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
翻译：史金金 孟繁之 朱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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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逃避长毛
1852 年，叶坤厚返乡葬母。这位孝子年届五十，正处于官场得意的黄金时期，他当时在河南任职。通过抗洪和打击强盗、平息寇乱，成为一名杰出的地方官员，曾经前往京师觐见皇帝—这是多么令人敬畏的场合—受到赞誉，皇帝称赞他工作勤勉。但依据封建帝国的礼教习俗和儒家思想的训诫，父母过世，为官的子嗣应当辞官回家，丁忧三年。于是他回到家乡安庆，与兄弟们一起为母亲守孝。
安庆在长江北岸，距上海约六百公里。在19 世纪中叶，这里是安徽省的省会。安徽是一个较新的省份，1662 年才从江南省分离出来，其名“安徽”来自于省内最大的两个府—安庆和徽州。徽州位于长江南岸，是有名的商贾之乡。像其他的中国省会城市一样，安庆有坚固的砖面城墙围着，但是城内的面积只有约一平方英里（相当于2.5 平方公里）。其人口大约有七万，是中国最小的省会城市之一。在这一带，沿江的商业活动集中在下游的芜湖港口，而安庆主要是政治中心，这也是像叶坤厚这样的士绅和他的兄弟们离开先辈们居住的村庄而搬迁到安庆的原因之一。在这里，更接近官府，他们能享受到城市生活带来的便利：书店、茶馆、古董店，风景秀丽的寺庙和凉亭，而且也有同样身份的人可以往来。根据一位20 世纪早期的传教士的描述，城内大约四分之一的面积都是各种公共设施：府衙、书院、监狱，还有寺庙。据他的描述，安庆是一个“非常慵懒、保守，生活非常舒适的地方”。
在正常情况下，安庆可能是慵懒的，生活舒适的，但在19 世纪中叶，安庆则非常态。事实上，叶坤厚一回到安庆，整个城市就受到沿江而下的大规模武装内乱的兵舰的围困。这就是太平军，以一种类似基督教的狂热的宗教热情（洪秀全将自己想象成了耶稣的弟弟）和对当时满族统治阶层的极度仇恨激励士气。内乱历时十年有余，对中国中部破坏严重，几千万人惨遭杀戮，毁坏程度空前。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分水岭，也是长久以来的积怨所致。
满族建立的王朝名为清朝，自1644 年起统治中国。在清朝的前两个世纪，整个国家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国家长期太平，从新大陆传入了粮食作物（尤其是玉米和甘薯）和经济作物（棉花、花生、油菜籽、芝麻），丝绸和手工棉纺织品大量生产；谷类作物交易活跃，政府的粮仓为老百姓提供了安全保障，所有这些都为繁荣昌盛提供了基础。收成不好时政府积极赈灾，这意味着大多数人不用挨饿，衣服相对便宜而且到处可以买到，年轻男子有能力成婚、养家。这种繁荣的结果使中国人口在这一时期增至原来的三倍，接近四亿五千万人。人口增长在一开始是繁荣的表现，但最终将会成为一种负担。清政府没能跟得上这种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1712 年颁布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将至关重要的土地税收固定化，即使增加人口也不再增加税收，所以政府收入受到相应限制。腐败蔓延，官员不能解决问题时便将其掩盖，隐匿不报。堤坝和水利设施未能及时维护，致使水患频发，势态严重。到了19 世纪，各地粮仓问题频出：仓库漏雨，粮食腐烂，官员谎报情状，这样，政府应对饥荒的赈济不再可能高效。就在叶坤厚当时任职的河南，洪灾频发，十室九贫，景象悲惨，他在返乡前不久写了一首凄伤的诗来描写当时的情景：“连岁遇水荒，十家九破败。栖止无室庐，性命如草芥。死者多于生，生者皆乞丐。充饥寻树皮，不得有荑稗。谷贵人自贱，儿女成买卖。父母痛生离，血泪盈衣带。道旁往来人，习见不为怪。伤哉天地心，惨毒毋乃太。”
