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晚明时期，为了满足防卫蒙古的军事要求，从全国征收的大量税银被搬运到北边九镇，“白银北流，往而不返”成为当时人士慨叹银荒的习以为常的话语。本文从经济思想的角度，对晚明白银北流问题加以探讨。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讨论白银北流问题和当时政治抗争的关系。反对隆庆和议和北边款市的论者特别尖锐地批评白银流出作为款市的恶果，以媚外和贪污为由攻击内阁当权者。第二部分分析当时通过铸钱、开矿等方法来试图解决银荒的若干提议，并且探讨提出这些方案的论者之经济观。第三部分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的长期视野中讨论这些议论的意义，指出晚明人士对待白银北流问题的思考方法为清初康熙年间和清代后期道光年间银荒时期的经世论者所继承。
黄宗羲在康熙初年成书的《明夷待访录》中，有如下叙述：
二百余年，天下金银，纲运至于燕京，如水赴壑。承平之时，犹有商贾官吏返其十分之二三，多故以来，在燕京者既尽泄之边外，而富商大贾、达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资力尽敛天下之金银而去。此其理尚有往而复返者乎？①
一、款市问题与白银北流
(一)对款市的批评
在晚明时期，忧虑白银北流的言论不胜枚举，其中有不少与北边款市问题密切相关。“款市”是指讲和与互市，亦即怎样处理明朝和蒙古等北方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一对外政策问题。在此举出若干比较典型的例子。
嘉靖二十九年(1550)发生了庚戌之变，俺答率领的蒙古军大举入侵，包围了北京城。俺答的目的是强迫明廷允许朝贡，以获得中国物产。这个事件震动了明朝政府，关于是否允许俺答朝贡，朝议纷纷。最终政府决定，不准许朝贡而以开马市代之。但对马市也有人提出强烈的批评意见，其论据之一在于财政问题。例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在《罢开马市以绝边患疏》中指出：
胡虏之产马有穷，中国之生财有限……以马与银数计之，每年市马约数十万匹，四五年间须得马数百万匹，每年约用银数百万两，四五年间须费银数千万两。一旦胡虏之马已尽，中国之财告乏，将安处乎！永久之计，将安在乎！②
刑部四川司主事董传策则把北边军费问题和对内阁首辅严嵩的批评结合了起来：
今户部所发岁不下百万，至为一切苟且之谋日不暇给，而诸将边臣尚深结[严]嵩心以求掩已之败。所请财富大半入嵩之家，或以数万希图内转，或以盈箱冀掩丧师。转展馈送，殆无虚日，遂令军士嗷嗷待哺，救死不赡，虏至闭城，任其得利而去。③
杨继盛指出马市费用会导致中国财富的匮乏，而董传策则指斥边臣侵吞边饷并勾结内阁当权者。这些论点为万历以后款市反对论者所承袭，但嘉靖年间的边饷问题不如万历年间严重，因此白银北流似乎还没有成为款市论争的中心议题。
嘉靖三十年，宣府、大同、宁夏开设马市，但由于俺答要求增加交易额，纠纷复发，马市仅一年余便告终。隆庆四年(1570)九月，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逃至大同附近的长城边界，投降明朝。明朝政府又开始了有关俺答封贡的讨论，并于翌年决定封贡通市，封俺答为顺义王。关于隆庆和议、俺答封贡的决策过程已经有不少研究，④在此只略看一下当时围绕款市的争论中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分歧。如果明朝与蒙古讲和成立，可以节省许多战费，这一点为大多数人所承认，但关于讲和带来的互市、抚赏等措施之得失，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比如，户科给事中宋应昌对抚赏提出如下异议：
滥赏之风既开，则各种诸酋，动称以事到边，告求赏赉，则中国之财币有限，夷虏之贪嗜无穷，将应其求，则势诚难继，不应其求，则兵端遂起……夫国家每岁出内帑数百万以充边，犹称匮乏，尚可于军饷银两动支以贿虏乎？每岁养兵亿百万以御虏，犹称单弱，尚可减撤兵卒以自弱边备乎？⑤
当时担任宣大陕西总督的王崇古在内阁(首辅李春芳、次辅高拱，以及张居正、赵贞吉)的同意下推进和议，其关于互市、抚赏的构思如下：(1)按弘治初年的先例施行互市。“虏以金银牛马皮张马尾等项，各镇商贩以缎绢布疋锅釜等物”，在虏使进贡之后允许交易。交易期间大约以一个月为期。由官员监管市场，如发现不堪用的商品和违禁物品，便取缔交易。每场互市结束以后，监督官将“各客商发卖过货物及得获夷价银物”查明造册，并报告巡抚、总兵官。监督官对夷马商货课税，每年以所征收的税银充抚赏之用。(2)至于给与蒙古人的抚赏，除了互市的税收以及停战后省出的赏功优恤之费以外，还从各镇年例客饷中支出3000乃至5000两，买备绸缎布匹分发给蒙古人作为抚赏。⑥依照该计划，原则上政府在互市中不用支出官银，反而能征税。讲和后必需的新增费用只是每镇数千两的抚赏费而已。与停战后节省的战费相比，这些抚赏费微乎其微。因此，按该计划，边饷问题应该在和议成立后趋于解决。但与王崇古的预测相反，围绕款市的争论在隆庆和议后并未止息。
虽然“今十余年来，边无牧马，其利害可睹已”，但批评款市的官员还不在少数，正所谓“款市以来，封疆之臣谭利，文学之臣谭害”。如万历十年(1582)到十二年间担任内阁大学士的余有丁即在《款虏策问》中指出，反对北边款市的势力相当强大，“虏初款市，言利者十一，言害者十九。”反对者的论据有三：“气久而不运不振，器久而不操不习”，“虏贪索无厌，而我经费有限，不与之是弃前功而为戎首，与之则无力而给之，非损内帑，则剥军膏”以及“藉口和款，纵横出入不为限，我之情形，备尝之矣”。⑦显而易见，其中第二条属于财政问题。下面所引南京监察御史孟一脉《急救时弊以崇圣德以图万世治安疏》(万历十一年十月)即反映了当时从财政角度批评北边政策的比较习以为常的论调。
今郡县仓帑，或舟而输京，或辇而运边，在百姓则倾终岁之勤动，不能供惟正之国税……臣观今之边势……今以中国之文币绮绣为夷狄之日用常服，名虽贡市，实以媚夷，是使中国之力日益损而夷狄之气日益骄。边臣假贡市以赂虏，虏每肆窃掠以邀赏，彼此相欺，以诳陛下。⑧
