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01期
文章摘要：阿布-卢格霍特的和弗兰克的是世界体系学派继沃勒斯坦的之后的两部力作,它们在重构世界体系、批判欧洲中心史观和阐释西方的兴起等方面有创新之举,但在理论和实证上存在缺陷。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之后，有两部世界体系著作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一是美国西北大学珍尼特·阿布一卢格霍特的《欧洲霸权之前：公元1250一1350年的世界体系》，另一是加拿太多伦多大学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垒球化世界中的东方》，前者获得了1990年美国社会学年度杰出著作奖，后者获得,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这两郜著作在重构世界体系、批判欧洲中心史观和阐释西方的兴起等方面有共同之处和刨新之举，本文在此略加述评。
一、重构世界体系
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祆勒斯坦认为，历史上既存的世界体系有两种：一是前现代的世界帝国，它是单一的政治体系而非经济体系；另一是在漫长的十六世纪形成于西欧一隅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它是一个经济体系而非政治体系，到十九世纪扩张到全球，至今已经存在500年。这一观点在提出后不久就受到质疑和批判，不少世界体系学者开始重构前,1500年（或前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对前1500年的世界体系的重构又使他们可以反观和重构现代世界体系。
《欧洲霸权之前》重构了一个13世纪的前现代世界体系。阿布一卢格霍特通过对欧亚非三洲的贸易模式以及区域内和区域间的运动和相互作用进行考察后认为，在,1250-1350年通过大城市的连结已经形成一个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包括亚欧大陆和北非，由八个次体系构成，分别是西欧、地中海、欧亚大草原、埃及一红海、中东波斯湾、阿拉伯海一西印度洋、东印度洋一东南亚、中国南洋，各次体系相互重叠构成一个整体。蒙古人的扩张客观上促进了世界体系的形成。“十三世纪蒙古人既没有为世界经济提供一个战略性的十字路口据点和独特的工业生产的能力，也没有提供运输功能。然而，他们的贡献是提供一个较低风险和保护费用的陆路运输环境。通过降低这些赞用，他们在自己的领土上开辟了一条贸易通道，打破了南方商路的垄断。”与现代世界体系相比，十三世纪世界体系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平等的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各部分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但各个次体系之间不存在有如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依附关系。它们的结合是平等的，“13世纪世界体系中，整体的贸易模式包括一些力量相对平衡的参加者，没有唯一的参加者统治整个13世纪和14世纪早期的世界体系，大多数参加者从共存和共容中获利。个别统治者只在他们自己的港口和内陆中心控制贸易和商人，但控制整个体系的野心似乎超越了他们的能力和愿望。”尽管各个次体系是平等的，但仍可根据生产能力、技术发明和金融手段等综合因索将整个体系划分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部分，中国和中东是中心，南亚、东南亚和意大利是半边缘，西欧是边缘。另一个特征是十三世纪体系不比十六世纪的现代世界体系落后。在航海技术方面，十六世纪的欧洲并不比十三世纪的东方（尤其是中国）先进，只有到了十九世纪汽船的出现，欧洲才出现了航海技术的突破。在社会发明方面，如生产的组织、资本的投资以及金融和货币机制等，与十三世纪相比，十六世纪也没有重太的跳跃。至于近代早期意大利的股份翩度、委托代理制度和信用制度，其他学者一般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的独特表现，阿布一卢格霍特则指出，这些都在东方有高度的发展，然后通过东西方贸易传到意大利，并非西方自生的。
《白银资本》则重构了1400-1800年的世界体系。弗兰克立足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世界体系的存在不是:500年，而是5000年。在过去5000年间，亚欧非三洲之间通过移民、贸易、联盟、战争和文化交流早已连为一起，世界体系内部存在周期性的中心和边缘的相互转换。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并没有使用新的资料和证据来挑战沃勒斯坦等人的世界体系理论，而是通过对其他学者关于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分析来证明和丰富自己的观点。弗兰克认为，自远古时期就存在一个非洲一亚欧范围的金银市场，新航路的开辟使美洲也被卷入这一贸易圈，全球市场因而形成，美洲所提供的白银扩大了垒球市场的规模，白银充当了润滑剂的作用。由于供求关系决定货币的价格和金属货币的流向，因而通过对白银的流动的分析可以了解全球市场的范围和生产状况。弗兰克所总结的白银的流向大体是这样：美洲所产的白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运往欧洲，另一部分留在美洲。欧洲用这些白银与东方贸易，其中一部分由东印度公司直接到达印度、中国和东南亚，另一部分运往渡罗的海地区和利凡特，这两个地区留下一部分后，将其余的运往东方。在亚洲和欧洲中间的所有地区，向西的贸易都是顺差，向东都是逆差，只有中国对所有地区的贸易都是顺差。留在美洲的白银经过太平洋直接远往亚洲，最后流人中国，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这种白银和商品的反向流动正是说明中国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因此，弗兰克认为，亚洲，尤其是中国与欧洲不是没有多大联系的，而是同一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美洲只是边缘的边缘，或者说，三者之间是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关系。1400-1800年的世界体系不是沃勒斯坦的以西欧为中心、仅包括欧洲局部地区和拉丁美洲的世界体系，而是包含全球的世界体系，“欧洲是加人世界体系，而非兼并形成世界体系”。
二人对世界体系的重构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他们发展了世界体系理论。阿布一卢格霍特论证了前1500年世界体系的存在，弗兰克则描绘了一个地理大发现后全球性的世界体系。二人还重新界定了世界体系的标准，阿布一卢格霍特强调十三世纪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特性和非依附性，弗兰克则强调1400-1800年的世界体系的非资本主义特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他们从整体主义的视野重构了世界史。阿布一卢格霍特阐述了中世纪晚期各个地区发展的互动影响，而不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麦克尼尔为代表的传统世界史家所认为的孤立发展。弗兰克从考察白银的流动人手，指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早已存在，同时就一直困扰学界的白银问题给出一个答案，尽管这个答案并不完美。
二、重新演绎了西方的兴起
关于西方的兴起一直是近代学者们见仁见智争论不休的问题。或归之于文化因素，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或归之于社会形态，如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归因于某种制度因素，如诺思和托马斯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的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等等。这些结论基于这样的一个共识：前1500年世界各地区是独立发展的，因而西方的兴起取决于其内在的特质，与其它地区的兴衰没有必然的关系。
