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东京大学、京都日文研和岛根县立大学的邀请，我校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一行九人于2014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历访日本，并先后与三方共同举办了三场内容不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深入，别开生面。
东京大学以“前近代的东亚思想——近代化的前提与现代的可能性”为研讨主题，旨在透过专题研究来追溯东亚思想和历史文化的学术脉络。研讨会由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黒住真教授主持。会上，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任韩东育教授与刘晓东教授、刁书仁教授和董灏智副教授等先后作了主题报告。韩东育在《朱舜水的“拜官不就”与“明徵君”称号》的报告中，揭示了朱舜水虽“拜官不就”又不舍“明徵君”称号的复杂政治文化现象，认为，朱氏的上述悖论，源于他对晚明政治的无法苟同和满清文化的断难认同。这种双重排拒，虽未必是为了迎合日方的“中朝事实”梦想和“华夷变态”主张，但朱舜水能在日本和安南准确找到自身定位甚至终老日本的事实，却折射出前近代东亚地区曾经有过的相通价值标准和趋同认知体系。当东西方价值体系交错于东亚，特别是经过“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政界的恶用，“明徵君”的称号性质从此不再单纯。刘晓东的学术报告《明代官方语境中的“倭寇”与“日本”》，选取《明实录》这一集中反映明代官方意识形态的典型性材料，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倭寇”、“倭贼”、“倭夷”、“日本”等相关语汇的出现情况及其内涵的解读，力图理清在明代官方语境中“倭寇”＝“日本”的意识形态的变化轨迹，进而探讨明日国交关系演变的脉络。刁书仁的报告以《王阳明从祀孔庙与朝鲜应对》为主题，从王阳明“从祀明孔庙”的讨论在朝鲜引起的反映入手，着重讨论了朝鲜方面的态度，进而探讨中朝两国在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上的某些差异，前者彰显出明朝国家意识形态的某种兼容性。后者彰显朝鲜以独尊程朱理学为宗的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理念。董灏智的《伊藤仁斋反朱子学“形而上学”的困境》报告则指出，伊藤仁斋虽以“人伦日用之道”解构了朱子学中的“形而上”说教，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凸显出其古学方法论的“非哲学性”困境，由此审视仁斋古学的重要意义。黑住真教授对四位发言人的报告进行了点评，对报告的观点和资料选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会的东京大学教授小岛毅、石井刚、中岛隆博等学者，亦分别与四位报告人进行了坦诚的意见交换，相激相荡，攻防有致。
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文研）以“错综复杂的外交与贸易——明清交替前后的东亚三国关系”为主旨，以中朝日三国间的“外交”与“贸易”关系为焦点，探讨了17世纪“明清鼎革”事件给东亚地区带来的重大历史影响。研讨会由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干刘建辉教授主持。韩东育教授、刘晓东教授、刁书仁教授、王来特讲师先后作了主题发言。韩东育的《生态视角下的东亚观察》报告，以地缘生态为切入点，重点考察了东亚区域关系体系的本质特征。认为，代表中华价值的“华夷秩序”通过文化上的“华夷关系”、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和经济上的“赐贡关系”这“三大纽带”，建立起了与“华-夷”相对应的“文-野”价值落差、与“宗-藩”相同构的“中-边”政治落差和与“赐-贡”相匹配的“丰-瘠”经济落差。“三大落差”能否形成和“三大纽带”是否牢固，取决于其赖以确立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是否具备。“华夷秩序”维系了两千余年稳定的事实，证明了前近代东亚地区生态所需之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的有效性。但是，当维持和谐生态的“纽带”和“落差”不复成立，区域内部的震荡和冲突便极易发生，直到一个新的“落差-稳定”结构出现时为止。“华夷秩序”后的区域走向，说明了这一点。刘晓东的《禁倭与申交：明太祖对日交涉目的探析》发言，以洪武初年的对外诏书为中心考察了明太祖对日本交涉的目的，认为，明太祖对日交涉的核心目的并不是“禁倭”，明日关系仅是朱元璋构建东亚区域秩序体系中的一环，而“禁倭”则是一种次要目的与辅助性手段。所以，对于洪武时期尤其是初叶明、日关系的解读，既要考虑两者本身的特殊性，也要顾及日本在“天下”关系再确立背景中所处的一般性。刁书仁的《朝鲜使臣赴明的白银私贸及其对东亚贸易的影响》的报告，以“朝鲜使臣赴明携银的私贸活动”为切入点，详细考察了朝鲜使臣赴明所携白银的来源及使臣获得白银的渠道，着重阐述了朝鲜使臣白银私贸与东亚对马贸易商圈的形成问题，揭示出这一常被后人忽视的东亚贸易商圈。王来特的《信牌制度的实施与唐船商人的处境》报告，以日本德川幕府颁布的《海舶互市新例》及施行的信牌制度为中心，重点探讨了日本的信牌被合法化之后、信牌对唐船商人的贸易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考察了日本对“信牌纠纷”、“信牌转让”等问题的处理，以及清政府对日本信牌制度的回应，从微观视角揭示了近世清日贸易的一个侧面问题。日文研的井上章一、仓本一宏、伊东贵之、稻贺繁美四位学者分别对上述发言进行了点评，肯定了他们选题的研究意义与价值。随后，与会的王明珂、黄自进等中国台湾学者也围绕着东亚问题同发言人进行了讨论与交流。
