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2023年国内辽金史研究收获颇丰，据不完全统计，刊发学术文章近千篇，其中考古与文物相关的文章几乎占半数以上。出版学术专著、考古报告、文集等50余部。涉及的问题广泛而深入，有宏大叙事，有微观精研，有旧问题的深挖与再发现，有新研究领域的拓展，有质疑争鸣，有新史料的发掘，等等。面对推陈出新的学术成果，万字的述评挂一漏万已是必然，努力尝试以点带面，管窥全豹。
辽金历史是民族交融、汇聚成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环节。诚如刘正寅所言：隋唐大一统后，“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并立背景下各民族进一步交融发展，华夏认同发展为超越族类文化认同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认同”（《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于契丹、女真等民族认同的历史长河中，民族认同是由不同走向大同，民族认同、“中国”认同是历久弥新的议题，需要多层面、多视角的探索。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立项前后，首席专家赵永春围绕“中国”认同、正统王朝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近二十年，学术成果丰富，并产生深远影响。赵永春《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金人的“中国”历史认同-以＜大金德运图说＞为中心的讨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认为，《大金德运图说》反映了金人对“中国”历史的认同观念，将“五德终始”说的单线性发展模式改为复线性发展模式，认同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可称正统，正统和非正统都是“中国”。张林《宋、辽、西夏、金德运与正统关系比较刍议》（《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8期）研究辽、西夏、金利用德运来构建自身正统地位，认为这反映了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与“中国”认同观念的形成。叙述“中国观”“中国认同”等是历史的“完成时”，回望历史过程丰富而曲折，关键问题要研究“为什么”，要将历史的阐释升华到论证层面。接续中国历史谱系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受时空限定，与自称中国、“中国”认同没有关系。邱靖嘉有两篇关联“正统”的文章。其一，《解观与元修三史的正统之争》（《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22年第2期）梳理解观于元顺帝至正年间受召参与辽金宋三史的纂修，因上书言尊宋正统，“大忤群公”而归。解观《正统辩》隐含的正统思想具有另一重学术意义。其二，《宋金盟誓岁输“绿矾”解-兼论金初的尚色与德运》（《中山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强调金初军中旗帜、服饰尚黑，源自北方民族固有的尚色习俗，与中原王朝德运之说无关，后世学者不应将此类“尚黑”现象视为“水德”表征。邱文试图给予宋辽金“正统”问题本源性的呈现，解观修史遭遇及其《正统辩》说明元人修三史各与“正史”是长期争论的折中和权宜之计。修史者的意见并不统一，“正史”不一定代表“正统”的存在。同样，金人“尚黑”与“水德”无关。何为“正统”，没有客观标准。李玉君、孔维京《儒风北渐-辽代孔庙与祭祀考论》（《孔子研究》2022年第1期）、苗霖霖《金朝的儒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以衍圣公的封授为中心》（《烟台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二文述及辽金儒家文化的传播及其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存在。隐形的学术对话能表达出对学术自身的评价。相比较，李继锋《金代女真文化儒化述论》（《北方文物》2022年第5期）就突显了研究女真人接受儒家文化的学术价值。姚雯雯等《论金朝进士群体在私学教育中的儒家文化传承功能》（《西部学刊》2022年第3期）注意到汉人进士群体与女真进士群体在传播儒家文化、促进女真人接受汉文化过程中的不同角色。