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锋，2011-02-15，艺苑，2011年4期
历代名家中不乏能将谨严写真与温雅气韵融为一体者，仇英可谓其中之一；历代名画中不乏“精工”与“气韵”兼具者，仇英摹宋本《水军图》可算其中一幅。新近发现并入藏中国航海博物馆之仇英早期摹宋本《水军图》（图1），刻画精微臻妙、气韵生动和谐，不仅是研究和考证中国古代水上官军发展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水军图》画种的标本，名家之作，难能可贵。
一、《水军图》其画
明代《水军图》纸本立轴，宽105厘米，高73厘米。其中绘有人物一百一十余，船艇四五艘，并有码头、水岸、城门、重峦、疏林等。表现了在大河宽阔处，将官、士绅们观看水军演练的情景。画面左下角钤有“十洲书画”朱文印一方，是为“明四家”之一仇英早期临摹宋画之原作。
在画中，近处军士奋力摇桨、将官观操评点；远处重峦叠嶂、帆桅林立。烟岚笼罩下，平流浪急，将戎装军士的威武雄壮以及观操进行中的热烈氛围表达的恰如其分。画笔从容淡定，于繁密中见简劲，于韵律中见气势。设色上清雅润丽，以装饰美彰显出来激昂韵致。
画家在安排布局时，除了前景中操练的船只，身着红衣的高官也是一个中心。画中人物众多，但通过画家的努力，各个人物各自不同的表情和动作均勾描工细、表达精确，使得每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容貌、表情、性格和动态，在统一和谐中又个性突出。画面整体清劲古朴、场面宽宏、营造得体，既得悠远之境，又有写真之实，皆逞绘事之能，气势不凡。
历代名画中写军容者少，描绘水军者更少。比较著名的有元代王振鹏所绘《金明池龙舟图》（图2），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该图描绘根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载，记宋太宗太平兴国7年于东京汴梁水军争标演习景象，画中所绘宝津楼是皇帝观看争标赐宴的所在，龙舟意象，描写细腻。历代名画中描绘舟船的以龙舟、渔船为多，水上军船者少。诸如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明张路《溪山放艇图》、清徐扬《姑苏繁华图》等，都有较清晰的船只表现，写实细腻。仇英作为临摹古画的高手，在《水军图》中描绘极尽精微，并在文人画气韵处理中匠心独运，将宋代水上官军的军容整备、操练现实表现出来，“精工之极又有士气”，为难得之精品。
中国古代水上交通发达，航海历史丰富，但能考证的遗存较少，仅沉船、岩刻、绘画等。另由于“以海为界” 的思想禁锢，受明清禁海政策的影响，水上官军除明郑和船队外难以称强大，故此类院本水军图在宋元时期较多，其他朝代少之又少。此幅画作为研究本类画种的标本，提供了考证宋时水军阵容、军事装备以及社会风尚、衣帽服饰等很多详实的依据，具有重大意义。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也为了解仇英从“画工”到文人画家的融合历程提供了直接见证。
二、仇英其人
文人画大都聊以自娱，寄兴抒怀，不重写实而强调意境，这与画工不同；画工者，皆出身低微，以画技谋生，可以精绝，但难以温润。董其昌的“南北宗画论”从一定的角度推崇南宗文人画而贬低北宗画工画，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仇英应该是两者兼具的画家，这与他的出身、天赋、经历及勤奋相关。
图2 王振鹏《金明池龙舟图》（局部）〔元〕
图3
仇英少时家境贫寒，早期做油漆、彩绘等工作，并没有文人画家的审美基础和优越感。学画后，拜师周臣，与唐寅一个老师。“初执事丹青，周东村异而教之，摹唐宋人画，皆能夺真。”其画艺高超已见端倪。后又在鉴藏家周凤来、陈官、项元汴家中长期临摹古代名画，并间有《子虚上林图》等名作问世，这样的经历使他日渐具备了扎实的描绘技巧和严谨的写实能力。再后逐渐盛名鹊起，无论山水、人物都有非凡成就。“尤工人物，其发翠毫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渐古人”。
仇英年少时即为文徵明熟识并器重，“少尝侍文太史，谈及此图云，使仇实父设色，两易纸皆不满意，乃自设之，以赠王履吉先生。”可见他们关系之亲近，虽无师生之名却有师生之实。仇英在苏州地区与众多文人画家及收藏家的亲近，都使得文人画情趣的滋养一点一滴地汇聚在他的作品中。
三、写真及气韵在《水军图》中的表现
该画上修补残破处甚多，后有重裱。除了卷轴外有磨损、轴头遗失外，整体保存还算完好。详观其画面，山峦城廓、碧水丛林，水际有突兀大石，上有虬松挺劲，雨点皴浑朴静穆，平远意境清幽旷远，可见宋代院体山水画的精微不苟、清逸臻妙。其取景法正如《林泉高致集》中所说的“盖身即山川而取之，这山水之意度见矣。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一样，精心营造，用笔讲究，将近景中众多人物喧嚣演练的情景很好地烘托出来。
