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15 天健文史社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牛津大学教授。曾任教于哈佛大学。主要致力于清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研究领域包括地方史、华北乡村、宗教和革命经验，并且有兴趣从一个地方视角去探讨中国、法国、意大利之间的跨国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梦醒子：一位华北村庄士绅的生平，1857—1942》、《制造共和国民：中国的政治仪式与象征，1911—1929》等。
历史学家之所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历史着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时段丰富的档案材料: 通知、报告、通讯、会议记录、统计数据以及数量多到超乎寻常的自传材料。这类资料大多由干部们以一种非正式而又朴实的方式来填写，这使得这些记录对历史学家而言显得格外有吸引力，以至于我们在阅读时会轻易忽略那些在记录形成时束缚它们的条条框框。本文将讨论英文论述者关于档案使用的研究以及那些适用于中国当代史档案解读的观点。
本文主要观点有二: 第一，若要使用档案，那就需要了解资料生产组织的档案加工过程及其基本常识; 第二，档案本身便是强而有力的存在对象以至于可以影响我们如何书写历史。
背景: 关于档案的最初认知
关于第一手与第二手资料来源的区分以及对档案资料的重视是欧洲19世纪历史学研究专业化的产物。当时的历史学家强调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搜集客观事实，他们认为既然档案是由某事件的组织方所留下的资料，那么它们便与事件的第一手证据同等重要。此外，他们还指出档案内各类文件均是相互关联的: 为了理解某一份文件那就必须探明它与其他文件的关系。通过蒋廷黻等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历史学家的引介，这类来自欧洲的想法早在20世纪便进入中国并长期存在，而他们多关心清代档案的保管情况。
时至20世纪中叶，历史社会学兴起。如今的历史学家更想了解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与经历，而非国家机构，于是他们希望搜寻那些隐藏在档案中的普通人的声音。他们称之为“格格不入看文件”，并时常希望发现某些戏剧性的内容来用作对传统历史叙述的反抗。当下，对专业历史学家来说，使用档案能使历史研究比使用其他资料时看上去更可信，这也成为区分专业历史学家社群与业余写手的标志。我们也相信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受训学会使用档案。埋首于档案似乎将我们维系在同一个群体中，正如我们会对各自历经千辛万苦探寻珍贵档案的故事脱帽致敬一样，而这也是一桩令人愉悦之事。当我们身处档案馆时，我们能忘却职业生涯的压力，沉浸在发现某些遗失或被隐秘的内容的兴奋之中，通过我们的研究可以让那些淹没在档案中的人物重新发声，我们自然也为此而喜悦。
但是，我们应记住正是由于强调档案资料的可靠性，因此赋予我们以及我们所书写的某种特定历史的专业化权威性。这种权威性常被用来验证那些凌驾于书写者之上的道德与政治对象，而相关论述也未必是自档案而得来的。上述种种依旧在形塑绝大部分西方历史学家对档案资料的想法。历史学家使用档案，但却很少对档案本身进行思考或论述。档案本身如同是一个庞大的透明体，常常隐没在我们的脚注中。然而，过去的十五年间许多来自于三个不同传统的学者都开始发表各类意见，并将档案本身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客体来加以讨论，在本文中我将详述这些学者的成果。
档案员的书写
这些新想法的源头之一来自档案员他们自己书写的文本。由于他们自身工作属性使然，档案员大多更了解他们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更容易冒出与之相关的想法，而这便构成了此类新想法的丰富源头。近年来档案员们讨论的重要问题包括有档案员的角色以及档案文件的可靠性，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时常把档案员只看作是资料保管者，但是，档案制作需要制度措施的保障以及一个个愿意投注大量时间与金钱的群体。既然如此，那么相关群体的特定利益自然会影响到档案。如果我们把档案员想成文本作者，而这些作者能选择未来哪些读者来阅读他们的历史，那么我们就会意识到制作档案其实是一项充满创造性的任务。档案员会选择哪些记录被收入档案，将之分门别类，以供查阅。我曾提及在英文文献领域内档案员多是经过专业技术训练的政府雇员，而在目前的中国，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档案资料是由大学或私人收藏者所掌握。在此情形下，那些掌握档案的档案员常是学者，且多为专业历史学家。