以“寻求激烈动荡中的东北亚之共生”为主题，我校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刘晓东教授、周颂伦教授、大田英昭教授、韩宾娜教授、苗威教授与岛根县立大学北东亚地域研究中心饭田泰三教授及山本健三、高一、佐藤壮等学者，分别就相关议题作了主题报告。会议由岛根县立大学北东亚地域研究中心长李晓东教授主持。岛根县立大学名誉校长、日本著名国际关系史专家宇野重昭先生以《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学的新发展》为题发表了特别演讲。宇野先生对东北师范大学东亚史学团队的学术业绩赞誉有加，对韩东育教授熔铸东西价值体系的“第三种文明”构想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希望中日两国学界能够在东亚乃至全球“共生”的理念下相偕而行。本次研讨会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近代东亚社会民主主义”为主题，第二部分则重点讨论了“中国的崛起和东北亚地区秩序的变动”等问题。在第一部分，周颂伦教授和大田英昭教授分别以《对日本战后宪法政治意义的在思考》和《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与帝国主义：初期的诸问题》为题作大会发言。周教授从主权在民、象征天皇制和放弃战争三个方面诠释了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特色，并从日本和美国两个方面阐述了该宪法的制定过程。指出，战后宪法创造了日本式的民主主义，体现了战后日本对和平的追求，但近年来日本试图通过“修宪”而复活军国主义的举动，值得日本政府警惕。大田教授则指出十九世纪末期的自由民权运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是日本社会民主主义的源流，虽然，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保持着与“第二国际”保持着联系，但却带有东亚历史、社会的特征，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上，由此凸显出日本社会民主主义的意义与局限。在二部分中，韩宾娜教授、苗威教授和刘晓东教授各自以《渤海国五京相关问题思考》、《朝鲜半岛历史问题新思考》、《从洪武初叶看明初的对日交涉》为题，作主题报告。韩宾娜教授以“渤海国五京”为核心，从其设置与疆域发展的呼应、与经济区分布的关联、以及与陪都制的区别三个方面探讨了渤海国统治中心和城市群重要枢纽的性质、布局、影响等相关问题，指出，基于东北亚的区域视角，综合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的分析，将为渤海五京的深入研究提供更好的诠释空间。苗威教授则从古朝鲜、高句丽与高丽的关联、“白头山”定位等中、朝、韩三国近代纷争为研究对象，认为，历史话语体系“层累”构筑中的现实因素与历史“血统论”因素，使得发生在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上的历史事件在当今三国的各自视域下有着不同的解读，且龃龉不断，因此，东亚的研究视角就显得尤为必要。刘晓东教授从明朝初期的中日关系入手，认为，明太祖在建国初期为重新构筑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而希望将日本纳入其中，但日本因“元寇”的经历而采取拒绝的态度，然由于明朝将倭寇与日本国王区别对待，为明日封贡关系的缔结创造了可能性，由此凸显出明日初期关系的复杂多样性，不可简单从“禁倭”层面理解。最后，韩东育教授和饭田泰三教授代表双方作会议总结，双方认真检讨了此次会议的学术价值，强调了东亚“共生”的重要意义，希望在中日政局遇到困难的情况下，两国学者多做有利于两国关系和东亚和平的努力和工作，为区域的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
三场紧张而有序的学术研讨会，使与会各方收获巨大。日本学界高度评价了我校东亚史学团队的研究力量和学术水准，肯定了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为中日学界的良性互动所作出的贡献。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黒住真教授、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长小松和彦教授、岛根县立大学校长本田雄一教授和北东亚地域研究中心长李晓东教授，均表示愿意与我校东亚文明研究中心进行长期的交流与合作，并就校际交流、师生互访、科研合作等问题同我校副校长韩东育教授、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刘晓东教授进行了认真磋商，并达成了意向性协议。会议期间，团队成员拜会了参议院议员秋野公造先生、秘书中条寿信先生以及山口大学副校长纐缬厚教授。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社会科学处、历史文化学院、东亚文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