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一 缘起
有人说，在中国史学之中，善恶分明，好坏了然。对于鸦片史而言，这一评价大抵适用。
1876年，英国学者特纳（F.S.Tuoner）首开近代亚洲鸦片贸易研究之先河。此后137年间，学界研究成果虽不可谓汗牛充栋，亦可说硕果累累。不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思路略有差异。国外学者更注重鸦片贸易的现实影响，而或多或少地忽视鸦片的毒品属性及其对受害国造成的伤痛。国内学者更注重总结禁毒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而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对国外鸦片产销状况的研究。在探讨清代鸦片灾难的成因时，我们国内学者常常带有太多的感情色彩。我们对英国的鸦片政策恨之入骨，我们对清王朝的腐朽无能痛心疾首，因而我们将近代鸦片泛滥的原因归结于此。
的确，作为鸦片泛滥之幕后黑手的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理应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可笔者却在沉痛与愤怒之余感到这种“善善”“恶恶”的原则并不能完全解释这场灾难发生的原因，毕竟英国在鸦片战争前并没有使用暴力手段把鸦片强塞进中国人的口中，那中国的“瘾君子”们是怎样心甘情愿地染上毒瘾的呢？
的确，清政府懦弱腐朽，其落后的政治制度和僵硬的官僚体制为鸦片泛滥提供了营私舞弊的空间。但有一个问题我们应当面对：直到1868年，在英国任何一个乡村店铺里几乎都可以买到鸦片，整个19世纪，印度人都可以合法地吞服鸦片甚至在私下里也吸食鸦片，为什么鸦片在没有禁止的情况下没有泛滥，在中国禁烟不力的情况下反而“横波海内”呢？
业师王宏斌先生《禁毒史鉴》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对此问题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该书首次将“消费方法”纳入研究视野，并从致瘾性和消费量两个角度将“单纯吸食鸦片法”与“鸦片烟的吸食方法”作了对比。事实上，鸦片消费方法从吞服到吸食、从吸食“鸦片烟”到吸食“单纯鸦片”的不断变化正是中国鸦片泛滥的最重要原因。但是，这一解释仍然不能与鸦片泛滥的过程相吻合。“单纯吸食鸦片”的方法发明于乾隆中后期。然而，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鸦片进口量只是从4000箱增加到6000箱左右，年均增长率仅为1.3%。如果把这种“温和”泛滥归因于嘉庆以后清政府的禁烟举措，那又不好解释同为“严禁时期”的19世纪20～30年代鸦片进口量的迅速增加：从19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进口量从6000箱猛增到35000箱左右，年均增长率高达12.5%。
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学界都忽视了另外的因素：鸦片价格和中国的市场潜力（包括人口规模、富裕程度）以及相关联的外部鸦片生产与消费状况。正是上述所有因素与中、英鸦片政策等政治因素相互交织，一起推动了印度、中国和东南亚构成的鸦片“三角贸易”格局的不断演变，也逐渐促成了中国的鸦片泛滥。因此，鸦片泛滥于清代中国，并非只是基于政治因素，还有文化因素，而在更大程度上则是经济上的原因造成的。
二 学术史中的鸦片经济
在特纳研究成果发布以后的100多年间，鸦片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下分别将国内、国外的主要研究成果作简要回顾与评析。
（一）国内的鸦片史研究回顾
国内鸦片史研究的较早成果是1896年李圭的《鸦片事略》。民国时期的鸦片史著作只有1929年罗运炎的《中国烟禁问题》和《毒品问题》、1934年于恩德的《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三种。在上述著作中，除了于恩德的著作是较为系统地研究既往禁烟法令的变迁史之外，其他都是关于鸦片问题的资料性选辑。
新中国成立以后，陆续有一些涉及中国近代烟毒问题的成果发表。20世纪80年代毒魔再次侵入中国的消息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关注。王宏斌的《清末新政时期的禁烟运动》（《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鸦片史事考》（《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试论中国禁止鸦片烟毒的经验与教训》（《中州学刊》1995年第1期），王金香的《清代第二次禁烟运动探略》（《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朱庆葆的《论清代禁烟的举措和成效》（《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等文章相继发表，标志着鸦片史研究的全面展开。经过数年的学术积累后，一批鸦片史著作相继问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1995～2009年出版的有关近代中国鸦片史的学术著作有25部，主要有王宏斌所著的《禁毒史鉴》、《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近代中国价值尺度与鸦片问题》和主编的《毒品问题与近代中国》，苏智良所著的《中国毒品史》和《上海禁毒史》，朱庆葆、蒋秋明合著的《鸦片与近代中国》和《中国禁毒历程》，王金香所著的《中国禁毒史》，马模贞所著的《中国百年禁毒历程》，秦和平所著的《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邵雍所著的《中国近代贩毒史》，龚缨晏所著的《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等。不仅如此，有关禁毒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也取得了一定成绩。199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模贞主编的《中国禁毒史资料》一书，它是目前最全面的禁毒史料专集。与此同时，各种报刊上还发表了数百篇文章。鸦片史的研究已经成为史学领域的一个新热点。
