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中国灾荒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30年代，40—70年代基本停滞，80年代以后日益增多，并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最早的西文研究是马罗利（Walter Mallory）的《饥荒的中国》（1926）。20世纪上半叶，中国频繁遭灾，马罗利以华洋义赈会秘书的身份，考察了这些灾害的政治、经济、自然和社会根源。国内最早的研究是邓拓的《中国救荒史》（1937）。马罗利和邓拓都注重灾害的成因。此后数十年，战争和革命比饥荒更吸引学者们的注意。1980年代初，灾害重新成为中国和西方的重要研究课题。从那时起，西方的中国灾荒史研究较少关注灾害成因，而更关注饥荒与中国政府的功能、世界历史中的清代救灾活动、文化和宗教对饥荒的反应三个问题。
饥荒与政府赈济
西方的中国灾荒史研究取得较大发展，始于1980年代初的几部重要著作，它们都把救灾作为晚清帝国的一项主要工作和成就。第一部著作是法国学者魏丕信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该书1980年在法国出版，1990年译为英文。魏丕信运用丰富的资料，考察了18世纪的清政府在防灾和救灾方面的独到经验。他发现，政治强大和经济繁荣的大清政权维持了庞大的谷物储备来应对饥荒，同时把向灾区运输、发放粮食与其他救灾措施（如蠲免赋税、发放赈银、允许人们迁移等）结合起来。魏的著作鼓励学者们关注传统中国政府的成功而非薄弱之处。在他的影响下，王国斌和彼得·珀杜就官僚制度与灾荒合作撰写了长篇评论，发表在1983年的《哈佛亚洲研究》上，该文通过比较直隶与甘肃、江南两地的救灾活动，拓宽了魏的研究范围。
中国灾荒史研究也极大地得益于1980年8月在哈佛大学成立的“中国历史上的食品与饥荒工作室”。这个工作室是索斯摩学院李明珠教授组织的，同时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的赞助，它把第一代西方的中国学者联合起来关注灾荒，并促成了1982年8月《亚洲研究》（JAS）上的一次名为“食品、饥荒和中国”的讨论。这次讨论包括李明珠的介绍文章、李中清关于1250—1850年中国西南地区食品供应和人口增长的论文、彼得·珀杜的论文《官员目的和地方利益：明清时期洞庭湖地区的水控制》、王国斌对清代粮食骚乱的研究和一位研究印度灾荒的学者保罗·格里诺的《南亚视角下的评论》。与魏丕信一样，这次讨论关注的也是政治经济学、治国才能、人口统计学方面的问题，这一倾向主导了1980、1990年代西方的中国灾荒史研究。具体而言，他们都考察了政府政策和人类行为对“自然灾害”的影响及其局限性，提出了在食品—饥荒史上与更大的人口统计和生态力量相比，政治权力具有相对重要性的问题，并考察了清政府防灾、减灾能力的不断变化。
在1980年成立的工作室中，五位参与者——魏丕信、王国斌、李中清、彼得·珀杜、戴慕珍同意更深入地共同研究该室提出的很多问题。他们共同努力的成果是1991年出版的《养民：1650—1850年中国的仓储制度》一书。这本论文集主要由魏丕信和王国斌撰写，对清朝各省仓储制度的发展、基本结构、内部运作、成就及最终的衰落进行了丰富的制度史研究，并对清朝仓储在晚清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重要的评价。此外，澳籍历史学家邓海伦在1996年出版的《聚讼纷纭的经国论议》中，对清政府的粮食贸易和大众生计的政策进行了研究。通过翻译和分析一系列重要的盛清文选，邓海伦认为，在国家因为抗灾而干预粮食贸易这个问题上，18世纪的官员有很大的分歧。
在对饥荒和中国政府问题的广泛研究中，李明珠的《华北赈饥荒：国家、市场和环境恶化（1690年代—1990年代）》（2007），考察了300年内直隶地区的政府、市民、意识形态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在20多年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该书对清代救灾活动的成效作了更深入的分析。在以乐观的眼光考察晚清时期农业、商业和人口问题的修正主义学者面前，李明珠重新评价了中国历史经验中饥荒、人口压力和农村贫困的重要性。她同意魏丕信和王国斌的观点，即18世纪的粮食贸易体系和国家仓储在保证“北京的粮食安全”上是有效的，它引导物资从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流动，并且提供了“社会财富支持下的经济安全和政治稳定”。她指出，政府在促进直隶经济稳定中所发挥的强大作用并未导致当地长期的经济变化。另一方面李明珠提出，中国在19世纪的一些危机的根源可能可以追溯到盛清时期激进主义政策的成功。她认为，18世纪高压管理下的成功和政府给灾民提供救济的意愿维持了华北地区空前庞大的人口，并且使人民更愿意移居到靠近湿地和堤坝的水灾易发地区。密集的人口居住区意味着当水灾或旱灾发生时，人类付出的代价更高。她写道：“在很大程度上，19世纪的生态危机是18世纪帝国运行取得巨大成功而非失败的产物。”
