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斌：中国在工业革命之前已落后 工资只有伦敦1/3

中国经济增长：一个历史与实证的视角

马德斌 伦敦政经学院副教授

谢谢各位。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首先感谢邀请我来做这个演讲，“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经济的增长”。这次报告不是集中讲某一个文章，而是更多的介绍一下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些研究，大家对中国经济史大的关注越来越多，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史还是一切偏的科目，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下，经济史会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的重要一部分之一，研究中国经济，重要经济史是最中国化的题目。

中国经济史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光是中国，在世界各个地方主流的经济学和经济史杂志都日益接受经济史这个题目。但是中国经济史的发展比较重要的是要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之所以提到这一点跟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让中国经济学发出自己的声音，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这一点比较重要，不光是有英文的发表，中文媒体也很重要。

经济史非常有用，可以丰富经济学理论和施实证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自然实验，对我们了解现实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跟龚老师、陈老师，在做很多促进经济史的工作，田院长也很支持经济史的研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学说，特别是跟两位得奖的学者交流的时候，他们对经济史都非常的感兴趣。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我们想问中国经济史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是什么时候落后的？这个问题是我个人花了不少时间研究这个问题，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我印象很深，1992年邓小平提倡改革开放的时候说了一句，中国已经落后1000年了，现在应该改革了。大家想一想，中国经济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落后的？确定落后以后还要解释为什么落后，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在这里，我稍微点一点，不可能回答任何一个问题，但是至少可以尝试提供一个答案。最近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对现实比较有意义，就是反思晚清民国经济的发展，有可能跟传统的教科书上解释的不完全一样。

测量大分流。这个图是把这个世界分成了几个块，在工业革命之前，所有的GDP都差不多，后来开始出现大分流，这个图是照出来的，没有真实的数据。真实数据是怎么做的呢？特别是对中国经济史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落后了？

我们有一部分工作像经济学做的工作一样，慢慢融入到国际的主流经济史研究中，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用各个城市的实际工资，从1450—1913这段时间，这是可以比较的，用的方式是国际标准的方法论述的问题。这个研究是两位土耳其的学者做的，比较有意思的是已经跨越了欧洲，把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的工资水平进行了研究，比较重要的发现是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和荷兰的工资水平已经超过了欧洲其他地方的水平，也超过了土耳其的水平。有人叫它是一个小分流，很多分流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发生了。我的研究是跟其他的学者合作的，怎么样把中国的生活水平放到这个层次上做一个比较。

我们做研究的时候，非常有意思的发现亚当斯密斯在《国富论》的时候，他坐在椅子上想中国的生活水平肯定比英国低。他当时说的时候，没有任何数据。我们找出中国17、18世纪的工资水平，做一个标准的比较方法。当时我们用了三个城市的工资数据，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用在了研究工资档案上，其中包括日本的工资，这样可以做一个国际的比较。我们不光是要比较名义工资，还要比较实际工资，我们做了一个样本。

结果非常有意思，特别是关于大分流，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问题。加州学派说18世纪的时候中国并不落后，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才刚刚开始真正的落后。最后我们认为用比较严谨的经济学的方式做出来的结论，北京低于伦敦，工业革命是在一七几几年，工业革命之后工资差距更打了，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工资只是伦敦的1/3左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从某个角度来讲，中国在工业革命之后已经落后于欧洲了。虽然不是穷了1000年，很多时候宋朝的时候中国最发达，虽然没有很好的证据，但是有一点比较清楚，中国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开始变得落后了。英国与亚洲的实际工资比较，英国的工资远远高于亚洲其他国家的工资。

我们对英国工业革命直接作出了解释，以前研究工业革命光研究英国工业史，现在做了全球的比较，对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有了重新的认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实际上可以通过别的国家的历史得到很多新的东西。亚当斯密斯当时只是这么想，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对的，可能比加州学派更正确，中国实际上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落后了，亚当斯密斯的书没有想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他考虑经济增长动力是通过分工来解决动力的问题，所以亚当斯密当时已经看到这个问题，在中国经济已经变得更加落后了。

再讲其它几个指标，在西方经济史中用的非常多的指标。GDP这个数字实际上非常不好，很多是用身高这个系列，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很滑稽。身高越来越被用作为长期的生活水平的衡量标准，很多人把罗马时期的身高找出来，可以通过博物馆可以找出来。当时用了一些移民资料，从1815年开始，一直到2010年，很明显在太平天国这段时期出生的人身高普遍要矮一点，让人惊奇的是整个晚清的时候中国人的身高在降低，到了北洋政府的时候，生活水平好像在慢慢改变。看经济成长的表现可以证明这一点，整个晚清，特别是自强运动对生活水平没有太明显的影响。图上是一个国际比较，日本人的身高有一个大的特点，一直都是上升的，民志维新信以后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测量中国长期以来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师资率和手术的能力。最后发现了年龄堆积的问题，在这里把结果告诉大家。中国人数数的能力可以通过他们自己报年龄的方式，用大样本可以测出来，数字越低说明数数的能力越好，说明整个人力资本越高。中国的数数能力相对比较高，而且又可以看到太平天国的时候中国的教育水平普遍受到影响。中国的数数能力远远超过土耳其和印度，你可以有比较低的生活水平，但是有比较高的数数能力和师资水平。

总结一下，看整个中国的生活水平还是处于比较低的状态，但是有相对高的人力资本。还有其他的更多的研究，使用刑部档案里面的大量档案，研究中国的谋杀率、命案率，得出的结论是社会的稳定性比较高，命案率远远低于欧洲，这些都可以作为生活水平测量的一部分。

