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海洋贸易曾出现过市舶贸易、朝贡贸易、商舶贸易等多种形式。研究中国古代海洋贸易史，对于考察古代中国以海洋为媒介的对外关系发展进程、沿海区域经济联系及与周边沿海国家或地区贸易一体化过程中形成的大海洋贸易圈的发展与演进趋势等，都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以来的文献研究中，早在30年代就有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市舶制度的记载和研究。此后，关于中国古代海洋贸易发展方面的论著大量涌现，出现了不同层次的海洋贸易概念。学术史研究中，与海洋相关的贸易研究多涉及三个概念：沿海贸易、海上贸易和海外贸易，尤其是明清时期后两个概念使用颇多，这一时期“海上贸易”主要用于指代当时游离于官方贸易之外的私人海上贸易。学界多直接涉人贸易具体问题分析，鲜有对这三个概念范畴及三者间区别的详细解析。事实上从文献中渗透的这三者含义看，沿海贸易和海上贸易主要是地理概念，着眼于贸易的发生地；海外贸易则是针对贸易对象提出的，更关注以海洋为媒介的地域经济联系，是与对外关系密切联系的一个范畴。当然，由于分类标准不统一，这些概念之间不乏重叠成分。本文为了将这些文献均包括进来，对不同贸易的整体表述采用概念归并后的“海洋贸易”称谓，以此对中国海洋贸易史的相关学术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一、关于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学术史著作

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宋代市舶司与市舶条例》（商务印书馆，1936 年）就曾对宋朝的海洋贸易管理机构及其制度设置进行过系统研究。中国海洋贸易的综合史研究中不乏外国学者的成果，专门的研究著作主要有：日本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29年）、日本松浦章《清代海外贸易史④研究》（京都朋友书店，2002年）等。

国内有关该领域的史学著作主要围绕不同朝代、跨代海外贸易史和区域海外贸易史展开。综合性的系统著述以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为代表，内容广泛涵盖秦汉至鸦片战争前中国海外贸易的历史发展进程与演替规律。朝代及跨代的海外贸易史，如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喻常森《元代海外贸易》（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陈高华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等。区域海外贸易史方面，林仁川的《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鹭江出版社，1991年）系统梳理了中国东南沿海福建地区自先秦以来海上交通与海外贸易发展、市舶司的发展与消亡过程，以及中国封建海关的萌芽等历史发展进程。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则通过对宋朝海外贸易的发展道路、该历史时期海外贸易发达的原因，及对中国封建商品经济的影响等问题的具体分析，论述了中国封建政权和官僚垄断对宋朝海外贸易的影响，及宋朝海外贸易对宋代社会和中外交流的影响。

二、有关海洋贸易制度与政策的研究成果

这方面的研究专著中，郑有国《中国市舶制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对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管理制度进行了综合研究。断代的相关研究，主要见于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

海洋贸易管理制度研究。夏秀瑞《我国历代海外贸易管理概述》（《企业管理》1984年第9 期）对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管理制度的发展进行了历时性梳理。断代及区域海洋贸易管理机构与管理制度的研究成果，如聂德宁《明清之际郑氏集团海上贸易的组织与管理》（《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第1期）、胡沧泽《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兴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刘玉峰《试论唐代海外贸易的管理》（《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冯立军《清初迁海与郑氏势力控制下的厦门海外贸易》（《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4 期）、冯立军《试论清朝前期厦门海外贸易管理》（《南洋问题研究》2001年第4期）、彭巧红《明代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演变》（《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第4期）、周加胜《南汉时期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研究》（《求索》2008年第3期）。郭孟良《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管理中的具结现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认为，清前期的“具结”作为一种民间信用约束手段，对海外贸易利弊兼有，其利体现在对维护传统海外贸易体制、确保封建官府对海外贸易管理与控制的积极作用；其弊表现在，在严格限制海外贸易和商品交换的历史环境中对海外贸易发展的限制和阻滞。

海洋贸易法律制度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宋和明朝时期，研究内容多为朝代海洋贸易立法或法律制度演变的考究。这方面的成果包括：陈景良《两宋海外贸易立法演变论略》（《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洪佳期《试论明代海外贸易立法活动及其特点》（《法商研究》2002年第5期）、钟钢《宋代的海上贸易法》（《中国远洋航务公告》2005年第6期）等。