清政府当时还面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朝廷公牍奏章中很少提及。满族政权是一个外来民族通过征战而建立的王朝。在17 世纪，满族人从他们的家乡，今天中国的东北，攻占了中原地区。在有些地方，攻占是极端残忍的，尤其是当中原男子抗拒强加给他们的“剃发令”时，往往遭到杀戮。这种发式要求他们剃光前额，而在脑后拖一长辫。
外来的征战部队以“旗”为组织单位，包括了蒙古人和东北地区的汉人（汉军旗人）。他们在全国各地通衢要塞驻防，住在隔离开来的由围墙高高圈起来的军营（即满城）中。中央政府中，六部都有两个尚书，一个满族尚书，一个汉族尚书。而对于省一级的官位而言，最初八旗的后代，即满族人和汉军旗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和汉族之间的文化差异逐渐消失。尽管皇室努力想要界定和保持独特的满族身份，旗人还是逐渐适应了中原文化环境，日渐同化。到19 世纪的时候，满族人用汉语读写，用儒家经典教育子女、填词作曲，也吸纳了中原文人的文化范式。与此同时，他们的骑马射猎技术明显衰退，而这些正是清朝历代皇帝想要进一步显扬，借以保持满族身份的技艺。不过，满族权贵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权阶层，因而社会底层对他们政治统治地位的仇恨是很自然的。
19 世纪中期，欧洲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剧了这些国内矛盾。自16 世纪开始，西方人就与中国通商，从中国购买丝绸、茶叶和瓷器（瓷器在欧洲又名china）。在18 世纪晚期，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尤其是当英国人开始喜欢喝茶之后，茶叶成了亚洲出口到英国的最主要的产品。英国曾对茶叶征以重税（导致了广为人知的“波士顿倾茶事件”等美洲殖民地的反抗），因而茶叶也为英国王室带来了丰厚的税收收入。但英国人却没能找到一种出口产品来平衡他们对茶叶、丝绸，还有瓷器的进口—直到他们开始在印度种植鸦片。鸦片贸易是非法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海军不足以保卫绵延上万公里的国家海岸线，因而无力阻止鸦片贸易。19 世纪，尤其是19 世纪30 年代，鸦片销售量急剧增加，以至于欧洲因进口中国产品而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开始回流。继而导致中国市场上白银短缺，物价下降，经济明显衰退。不得不说的是，鸦片贸易的利润，足以贿赂中国的武装部队和沿海地区的大小官吏，这在毒品贸易中迄今都是司空见惯。
1839 年，危机达到严重关头。皇帝决意阻止鸦片流入中国，派了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达广州，这是与西方进行合法贸易的唯一港口。林则徐关闭了大小烟馆，没收烟枪，惩处瘾君子，继而着手裁惩西方烟商。英国商人力劝本国政府借此争端强行打开中国贸易的大门。很快，鸦片战争爆发。因长期和平，清政府的军队疏于训练，根本无力应对这种新挑战。用叶坤厚的话说，“兵籍半虚名，老弱相承袭。抑或市井徒，无赖多窜入。”登记在册的士兵有一半名字都是伪造的（官员只是用他们在花名册上充数，以得到更多军饷“吃空饷”）。年老体弱者承因相接，士兵多选自城镇里的乌合之众，一无是处的流氓无赖也来参军。而另一方面，英国海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战术精湛，装备先进，因而很快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并最终于1842 年与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根据条约内容，香港割让给了英国；几个港口开放通商，包括上海，同时准许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清政府在西洋“夷人”那里第一次惨遭失败。
