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03 陈怀宇 文史哲杂志
作者 | 陈怀宇，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哲学宗教学院与国际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原载 | 《文史哲》2017年第1期，41-70页
（本文为节选 | 请点击页面左下方“阅读原文”获取全文）
摘 要
1948—1972年西欧中国学家们组织了每年一度的学术会议，轮流在欧洲各个城市举行, 发表论文交流学术信息。这一会议最初由西欧学者主办,后来扩展到苏联、东欧乃至全世界,基本形成了一个中国学全球共同体。1955—1956年中国学者两次应邀参加，先后有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四位学者参加。他们不仅在会上发表论文，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还组织了新中国考古成就展，吸引了广大中国学家们的注意。其中最有意义的中外史学交流是1956年巴黎会议上发生的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学者介绍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分期理论，适逢欧洲学者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也热衷于经济社会史研究思路，遂引发了国际大论战。这次论战参与者包括当时欧美地区知名中国学家如蒲立本、史华慈、傅吾康、白乐日、齐赫文斯基等，甚至连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等也注意到这次大论战，可谓20世纪学术史上中国史学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国际大讨论。这样的大论战不仅是学术全球化的结果，也是冷战初期欧美知识界深受左翼思潮影响的必然产物。换言之，这次大论战的出现受到冷战初期全球政治、思想、学术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
引 言
战时期的中外学术交往远不如现在密切，六七十年代大约是最令人扼腕的一个历史阶段，一方面因为冷战意识形态的原因使中国与居于对立阵营的欧美学界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另一方面则随着1960年中苏交恶而不再有密切的中苏科技和学术交往。即便在中国内部，尽管不乏重要成果出现，但总体而言，学术发展较为缓慢。回顾历史，实际上在1958年以前中外学术交流相对活跃，其中尤以1956年最为活跃。有一些学术交往随着近年各种资料的陆续披露，图景越来越清晰，比如中国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便是一例。
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自1948年至1972年几乎每年轮流在欧洲各地召开，仅有两年中断，一是1960年莫斯科会议因为参加人数过少而取消，二是1968年布拉格会议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爆发“布拉格之春”导致当地政治形势恶化而取消。虽然中国大陆学者仅参加了1954年莱顿第八次会议和1955年巴黎第九次会议，但在当时均引起国际学界很大轰动。尽管中国学者缺席了后来的几次会议，但两次参与西欧会议，却让大陆史学界内部当时热议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在欧美学者中间引发了极浓厚的兴趣和极热烈的讨论。这种兴趣既受当时欧美中国学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启发，也与当时冷战初期国际政治形势、冷战初期欧美学者的思想左倾大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放在这三者形成的国际政治、思想、学术和社会网络中进行探讨。当时西欧学者普遍思想上左倾，一些学者对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颇有好感，而在港台地区，却有一些学者对西欧学者的思想左倾抱敌视态度，这样在各国学者之间就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政治和思想群体。这些复杂的政治、思想、学术冲突，应在冷战背景下进行分析。
有关五十年代中国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往事，不仅当时会议组织者留下了相当一部分档案文献如当时的会议手册等等，也有不少当时学者发表的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当年参与会议的学者晚年陆续出版了回忆录或回忆文章，很多人都提到了这些会议，一些当事人的日记、书信陆续出版，也提供了有关会议的详细记录。新史料常常会促进当代读者对历史的新知，并引发读者对历史事件的重新思考和认识。
各国学者组织和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对于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入江昭指出，国际学术界在近二、三十年来已经意识到必须重视跨国议题研究，这些重要跨国议题包括环境保护、疾病控制与防治、人权议题、文化交换等等。这些议题不仅涉及到多国政府组织和机构，也涉及到非政府组织和机构。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一开始只是青年学者之间较为松散的联谊活动，后来形成了有计划、有目的、有制度的国际大会，轮流在西欧和东欧各大城市举行，并吸引了来自美洲、亚洲、大洋洲等地学者参与，对于构建冷战时期的国际中国学界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文将重点讨论大陆学者在会议上提出何种论题，有何表现，又在何种程度上引起欧美学者的兴趣，有何影响，并对这些论题出现的国际思想、文化、学术乃至政治背景进行梳理。其次要讨论的问题是，欧美中国学家如何理解并认识当时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学者参加会议持何种态度。欧美中国学家虽然所持的政治立场不同，对海外中国学者、大陆港台学者与会的态度也有所不同，这种态度背后的政治和学术因素都值得仔细讨论。再次，港台学者和大陆学者与欧美学者如何理解和适应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不断扩大，这内部又是如何形成各种误会和斗争，冷战时期各地区学者又如何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引起争执。
