刻板认识”,值得学界关注。如黄宇嘉、谢贵安《君权的弹性约束:  明代“执奏”研究》 (《中国史研究》第4 期)  认为执奏是“朝臣对皇帝的弹性约束”,  明代君主的独裁权力比以往学界所估计的要小。田澍《廉正·敢为·负重:改革家张璁的政治素养》 (《史学集刊》第 6 期)  认为张璁使嘉靖革新得以延续,  为“明代改革第一臣”。马子木《晚明言路政策的调整与言路秩序的再造》 (《西南大学学报》第 1 期)  跳出派系立场的偏见,将“言路”视为晚明政治语境中的话题。
制度史研究不仅领域拓宽 、内容细化,而且注重分析制度变形、调适及演进逻辑。关于明代文官考核制度出版两部专著。黄阿明《澄清吏治:  明代文官考核与官僚政治》 (上海人民出版社)  侧重探究三年考满制度运作与实施过程。余劲东《明代文官考察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侧重分析京察、大计决策过程及运作实况。秦博《明代勋臣制度研究》 (中华书局)  对明代公侯伯军功勋爵封袭制度,  以及有爵勋臣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展开讨论。曹循《以文选武:明代的推用将领制度》 (《文史》第 1 辑)  认为推用将领制度演变过程是重大事件、社会潮流、政治格局等因素交织形塑的结果。吕成震《从分设到兼管:  明代都察院十三道的运作体制及其演变》 (《史学月刊》第 9 期)  认为,  在按省分道向六掌道兼管的制度变迁中,体现出“道”从地方事务管理者转变为“朝廷重大决策的协助者”的过程。
( 二)  军事史、边疆史研究。军事制度研究中,一些基本史实考证有所突破。张金奎《明朝立国前后的先锋军》 (《安徽史学》第 2 期)  利用武职选簿探讨了明初先锋军制度。曹循《明代京营制度新探》 (《史学月刊》第 8期)  指出万历《大明会典》所载“旧三大营”制度迟至嘉靖前期才形成。卫所研究则多从区域社会层面展开。郑榕《诘戎问伍:  明代文官介入福建卫所管辖权之例证》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第 3 期)  从文书行政视角分析制度设计与行政实践之互动 , 揭示了福建卫所管 辖权演变的过程 , 体现出制度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特色。
海疆与边疆治理受到较多关注 。赵现海《明代的王朝国家之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以宏阔视野反思明王朝面对差序疆域与边疆爆点等问题时的抉择,  认为民族国家与王朝国家的不同道路是近代中西分途的历史根源。陈博翼《防海之道:  明代南直隶海防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探讨明代海防格局、部署及制度调整的能动性与局限性。王日根《明清海疆政策对东南沿海民众经济生活的形塑》 (《江西社会科学》第 1 期)  认为,  明清海疆政策多偏重禁,  总体消极,但地方官执行政策时亦有变通。评价海洋政策时应采取辩证、审慎态度。
东北 、西北、西南边疆治理研究视角多元。赵宇、刘晓东《明代“辽东八站”经略与朝鲜使臣印象演变》 (《史学集刊》第 3 期)  指出辽东八站在明初为边疆“空地”,  明中期城、堡建设后“遂为内地”,万历时期镇江城设立后,朝鲜使臣印象中“华”“礼”形象得以确立,这一过程体现明代边疆控制加强。罗宏《明中后期朝廷对藏交通政策的转变及影响》 (《民族学刊》第 2 期)  探讨了汉藏交通重心由甘青移至四川康区对治藏政策及地缘格局演变的影响。屈斌《明代青海湟北山区的“番族”治理与社会变迁》 (《民族研究》第 2期)  揭示明代湟北山区“番族”治理体制由“土官主导”向“多元协作”模式的转变。张楠林《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云南社会科学》第 3期)  认为,  地方流官并非刻板地“复制中国式社会”,而是以原土司管理传统作为构建新治理秩序的重要基础。
总之 , 海疆政策与边疆治理研究一方面注重阐释明代国家在制度层面的探索与困 境 , 并有意识地回应“ 近代早期 ”转型问题 ;  另一方面则突出明朝边疆治理模式的 灵活性及有效性。
( 三)  经济史研究。赋役制度仍为核心议题之一。鹤见尚弘、吴滔、陈永福《日本学者明清赋役制度史研究》 (中西书局)  收录了日本明清赋役史研究代表性成果 27篇,嘉惠学林。李园《明代财政史研究中三种分析理论的构建与争论》 (《中国史研究动态》第 3 期)  对“原额主义”“洪武型财政”“地方财政”三大概念进行回顾与反思。高寿仙《为了变革而认识—黄仁宇对“洪武型财政”的病理分析》 (《史学理论研究》第2 期)  认为黄仁宇的史学作品带有“政论史学”色彩,“洪武型财政”这一概念“既不乏富有启发的洞见,也不乏以今论古的偏见”。