以下再将各种专题性研究成果作一简要归纳。
中国作为世界上受鸦片危害最深的国家，学术界的研究重点是各历史时期的鸦片泛滥情况、禁烟运动和禁烟政策的得失利弊，以便总结经验教训。在这个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成果主要关注的是鸦片战争前夕的鸦片泛滥问题和禁烟运动。改革开放以后，研究视野逐步扩展。清末禁烟运动、民国初年的禁烟运动、陕甘宁边区的禁毒政策等都逐步成为新的研究领域。关于清末禁烟运动的成果颇丰。王宏斌的《清末广东禁烟与中英外交争执》（《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一文围绕广东禁烟章程的颁布，探讨了中英双方的外交斗争。杨大春的《论基督教会在清末的禁烟活动》等文章阐述了传教士在禁毒斗争中的作用，并认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英国的毒品贸易政策。刘增合的《清末鸦片禁政与新政改革之契合》（《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则主要探讨了鸦片税收与财政的关系，阐述了禁烟运动对兴学、练兵、警察和海军经费的影响，认为鸦片贸易和生产为新政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民国初年的禁烟运动同样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发表的文章主要有王宏斌的《民国初年禁烟运动述论》（《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彭厚文的《论民国初年无锡的禁烟》（《江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不到三年时间内就迅速消灭了中国大陆的鸦片烟毒，并且保持了相当长的“无毒国”历史。为了探究根源，许多学者开展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禁毒政策的研究。这一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齐霁的《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运动初探》（《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等。除各种学术文章以外，一些著作更为系统地探讨了各个时期的禁烟政策。如上述《禁毒史鉴》一书对雍正以降近300年间各个时段的禁毒政策及其得失利弊作了系统研究，取得了开拓性进展。
对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走私研究，也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热点。学者们比较关注鸦片输入量与白银外流的关系，比较重视白银外流引起的国内贵金属相应减少和银钱比价的波动情况。王宏斌的《乾嘉时期银贵钱贱问题探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通过对近代中国不同时期毒品输入情况的系统对比分析，认为以银钱比价的波动情况说明白银的外流和鸦片的输入是有问题的。林满红的《银与鸦片的流通及银贵钱贱现象的区域分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集刊》第22期）考察了银贵钱贱背景下鸦片在中国大陆的运销网络及其对区域贸易的拓展作用。关于鸦片输入数量的研究，学界早期主要依赖美国人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统计资料。李伯祥的《关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的数量》（《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刘鉴唐的《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鸦片输入与白银外流数字的考察》（《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根据一些中外文资料，对马士的统计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吴义雄的《鸦片战争前鸦片贸易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连东的《学界关于英印鸦片输华数量分歧之原委》（《历史教学》2010年第2期）等文章则利用了更多的原始资料，并对相互矛盾的数据进行了仔细研究。