万历十八年六月在甘肃发生的洮河之变，使北边款市问题重新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⑨当时俺答已经去世，第三代顺义王扯力克与俺答第三夫人三娘子统治蒙古诸部，但其统制力不如俺答时代强，无法制止在青海活动的火落赤部落扰乱明朝治下的甘肃洮河地区。扯力克起初出兵帮助火落赤，但三娘子接受了明朝将领的劝导，让扯力克东归，事变由此平息。这个事件被朝野人士视为款市政策失败的明证，主战论者彻底否认款市在财政上的意义。比如陕西巡茶御史崔景荣在万历十八年七月的塘报中对隆庆和议以来的款市政策批评如下：
虏以老弱之马牛，易我有用之金银，是中国财货与投之江河无异也。总计各边市赏之费，每年止以四十万计，和款二十年来，已将八百万与虏矣。使有此八百万之财在今日，何至匮乏如是。况每年所费，又不止四十万也。未和之先，财在中国，既和之后，财入夷狄，此所以官民俱受困苦之害，而司农有告匮之忧也。⑩
又有兵科给事中张贞观在万历十八年七月的《请罢市赏决战守疏》中说：
臣谓今日之市赏必不可不罢，而战守必当决也……市本抚赏诸费，计每岁不下百万，而日加月益，且至脧削军士之月饷以足之……如众流之归大海而一去不复返者，而岁以百万计，计和款二十年则已饱虏二千万矣。虏有二千万之增，则中国有二千万之损……即虏不渝盟而中国坐困，恐亦万无可支之理。(11)
崔景荣和张贞观两人论调等同，但所引数字相差悬殊，大概是由于在他们来说，具体数字并不太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中皆带有对当权者进行的政治攻击的色彩。当时担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就洮河之变发生后的政治情况记述道：“廷议纷纷谓虏已渝盟，顺义实助逆，洮河且陷，临、巩且陷，危若累卵。因归咎本兵，并论余失策……一时幸灾喜功者，皆攘臂谈边。”(12)而陕西道监察御史万国钦的《大臣互党误国欺君致遗虏患乞赐罢斥疏》(万历十八年九月)便是当时谴责申时行言论之一例。“自款贡以来，巧宦之缙绅与庸驽之介胄，皆以边方为捷径，既无战争之险，又有异数之恩，升转赏赉倍于内地，日浚其甲士之衣粮，以媚[申]时行，岁以十数万计。无事之时，则为之援引，失事之时，则代其蔽护。”(13)万国钦具体列举了行贿于申时行而取得美缺的人名及贿赂银额，甚至将其比作宋代奸臣秦桧。(14)在批判者的心目中，“款市”成为媚外和贪污的代名词。万历二十年以后，明朝先后发生了对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等边疆的战乱，款市问题便不再是围绕边疆的议题之中心，但对中央政府款市政策的批评并未消失。比如，丁元荐《国事日非隐忧可惧乞图更化以中兴疏》(万历二十二年)云：“盖中原财赋辇而之九边，九边之士曾不得一饱，复辇而之长安中贵人”；而李三才《极陈国家治乱大关疏》(万历三十四年五月)也指出：“大将偏裨皆有贿得，督镇文武总属和同，战者掩败以为功，和者苟延以希宠，饷分为三，一以媚虏，一以交结，一以自润。”(15)小野和子曾对这些言论加以详尽分析，认为他们强烈指斥媚外、贪污的态度构成了后来集聚于东林书院的人士之共同特点。(16)
虽然在洮河之变时期，内阁成为款市反对派的谴责对象，但在内阁里面也并不是没有对边镇现状的批判。比如大学士陈于陛《披陈时政之要乞采纳以光治理疏》(万历二十三年二月二日)作为“时政六要”之一，举出“清查边饷”一事，其内容与上述批评颇有共同之处。首先，他列举出具体的边饷数字来加以说明：“今之谈财计者，至析秋毫矣，而军国之费，浩穰浮溢，无若边饷者。四方财赋岁入太仓银库，不过二百五十余万，而各边客年例兵饷(17)乃至三百余万，真天下第一漏卮也。”但他并不是反对款市。其次，他又强调了从成化年间到隆庆初年的太仓银库送边年例银从每年四十余万增加到二百八十余万的激增情况，从而指出由于隆庆五年的和议，“凡征调行粮摆边按伏之类，已为渐减，比之往时……则又大有间矣。”令陈于陛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然今之年例，尚多至三百三四十万，比隆庆间反增数十万，此其故，良有不可究诘者”。他提供了如边镇数目增加、兵丁名色增加、每年抚赏费用增加等，但也认为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边吏的贪污。
或扣减而他用，或掊克以自封，疆场之吏，垂橐而往，捃载而归者，比比有之。甚乃宾僚游士，出一言而曳绮履珠，星相卜技，挟一刺而籝金傅食。此等滥费，非从天降，非自神输。不过脱之公物，麇之私窦。而行伍则日销弱矣，马匹则日倒死矣，城堡则日颓塌矣……且以国家经费无穷，百姓膏血日竭。大司农早夜蒿目钵心，为一切权宜以佐国，取之尽涓滴，而泄之若尾闾。天幸黠虏款塞，华夷安堵，尚且捉衿露肘，枝梧不给。有如一旦渝盟溃防，征调驿骚，又将何以加之。此安可恬然坐视而不为之计划也。(18)
据陈于陛所言，在边镇发财者不仅有“疆场之吏”，而且包括“宾僚游士”“星相卜技”之类。因此，尽管兵士的生活日益穷困，但当时北边仍充满着可踏入社会上升之阶梯的机会。
(二)白银北流的实际情况
如上述陈于陛的奏疏所示，弘治年间以后边饷之急速增加为晚明官员们所注目。关于明代边饷的数量，以全汉昇、李龙华为先驱，不少学者做过研究，(19)关于数字的精确性，学者间仍在互相商榷。由于本文的目的不是算出边饷的准确数据，而是弄清当时论者对边饷数量的认识，所以在这里仅举出概略的数字。明代后期边镇粮饷的来源除了户部太仓银库支出的军费以外，还有屯粮、民运、漕粮、盐引等，其中占较大比例而且数量较明确的是太仓银库支出的军费中的京运年例银。
图1显示，京运年例银的数额从16世纪初的70万两一直增加到17世纪初的400万两。但应该注意，户部支出的边镇军费并不限于京运年例银。比如，嘉靖三十一年正月，户、工二部上奏：“自二十九年十月至于是月……所出自年例各边主客兵银二百八十万外，新增军饷二百四十五万有奇，及修边、赈济费共八百余万。”(20)嘉靖二十九年政府面对庚戌之变，被迫周章备御，京、边岁用的军费骤增，其后数年间的实际军费的推移如下：嘉靖三十年，595万两；三十一年，531万两；三十二年，573万两；三十三年，455万两；三十四年，429万两；三十五年，386万两；三十六年，302万两。(21)