阿布一卢格霍特的十三世纪世界体系在十四世纪后期走向崩溃，导致它崩溃的原因是鼠疫的流行和蒙古帝国的崩溃，前者使人口和城市化水平下降，后者使中亚商路遭到破坏。作为十三世纪世界体系的各个构成部分已随着体系的崩溃而收缩，东方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以中国为例，阿布一卢格霍特认为中国从南洋的撤退并非是什么心理和政治的因素，而是整个世界体系崩溃造成中国经济危机的结果。十三世纪世界体系的崩溃给近代西方的兴起提供了机会。首先，黑死病对边缘的影响比中心要轻。黑死病造成人口锐减和城市化的倒遇，因而人口密度相对较小和城市化程度较低的西方尤其是西欧比东方更容易恢复元气。其次，西欧的次体系发生了变化。威尼斯在争霸斗争中击败热那亚，控制了与东方贸易的航线，迫使热那亚向西寻找更远的航线，他们“发现”了中世纪阿拉伯商人就已经知道的环绕非洲的航线到达了东方和美洲，而此时的中东和威尼斯则没有必要作这种环绕航行，因为他们控制了更短的航线。再次，中国从南洋的撤退使印度洋成为一个权力真空。“在十四世纪后期和十五世纪，中国具备了在印度洋——从它的海岸到波斯湾——建立统治的一切条件”，自中国明朝政府从南洋撤退后，印度洋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力量能抵抗葡萄牙人的到来。正是在东方因世界体系的崩溃衰落之后，西方才乘机填补东方留下的真空，将各个次体系再度连结起来，并发现了美洲，建立了更大的世界体系，即现代世界体系。同时破坏了13世纪世界体系中各个次体系的平等关系，建立了新的游戏规则，即掠夺性的不平等交易，从而使近代西方得以兴起。
弗兰克利用世界体系的长周期理论来解释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弗兰克认为，在世界体系的5000年发展史中，有一个约500年的长经济周期。它包含上升（A)和下降（A）两个阶段，世界体系的扩张与收缩、发展与停滞、霸权与竞争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中心/边缘的置换都与这个周期密不可分。弗兰克认为，1450年新周期的上升的A阶段的开始，亚洲此时开始它的经济扩张。A阶段持续三个世纪之久，于1750一1800年达到顶点，随之转向下降的B阶段。与此同时，有些边缘地区就开始对中心发起挑战，乘中心发生危机时抓住机会，趋利避害，以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绝对的和相对舶地位。新的中心将从边缘崛起。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边缘地区都可以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欧洲的堀起必然有其特定的条件。欧洲的有利条件在于：通过地理大发现，欧洲获得了美洲的金银，“先是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然后实行面向全球市场的出口拉动政策”，从而“爬上亚洲的肩膀”。对此，弗兰克有一个生动的比喻：“欧洲人先是买到亚洲列车上的一个座位，然后买了一节车厢”，“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才在车头找到一席之地”。源源不断的美洲白银的供给使欧洲可以不问断地购买亚洲所生产的实用商品，一方面促进了欧洲的消费和投资，另一方面减轻了欧洲的生态和资源压力，同时也促进了欧洲对技术进步的投资，扩大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为工业革命做准备。而亚洲则逐渐陷入“高度平衡的陷阱”，即“高密度的人口、昂贵的贤源、稀缺的资源造成劳动的廉价，因而对节约人力的技术进行投资既不台理，也不经济”。工业革命的进行，确立了西欧的中心位置。由此可见，西方是在500年经济周期下降的B阶段，即作为中心的东方的衰落后才兴起的。
在阿布一卢格霍特和弗兰克看来，现代西方的兴起并非取决于西方自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教伦理或其它因素，而是地缘政治的变动导致了世界的中心由东方向西方的位移。但又有一个新问题产生了：西方的兴起只有一次，但二者为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得出相同的结论？这与世界体系理论方法论上的缺陷有关。理想化的模式往往都有先人为主的观念。这是理论与历史的对立，世界体系理论也不例外。将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主义的历史分析单元，缺少外部的可比较对象，故而不可能通过比较归纳出一般性特征。对世界体系的界定见仁见智，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二者同一结论在时间上差异正是基于他们不同的世界体系标准。
三、批判欧洲中心史观
18一19世纪欧洲绝对强势产生了欧洲中心史观，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欧洲发明了历史学家的职业后，便用历史学为自己效力。”伴随20世纪世界格局的转变，建立在探讨西方兴起“例外论”基础上的欧洲中心史观受到质疑和否定，建立全球史观成为当务之急的使命。巴勒克拉夫指出：“认识到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今的主要特征之一”。20世纪以来，各国学者对全球史观的建构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突破，但遗憾的是世界历史“依然是以西方为中心。”
批判欧洲中心观和建立全球史观也是世界体系学派的使命，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实际上是一部现代史。他对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和线性历史时间观的否弃以及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就是对欧洲中心史观的批判。但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形于西欧一隅并以西欧为中心向外扩张，因为这里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假定前提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西欧与其它地区区别开来，将现代与传统区别开来，这又表现为欧洲中心史观，即“反欧洲中心史观的欧洲中心史观”，或称之为“隐蔽的欧洲中心史观”。相比较而言，阿布一卢格霍特和弗兰克比沃勒斯坦走得更远，他们的世界体系在时间上更久远，在空间上更广阔。阿布一卢格霍特的世界体系的雏形可以上溯到罗马一两汉时期，弗兰克世界体系可以上溯到5000年前；他们的世界体系在1500年前后没有质的区别，只是将地理范围由亚欧大陆扩大到全球，世界历史在更早的时期和更大范围上互动发展。他们所重构的世界体系和“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的结论是对基于“例外论”的欧洲中心史观的沉重一击。
批判欧洲中心史观绕不过资本主义这一关，如何处理资本主义这个概念问题往往成为批判欧洲中心史观的前提。阿布一卢格霍特和弗兰克在这个同题上持完全不同的态度。阿布一卢格霍特通过强调13世纪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特性来肯定1500年前后世界体系的共性。阿布一卢格霍特认为13世纪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的，因而韦伯、桑巴特、马克思、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的欧洲起源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更多的是依赖于‘资本主义’定义的使用”，而非历史事实。“尽管西方的学者趋向于通过处理‘西方的兴起’来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的独特性，但经济制度的比较考察揭示亚洲、阿拉伯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形式有巨大的相似性和平行性”。阿布—卢格霍特对现代社会科学的两组前提提出质疑：一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分。我们往往根据资本所有和劳动力所有是否分离来区别一个社会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阿布一卢格霍特认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自由劳动力和交易货币化远近早于‘现代工业生产’，奴隶劳动和以物易物在进人现代之后仍长期存在。”另一是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阿布一卢格霍特认为东方的技术水平等远远高于西方，基于技术进步的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不可能其发生在后来的欧洲，应该在“不同地方的不同时期得到了发展”。弗兰克则通过否定现代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特性来消解1500年前后世界体系的差异。弗兰克认为历史的发展是连续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非某一历史阶段的性质。弗兰克评论了从亚当?