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14
文：蓝弘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
【导读】海洋史观：借鉴日本、展望台湾
本书作者川胜平太（1948-）是日本的经济学者，曾任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副所长、静冈文化艺术大学校长等职务，现任静冈县知事。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依然持续笔耕不辍。其著作一直都是围绕着经济与海洋的问题展开，特别是在一九八○、九○年代所写的几篇文章集结为《文明的海洋史观》一书出版，获得许多关注，堪称其成名代表作。
这本书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 1958-）的《大分流：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国与欧洲为何走上不同道路？》有些类似，同样是以欧亚对比方式讨论全球经济史的著作，但不是以西欧和中国的对比方式写出，风格也并非兼具宏大视野又内容细腻的史学著作；而是以西欧（特别是英国）与日本对比的视角写出的、属于问题意识导向的著作。这本书的日文版虽出版于一九九○年代，但作者在本书中所讨论的问题，或能提供读者观察、思考日本经济、日本视角的全球史观，以及关于台湾未来的一些思考的线索。以下，笔者将从「翻转锁国意象」与「翻转陆地史观」这两点来说明本书的论旨与特色。
一、翻转锁国意象：寻找日本在世界史中的位置
「『近代』诞生自亚洲的海洋之中」，川胜平太开宗明义地表示这就是贯穿本书的主题。本书最大的卖点也在于作者一反过去立基于时间向度来讨论各种近代历史的线性史观，主张从空间——更精确地说，是从海洋对陆地的角度来理解近代日本的历史。因为唯有如此，日本才能摆脱只是近代欧洲模仿者、跟随者的命运，展开日本自身就是创造近代历史主体的历史叙述。但是这样的历史叙述当然不是川胜自己独自构思出来的，而是源于西方与日本自身的学术脉络。
首先，川胜从与他一样受到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史学启发的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2019）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s theory）来说明近代资本主义的展开过程。其展开的方式是从十六、十七世纪开始，欧洲的霸权国家（荷兰→英国→美国）从中心向外扩张、殖民，形成以大西洋为中心的海洋经济圈，有着「核心、半边陲、边陲」三重结构所构成的分工体制。这一理论为人所批判的一点是其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不消说，日本在这一理论中并不被当作是一个霸权国家。
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一理论在一九八○年代介绍到日本时，由于当时正値日本经济的高峰期，因此也有人讨论日本是否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霸权国家。但是，这并不是川胜平太利用这一理论的方向，川胜只是采用它来说明欧洲中心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然后强调日本也有其自生的近代资本主义，最后阐述欧洲国家与日本在海洋亚洲的相遇、互动。但不同于欧洲道路，十七世纪后半的日本采行锁国，致力于高度提升土地生产量，使日本走上成为自给自足经济圈的道路。
在说明这一问题时，他引用速水融（1929-2019）的著名研究，认为相对在欧洲发生的是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江户日本发生的则是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然后，川胜主张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与日本皆在十九世纪时完成「脱亚」、走向近代。只不过，西欧所脱离的「亚」主要是伊斯兰文明圈，而日本所脱离的「亚」则是中国文明圈。