肖爱民《辽朝皇帝尊号的特点及辽人重视尊号原因探析》（《宋史研究论丛》第30辑，2022年）结合典籍和碑刻记载，研究契丹皇帝上尊号仪式的民族性及其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孙久龙、迟安然《契丹文化与北疆文化研究浅谈》（《内蒙古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以研究契丹、女真接受汉文化为中心。辽人、金人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集合概念，是包括契丹、渤海、女真和汉人等在内的统称，尤其是金人中汉人占的比例很大，谈金人的民族认同、“中国”认同需要区分不同族群在认同之路上扮演的不同角色与作用。赵宇《金至元中叶北方儒士群体的思想转型》（《历史研究》2022年第5期）指出辽金文化发展与中原存在差距，唐宋发生的从“文”到“道”的思想转型，在北方金元时期才出现在儒士群体身上。张帆等《辽夏金元史：冲突与交融的时代》（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梳理多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民族认同、“中国”认同及“三交”历史的客观性。辽金政权的建立是族群部落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也是民族认同的新起点。在辽金政权之下，政权、民族、族群部落之间出现有秩序、有规模、有目的的“三交”是历史的必然，关键问题要弄清楚“三交”的途径、深广度及交往中的排拒、曲折等问题。多元族群在冲突中交融，交融中也包含冲突，展现了历史的真实与凝重。同样，辽金政权之下研究儒家文化的传播与接受，有地域、人群之分，汉人是传承儒家文化的主体，契丹、女真是在认同、接受汉文化基础上，接受儒家文化，甚至是形式上的接受。所以，阐释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需要有区分度与限度，毕竟《辽史》无《忠义传》，《金史·忠义传》叙事内容“羸弱”。苗润博《辽朝前期自称轩辕后裔说献疑》（《中国典籍与文化》2022年第4期）是与研究契丹（辽人）“自称轩辕后裔”者的学术对话。该文指陈论证辽朝前期已自称轩辕黄帝后裔的直接、间接史料主要有五条，皆无法支撑他们的观点。如果说苗文所揭示的五则资料需要考证、辨析，需要一定学术水平，那么，持女真自称黄帝之后裔观点错误则是由于不足三百字的资料没有读完，断章取义。二十多年前，有研究者困于辽金史研究的“孤寂”，缺少同志，缺少对话，围绕一家之言重复解说，甚至错误的资料在学者之间沿袭引用。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工作的被重视，在基础研究质量、数量整体提升的前提下，出现了契丹早期历史研究的争议热点。（一）契丹早期历史的解构与建构。契丹建国前的历史绵延五百余年，历史记载多形成于传闻中，间接的历史记载时断时续，族群迁徙、分合，源流关系扑朔迷离。苗润博《元修＜辽史＞契丹早期史观解构》（《中山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简称“解构”文）从探索史源始，解构、批评元修《辽史》的契丹史观，指出将契丹与宇文鲜卑捆绑在一起是元修《辽史》契丹史观的突出表现。学者讨论契丹族源问题多从宇文氏讲起，相关成果以杨军《契丹始祖传说与契丹族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为代表，研究宇文与契丹的关系。“解构”文认为，“此种叙述”有商榷空间。契丹“古八部”争论在有无之间，有研究者提出“古八部”是没有史学依据的文学故事。苗润博《契丹建国以前部落发展史再探-＜辽史·营卫志＞“部族上”批判》（《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基于文本提出，“更没有证据表明契丹在北魏时期已经形成部落联盟，“古八部＇之说纯属无稽之谈”。《辽史》将“东北群狄”与“古八部”拼缀在一起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把契丹与“古八部”的联合说成是以契丹为主、为父的联盟关系，这是一个实在的“把柄”。苗润博等否定“古八部”存在，貌似基于史源学分析，实际是“古八部”地理位置尚不能确定。如果能确定“古八部”存在空间，以及其历时性继承关系、共时性并存关系，就能佐证“古八部”真实存在。在史源学视野下，苗润博质疑大贺氏的存在，认为中原文献所记“大贺氏”本就是莫须有的。这个质疑很快得到学界回应。董永强《论早期契丹与唐朝的关系-以新见＜李范墓志》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3期，简称“董永强文”）、铁颜颜《北方民族政权融入统一国家的基本路径探析-以＜唐故左屯卫郎将李公墓志铭＞为中心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二文揭示志主李范是大贺氏酋长摩会之子。