在赋役实践研究方面亦有不少新作 。胡铁球《宋元明初纳税通知单的形式与内容》 (《浙江社会科学》第 2 期)  指出“易知由单”并非正德后才出现,  明初各户税与役的通知单分别隐藏在黄册与勘合制度中。彭勇、蒋玉晨《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头役佥派》 (《中州学刊》第1期)  认为,  明后期的佥派头役是从明代歇家到清代书差的过渡环节。冯贤亮《国家与地方的互动:  明末嘉善县域社会的赋役问题及其政治调控》 (《 学术月刊》第 4期)  则以一个精细个案,  展现基层官员在赋役征收中采取的调控方式。周星宇、曹树基《化民为贼:  明代南赣地区的赋役、移民与民变—以龙南、安远两县为中心》 (《史林》第 1 期)  认为明代存在黄册户口与实征册户口两套数据,  明中后期的一系列变动打破了原有的赋役平衡,地方官为了考绩,遂将辖区内一批纳赋服役的人建构为“乱民流贼”,“制造”了该地区的“民变”。
赋役银纳化的影响也备受关注 。申斌《明中叶米银双元核算下省级粮料再分派探析》 (《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 期)  认为,米银双元核算扩大了省级财政运作的自主空间,应给予积极评价。刘正刚《纸与诉讼—明代问囚纳纸例的演变》 (《古代文明》第4 期)  则认为,  随着问囚纳纸逐渐普及并纳入地方财政系统,地方官府会为公私需求而维持诉讼规模。陈博翼《明代南直隶养马徭役研究:制度运作与地方因应》 (《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3 期)  指出折银并非对徭役的线性替代,南直隶养马徭役一直存在,但在制度运作层面确有向现代国家演变的趋势。
工商业 、商品、商人、市场经济研究揭示出制度、市场、商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陈支平、孟兆鑫《明代官营织造业之一例—陕西织造研究》 (《中国经济史评论》第 1 辑)  研究了专门织造羊绒的陕西织造,  指出织造规模扩大是内廷人数增加、宫廷腐朽的结果。吴琦、程露《贡赋·本草·商品:从蕲州白花蛇看明代“道地药材”体系的形成》 (《湖北大学学报》第 2 期)  考察了明代“道地药材”(指优质药材)  体系与贡赋制度、本草书写、药材贸易之间的复杂关系。范金民《明清时期大运河沿线地域商帮的活动》 (《经济社会史评论》第 3 期)  认为运河沿线商帮不仅推动了商品流通,还赞助文化活动,营造出丰富的商业文化。张明富《论明清时期的早期市场经济》 (《西南大学学报》第 3 期)  认为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并非全由海外舶来,  明清早期市场经济是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形成、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货币与白银研究持续推进 。赵轶峰《晚明的钞》 (《史学集刊》第 5 期)  认为,晚明宝钞是一种在有限范围内循环的有价证券,朝廷利用这种有价证券来补充朝廷部分财政需求。张慧然《论明代宝钞行用中的“喜新厌旧”现象》 (《史学月刊》第 3 期)  指出宝钞被排挤出市场后,  势要之家、铺户、收钞官吏相互勾结,通过拒收旧钞的方式迫使民众纳银,而明廷的应对暴露了其在危机研判、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上的不足。邱永志、严诗威《宋明时期货币分区流通的形成与运行机制比较—以四川、北边为例》 (《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 期)  通过比较宋、明两朝货币分区运行机制差异,揭示明朝货币政策缺失的本质。李庆《名与实:  明季中西贸易中的记账货币与银两》 (《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4期)  指出“克鲁扎多”(cruzado)等西文货币名是一种记账货币,不能简单转换为白银“两” (tael) ,  而明季西文文献中的称量货币单位“银两”多指日本银两而非中国银两。