从上述内容可知，川胜关心的是日本在世界史中的位置，而这并不是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论或中国中心的朝贡体制论所可以满足的。其理论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强调亚洲的海洋同时孕育了欧洲（主要的讨论对象是英国）与日本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川胜通过对东、西方木棉经济史的分析，论述英国为了亚洲物产而构筑三角贸易网络，日本则成功将棉业发展为国内产业。从而，川胜强调相较于欧洲国家所构筑的是重视经济力和军事力的近代世界体系，日本则进入封闭但和平的时代。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川胜从自给自足产业的发展与和平的角度来理解锁国时代的日本。這種理解不同於森嶋通夫（1923-2004）在《續イギリスと日本――その國民性と社會》的鎖國解釋，乃至和辻哲郎（1889-1960）在《鎖國：日本の悲劇》中的鎖國否定論等，開啓一種日本與歐洲國家皆平等地走向「近代」的歷史解釋可能性。
一般而言，锁国政策指德川政权在一六三○年代禁止海外日本人归国、禁止日本人到海外、以及禁止葡萄牙人来航日本等一连串的政策。但「锁国」这个概念本身是一八○一年时，兰学者志筑忠雄将坎普法（Engelbert Kaempfer, 1651-1716）所写《日本志》（翻自荷兰版De Beschryving van Japan）卷末的一章翻为《锁国论》而来的。实际上，坎普法并不批判锁国时期日本的相对封闭性。只是后来在幕末时期，「锁国」这个语词已出现在武士间的书信中，用以形容德川政权自十七世纪前期以来禁止人民出海和控管贸易对象的方法。二战后，日本思想家和辻哲郎在上述自身的著作中把日本战败归因于锁国，怪罪锁国政策使日本长期隔绝于西方的近代化过程（科学发展等）之外。
但这种锁国论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学术界开始出现其他看法。如森嶋通夫就将锁国理解为一种贸易保护政策。川胜理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并不满足于森嶋的理论，而是更进一步地主张日本在锁国时期，把茶、砂糖等许多交易自海洋亚洲的物产成功地国产化，从而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圈。再者，川胜特别强调锁国时期日本所具有的和平且美丽的形象，把锁国时期的日本理解为不仅市场经济成功发展、又是一个和平且美丽的国度；他认为日本的「近代」原生自锁国状态之中，并在这样的基础上接受来自西欧的工业技术。但面向未来，川胜只拣选锁国时期日本所具有的和平且美丽的意象，否定锁国的诸项相关政策思惟。
再者，川胜不断强调的另一点是，锁国时期的日本文明必须归因于海洋所带来的恩惠。从而，他将其史观名为「文明的海洋史观」，用以批判日本学术界的既有史观。
二、翻转陆地史观：重新解释日本历史
川胜平太认为近代日本历史学始于接受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世界史论和福泽谕吉（1835-1901）等人的文明史论；之后，将阶段发展论扩展到最完整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史观也被带进日本，成为主流。重要的是，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与达尔文之间的互动与关系，花了许多篇幅谈论这个问题。他指出达尔文对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现象的解释理论是借自社会科学领域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而且马克思也注意到其强调阶级斗争的人类社会论也与达尔文的生物论类似，并有所共鸣。即这两者皆是立基于竞争、发展的线性史观。相对地，川胜提出京都大学教授今西锦司（1902-1992）的「分栖共存论」来取代达尔文的自然观。因为今西的理论强调的是，生物会适应环境、各自特殊化并能共存，而非竞争。
今西锦司任职于京都大学，而京都大学又以西田几多郎（1870-1945）等人之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构成的京都学派闻名于世。所以，川胜将之对比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深远的东京大学社会科学领域学术（他主要举宇野弘藏、大冢久雄、丸山真男等人为代表）。但是京都学派中其实也有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哲学家，其代表者是三木清（1897-1945）。所以，川胜将三木清归类为代表京都学派危机意识的人物，而今西锦司则是代表京都学派中的乐天主义。