在近现代史上这次对整个世界格局都产生深远影响的悲剧中，中国和西方世界在政治上、军事上进行了正面交锋。此时，清政府日益腐败，暮气深沉，已进入衰退时期，而西方由于科技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种种进步，正自信满满，并且对自己文化上的优越性有着前所未有的自信心和优越感。鸦片战争即源于这场有决定意义的对抗，并加速了满族人统治的败落。当时不安定因子早已开始蔓延，如盗贼、白莲教、会党等发起的小规模内乱，以及苗族等发动的起义；无正当职业、无所寄托的无赖混迹于赌场，并参与各种犯罪活动。鸦片走私为秘密团体提供了新的机遇，而英国在南方沿海一带打击海盗，又将这些盗贼驱逐到了内陆江河流域。
不安定因素日益加剧，就在此时，一位来自广东地区的应试举子屡试失利，在读过一本基督教的宣传册子后，他逐渐相信自己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弟弟。在19 世纪40 年代，洪秀全和他几位忠诚的追随者在广西省一个治绩弛乱的山区州县，成立了拜上帝会。拜上帝会的领导者自称有耶稣或圣父的灵魂附体，他们预言国家将有大事发生，谴责不道德行径，治愈病患，救济穷人，并承诺只要遵信教义即可得到救赎。
附近镇里的乡绅对于这种异教产生怀疑，将其报告给了当地官府，并不断以自家佃农和邻里组织的团练镇压拜上帝会。但拜上帝会却日益壮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尤其是洪秀全所属的客家人、贫穷的烧炭者、失业的矿工，及其他寻求保护和支持的弱势群体，还有授拳传艺的天地会成员。到1850 年，清政府认为不能再任由这支新教任意发展，便组织清剿。而此时拜上帝会已进行了改组，更名为“太平天国”，并公然开始反叛。太平天国在其《浩劫说》中清楚明了地增加了反清的内容。清朝统治者被贬低为外来的“恶魔”、“清妖”，而且太平天国摒弃了清政府规定的发式以显示自己反满的使命，他们不再把前额剃光，而是头发松散，成队前行，因而有了“长毛”的别称。
之后的两年里，攻城掠地中太平军实力不断增强，不过此时他们还主要活动在西南部的山区州县，他们的发源地周围。1852 年，他们冲破清廷军队的包围，向北挺进，进入湖南湖北一带，在这里，太平军规模呈指数级地壮大。到农历年底，太平军攻占了武昌与中部多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而他们庞大的舰队已整装待发，随时准备沿长江向东行进，直逼安庆和中国经济的中心—江南一带，也就是叶家的祖居所在地了。
而在安庆，此时叶坤厚同家人正在营葬他已辞世的母亲。邻居们纷纷前来弔慰，但过了一段时间，弔客减少，叶坤厚痛感人情冷暖，诗中写道，“时来宾客多，势去亲戚远”。他开始着手处理家务，尤其是制订计划，建造恢宏的叶氏祠堂，修纂新版族谱。作为这个家族中许多年来的第一位朝廷命官，他急切希望编纂书面记录和家训礼仪，以维持整个家族在当地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也因远离政务他极为享受这难得的清闲。他从河南返家时带回了大量的古董，大约有四百六十件之多。老友不时造访，饮酒赋诗，觥筹交错，这是当时文人的一种重要社交活动。他藏书颇丰，时常沉浸在书海里，阅读历史，尤其是有关历朝历代治乱之迹。叛军的动向总在心头萦绕，令他烦忧，而整个城市疏于防备，更令他不安。他诗中写道，“城上擂大鼓，城下喧歌舞”，城墙外，战鼓声响彻，城内却歌舞升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骄逸轻敌。所有灾难的来临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果报应，真可谓：“江南繁盛极骄奢，安乐由来生死故。特将兵火示灾惩，要使齐民知感悟。”