斯密、马克思和韦伯到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欧洲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认为他们以1500年为世界历史分期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体系的信条，构成一道马其顿防线”。他的目标是突破这道马其顿防线，走出欧洲路灯的阴影。弗兰克在《白银资本》的导言中写道：“我要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这一挑战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弗兰克通过对1400-1800年世界各地区人口、生产和收入的估算以及世界贸易的分析，认为亚洲，尤其是中国比世界其它地区孵有更强大的生产力，世界工业的中心在亚洲，而非欧洲，并由此得出两个推论：（1）近代早期的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无关，欧洲在世界经济中并不比其它地区先进，更不足世界体系的中心；（2）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兴起的，不能归之于资本主义的精神、理性、制度和生产方式。阿布一卢格霍特和弗兰克从作为欧洲中心史观前提的资本主义人手，反思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将对欧洲巾心史观的批判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两部著作的新颖之处就在于攒扫所有西方的传统理论和观念，但问题也同样在此：首先，关于资本主义的处理有失偏颇。阿布一卢格霍特没有区分原始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她所强调的13世纪的资本主义与不少学者所论及的原始资本主义有吻台之处，她可能夸大了原始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弗兰克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否定实质上是对历史发展进程质变的否定，他的资本积累观实际上否定了丝绸之路与华尔街之间的区别。他自称是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但他不承认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只将资本积累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从而将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了。其次，对“西方的兴起”的阐释轻为薄弱。阿布一卢格霍特认为16世纪的世界体系是对13世纪世界体系的重构，不同之处在于欧洲人改变了游戏规则，以依附关系取代平等关系，她也承认1500年前后的差别，认为现代历史是“另外一个故事”，但她没有论证欧洲人主导的世界体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弗兰克也没有能为西方的兴起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白银资本》的第六章《欧洲为什么能够胜出？》是公认的写的最薄弱的一部分。再次，资料的收集和使用存在缺陷。因语言障碍，这两部著作对非西方资料的运用和研究成果的借鉴远远不够。任何对中国史稍有研究的人都会发现，二人对中国南方城市和对外贸易繁荣的描绘是夸大的，以此来论证中国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显然说服力不足。总之，这两部著作的理论还程牵强，需要进一步的补充；论证不够严密，需要对一些具体问题尤其是东方经济史作更为深入的研究。无论如何，《耿洲霸权之前》和《白银资本》仍不失为世界体系学派和世界历史领域的佳作。
江华：十三世纪世界体系论述评
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05期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珍尼特•阿布—卢格霍特是世界体系学派的一个重要人物，她抛弃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重构了一个超越帝国范围并包括大部分欧亚大陆的十三世纪世界体系。集中体现这一观点的著作《欧洲霸权之前：公元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曾获得美国社会学会1990年杰出著作奖。授奖委员会对这部著作予以很高的评价：“这部著作写得很漂亮，它的范围可以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费尔南•布罗代尔所涉及的范围相媲美……通过强调从杭州到布拉格共同拥有的文化和商业制度，阿布—卢格霍特富有实质性的分析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以往对]现代世界体系所作的欧洲中心论的解释。”(注：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78页。)在此，笔者以《欧洲霸权之前》为基础，结合她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十三世纪世界体系论作一简要的评述。
十三世纪世界体系的形成
前1500年的世界体系一直是世界体系学派内部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这一争论主要围绕两点：首先，有没有前1500年的世界体系?沃勒斯坦为代表的布罗代尔中心认为只有一个现代世界体系，前1500年只有世界帝国，世界帝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世界体系；弗兰克、蔡斯—杜恩、威尔金逊和阿布—卢格霍特等则认为存在一个或多个前1500年的世界体系。其次，什么样的前1500年世界体系?弗兰克认为仅有一个5000年的世界体系，1500年前后没有质变和断裂；蔡斯—杜恩认为在资本主义方式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前存在以血缘关系方式和纳贡方式主导的世界体系；威尔金逊提出中央文明/世界体系这一概念，认为它起源于公元前1500年的中东；阿布—卢格霍特则认为存在一个十三世纪世界体系，现代世界体系是在十三世纪世界体系基础上的重构。她指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并非在漫长的16世纪(1450—1640年)出现于西欧一隅，而是在更早的时候出现于欧亚大陆，由区域间贸易所构成的世界体系在空间上超越了任何帝国。(注：Janet L.Abu-Lughod,The World-System Perspectiv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History,History & Theory,Vol.34,No.2,1995.)囊括绝大部分欧亚大陆的十三世纪的世界体系是前1500年世界体系发展的极限。
阿布—卢格霍特认为商业和地理的扩张导致十三世纪世界体系的诞生。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变革产生了相对较多的剩余价值，进一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和遥远社会间联系的建立。另一方面，蒙古人的扩张将原先分散的各个次体系联系起来，蒙古人的征服虽然没有促进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的飞跃，但创造了一个促进较低风险和保护费用的陆上运输环境。因而，十三世纪后半期原先各个独立的世界经济合并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十三世纪世界体系的地理重心是东地中海和印度洋南边出口之间以及地中海和中亚之间的大陆桥，蒙古人的征服打通了大陆桥，世界体系由这个地区向东西方向连结，向西连结地中海和西欧，向东连结中国和印度，使世界体系保持平衡。
十三世纪世界体系由八个次体系构成。它们分别是西欧圈、地中海圈、欧亚大草原圈、埃及红海圈、中东波斯湾圈、阿拉伯海西印度洋圈、东印度洋东南亚圈、中国南洋圈，各个次体系相互重叠形成一个世界体系。每个次体系的中心是大城市，而非国家。这些大城市是生产、金融和贸易中心，其中一些贸易中心可以在不依赖周围农村的情况下存在。大城市是世界体系网络上的结，它们构成了一个国际商业网。特别重要的贸易中枢城市大多处于次体系的重叠区域，如威尼斯和热那亚、君士坦丁堡、开罗和马六甲等。在十三世纪世界体系中，大城市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一个地区一旦离开了维持与外部联系的城市中心，就要陷入阴暗的糊口世界。”(注：Janet L.Abu-Lughod,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
xford University Press,p.13;p.335;p.364; p.362;p.8;p.178;p.130;p.132;p.141;p.147.)