近景中，画家更是对众多不同人物进行了细致严谨的刻画，将不同人物的动态、表情甚至气质、职业、性格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画中描绘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四组：1.军船上奋力摇桨以及领队的军士；2.连锁甲板上观看演练的将官、文官及士绅；3.在一旁谈笑或观操评点的官绅；4.厅阁内观看主官题字的官员及随从。整体情境生动而和谐，观之如临其境。在第一组人物中（图3），三艘船在将官指令下破浪向前，水浪滔滔、长浆舞动，颇为壮观。执桨军士整齐用力，其动态刻画得清晰准确。前船头上有一领队军士手执长矛伫立，双目炯炯望向前岸。另一船上有号角手、执信号灯者以及瞭望者，号角手正鼓腮吹响长号，用线劲健纤丽，表现练达。众水军皆长衣素甲，头戴软毡红缨“范阳笠”，衣边填金及红缨着色艳丽而鲜润，在雅致的背景中十分醒目。军士下有绑腿，有枪钺钩叉等水军用长兵器并放于船底，亦有整桶的弓箭置于船尾，军容整肃，士气高昂。第二组中，有一将官站在最前方，红衣虬髯，铠甲上的金色填充尚有保存，十分细腻。将官着铠甲佩长剑，单手举起向前挥动，似正在发出演习号令，气度威武。在其身后，有众多军官、文官、士绅，其中水军军官为多。军官多着青衣素甲，头扎包巾或软翅幞头，有神情肃穆者，有私下交谈者，视线大都投向了水中操练的军船。第三组中，仍是一群正在观望演练的官员、士绅。与前一组不同的是，此组人群相对分散，官员中有级别更高者，有将官，有文官，有个别交谈者，有指点评论者。最前方的一群中，有二军官正在比划作势，似为对水军操练的争执或讲练，周围人都被吸引，笑意相向，意境跃然纸上。第四组位于画面偏上方（图4），厅阁内几位文职官员及随从围在一张桌案旁，正在看中间一位长翅冠、大红袍的官员题字。从服饰及位置上看，此位官员应是画中官职最高者。桌案上有砚台、水盂以及烛台，宣纸已然打开，此位高官冠翅长舒、举笔上扬，正在思考如何落笔。其神情、须髯、服饰刻画精妙，染色明丽，正是仇英画中笔墨精致、设色典雅之要处，高雅温润的士气也显现无疑。
图4
在此幅画中，亦徜徉着“画外有意”、“意趣无穷”的灵动气韵，水军操练的现实场景经过画家思维的艺术加工，动静调和，诗意盎然。所谓气韵，是指绘画中以有限反映无限的诗意追求，通过对布局、造型的传神写照，表现悠远雅致的审美趣味。谢赫将“气韵生动”写于绘事“六法”之首，证明了气韵对于绘画的重要意义。画中所描绘的水军操练、将官观演情景，写实而生动，热烈的气氛在静谧的平远山水烘托之下，更显得神清气远、畅达和谐。文人画画面中的蕴意讲究是最主要的，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将绘画技巧和文人底蕴完美结合，此图中的文人画修养也通过精心的营造、高超的技法传达出来。画面上无数条构图线穿插突破，繁密复杂，视线所及皆为可观之处，形成不间断的明快韵律，点点精彩，但稍收眼光，即见山水相依，苍松翠柏下人头攒动、演练酣畅，瞬间气氛被即时凝固，非高手所能为之（图5）。临摹虽不是创作，但对于被临摹者来说，每一次临摹就是一次创新；而对于临摹者来说，稍不注意就会僵化、散乱，或者失去原画的表达意图。此画能在临摹中变化、临摹中创新，是仇氏天赋加勤奋的结晶。画面在设色上也别具匠心，可以看到金红色的穿插提缀更明丽醒目，在青灰衣饰及水纹的基调色映衬下，突出强调了热烈而令人激动的氛围。艺术诗意地表现具体，在《水军图》中得以体现，画面在传达故事性情节的同时，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山水之间的情感信息交流得以生动展现。
图5
图6 仇英常用印章
四、仇英的独特成就
作为“明四家”之一的仇英，风格与其他三家虽互相影响，但个性独蕴。其成就以青绿为最，青绿中配以界画，柔和设色加雅艳点染，早期繁复明快多用绢本，晚期越来越简逸妍柔。仇氏画作虽仿本如云，但多流于艳俗粗糙，多匠气而少韵致，“真笔不论粗细，无不具有文秀之致”。仇氏虽与唐寅、文徵明深交并驾，却极不喜题诗落款，用印倒很多。其常用印有“仇英”、“仇英之印”、“实父”、“仇氏实父”、“十州”（图6）等，早中晚期区别教大。《水军图》中的钤印“十洲书画”并不常见，印文线条圆韧、秀雅含蓄、气息纯正，色淡而偏黄，与其他早期用印风格比较接近。
仇英的独特艺术成就还在于其对于文人画情趣的追求和理解，他清楚自己的弱势与长处，并能在不断的追求中调整和规避，机缘禅心，终成大家。仇英虽然经常有人请作画，有人赞助，画价也高，在早期的艺术市场表现中不同凡响，如天籁阁主人项元汴收藏仇英的《汉宫春晓图》花了200金，而买唐寅《画篙山十景册》只用24两，买文徵明的《袁安卧雪图》只用16两，悬殊甚巨；但他深知自己为草根出身，对于“文人画”从不敢奢望，也从不敢骄纵。所以，在这个艺术苦旅中，他赢得了尊敬，却并不快乐。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卷二·画源》中说道：“李昭道一派，为赵伯驹、伯骕精工之极，又有士气，后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钱舜举是已。盖五百年而有仇实父。在昔文太史亟相推服，太史于此一家画不能不逊仇氏，固非以赏誉增价也。实父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宛如隔壁，钗钏戒顾，其术亦近苦矣。”联系《水军图》再纵观仇英的作品，能看到其随着绘画技艺的日见精深，画品也逐渐澄心见性，一线一色都在平面中活跃出绝美旋律，文人画意境凸显。
作为“画工”画中的佼佼者、“文人画”中的独行者，仇英在艺术史上应该有更高的地位。《水军图》作为其早年面壁摹古的精品，能代表其“精工之极又有士气”特征，也含蕴了不断纠正、不断创新的艺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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