从而，川胜建构出京大学术（肯定现状、乐天主义的京都学派） vs. 东大学术（否定现状的马克思主义系统学术）的二元对立图式来解释二战后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但川胜也强调相对于西田哲学的核心是「无的场所」逻辑，今西锦司以在自然界空间为其田野调查场所，故其方法论所实践的是「有的场所」逻辑。所以，两者要结合在一起构建出新的社会科学方法就需要媒介。在这一问题上，川胜则主张三木清所提出的「形的哲学」可能派得上用场。
接着，在上述的论述基础上，川胜开始讨论由今西锦司的弟子梅棹忠夫（1920-2010）所提出的「文明的生态史观」（简称生态史观）。生态史观继承今西「分栖共存论」中那种重视空间向度的思惟，从空间、生态学的角度来理解各个社会的差异。梅棹先将旧世界（欧亚大陆与北非）分为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第一区域与其他剩余地区所构成的第二区域。按其说明，第一区是中纬度温带地区，包括日本与西欧。第二区域则包括干燥地带、准干燥地带及湿润地带，包括中国世界、俄罗斯世界、印度世界、地中海与伊斯兰世界这四大文明圈，以及后来成为第一区域国家殖民地的东南亚。然后，梅棹主张大抵上第一区域都是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高度文明发达区域，第二区域则是长期受来自干燥地带游牧民侵扰的专制帝国，其中俄罗斯、中国等后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一九五○年代依然是马克斯主义史学盛行的年代，梅棹的生态史观在一九五○年代提出时，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挑战，初出时即受到许多左翼学者的攻讦。大抵批判其为一种环境决定论，一种变形的近代化论，并抨击其将日本与亚洲大陆历史切割的看法等等。事实上从正面来看，我们可说这是种文明多系发展的史观，把日本自身的近代化解释为内在自生的理论。然而，这也无疑是种脱亚的论述、史观，更是特殊看待日本自身的日本特殊论。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是梅棹在二战后的日本社会中，对在二战的大东亚共荣圈时代中被利用的亚洲主义思惟、论述的反省。
总之，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川胜平太所提出的「文明的海洋史观」是透过对重视空间向度的生态史观之修正所发展出来的。从川胜的角度来看，梅棹对于东欧与东南亚的理解都不对，且梅棹的理论中并没有囊括海洋，与唯物史观一样，皆属陆地史观。但在川胜看来，东南亚、日本、西欧皆属海洋世界。他将世界理解为「多岛海」，即大陆也是个岛，而诸多的岛各自独立，但由海来连接在一起。他企图以「多岛海」为座标轴来重新理解世界史，但他的史观其实明显与梅棹一样是属于脱亚的、且具有强烈的日本特殊论色彩。
「文明的海洋史观」的诞生一方面有其日本史学的脉络，一方面也是受布劳岱尔围绕地中海所展开的欧洲史论的影响。从川胜的角度来看，布劳岱尔的史论正是立基于海洋史观，只不过川胜把布劳岱尔的欧洲海洋史论连接上亚洲的海洋史论，并特别强调日本与西欧两股海洋势力在东南亚交会的历史意义。按川胜的解释，日本史是海洋志向与内陆志向交互出现的历史过程。即奈良・平安時代、鎌倉時代、江戶時代是内陸志向的時代；奈良時代以前、室町時代、明治時代以後則是海洋志向的時代。在这样的历史解释中，锁国时代的江户时代是受到海洋中国的压力下，转而以重农的陆地中国为模仿对象的时代。
没有错，在其论述中，中国绝不单纯只是个庞大的陆地国家，它同时也具有海洋国家的一面。海洋中国与海洋日本和东南亚共同属于海洋亚洲，而世界史上的「近代」就是诞生于海洋亚洲。因为东南亚是海洋亚洲的核心地带，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日本与西欧这两股海洋势力就交会于东南亚，从而各自受惠于聚集在东南亚「丰饶之海」的物产，构筑出自给自足的经济圈（如前所述，大西洋经济圈 vs. 锁国的日本），并透过工业革命与勤勉革命各自生出「近代」。这正是川胜平太的「文明的海洋史观」远远不同于生态史观之处。
在其论述中，海洋史观所展现的历史图像是商业的、共存的，且是透过海洋交易的物产所推动的历史。其透过海洋史观所投射出的未来日本的理想国家形象就是——漂浮于西太平洋「丰饶的半月弧」的「庭园之岛」，亦名为「美的国家」或「美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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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日本政治与「文明的海洋史观」
