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荷生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亚洲研究所宗教与全球化研究组主任， 莱佛士人文学科讲座教授)与新加坡学者许源泰博士合作调查全新加坡的华族庙宇网络。经过四年的田野调查。丁教授和许博士不但确认了多达八百余座的新加坡华族庙宇位置（包括容纳三百余个庙宇单位的六十八座联合庙），以及近百个与华族庙宇有密切关系的宗乡会馆、商业与文化组织等，也发掘了数以千计没被记录的华文石碑、匾额、楹联等百年文物。由于数量庞大，两人决定先把自新加坡开埠以来至清朝覆灭前的文物资料编册出版，命名为《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是为这项计划的一部份成果。至于其它的文物资料和庙宇网络等调查结果，两人希望在未来可以尽快整理和编辑出版。
本书是加拿大基金资援的研究计划「新加坡庙宇分布调查」与「中新两地庙宇跨国网络研究」之部份成果。在此之前，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东亚系主任丁荷生教授（Professor Kenneth Dean, McGill University）与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携手合作，在中国福建省兴化府、泉州府和漳州府做了长达二十余年的田野调查计划，并将调查中所发现的庙宇石碑编辑成册，是为《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1998）、《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三册（2004）和《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漳州府》四册（即将出版）。从这些珍贵的碑文记载中，两位教授敏锐地察觉到福建省内的多座庙宇与东南亚华社有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
例如，上世纪四十年代由莆田人宋湖民从西天尾镇白杜村移运至城关，安置在元妙观三清殿里的《有宋兴化军祥应庙记》（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不但反映了早在南宋年间，莆田海上贸易已达繁盛，碑文中所提到的「往时游商海贾，冒风涛，历险阻，以牟利于他郡外番者」，以及「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也显示了当时由朱纺领队的远洋航行规模庞大的运输货物船队，因崇拜祥应庙神明的灵验而来莆瞻拜，所携带的莆田丰富外销货物更已远销到「三佛齐」（今印尼的苏门答腊）和东南亚等地。互通有无，来往密切。
至于位于漳州青礁慈济东宫的《吧国缘主碑记》（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记载了清顺治辛丑年迁界，青礁慈济东宫顿成荒墟。复界后，慈济东宫所在地青礁望族颜氏家族为之募捐重建，旅居「吧国」荷属东印度（今日的印尼雅加达）的华侨在甲必丹郭天榜、林应章等人的号召下，纷纷慷慨捐献缘银以助其成。《吧国缘主碑记》记载慷慨捐资的「吧国」甲必丹共十四人、信士一百零八人等，捐银高达一千一百五十三两八钱。换言之，早在清康熙三十六年，旅居东南亚的海外乡亲已积极捐资回馈家乡的祖庙和地方神。青礁的慈济东宫之所以能够重建竣工，旅居「吧国」的海外乡亲功不可没。至于《重修慈济祖宫碑记》（清咸丰四年），以及《重修东宫碑记》 （清嘉庆十九年）等碑文，更先后记载了「吉连丹」（今马来半岛东北部「吉兰丹」的同名异译）的侨民捐银，以及章芳琳、陈金钟等漳州海澄移民富商的巨额捐款。
今日，在文革后大量重建地方庙宇中，东南亚华人依然扮演着非常显著的重要角色。为了更好地解读这些现象和跨国网络，丁荷生教授根据碑文所显示的多条线索南下东南亚。
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前系主任饶宗颐国学大师编撰《星马华文碑刻系年》（1970），开编辑东南亚的华文碑铭成书册之先河。后有专家学者陆续挖掘出长期被忽略的东南亚华文碑铭并编辑成书，例如：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1973）；陈铁凡、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马来西亚华铭刻萃编》三卷（1982、1985、1987），庄钦永《新加坡华文铭刻记录初编》（1984）；傅吾康《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汇编》三卷（1988、1997）；傅吾康、刘丽芳《泰国华文铭刻汇编》（1998）和庄钦永《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 1998）等。有关这些大作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已在丁荷生教授和庄钦永博士的序文中详细阐述，不必在此赘言。值得补充者是，本书除了在这些学者编撰的碑文资料集之基础上，进一步做了拾遗补阙之功夫以外，还尽量利用比较先进的数码摄影器材和排版印刷技术，以及丁荷生教授精通中英双文的优势，力求将这批百年文物的呈现方式更趋完善精美，故本书的铭刻汇编呈现方式有以下三个特色：
首先，本书是第一部以中英文呈现的华文铭刻汇编双文版，方便中文世界与英文世界的学术界和读者群阅读和研究。每一个篇章，本书都依序以中、英文简介该章的庙宇／会馆单位，供奉的主神或祖先，文物表，石碑、匾额、楹联和其它铜钟、云板、香炉、神桌等文物。碑匾或铜器上所镌刻的铭文常是引经据典，言简意赅，数个汉字所表达出来的丰富内容往往不是片言只语所能详细解释，故丁荷生教授以英文翻译和解释这些铭文格外煞费苦心。至于一些特别复杂和难以解释的字句或语境，则在每一篇章后的注释中进一步解释。
其次，本书尽量以文物的数码彩色照片和铭文镌刻格式同步排版。具体而言，我们在每个篇章的左页呈现一张石碑的彩色照片，右页则根据石碑的镌刻格式以文字输入和排版复原。这种呈现方式的排版工作异常艰巨，多亏了我们的合作伙伴马来西亚的设计公司I Design Work上下同仁不辞劳苦，这种排版格式才得以成功呈现，让读者虽然无法亲临现场一睹百年文物之风采，但可以通过数码彩色照片和按碑镌刻排版的方式领略一二。至于匾额、楹联等其它文物，由于文字较少，每一张彩色照片都能清楚显示铭文的排版格式，故本书只在每张照片之下以中英文排列成行。
其三，本书尽量呈现铭文的字体原貌。树立于百余年前的新加坡庙宇或会馆内之古老石碑、匾额和楹联等文物，出现了很多当时的异体字和特殊用词，很能反映百余年前在新加坡活跃的闽粤方言和风俗习惯，以及融入海峡殖民地政权和马来社群的社会形态与混杂语码，是很值得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深入研究的原始资料和文字符号。然而，由于时移世易，很多古老的异体字已经退化为今日难以辨识的死文字，现代电脑字型也不予收录。幸赖I Design Work同仁呕心沥血，一笔一划按照原碑字型造出大量的异体字，是为本书的另一特色。
以此三大特色编辑的《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总共搜集了多达1265 个铭刻文物，并可归纳为以下十八种类型：碑刻（石／铜／木）、匾额（木／石）、楹联（木／石）、铜钟、香炉（石／铜）、梁题、 云板、仪仗牌、神桌、神龛、烛台、戏台、雕刻（铜／木）、神位、石狮、锣鼓、兵器和杂类铭刻文物。（请见文物一览表）很显然的，本书所发掘的石碑和其它铭刻文物（1819－1911）超越了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和其它文献，我们希望在前辈们的杰作基础上，进一步为东南亚华族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原始资料。至于我们发掘这些古老文物所带来的一些思考和研究方向，将在其它学术刊物进一步专文讨论，不在本文述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