海洋贸易政策研究。郑世刚《宋代海外贸易政策初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 期）、夏秀瑞《清代前期的海外贸易政策》（《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张忠民《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政策》（《经济问题探索》1988年第11期）、王超《清代海外贸易政策的演变》（《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荆晓燕《清顺治十二年前的对日海外贸易政策》（《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荆晓燕《试论康熙时期的对日海外贸易政策》（《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2期）等研究，关注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海洋贸易政策及演变。张乃和《15 -17世纪中英海外贸易政策比较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4期）、陈尚胜《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从万明（中国融人世界的步履）一书谈起》（《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荆晓燕《明末清初中日私人海外贸易的间接渠道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则对不同时期及中外海洋贸易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另一些研究着眼于海洋贸易政策对海洋贸易活动影响分析，或特定贸易政策的成因研究。如史志宏《明及清前期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史志宏《明及清前期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的原因及历史后果》（《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丁厚雷《明代海禁政策下的中国海外贸易》（《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等。

三、明清海洋贸易政策专题研究

明清海洋贸易政策及对海洋与沿海经济兴衰的影响。根据王日根《明清海洋管理政策刍论》（《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孙海峰《略论明朝的海洋政策》（《河南大学学报》2003 年第2期）、杜强《明初海洋政策探析》（《鸡西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等关于明清海洋贸易政策的研究评价，明清时期海洋贸易政策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受陆权思想、陆地威胁论影响，海禁成为了明清海洋管理政策的基调，但该时期海洋贸易政策兼具外向性和内收性的双重特征。

学者在明清海洋贸易政策对海洋和沿海经济的影响问题上，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无害论。认为即便是海禁也是积极有利的。如李金明《明初海禁与东南亚贸易的发展》（《南洋问题研究》1998年第2期）关于明初海禁政策影响的分析结论显示，海禁虽然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但对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不仅未造成大的影响，反而有所发展，这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有着积极作用。陈柯云《论清初的“海禁”》（《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及《论清初的“海禁”与资本主义萌芽》（《北京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也证明，清初海禁并未中断海外贸易，“海禁”期间中国货物输入欧洲的速度不仅没有停止或降低，反而加快了。

禁海为弊、开海有利论。主张该观点的学者以王日根《元明清政府海洋政策与东南沿海港市的兴衰嬗变片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卢建一《明代海禁政策与福建海防》（《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等为代表。他们认为，政府对海防的重视和对海洋的开放政策促进了沿海港市的兴盛，而政治力量微弱状态下的禁海政策和迁界政策则较为消极、被动，因而尽管有些政策起初有些效果，后来却收效甚微，最终造成了沿海地区的动乱以及沿海区域经济的衰落。

有害论。范金民《明清海洋政策对民间海洋事业的阻碍》（《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对明清时期海禁和开放两种完全反向的政策效果均予以否定，认为明清时期无论是禁海还是开海政策都阻碍了民间的海上和海外贸易。

以上研究中，三种观点各有其丰富史料基础和文献作为论据。之所以在海洋贸易的影响问题上得出彼此不同的结论，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明清海洋贸易领域官方贸易、私人海上贸易和海外贸易发展步调的不一致。不同研究中所指的贸易范畴不同，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也就自然不足为奇。同时，也应注意到，这些争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史料记载的差异和单纯依赖古籍资料定性论证的局限。在明清海洋政策对社会经济和贸易的影响问题上提出明确有说服力的结论，还需对两种贸易形式历史数据深入考究和以数据为基础的定量分析。

明清“海禁”政策论争。学界对明清海禁政策原因多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如李金明《清康熙时期开海与禁海的目的初探》（《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第2期）、王日根《明清海洋管理政策刍论》（《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等。就“海禁”政策属性而言，其并非单纯“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的海外贸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一种具海防和海外贸易政策两种属性的海洋经济政策。

明清时期海外贸易政策的定性问题是海洋贸易政策研究中争议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自戴逸在其《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79年3月13日）中提出“清朝前期的海外贸易政策是闭关政策”的论点以来，学术界围绕明清期海外贸易政策的定性问题展开大量论辩。论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针对现有历史文本多认为海禁是“闭关自守”的提法，围绕明清海禁政策究竟是“闭关”还是“非闭关”的性质进行争论；其二是对“海禁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造成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观点的争论。以下对这两种观点的争论情况进行详述。