一、 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之由来与早期发展
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最初动议是在1947年夏季。当时英国的一些青年中国学家到莱顿访问同行，双方意识到各自均处于独学而无友状态，遂讨论了举办中国学家会议的计划。 1948年1月6-12日，来自欧洲六所大学的青年中国学家们首次聚集在剑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六所大学包括莱顿、斯德哥尔摩、巴黎、伦敦、剑桥、牛津。虽然会议主要面向青年学者，但资深学者起了很大支持作用。在这次剑桥会议上，与会者很殷切地希望最终能出现一个密切合作的欧洲中国学派，促进密切的信息交流和人员互访，这些信息包括课程讲义和图书设备等等。会议也拟定了未来交流计划。可见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最初主要由英国和荷兰青年中国学家发起，目的是促进欧洲内部中国学学术交流，并形成以大学为中心的所谓一体化欧洲中国学派。
剑桥会议之得以举办，确实与当时资深学者支持分不开。当时英国资深中国学家主要包括夏伦、西门华德、翟林奈、德效骞等等。会议本身除了交流信息之外，也有很强的联谊性质。 这次会议上仅有四篇正式论文，分别由夏伦、魏礼、西门华德、德效骞四位资深学者发表。而青年学者主要是观摩和参加讨论，这些青年学者则包括后来在欧美学界极为活跃的何四维、蒲立本、芮玛丽、谢和耐、毕汉思、龙彼得等年轻学者，都是当时尚未取得博士学位只是刚刚开始进入研究领域的青年。与会者除了出席论文发表参与讨论之外，也花了很多时间参观考察和交流意见，考察了剑桥、牛津、伦敦亚非学院等一些高校的相关中文藏书，还参观了大英博物馆组织的小型敦煌文书展览。
1949年4月8-14日第二次会议在莱顿举行，论文发表人变成以青年学者为主，成为真正的青年中国学者会议。与会者来自西欧七所大学，除了上次参加剑桥会议的六所之外，还增加了傅海波代表的科隆大学。其实，当时会议邀请了一些资深学者，但都未能与会。这次会议还实验性地邀请了一些古典学、历史、圣经学等中国学以外的学者作了一系列报告，主要讨论各自领域内对文献的处理方法。然后是芮玛丽、龙彼得、何四维、蒲立本等人发表与他们博士论文题目相关的研究论文。唯一发表论文的资深学者是莱顿戴闻达，他主要介绍了荷兰的中国学学术史。这次会议的明显变化是参与大学与学者数量的急剧扩大。
1950年第三次会议由伦敦亚非学院蒲立本组织，参与学校和人数增加到西欧九所大学的六十余人。1951年第四次会议在巴黎索邦大学举行，法国中国学展示出其雄厚力量。第五次会议于1952年由傅海波在西德组织，哥廷根博士生刘茂才、剑桥博士生杜希德介绍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1953年第六次会议在罗马中远东研究院举行，当时有来自十二国的代表参加。1954年在英国杜伦大学哈特菲尔德学院举行了第七届会议，首次邀请了美国海陶玮、苏联郭瓦烈夫和齐赫文斯基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也通过一项决议，支持龙彼得组织编纂欧洲图书馆所藏汉文丛书联合目录，这可能是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合作项目。
1955年第八次会议在莱顿举行，首次邀请了中国大陆代表，中国政府派出了翦伯赞和周一良两位。这次会议非常重要，除了中国大陆代表之外，一些美国知名学者如费正清、拉铁摩尔等人也克服了麦卡锡主义引起的麻烦参加了这次会议。1956年第九次会议在巴黎举行，在组织者白乐日邀请下，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四位中国学者参加，在会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但这次会议以后，中国学者未再与会。
简单而言，随着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规模的扩大，参与会议代表来源更为广泛，组织会议的城市从西欧扩展到东欧和苏联，与会学者也来自世界各地，这使得会议看上去更像是世界中国学大会，而参与会议的学者能在会上交流学术，在会下交换各种意见，似乎一个全球中国学学术共同体也在形成和发展之中。
二、欧美中国学界热盼与中国大陆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随着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参与者来源地区扩大到亚洲，邀请中国大陆、港台、日本、韩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学者也是相当自然的。那么当时欧美学者对邀请中国大陆学者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当时留下来的材料和后来学者的回顾都提供了不少线索。虽然随着冷战开始，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在政治上对立，铁幕并未完全阻止两大阵营之间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而当时欧美中国学界极其期盼与中国大陆学者交流。不论是当时思想上左倾对苏联、东欧、中国社会主义阵营抱有好感的欧美学者，还是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学者，都非常愿意与中国大陆学者交流。这种交流的期待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欧美学者期待了解中国学术的进展，一方面是希望了解中国大陆的考古学资料和信息，以备作为他们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资料。