关于罂粟和鸦片的早期输入问题，发表的文章主要有王宏斌的《鸦片史事考三则》（《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罗其精的《鸦片传入我国前后》（《吉林大学学报》2003年第9期）、王纪潮的《底也伽考》（《自然科学史研究》2006年第2期）等。王宏斌新近发表的《罂粟传入中国及其在中国的早期医药价值析论》（《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罂粟传入中国及其在古代的医药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1期）两篇文章详细考察了罂粟和鸦片传入中国及其在各历史时期的消费方式，对此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里程碑式的重大突破。
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洋药税厘的征收问题，也吸引了很多学者的目光。有的学者指出，“洋药税厘并征”对于阻止洋药大量进口起了一定作用。但是，谈判一波三折，澳门因此被长期租占。相关文章还有戴一峰的《论近代中国海关与鸦片税厘并征》（《福建论坛》1993年第5期）、王金香的《清末鸦片税收述论》（《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等。这些研究也都立足史实，深入探讨了清政府的鸦片税收及其分配情况，进而对该项税收造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
关于日本毒化中国的研究，国内研究起步稍晚。这个方面主要的代表性成果是曹大臣和朱庆葆合著的《刺刀下的毒祸：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毒化活动》、王宏斌的《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此外，还有一些人开展了专题研究。有的人针对汪伪政权的鸦片政策进行研究，有的人针对东北沦陷区的鸦片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都取得了一定进展。
对于中国土产鸦片的生产问题，在上述《禁毒史鉴》《鸦片与近代中国》《中国毒品史》等著作中均有论述。发表的文章主要有黄滨的《近代滇黔鸦片与广西烟土商路》（《学术论坛》1992年第5期）、孟凡云的《赤峰地区的鸦片种植从直隶传入》（《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等。这些成果深入研究了近代以来不同区域的鸦片生产状况，较为详尽地阐述了鸦片生产对地方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台湾林满红的《清末本国鸦片之替代进口鸦片（1858～190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集刊》第9期）则从宏观视角详细考察了晚清土产鸦片排挤进口鸦片的历史过程。
除此之外，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孙中山的禁烟主张、南京国民政府的禁烟政策、中国近代禁毒政策与法令的演变等专题性研究也得到了学者们的较多关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综上所述，国内近20年来的鸦片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超以往。研究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已经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不过，国内鸦片史研究还存在有待加强的薄弱环节，许多专题性研究还不够深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研究往往将目光聚焦在中国鸦片问题本身，或多或少地忽视了中国鸦片问题与外部的联系。鸦片的生产、供应和消费是一个完整的商业链条，中国鸦片问题的产生也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如南洋贸易的发展、烟草的传入、西方列强在印度和东南亚的殖民扩张等，而目前还很少有研究者将中国鸦片问题融入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加以深入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印度的鸦片生产是当时中国鸦片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国内的研究也很少对此加以关注。与印度鸦片生产相关的研究只有三篇论文：首先是1965年北京大学研究生俞源的毕业论文《英国在印度的鸦片政策（1865～1914）》，其次是张力发表的《英国殖民时期印度的鸦片生产与对华贸易》（《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和《论近代鸦片经济中的印度农民状况》（《南亚研究季刊》1986年第3期）。俞源论述了1865～1914年英国政府直接控制下的印度鸦片生产体制。张力的前一篇文章简要回顾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时期英印鸦片生产管理体制的演变以及公司应对麻洼鸦片挑战的一些举措，对这一时期的印度鸦片生产体制和英印鸦片政策作了初步探研，后一篇文章叙述了整个英国殖民时期印度鸦片种植农的经济状况和生活状况。这三篇文章对印度的鸦片生产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只是涉及了英属印度的某些局部问题，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对印度土邦的鸦片生产消费问题则完全没有涉及，更没有将印度鸦片生产与中国、东南亚等地的鸦片消费联系起来。
（二）国外的鸦片史研究回顾