1．关于海禁政策是“闭关”还是“非闭关”的争论。陈尚胜《“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20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文史哲》2002年第6期）认为，持“闭关”态度的学者，对诸如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在哪些内容上体现了闭关政策；清朝在海外贸易政策实施过程中何时采取闭关政策；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作用等多方面观点上，仍未达成一致。持“非闭关”观点的相关研究，主要有郭蕴静《浅论康熙时期的对外贸易》（《求是学刊》1984年第4期）、王永曾《清代顺康雍时期对外政策论略》（《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夏秀瑞《清代前期的海外贸易政策》（《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许毅与隆武华《试论清代前期对外贸易政策与海禁的性质》（《财政研究》1992年第7期）、李想与杨维波《论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非闭关性”》（《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这些学者基于清前期海禁和开海政策的具体内容、政策影响及海外贸易总值的数理推算等方面，提出了与“闭关”派相反的论断。至此，有关这一时期海外贸易政策的性质问题仍尚无一个明确定论。在这一点上，陈尚胜的《“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20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在进一步对这些争议总结后认为，“‘闭关’或‘开放’作为一组分析类型，在用来研究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时仍有诸多的局限性”，并不能用于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内容概述。

在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内容上并没有“闭关”和“开放”的名称，因此，“‘闭关’或‘开放’作为一组分析类型，只能用于一个主权国家对外政策的性质分析”。

2．关于明清海禁政策与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关系的争论。一些学者从明清两朝海洋政策的阶段性、禁严程度和差异性出发，认为明清海洋贸易政策既非消极的闭关，其根本目的亦非针对当时已存在的资本主义萌芽，而仅是对付郑氏抗清集团的一种手段，且海外贸易本身的管制与放松并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经济形态。明清时期海禁政策影响下海外贸易对资本主义萌芽有一定影响，但微不足道。其基本论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其一，明清的政策并非一直实行完全海禁，而是处于海禁与开海起伏不定的政策摇摆状态，明朝的海洋政策先后经历了海禁、开海、极端海禁、“不言海禁”的曲折过程，清朝的海洋政策则可大致分为海禁时期、多口通商时期和广州贸易时期三个阶段；其二，两朝官方政策和民间政策收放的趋势也存有差异，在官方政策逐渐走向消极退化的同时，民间政策则呈现的是积极进步的发展方向。基于以上两点，这些学者得出：认为清初的“海禁”严重阻碍甚至扼杀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断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持以上观点的论著主要有：陈柯云《论清初的“海禁”》（《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陈柯云《论清初的“海禁”与资本主义萌芽》（《北京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李金明《论明初的海禁与朝贡贸易》（《福建论坛》2006年第7期）、王日根《16-18世纪福建沿海经济开发中的商业化倾向》（《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王日根《明清海洋管理政策刍论》（《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孙海峰《略论明朝的海洋政策》（《河南大学学报》2003 年第2期）、张彬村《十六一十八世纪中国海贸思想的演进》（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二，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年）等。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上述论断混淆了海禁的动机与效果。以潘君祥《试论清初“海禁”政策的实施及其社会后果——兼与陈柯云同志商榷》（《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林祥瑞《论清初的“海禁”与资本主义萌芽——与陈柯云同志商榷》（《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为代表，他们从海禁政策，尤其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的清朝海禁政策对我国东南沿海生产力的事实冲击，特别是对农业、手工业商品生产和海外贸易的毁灭性打击的角度，据此论证其对中国已经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摧残与阻碍。至此，在海禁政策与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关系以及海禁政策的影响问题上，仍未有一个公认的明确结论。

事实上，海禁政策本身即存在一个悖论：封建政府中央决策的政治动机与沿海经济发展和区域民生利益的矛盾。封建政府出于政权巩固的角度禁海，但这样做的偏颇，正如王日根《明清海洋管理政策刍论》所指出的，“海禁政策阻绝了沿海人民的生存之径，从而又给亦商亦盗的私人海商以发展与膨胀的机会”。当然，海禁政策也并非明清两朝所专有，早在元朝就曾出现过四次禁商下海，但是特定朝代的海禁政策又有其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特点，这主要是由国际国内背景的差异决定的。洪富忠、汪丽媛《元朝海禁初探》（《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与明清相比，元朝的海禁政策多发生在新旧皇位交替时；海禁时间短，政策不具有延续性；且主要针对民间私商，禁民不禁官，禁内不禁外，海禁期间仍有外人来华贸易。