在档案生成的过程中筛选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国家制造数量巨大的文案资料 ( 或是如今的电子记录) 以至于无法全数保存。97%的美国政府记录都会常规性地被销毁。档案员需要决定哪些资料足够重要以至需要保存，而哪些又应被处理。在相关的处理过程中，相关人员对资料重要与否的主观判断自然是难以避免的。此类判断的依据可能是考虑资料稀缺性，文件是否涵盖足够长的时段，又或是文件所描述事件的重要程度。当下那些掌握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档案的私人或学者类的收藏者也面临同样的处境#他们需要决定去探寻哪些村庄或单位，哪些资料应该被整理归档，又有哪些资料仍应弃于原有的保管机构，但却面临可能被销毁的命运。
之后，档案员必须将搜集来的资源分门别类进行归档。现在大部分档案员大多会依照相关机构的传统规范来处理这些资料，而这个过程并不简单，既有的归档系统未必是合规或系统性的。我记得曾前往山西省某村的档案室搜寻20世纪初期有关天主教孤儿的资料。一位小伙子负责管理档案室，他指着一个收纳箱说: 所有文件都在里面，都是用鸡脚字写的。后来发现这箱子里有着五花八门、杂乱的晚清档案。在此情况下，重新整理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即便是在归档系统合乎规范的地方，档案如何分类也会极大地影响研究者的解读。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收集、整理了大量村级档案，基于大量的收藏允许他们可以依照县来分类。使用者若是对某些特定区域如忻州、榆次感兴趣便可很容易地发现材料，但却依旧难以找到某个特定政治运动的资料。为此需要仰仗某位在中心工作，熟悉整个档案情况的学者予以协助。档案如何构建的重要性在于那些创建档案的档案员对日后的历史研究者拥有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可决定哪个版本的历史会被讲述。
档案员的重要性还来自于他们控制了接触档案的渠道。西方的大部分档案都遵从所谓“三十年法则”，因此也时常让人觉得若不等上三十年再写，那么历史研究可能就是不可靠的。能否接触到那些新出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档案资料则取决于与相关学者和收藏机构的关系。于是，相关研究工作的成果往往是建立在这些学者与他们伙伴的学术兴趣之上。那些拥有权力与金钱的机构在选择并保存档案资料的同时，也会使某些声音遗失，某些思想被边缘化，这势必会影响我们宏观层面的历史写作。当前可以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基层档案，却无法触碰北京中央政府的资料，这种情况导致学者倾向去研究基层社会史，而有关中央政策制定层面的研究被局限在那些数量有限。身处北京的退休干部与党认可的学者们之中，在我看来，当前这类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基层社会史的研究非常有趣，但仍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树立研究意识并为之思考。
最后，档案员们还提醒我们应该对档案馆中档案资料的可靠性有更多的考虑。如今档案中的各类说法受文件形成时实际政治的影响，任何记录都会假定有其读者，而官僚机构时常假设他们的读者是怀有敌意和批判之心的，资料创建者希望获得其上级的认可，所以他们更倾向于掩盖他们的过失并强调他们的忠诚。有怎样的读者便会导致有哪些信息被记录下来，如何记录以及哪些文件应被保存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村级档案包括有许多会议录，但这些记录却很少记载当会议出现差错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也往往只读到一两个人在此期间的起伏。记录者们还会通过描述细节来增强文本的可信程度。这些档案中的引文或可被认为是来自当时人们真实言语( 我们经常如此使用它们) ，但是记录者编写这些话也可能只是为了向上级展现他们的勤勉，许多记录的作用是劝诫及呈现相关事务中组织与创建档案者的自身利益应该如何被表述。