国外关于鸦片问题的学术研究最早的是1876年出版的特纳的著作《英国的鸦片政策及其在印度和中国产生的后果》（British Opium Policy and Its Result to India and China）一书。该书首开近代亚洲鸦片贸易研究之先河。19世纪初，美国人马士在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中比较详细地讨论了早期的鸦片贸易。1934年，欧文（David Edward Owen）的《英国在中国和印度的鸦片政策》（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一书出版。该书引用了大量英印政府的档案，并借鉴了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的研究成果，叙述了英国对中国和印度次大陆鸦片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
此后，西方对鸦片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对印中鸦片贸易过程及贸易方式的研究。早期著作是1937年帕金森·诺斯科特（Parkinson Northcote）的《东海贸易（1793～1813）》（Trade in the Eastern Seas 1793-1813）一书。该书讨论了英印同中国以及东南亚的贸易往来。稍后，随着以查顿?孖地臣公司为代表的大批港脚贸易公司档案和英国印度部、英印殖民政府档案的开放，此领域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格林堡（Michael Greenberg）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近年来的主要代表著作是晁克（Carl A. Trocki）的《鸦片、帝国与全球政治经济（1750～1950）》（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A Study of the Asian Opium Trade，1750-1950）。该书已经不再局限于对鸦片问题本身的研究，而更进一步讨论了鸦片这种非法贸易在构建英国之亚洲殖民体系中的基础作用。第二个领域是对印度鸦片种植、生产、管理等问题的研究。这个方面的著作有纳拉杨?普拉萨德?辛格（Narayan Prasad Singh）的《东印度公司在比哈尔的垄断行业（1773～1833）》（The East India Company’s Monopoly Industries in Bih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Opium and Saltpetre, 1773-1833）和1951年弗伯（Holden Furber）的《约翰公司的运营》（John Company at Work:A Study of European Expansion in India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第三个领域是鸦片贸易对中西关系带来的影响。主要有1953年费尔班克（John K.Fairbank）的《中国海岸的贸易与外交——条约口岸的开放（1842～1854）》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当然，各个领域的研究并非完全孤立的，相互之间也有穿插论述。除此三个研究领域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著作：有讨论中国禁烟问题的，如1906年朗特里（Joshua Rowntree）的《帝国毒品贸易》（The Imperial Drug Trade: A Restatement of the Opium Question in the Light of Recent Evidence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East）、波拉切克（James M. Polachek）的《内部鸦片战争》（The Inner Opium War）等；有讨论葡萄牙和荷兰经营的早期鸦片贸易的，如1970年刘易斯（Dianne Nell Lewis）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马六甲海峡（1700～1784）》（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Straits of Malacca,1700-1784: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有讨论鸦片税收对亚洲国家影响的，如1990年詹姆斯?拉什（James Rush）的《鸦片对爪哇的影响》（ Opium to Java: Revenue Farming and Chinese Enterprise in Colonial Indonesia,1800-1910）、2000年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鸦片政权》（Opium Regimes）；还有讨论鸦片种植和使用方法传播的，如1983年马克?大卫?莫林（Mark David Merlin）的《沿着古代鸦片的足迹》（On the Trail of the Ancient Opium Poppy）。
综观国外的鸦片史研究，笔者认为其与国内研究相比有三个不同点：其一，国外研究更多的是从经济视角对鸦片问题加以分析，而或多或少地忽视了鸦片的毒品属性。其二，国外鸦片史研究所涉及的地理范围较为广阔。他们不仅研究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鸦片问题，而且深入探讨当时西方国家在这种贸易中扮演的各种角色。其三，国外在研究亚洲国家的鸦片问题时，更侧重于论述西方国家在鸦片贸易中的位置及鸦片贸易对西方国家带来的影响，而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受害国人民的实际状况和鸦片贸易对受害国造成的影响，也很少探讨鸦片问题发生的根源与避免的途径。