随着冷战序幕拉开，欧美知识界当时也出现急剧分化。总体上而言，思想界、知识界以左翼知识分子为主导。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政权在东欧、亚洲广大地区的急速成长，亚非拉各国纷纷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束缚，引起当时欧美知识界的广泛欢呼。尽管当时欧美知识界有少数人如海耶克、波普尔、雷蒙阿隆对亲苏、亲共倾向持批判态度，但总体上欧美知识界仍然极为左倾，这股知识界、思想界的左倾，到六十年代随着第三世界开展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发展而达到高潮。
而从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来说，当时欧美中国学者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亲苏亲华左翼学者，一类是政治立场非左翼中立学者。前者有些是共产党员，如英共秦瑞、法共谢诺，也有非共产党员身份亲共学者，如意大利图齐。非亲共政治中立学者如白乐日、牟复礼等人。但他们对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会议一起交流学术都非常期待。英法左翼学者在会议期间对大陆代表团照顾有加，导览巴黎风景。谢诺同时表现出大陆代表团来华可以合作从事政治宣传的愿望。而当时美国学者很期待与中国学者在国际会议上交流。可惜的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出国到欧美地区参加学术会议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1960年以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苏学术交流也难以为继。
三、中国大陆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
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华人学者，可以简单分为三类，一是当时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如刘殿爵、傅乐焕、郑德坤、吴其昱、刘茂才，二是港、台、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学者，三是中国大陆地区学者。中国大陆学者参与两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均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托翦伯赞负责组织人员参加，并在会议期间领导代表团工作。第一次参加1955年莱顿会议是翦伯赞和周一良，第二次参加1956年巴黎会议是翦伯赞团长带领团员周一良、夏鼐、张芝联三人。1956年以后，虽然也几乎每年接到邀请，中国代表团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成行，但也尽可能发了电报给会议组织者表示祝贺会议召开。
1956年巴黎会议，中国代表团一行四人基本行程是先到俄国停留数日，再经布拉格转机于1956年8月29日抵达巴黎，9月18日离开巴黎，经俄国于9月23日返回中国。1956年从巴黎参加完第九次会议回来之后，翦伯赞、张芝联、周一良都在报刊上发表了系列会议报告，留下很多珍贵信息。翦伯赞、周一良都发文倡导中法友谊。这让我们看到中国学者当时参加会议一方面是为了和世界上其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传播唯物史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促进中法两国之间友谊。周一良在《文汇报》发文介绍这次会议。他指出会议有近二百人参加，使得会议由最初的西欧组织逐渐带有更广泛的国际性质。除了着重介绍大会集中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他还提及中国代表团参观了法国研究汉学的学术机构并与一些汉学家会晤。他们都期待恢复中法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周一良也指出，“欧美的学者们想要研究中国学问，当然要和中国大陆学者发展友谊；而中国大陆学者也愿意把中国大陆的学术成果和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介绍给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们。”他甚至认为在中法两国人民共同愿望的推动下，中法邦交正常化也是不久的事。
四、中国大陆学者参与西欧中国学会议对国际学界之影响
中国大陆学者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参加1956年巴黎会议，可谓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历史学者第一次以集体形象登上世界学术舞台，以平等身份参与世界学术讨论。中国大陆学者虽仅参与两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但所造成的影响较为广泛和深远。一是宣讲唯物史观和介绍中国大陆的历史分期讨论，引起了西欧中国学界的广泛兴趣和讨论；二是介绍中国在1949年以后取得的考古成就，让西欧中国学家对中国的考古发现非常感兴趣；三是介绍中国大陆当时正在进行的近代史资料整理工作，也在海外引起中国学家们的浓厚兴趣，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史在海外的发展。但也失去了一些对话和参与的机会，比如缺席白乐日主持的国际宋史计划便是一例。
当时中国史学界的理论讨论主题出现了所谓的“五朵金花”，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些五朵金花之中，只有所谓历史分期问题引起了五十年代以来国际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各阶段社会性质和分期的持续讨论。这种讨论在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上也引起了回应。这可能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提出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在国际学界引起巨大反响。1956年巴黎会议尤其集中讨论了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欧美一些知名中国学家如蒲立本、傅吾康、史华慈、白乐日等人都先后参与了这场国际史学大讨论。
