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意茹丨评介鲁大维《文化、廷臣与竞争：明代宫廷（1368—1644）》

引言和第一章由鲁大维（David M. Robinson）执笔2，引言开宗明义指出，宫廷体系看似庞大固定，其文化却不时随人为和环境的因素变动。作为文化生成的主要场所，除了影响社会及周边地区，流动其间的人、物、风尚更是中央地方交流的产物，皇帝即使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不免要和他人进行磨合，宫廷无疑就是竞争和协调并行的场域，内外文化相互影响下，宫廷和外界其实是没有明显界线的。引言所论正是论文集书名的解题，也是本书的导读。

第一章 Ming Court（明宫廷）概述明代宫廷的组成和本质。皇帝为宫廷核心，也主导着一切事务，留下大量文字纪录的文官外，武官、宦官、宫女、教士、艺人等在宫中也有重大影响，不同统治者也塑造出不同的宫廷型态。皇帝展示权力同时，往往与文官系统的利益、观点相抵触，双方角力不仅是明代政治史的主轴，也影响着宫廷的运作型态。礼制则是帝王巩固权力、与外界互动的途径，不仅塑造出典范和完美的公众形象，也反映了理想的宇宙社会秩序。然而，宫廷成员之间有着阶级区隔，其互动的途径是什么？又是什么挑战了统治者的主导权？皇帝真的握有主导权吗？这关系到讨论明宫廷的本质的基本课题。

第二章 Bestowing the Double-edged Sword:Wanli as Supreme Military Commander（授予尚方宝剑：军事统帅万历）由Kenneth M.Swope执笔3，从万历三大征透视君王在文官、武官、监察三个系统中的协调运作。明代帝王向来重视军事权力的继承，并借以维护自我意志。万历亲政后以有能力的将领守边，赐其尚方宝剑（ceremonial double-edged sword）给予全权，掌握前线战况，适时调整战略，在战略和人事上皆居于主导地位，万历三大征就是神宗朝政的缩影，也是皇帝借以舒缓立嗣压力的手段。作者给神宗极度正面的评价，但单就援朝之战而言，明廷与日本决裂导致东亚封贡体系的崩解，战争也消耗了大量国力，建州女真则乘时崛起4，对外战争无疑是明朝由盛入衰的关键之一，皇帝在军事行动上虽果敢、刚毅且深富谋略，但战争的负面影响也应列入考虑。

第三章 Eunuch Agency Directorate of Ceremonial and the Ming Imperial Publishing Enterprise（司礼监与明帝国出版事业）为张珠玉（Scarlett Jang）所作5，讨论司礼监在内廷出版工作中的角色和地位。司礼监成立之初即负责内廷出版品的印制，其下的经厂也有别于文渊阁，形同皇帝的私人图书馆。其出版内容呈现了内廷观点，也突显了宫内外的区隔，隐含深厚的政治意义。作者举魏忠贤不识字也能干政为例，指出宦官势力的高低取决于皇帝，教育和知识只是次要条件。实际上，知识也是宦官干政的要素，不过大多出自于“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6的阉党，宦官不一定要有知识，但知识更是宦官干政的必要条件。另外作者也指出，内廷（inner court）为紫禁城内的皇室领地和宦官机构，外朝（outer court）则由官僚机构组成，规模也远大于内廷（页117），事实上宦官机构遍布于皇城和宫城之中7，外朝反而是远小于内廷的8。

第四章 Jiajing Emperor’s Interaction with His Lecturers（嘉靖帝与讲官的互动）由朱鸿林（Hunglam Chu）执笔9，从经筵、日讲探讨皇帝与文官的互动情况。世宗以外藩身份入继大统，礼仪之争连带影响了讲读制度，原由翰林学士担任的讲读官，被支持世宗的一般文官取代，课程也走向迎合统治者。嘉靖即位之初积极参与经筵，但课程内容与世宗相左时，世宗就会拒绝出席，或惩处讲官表示不满，大学士、讲官意见一致时，皇帝则会倾向妥协，可见皇帝、大学士和讲官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然而因为议礼的成功，嘉靖充分展现出“礼乐自天子出”的企图，大动作的改革祀典，也注解《心箴》、《四箴》并撰写《敬一箴》，以新儒学作者的姿态出现，这是议礼事件的延伸吗？嘉靖对统治正当性的重视，是否也影响了经筵日讲的进行？此外，支持议礼者成了翰林院主体后，讲官的任用情况有无改变？进讲的职责又是否回归翰林院？这些都值得探讨。

