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节往来是朝贡册封体制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传统时代人际交往、文化交流以及通商贸易的重要途径。明清时期中国与朝鲜关系密切，使节往来频繁，留下了大量《使朝鲜录》《朝天录》《燕行录》等相关记录。本书利用这些资料，并结合《朝鲜王朝实录》和个人文集等，展现与使行有关的制度、情感与利益等多个侧面，以丰富我们对明清时期中朝关系史及朝贡册封体制的理解。
第一章 壮游与饮冰：朝鲜士人的使行体验／1
第二章 下隶：使行中的下层民众／30
第三章 琴歌：歌咏与离家去国的情感表达／61
第四章 妓戏：乐舞表演与航海“朝天”的戏剧化／89
第五章 狎鸥亭：“天使”伴接与皇华记忆／115
第六章 夷齐庙：使途游览与精神追求／138
第七章 野坂亭与朝鲜馆：使行与历史记忆／174
第八章 西山园林：觇国与想象／202
第九章 文徵明：书画流通与艺术鉴赏／233
第十章 清钱：朝贡贸易与货币流通／256
第十一章 赂银与密赠：使行与辛壬士祸／286
第十二章 “事大”与交邻：论赵䌹的“以倭制清论”／321
第十三章 使行与新知：近代朝贡制度转变的契机／350
后记／381王元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韩国史和中韩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著有《小中华意识的嬗变——近代中韩关系的思想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14）等。我将适万里，万里燕山苍。
风霜飒凄其，道路何修长。
男儿生天地，弧矢事远游。
安能守丘壑，郁郁老一陬。
王事有裨益，宴安非所欲。
拔剑一笑行，出门车载辖。
迟迟去故乡，行行观国光。
上副明时需，下慰相思肠。这是朝鲜前期著名的文臣、学者徐居正在出使前留别洪应、李坡、许士顾、沈几仲等人的一首诗。明景泰三年，朝鲜文宗二年（1452），徐居正本以谢恩使从事官出使明朝，但途中因遭母丧而返回。到明天顺四年，朝鲜世祖六年（1460）夏，终以谢恩副使赴京。在这次使行途中，徐居正以作诗纪行为日课，留下了《北征录》。徐居正在北京还遇到了安南使者，与安南副使梁鹄也有诗词唱和之举。徐居正在《次安南使梁鹄诗韵》中说：“万国梯航日，同时近耿光。弟兄均四海，谈笑即吾乡。已喜新知乐，那堪别恨长。他年南北思，云水正茫茫。”梁鹄也有《次朝鲜国徐宰相诗韵》，曰：“万里皇华使，来观上国光。衣冠同一制，萍水各他乡。东海波涛阔，南天日月长。何时重再会，极目永相望。”明成化十二年，朝鲜成宗七年（1476）春，明户部郎中祁顺和行人司左司副张瑾到朝鲜颁册立皇太子诏，徐居正为远接使兼馆伴。祁顺等人离开朝鲜时，徐居正又送至鸭绿江边。徐居正与祁顺、张瑾等人“相与凡四浃旬，山川风物，倡酬殆遍”，祁顺称赞徐居正为“东韩之豪杰”。祁顺在归国途中，还在义州义顺馆为徐居正的《北征录》作序。徐居正的经历，在很少有机会见到外国人、到外国游历的传统时代，自然被传为佳话。当年姜希孟得到《北征录》稿，“焚香圭复者累日，至忘寝食，不能释手”，以为“是编虽小，备全众妙”，“随其指画，自汉都暨燕京数千里跋涉之劳，雄藩上都人物之美，礼乐之盛，括尽无余”。如此“佳山胜水三千里，短什长歌数百篇”，亦足令今人神往。明清时期朝鲜使行人员留下大量朝天录、燕行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韩国林基中先生整理出版了《燕行录全集》100卷和《燕行录续集》50卷，大大促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本书的内容，就是本人十余年来以燕行录为主要史料，并结合《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以及个人文集等史料，探讨与使行有关问题的阶段性成果。其中相当部分已作为论文在学术研讨会或学术刊物上发表，有些是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海上丝绸之路与郑和下西洋’及其沿线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研究”项目资助下刚完成的。本书各章内容虽然是断续完成的，但大体上围绕着一个总的问题，即从参与使行的人员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朝贡—册封体制下，使行往来的多重面向和意义，进而思考宗藩关系的性质和日常。本书第一章就是从这一问题出发，希望探讨朝鲜士大夫对使行的态度与体验。清代，朝鲜使臣大多时候通过陆路到中国。与海路相比，陆路更为安全，但是旅途劳苦并不能免，然而这又是朝鲜士大夫难得的出境观光机会，况且他们平生读中国之书，自然不免有到中国一游的梦想。所以，对于奉使赴京，他们也充满了期待和好奇。