后殖民时代的研究
安·斯托勒 ( Ann Stoler) 在其关于19世纪至20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研究中，着重关注了档案本身并由之产生了很多想法#她主张历史学家不应如开采宝藏般执着于在档案中寻找奇闻异事且仅仅用来支撑我们所希望讲述的故事而已。相反，我们需要将档案视为一个整体来予以解读。换而言之，档案本身才是有趣的。
斯托勒指出档案中那些受规训的写作方式 ( 及整理方式) 皆是政府的工具#档案会要求行政部门与官员以某种特定方式来进行记录，问题在于文献架构外的因素几乎不可能被提及。斯托勒的见解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历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因为这段时期正是规训化写作逐步普及的阶段，写作渠道亦变得越来越狭小。例如报告的作者需要按照一个标准化模式来写作，且被要求紧紧围绕上级所制定的主题，于是，在上海档案馆内那些关于20世纪50年代民众对“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反响的报告中并不会有当时百姓抱怨经济问题的内容，尽管早期的案例 ( 写于运动要求出台前) 反映出对很多民众而言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
此类政府主导规划化写作产生并强化了社会类属。于是，在河北冀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所保留下来的档案中几乎全部都是要求干部填写的各类表格，其中相当多数量的表格要求每个人都以社会阶级进行分类。在这些繁杂资料中无数次读到和写下“贫中下农”的称谓，却又让人在社会架构中对 “贫农”的实际认知变得愈加困难 ( 例如，某人的家庭成分在土改中被认定为贫农) 。这不仅影响了当年的资料记录者，也影响到如今的学者、政府。资料的书写方式本身便是让社会架构实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案例中这便是在民众中创造出某类人群的方法即通过识别与特定行为模式来进行区分，因为民众也往往会将自己视为贫农、地主或黑五类。
斯托勒在检视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时，发现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殖民地官员已无法跳出既有的资料分类进行认知，陷入他们自己所构建的事务 “常识”之中。实际上，那些被视为 “常识”的事务不过是国家政权的幻想而已，档案记录生硬地制造出了诸多群体而非民众自主形成，在国家政权的压力下又迫使民众接受这种身份认定。斯托勒曾提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当局非常担忧印尼当地出现混血儿童，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档案文献中将地主、黑五类等类别的人群视为威胁一样。
斯托勒也提醒我们档案所显现的情绪同样值得怀疑。当我们读到档案中显现出愤怒或恐惧的情绪时，我们常容易轻信，官僚机构则向来看重其成员关于某类特定情绪的表达。斯托勒以此来评价在印尼的荷兰人，但也同样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档案中所谓 “积极分子”的角色以及所谓“积极”行为中所展现出来的情绪。因此当我们看到强烈情感的表达时应保持谨慎的态度，这或是当时人们在上级面前所作的表演，又或是官僚机构已被规训为只能体察到这类情绪。
最后，斯托勒还指出档案资料会制造出所谓 “阴影地带”即有意使后世的研究者难以接近真相，并扭曲我们的认知。有些信息被隐藏在较难获取的档案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历史中，这包括了那些短期内不会开放的政治档案。由于这些档案的缺失，历史学家们时常会轻易忽略当某些民众遭羁押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仅能依靠口述资料来提醒我们这类情况的存在。其他那些被定为 “秘密”的文献资料则会误导历史学家倾注大量精力。历史学家常被所谓秘密资料所吸引，然而 “秘密”的标签可能只是获取某些资讯索取的特权，继而又借此形成了内部交际的圈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 “内部参考资料”杂志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阅读这本杂志成为加入内部权力圈子的方式，尽管其中相当多的内容对于民众来说也根本谈不上 “秘密”。