第五章 Didactic Picturebooks for Late Ming Emperors and Princes（晚明皇帝与太子的图绘教科书）由孟久丽（Julia K.Murray）撰写10，叙述明代图绘教科书的发展。明人认为图绘教科书图文并茂，与典型的历史人物结合，能及早教育皇储进而影响朝政，本文就从《圣功图》、《帝鉴图说》和《养正图解》展开讨论。郑纪《圣功图》未获孝宗赏识，霍韬、邹守益的《圣功图》被世宗视为讥讽之作，张居正用《帝鉴图说》教育幼主万历，焦竑则为光宗量身打造了《养正图解》，不过都没发挥教育作用。不过能够匡正君王的“正道”也是经过士大夫选择和诠释的，题材取舍、叙事角度、插图布局、评价论述皆然，不仅涵盖传统的儒家治国理念，也隐含了士大夫个人对王储、政局和国家的期许，作者大多为官员，也不免带有政治因素，因此成书的时代背景、政治作用以及后续影响等问题显然值得深究。

第六章 Imperial Agency in Ming Music Culture（明音乐文化中的皇家机构）由林萃青（Joseph S.C.Lam）执笔11，探讨官方机构与明代音乐文化的关系。明代音乐文化的建立，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是参与者，是宫廷、文人、寺庙、民间各种次文化的复合体，也是统治、教化和调剂的工具。王府则是地方音乐互动与创造的中心，宁王朱权在江西南昌的王府即为代表。作者借林莉娜《明人“出警入跸图”之综合研究》立论，认为《出警图》和《入跸图》是世宗谒陵的记录12，数年前朱鸿《“明人出警入跸图”本事之研究》一文已重新考证该图，断定《出警入跸图》并非世宗故事，而是万历十一年闰二月春祭谒陵的宫廷史画，又以《入跸图》中入画的景帝陵和功德寺，断定该图描绘的是神宗在天寿山谒陵后，前往西山行春祭礼的故事13，作者失察仍沿用错误的旧说。

第七章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ing Imperial Image（藏传佛教与明代皇帝御容的绘制）的作者则是经崇仪（Dora C.Y.Ching)14，探讨御容与宫中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关联。御容是帝后的画像，为政权的象征，也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和好恶。洪武年间，御容用于祭祖、献祭和上尊谥，渐成统治的象征符号和运作筹码，明初帝王崇奉黄教，藏传佛教绘图的取材、构图、色彩等概念开始传入中国，进而影响御容。政治和宗教固然对御容产生影响，但皇帝品味、绘画技术、时代风尚也应列入考虑。石守谦就指出，太祖座下的地毯繁复、细密的文样就来自于江浙民间，呈现出浓厚的民风，孝宗时宫廷画则走向精致细腻的南宋院体风格15，时代越后，绘图技术越高，风格也越奢华。反观孝宗御容，以完全对称、平面化的手法呈现，构图精致而细腻，或许就和宫廷画风的转变有关。另外，作者指出奉先殿和太庙中，德祖御容居中面南，懿祖、仁祖、太宗依序位于德祖之右，熙祖、太祖、仁宗位于德祖之左16，显然有误。根据左昭右穆的原则，懿祖、仁祖、太宗居于昭位，应在左；熙祖、太祖、仁宗居穆位，应在右，神主安置顺序亦然。

第八章 Ming Court and the Legacy of the Yuan Mongols（明代宫廷与蒙元遗风）的作者又是鲁大维，讨论的是蒙元对明代宫廷宗教、统治者形象各方面的影响，并重新评价武宗。在宗教方面，仿效忽必烈、资助黄教无疑是皇帝建立威信和抗衡官员的途径，影响宫廷文化外，黄教的影响也扩及民间。在统治者形象方面，行乐图、射猎图等画中，皇帝不时以头戴毡笠、身着比甲、腰系合钵的形象出现，和元代画中可汗的衣着相近，随从亦不乏穿着蒙式服装者，显示统治者将自己塑造成可汗的意图。不过这究竟是有意的操作还是无意的巧合？操作的动机又是什么？太祖向来致力于恢复儒家文化，何以继任者纷纷以忽必烈传人自居？还有，宣德年间就出现于宫廷画中的曳撒（又称马尾裙）就从朝鲜传入，由宫廷而民间传播，之后还成了高级宦官的正式服装17。明承元制，宫廷画中蒙式服装和时尚有无关联？样式受蒙人影响程度又如何？这也值得探讨。