十三世纪世界体系同时也是由不同的区域经济构成。它们包括：(1)大的农业社会，如中国和印度，工业生产以加工农业原料为主；(2)小的城邦港口，如威尼斯、亚丁和马六甲等，它们的功能是买办性的；(3)战略地位重要的地区，如南印度、香槟、撒马尔罕、利凡特和波斯湾沿岸的港口，它们是贸易伙伴们的集散地；(4)重要的原料产地，如产优质羊毛的英国、产樟脑的苏门答腊、产香料的印度群岛和产宝石的锡兰等，它们的原料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这些经济的区域性并非世界体系产生的原因，而是世界体系内部分工的产物。因此，“所有这些地区不仅互相贸易和处理他者的过境商品，而且开始管理他们的内部经济以迎合世界市场的需要。”
十三世纪世界体系的特点
十三世纪世界体系与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和弗兰克和蔡斯—杜恩等人的数千年的世界体系相比具有三个特征。首先，十三世纪世界体系各个部分的构成是平等的。阿布—卢格霍特指出：“十三世纪世界体系以不同的规则组织起来。在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上半期，没有唯一的霸权，一些共存的中心力量经由冲突和合作关系统一起来。因为体系是没有等级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唯一的霸权能够命令他者进行生产和贸易，没有地理实体能被说成居于中心。然而，中心、半边缘和边缘是存在的”(注：Janet L.Abu Lughod,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3;p.335;p.364; p.362;p.8;p.178;p.130;p.132;p.141;p.147.)总的看来，8个次体系有3—4个中心区，每个中心区有一个或数个霸权，但没有唯一的次体系获得整个体系的霸权。(注：Janet L.Abu-Lughod,
Discontinuities and Persistence:One World System or a Succession of System?,in 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f Five Thousand?,edited by Andre G.Frank and Barry K.Gills,Routledge, 1993,pp.278-291.)据此，十三世纪世界体系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在区域层面上，既有中心/边缘关系，又有霸权；在整个世界体系层面上，存在中心/边缘关系，但没有霸权。虽然阿布—卢格霍特没有为我们提供一张世界体系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明细表，但是根据她论述的生产水平、社会发明和剩余价值的流向，我们可以判断出中心在东方，尤其是在中国，边缘在欧洲，中间的大多数地区是半边缘。十三世纪世界体系的各个构成部分是平等的，他们之间流动的是商品和剩余价值，没有一个霸权通过政治—军事手段来破坏这种平等关系或在中心/边缘关系中渗入非经济因素。正如阿布—卢格霍特所描述：“(13世纪世界体系的)全部贸易模式包括多个力量相对平等的游戏者，没有某一个参加者统治整个世界体系，大多数参加者(蒙古可能例外)从共存和共容中获利。个别统治者只在他们自己的港口和内陆中心控制贸易和贸易者，但控制全部体系的野心似乎超越了他们的能力和愿望”。(注：Janet L.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3;p.335;p.364; p.362;p.8;p.178;p.130;p.132; p.141;p.147.)其次，十三世纪世界体系是非常先进的。阿布—卢格霍特指出，在十三世纪世界体系中，初级产品是短程贸易的主要部分，制造品则是远距离贸易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些产品的生产必须是充分的，既能满足国内的需求又能满足出口。所以，这个体系所有参加者的生产才有剩余，假如劳动力的转移方式及组织工作的方法不是很先进的话，达到这些是不可能的……商品的转移，价格的确定，交换率的认同，合同的执行，信用—关于资金和商品落足于他乡—的扩展，伙伴关系的形成，记录的保持，承诺受到尊重。我希望说明13世纪的世界体系是如何的先进。”(注：Janet L.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3;p.335; p.364;p.362;p.8;p.178;p.130;p.132;p.141; p.147.)十三世纪在造船和航海技术、生产和市场的社会组织以及管理商业的制度安排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十六世纪与之相比，所有重要地区的海上运输没有重大进步，社会发明，如生产组织、资本投资、金融与货币机制等只是对十三世纪的继承，也没有重大跳跃。最后，十三世纪世界体系是断裂的。十三世纪世界体系只存在了约一个世纪，到十四世纪下半叶已经走向崩溃，与它与现代世界体系之间存在150年左右时间差。在区域(次体系)层面上，1500年前后存在着时空的连续性，但在整个世界体系层面上，没有时间的连续性，只有空间的连续性，因为十三世纪世界体系是后1500年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母体，现代世界体系是对十三世纪世界体系的重构。
体系的崩溃和西方的兴起
基于十三世纪世界体系，阿布—卢格霍特提出一个解释近代西方兴起的新视角：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欧洲在十三世纪世界体系只是一个边缘地区，在十六世纪世界体系它已成为中心地区了，正是十三世纪世界体系的崩溃导致东方的衰落，并为西方的兴起提供了机会。
东方的衰落是因为世界体系的崩溃，而后者由两个因素所致：一是瘟疫的流行。阿布—卢格霍特借鉴了麦克尼尔的《瘟疫和民族》一书中的研究成果，认为是蒙古人的征服导致了瘟疫在东西方的同步流行：“蒙古对欧亚大陆大部分的统治使欧洲和中国第一次发生了直接的接触……被忽略的统一结果是流行病的暴发使世界体系推迟了发展150年。”(注：Janet L.Abu-Lughod,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12 50-13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3; p.335;p.364;p.362;p.8;p.178;p.130;p.132 ;p.141;p.147.)病菌是鼠类动物所携带的，它可能来自于喜马拉雅山的某个偏僻地区，蒙古人的征服打破了这个区域的封闭，使病菌开始外传，再通过世界体系内部各个地区的往来迅速传遍欧亚大陆，破坏原先人与环境的稳定关系。在十四世纪中期，世界体系几乎同时暴发了瘟疫，人口大量损失。人口的锐减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方面重新强调农业生产，农业再度吸引了更大比例的人口；另一方面使城市化的程度下降，而城市是体系网络上的结。“尽管黑死病消灭了大量的人口造成了立即的和直接的影响，长期的和间接的影响显然更重要……贸易量下降，起中介作用的城市显然受害最深”。(注：Janet L.Abu-Lughod,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3;p.335;p.364;p.362;p.8;p.178; p.130;p.132;p.141;p .147.)另一因素是蒙古帝国的崩溃(瘟疫是客观因素之一)。蒙古帝国统治为欧亚大陆带来一个世纪的“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它是中亚商路畅通的政治保障，它的崩溃使中亚地区陷入混乱，商品运输和保护的费用增加，过境商品减少，而中亚城市又大多是脆弱的中介性城市，它们很快因商业的萧条而衰落了，蒙古帝国的崩溃使世界体系失去了关键性联系。1368年元朝的灭亡和蒙古人被逐出中原，中国与中亚也失去了联系。