3．禁海与开海。目前史学界关于明清海洋政策转型（即由禁海转为开海）的时间界点也尚存有多种争议，但具体到政策本身，即“禁海”和”开海”孰利孰弊的论争上，事实上早在明清政策决策当期就已在朝野中广为出现。刘永峰《开禁南海的地方冲动》（《时代教育》2009年第6期）研究认为，这种争论的源泉，主要在于海外贸易刺激下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展引致的产业结构变化，以及此种变化与全国主体部分的经济结构龃龉。林仁川《明后期海禁的开放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安徽史学》1992年第3期）、刘奇俊《清初开放海禁考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研究发现，“主禁派”与“通海论”两派政治势力长期争辩的焦点问题集中在开市与祖宗成法、开市与治安的关系、开市与理财等问题上。毛佩琦《明代的通海思潮》（《河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王守稼《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研究——兼评海禁与弛禁之争》（《史林》1986年第3期）、陈尚胜《明代海防与海外贸易——明朝闭关与开放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三辑，1987年）、韦庆远《论康熙时期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等研究具体论述了这两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论点。研究资料显示，主禁派的言论和上疏从清朝开海之前一直持续到康熙开海政策推行的全过程，其代表人物如大学士李光地、都察院金都御史劳之辨、给事中王懿、两疆总督张鹏翮、江苏巡抚张伯行等；通海论者的代表则或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商民，或出于维护封建政权的安定繁荣或自身享乐的功利主义动机，抑或认识到经济和贸易发展规律、从“藏富于民”等更高角度要求通海的有识之士，如最早系统提出浙江开禁主张的唐枢、从海防角度倡导国内沿海贸易的福建巡抚谭纶、主张通过设立市舶司管理商民出海贸易的王世懋、以及从经济规律出发提出通海理论的科学家徐光启等，他们提出的开海论据包括：可以防止沿海豪势对海外贸易的垄断、消除对海防的危害；可以杜绝沿海商民勾引私通之患、安抚流离海外华人；可以用税收支持海防；可以了解海外敌情，从而才能有效地防御海外敌人的侵略。

四、海洋贸易机构海运、海港及其他研究

沿海海关史研究。沿海海关作为一国对外经济和沿海经济活动的综合管理机构，在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先后经历了市舶司和封建海关的早期形态等形式。20世纪以来，长时期的中国海关学术综合史研究著作，主要有蔡渭洲《中国海关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年）、姚梅琳《中国海关史话》（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年）。

蔡渭洲、谢咸铠《唐宋元明的沿海海关：市舶司——我国海关史话之三》（《国际贸易》1984 年第2期）研究表明，古代的沿海海关制度（即市舶制度）是与中国的海上交通贸易相联系的，最早可追溯到唐朝时期的广州，此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逐渐扩大到东南沿海的大部分地区。市舶制度的存续时间自唐朝持续到明朝，相应地，理论界关于研究该制度的范例，其时间也主要在宋元明三朝，研究内容集中在市舶税制度的演变和市舶制度对海外贸易的影响两个问题上。相关研究成果，如周熊《论我国海关的起源和发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漆侠《宋代市舶抽解制度》（《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陈尚胜《明代市舶司制度与海外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研究结论表明，宋代的市舶制度是中国古代海关的成形时期，尤其是其抽解征税制度的设立标志着古代贸易中的关税制度逐渐形成。但是由于“市舶制度的本质与资本主义倡导的自由主义贸易又是对立的”，该制度在元明时期逐渐走向衰落。元朝的市舶机构在规范海外贸易监管的同时，也因其作为封建王朝控制海外贸易的工具的固有弊病而造成贪污腐朽，限制和削弱了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明代市舶司制度本身则存在自相矛盾，这种对朝贡贸易勘合、期限、进口物品等的限制性规定与对外商大幅度减免税的违制行为矛盾的制度设置，最终因明王朝税源的严重流失和财政负担过重而走向瓦解。

另一些研究集中于沿海海关与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关系研究。沿海海关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体现在两个层面：（1）沿海海关对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该方面研究中，主要通过考察清代前期闽海关与福建沿海城市和贸易的兴起和发展，论证了沿海海关通过促进对外贸易这一渠道对区域经济及周边腹地的推动作用；（2）沿海海关通过促进商品流通对全国经济的辐射与影响。如廖声丰《清代前期粤海关的商品流通及税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9 年第1期）研究显示，清代前期粤海关就曾通过推进长距离贸易的兴盛，为全国区域间商品流通和交流提供了平台，从而对全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海运史研究。20世纪以来，有关中国古代海运方面的学术史研究文献丰富，内容涉及海运发展史、航海技术史、海外交通史等多方面，出现了一批整体性或区域性的专门史研究著作。如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彭德清《中国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章巽《中国航海科技史》（海洋出版社，1991年）、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庄景辉《泉州港考古与海外交通史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以及《中国水运史》丛书（人民交通出版社）中古代海运史部分。