当时资本主义阵营之所以对中国历史分期感兴趣，也有其思想和学术基础。早在四十年代，欧美学者即已经开始注重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随着冷战的开始，意识形态的斗争更为紧迫。在五十年代，相当一部分思想左倾的欧美学者认为中共在大陆取得政权可谓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胜利，因为新的社会主义政权对于平民权利和利益的承诺已经随着新政权的确立而实现，土地改革的完成、公私合营运动的展开，足以打倒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这样支持阶级平等的政权也就获得了合法性。政治上、思想上，欧美知识人的左倾对于他们看待中国学术、看待中国学者当然也有很大影响。在学术上，当时欧美也存在一个向左转的倾向，不仅社会学、人类学转向研究下层阶级、阶层和群体，历史学也深受左翼思想影响，这导致了经济史、社会史的繁荣局面。一些新兴研究领域也应运而生，如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等等，其中尤其以文化研究最令人瞩目。尽管欧美左翼学者在政治上并不接受共产主义政权，也不接受五个阶段的历史分期理论，但他们对经济史、社会史、劳工史的重视是非同寻常的，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正是因为这些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背景，中国大陆学界当时热衷的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 也同时引起了欧、美、日本一些知名学者的兴趣和热烈讨论，可以视为一次“中国社会史国际大论战”，大概也是二十世纪学术史上唯一的一次世界各国学者就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社会性质和分期进行正面直接交锋。1955年由于中国学者翦伯赞和周一良的参与，中国史的分期这一论题引起西欧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是以在莱顿会议上便已决定下一年会议主题定为分期问题。结果这一论题在巴黎会议上最为热门，欧美学者和香港学者也都参与了讨论，并与中国大陆代表发生激烈交锋。
欧美学者有几类观点。一类认为分期没有意义，比如傅海波认为历史分期仅是为了研究方便，历史家应多多致力于史料的搜集和史实的分析，而不必徒耗精力于空谈历史分期问题。蒲立本在会议上讨论了所谓“上古、中古和近古”的分期，指出分期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并不将各期视为各有特异的内容。一类认为社会史分期有问题，如何四维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按照社会性质划分历史时期是公式化。白乐日则认为分期太细近乎幼稚。史华慈引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来攻击中国学者的马列主义史观。但这些说法遭法国学者谢诺的反驳，指出他只是引经据典却不依据中国历史事实来看问题实际是教条主义。还有一类是提出自己的分期观，以对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分期。如罗香林提出四阶段论。苏联学者郭瓦烈夫指出当时苏联史学家都认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应该以苏联十月革命为界线。这种分期论是一种典型的苏联中心主义、学术霸权主义的体现。
英国学者蒲立本的看法最值得注意。他将历史分期问题放在欧洲思想史和欧洲中国学学术史的脉络中作了梳理，回顾了历史上欧洲学者对中国的态度和看法，也有大量篇幅涉及国际中国史学界带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的学者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结构的讨论。他指出伏尔泰以前的欧洲学者都试图将其他国家的历史比如中国史塞进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发展框架，伏尔泰则是第一位扬弃欧洲中心主义将中国纳入其新世界史框架的学者。他也讨论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批判其日本民族主义思想。蒲立本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自1925年以来在西方、俄国、中国和日本都变得炙手可热。争论的焦点首先是何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蒲立本赞成波普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存在多样性，不同意任何单一历史主义理论可以解释中国历史。他对当时世界各地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的理论都做了清楚的梳理和说明，包括中苏两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映了蒲立本当时广阔的学术视野，他用世界性眼光来关注一个单一主题的研究，并且能联系当时欧洲的思想状况进行恰当的评说，非常值得重视和学习。
五、从巴黎会议看台湾史语所对大陆考古所之关注