太平军的舰队沿江而下，直逼安庆，整个城市一片骚乱。种种怪象预示着灾祸即将来临：某天突然乌云密布却无点滴降雨，梨树结出甜瓜，城中各处竹子开花，老鼠四处逃窜，天空中出现流星。这些预兆都暗示着清王朝没能保持天地和谐，因而失去了天命。城内百姓不安起来。秋季赋税收缴完结之后，粮食满仓，当地知府担心这会成为叛军袭击的目标，于是向上请求增援以保卫城池，但当临近的浙江省调来两千士兵之后，叶坤厚的儿子伯英并不感到宽慰，说他们“短小懦弱，殊不足恃”，恐不堪一击。知府于是向地方乡绅求助—像叶坤厚一样曾经为官的地方精英，或通过科举考试但从未入朝为官的举人老爷，以及其他以财富和地位成为各自地方显赫人物的缙绅。叶坤厚受邀将他在河南平叛的经验应用起来，组建起当地团练来予以抵抗。他组织起由地方缙绅领导的民兵局，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出潜入城中的太平军间谍。他对知府不抱有什么希望，因为他发现知府软弱无能、无可救药：实权都掌握在藩台李蔼文的手上，而这位知府同知又依赖于一位副官—这位副官傲慢无比，其行为根本无法以道德二字来约束。叶坤厚与当地另一位官员私交甚好，他是坤厚在河南为官时一位同僚的儿子，但他位卑言轻，帮不上什么忙。知府衙门内混乱不堪，众人皆知城池根本守无可守，而城中平民也纷纷准备逃离，真是人心惶惶。一位指挥官担心太平军会利用城墙外沿墙而筑的民居爬上城墙，或者借以掩护挖掘隧道，摧毁城防，于是下令将这些民居全部毁掉，坚壁清野—这一举措虽不乏明智，却也是铤而走险，因为这使百姓既怒且惧。官员和乡绅们撤退到了相对安全的乡下。年轻的叶伯英带着一大家子人，乘船向北行进了约五十公里，到达了邻近桐城县的山区，寄居在其父的一位同僚家中。而在安庆城内，农历新年临近，却无人庆祝，积雪覆盖地面，市面清冷，城中百姓大都已经逃散了。
距安庆沿江而上大约四百公里处，在农历新年的这一天（1853 年2 月8 日），太平军从武昌出发，兵分三路溯江而下。沿江两岸有庞大的地面部队，掩护着这一支由近两万艘强行征募来的平底帆船组成的舰队。舰队中央，是天王洪秀全乘坐着的雄伟的龙舟，表明了现在他的宗教使命中又多了称帝的雄心。太平军几乎是移动着的国度—总共约有五十万人，住在依据性别仔细隔离开来的帐篷里。他们中的许多，是从太平军已经攻占的城镇中征募来的，这也意味着并不是所有人都忠于太平军的理想。然而其当时的效果，确实是形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沿江而下，所向披靡。
太平军离开武昌后的两周，满载难民的船只出现在安庆城外的江上。谣言四起，称其中藏有乱军。当月24 日黎明，几百艘乱军的船只结集在长江南岸，正对着安庆城。清军用189 门陈旧的大炮对其进行轰炸，直到炮膛因温度太高，无法填充火药并自行引爆。之后太平军横渡长江，兵临城下。防御的守军缒城而出，四散遁逃。到了下午，乱军登上了城墙，他们的叫声吓退了残留的守军，乱作一团，溃散而逃。知府得知防御被摧毁，忙向朝廷发出急报后便往迎敌，被乱刀砍死。知府同知的职责是保护库银和粮仓，但随着乱军一路前行，他已先行逃遁，弃粮仓和府库于不顾，这些财物，立即成了太平军的囊中之物。
留在城里的叶氏族人和其他缙绅，先是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傍晚时分，叶家一位仆人报告说安庆城的北门还开着，且无乱军把守。叶坤厚和儿子，还有几位兄长，一起就此逃离安庆。出城后，在附近村庄的一位亲戚家里短暂休息，之后他们连夜赶路，踏着新雪，穿过泥泞田地，直到黎明时分，方与其他家人会合。这个叶姓大家庭共有四十人，包括他们的妻妾儿女，还有仆人，光确认所有人都安然无恙，就花了好几天时间。最终的团圆令他们欣喜，但同时，大家又都对未来充满深深的忧虑。乡下到处都是逃散的清兵。最初的时候，村民把这些人当作兵痞赶走。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斗志，只祈求怜悯和施舍，于是村民们给了他们一些烙饼和一点钱，打发他们上路。