图1 明代后期的京运年例银
资料来源：图中个别年份的京运年例银额，参见全汉昇、李龙华《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卷第1期(1972年)。10年平均边饷额是依据户部尚书赵世卿万历三十六年三月所奏《国计要览》(《万历邸钞》第2辑，第1526页)中的京运车例银的10年合计额而整理。
说明：赵世卿《国计要览》记载的数字中，嘉靖四十一年到隆庆六年的总额是11年的合计额，而万历三十一年到三十五年的总额是5年的合计额。
综合来看，明代后期白银北流的数量的确相当大，其增长速度也十分迅猛。(22)这是当时官绅共同认识到的。但反对款市的上述言论所批评的未必是白银北流本身，而是白银“往而不返”的问题。下面来探讨一下他们的论点是否有确凿证据。
款市反对派的一个论据是，蒙古人“贪索无厌”，通过互市和抚赏，榨取中国的财富。其实北方诸镇的情况并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在以往有关隆庆和议以后互市问题的研究中，最受关注的是宣府、大同、山西等属于宣大总督的边镇，因为这些地区在官方的支持下，互市规模较大且急速增加。与此相比，在陕西三边总督治下的西北诸边镇，如延绥、宁夏、固原等地，总督、巡抚等官员则对互市采取了消极态度，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客商不多且官银不足，没有条件推进互市。虽然西北诸镇不得已接受了中央政府推进互市的政策，但其运营进展得并不顺利，还引发了洮河之变等骚扰事件。(23)对于地处东北的辽东而言，其从永乐年间开始的马市一直存续着。由于貂皮、人参等产品的输出，辽东的马市交易呈现出与其他边镇不同的发展面貌。
就宣府、大同、山西的互市而言，官市购买的马匹数目在隆庆五年是7030匹，而在万历二年增加到27000余匹。万历三年宣大总督方逢时建议，三镇市马匹数以每年34000匹为率，该银230000两。此后数额继续增加，万历十六年宣大总督郑洛提议，三镇市马数以50000匹为上限。从万历十九年到四十年的三镇马匹交易的定数是57500匹，该银325000两。至于抚赏，蒙古各部要求抚赏的压力颇大，万历十九年规定的三镇抚赏额为88000两。从此看来，上述崔景荣塘报中“总计各边市赏之费，每年……以四十万计”这一记载不为夸大。(24)但这些白银未必都是“往而不返”的。郑洛在洮河之变后担任七镇经略时，提议设立章程来加强对蒙古部落的监督，具体包括：“在市应易马匹、应给抚赏，逐部逐酋细为分别。某酋每岁在市，应卖马若干，内银马几两者若干，[货马]几两者若干。货马该缎者若干，该布匹者若干，该皮张者若干。应给抚赏若干。”(25)
从有关“货马”的记载来看，一部分马价是用物品支付的，也就是说，在各镇购买缎绸、布匹等中国产品时，作为购物费的白银留在中国国内。同样，当抚赏时，除了白银以外，还将绸缎、布匹等物品给予蒙古部落，所以抚赏费用的一部分也会回流到中国内地。
款市反对派的另一个论据是，贪官污吏私吞了边饷的一大部分。李三才指出：“饷分为三，一以媚虏，一以交结，一以自润。”姚希孟也说：税银“辇输塞上，半入穹庐，半入私橐”。(26)对中央政府的当权者进行政治攻击时，往往会利用边镇的贪污问题，如上述万国钦曾指斥，内阁首辅申时行从边镇官弁接受“岁以十数万计”的贿赂而为这些行贿者进行“援引”和“回护”。虽然带有政治斗争色彩的这些言论难以被完全相信，但边镇官弁向京官馈赠礼品的习惯在当时被认为是拉关系的比较普遍的手段。16世纪后半期的北边社会，在极其混乱的同时，也为钻营牟利的政客提供了攀附发迹的机会，因此贪污、勾结等现象亦比其他地区更为显著。
从白银流向层面来看，流入贪官私囊的白银究竟到哪里去了？如果他们不是将全部白银贮藏起来，而是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购买商品，白银还是会回流到国内的。即便他们购买的是奢侈物品，也会通过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对一般经济发挥一些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边镇官弁中饱私囊的白银不能说是全部“往而不返”。
总结起来，在明代后期，伴随着北边军费的增长，“白银北流，往而不返”这一问题为许多官绅所忧虑。反对北边款市的论者特别尖锐地批评了白银流出边外之情形。但他们的言论未必出于客观的经济分析，而往往是以媚外和贪污为由攻击政敌的手段，所以含有不少夸张成份，不能完全被相信。即便如此，在中国国内，诸多地区的确存在白银不足的感受，这也构成了“白银北流，往而不返”这一说法被接受的基础。下面将分析明代后期有关白银不足与其解决方法的言论。
二、货币不足与其解决方法
(一)开矿和铸钱
与申时行一起在内阁供职的王锡爵，在写给辽东巡抚顾养谦(任万历十四年到十七年)的书信中，引用袁黄(了凡)之言指出：“内地括尽，只今已肉尽髓枯，将来天下之乱，必起于民穷而不在边。”又言：“不佞闻敝州古老有言，今日所以年荒而米贱者，由于银贵。银贵由官司之解多而用缺少。米贱则耕农愈无利而田愈荒。此亦似有理。”(27)王锡爵是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人，信中所谓的“敝州”是太仓州。从嘉靖初年到万历年间止，江南米价的确颇贱，停留在每石5钱的水平。(28)在这里，王锡爵不是从国家财政或对外关系的角度，而是从他的故乡江南农村的民生问题这一角度出发指出了白银不足之严重。如何解决白银不足是当时官员共同面临的课题。如上所述，有些论者专门将北边款市作为白银流出的罪魁祸首来批评，但另一群人则主张通过货币改革来解决白银不足，尽管他们也认为白银北流的确是白银不足的直接原因。
隆庆三年兵部侍郎谭纶奏上《论理财疏》，主张“令民得以钱输官……则百姓皆以行钱为便”。(29)翌年二月靳学颜上奏的《讲求财用疏》指责白银经济的弊端，并提倡钱法，这可说是明代后期货币论的代表性文章之一。(30)当时靳学颜担任山西巡抚，他上奏的时期是把汉那吉降明的半年以前，北边情况十分紧张。他在该文的前半部分讨论边饷问题，将裁减边镇军费的主张指斥为“未尝居是地者”之言。他承认“今日耗天下之财者，天下之兵也”，但强调“在京与边，犹当倍其数而责其实。何敢言耗也”。那么到底怎样才能解决边饷问题？关于这一点，他指出：