沿途吟诗作赋，诗词唱和，也正是在这种心理背景下进行的。本章中有关使行中疾病与死亡的内容，曾在学术讨论会上发表，在修改过程中，又参考了漆永祥教授发表的论文《朝鲜燕行使团中的疾病伤亡与救治抚恤研究》。通过描述使行过程中的苦与乐，来展示使行对于使行人员的多重意义。如果说第一章主要是从参与朝贡使行的朝鲜上层人士的角度来观察使行的，那么第二章有关朝鲜使行中的下隶辈的论述，则是从下层群体的角度去理解使行对他们的意义。该章写作灵感来自笔者阅读燕行录时，看到使行中的下隶辈一方面异常辛苦，另一方面又往往因旅途无聊而故意欺凌中国人，并以他们的使臣是皇帝的客人来恫吓中国老百姓。一旦中国人与朝鲜使行人员发生冲突，中国官府照例只会惩罚中国人，所以朝鲜使行对于沿途百姓来说，也具有多重意象。成文以后，曾以《清代朝鲜朝贡使行中的下隶辈》为题，于2020年11月在“故宫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过。会后经过修改，正式发表于《北大朝鲜半岛研究》2022年第1辑。以上两章，皆从使行人员的角度，来分析使行对于不同人的不同意义。笔者觉得妓乐与使行人员的情感密切相关，因此希望对这方面做进一步的探讨。最初想用一篇论文的分量来加以考察，后来觉得琴歌与妓戏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而且需要交代的内容又比较多，遂分为两章来写。这两章内容在成文以后，曾在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年会上发表，也从同行那里得到不少建议和鼓励。后来，有关妓戏的部分，以《燕行与妓戏：朝鲜后期使行途中的妓戏表演与使行的戏剧化》为题，发表在《北大史学》2023年第2辑“海上丝绸之路与跨国史专号”上。经过修改后，作为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由于本人对音乐、舞蹈专业内容了解有限，对朝鲜半岛的音乐舞蹈史也接触不多，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将来还有修订的机会。第五章的内容与其他各章不同，不是以朝鲜使行为主体来写的，而是主要讲朝鲜接待明朝敕使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明使与朝鲜文人的诗词唱和，因《皇华集》的存在，早已引起学术界极大的研究兴趣。不过本章内容不是为了研究《皇华集》，而是以狎鸥亭为中心，考察明使在朝鲜境内的活动，从而展示《皇华集》产生的场所性，以及围绕狎鸥亭这一场所而留下的历史记忆。第六章到第八章的内容皆与朝鲜使行人员在使行途中或在北京留馆期间的游览活动有关，而且大体上都写于同一时期，是早期阅读《燕行录》时引起我研究兴趣的部分内容。有关夷齐庙的一篇，以《夷齐论与朝鲜后期政治》为题，发表于《韩国研究论丛》2013年第1辑。有关沈阳野坂亭和朝鲜馆的一篇，以《燕行使与沈阳朝鲜馆的历史记忆》为题，发表于《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有关西山园林的一篇，以《〈燕行录〉中的西山园林——“胡运百年”的双重象征》为题，发表于《韩国研究论丛》2014年第2辑。从这三章的内容中，读者大概也可以体会到使行对朝鲜士大夫现实认识、历史记忆和精神世界的影响。第九章和第十章考察的是朝鲜朝贡使行与货物流通的关系，不过考察的是两种比较特殊的货物：一是书画作品，二是清朝制钱。有关文徵明的书画作品流通到朝鲜，以及文徵明对朝鲜半岛书法艺术的影响，是2020年为参加苏州图书馆举办的“风雅总持——纪念文徵明诞辰五百五十周年文献展”而准备的演讲稿，经过修改后，以《文徵明与朝鲜》为题，发表于曹俊主编《风雅总持——纪念文徵明诞辰五百五十周年文献展》。这次收入本书时，又做了增修。读者通过朝鲜文人对文徵明书画艺术的态度变化，也可以领略两国文人风气的相互感应。明清时期，朝贡贸易对朝鲜每年派遣大规模使行团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而朝贡贸易与朝鲜国内经济的关系如何，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相关研究中，大多关注白银的流通问题，对铜钱则关注较少。所以第十章从朝鲜货币史出发，考察朝鲜铸钱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说明通用清钱的背景，以及不久之后又废除清钱的原因。成文之后，最早在南开大学为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120周年举办的第五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过，受田卫平先生的赏识，以《朝鲜的清钱通用与革罢——宗藩体制下市场的整体性及其局限》为题，正式发表于《南国学术》2020年第1期。