吴翔宇《鸠占鹊巢：奚人集团与契丹建国-兼论辽政权对皇族祖先身份的重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2期，简称“吴翔宇文”）再度暴露安置在西拉、老哈河流域的奚人集团与契丹建国历史研究的窘困。奚人与契丹关系属于契丹早期历史，无法回避潢河与土河的存在。“吴翔宇文”直面潢河与土河，不是依据资料研究问题，而是篡改资料以适应自己的研究思路。按作者所言，“《皇朝实录》中，奇首可汗自“潢河之西，土河之北”而来。潢河为东西流向，土河为西南-东北流向，所谓“潢河之西，土河之北＇，意即潢河上游。此“奇首可汗故壤＇的方位，明显有异于奇首可汗真正的故壤-都庵山。而在青牛白马传说中，自潢河上游而来的，是“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的青牛仙女”。作者必须篡改“潢河为东西流向，土河为西南-东北流向”，才能对应西拉、老哈河。潢河、土河对应西拉、老哈河使契丹早期历史研究陷于困境，不止“吴翔宇文”。（二）契丹早期历史研究的困境。姚大力《契丹早期历史再讨论》（《学术月刊》2022年第12期）认同《辽史》史源学研究成果，主张摒弃元人在修《辽史》中的“参与”，期待从元修《辽史》中还原契丹人自我记忆。契丹贺勿于的出发地不是西拉木伦与老哈河，姚大力认同李鹏提出的“西拉木伦河改道说”没有意义。苗润博《“青牛白马”源流新论-一种契丹文化形态的长时段观察》（《北京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虽探讨“青牛白马”传说的源流，但缺少传说发生地的深入研究，或者说缺乏地理定位。作者承认“整个青牛白马说的核心信息在于潢水、土河、木叶山”，但只字未提与西拉、老哈河的对应关系。祁丽《辽太宗祭祀木叶山考》（《黑龙江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仅谈祭祀，回避木叶山地理位置问题。潢水、土河、木叶山没有准确地理定位，其周围的族群、部落关系虚无，传说的历史核心信息成了虚构的故事，流于文学叙事是历史研究的无奈。李秀莲、刘家欣《契丹母亲河潢河为今西拉木伦河说献疑》（《黑龙江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指出，潢河对应今西拉木伦河几成学术定论，但梳理史籍，发现潢河对应今西拉木伦河存在道路里程数、与室韦接界、河流流向等明显不符的问题，潢河不是今西拉木伦河。苗润博《《辽史》所见辽朝先世“审吉国”考辨》（《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2期）考证审吉国是《博物志》所记“密吉”，北朝文献称之“勿吉”。该文研究到这一步，无疑是推进了契丹与勿吉源流关系的认识，但因传统文献记载族群时，历史与地理“两张皮”，虽有地理位置记载，但或是地名关系隐匿，或是时空错位。北魏显祖时，勿吉和与契丹有关系的“东北群狄”居于那河以东。契丹奇首可汗故壤在潢河之西，在和龙（今辽宁朝阳）之北千余里。至于那河与潢水的关系，李秀莲在《＜敕勒歌》中“敕勒川、阴山下”地理位置考辨》（《北方论丛》2023年第3期）中已略论嫩江即是《金史》记载的黄水，《辽史》作“潢水”。潢河、土河对应西拉、老哈河，已是辽史学术研究的桎梏，研究者从多角度、多途径尝试解决这个问题，成效甚微。吴英喆等《契丹人方位观念及奇首可汗》（《西夏研究》2022年第4期）足以表达研究者要解决问题的迫切心情。为解决潢河、土河与西拉、老哈河流向不一致的问题，吴英喆等试图论证契丹人方位观念与现代地理学的空间方位观念逆时针相差90度。这个立论能否成立，首先要考虑契丹人是否生存在独立的时空，答案是否定的。契丹人存在于北方民族历时性、共时性的文化中，他们可能有独特的民族文化，但方位观念不会独立存在。研究潢河、土河对应西拉、老哈河问题，需要跳出思维陷阱，需要学术批评。按记载，潢河与土河交汇处有木叶山，研究者先将潢河、土河对应西拉、老哈河，再在西拉、老哈河之间寻找交汇点与木叶山，结果没有找到。直面现实，一面要考证文献记载是否有问题，另一面要反省研究路径是否有问题，很可能潢河、土河对应的不是西拉、老哈河。1998年，刘浦江发表《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以下称“刘文”）揭开了《金史》篡改开国史的幕布。以“刘文”为代表的“质疑”观点与反对“刘文”观点并立辽金史研究领域二十余年，出于对传统观点的维护、守望，反对“刘文”的观点占据学术主流。（一）《金史》是否“篡改开国史”的争辩。《金史》是否篡改开国史及“收国”年号是否真实存在是近年来金史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程尼娜《＜金史＞“篡改开国史”辨》（《史学集刊》2022年第1期，简称“程文”）旨在阐释《金史》没有篡改开国史。