今天下之民，愁居慑处，不胜其束湿之惨，司计者日夜忧烦，惶惶以匮乏为虑者，岂布帛五谷不足之谓哉？谓银两不足耳。夫银者，寒之不可衣，饥之不可食，又非衣食之所自由也。不过贸迁以通衣食之用尔。而铜钱亦贸迁以通用，与银异质而通神者……今独奈何用银而废钱？……钱法一政，久矣其不举矣。钱益废，则银益独行；银独行，则豪右之藏益深，而银益贵；银贵，而货益贱……
当时有些论者建议开矿，但靳学颜坚决反对开矿，即“矿不可开，开盖无益也。一禁而不可弛，弛则乱矣”。他主张国家铸钱对小民特别有利，因为小民使用货币不是为了大量储藏，而是为了日常生活上的顺利流通。“行法令者，自贵近始”，只要朝廷收支兼用铜钱，就“有出有入，而民间无底滞之患，诚以上下交会，血脉流通故也”。靳学颜上奏六年后的万历四年，政府发出各省一体开铸的命令，从万历四年到十年进行铸钱，但没能顺利流通。(31)尽管如此，在万历年间，与靳学颜的看法相似的建议为数不少，在此举出若干例子。
历任山西巡抚、总理河道等的万恭在16世纪80年代写的《钱谷议》(32)之开头，对当时货币不足的情况描写如下：
今制天下生民之命者，非银谷二权哉。顾银贱则病商，谷贱则病农。善养民者必持二权而盈缩之，勿使偏胜，而后天下安。人之言曰，年歉则谷贵，年丰则谷贱，今天下比年往往病年歉矣而谷愈贱。人之言曰，谷贵则民饥，谷贱则民饫，今天下比年往往病谷贱而民愈饥……此其故非谷之多也，患在银之少也。夫银少则谷不得不贱售而输之官，贱售则谷益乏，谷乏则民养日微，民命日蹙。
万恭举出税银北流和商舶遇难等情况，作为白银不足的原因。
计今国家天下常供四百万两而发边独二百万两。往年发边之银，所得者皆吾军也。吾边之民又转贸易而归于腹之民，军民相化，边腹相通，而天下之银故在也。自互市之法起而发边之银岁入于虏陆者，一去而不复还。又自风涛之患起而商舶之银沉于江水者，一陷而不复起。终岁计之，岂百万已哉。是中国之银岁以百万消铄也。
万恭主张解决银荒的方案有二，即开矿和铸钱。与靳学颜不同，他认为开矿在治安上问题不大。如果各处开矿，围绕矿利的竞争就不会那么激烈，并且如能派冗兵轮流守矿，月粮之外还能以矿砂为行粮的话，可算兵民两便。万恭还提议“公矿利”，亦即“矿既尽开，不必笼而归之官也，不必厉而禁之民也”，其理由为：“诸色人等尽许贩矿镕矿，毋有所禁。久之则山矿之利既然广，民间之银愈多，上之赋役易以供，下之衣食易以饶。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其视与民争山泽之利，孜孜然归之内帑，需之官库者，所得孰多也。”
关于钱法，万恭与靳学颜同样，强调铜钱能否流通的关键在于官府：
今钱源在铸钱局，一流而为官库，再流而为大贾，三流而为市肆，四流而为贩夫，五流而为小民。故官库纳则大贾有所售而欲之矣，大贾纳则市肆有所售而欲之矣，市肆纳则贩夫有所售而欲之矣，贩夫纳则小民有所售而欲之矣。故通钱法者先通流。今有司者不责官库而责大贾，不责大贾而责市肆，不责市肆而责贩夫，不责贩夫而责小民。流之不浚源，将安施，此所谓舛也。
与此同时，他主张大开私贩之禁，使铜钱跨省境而流通，以实现“万物一体、四海一家”的“荡荡大一统”。(33)
又如陈懿典《客问开矿利害对》以对话形式讨论了开矿问题。提倡开矿论的“客”与其他论者相同，对白银北流抱有危机感，即：
今天下财计竭矣。古人有云，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今日之财以为在上则司农告匮，那借不给，以为在下则民间若扫，十室九空。此无异故，则一自款市以来，中国之镪岁费虏中者几百万，积之二十余年，不下二千万。此二千万者往而不返，如归尾闾，不复流注于内地，何怪官民之两困也。
“客”亦强调开矿之利如下：
此为天地自然之利，国家不涸之仓，苟专官弹压，列戍戒严，即募近矿之民，分布开凿，设法陶炼……则不加赋而用自足，可以富国，可以强兵，可以赡天潢，可以支工役，可以待非常意外之用，此大利也。即有小害，犹当不顾而行之。
对此，陈懿典主张，开矿“利不胜害，究且有害而无利也”，其理由为：投机性太高；需要太多资本；有侵渔耗蠹之弊等。一旦聚工开采，即便利益不多，也没法关停矿场，因为失业工人会掀起暴动。纵使民间自由开采，也没法禁止奸民、亡命者从中作恶。(34)陈懿典在另一篇文章《钱法》中，主张铸钱之利，其提倡官府收支使用铜钱的论点，与同时代的其他铸钱论者相同。(35)
户科给事中郝敬在万历二十六年写的《钱法议》也是该时期颇有特色的钱法论。其曰：“天生五金，并为民利，而金、银最少，铁、锡太贱，惟铜为适中，古今之通币也。”关于当时货币流通情况，郝敬指出：
今海内行钱，惟北地一隅，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即北地，为民间贸易，而官帑出纳，仍用银。则钱之所行无几耳。举天下之人，用其最少者，若之何不匮。况逐年九边之费，往而不返，顷者天府之入，又闭而不出。银非雨之自天，非涌之自地，非造之自人，奈何不竭。
与白银相比，铜之铸为民间什器者和产于名山者都不知“几千万亿”，假使尽天下之铜铸造为钱，足以解决货币不足，“盖铜因与山，自然不费，而钱成于人，铸造无穷”。郝敬还建议铸大钱，或一当三十，或一当五十。(36)其提议没有被付诸实践，但在天启元年(1621)兵部尚书王象乾上奏建议铸大钱时，政府采纳了其提议，铸造当十大钱，天启五年下令停铸。(37)
(二)白银进口
如上所述，为了解决白银北流问题，不少官员热心讨论铸钱、开矿等方策。但值得注意的是，隆庆、万历年间是海外白银开始大量流入中国的时代。关于16世纪后半期的白银流入量至今还没有精确的统计，但据万志英的推算，1550-1600年从日本、美洲等地流入到中国的白银数量一共为2154—2334公吨，年均46600公斤，即相当于125万两。在17世纪前半期，白银流入量增大到年均311万两。(38)与上述京运年例银额相比，白银流入量相当于京运年例银的三分之一乃至一半，为数颇为可观。
至于当时慨叹货币不足的论者是否曾注意到白银流入这一现象，而试图将其作为解决银荒的方策，据管见所及，当时论者虽然知道流入中国的白银来自日本、吕宋等，但很少有人把东南沿海的贸易和白银北流问题结合起来而主张推动海上贸易。有些论者注意到了东南海市与北边互市不同，在中国而言，并没有损失。比如陈懿典在《驭倭议》中讨论了对日本封贡问题。据载，当时有些论者主张“贡则必开市赏，大费帑藏金钱，又增中国一个款虏也”。对此，陈懿典反驳道：“虏环边而九，市赏亦环边而九。倭即与市不过修复一市舶，况虏利吾镪，而倭饶金，所贪汉物缯絮也，何大费也。”(39)