漕运与盐业史研究亦不乏新见 。吴滔、张春芳《明代漕运“运法三变”新探》(《史学集刊》第4 期)  认为运军成为漕粮运输主体是“运法三变”之实质,但民运并未退出漕运舞台。杨泉、罗冬阳《明代漕粮收兑中的征银买粮》 (《古代文明》第1 期)  考察州县采用征银买粮方式完成漕粮交兑的现象,认为漕运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市场机制。高元杰《回漕现象与明清京畿粮食市场》 (《文史》第 2 辑)  亦指出,  回漕现象既是漕弊,也是一种市场行为。阮宝玉《明清时期南粮与北漕供应体制的关系及其变化》 (《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 期)  则通过两京制下南粮、北漕由分到合的过程,探讨洪武体制在永乐北迁后的影响,进而反思“洪武型经济”之内涵。叶锦花《明中叶闽中官征盐策略及其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2 期)  厘清依山灶户、附海灶户等盐政基本概念,深化了对明代盐场社会变迁的认识。
综上所述 ,包含赋役、货币、市场、商业、漕政、盐政在内的“老问题”仍有不断推进的巨大空间。从概念厘清、史实考证,到制度运行与演变过程,乃至长时段、跨区域及全球视野下的比较研究,都值得进一步探索。
( 四)  社会文化史研究。该领域多以地方治理与央地关系为基本问题意识,成果极为丰硕。柏桦、李静《明代“幸乱之民”的治理困境》 (《史学集刊》第 1 期)  指出,君主专制弊端导致有效地方治理无法在制度化、法制化框架内实施。与之相对,不少研究采取地方视角探究基层社会秩序原则。杨念群、孙岩《谕众劝俗:木铎制与明清乡里社会的政教实践》 (《北京大学学报》第 2 期)  认为“木铎”作为基层风教人员,与乡约、宗族共同构成政教下渗体系。杨园章《青阳乡约与明代泉州的文化整合》 (《民族研究》第 5 期)  认为,  乡约及其所代表的“化乡”实践是理解中国文化大一统的重要途径。卞利《经营乡约:  明末清初的乡约实践—以徽州为例》(《甘肃社会科学》第6 期)  指出万历后期徽州乡约出现行政组织化特征,  显示乡约组织和约正、约副地位变化及职能变迁的复杂性。
民间信仰研究也多回应央地关系与文化整合问题 。皮庆生《皇帝在庙—朱元璋题祠山御诗的传说与演化》 (《史林》第 4 期)  认为,  地方精英和官员利用皇帝在庙的传说,重塑地方历史和祠山庙的信仰空间,延续了明初寻求朝廷支持的传统。何正金《明清时期云南顺宁猛公信仰研究》(《宗教学研究》第 5 期)  指出猛公信仰与官方意识形态从对立走向和谐的过程,也是顺宁蒲人融入中华文化圈的过程。
族谱编纂成为考察地方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 。常建华《明代浙江族谱研究》(《学术界》第5 期)  对明代浙江族谱编纂思想、体例、内容进行全面梳理,  并认为浙东与浙西的生态差异影响到族居与修谱。王日根《明末至清代闽南沿海社会变迁与族谱的再造》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第 6 期)  认为,  明末清初闽南地区因社会变迁导致正史记载缺失,这成为族谱再造的重要契机。
环境变迁与地方社会因应受到更多重视 。张俊峰 《 不确定性的世界 :  一个洪灌型水利社会的诉讼与秩序—基于明清以来晋南三村的观察》 (《近代史研究》第1期)  认为,不确定性是理解明清以来黄土高原半干旱区域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概念。王振忠《明清黄河三角洲环境变迁与苏北新安镇之盛衰递嬗》 (《复旦学报》第 3 期)指出 15 世纪晚期黄河夺淮入海,  导致苏北硕项湖水域面积扩大,  大批徽州人前往该处从事渔业贸易与农业生产,使城乡景观、民间信仰等呈现出新面貌。葛小寒《明代浙江“虎患”考》 (《经济社会史评论》第 2 期)  指出,  明代浙江因生态环境恶化导致“虎患”频发,  明人虽没有强烈的“人—虎”对立意识,但地域开发最终会迫使老虎迁徙。
文化和科举研究的社会史转向依然明显 。李媛《明代地方社会的宾兴礼仪》(《中国史研究》第 3 期)  认为明嘉靖后基本完成了宾兴礼仪的程式化过程,兼具国  礼与民俗的宾兴礼仪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美〕周启荣 (Kai-wingChow) 《 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  (16—17 世纪)》 (张志强等译,  商务印书馆)  讨论了科举考试与商业书籍出版的关系。科举相关制度、规则演变问题也受到关注。其中黄群昂、郭培贵《明代武举乡试制度的确立及其影响》 (《历史档案》第 1 期)  讨论了学界较少关注的武举,并指出武举的非主流地位制约了武官选拔体制的革新和军事力量的发展。