本书能进一步衍生出宫廷史研究的三个大方向。首先，宫廷成员对宫廷文化有一定影响，宫廷文化就是秩序和帝国的缩影。皇帝、后妃、皇子、外戚、官员、宦官、乐师、优伶等人都是宫廷权力网络的成员，皇帝则为权力核心，成员不论地位尊卑、权限大小都受礼制的制约规范，宫廷礼仪不仅体现宇宙规律、道理伦常、统治权威，更是国家秩序的缩影，古人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严密繁复的礼仪不只约束宫廷成员的一言一行，也为国家天下立下典范，但礼制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统治者心态和国内外情势不时调整。宫廷不只是宇宙和人间秩序的体现、帝国的缩影，更是施政的风向球，成员不论地位尊卑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共同创造塑造着宫廷文化。

其次，宫廷建筑的形制、地点、名称、摆设往往具有深厚的政治意义，各类仪式运行其中形成宫廷的政治空间，这也是本论文集忽略的地方。以明代内阁和司礼监为例，一个位于外朝东路，一个位于内朝干清门旁，同样具有天子秘书处的性质，却体现了宫廷内、外，与统治者亲、疏的意涵。次以经筵、日讲和讲读为例，三者都在文华殿举行，但经筵在正殿举行，日讲在后川堂举行，讲读（太子的学习活动）则在东厢房进行，文华殿是“工”字形建筑，藉由川堂分隔的前后两殿，代表了内外、朝寝的区别，从三种活动的举行地点观察，就能轻易分辨出其重要性和主角的地位。再以慈庆宫为例，慈庆宫为东宫居所，也是练习政务的地点，慈庆宫即仿自紫禁城的整体布局，正殿象征前朝，承华、奉宸、昭俭、勖勤四宫则象征后寝，詹事府、掌印秉笔直房则代表内阁和司礼监，其居所布局、机构设置清楚说明东宫的政治地位和作用。

再次，天子后妃、文官武将、侍者优伶之外，民间境外也影响着宫廷文化。宫廷有如文化有机体，民间境外文化如音乐、绘画、瓷器、园林等不停传入，宫廷如同文化的大熔炉，各种文化不断的被吸收，经过创新、融和产出新的宫廷文化，新文化又传出宫外。以御容为例，这不仅是帝后肖像画，更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具有深刻的政治文化意涵，而宫内外的绘画技术、审美观念也影响着御容的呈现，可见宫廷并不是凝固封闭的个体，而是富有生命的文化有机体。

《文化、廷臣与竞争：明代宫廷（1368-1644）》从成员组成、军事活动、宦官机构、君臣互动、皇子教育、音乐部门、宗教信仰、帝王御容、蒙元遗产八项主题入手，内容大体上偏向学术（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艺术文化（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的讨论。窦德士（John W.Dardess）曾就章节、架构、材料等方面对该书进行评论，以下则不赘述18。本书的作者们受过西方的学术训练，个个是一时之选，在不同于两岸三地学者的思考上，提出兼具开创性、原创性的观点，呈现了汉学界在明代宫廷研究上的方向和成果。其中御容、音乐两个部分，则是现今宫廷研究比较缺乏的，林萃青所作的一章尤其令人惊艳，擅于传统音乐和礼制的研究外，在西方音学界也是第一把交椅，对明代宫廷音乐研究上，无疑做出了巨大贡献。另外，本书不拘于文字数据上，跳脱传统研究模式，运用书籍、图像、墓葬俑、瓷器等实物材料，融入民间和境外等因素，重新定位和诠释明宫廷，从新的角度探讨明宫廷的本质和运作，同时强调宫廷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会时，从冲撞，到调整，到融合，最后又产出新文化的历程，宏观和微观的历史观念并重，不但提升了宫廷研究视野，也开创出新的研究方法，这是论文集最足以称道的地方。