在嘉靖、隆庆时期历任各地地方官而熟悉全国情况的张瀚在《松窗梦语》(万历二十一年)中强调东南海市利于中国：
至西北互市与东南海市，其于国计民生损益利病，试两持而并较之，不啻天壤易判，黑白易分也……夫九边互市之初，始以纻币，今以金帛，而虏酋之交易惟马。余以纻币而易马，其利犹在中国……今但售以金帛，是金入一去不返之虏，而以中国所衣之帛，易无用之驽骀也，不敌明矣……若夫东南诸夷，利我中国之货，犹中国利彼夷之货，以所有易所无，即中国交易之意也……且互市所输，皆国家帑藏，即闾阎脂膏。海市所易，皆民间财货，无妨国计。互市有损而无得，海市有利而无害，主计者何不思也。(40)
张瀚对互市和海市加以比较的逻辑是：互市是中国金帛和蒙古驽骀的不等价交换，而海市对中国和东南诸国都有利益；互市动用的是国帑，而海市是出于民间自愿的交易，与国家无关。
南京工部右侍郎何乔远在崇祯三年(1630)和四年写的《开洋海议》和《请开海禁疏》里用“出孔”和“入孔”这一比喻把北边互市和东南海市结合起来论述，其论点比较新颖。在这两篇文章中，何乔远说明了吕宋、红夷(荷兰)、暹罗、柬埔寨、广南、顺化以及日本等中国周边各地区的物产和交易情况，特别注意到吕宋和日本专门用白银购买中国产物。他在《开洋海议》中指出：“今中国之中，只此财用，有出孔而无入孔。出孔莫大于西北边，而入孔莫大于西南夷。出孔者以之款虏守边，一出而不可复返。入孔则西南夷，宝货所聚，而一切闭绝之，而徒求之加派重敛之间，其后民不堪命，转而为盗，则征剿之费又继其后，破财更大，瓦解土崩，皆兆于此。”(41)这里所谓的“西南夷”，从这篇文章的主旨来说，是指海洋贸易的另一方，即吕宋、红夷以及东南亚诸国。以往主张开海禁的论者主要以沿海小民的生计为由，但何乔远认为泉州、漳州人民的生计问题“犹其小者也”，而吴、越之湖丝、江西之磁器等出口大宗商品带来的利益更大。不仅如此，他还主张，商贾之利“犹其小者”，而最大的利益是整个中国“财用”的充裕与其带来的国家安全。但值得注意的是，何乔远曾在对日本封贡论战时坚决反对封贡，尽管当时日本是向中国输入白银的最大来源。他批评兵部尚书石星主导的和平解决的努力，主张北边款市的失败已经证明了姑息的绥靖政策无法制止边疆的骚乱。他还指出：“言者又曰：‘款倭与款虏异，款虏用金，款倭用市，且我有利。’则又非也。今吕宋、西洋之国辐辏互市于东粤，不可胜计，何独佞一倭哉！……夫虏劲而戆，难战尚易防也。倭柔而奸，难防又难战也。”(42)由此可见，不仅北方的白银流出问题，南方的白银流入问题也是与对外战争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当时大部分的论者虽然共有“白银北流，一去不返”的危机感，但其所激发出的经济议论却五花八门，趋向不同。下面将尝试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的长期视野中，探讨这些议论的意义。
三、长期视野中的白银北流争议
(一)白银流出对国计民生的影响
隆庆和议后，由于北边的停战和以考成法为中心的不许税粮逋欠的政策之推行，(43)太仓银库入不敷出的情况在16世纪70年代得到了相当的缓解，万历五年甚至出现了盈余。(44)但张居正领导的克服财政危机的努力伴随着内阁权力的强化和对反对者的弹压，因此言官和内阁之间的矛盾急速加剧。
其后，蒙古人对于市赏的要求不断上升，九边纠纷时而发生，北边的经常支出依然增长，太仓收支再度陷入严重赤字。这一形势给批判者提供了攻击内阁的有力论据，以“媚外、贪污”等名目弹劾当局者的文章陆续上奏到朝廷。“漏卮”“尾闾”“一去不返”等词语成为描写白银北流的习以为常的表达方式，尽管他们未必认真考究过其精确内容。
虽然白银北流问题成为抨击政府的一个论据，但这并不能归结为“藏富于民”和“藏富于官”的对立。有些论者引用了司马光所谓“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之言，可是他们瞩目的是，当时财富既不在民又不在官的这种官民两困局面。白银北流不是国内的财富分配问题，而是财富外流问题。换句话说，当时论者所追求的是包括国计和民生在内的“中国”(45)之利益。
一部分论者不仅注意到“流出”，而且把“流出”和“流入”结合起来评论，如何乔远的“出孔”和“入孔”论便是如此。但这种论点在明末时期是比较孤立的，“整个中国的国际收支”的观念似乎还没有确立起来。清朝入关之后，由于北边的军事对立消失，白银流出这一问题也随之消失了。在康熙年间前半期，清朝为对抗台湾反清势力而采取海禁、迁界政策的时期，许多论者关注到白银不足带来的经济萧条。(46)这个时期的中国民间经济情况与明末的银荒谷贱现象颇有共同之处，本文开头所引黄宗羲的文章中也带有与明末论者相似的口吻。虽然在康熙年间，问题的中心不是白银流出而是白银流入的减少，但清初人士对银荒的危机感可说是直接承袭了明末的白银不足论。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降服，清朝取消海禁、迁界政策，允许民间开展海外贸易。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一百几十年间，海外白银大体上顺畅地流入中国而几乎没有流出，所以有关白银流出入的问题很少引人注目，尽管有些被短暂执行的海禁措置引起了争论。19世纪前半期的道光年间，白银流出问题伴随着鸦片的大量流入而显得颇为严峻，“漏卮”问题再度成为官民共同关注的焦点。
(二)白银和铜钱
与批评款市的论者不同，不少明朝官员认为，从回避战争节约军费起见，款市是不得已的。当时主张通过铸钱来解决货币不足问题的著名论者中，谭纶、靳学颜、万恭等人曾担任过北方军事方面的官职，他们充分认识到白银北流问题之严重，但同时也熟知取消互市是不可能的，因此试图用取消互市以外的方法来克服官民交困的窘境。
明代后期的铸钱论总是涉及白银和铜钱孰优孰劣的问题，这与“何谓财”的问题分不开。当时有关白银北流的文章中，频繁出现“财”这一字眼，如前述崔景荣所言“未和之先，财在中国，既和之后，财入夷狄”等。从上下文判断，其“财”在很多场合是指白银，至少是包括白银。另一方面，在明末“白银非财”的看法也并不罕见，如徐光启在《屯田疏稿》(崇祯三年)里主张：