中国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之中，考古所是最早成立的一个。1949年10月党中央宣布建国之后，中科院也随即在11月成立，成为中国大陆科技和学术发展最高领导机构。考古所则是当时中科院下属研究所中较早成立的一个，1950年5月开始筹办，人员主要来自留在中研院北平研究院历史所和未离开的史语所人员，8月1日正式成立。相比之下，历史所则迟至1954年才成立。主要原因也许是当年史语所历史组不少人因为政权更替而离开，比如《史语所集刊》编委会一共五人，傅斯年（当时由夏鼐代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之、董作宾，分别是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各部门负责人，其中只有陈寅恪留在大陆，傅斯年、李济之、董作宾到台湾，赵元任留在美国。因此，考古所成立早，也直接导致考古学工作能够保持延续性，梁思永、夏鼐等人领导考古所一开始即能保持正常的考古工作。1955年翦伯赞、周一良去莱顿参加第八次会议，即向与会学者介绍了一些考古新发现，引发与会者的浓厚兴趣，随即要求交换资料，进行合作。1956年9月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会议时，即请夏鼐随团参加，介绍中国的考古新发现。当时海峡对岸的史语所考古学家李济非常关心大陆的考古工作，虽然当时台湾并未派人参加1955年、1956年莱顿、巴黎会议，但是李济积极了解并询问有关夏鼐在巴黎会议上的活动。1957年李济应邀赴慕尼黑、马堡等地参加国际东方学者大会和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这时中国大陆代表却缺席了，失去了一次两岸学者正面接触、同台竞艺的机会。李济1958年12月12日写信给张光直，说台北学术界可能有点转机，史语所同仁生活有些安定了。胡适回国让教育界耳目一新。但他感到当时在台中国青年都不愿意做中国人了，觉得自己有点透不出气来。
六、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看世界中国学界的矛盾
尽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为建立一个松散的全球中国学学术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当时冷战造成的意识形态对立以及欧美学者内部政治与思想立场的差距，使得各种矛盾在会议内外也显得较为突出。会议反映出国际中国学界充满各种内部和外部矛盾，这些矛盾不仅包括欧美资本主义阵营与苏东、中国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如苏联与西欧、东德与西徳之间、中国大陆与港台之间；也包括欧美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左右翼学者之间的矛盾；同时还有欧美资产阶级学者及其亚洲政治盟友港台地区资产阶级学者之间的矛盾；甚至也有中国与苏联学者之间因为政治分歧引发的矛盾；最后是中国大陆学者与港台学者之间的矛盾。但是有一类矛盾，在会议上没有展示，这便是中国和苏联国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无产阶级历史学家之间的矛盾，因为中苏两国国内被视为持资产阶级史学立场的学者无缘参加这些国际会议。
国民政府从大陆退守台湾之后，同时退到台湾的学者并未忘记在国际上宣扬中国学术和文化。方豪虽然政治上处于资本主义阵营，宗教身份是天主教神父，而又极力推广中国文化，文化和学术上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普遍性和民族性的对立统一，在他身上表现极为明显。方豪的学术爱国主义精神在意大利中国学会议上有十分鲜明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当他了解到外国学者发起和组织宋史计划之后，特意召集组织了非正式的宋史研究会，并将中国学者的宋史研究成果汇集成册，付印之后赠送各国与会学者，以表彰中国学者的宋史研究贡献。另一方面是请昌彼得复刻台湾所藏宋版书，赠送各国学者，以展现辉煌的宋代文化遗产。
结 语
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早期发展有一个过程，随着规模扩大，逐渐从只有西欧六所大学学者参加的西欧地区性学术会议走向邀请了美苏知名学者参加的国际性、世界性国际会议，又扩展到邀请日本、中国学者参加的全球性会议，曾经在1955-1956年间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国学会议，也出现了构建中国学研究全球社区的迹象。这在当时国际关系中政治上两大阵营剑拔弩张对立的形势下是一个异数。很可惜，随着一系列国际政治事件以及一些国家内部政治斗争的出现，这样一个美好的局面未能延续和获得稳定发展。
但是，值得留意的是，当时欧美思想界、学术界的左倾局面也使得西欧中国学界急切盼望邀请苏联和中国学者参加会议。苏联国内随着斯大林去世学界开始重视国际学术交往，使得苏联学者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成为可能。而中国在五十年代初仍然对西欧学者持友好态度，尤其在1956年曾有对外学术交往的黄金时代，使得中国学者得以参加1955年莱顿、1956年巴黎两届年会。在会上，中国学者介绍了当时国内蓬勃发展的唯物主义史学，以及一些重大考古新发现，也引起了当时欧美学者的浓厚兴趣。
1956年巴黎年会甚至以中国国内讨论最为热烈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作为会议主题，这种兴趣既体现了欧美学界当时思想左倾、学术上重视经济、社会史的趋势，也反映了中国史学界的选题、思路与方法，曾经对国际中国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并引起了持续的讨论。国际学界对中国历史分期的讨论，涉及苏联、中国、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学者，可以称之为一次“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从学者参与规模、讨论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上来说，都远远超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历史分期大论战也可以看作是冷战时期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个奇迹，这也是学术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才会出现的现象。这次大论战是受到全球化时代政治、思想、学术因素之合力推动而出现的产物。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论战，使得中国史学研究出现了一个全球学术共同体的曙光。这道曙光尽管昙花一现，仍然可以看作是后冷战时代国际学术合作的先声。
陈怀宇编辑；王绍樱制作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获取全篇
来源：《文史哲》杂志官网：http://www.lhp.sdu.edu.cn联系电话：0531-88364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