研究中国历史上航海与海运的文章中，朱少伟《明清时代的上海海运》（《上海海运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魏林《明初废罢海运试探》（《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朱诚如《清代辽宁海运业的发展及其影响》（《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为断代的航海和海运史研究，研究的历史跨度从吴越的“舟楫”一直到清代的海洋交通运输业。陈忠平《刘河镇及其港口海运贸易的兴衰》（《南京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张士尊《论明初辽东海运》（《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5期）、韩行方和王宇《明朝末期登莱饷辽海运述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则着重于区域航线开辟历史、区域海运发展兴废史况及海运管理等方面。

中国古代漕粮海运专题研究的文章主要有：冯超和张义丰《论元、明、清河漕与海运之变迁》（《安徽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谢景芳《论清代奉天与内地间粮食海运贸易》（《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倪玉平《西方势力与晚清漕粮海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 年第4期）。这些研究的一大特点在于，多将中国历史上的漕粮海运与河运综合研究，在探讨朝代漕粮海运和河运变迁基础上，致力于两者间的关联性及替代关系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方面的相关研究也积累了大批专著和历史文献，代表性著作主要有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黄启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合浦县人民政府和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的《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马兴东《郑和的开放意识对其航海事业的影响》（《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马超群《郑和航海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东南亚》1992年第4 期）、[韩国]崔在洙《从海运史的角度谈郑和将军下西洋在世界史上的意义》（《“郑和与海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杨权斌《郑和航海国际贸易合作路径及其历史地位——兼论明初东南亚航运贸易圈的形成与影响》（《水运管理》2009年第9期）等众多研究，尤为关注郑和下西洋在世界海洋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该时期中西航海情况对比，以及对中国航运业发展的启示等问题。

此外，以方楫、孙光圻等为代表的学者，还分别对中国古代与海运发展配套的造船业的发展、航海和造船技术以及海上保险制度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多限于对具体史实、发展脉络或相关制度的历史梳理，但其背后蕴含的深层次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考证。代表性研究，如方楫《明代的海运和造船工业》（《文史哲》1957年第5期），孙光圻《宋代航海技术综论》（《中国航海》1984年第2期），赖正维《明代福建造船航海技术向海外传播述略》（《莆田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李广辉、李钧《试论海上保险的历史发展》（《史学月刊》1998年第4 期）等。

海港变迁研究。海洋港口作为海洋贸易的门户，有关海港变迁的研究属于海港史的研究范畴。研究方法上，多采用时间序列的直线叙述，旨在从海港历史变迁中探索特定港口的兴衰缘由和规律。区域海港史的专门著作有：《泉州古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安海港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郑元钦主编的《福州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6年）、邓端本主编的《广州港史》（古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6年）、单兆英与寿杨宾主编的《登州古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吴家诗主编的《黄埔港史》（古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寿杨宾主编的《青岛海港史》（古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年）等。

王天良、郑宝恒《历史上的泉州港》（《复旦学报》1980年增刊“历史地理专辑”）、林汀水《略谈泉州港兴衰的主要原因》（《厦门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谢必震《略论福州港在明代海外贸易中的历史地位》（《福建学刊》1990年第5期）、吴松弟《明清时期我国最大沿海贸易港的北移趋势与上海港的崛起》（《复旦学报》2001年第6期）、唐巧天《回眸与展望：上海港与宁波港的发展历程》（《南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等研究，着重关注全国范围内中国海港中心的迁移趋势、海洋港口在海外贸易发展中的作用、海港对外关系等问题。这种区域或特定港口历史进程的单向研究虽然更具针对性，但也往往存在难以反映中国港口经济系统发展全貌的弊端。另一些研究则着眼于海港组群间演迸发展形成的港口网络及空间结构。这方面以林玉茹的《清代台湾港口的空间结构》（知书房出版社，1996年）和吕淑梅的《陆岛网络——台湾海港的兴起》（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为代表。

其他有关明清海洋贸易的研究议题还包括：孙寒青《朱明王朝的海禁政策对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关于朱明王朝海外贸易政策对科学技术影响的分析；郭艳茹《明代海外贸易管制中的寻租、暴力冲突与国家权力流失：一个产权经济学的视角》（《世界经济》2008年第2期）从产权经济学视角对明代海外贸易管制中的寻租、暴力冲突与国家权力流失问题的经济学研究；[荷兰]包乐史《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庄国土等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对中国海外贸易网络和海外华商贸易网络的研究；施瀚文、龚抗云《论明代中后期海外贸易思想》（《探求》2004年第2期）对海外贸易思想的评述；黄顺力《明代福建海商力量的崛起及其对海洋观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李金明《明代后期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对明朝海洋贸易与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及海外移民、海商等问题的相关研究等。