从上所述可知，川胜用大量二元对立式的论述方式构筑了具宏大视野的「文明的海洋史观」。然而，其论述到底经得起多少史学实证或严密哲学逻辑的检验呢？笔者以为对日本史、世界史有足够知识的读者大概皆能对其论述中的许多论点提出批评或不同看法。诸如他把二战后的人文社会科学大致分为「东大系统」和「京大系统」，然后将丸山真男直接归类为东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的这种论述，大概就会有许多人反驳。简言之，川胜在其论述中过度简化了许多学术意见的差异与对立等问题。但与其批评他的那些看法，笔者更想讨论在《文明的海洋史观》论述中，有意无意闪避、遭遗忘的日本历史，以及其论述本身与当代日本的关联。
看似美丽且自给自足的江户日本究竟是何种不平等且封闭的社会体制呢？日本又是如何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文化、制度等的冲撃呢？又是如何透过对西方国家的模仿、学习，走向工业化、富国强兵之路呢？在走上与西方国家一样富国强兵的道路后，日本对其殖民地与邻国又强加了多少暴力呢？这是一般近代化论、马克思主义日本史论所着重的主题。然而在川胜的论述中，这些历史皆被轻描淡写地带过或遗忘。反之，他强调的是锁国时期日本对枪械的放弃（但依然使用刀剑），及其所维持的和平现状与日式庭园的美丽意象、物产的丰富等等。
我们不能说川胜所言并非事实，但不得不说其所描写的锁国日本极其片面化。他并没有去探究在和平背后，藩与幕府、藩与藩、武士与武士、武士与商人、以及农民间的各种封闭且紧张的关系，也不讨论在日本建筑、庭园的美丽意象背后，所包含的宗教、艺术与其他东亚文化间的关联等问题，而且他也直接肯定了西方人对日本投射的东方主义印象（特别挑选正面的印象），这些问题都是他写作策略选择的结果。笔者并不是要批评他这样做有何错误，只是提醒读者在看待其所描写的锁国日本意象时，能持相对客观的态度理解之。
然而，川胜所提出的经济发展成功、和平又美丽的日本意象，对许多日本人（特别是保守派的政治家）而言是极具吸引力的。事實是，川勝平太是小淵惠三（1937-2000）内閣「21世紀日本の構想懇談會」的成員，也是第一次安倍晉三内閣「建設美麗國家」（美しい國づくり）（二○○七）計畫的企畫會議委員。不仅如此，在安倍政府于二○一六年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中（二○一八年将「战略」改为「构想」），也看得到川胜平太的影子。
川胜写过《海洋连邦论》（二○○一），被中国学者理解为是要包围中国的理论。但其实我们不应过度将之视为单纯对抗中国的论述。如同海洋亚洲必然包括海洋中国一样，川胜应不会只将中国视为陆地国家，进而单纯鼓吹与之对抗的政策思路，而是会朝向认为中日在海洋事务上应能有所合作。事实上，身为静冈县知事的川胜对「一带一路」是采取愿意积极合作的态度。当然，强调日本当往海洋国家发展的人不只川胜平太一人，更有名的是高坂正尧（1934-1996）的「海洋国家论」，及其相关的人脉。川胜的思想也是在这一脉络上展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必须从二战后日本保守派政治的视野来理解其论述的意义。
总之，在文明的海洋史观中，日本是由许多岛屿所组成的海洋国家；而面向海洋，在「多岛海」的世界中透过贸易建设、维持日本和平且美丽的样态是其希求的理想。川胜的政治态度无疑是保守的，但仍具有从开放的全球史视野来理解日本历史并展望日本未来的政策思惟。若与台湾读者比较熟悉的滨下武志相比较，这两人皆具有从亚洲来理解世界与日本的视野与问题意识；然而相较于滨下理论偏重中国与华人，川胜理论则如前述，重视日本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反观台湾自身，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台湾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呢？在这本书中，或许各位可以得到一些思考的线索。
四、海洋史观与台湾
在「多岛海」的世界想象中，台湾理所当然是与其他岛（包括大陆）透过海洋所连结起来的一座岛（当然，就国家层次而言，包括金门、马祖、澎湖等其他地理上相近的岛），有其独立的历史。许多读者会注意到海洋史观有助于我们解放强加在台湾身上的陆地史观。但台湾与日本不同，缺乏一种如日本那般既与中国往来，又长期以独立政体之姿模仿、学习陆地中国制度、文化的历史。但面向未来，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台湾与海洋的关系呢？或许有人会把台湾理解为海洋中国的边缘，但又或许我们可以从台湾中心的视角出发，将台湾理解为海洋亚洲的中心，即台湾是海洋中国、海洋日本乃至海洋东南亚的交会之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台湾是一个中心。