总体而言 , 社会史研究多从地方视角揭示治理秩序建构 、思想文化整合过程 ,  与 环境史 、生态史 、历史地理研究结合 , 考察地域开发 、水利纠纷等问题也渐成趋势。
( 五)  中外关系史研究。对嘉靖倭乱、万历朝鲜战争、明朝安南政策等传统议题深入探讨,观点创新,视角多样。年旭、刘晓东《“制倭”与“通贡”:嘉靖倭患时期的“宣谕日本”问题研究》 (《学术研究》第5 期)  认为嘉靖“大倭寇”后明朝对大友氏“却贡”并非为了断绝往来,而是对合乎东亚传统“礼治”秩序的中日关系的一种期待。范敬如、陈尚胜《明代内阁首辅王锡爵与万历朝鲜战争》 (《济南大学学报》第5 期)  分析了王锡爵在朝鲜御倭事务、北边事务等方面的独到见解。孙卫国《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的明朝商人》 (《史学月刊》第 1 期)  指出了明朝商人在情报收集与粮饷运输中的重要作用。齐畅《明朝安南宦官研究》 (《中国史研究》第 2期)  认为,  明前期任用安南宦官,体现出“华夷之别亦即文野之别”的政治视野与民族观念,也取得了政治良效。卫魏《明朝早期对安南与占城冲突调停的过程及原因考察》 (《云南大学学报》第4 期)  指出明朝早期在与安南、占城两国博弈中不断调整方略,体现出藩属体系因时因势而变的动态过程。这些研究从具体人物、事件、政策切入,细致剖析了明朝外交实践背后的思想逻辑与深层次原因。
明朝在东亚及全球贸易体系中的角色 , 是中外关系研究的另一重心 。崔思朋 、仲 伟民《 从烟草传入输出看明清时期全球化中的中国》 (《 南京大学学报》 第 3 期)  认为 , 烟草在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也是中国参与近代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商品 。孙雨苗《明清时期的“ 高丽布”》 (《 古代文明》 第 4 期)  揭示棉纺织技  术对东亚社会的影响 。郭思齐 、衣保中《明清时期中朝马匹贸易探析》 (《 中国农史》 第 4 期)  指出马匹贸易为中朝关系桥梁 ,  也促进了清朝崛起和东北地区经济开发。
( 六)  文献整理与考证。王卫平《描摹义庄的蓝图:〈义庄翼〉的价值研究》(《中国史研究》第 1 期)  对万历年间苏州人金光裕所撰《义庄翼》的成书背景、核心内容、观点创新展开全面评介。庞乃明《“陈熙昌奏疏”所见粤澳史事钩沉》 (《南开学报》第 1 期)  对国家图书馆藏“陈熙昌奏疏”进行标点与研究,  认为该史料为晚明粤澳史事研究之重要档案。徐华兰《明代汉译萨迦派文献〈大乘密藏现证本续摩尼树卷〉考述》 (《中国藏学》第4 期)  对一部明代汉译萨迦派文献进行考述, 指出对汉藏文本细致对勘与探讨有助于推进明代汉藏文化交流研究。李晨光《16 世纪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致大明皇帝国书考》 (《国际汉学》第 6 期)  从菲利普二世给大明皇帝的国书切入,还原 16 世纪西班牙王室首个访华使团的历史背景、准备过程和失败原因,发掘中西交往新史料。
张良《明兴甲辰纪元考实》 (《历史研究》 第 1 期)  对于未受学界关注的甲辰年号进行考证,认为由此可深化对朱元璋早期政权统治模式的认识。胡丹、李欣玙《明太祖“易名史”考—兼议明朝开国史料的使用问题》 (《史学史研究》第4 期)指出对于较为特殊的明朝开国史料,应放在相关的史料系统中辨析真伪,不可不加考辨地使用。

三 、简评与展望

纵观 2023 年的明史研究 , 总体上呈现以下特点。
长时段视野。不少研究成果涉及元明史、明清史,甚至进行宋明之间的比较。专门研究明代的论著,也常追溯元明之际的社会制度变迁,或对“清承明制”进行回应。这已成为明史研究者的学术自觉。长时段视野有助于揭示元明清三代间的制度变迁、社会转型和文化融合过程,从大历史观探究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与规律,  同时也对明史研究提出更大挑战。拉长研究时段,不仅提升了史料处理难度,还要求研究者具备敏锐洞察力,能识别出历史变迁的关键点与转折点,并进行更为宏观的思考与阐释。