臣窃谓，欲论财计，先当论何物为财。唐宋之所谓财者，缗钱耳。今世之所谓财者，银耳。是皆财之权也，非财也。古圣王所谓财者，食人之粟，衣人之帛。故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也。若以银钱为财，则银钱多将遂富乎。是在一家则可，通天下而论，甚未然也。银钱愈多，粟帛将愈贵，困乏将愈甚矣。(47)
靳学颜也执有“银者寒之不可衣，饥之不可食……不过贸迁以通衣食之用尔”的看法，这与徐光启没有不同。但靳学颜主张增加货币数量才是摆脱困境的正途，在这一点上与徐光启相反。这大概因为靳学颜写《讲求财用疏》时正值谷贱的时代，而徐光启写《屯田疏稿》的时期，由于自然灾害和农民战争，物价正在上升，该文的目的是试图振兴农业来解决谷贵问题。(48)
铸钱论者讨论铜钱和白银之优劣时，强调白银易于枯竭，其原因之一，如前述郝敬所言：“银非雨之自天，非涌之自地，非造之自人，奈何不竭。”并且白银有利于囤积、掠夺者，而铜钱与此不同，“一曰盗不便，一曰官为奸弊不便，一曰商贾持挟不便，一曰豪家盖藏不便”，因此铜钱“于小民无不利也，独所不便者奸豪而已”。(49)与白银对比，铜钱源源流通不竭，当时铸钱论者使用多种比喻来提倡发挥铜钱的优点，如陈懿典套用“钱者，泉也”这一熟套的比喻写道：
钱者，泉也。欲其行如流水，与诸货币相为灌输而无滞也。夫百川注于海，海受百川，从尾闾复渗泄于地中而成泉，是以周流循环而无壅隔之患。财贿之在民间畎浍也，在官帑江河也，在朝廷大海也……钱之行，其利权在上也，然上有其权而不使下有其用，则权格，如是则不行；其利用在下也，然下有其用而苟非上一其权则用穷，如是则不行。盖必下而上，上而复下，自民间而官帑、而朝廷，若畎浍川泽之奔流于大海；自朝廷而官帑、而民间，若海水之复出于地中，乃称周流哉。(50)
与政府不能直接控制的白银不同，控制铜钱之“权”只有君主才能拥有，“钱者权也，人主操富贵之权，以役使奔走乎天下”。(51)在铸钱论者看来，这是铜钱的优点之一，但他们强调政府的“权”不应该是掠夺的手段。如何在官民之间让铜钱顺利“周流”，使国计和民生双方得到恢复，日益充裕起来，正是他们的课题。
从17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明清交替时期，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频频发生，物价趋于上升。这个时期也出现了有关货币的讨论，比如蒋臣在崇祯十六年提出的行钞建议等，但这与其说是解决民间货币不足的方案，不如说是为了化解国家财政危机而做出的孤注一掷的努力。(52)如上所述，在康熙年间，银荒再度成为严重的经济问题。当时为解决货币不足而展开的经济议论精彩纷呈，如对以银纳税的批判、废银用钱论、发行铜钞论、白银输入论、反储藏论，等等。(53)其中，反对专用白银而提倡多用铜钱的论点，以顾炎武、黄宗羲等遗民大儒为首，为不少学者所推崇。明末的铸钱论对这些清初学者的影响是明显的，但与明末相较，清初的用钱论者对国家财政不太关心，而是主要从地方民生的观点指出白银的弊端，如容易流出、囤积等。这大概因为他们主要是在野的学者，缺少对清朝政府的认同感。
从17世纪末起，由于白银进口的恢复，白银不足问题趋于化解，而到了18世纪后半期，中国的货币使用状况又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伴随着云南铜矿的开发和铜钱的大量铸造，铜钱在许多省份取代白银成为主要货币，特别是在华北、华东诸省具有绝对优势。(54)19世纪前半期的道光年间，由于白银“漏卮”，货币问题再度成为经济论争的焦点。当时与明末清初不同，除了银两以外，铜钱也大量流通，还有外国银元、民间钱票等，因此货币流通的情况变得十分复杂。但从针对白银外流的危机感和试图寻找另一种货币代替白银的努力这一点来说，道光年间的货币论与明末清初的货币论颇有共同之处。道光年间货币论战的中心是可否发行不兑换纸币乃至面值大于实值的铜钱这一问题，其逻辑主要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55)
在全球史研究的潮流中，有些欧美学者指出，16世纪中叶以后白银在全球范围大量流通之最根本的原因，与其说在于梦想发财的欧洲商人向海洋的发展，不如说在于吸收世界白银的中国的白银需求。(56)据他们说，明末中国好像“没有底的白银排水口(bottomless silver sink)”吸引了美洲和日本的白银。这个比喻或许有点极端，但当时中国的白银需求十分强烈则是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而其原因之一无疑是从中国内地向北边的白银流出及其带来的慢性银荒。
明末中国官绅针对白银外流的危机感和试图克服货币不足的努力令人想起在同时代欧洲诸国发展起来的重商主义思想。但与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的重商主义相比，明清中国官绅对外国贸易的关心和政府改善贸易收支的努力都并不太大而且缺乏持续性，尽管在货币不足和销路停滞时，也曾反复出现过一些多少涉及对外贸易的议论。之所以如此，大概因为当时中国的出口商品有着很强的竞争力，只要不存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障碍，就很容易获得广阔的销路，没有必要与近邻诸国展开激烈的竞争。因为清朝中期的大部分时期，由于贸易顺差，白银顺利流入中国，所以政府不需要有意识地采取推动出口、限制进口等政策，而政府对海外贸易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国家安全方面。
美国学者罗威廉在分析包世臣经世思想的最新著作中指出，包世臣、王鎏等在道光年间提倡的经济主张，如抵制鸦片进口、改善贸易收支、发行“国家通货(national currency)”(即钞票)等，反映出他们的“早期中国民族主义(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57)那么，明末论者对白银北流的批评、铸钱论、发钞论等是否也可以视为经济上的民族主义之萌芽？这一问题留待日后研究。近年来欧美学界对16到18世纪欧洲经济思想的研究已经摆脱了以往单纯的“从重商主义到自由放任主义”的框架，而关注到经济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复杂关系，(58)所以我们也期待着明清中国经济思想在宏观的比较视野中呈现出新的景象。