伴随着世界体系的崩溃，其各个构成部分也由扩张转为收缩，东方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十三世纪世界体系的崩溃给近代西方的兴起提供了机会。首先，黑死病对边缘的影响比中心要轻。在欧洲次体系，黑死病对英国这个边缘地区的打击较小，它的死亡率比大陆低，瘟疫之后它开始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意大利因与中东的密切联系而受创最深；在整个世界体系中，作为边缘的西方比作为中心的东方更容易恢复元气。其次，西欧的次体系发生了变化。中东穆斯林因体系崩贵而受重创，伊比利亚半岛的“收复失地运动”乘机取得了成功，与此同时，威尼斯在争霸斗争中击败热那亚，控制了与东方贸易的航线，迫使热那亚向西寻找更远的航线。因此，他们“发现”了中世纪阿拉伯商人就已经知道的环绕非洲的航线到达了东方和美洲，而此时的中东和威尼斯则没有必要作这种环绕航行，因为他们控制了更短的航线。再次，印度洋是一个权力真空。阿布—卢格霍特指出，印度洋被征服的原因有二：一是无霸权贸易方式已经盛行了几个世纪。各种力量分享了这里的贸易，互载商品和商人，对葡萄牙人的入侵毫无准备。另一是中国海军力量的衰落和从海上撤退。“在十四世纪后期和十五世纪，中国具备了在印度洋——从它的海岸到波斯湾——建立统治的一切条件”，(注：Janet L.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3;p.335;p.364;p.362;p.8;p.178;p.130;p.132;p.141; p.147.)自从中国明朝政府自南洋撤退后，印度洋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力量能抵抗葡萄牙人的到来。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是在十三世纪世界体系崩溃之后形成的，正是在东方因体系的崩溃衰落之后，西方才乘机填补东方留下的真空，将各个次体系再度连结起来，并发现了美洲，建立了更大的世界体系，同时破坏了十三世纪世界体系中各个次体系的平等关系，确立了新的游戏规则，即掠夺性的不平等交易，从而使近代西方得以兴起。
影响和评价
阿布—卢格霍特的十三世纪世界体系论对世界学派的另一重要学者弗兰克产生了重大影响。弗兰克指出，早在1987年，《国际发展比较研究》请他写一篇关于阿布—卢格霍特的十三世纪世界体系论的评价，“这件事促使我重新考虑我的世界体系起源的1492年的选择和沃勒斯坦的1450年的选择。如果在十三世纪已经有一个世界体系(即使不是她所宣称的那个体系)，那么，该体系是如何出现和何时出现的呢?为什么就不能更早呢?然而，在世界体系中也许有个跨越所有这些时代的连续性。也许看起来是不同的世界体系的开始和终结仅仅标志同一世界体系的升降。”(注：Andre G.Frank,Immanuel and Me Without Hyphen,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Vol.Ⅵ,No.2,Summer/Fall 2000.http://csf. colorado.edu/jwsr.)正是在阿布—卢格霍特的十三世纪世界体系论的启发下，弗兰克的思想发生了转航，从500年论者转变为5000年论者，并且写出了《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这样的惊世之作。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论与阿布—卢格霍特虽然不尽相同，但一些重要观点显然来自阿布—卢格霍特，如前1500年的世界体系包括欧亚大陆，有多个中心和多个霸权；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西方的胜出与地理大发现密切相关；1500年前后没有生产方式的质变；等等。
阿布—卢格霍特对十三世纪世界体系的建构对我们重构世界史有重要的启示。首先，重新审视中世纪的“黑暗”。如前文所述，十六世纪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并不比十三世纪世界体系先进，将整个中世纪都定义成黑暗，甚至定义成中世纪都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者的观点相反，中世纪晚期各地(尤其是东方)的生产和组织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各地区的文化和艺术也在13—14世纪走向成熟。中世纪不是黑暗的，黑暗的仅是欧洲，因为欧洲是当时世界体系的边缘，而西欧则是边缘的边缘。其次，重新阐释西方的兴起。从更广阔的时空视野考察西方的兴起，建构现代世界与先前世界在时间上的承启关系和西方与非西方在空间上的互动关系；经典作家们将西方的兴起归因于某种特质，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诺思和托马斯的有效经济组织等，将东方的失败归因于缺少这种特质。阿布—卢格霍特则认为这些作家都不外是根据历史的结果来推导历史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地缘政治，“正是地缘政治的转移，而非宗教和文化变迁决定了东方的命运”，(注：Janet L.Abu-Lughod,The Shape of the orld system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edited by Christopher Chase-Dunn,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 1995,pp.413-435.)同样也决定西方的命运。再次，注意生态变迁对历史的影响。生态问题是历史研究中应该受到重视而又恰恰受到忽视的问题，阿布—卢格霍特认为十四世纪中期席卷欧亚大陆的瘟疫是世界体系崩溃的因素之一，从而在分析世界体系时在经济和政治因素外加上生态因素，做到三条腿走路。
十三世纪世界体系论给我们提供了新颖的见解和独特的视角，同时也留下几点遗憾。首先，没有处理好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阿布—卢格霍特将十三世纪的经济定义为资本主义显然过于简单化，她所考察的是大城市，但大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意味着它所在区域的经济都是资本主义的。其次，资料的收集和使用存在着严重缺陷。可能是因为语言问题，阿布—卢格霍特在论著中没能较充分地利用非西方的文献，主要使用西方学者的二手资料，而这一点恰恰是她在其它地方所积极批评的。(注：阿布—卢格霍特在评《白银资本》时指出，弗兰克“尽管承诺避免主要地依赖西方资料来源，但他的不足仍是未能充分地使用非西方的原始资料”，见Journal of World History,2000, Vol.11,No.2.)再次，《欧洲霸权之前》一书中有一些“硬伤”。例如在谈及蒙古时就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她认为“1225年之前，蒙古军队的前锋到达匈牙利，做好入侵欧洲的准备。”(注：Janet L.Abu-Lughod,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3;p.335;p.364;p.362;p.8; p.178;p.130;p.132;p.141;p.147.)其实术赤所率领的蒙古西征军队在1223年劫掠了北高加索后，从未去过克里米亚以西，次年回师加入了成吉思汗在波斯北部的大军；另一是马木路克埃及建立后，对西欧和蒙古人都造成威胁，“教皇天真的联盟邀请被蒙古统治者高傲地拒绝了。”(注：Janet L.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3;p.335;p.364;p.362;p.8;p.178;p.130;p.132; p.141;p.147.)事实上，伊儿汗曾与欧洲的统治者结成军事同盟以反对马木路克埃及和游牧部落。虽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欧洲霸权之前》仍不失为世界体系学派的一部重要著作，十三世纪世界体系的提出对我们考察1500年之前整体的世界史有重要意义。