域外研究向来被东亚学者忽略，书中不少文章对境外的影响也有独到见解，也值得进一步探讨，可惜许多想法并未举出史料印证，不免带给人过度解释联想的观感。就紫禁城、皇城甚至是北京城而言，作为宫廷文化生成的主要场所，举凡都城的布局，建筑的等级、位置、使用等问题，都是宫廷最外显的特色，之中大大小小的仪式和活动，也蕴含了“礼”和“政”的因素，而所谓的“宫廷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也应当是广义的、多元的。以经筵、日讲和讲读为例，就牵涉到政治、学术、建筑的文化层面，讲学活动是皇帝养成教育的重要途径，学习的内容是传统的经、史著作，讲官则藉对内容的诠释，传达政治理念，进而对统治者造成影响，而三种讲学活动的地点，又和活动的重要性、活动的性质、主角的地位密切相关，同时受到政治、学术、礼制、建制多种宫廷文化的影响。第七章对御容安置的误解，也显示在艺术方面的探索之外，宫廷的政治、礼制、建制等文化层面，也应该列入研究范围，才能做出更精准、更有深度的研究。限于体裁和篇幅的关系，本书在宫殿规制、宫廷典制和政治运作的讨论上则相对不足，甚为可惜。2003年举行的明代宫廷文化研讨会，不论是对汉学界、历史学界或是文物学界而言，都具有开创性、跨时代的意义，这是汉学研究的风向球，代表了宫廷研究的新趋势和新领域，也证明了历史研究和宫廷研究有着共生、互补的关系。而2008年出版的论文集更是汉学界第一本明代宫廷研究作品，论文集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度切入，在架构上虽略为松散，缺乏一贯的中心思想，也显示出宫廷研究的多元和弹性，这是论文集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整体而言，本书观点独特新颖，具有高度的原创性和启发性，对宫廷研究有极大的贡献，和高度的研究参考价值，值得推荐。

注释

11本论文集另有《文化、朝臣与竞争:明代宫廷(1368-1644)》的译名,但笔者认为“廷臣”比朝臣更能突显主题。

22鲁大维于1995年以《明中叶北京盗匪叛变之活动(1450-1525》(Banditry and Rebellion in the Capital Region during Mid Ming(1450-1525)获得普林斯顿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中、日近现代史,目前任职于Colgate University。

33 Swope任教于Ball State University,其研究领域为明清及东亚外交军事史。

44万明:《万历援朝之战与明后期政治态势》,《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页132-134。

51张珠玉为Williams College的艺术史教授,研究领域为东亚艺术。

62(清)张廷玉:《明史》卷三〇六《阉党》,页7833,中华书局,2007年。

73宫城是玄武门、东华门、午门、西华门城墙内的范围,即俗称的紫禁城。皇城则是北安门、东安门、大明门、西安门内,紫禁城外的广大范围。

84大明门之内、千步廊一带为“外朝”;紫禁城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及东南方文华殿、内阁一带是“外廷”;皇城宫城内,其余由宦官打点的区域则是“内廷”。

95朱鸿林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学,研究领域为明史、近世中国思想文化及宋明理学。

106孟久丽是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中国艺术史教授。

117林萃青任教于University of Michigan音乐系,精于中国传统音乐和礼制。

121林丽娜:《明人“出警入跸图”本事之研究(上)》,《故宫文物月刊》11:7(民国83.8),页58-77。该文则是在那志良《明人出警入跸图》的基础上进行讨论。

132朱鸿:《“明人出警入跸图”本事之研究》,《故宫学术季刊》22:1(民国93秋),页183-213。

143经崇仪任职于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为中国艺术与考古学学者。

154石守谦:《明代绘画中的帝王品味》,《文史哲学报》40(民国82),页225-291。

165德祖是洪武的高祖父,懿祖是曾祖父,熙祖是祖父,仁祖是父亲。

176刘若愚《酌中志》卷一九《内臣配服纪略》就指出:“其制后襟不断,而两傍有摆,前襟两截,而下有马面折,往两旁起。唯自司礼监写字以至提督止,并各衙门总理、管理,方敢服之。”

181 John W.Dardess,“book review”,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16:1 (spring 2009): 107-110.窦德士指出本书不以文字数据为中心运用实物材料一点值得赞赏,但整体上有主题连贯不足、时序排列失当、选文性质差异、过度诠释实物资料四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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