新概念引入。历史书写、政治文化等概念的引入,使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关注历史文献产生过程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动因,或强调制度与概念的话语性、工具性,并不意味着解构历史,而是力求走入历史场景,揭示表象掩盖下的历史真实。这一研究路径不仅促进了跨学科理论的运用,也不断提升着史料解读的精细度与严谨度。但在使用概念时 ,仍需给予明确定义。如“政治文化”便是具有多重定义的复杂概念,涉及人们对政治生活的认知、情感、态度、价值观等不同方面。若不加说明,会令读者感到困惑。同时也要避免相关研究走向程式化、套路化。
新热点出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边疆治理研究仍然是热点,成果数量多。除深入阐释民族互动与文化融合方式、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以及关注边疆地区政治、军事、交通、商贸、文化等议题外,亦有研究还从历史记忆、历史书写角度切入,探讨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令人耳目一新。相关研究的推进对多语言文献发掘使用提出高要求,如何有效搜集、整理、翻译、利用此类文献亦成为重要课题。
新观点产生。在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等相关问题研究中,新观点、新结论频出,推动学界对一些明史重大问题的再思考,如皇权强弱与政治兴衰之关系、政治舆论的意义与局限、“洪武型财政”概念的洞见与偏见、制度建设的成功或失败、市场经济的发展或缺失等。学术观点的争论不仅有助于历史认识更新,也能在思想碰撞中产生新问题、推动研究进一步深入。
当前,  明史研究也存在不足,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理论创新不足。如何在全球化视野下建立本土化理论,是学界共同面临的问题。理论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以扎实研究为基础。徐毅、倪玉平《近二十年西方明清经济史研究—以“大分流”讨论为中心》 (《历史研究》第3 期)  提出,通过指标体系建构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提炼出一套反映明清中国传统制度系统效率的指标体系”。这样的工作需要跨学科团队协作与长期投入,  以汇聚优势,构建出更为科学严谨的本土化分析框架。
二是方法创新不足。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历史研究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的融合发展已成热点话题。历史学家应积极面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尚俊颖、何增科《被牺牲的半壁江山:地域不平等如何引发明末起义?》 (《开放时代》第3 期)  运用量化历史方法重建晚明分省人均税负数据,揭示出北方与东南“税负倒挂”现象,对“苏松重赋”旧说提出挑战。这体现了大数据对提出新历史问题的意义。而近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升级,  同样对历史学界产生巨大冲击。尽管已有学者在理论层面对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研究的路径与可能性进行探讨,但具体研究案例不足。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人工智能的意义不应仅仅停留在史料搜集整理上,而是能通过宏大历史视角与极致细节关联激发新问题,产出更具洞见的创新性研究。期待明史学界能在理论与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往期回顾

综述丨2023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过度依赖和偏重新出资料而忽视对传世文献的解读阐释

温旭：2023年元史研究述评

李秀莲：2022-2023年辽金史研究述评 考古与文物相关的文章几乎占半数以上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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