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建立了史上最浩大的帝国。关于蒙古帝国的统治对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科技、艺术、人口、农业等的影响，今天仍在持续争论。但无论如何，当时的蒙古帝国的宫廷，如大都、上都、苏丹尼耶、巴格达和拔都萨莱，均作为学术、宗教、艺术和政治中心而举世闻名。即使在蒙古帝国崩溃后，欧亚大陆各地的新王朝仍然在蒙古时代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蒙古帝国的遗产对于生活在蒙古帝国崩溃后的 14 到15 世纪富有野心的领导人来说尤其重要。为了确认自己政权的正统性，大家都积极利用蒙古帝国的遗产。
欲了解明朝对蒙元遗产的态度，有必要放在欧亚大陆的层面上来考虑。可以说，明朝在批评蒙古统治扰乱中国礼乐的同时，也承认元朝的合法性，并寻求利用蒙古帝国的遗产。明太祖多次禁止使用蒙古的语言、服饰、姓名、音乐、丧葬礼仪等，并反复强调自己恢复汉唐制度和习俗的“决心”， 但与此同时，明太祖几乎完全沿袭了元朝的各种行政和军事制度。此外，由于历代中央政府未能控制的云南、辽东等地区都是元朝的控制地区，因此他们有强烈的欲望将其纳入明朝的版图之中。明太祖积极将蒙古人纳入明朝军队。他似乎还有效仿元朝的高丽朝贡制度的意图。以上几点表明，明太祖具有元朝继承者的面貌。明太祖在借鉴儒教、佛教、道教和中国式民间宗教传统的同时，也希望能有效利用元朝遗产。
明成祖更是将蒙古帝国与自己的帝国等而视之。宫崎市定说：“成组的意图绝对不是构造中国人的中国，而是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共同体。换句话说，这是元帝国的复兴。可见他是在做大元帝国的复兴。”其他研究也强调了明成祖对外交和军事活动的热情。
在此，我想要思考明朝朱氏皇室与作为khaghan大汗的元朝遗产，特别是与忽必烈(元世祖)的关系。过去的研究中，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明朝皇帝是作为大汗的身份。其中一个原因是现存文献的性质。明朝宫廷研究中主要使用的文献是《明实录》、《皇明制书》、《大明集礼》等官方编纂资料或个人文集。虽然性质不同，但都是出自士大夫之手的记录。不必多说，作为明朝官僚的士大夫的价值观、自我意识以及政治、文化理想与明朝未必一致。文献资料不可能完全摆脱书写者的主观意识，为了理解明朝皇室与蒙古帝国的关系，必须充分注意相关文献的处理。为了克服这些文献上的问题，有必要尽可能地利用不同性质与立场的各类资料。
宫廷肖像是了解皇帝或整个政府的自我意识以及政治、思想、文化形象的重要资料。最著名的明代宫廷肖像画是国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些宫廷肖像中皇帝的外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但总的来说，皇帝坐在宫殿内的宝座上，穿着中国风格的服装。在这类绘画中，或多或少有一种将皇帝描绘成中国传统理想君主的倾向。
宫廷肖像画的另一种是所谓的“行乐图”。商喜绘《宣宗行乐图》是作为明朝皇帝的自我形象，这是一份意义深远的资料。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场所。与一般的皇帝肖像画不同，皇帝和周围的宦官都不在宫廷内部，皇帝也不是安静地坐在宝座上。皇帝在野外骑马，场面非常生动。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皇帝的服装。宣宗头戴毡帽(笠子帽)，身穿与元代比甲极为类似的骑马用衣服。
有人说明朝皇帝穿蒙古衣服只是一种习惯，或者宣宗的衣服反映了关注军事，但《宣宗射猎图》(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所描绘的明朝皇帝的形象宛如元朝的可汗。戴着蒙古帽子，身穿蒙古服的中国天子正在逐鹿。《宣宗猎骑图》也同样描绘了宣宗身穿蒙古服，骑着马在野外活动的情景。从绘画的细节看，马鞍下精致的毛皮令人想起《元世祖出猎图》中描绘的忽必烈的毛皮。所谓拴腰合钵是内陆亚洲民族的特征，在元代的许多绘画中都能见到，拴腰合钵在商喜的《宣宗行乐图》和周泉的《狩雉图》中也能见到。根据《大明集礼》、《礼部志稿》等所载的记载，明朝宫廷举行的“抚安四夷之舞”的表演者，也带着牵腰合钵。《明宪宗行乐图》(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一幅更有明朝风格的画作，但这里面宪宗仍然戴着一顶蒙古帽子。而且宦官还带着 拴腰合钵 。
元朝与明朝之间有着显著的连续性，这对明朝的政治史、外交史、文化史等所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其连续性的一面，以上简单叙述明朝皇室与元朝遗产的关系。通过明代宫廷绘画，十五世纪的几位明朝皇帝与蒙古人的服装、元朝可汗的形象惊人地一致。这种描写方式并非偶然，而是有意识的政治、文化手段。而且直到正德年间，由于明朝皇室与元朝一样，藏传佛教受到了很好的保护。隶属于锦衣卫等的达官比重也格外突出。明朝亲卫和元朝kesiq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皇帝权力的象征。此外，还可以指出诸王的王陵俑中蒙古服饰的影响。
我们从各种来源、各个角度对明代的元遗产进行了研究，但从中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要密切关注明朝的多样性。明朝的政策常常被认为是内向、落后和排外的。如果我们过分强调它们，我们就会忽视皇室的内部运作。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皇室与外国的联系是密切而多元的。这种关系越深，明朝皇室在国际国内的特殊地位就越牢固。在与欧亚各国接触时，需要一个能得到所有政权承认的王权，在这个意义上，蒙古帝国继承者之一的身份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在国内，从15世纪开始，文官官僚们开始直接或间接地挑战皇帝的权力。作为应对这一挑战的方案，文官官僚无法支配的可汗这一王权的依托是有魅力的。换言之，明朝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存在，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统一体。如果过分依赖士大夫的记录，就会迷失。是否有必要尽可能利用各种文献和实物资料，甚至建筑物等进行综合考察呢?探求明朝皇室实际面貌将是今后的课题。
鲁大维在2004年京都大学第二届国际座谈会上的报告摘要 https://www.bun.kyoto-u.ac.jp/archive/jp/projects/projects_completed/hmn/asorder/meetings5-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