五、研究评价与进一步研究思考

总体而言，20世纪以来国内外有关中国古代海洋贸易史研究跨越多个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的贸易品种和贸易对象。就研究朝代看，绝大多数文章集中于唐代以后。唐宋早期研究主要是沿海贸易，以及建立在海上丝绸之路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此后朝代的研究则以海外贸易为主流。事实上，这是与中国海洋贸易发展的历史相吻合的。海外贸易在中国古代海洋贸易发展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而海外贸易被纳入到国家管理轨道的起始点正是唐代市舶司的设立。中国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拓展以及贸易多元化时期主要是宋元和明清以来的时期，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范围内的经贸联系的加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

中国古代海洋贸易史作为中国海洋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除单纯的史学视角下的历史事实的整理与考证外，新经济史框架下的中国古代海洋贸易史研究还需注重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尝试从历史学与经济学方法融合的角度，对以下问题给予重点关注：

1．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多重属性、多种类型及贸易结构问题。中国古代海洋贸易发展史上经历了市舶贸易、朝贡贸易、商舶贸易等多种形式，既有政治色彩的官方贸易，亦有以经济利益主导的商品贸易。这些不同贸易形式产生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关系，均是中国海洋贸易史领域值得深入挖掘的问题。

另外，对中国历史上海洋贸易的结构分析还需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基本构成。包括国内沿海贸易与海外贸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地位变化、比重、消长关系；国内沿海贸易在国内贸易、海外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等。这些问题的分析可为定性中国古代海洋经济发展中某一历史时期海洋贸易的主体形式、以及中国总体贸易结构的定量分析提供基础研究支撑。

（2）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商品结构。海洋贸易的商品结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国海洋经济生产力的变化，早期的海洋贸易主要是局域内一些原始的剩余食品和装饰物的交换活动，后来扩大到贸易国之间传统文化产品、科技、生活等多领域产品的交换，伴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出现，逐渐发展为以流通为目的的、专门为贸易而生产的商品贸易。

（3）海洋贸易的区域布局，即贸易的区域和地理范围。国内沿海贸易主要考察其区域布局，这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沿海区域经济间互补互促和共融式发展的演进趋势；海外贸易主要考察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分布，这可以体现中国以海洋为媒介的对外关系的发展进程。

（4）海洋贸易地理集聚形成的东亚、东南亚等海洋贸易圈。相似的贸易物种、贸易的规模化、一体化过程中东南亚、南亚地区基于海洋贸易建立起来的区域经济发展的纽带关系及海洋贸易聚集地的形成等。

2．中国封建王权主导下土地所有权激励，对中国王朝统治者开发海洋和海外贸易需求的影响机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是对中国君主王权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反映，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一种反激励机制：即这种对陆地土地财富的充裕占有很可能会减弱甚至消除王朝统治者开发海洋和海外贸易的需求。如何从中国古代封建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多级混合特征，以及君主王权对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国所有财富的垄断出发，从经济学视角对中国古代海洋开发整体上缺乏海外拓展的内在动力问题给以制度解析，是该领域有待研究的重点之一。

3．中国封建经济体的“超稳定”结构对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政策的影响。秦朝“大一统”后，中国古代历朝确立的治国思想，以及历朝朝代政治思维推动形成的中国封建经济“超稳定”结构，加之历代尊崇儒家思想，重农抑商的经济发展观念成为历朝主要经济思想，导致中国封建制度中根深蒂固排斥竞争、强调等级秩序的政治思想，由此在政治治理和意识形态上缺乏对商业性海洋经济活动支持。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经济“超稳定”结构、统治阶层海洋国土观和商业性海洋经济扩张意识三者间的关系，这也是值得深入挖掘的问题之一。

4．另外，中国古代海洋贸易中行业组织的竞争与规制问题；中国历史上航海、造船技术与海洋贸易间的技术一经济联系；明清海洋贸易政策影响的综合评估；全球视角下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溢出效应及对大区域海洋贸易圈形成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也是中国古代海洋贸易史领域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作者单位：姜旭朝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山东青岛　266100；张继华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