全球视野下的清代救灾
中国灾荒史研究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比较在对灾荒的政治反应上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不同。例如，在1982年的《亚洲研究》研讨会上，保罗·格里诺深入比较了印度和中国政府对普遍贫困的干预传统，指出在印度，“类似与中国人生存问题有关的基本政治主题正在大量消失”。而且印度统治者没有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即如果君主让人民无法生活，上天将剥夺准其统治的“授权”。和中国相比，印度人在饥荒期间对政府的期望更加有限。
王国斌致力于从世界史的角度考察清代荒政。在与彼得·珀杜的合著中，王国斌1983年的一篇评论文章对中国和西欧的荒政进行了对比。此外，在《养民》（1991）一书中，王国斌专门撰写了《清代仓储与世界历史》一章。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1997）中，他对很多比较作了详细说明。他认为，中国政府不同于罗马、拜占庭、土耳其和莫卧尔等帝国，也不同于早期欧洲国家，因为它对城市和农村人口都要承担责任，遇到粮食不足时要肩负国家干预的重任，并且要把维持公共粮食储备作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国家经常缺少能力和官方命令去建立和维持粮食储备。他们的建国议程不包括那种反复推动中国人的家长式的关心”，他写道，“比起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清朝的成就也许是独一无二的。”王国斌批评了“面对灾害，欧洲的主动和亚洲的被动之间存在普遍差异”的观点，认为就缓解生存危机而言，“如果不考虑整个的帝国历史，中国已经近代化了好几个世纪”。
社会学家迈克·戴维斯在《维多利亚晚期的大灾难：厄尔尼诺、饥荒和第三世界的形成》（2001）中，利用魏丕信和王国斌对清代仓储的研究，对现代世界历史中灾荒的角色提出了独创性的看法。戴维斯考察过19世纪晚期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埃及等地主要由旱灾导致的饥荒，他谴责帝国主义者强行在这些因饥荒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戴维斯指出，在中国，“国家生产力、公共福利特别是救灾能力的迅速下降”和清朝被迫向英国和其他列强所代表的现代性“开放”是“一致”的。他认为，伴随着国内战争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的动荡导致清政权的仓储遭到灾难性的损耗。这意味着清朝的统治者无法像他们18世纪的祖先那样进行统治，事实也证明他们无法预防1870年代末和1890年代袭击北方且造成大饥荒的严重干旱。借用大卫·阿诺德强调饥荒是“历史转变的动力”的观点，戴维斯认为，“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三世界’，其实是收入和财富不均衡的产物……他们大多是在19世纪最后25年形成的，在这期间庞大的亚非拉农民阶级开始被整合到世界经济中”。
文化视野中的饥荒研究
受到跨学科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文化史的影响，近年来的中国灾荒史研究都关注文化和宗教思想对中国人应对饥荒和其他主要灾害的影响。这些成果通常强调社会力量发起的救灾活动。与主要考察官僚制度、政治经济学、仓储、人口统计学和生态学问题不同，它们考察的是饥荒如何与民族主义、仪式、宗教以及传说、性别、符号等主题的广泛影响及相互关联。