另一否定“刘文”观点的力作是陈晓伟《金初国史叙事与开国史知识的传播-关于收国、天辅建元问题》（《史学月刊》2023年第10期），此文认为，李秀莲、邱靖嘉等推进“刘文”观点“仍未能彻底坐实”，并坚持《金史》记载确凿无疑，试图从根本上廓清此问题。“刘文”提出“质疑”与赞同“质疑”的学者针对称帝、“收国”年号、“大金”国号等具体问题提出质疑，著书立说也是质疑具体问题，但反对者认为《金史》没有“篡改开国史”，且“建元收国”真实存在。邱靖嘉《改写与重塑：再论金朝开国年代及其相关问题》（《文史哲》2022年第2期）在赞同“刘文”基础上，推进“质疑”学说。引导读者走出“思维陷阱”，参与宋文献所记阿骨打称帝建国史事史源探讨，并论证金建国于辽天庆七年之说成立，“收国”年号真实存在，但建元时不在场。李秀莲《金朝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书写》（中华书局，2022年）立足金朝开国史诸多问题的质疑展开研究。《金史》是否篡改开国史，从史学理论分析：开国史是客观发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客观历史到历史记录，历史被“篡改”是常态，历史记录只能记载客观历史的局部、片面，甚至篡改、伪造历史等，这是常识。《祖宗实录》《太祖实录》等均有篡改历史的必然，但开国史之所以成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因为有“三家之言”，即来自辽宋金的“三家之言”构成争论、辩论的场域。（二）金朝立国及其发展道路选择的争论。金朝立国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道路的选择又是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学者多认为，阿骨打开国、称帝已进入国家，有专制皇权、中央官制等。不同意见者主张，金朝立国本质上是高级部落联盟，或称酋邦。李秀莲《金朝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书写》一书提出，金朝立国由部落联盟进入酋邦阶段，海陵王通过迁都推动酋邦向国家转化，但因历史必然与偶然的错综，金朝社会演进止步于半国家、半酋邦的社会状态。杨军《从血缘认同到政治认同：女真人认同变迁研究-兼论北方民族政治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4期）述及金朝开国时期“政治共同体”的构成及其向国家演进的血缘认同与地域认同。作者称无意介入由前国家社会向国家演进是经历“部落联盟”还是“酋邦”的争论，但研究内容却不能回避从部落联盟向国家演进的历史。王善军《女真贵种与金代政治文明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阐述女真完颜姓族的三个等级与后族群体的两大集团、三个等级伴随金朝兴替，是维系金王朝女真民族统治地位的基础，金政权始终没有摆脱完颜宗族与后族集团为核心的部落联盟之羁绊。可以说比较有针对性地回答了金朝社会形态是酋邦，还是国家的问题。由高级部落联盟转向国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需要发展生产力，推动血缘关系转向地缘关系。部落离散迁徙，不一定确立地缘关系，很可能是新的血缘关系的再建。地缘关系取代血缘关系需要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使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不再迫切需要依存血缘关系网的“保护”而生存。金朝向国家转变不是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而是变革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部落联盟基础上称皇帝，立官制，打破旧有的平等，人为地确定、规定等级秩序，为维持等级秩序，甚至诉诸杀戮。海陵通过迁都，将皇权嫁接在中原农业经济基础之上，使上层建筑存在于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之上，推动国家社会形态发展。2022-2023年，辽金史研究突出“争鸣”的学术氛围，具体表现：一是问题聚焦于契丹早期历史研究、金朝开国史研究；二是研究群体中，青年学者是学术“争鸣”的主力，思想活跃，打破“旧说”，探研真相，成果丰富；三是为学术真理而鸣，为追求历史真相，叩问古今，师生相向论道，同门“和而不同”，学术对话、争鸣或隐或现。总体而言出现了新材料、新问题、新方法。（一）新史料的多重发现与研究。