杜宪兵：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及其维护机制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3期
摘要：特·阿布一卢格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一书中重构现代世界贸易体系之前的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认为该体系是13世纪中期至14世纪中期以欧亚大陆为主要辐射范围的贸易网络。畅通的陆路和海路、先进的贸易制度、贸易离散社群的商业实践、科学技术的革新与传播以及各中心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维系了该体系的良性运转。对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及其维护机制的研究有助于客观认识西方兴起的原因，全面审视近代之前的跨地区互动和跨文化交流。
世界体系理论是一个融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等学科为一体的研究领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诸多学者涉足其间。在有关世界体系的各种争论中，对世界体系起源的争论最为激烈。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认为唯有16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才是真正的世界体系，美国社会学家珍妮特·阿布一卢格霍德则对此提出质疑和批判，并重构了16世纪之前的世界体系，大大丰富了世界体系理论。基于对跨地区经济交流的分析，阿布一卢格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一书中集中阐释了13世纪的前现代世界体系。在她所建构的13世纪世界体系中，国际贸易占据很大比重，跨区域贸易在整个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纽带作用，通过推动系统化的互动深刻影响着个体社会和整体世界的发展进程。本文简要评介阿布一卢格霍德所界定的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的内涵，并结合相关资料对其着笔甚少的该体系维护机制进行探讨。
一
世界体系的经济层面是沃勒斯坦和弗兰克等世界体系论者集中讨论的主题，而区域贸易或跨区域贸易又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诚如菲利普·柯丁所言：“跨文化领域的贸易与交易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着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抛开军事征服不可估量但略显消极的影响不说，它可能是引起历史变迁的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1】相比学界对近现代世界贸易体系的深入研究而言，国内外学者对近代之前贸易网络的研究较为薄弱，既有研究成果要么宽泛描述世界历史上的贸易往来，要么将注意力聚集于某个区域性贸易网络，鲜有学者针对性地就前现代世界贸易体系进行系统研究。正是对前现代世界体系的疑惑促使阿布一卢格霍德亲自前往欧、亚、非三洲多个国家搜寻史料，重构了欧洲霸权之前的1250至1350年世界体系。
在阿布一卢格霍德看来，13世纪尤其下半叶是世界历史上一段非同寻常的时期，其间一个世界性贸易体系从西北欧一路延展到中国，涵盖了整个欧亚大陆以及东非和北非等地区，整个商业网络狭长而辽阔，吸引各地商人和生产者参与其中，参与地区之广泛，贸易交往之频繁史无前例。虽然11世纪已有很多地区融入以欧亚大陆为主的经济交流体系中，但直到13世纪中期这种交流才随着游牧民族崛起以及东半球跨文化交流增加达到鼎盛。欧亚大陆是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所涵盖的主要区域。虽然真正遍及全球的世界市场1500年之后才渐趋形成，13世纪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尚处于以欧亚大陆为主体的世界贸易体系之外，但是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正如世界史的结构要求我们着重研究对人类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那些历史运动一样，世界历史地理也要求我们着重研究发生那些历史运动的区域。如果这样做了，我们就会发现，有一块陆地在世界上踞有独一无二、无可争辩的地位，这就是欧亚大陆——它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心脏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人类的历史也就是欧亚大陆各文明地区的历史”。【2】根据地缘因素，阿布一卢格霍德将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分成西欧、中东和远东三个中心地区，这三大地区又可以划分为八个相互联结的贸易圈，即西北欧贸易圈、跨地中海贸易圈、中亚贸易圈、波斯湾贸易圈、红海贸易圈、阿拉伯海贸易圈、孟加拉湾贸易圈以及南中国海贸易圈。【3】虽然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不是一个全球性或世界范围的体系(波罗的海地区稍有涉入，非洲只有东海岸涉入，新世界依旧与世隔绝，日本是体系外的边缘地带，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太平洋诸岛都置身体系之外)，但它覆盖了欧亚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囊括了当时绝大多数人口。【3】
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中跨地域贸易的主要目的在于互通有无，而非追求合理分工和比较优势。在所有交易商品中，初级产品占据很大比重，为日常生活所需物品，如香料、谷物、大米、木料、皮毛、棉花、亚麻、牲畜、矿石等，其中香料是欧洲从东南亚输入的主要商品，包括藏红花、桂皮、豆蔻、甘草、丁香、孜然、胡椒等。制成品主要有布料、丝绸、瓷器、宝石、葡萄酒、武器等。相比初级产品而言，制成品对于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的运转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是远程贸易交易物品的主要构成。【3】由于各地区资源以及对交易物品的需求均有不同，一个城市及其周围农业地区通常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因此需要与其他城市或地区通过贸易交换物品，进而在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内形成了覆盖广泛的贸易网络。根据各地区交易范围的大小，当时的贸易可以分为短程贸易和远程贸易。短程贸易多以某个经济中心或集市为交易地点，交易物多为牲畜、农作物等初级产品，参与交易的群体多局限于某个区域之内，交易形式较为简单，甚至是较为原始的物物交换，法国东北部的香槟集市就是较为典型的短程贸易中心。【3】远程贸易是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的主要支柱。与贸易空间狭隘、参与群体有限的短程贸易不同，远程贸易多是跨越欧亚大陆多种文化、多个地域的贸易活动，参与群体较为复杂。由于当时运输条件极其恶劣，运输成本过高，所以除香料等初级产品外，远程贸易的交易物品多为体积小、利润大、比较利益较高的丝绸、宝石、珍珠等奢侈品。根据货物运输方式和运输路线的不同，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内的贸易往来又可以划分为陆路贸易和海路贸易。13至14世纪陆路、海路贸易均取得飞速发展，贸易额与日俱增，但是相对于代价高昂、风险极大的陆路贸易来说，商人们更倾向于海路，海路是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中最主要的运输方式。