就中国鸦片问题而言，西方学者虽起步较早，但受资料所限，研究还比较薄弱。《英国的鸦片政策及其在印度和中国产生的后果》是讨论中国鸦片问题的早期著作。作者特纳是盎格鲁及东方反鸦片贸易协会（The Anglo-Oriental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的秘书。1874年，英国的一些报刊以“英国的鸦片政策及其在印度和中国产生的后果”为题举行征文比赛。盎格鲁及东方反鸦片贸易协会借机将特纳早些时候写成的这部书加以宣传并于1876年出版，其目的是唤起“政府和人民反对鸦片贸易的良知”。当时曾有人声称，英国人的鸦片垄断体制继承自莫卧儿帝国，所以道义上的责任不在英国人。还有人说，英国人不去经营鸦片贸易，也会有人把鸦片销售到中国。针对这样的观点，特纳结合史料，深刻地剖析了东印度公司和后来英印政府制定政策的动机，正义凛然地驳斥了为鸦片贸易辩护的种种论调，指出英国鸦片政策的实质是“国内控制，国外收税”，认为英国人“应该有消灭鸦片贸易的意愿……禁止鸦片生产和出口”，为此，政府首先应该“废除垄断政策”。该书出版于19世纪后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但是，该著作的缺陷在于几乎没有关于中国和印度等受害国国内情况的具体史料。稍后欧文的《英国在中国和印度的鸦片政策》一书从英国的鸦片政策入手，着重阐述该政策对中印两国及其相互关系的影响。该著作比特纳的研究有所深入，但仍有两点不足：第一，作者站在为英国鸦片政策辩护的立场，相比特纳的观点是一种退步。第二，该书的大量笔墨用于描述英国在中印两国的鸦片政策，宏观性论述较多，缺少中国国内史料的有力支持。欧文以后，国外对中国鸦片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不过到目前为止，也只有格林堡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等少数力作问世，研究层面也只是停留在鸦片贸易上，对中国国内的鸦片泛滥、鸦片生产等问题涉及很少。
关于印度鸦片生产问题，西方学者的研究较为深入，如欧文的《英国在中国和印度的鸦片政策》一书对此就有较多描述。这些研究的不足在于没有对印度土邦的鸦片生产状况加以论述，对英属印度鸦片种植农的生产生活问题也关注不够。印度自身的鸦片消费问题则几乎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盲点。1980年，印度学者纳拉杨·普拉萨德·辛格出版的《东印度公司在比哈尔的垄断行业（1773～1833）》一书，将印度鸦片生产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该书利用大量保存于印度的原始档案，较为详尽地描述了当时比哈尔的鸦片生产情况。遗憾的是，该书在时间上只论述到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业垄断权被取消为止，空间上既没有论述麻洼土邦等其他印度鸦片产地的生产情况，也没有将印度的鸦片生产与中国和东南亚的鸦片消费有机结合。
通过对鸦片史研究的回顾可以发现，中外学界基本上是在孤立地研究印度、中国和东南亚的鸦片问题，并没有在空间上将三处的鸦片产销体系有机结合，也没有依据时间线索将鸦片贸易史予以清晰梳理。就中国鸦片问题而言，既往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学界比较关注中国禁烟政策对鸦片贸易的影响，对国外环境却关注不够。有鉴于此，本书撰写的基本思路是以中国鸦片问题产生为切入点，以贸易联系为纽带，将近代印度、中国和东南亚的鸦片生产和消费看做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借鉴经济学一般原理，尤其是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原理，分析生产与消费的相互影响与联系，进而从经济视角解释近代中国鸦片泛滥的原因所在。
对中国鸦片泛滥的原因进行深入讨论，是有其必要性的。既往研究对中国鸦片泛滥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种看法：第一种看法将鸦片泛滥的原因归结为乾隆中后期发明的单纯吸食鸦片法。可是，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鸦片进口量只是从4000箱增加到6000箱左右，年均增长率仅为1.3%。如果把这种温和增长归因于嘉庆以后清政府的禁烟举措，那又不好解释19世纪20～30年代鸦片进口量的迅速增加：从19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进口量从6000箱猛增到35000箱左右，年均增长率达12.5%。第二种看法把鸦片泛滥的原因归结为英国人对鸦片利润的贪婪。但如上文所述，毕竟英国在鸦片战争前并没有使用暴力手段把鸦片强塞进中国人的口中，而中国的“瘾君子”们是怎样心甘情愿染上毒瘾的呢？第三种看法把责任单纯推给了清政府。诸如政治腐败、官僚体制僵化，尤其是公行制度为鸦片泛滥提供了营私舞弊的空间等。近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雍正以后的历代清朝皇帝都缺乏禁烟的诚意，他们“对于禁烟的意义和目的是模糊的”，他们禁烟都只是为了“遵守祖训家法”，从而使禁烟归于失败。西方学者柏罗在研究了清代西部地区的贩毒网络后又认为，中国在当地实行的伯克制度和土司制度与郡县体制下的直接统治不同，是一种间接的统治方式，这使得中央禁烟法令的效力仅限于实行郡县制度的汉族区域，而在实行间接统治的西部地区影响微弱，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这也是造成鸦片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直到1868年，在英国任何一个乡村店铺里几乎都可以买到鸦片，整个19世纪，印度人都可以合法地吞服鸦片甚至在私下里也吸食鸦片，为什么鸦片在没有禁止的情况下没有泛滥，在中国禁烟不力的情况下反而“横波海内”呢？可见，这样的解释也不能令人满意。