接下来的两天内，有传言说乱军要出城侵扰乡下地区，乡绅们遂组织起民兵保卫自己的村庄。然而四天后，太平军离开了安庆，继续向下游的南京进发。他们很快攻占了南京，并在那里定都十年之久。叶伯英和他的叔父回到了安庆，他们发现家还是原样，家里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损失。但集市被毁，附近的几处民居还在冒着焚烧后的青烟，府库和粮仓被洗劫一空，触犯了太平天国所拜神灵的寺庙被彻底查抄，僧侣和道士惨遭屠戮。除此之外，安庆城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地方缙绅织人员清理尸体，熄灭余火。太平军离开后，来了一批新的官员和军队，并带来了救济的粮食，期望通过这样的努力以尽快恢复秩序。然而这平静并没有持续多久。
6 月份，乱军又折回安庆。像往常一样，在他们行动之前，流言已经开始传播。战败的士兵成群结队，骚扰沿江的村庄和城镇。之后，有节奏的炮火声越来越近（起初被误以为是打雷声），宣示了太平军的到来。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清军没作什么抵抗，即告撤退，士兵四散。
城中百姓惊慌逃窜，但这次，作为防御工事的一部分，一些城门被堵，逃散的百姓争先恐后拥挤着穿过人群，老弱妇孺跌倒，被踩踏致死。尸体一具具堆积起来，路上到处是人们遗弃的物品，后面的人爬过成堆的尸体和各种散落的杂物艰难前行。返回城中的叶氏族人也加入了这支逃亡大军。叶坤厚脚受了伤，无法行走，只好由儿子背着赶路。他们再次逃往郊区的亲戚家，逃亡路上，暴风雨袭来，他们在雨中挣扎跋涉—妇孺的哭声不绝于耳—希望到更远处乡下的朋友那里避难。回望安庆城，城内火光冲天，已是一片人间地狱。
这一次，太平军又在攻占城池后很快离开。两天后，叶伯英和他的一位叔父，还有一名可靠的仆人，一起返回安庆，查看家里情况。他们到达时，正赶上一伙劫匪趁乱打劫，看到他们回来便惊慌逃窜。这一次，整个城市遭到劫掠：城门和衙门被焚毁，尸横遍野。有的死于战火，有的则被仓皇逃散的人群踩踏致死，尸体横陈街头，已经开始腐烂。还有一些人（大部分是女人）在被乱军抓捕后选择自杀，人们在井底发现了她们的尸体。由于政府官员和部队已经逃离，土匪和乱军恣意沿江劫掠，但很少有人再去打安庆城的主意—这里已经被洗劫一空了。叶坤厚诗中说：“那知繁盛地，忽变战争场。血骨悲狼藉，黄尘望渺茫。愁闻一江水，呜咽下残阳。”叶坤厚决定和家人离开这里，尽管他们家族曾世代居于斯、长于斯。他命儿子整理出家里的贵重物品，包括约一万卷藏书和几百件古董。接下来的几周里，叶伯英在安庆和乡下友人的宅子之间来回穿梭，将衣物、书籍和一些古董都转移到安全地带。对于叶家的这个分支来说，这是他们与这座城市的诀别，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些。
整个夏天，安庆城如同空城，清军和乱军交替往来。当地缙绅恳求清政府派遣官员和军队来恢复秩序，巡抚衙门回驻安庆，但无结果。清军驻扎在安徽省中部地区，也即驻扎于北部另一伙乱军捻军和南部的太平军之间。长江基本上为太平军所控制，他们的船只经常停靠在安庆城外。10 月份，太平军英勇善战的年轻将领石达开来到安庆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他当时年仅23 岁，是中国西南部早年支持太平天国的一户富裕家庭之后。他是太平军中最有能力的将领之一，也善于治乱持危，他在安庆周边建立起了一个稳固的政权。太平军早期的教义中，曾广为传播的一条就是“均田地”，这种平均主义的思想得以提出，既有中国历代“均田”思想的延续，也有基督教教义中所有人同为上帝之子平等观念的影响。但是这种革命纲领似乎从未得以执行，石达开还特地与当地地主合作，保护他们的财产，以期他们能按时交完赋税。