辽金历史研究长期困于资料短缺，近年来，考古成就斐然，地下出土资料的丰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本资料的不足。与此同时，碑刻墓志陆续刊布，旧资料精研，在旧资料里爬梳出新资料，滋养学术研究。1．考古发掘简报的发布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皇城南部一号街道发掘简报》（《考古》2022年第11期）将2013年辽上京皇城南部一号街道的考古发掘成果首次整理发表，为建立皇城遗址年代序列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冯恩学《辽墓初探》（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系统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表的辽墓资料，以民族类型与分区分期研究为架构。首次对辽墓出土物进行类型学分析，建构辽墓年代判断的序列标尺与三时段分期。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金帝夏宫-崇礼太子城遗址考古发掘》（文物出版社，2022年）整理出版2017-2020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崇礼太子城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资料丰富。2．碑刻墓志刊布与考释文章发表。辽金时期厚葬盛行，墓葬文化丰富，作为地下出土资料，史料价值较高，为研究辽金社会生活提供新资料。利用碑刻墓志进行的研究如张国庆《辽代石刻所见辽朝史事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22年）、周阿根《辽代墓志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22年）、李明华《巴彦塔拉辽墓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等。此外，邱靖嘉《辽金韩知古家族新证》（《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3期）利用撰于元至元六年的《故宣武大将军韩公墓志》的相关记载，补史文之阙，推进了韩知古家族历史的研究。周峰《金代武元正墓志考释》（《黑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通过精读、释读石刻碑文，利用旧资料提出并解决新问题。前揭董永强与铁颜颜利用《唐故左屯卫郎将李公墓志铭》回应苗润博对大贺氏的质疑，并揭示出“契丹乌丸人”的新问题。（二）史学批评与多重“史事”论证法。辽金与中原王朝在历史本体上存在巨大差异，但记载历史的“他者”在中原王朝历史框架下记录辽金历史，形成历史记录多不是直线的历史反映，曲折、扭曲的历史记录充斥文献中，史学批评、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对于辽金史研究意义非凡。张勇耀《金元之际的汉唐情结与文史建构-兼论“金源氏典章法度几及汉唐”说的虚实》（《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1期）指出，元初郝经等文人带着政治期许，将“金源氏典章法度几及汉唐”的文学叙事载于《金史》，这是含有情感因素的史评，属于文学建构而不是历史建构，亦非客观历史陈述，理性的史学研究需摒弃此类文献。针对诸类问题，追踪史源、提倡史学批评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采用史事实证法。近年来，史事实证法多被辽金史研究者宗法、实践。邱靖嘉《“超越北南”：从中枢体制看辽代官制的特性》（《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研究官制时用“本纪”“传记”“墓志”记载的史事佐证宰辅职衔的存在。陈晓伟《＜金史＞边疆史地校勘问题献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2期）在诸多史事叙述中校勘地名、官职的异文、复文、谬文等。王德鹏《辽代寺院经济新探》（《中国农史》2022年第4期）用史事论证辽代寺院财产的主要来源、经营与管理等，指出辽代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支撑佛教事业的大发展。反过来看，“辽以释废”是伪命题。在辽金史研究中需要审视“第一手资料”，评论性的记载充斥《辽史》《金史》，诸如锐意改革的海陵被书写成暴君，碌碌无为的金世宗被誉为“小尧舜”，暴露出评论性记载与客观历史的悖反。