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是现代市场体系出现之前的一个经济交流体系，虽然它在诸多方面远没有“现代世界体系”那么成熟，但是别具特点。首先，在体系构成方式上，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由三个中心区和八大贸易圈组成，它们的整体实力大致均衡，共同主导着贸易体系的走势。【3】这种结构与欧洲主导下的近代贸易体系和美国主导下的现代贸易体系形成鲜明对比。该体系的整体结构非常类似于各个亚体系结构，通过不同地区之间互动形成具有某些共性的元素，这些元素赋予整个体系以强大内聚性。13世纪尚未出现一统整个贸易体系的地区或国家，东西方之间也不存在经济上的从属关系。同东方一些中心地区相比，其时欧洲在整个体系中尚处于边缘地位，远远不如16世纪以后那般显赫。其次，由于体系参与者过于庞杂，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缺乏将所有经济活动都标准化的内在基础。阿布一卢格霍德将该体系的参与者划分为四类：(1)幅员辽阔的农业社会，如印度和中国，这里的工业生产主要但并非仅仅以农业原材料加工为导向；(2)小型城市国家的港口，如威尼斯、亚丁、巴邻旁和马六甲，它们极好地发挥着买办的作用；(3)类型各异的地点，如印度南部、香槟地区、撒马尔罕、利凡特，以及波斯湾周边港口，它们处于贸易伙伴的交汇点上，因其战略位置而具有重要地位；(4)拥有绝无仅有的珍贵原材料(如英国的上等羊绒、苏门答腊樟脑、阿拉伯半岛的乳香和没药、印度群岛的香料、锡兰宝石、非洲象牙和鸵鸟毛等)的地点。【3】再次，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存在着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同步性，亦即整个体系在经济上的交流和一体化要比在政治上的交流和一体化更为密切和广泛。帝国是该体系内较为庞大的政治单位，不同政治单位间的相互联系往往比较疏松，一体化仅仅局限于一定疆域之内。然而，各中心区和贸易圈却在经济上紧密联系，互相渗透，彼此影响，欧亚大陆东西两端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另外，虽然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不是建立在整体生产过程中轴性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沃勒斯坦），但体系内各地域之间存在一些共同的经济节律。比如，在13世纪，欧洲的毛纺织业、埃及和叙利亚的亚麻纺织业、印度的棉纺织业和中国的丝绸纺织业不约而同地出现繁荣，而且各地区都有较为成熟的货币制度和市场管理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体系内相互协调的贸易交流与文化交流。
13世纪贸易体系虽然体系成熟，运转良好，但它却仅仅存续一个世纪左右，至14世纪后半期该体系绝大多数组成部分纷纷沦落，整个体系很快陷于崩溃。阿布一卢格霍德认为，有两大因素促使体系崩溃，一是黑死病的爆发与流行【3】，另一个是蒙古帝国崩溃【3】。据记载，腺鼠疫最初从中国西南部传播开来，其后随蒙古帝国的征服活动和欧亚大陆的贸易往来传播到东半球绝大部分地区。黑死病所及之处人口数量锐减，甚至造成欧洲1/4至1/3的总人口死亡，直到1480年之后人口总数才恢复到瘟疫流行前的水平。劳力短缺和社会动荡严重破坏了正常的贸易活动，各个区域性贸易网络支离破碎，各区域间贸易往来大大减少。另外，从宏观层面看，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缺乏一个有能力或有意愿维持贸易体系运转的中心地区，也缺少能持久维系东西方贸易往来的推动力。蒙古帝国为开疆拓土，攫取资源，控制商道而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远征在一定时期内打破了东西方之间的闭塞状态，推动了广阔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然而随着蒙古帝国瓦解，昔日由蒙古帝国沟通起来的陆上商道重新废弃，陆路贸易受到极大冲击，中亚地区再次与中国为敌，亚欧大陆重新回到东西方相对隔绝的境地。15世纪下半期，奥斯曼帝国控制了欧亚大陆之间的主要陆上贸易路线和地中海世界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开始远洋航行，并很快填补了中国撤离后在印度洋留下的权力真空，控制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贸易。【3】“当好几个本是独立发展的事件碰在一起并相互影响的时候，历史的偶合便出现了，这是无与伦比的历史时刻。”【7】可见，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存在于“旧生态体制”之下，其生成源于历史的偶然性，各组成部分的跨文化互动推动了商品交流和贸易网络延伸。与此同时，这种跨文化互动也加速了黑死病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贸易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
二
诞生于16世纪的现代世界贸易体系自始就是自成一体的经济网络，由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这三个具有不同劳动分工的部分联结成一个整体结构。13世纪的世界贸易体系则缺少凌驾于整个体系之上的霸权国家以及建立在整体性生产过程基础上的劳动分工，但是即便如此，该体系仍旧良好维系一个世纪之久，而且体系内的贸易交流比先前各个时期都更频繁，更规律，更系统。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了该体系运转，并从诸多侧面综合成为一个复杂的维护机制。
第一，畅通的陆路和海路。在前现代世界贸易体系中，交通条件较为落后，极易受到地理因素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商道畅通成为贸易体系得以维系的基本前提。三条重要商路成为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的动脉，将体系内各个贸易圈连接起来。这三条商路的终点都位于东地中海，北线从君士坦丁堡向北经过黑海，穿越中亚大陆，进人中国；中线经巴格达至波斯湾，然后进人印度洋；南线经过马穆路克帝国控制下的开罗，从陆路向南到达红海，再由此进入阿拉伯海，并延伸至印度洋。13世纪后半期这三条线路都能正常运转，这是前所未有之事。从地理空间来说，将地中海东部与印度洋联结起来的中东腹地构成了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的支点，东西方藉此实现了大致均衡。13世纪初崛起的蒙古帝国虽然未能为当时的世界贸易提供独特的产业，但却为东西方之间的陆路交易营造了安全畅通的有利环境，保障了陆上丝绸之路的重新运行，在短时期内打破了南方贸易路线的垄断局面。13世纪后期，马可·波罗正是通过这条商路抵达中国。相对而言，海路承担的贸易额远远超过陆路，现代世界贸易体系之前许多海域，如地中海、波罗的海、波斯湾、印度洋和南中国海都起到沟通并整合周边陆地贸易的作用。中线是三条路线中最便捷、沿用时间最久远的路线，不过该路线在13世纪末期因蒙古人对巴格达的征服以及十字军对地中海东岸控制权的丧失而逐渐衰落。其后，南线取代中线成为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下的主要商道，并影响未来世界贸易体系格局的走向。每条线路都带动了所经地区经济发展，推动了欧亚大陆的商品交流。