然而，真实的台湾之姿其实就是「多岛海」中的一个岛，即不是边缘也不是中心，台湾在海洋中与世界产生连结。这本《文明的海洋史观》或有助于启发读者们在全球史视野中去思考台湾的定位，以及台湾与海洋的联结。但是，我们依然必须平实地面对台湾与中国间的种种纠葛，以及源于西方的工业化进程、主权国家体制、公民社会理念等是如何在帝国与帝国的对抗过程中，被加诸于台湾的历史过程。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文明的海洋史观》，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川胜平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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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代文明源自亚洲海洋」为核心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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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海洋史观》的中心论题是：「近代文明始于亚洲海洋」。「海洋史观」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梅棹忠夫的生态史观为基础，吸收了法国历史学家布劳岱尔「连续性对外贸易带来的产品变化会引起社会的变化」的历史观。
为了回应海洋亚洲的冲击，位居欧亚大陆两边的日本和欧洲，分别开启了全新的近代文明。欧洲建立了以大西洋三角贸易为基础的近代世界体系，并发展出工业革命，提高生产效率，最后脱离了「亚洲」（伊斯兰文明圈）；日本则透过锁国体制，发展出生产效率极高的「勤勉革命」，达到国内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同样也脱离了「亚洲」（中国文明圈）。在川胜平太看来，以十四世纪世界经济危机为契机，欧洲和日本都从海洋亚洲进口了大量的物产，为此外流了很多贵金属，引起了十五至十六世纪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化。
工业革命 vs. 勤勉革命
例如英国在新大陆栽培适合制作轻薄棉布的长纤维棉花，并开发以此为原料的棉纱纺织机，实现了资本集约型的生产革命，并使劳动生产率最大化。随着从印度的棉布进口量的减少，不但消除了贸易赤字，而且开始向全世界出口机制棉织物，形成印度洋贸易圈与欧洲版的环大西洋贸易圈，构筑自给体制。
至于日本则是大规模地缩小贸易，构筑近代江户社会自给自足的「锁国」体制，通过日本著名学者速水融所命名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革命的「勤勉革命」，形成土地生产率世界第一的经济社会，摆脱对于海洋亚洲物产的依赖；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具有和近代世界体系相同的文明史意义。
本书发展了梅棹忠夫《近代日本文明的发展与生态史观》中所描绘的文明示意图，将围绕欧亚大陆成为贸易舞台的海洋纳入其中，向人们展示了更加接近现实世界的文明示意图，对于理解海洋史观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从事（日本）海洋文化研究的人来说，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日本的海洋经验对于台湾的启示
川胜平太的海洋史观试图超越达尔文生物史观及马克思唯物史观，对梅棹忠夫的生态史观、大冢史学及今西锦司人类学进行了修正，明确地指出他们缺乏从海洋透视人类及各种生物的弊端。书中详尽论述海洋史观之于日本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更指出二十世纪是「太平洋的时代」，展望海洋所呈现的新的历史镜像，描绘了将日本建设成为「花园岛」的美好蓝图。
本书能给台湾的启示在于，如何借鉴日本，从「台湾的海洋史观」出发，去思考台湾和海洋的关系，并且在放眼全球的宽宏视野中思索台湾未来的定位。在东协崛起、中美对峙愈趋频繁的此刻，台湾又正好位于涵盖东南亚海域与太平洋的亚洲海洋的中心点，使得本书显得更为重要。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责任编辑：翁世航
核稿编辑：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