后来，该文又先后收入李伯重、董经胜主编《海上丝绸之路——全球史视野下的考察》，以及常建华主编《第五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主要是从政治制度层面来研究朝贡册封体制下的使行往来的，除了第十一章部分内容涉及敕使外，大部分内容是有关朝鲜朝贡使行的。之所以要研究使行与“辛壬士祸”的关系，是因为“辛壬士祸”的有关记载常提到与使行有关的内容，比较有价值的是朝鲜使行在北京使用的赂银问题，所以2022年11月笔者以《燕行与辛壬士祸——赂银问题》为题，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办的“‘使行录’与东亚学术文化交流研讨会”上做了发表。与赂银相对应的是，清朝敕使到朝鲜后朝鲜给敕使及其随行通官等人的密赠，所以笔者对当时的密赠情况也稍做考察，讨论的重点也从辛壬士祸进一步扩展到宗藩关系的性质和意义。收入本书时，又做了修改和补充。之所以要讨论赵䌹的“以倭制清论”，是因为笔者在2018—2019年参加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组织的“韩中历史论坛”过程中，受到韩国明知大学韩明基教授所发表的论文的启发。韩明基在韩国学界中比较早地关注到赵䌹的“以倭制清论”，这一名称亦为韩明基所提出。赵䌹在1638年和1640年先后两次提出的这一主张，之所以在今天受到韩国学者的重视，大概与韩国的国际地位和东北亚国际局势变化有关，是在为光海君翻案的潮流下出现的。本章试图从赵䌹的“以倭制清论”出发，考察“事大”关系和交邻关系对朝鲜的不同意义。成文之后，曾以《交邻的虚像——赵䌹的“以倭制清论”再检讨》为题，参加了2022年5月北京大学“海外韩国学重点大学计划”项目组主办的“东亚国际关系及其近代转型：使节往来、通信技术与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同年6月，又在韩国东国大学东洋海洋文明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和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韩建交3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过。会后，根据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又做了修改。我们知道，在朝鲜半岛的近代史中，斥邪卫正派和文明开化派相互对立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始终，而文明开化派主要通过日本获得新知识，因此后来几乎成为亲日派的代名词。其实，在朝鲜开港前，中国才是朝鲜获得新知识的主要来源，甚至可以说是唯一来源，《海国图志》等新学图书也很早就传到朝鲜半岛。但是，中国在这方面的作用并没有持续扩大，促使朝鲜早日做出政策调整。更为关键的是从高宗亲政到朝鲜开港的这两三年，中国虽然也在这方面做出过一些努力，但是做得还很不够，失去了一次改造和维护宗藩关系的契机。所以，笔者以张世准、万青藜和李鸿章三人为中心，对1873—1876年朝鲜使行人员与中国士大夫交往情况进行了考察。该章内容，曾以《朝贡制度转变的契机——基于1873—1876年间〈燕行录〉的考察》为题，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本书书名，来自朝鲜使行人员向中国人强调他们的使臣是中国皇帝的客，而这里所说的情感和利益，也是从广义上来说的，意在强调各方在使行中的感受和所得，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体会到传统时代的使行往来与现代外交人员的互访有很大不同。本书在使用明清年号纪年的同时，在叙述朝鲜史事时亦兼用朝鲜王代纪年，这样做只是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朝鲜历史。同时，为避免不同纪年间引起的时序混乱，同一年号在当页第一次出现时标注了相应的公元纪年。月日仍用阴历，故若具体到月日，不一定皆与所标注的公元年份相符，尚希读者明鉴。本书的完成和出版，不仅得力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海上丝绸之路与郑和下西洋’及其沿线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研究”项目的资助，也受到项目组负责人和各位成员的支持和鼓励，在此表示感谢。同时，也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陈肖寒等诸位老师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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