综上所述，学界对中国鸦片问题产生的根源已经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但似乎并不全面。本书尝试从经济视角对这一问题作补充研究，则必须探寻鸦片贸易的源头。在中国，将鸦片作为毒品来消费肇始于18世纪初，盛于19世纪末。而在1700年前，鸦片已流毒东南亚。其在东南亚的广泛传播又与荷兰人的积极推动密切相关。因此，从1602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到1917年印度鸦片停止输入中国这一时期的鸦片贸易是本书讨论的重点。
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印度是最大的鸦片产地，这里生产的鸦片除满足本国消费以外，还大量流向中国和东南亚，流向东南亚的鸦片中又有一部分从马六甲转向中国。在印度国内，有英属印度和麻洼土邦两个主要的鸦片产区。与此相应，又有英属印度、麻洼等鸦片产地土邦和非鸦片产地土邦三个相对独立的国内鸦片市场。因为英印政府实行了鸦片垄断和限制当地鸦片消费的政策，土邦则实行鸦片自由贸易政策，所以，造成英属印度鸦片市价高于麻洼地区的局面。一般来讲，商品总是从低价格区向高价格区转移。土邦所产鸦片可以走私进入英属印度，而英属印度的鸦片则无法进入当时世界上鸦片价格最低的麻洼诸邦等鸦片产地。在中国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中国土产鸦片产量骤增，不仅充斥中国市场，而且有一部分鸦片流入越南、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地区。这样，近代印度、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就形成了近似于“三角形”的鸦片贸易流。
为了将鸦片贸易中的“三角关系”梳理清晰，笔者作了如下考虑：首先借鉴一般系统论原理，充分考虑整体性、层次性和关联性，从地理角度，将印度的孟加拉、麻洼鸦片生产与消费体系和中国鸦片市场、东南亚鸦片市场联系起来，考察相互之间的关联。普拉西战役以后，孟加拉鸦片生产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所操纵；麻洼鸦片的生产体系由众多印度土邦组成，生产的鸦片又多经葡萄牙港口达曼等地出口；东南亚鸦片市场多被荷兰殖民者控制；中国鸦片市场又为清政府所主导和管理。因此，要考察各方之间的联系，就必须将中、英、荷、葡及各印度土邦的相互关系作为考察的重点。其次借鉴经济学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原理，将印度孟加拉和麻洼两地的鸦片生产与中国、印度、东南亚的鸦片消费联系起来，考察生产与消费的相互影响。按照供给与需求理论，价格机制是供求关系中的主导因素。除该商品本身的价格外，可替代物的价格、人口数量、人群平均收入及其偏好、国家政策、生产成本等因素也将影响到供求关系。但是，鸦片是一种毒品，属于特殊商品，它具有普通商品所没有的诸多特性。第一，毒品具有高致瘾性，消费者一旦成瘾，将很难使用其他替代物加以替代。第二，近代的鸦片生产主要是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下进行的，生产成本很低，因此生产成本很难影响到鸦片的供求关系。第三，鸦片并非只是一种奢侈品，在消费者成瘾后它会从奢侈品逐渐变为其生活必需品，其需求会从有弹性转向无弹性。第四，因为鸦片的毒品性质，政府通常会对其加以禁止，近代中国的鸦片市场多是在政府严禁的情况下加以运行的，所以考虑鸦片问题时就必须将政府的政策取向作为重要因素来加以对待。再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实证研究。通过现有资料，逐一考订细节，通过综合、分析，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在此基础上，解析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对各种史实作客观的解释和评判。
通过研究，希望达到以下目的：第一，通过对供求互动关系的分析来进一步揭示近代中国鸦片泛滥的经济动因，进而实现对中国鸦片泛滥过程的宏观把握。第二，对学界长期忽视的印度鸦片生产与消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第三，在此基础上比较中印两国鸦片问题的异同之处。由于笔者才疏学浅，未知是否可以完成使命。不过，倘若本书的研究能给学界以丝毫启示，待有识之士深入研究，亦笔者之幸。
此外，还有两点要加以说明：第一，为叙述方便，本书对清代社会各阶层作了简单划分：将官僚及与其收入相当的地主、富商作为“高收入群体”，将自耕农和收入较低的士兵、手工业工人等社会阶层称为“低收入群体”，将收入较高的高级工匠和上层兵弁等称为“中等收入群体”，将佃农等收入低于自耕农和多数手工业工人的阶层称为“社会底层群体”。第二，本书中涉及的印度地名是参考林承节所著的《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孙德拉尔所著的《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简史》、马克思所著的《印度史编年稿》、杜特·罗梅什所著的《英属印度经济史》及范毅、周敏主编的《世界地图集》等著作进行翻译的；外国人名优先采用约定俗成的习惯翻译，在没有现成译名的情况下，采用了李慎廉等编著的《英语姓名词典》中的译法。还有一些地名和人名，无法通过上述文献进行翻译的时候，则一律采取了音译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