石达开推行的这些相对现实的政策，影响了叶坤厚及其家人藏身的乡下的形势。在全国的层面上，太平天国的叛乱代表了一种对儒家正统和清朝政权的根本挑战；但对于地方而言，实际上是两个政权对于其政权合法性和所控制资源的争夺，而乡村居民则想方设法在这种争夺中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由于政府军队混乱不堪，清政府越来越有赖于乡绅组织的地方团练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尽管太平军通常被称为“农民起义”，但他们建立的政权都在城市。当太平军的官员到乡下去征税的时候，他们残暴地抓捕乡绅和一些参与地方团练的民户。因为叶家有人曾经为官，又曾参与组织团练，当地人通常避免与他们接触，以免被牵连到反抗太平军的活动中。但是当地一些投机分子（叶家人把他们叫做“强盗”）抓住机会，领着太平军到处找寻躲藏起来的乡绅，然后抢夺他们的钱财。叶坤厚很惊诧这些“鼠目寸光的人”会“甘愿沦为叛贼”。
在此情景之下，叶家人不得不搬迁到更加偏远的山村，最后，他们来到安庆城北约五十公里的卧龙山悬崖下面的峡谷深处，在那里找到一间小屋栖身。小屋十分破旧，几乎不能遮风避雨。乱军控制了主要干道，但是不敢冒险到深山中搜查，于是这间小屋和附近一带暂无寇警。而实际上，山里成了乡绅们的主要据点，以至好几十个亲戚都来投奔，一起避难。对他们，叶坤厚的妻子无不表示欢迎并细致照料。
叶坤厚在山里藏身数月，这段经历给了他很多思考的机会，他作了几百首诗记录自己的随感。起初，他对自己的运途感到沮丧。在他的描述中，自己“破帽残衫兴未孤”，他暗问“岂有功名来落寞”？同时，他希望有机会展示自己：“丈夫断不羞贫贱，奇士常多讬钓屠。” 他确信像他这样的读书人，尤其是那些有为宦经历的人，在乱世中都要积极应世，有所作为。
天生祸乱须人定，不应举世无相应。
英雄流落困风尘，抑郁苦为资格病。
奇才何必非书生？平猺昔有王文成。
王文成即王阳明。此处叶坤厚提到王阳明，值得关注。因为王阳明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哲学家，他对理学中一些严苛保守的信条进行的批判，因明王朝的衰败及最终灭亡而饱受诟病。此时，叶坤厚回忆起王阳明曾任南赣巡抚，平定中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动乱。
之后不久，叶坤厚逐渐适应，甚至开始贪恋这种山居生活。在一首诗里，他把自己和家人与世隔离的避乱处比作前人诗词里的世外桃源：“遇人致敬恭，贤愚皆一律。酒食共招寻，聊用适所适。”他的诗中不断提到男耕女织的画面：牧童憩于树下，山间小道偶遇即可成为密友。他跟随一位拾柴者来到山中，二人一起在酒馆小酌。邻里到访，共饮一杯酒；人们彼此信任，夜不闭户。在他的友人中，和尚道士地位突出。他曾经写道：“我欲逃禅离尘世，室家无奈苦相牵。”他的思想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一种道教式的怀疑政府功用的倾向，流露出一种信念，那就是人们完全有能力自行管理好自己的事务：
解纷宜众族，排难睦诸亲。
奚必为为政，真能事事人。
聪明时货殖，肮脏且风尘。
避乱深交纳，荒山共结邻。
大多时候，当写出描写平静山居生活的田园式诗歌之时，叶坤厚似乎已经接受了命运，作为一个陶渊明式的隐士，他享受着这归隐山林的生活：
远离城市入乡村，林密何须更闭门。
山水味如尝蔗境，利名心已断尘根。
贫来欲卖书千卷，兴到时倾酒一樽。
花里过从无外客，只余猿鹤伴黄昏。
虽然他很可能为了养家，卖掉了许多书和古董，但留下的书仍足以供他阅读，他也乐于和兄弟们一起讨论书中内容。一同栖居于此地的文人、乡绅和曾经的同僚、退居林下的士绅不时前来造访，交换时局信息，互诉衷肠忧虑，艰难之中，友谊弥笃。当妻子生日的时候，他从邻家借酒予以庆贺。日子虽清贫，却乐在其中。
然而最后，叶坤厚的儒家责任感又占了上风，他不能再安心贪恋这种道教式的遁世生活，也不能在背井离乡之时还沉浸在山林田园式生活的悠然自得之中。起初，他希望朝廷平定叛乱的决心能使它很快取得战争的胜利，但清军接连失利，他的希望逐渐转化成了愤怒：
战时将在后，兵出谁为主？
奔时将在先，兵溃谁能阻？
非惟不阻导之走，官不守城贼来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