①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8页。
②顾尔行辑：《皇明两朝疏抄》卷1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7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37页。
③董传策：《论严分宜欺君误国疏》，董传策：《董宗伯奏疏辑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2册，第193页。
④近年出版的有关隆庆和议决策过程的专著包括城地孝『長城と北京の朝政——明代内閣政治の展開と变容』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2年。
⑤宋应昌：《题为酌议抚赏以裨封贡以裕安攘大计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兵部奏疏》所引)，转引自城地孝『長城と北京の朝政——明代内閣政治の展開と变容』，250—251頁。
⑥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317，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63—3365页。
⑦以上参见《明经世文编》卷391，第4230页。
⑧吴亮辑：《万历疏钞》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46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
⑨关于洮河之变以及该事件后围绕款市问题的言论，参看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東林党と復社』同朋舎，1996年，第二章。
⑩《万历邸抄》第1辑，正中书局1969年版，第526页。
(11)张贞观：《掖垣谏草》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4册，第421—422页。
(12)申时行：《杂记》，《明经世文编》卷381，第4138—4139页。
(13)《万历疏钞》卷18，《续修四库全书》第468册，第689页。
(14)当时与申时行一起受到批评的内阁大学士王锡爵反驳道：“今之议者独引宋人以和自愚之说。殊不知彼出关奉虏，此开关款虏。彼称南北兄弟为敌国，此称臣纳贡为属国。古今强弱之势，原自绝然不同。”参见王锡爵《论边事疏》(万历十八年)，王锡爵：《王文肃公奏草》卷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5册，第111页。
(15)《万历疏钞》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468册，第73、114页。
(16)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112頁。
(17)“客年例兵饷”疑是“主客年例兵饷”之误。当时边镇有主兵和客兵之别，万历《大明会典》(万历十三年成书，中华书局1989年版)卷28所载各镇主兵京运年例银数和客兵京运年例银数分别是大约178万和121万，所以陈于陛记载的“三百余万”应该是主、客年例银的合计。
(18)《明经世文编》卷426，第4649—4651页。
(19)全汉昇、李龙华：《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卷第1期(1972年)；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事业股份公司2008年版；范传南：《明代九边京运年例银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王尊旺：《明代九边军费考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20)《明世宗实录》卷381，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己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6751—6752页。
(21)《明世宗实录》卷456，嘉靖三十七年二月戊戌，第7712—7713页。
(22)白银北流对民间经济造成了多大影响当然与当时的白银总流通量有关。崇祯末期，建议行钞的蒋臣估计当时中国白银总流通量为2亿5 000万两，但其根据不明。参看寺田隆信「明末における銀の流通量について——あるいは蒋臣の鈔法について」『田村博士頌寿記念東洋史論叢』同朋舎，1968。
(23)城地孝『长城と北京の朝政』第5章。
(24)金星：《试论万历年间明朝与右翼蒙古在宣大山西三镇互市及抚赏额的确定过程》，全荣、云广主编：《朔方论丛》第6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172页。
(25)郑洛：《虏王遣使谢罪乞恩复赏疏》，《明经世文编》卷405，第4407—4408页。
(26)姚希孟：《代当事条奏地方利弊》，《明经世文编》卷501，第5522页。
(27)王锡爵：《与顾冲菴巡抚》，王锡爵：《王文肃公牍草》卷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5册，第609页。
(28)参看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页。
(29)《明经世文编》卷322，第3438页。
(30)《明经世文编》卷299，第3140—3149页。
(31)《明神宗实录》卷49，万历四年四月壬申，第1129—1131页。