几位学者考察了晚清饥荒、中国通商口岸的新式媒体和日益显现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他们发现，帝国主义压迫的类型影响了中国人对饥荒的反应，并促进了早期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历史学家玛丽·兰金在《中国的精英行动主义与政治转型：1865—1911年之浙江省》（1986）中指出，为了躲避太平天国的战乱，江南精英逃到上海，并组成了一个群体。由于受到以《申报》为代表的上海新式媒体的影响，江南的精英比以往更加关注外国的压迫、观点和救灾措施。兰金认为，在“丁戊奇荒”期间，部分由于《申报》饥荒报道的推动，文人和商人慈善家联合起来，在中国北方地区为灾民组织了一次非官方的救灾活动，开始呈现出一种民族的而非地方的或宗教的特性。最近，德国历史学家燕安黛和美国历史学家艾志端考察了“丁戊奇荒”期间中国和外国救灾人员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由此在江南部分绅士中引发的民族主义的反应。由传教士领导的外国救灾活动被《申报》广泛报道，同时上海的外文报纸对清政府的救灾措施进行了的批评，这使得江南精英把参与救灾活动视为激发中国人民族自豪感的一种方式。燕安黛还认为，饥荒期间，西方传教士和江南慈善家通过募捐在物质层面展开了竞争，并伴随着“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对抗”，而这构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佛教复兴”的关键因素。
其他历史学家对自然灾害期间文化和宗教的反应问题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伊懋可和杰弗里·斯奈德·莱因克考察了中国应对干旱的建设和反应。他们的著作有助于解释中国政府在抗击灾害时对宇宙论基础的强调。伊懋可在1998年的文章中说“谁该为天气负责？”，在晚清时期，“降雨和日照是否应时，是恰到好处还是大旱大涝，取决于人的行为是否道德”。由于“道德气象学”被广泛接受，干旱期间，从皇帝、高官到地方官和平民，每个人都要反省他们的过错和表示悔悟，以求感动上天降下甘霖。莱因克的《干旱符咒：晚清中华帝国的国家造雨和地方统治》（2009），对道德气象学在实践中如何发挥作用作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在放赈和蠲免赋税之外，还有一套精细的祈雨仪式，都是对干旱和饥荒的反应，“现代学者也许会在履行仪式和‘实用主义’行为之间找出巨大的差别，但在大多数清代官员那里，则并非如此”。由官方的祈雨仪式包括禁止屠杀牲畜、全社区内实行斋戒和祈祷、寺庙焚香，甚至将人捆绑着在太阳下暴晒数小时，用自己的血作文祈祷，或是胁迫他人自杀以表示他们愿意代人民受苦。莱因克认为，这些仪式在地方统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通过让官员公开表现他们仁爱无私的美德，这些应对干旱的仪式反应“产生一种情境，参与仪式的旁观者把自己视为文明的创造者和守卫者、人民的守护者、宇宙的管理者”。
艾志端的《铁泪图：19世纪中国应对饥荒的文化反应》（2008）考察了饥荒中“人与社会”的一面。受到文化史、符号语言学和对1845—1849年爱尔兰饥荒的研究的影响，艾志端着重考察了中国饥荒的观察者们是如何经历、描述、感受、产生反应以及回忆看到数百万同胞饿死时的惊骇的。她发现，儒家关于孝顺和女性贞节的观念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塑造了中国人对饥荒的反应。地方志条目和饥荒传说都突出了孝子的故事，他们被迫在喂饱饥饿的孩子和赡养年迈的父母之间作出抉择，同时，中国观察者最常使用的一个描述饥荒的场景是一位年轻的妇女要么饿死，要么被迫把自己卖给人贩子而放弃贞节。《铁泪图：19世纪中国应对饥荒的文化反应》还比较了晚清对饥荒的讨论和19世纪英国对中国、爱尔兰和印度饥荒的看法。
总的来说，在过去的30年间，西方的中国灾荒史研究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现在它已经是一个成果丰硕、发展成熟的领域，其研究课题涵盖多个方面，诸如世界史上的清代救灾活动，饥荒如何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生态学发生相互影响，救灾和清政府的功能，对饥荒的文化和宗教反应等多个问题。
作者：艾志端/文 杜涛/译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单位：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译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