真正认识海陵、世宗，要研究他们做的事，以“史事”为第一手资料。（三）《辽史》《金史》史源探讨的新成就。适应辽金史研究需要，引征资料开始注重探究史源，继苗润博《《辽史》探源》后，又有曹流《《亡辽录》辑释与研究》（巴蜀书社，2022年）出版，以史源学研究辽代地理，同时探究契丹王朝的政治取径及背后所反映的北方民族政权为加强中央集权所做的政体转变尝试。陈晓伟《＜金史＞丛考》（中华书局，2022年）从检讨《金史》版本问题及全书纪志表传各部分的史源入手，针对中华书局《金史》原点校本和修订本的具体校勘案例提出质疑。从追问史源出发，诸多青年学者就《辽史》《金史》记载史事展开讨论。苗润博《契丹建国以前部落发展史再探-《辽史·营卫志》“部族上”批判》，邱靖嘉《＜辽史·地理志》上京临潢府记载辨析》（《辽金历史与考古》第13辑，2022年）、《论海陵王完颜亮之死-金宋文献记载的叙事版本与源流变异》（《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2辑，2022年），姜宇、张新朝《＜金史·百官志》姓氏谱的编修与文本形成述论》（《中国边疆学》2023年第1期），吴同《伪齐、金初渑池县更名“沔池”考-兼谈新修订本＜金史＞之校勘》（《历史地理研究》2022年第4期），陈晓伟《祖宗实录编纂与完颜家族谱系建构-以《金史·世纪》为主线》（《复旦学报》2023年第2期）、《＜金史·食货志》修纂考》（《黑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等等，均从史源入手，追问相关史料的由来与真伪。辽金史研究出现学术繁荣，繁荣是过去，未来的学术研究需要更上一个台阶。我们要弘扬成功经验，也要总结不足，思考研究创新的可能性。首先，研究方法需要改进。虽说研究无定法，但确定方法的原则要明确，要根据研究对象确定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辽金历史经历了民族起源、发展的历史，又经历了跨向“王朝”的历史，辽金“王朝”带有民族性，史学研究方法需要灵活性、针对性。其次，要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与指导。就《金史》是否篡改开国史的争论，刘浦江提出“质疑”，符合历史唯物史观。客观历史一经发生，研究者没有决定其是否存在的权利，只能寻找客观证据，在被篡改的历史资料中寻找蛛丝马迹。最后，研究辽、金开国的社会形态，需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作指导。辽金立国，从高级部落联盟进入国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形态变革，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阿保机、阿骨打称帝并出现相应国家机器等，这是上层建筑的变革，也就是说，在“外力”作用下，在经济基础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先行变革了上层建筑，接下来是经济基础与之相适应的问题。契丹、女真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辽金皇权与固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是必然。将皇权嫁接到中原农耕经济基础之上，是辽金政权进入国家的唯一通道。高福顺《从部族到王朝国家：契丹族群早期政治生态演进模式的道路抉择》（《内蒙古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耿涛《“中国之志”与“草原本位”：辽前期统治者的政治抉择》（《黑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认为，辽朝皇权徘徊在“南望”与“北顾”之间，没有实现与中原农耕经济的嫁接。金朝海陵迁都，实现了皇权上层建筑与农耕经济基础的统一，但女真猛安谋克户不能成为国家“编户”，又破坏了国家形态的完整性。总之，辽金史学界很多学者的学术研究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学术争鸣、对话，还有学者提出新问题，期待来者的学术对话。学术对话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研究者群体学术实力的展现。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渤海、女真、满洲族源谱系关系研究”（19ZDA180）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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