(32)笔者曾引这篇文章，当时误以为郭子章之作(参看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211页)，谨此订正。
(33)以上参见万恭《钱法议》，《明文海》卷78，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45—746页。至于明显的错字，依照《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明文海》修改。
(34)陈懿典：《陈学士先生初集》卷28，《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9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529—530页。
(35)陈懿典：《陈学士先生初集》卷24，《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9册，第440—442页。
(36)郝敬：《请行钱法》，郝敬：《山草堂集》第10《谏草》卷上，明崇祯三年刊本。
(37)关于从万历到崇祯年间的铸钱政策，万志英做过详细的研究。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Chaps.5-6.
(38)Richard von Glahn,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p.140.
(39)陈懿典：《陈学士先生初集》卷28，《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9册，第519页。
(40)张瀚：《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5—86页。关于《松窗梦语》中互市和海市之比较，小野和子已经有所涉及。参看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103—104頁。
(41)何乔远：《镜山全集》卷24，明崇祯十四年序刊本。
(42)何乔远：《镜山全集》卷31《上石东明大司马书》，明崇祯十四年序刊本。
(43)参看岩井茂樹「張居正財政の課题と方法」岩見宏·谷口規矩雄编『明末清初期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9年。
(44)全汉昇、李龙华：《明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卷第1期(1972年)。
(45)本文所引的史料中，有些人用“中国”一词，而另一些人用“天下”一词，但两者指的对象没有区别。
(46)关于康熙年间围绕白银问题的经济争论，参看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7章。关于“康熙萧条”的原因和性质，目前学界的看法没有取得一致。参看Richard von Clahn,Fountain for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007,Chap.7；岸本美绪「明末清初の市場構造——モデルと実態」古田和子编『中国の市場秩序——17世紀から20世紀前半を中心に』慶應護塾大学出版会，2013年，等等。
(47)《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页。
(48)康熙《嘉定县志》卷3《祥异》万历四十八年条记载：“自后，米无岁不贵。”由此得知江南的谷贵是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的。
(49)靳学颜：《讲求财用疏》，《明经济文编》卷299，第3147页。
(50)陈懿典：《陈学士先生初集》卷24《钱法》，《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9册，第440—441页。
(51)靳学颜：《讲求财用疏》，《明经济文编》卷299，第3145页。
(52)关于蒋臣的钞法，参看叶世昌《明末蒋臣建议行钞始末》，《中国钱币》2007年第4期。
(53)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7章。
(54)岸本美绪：《清代中期中国的货币使用情况——以东南诸省为中心》，陈慈玉编：《承先启后——王业键院士纪念论文集》，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195—222页。
(55)关于道光年间的货币论战，参看林满红《银线：十九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版，特别其第4章。
(56)Dennis O.Flynn and Arturo Giráldez,“Born with a ‘Silver Spoon’:World Trade’s Origin in 1571”,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6,No.2,1995.
(57)William T.Rowe,Speaking of Profit:Bao Shichen and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8,p.170.
(58)Lars Magnusson,Mercantilism:The Shaping of an Economic Language,London:Routledge,1994; Istvan Hont,Jealousy of Trad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WW丰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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