后冲突社会的历史与记忆研究
20世纪 80 年代后，许多历史学家开始研究大众历史叙述的发展过程及其对当时政治的影响。由于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支持了大量仰仗暴力的专制右翼政权，美国历史学家因此对拉美地区的情况尤其感兴趣。如今这些国家不得不促成历史认知的和解以便建立一个成功且团结的社会。两项最有趣的研究分别来自史蒂芬·斯特恩关于皮诺切特统治下智利的冲突记忆以及柯尔斯顿·沃尔德关于档案本身如何成为不同记忆彼此交锋的场所。斯托勒在研究东印度公司关于荷兰乞丐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尽管在印尼人人都会在街上看到这些乞丐，但在欧洲相关报告则被划为秘密文件。当局可能出于自身利益来操控这类情况，因此所谓秘密文件较之其他资源也未必是真实的，事实上相关档案可能都不是真实的。
斯特恩并未专门论及档案，但他的研究涉及人们有关智利的记忆，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利用档案。1973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在一场由反对左翼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民选政府的右翼政变中在智利上台掌权。皮诺切特的统治以对左翼的残酷镇压以及所谓 “失踪”( 即国家机关的谋杀却又否认此类行为的存在) 而恶名昭著。皮诺切特最终于 1988年下台，但由于获得特赦，以至于过往暴行的凶手始终未获惩罚。此后的智利国家政权一直试图让人民忘记当年的暴行而继续生活，但是，曾遭受迫害者，尤其是左翼人士，一直在坚持与淡忘这段历史的企图做斗争。斯特恩指出这种在记忆与遗忘之间截然两分的对立状态并不足以帮助我们真正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有鉴于此，他向我们展示一副 “记忆盒”图景，其中既有一本本有着明确故事与意义的 “相册”，也有些许散落的 “照片”象征那些重要但却无法与宏观叙述衔接的个体记忆。他在检视这些相册时，除了说明那些业已完成的叙述以及相册如何创建外，他也会审视这些相册又为何将某些个体记忆排斥在外。他认为这些记忆是重要的，因为其中含有情感的投射，而这些记忆也形塑了当今智利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档案是我们如何保存与合法化记忆的核心所在，但正由于我们已意识到这些档案本身就是被创建的客体，档案也因此会被限制于那类 “大相册”中，继而会忽略那些零散的照片及其背后所代表的那些看似有疑问的个体经验。
档案时常被认为能够帮助人们揭示被掩盖的过去 ( 即究竟发生什么) ，并付诸于文字。然而，在一份来自危地马拉国家警察档案的民族志中，柯尔斯顿认为档案本身的问题便可能使此类尝试归于失败，他指出档案作为重要的符号，即便在其尚无法被阅读前，便已成为了各方争夺记忆的场所。在 20世纪 50 年代至 1996 年间，危地马拉曾陷入左、右两派政党的长期斗争。例如在 20世纪 70 年代右翼政党发动极为血腥的右翼政变前后，大批贫苦的玛雅印第安人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分子而遭杀害。期间，警察档案中所包含信息便当作一种管制工具，而为政府所掌握。自1996 年后，这批相关档案被一个人权组织接收，亦曾一度寄望通过研究档案来发掘真相。不过，柯尔斯顿在对这批档案研究后发现，由于长期暴露在潮湿环境中，大量相关资料已遭严重损毁。负责保管这批档案的工作人员发现几乎不可能识别各个单独案件的资料。对于她来说，这批档案本身就是故事，这批档案所遭遇的种种已能诉说这个故事，甚至比档案中所记录的那些事情或没记录的事情来得更重要#她提醒我们或许应将档案本身视为值得研究的对象，而不仅仅将它们视为探究过往的隐形媒介。
结 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档案对于当代史研究者来说是一件重要的工具，并不应被忽视。这些档案产生于一个充满政治雄心与意识形态宏愿的国家，而它们自产生后便由一批职业档案管理者、学者所保管。我们对这些档案的认知难免受制于档案自身的产生过程。当我们阅读这些档案时，我们意识到这些档案本身便是政权的工具，而不只是供研究者研读的信息源。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