第二，较为先进的贸易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尽管在13世纪贸易体系内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在政治上一统欧亚大陆，但基于各地区商人的商业实践，体系内还是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且收效显著的贸易方式和规章制度，将跨地区、跨文化贸易的风险降到了商人们可以容忍的程度。13-14世纪，从中国南部沿海到地中海南方海域的广阔地区都沿用类似的经营方式和技术手段。亚洲、阿拉伯世界和欧洲在交易中都采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并出现了较为成熟的信贷制度。在贸易额计算方面，十进制计数法和算盘已广为采用。此外，为了为远程贸易筹集资金并降低投资风险，各地区逐渐发展出相似的商事契约。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活动主要采用“康孟达”(Commeda)契约形式，由劳资双方合伙经营生意。而此前出现的犹太人的“伊斯卡”(Isqa)和伊斯兰世界的“苛拉德”(Qirad)也包含“康孟达”的成分。在远程海上贸易中，穆斯林和基督徒在船舶经营管理、利润分配和职责划分上的方式也几乎相同。此外，为避免自身商业利益遭到政府强制掠夺，保护合法权益，欧洲等地商人还组成强有力的商人行会。如此一来，虽然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下的众多商人群体分布在不同地域，语言各异，货币不一，“各地之间的距离通常以时间衡量，多以周计或月计，遍历整个体系需要数年时间。但即便如此，货物的调度，价格的调整，汇率的商定，契约的缔结，贷款(给异地的资金或货物)的提供，伙伴的达成，当然还有记录的备存和，协定的履行，一切都井然有序。”【3】
第三，贸易离散社群(trade diaspora)的商业实践。长久以来，贸易离散社群一直是跨区域商业活动得以维系的最有效的保障因素。【1】出于对某地区稀缺物品的需求以及与异域建立经济联系的必要，很多商人社团往往以移民身份定居在某个商业中心，学习语言，了解习俗，并掌握寄居地的商业运作方式。然后，他们可以作为跨文化经纪人，帮助并鼓励当地人与来自故乡的商人进行贸易往来，久而久之形成了成熟的贸易网络。正如杜赞奇所言，“相互之间具有柔性界限的群体有时对差异已全然不觉，以至于不把对共同界限的破坏当作一种威胁，甚至最终会完全融为一个群体”。【9】撒马尔罕是联结欧洲、中亚和中国的陆路商道沿途贸易离散社群的典型，马六甲和卡利卡特在印度洋地区扮演了类似角色，欧洲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和黑海地区建立了类似的离散社群，中国的泉州更是汇集了阿拉伯商人、意大利人、犹太人和印度商人等以从事海外贸易著称的几大商人社群。意大利热那亚和威尼斯等地商人在欧亚大陆贸易体系中尤为活跃，他们积极发展海上力量，力图参与并控制西欧与东方的贸易活动，因此他们热烈响应教皇的号召，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渗透到某些贸易中心区，并定居下来。从东方输往欧洲的香料和丝绸等奢侈品大多由意大利商人经营，可见他们在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第四，科学技术的革新与传播。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和扩展自始就有赖于技术条件的革新和传播，因为技术条件直接关乎航运业、农业、手工业和武器制造等产业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和欧洲不约而同地出现经济复苏和繁荣，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技术条件的改进和交流。在农业方面，耕作方法改进与技术水平提高极大地推动农业生产发展，食物供应的数量和质量提升，人口快速增长。1000年，欧洲人口接近3600万，1300年则已攀升至7900万，中国也在同一时段出现人口数量骤增。伴随农业革命而来的是商业革命，地中海沿岸、印度洋海岸以及南中国海沿岸都成为充满活力的商业区。在运输业方面，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和火药保证了商道的安全畅通，降低了远程贸易的风险。另外，“1280年至1330年间，造船业有了根本性的发展，因而比以前更大、更坚固、更易操控的船只能够首次不分冬夏地在海上安全航行。不久，全天候的航船能够围绕欧洲的海岸编织起空前周密的商业网。”【10】科学技术的革新与交流促进了欧亚大陆上贸易的蓬勃复兴和中心城市的繁荣，缩小了各地区在整体实力上的差距。
第五，各中心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由于地缘条件和经济基础不同，13世纪西欧、中东和远东三个地区的发展水平严重不均衡。在欧洲内部，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经济发展蒸蒸日上，而北欧和中欧则处于边缘地位。中东、印度和中国也都存在类似境况，沿海和内陆往往差异悬殊。然而，这个时期开始的跨文化互动影响了东半球绝大多数地区，由陆路和海路联结成的贸易网络几乎可以触及各个主要贸易城市和港口，开罗、布鲁日、热那亚、撒马尔罕、巴格达、马六甲和泉州等中心城市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枢纽。而且，随着欧亚大陆贸易联系扩展，此类中心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作用日渐加大。藉由商人的商业实践，大多中心城市出现财产盈余，进而推动所在地区贸易发展。地中海周围、伊斯兰世界、印度洋沿岸和东南亚地区是各具特色的区域性体系，这些亚体系在11-13世纪逐渐形成并相互沟通，到14世纪初已经联结成世界性的贸易体系。从整体看，这些中心地区在发展节奏上具有超乎其他时段的一致性。中国的瓷器、波斯的彩釉器物、埃及的饰品以及西欧的教堂都体现出各地区文化艺术的繁荣，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各地区经济的富足，也反映出世界贸易体系对各个地区性体系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来，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与16世纪以来的现代世界贸易体系空间上存在连续性，但时间上却未能一脉相承，两个体系之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断裂。阿布一卢格霍德认为，从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的兴衰可知，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东方人撤离印度洋等地为欧洲崛起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也为现代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机会。阿布一卢格霍德对13世纪世界贸易体系的建构与论述有助于我们抛弃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思路，更客观地认识西方兴起的原因，进而从全球史的宏观视野审视世界体系的变迁。由众多因素共同构成的维护机制保证了整个贸易体系的有效运作，充分展现了欧洲、中东和亚洲等地区在经济层面的跨区域互动和跨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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