另外，我们做了中国长期的利息的研究，中国的资本市场长期的欠发达，这跟欧洲游非常大的反差，高利息、低工资跟欧洲正好相反，这是大分流的现状，是历史延续下来的过程。

最后讲一下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中国的劳动力太多，所以没有走机械化，西方的殖民和中国的闭关锁国跟中国有很大的差别。比较有名的是中国西方没有产生科学，特别是科举制度导致了科学没有产生。最后必须考虑到中国政治制度的兴起，许成钢老师的文章对历史有很多的回顾，我们今天看到的制度跟中国的历史是相接的。中国制度最大的特点是绝对君主，王权的兴起、郡县制与大一统的兴起。这些制度对所有的产权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的影响。人力资本，科举制度也是绝对君主和郡县制形成的重要的关键。

你可以做很多量化，也可以做模型上的研究。比如说有一些学者已经在做了，中国郡县制建立的时间是跟农业有关系的，旁边是后来建郡县比较晚的地方，跟农业区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郡县制是中国绝对君主体系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把贵族制消灭了。这一点特别重要。许成钢教授上午提到了，自下而上的制度，在中国郡县制的体制上存在的体系比较少，我们把几个因素结合起来，一个是中国统一和分裂，大一统的形成。我们分析了各个地方发生战争的地点，图上绿色的点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分解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战争发动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以上是统计分析，最后解释还需要理论框架模型。怎么样解释中国历史上非常有趣的现象，比如说中国正式税收很低，同时又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这个制度有很大的合理性，所以我们从理论上去解释，为什么这个存在的很大的可能性。

中国和西方国家最大的比较是几乎没有国家主导的金融市场，从英国历史来看，这是最大的差别。最后可以看到，这个制度对维持大一统的稳定有相当大的好处，而且可以解释低税的政策。中国的皇帝权力是无边的，结果真正收的税比皇帝的权力被制约的国家的税收少得多，税收最多的恰恰是荷兰和英国。荷兰和英国的金融制度、国债制度是最发达的。结论是中国的外在发展特别困难，虽然有动员资本的能力，但是公债市场没有发展起来，到民国的时候才发展起来。

最早我们做了民国经济史的研究，大家对这个比较感兴趣。中国晚清的时候经济是不是增长了？是哪个时段在增长，是洋务运动的时候在增长，还是北洋政府的时候增长了，还是南京政府的时候增长了？有时候我们比较正面的肯定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北洋政府说这一段是政治上最混乱的时段。假如说经济增长了，那么增长的源泉在哪里？我们研究表明，恰恰在北洋政府的时候经济有很大的增长。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三几年的GDP，看其他的数据，发现民国的经济比，比如说棉纱的增长，一直保持比较高的增长率。看整个工业指数，发现几乎有10%的增长率。真正经济起飞是甲午战争之后或者是北洋政府这段时间。为什么在政治稳定的时候经济没有增长，反而在政治比较混乱的时候经济反而有增长。为什么在晚清的时候，有很长的和平时期，为什么经济没有马上起飞？为什么有些经济起飞就集中在一个地方？这是历史提供的非常好的自然实验，因为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增长方式了。这里面牵扯到制度的问题，最后介绍两个现象。一个是中国真正的金融发展是在北洋政府的时候。金融对法律、对契约最敏感，为什么在北洋政府的时候最为发达？而且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中国的公债市场是在北洋政府的时候起步的，而且发展的最好。大家知道，北洋政府完全破产了，一个破产的政府怎么发展成了一个比较发达的公债市场呢？而且这个公债市场被南京的国民政府拿过去，成为银行体系改革的最重要的部分。

另外一个现象是租界起了关键的作用，我们研究了租界的经济学，租界是殖民地，但是有几条比较清楚，一方面租界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大量的银行集中在那里，特别是中国人自己办的银行。另外比较重要的是海关，海关被外国人掌控了，也是在租界的地方，起了很大的作用。海关是独立的文官体系，是外国人操作的，所有的中国人都承认海关是最清廉的，收税都是按照规则收的，是非常清楚的。海关的关税作为公债的贷款，这是最为关键的一条，公债贷款这部分直接寄到汇丰银行，最后寄到了中国银行，脱离了中央政府，这样的话，反而北洋政府的外债变成了最为稳定，最为可信的公债。北洋政府后来意识到这个好处，因为可以借很多债。当时公债的价格波动很厉害，1916年的时候段祺瑞很有名的是冲进银行的做法，公债受的影响很大。后来银行家开始买公债，跟国民政府进行讨价还价，他们的体制把海关的关税直接送到中国银行，中国银行脱离了政府，用来直接还债，大家对公债的信心大大增加，后来公债的价格一直往上走，基本上达到了100%的水平。

中国当时银元的内汇市场，恰恰是在闹革命以后，在1911年以后有了大发展，内汇市场两个地方的汇差变得越来越小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在政治上分裂的时候，货币市场变得越来越统一了，最重要的结果是整个Money Supply有很大的增长。这个过程完全可以称为一次金融革命。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最大的革命就是金融革命，当时北洋的时候金融革命很多地方重复了在英国的金融革命。一六九几的时候，英格兰银行成立，英格兰银行几乎是独立的，不是政府的银行，英格兰银行经营政府的公债，拿政府的公债发行纸币，导致纸币的大量增加。

经济史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领域，我们可以用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史上，我们认为已经是解释完的现象，实际上重新恩解释的话，可以得出很多新的结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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