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指导永帅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加深了对近代边疆历史地理的理解。我以为，近代边疆历史地理之于近代中国研究，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复杂性、特殊性和紧迫性。
中国地域广袤，接近于一个欧洲，即是海洋大国，更是陆地大国，有着长达2.2万公里的边防线，与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交界。近代以来，中国边外国家，或本身为列强，或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或受到列强的控制，强敌环伺，从各个方向侵入中国边疆，不仅图谋政治经济利益，甚至夺取大片国土，并从边疆进一步向内地扩张。就近代中国经济变迁而言，由于进出口贸易是外力导致近代早期经济变迁的首要途径，广泛存在于沿海沿边地区的通商口岸，使得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的空间进程，不仅存在着“自东向西”，即自东部沿海口岸向位于中西部地区的腹地推进，也存在着“由边向内”，即自边疆口岸向其腹地推进。总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而言，边疆历史地理研究都是近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最重要部分之一。
中国区域众多，各区域在地理条件、区域位置、民族分布、经济文化，乃至政治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差异最显著的无疑又是边疆地区。这一点，便使得广大边疆地区的历史发展具有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特点，而且边疆内部，甚至同一个省区内部，都有着较大的差异。云南就是这样，一九五0年代的民族调查，已表明云南省在同一个时期的不同的地方，甚至同一座高山不同高度的区域，便同时存在着原始氏族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阶段。
近代经济地理变迁的空间进程研究表明，“港口—腹地”状况不仅制约了区域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的差异，也制约了区域之间的联系。长期以来，穿过同一块“港口—腹地”内部的巨川大河，与大致上位于河口或重要交通枢纽的口岸城市，是塑造“港口—腹地”系统的主要因素。塑造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港口—腹地”系统的河流，除了东北的河流自北向南流之外，其他的河流都自西向东流入大海，这些“港口—腹地”系统都完全位于我国境内。惟独边疆，其靠近国境线的相当大的区域，不仅口岸大多位于边境，作为人流和物流通道的大河或交通线主要自边疆通向境外国家，因此它们的“港口—腹地”系统可以说港口（或口岸）位于国外，联通腹地的河流或交通线的主要部分在国外，而位于我国境内部分只是其尾端而已。显然这是边疆状况不同于内地状况的主要因素之一，只是人们在研究近现代边疆状况时往往忽略这一点。可以说，主要是区域内部的多样性和“港口—腹地”系统的外向性，导致了边疆地区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凡要探讨历史上和今日的边疆问题及其对策，不可不重视上述两大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加速边疆问题全面地深入地研究，不仅是加快发展边疆经济、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差距的迫切需要，也是事关中华民族统一、和谐和领土完整的迫切需要。总体而言，投入边疆研究的人员比研究其他地区的人员要少得多，导致许多重要问题有待研究。
例如，在近代进出口贸易方面，中国通过陆地沿边口岸的出口往往大于边外国家的进口，处于出超的地位。不仅与英国、法国殖民地毗邻的云南的沿边口岸如此，与俄罗斯毗邻的东北口岸，与英国殖民地印度毗邻的西藏口岸同样如此（参见拙著《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2页）。只有新疆口岸，因缺少数据，目前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沿海口岸的进出口贸易与此大相径庭，多处于逆差的地位。为什么沿边、沿海两类口岸，在进出口方面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是经济的原因，还是其他方面的原因，颇值得研究。
在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转型方面，广大西部显然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带，但又必须看到一些靠近口岸的地区传统经济的转型并不比沿海地区落后多少，城市及其郊区甚至也有少量现代机器工业，而城市中同样存在电灯、电话、洋货、洋楼等自西方传入、代表现代生活方式的用具。如何评价近代东西部的经济文化差异，为什么在总体差异的前提下仍有一些地方并不比沿海落后多少？如果考虑到沿边口岸对边疆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且地理距离更为近便，国家和地方的相关部门在制订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规划时，似应将通过口岸的进出口贸易、对口岸以外国家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视为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同等重要的大事。
显然，对边疆口岸的研究以及边疆经济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
云南是我国边疆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更是民族族类最多、区域内部最复杂的省份。经过学者们多年的耕耘，仍有许多领域利用新资料和新方法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拿本书的研究领域近代云南对外贸易的研究来讲，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厚的成果，作者却独辟蹊径，花了很大的功夫，从海量的海关资料中搜罗出丰富的贸易资料，再利用这些资料以及其他记载，从“空间”的角度对近代云南口岸贸易重新解读。
全书在描述云南三关腹地范围和外部市场特征的基础上，着力探讨外部市场、内部区域特征对三关贸易发展的塑造作用。作者认为，随着1889年蒙自的开埠，云南对外贸易从以往的对邻国的小规模的边境贸易，转为面向欧美市场的国际贸易。此后思茅、腾越相继开关，从1902年起云南口岸贸易形成三关并立发展的新局面。口岸实际上起着连接内（腹地）外（外部市场）两个扇面的节点的作用，口岸贸易特征的形成和演进无疑是内外扇面共同塑造的结果。
归结起来，该书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史料的拓展。海关资料的丰富性、准确性、科学性已为学界所肯定，近年来，随着大批海关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利用海关资料对近代中国进行相关研究逐渐蔚为风气，但利用海关资料对近代云南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还没有得到真正重视。本书是第一部系统利用海关资料对近代云南口岸贸易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对于推动近代云南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二是“空间”的视角和学科交织的研究理念。以往有关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属于一般的贸易史的范畴，即注重贸易在时间上的变化过程而很少关注贸易在空间上的结构与变化，云南也不例外。从“时间”的视角探讨对外贸易演变的过程与轨迹固然有其重要价值，但不做“空间”视角考察，就难以真正理解由对外贸易而引发的近代经济变迁的空间差异与地域特征，也无法清晰描绘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的空间进程。因此，十多年前我就提倡并带领团队从深入探究“港口—腹地”这一影响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的作用机制入手，吸收、借鉴经济学、地理学的相关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力图描绘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和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的图景。张永帅的这本书即属于我们这个范畴的研究，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从“空间”的视角考察近代云南口岸贸易的研究成果，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参考的价值。
三是较强的“问题”意识。从空间的角度研究口岸贸易有不同的研究路径，采用何种研究路径取决于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仅以“港口—腹地”的研究来说，在理论上，我们虽然强调的是“港口”与“腹地”的互动，但实际研究成果既有着重于港口对腹地辐射方面的研究，也有强调腹地对港口塑造方面的研究，当然还有全面探究港口与腹地双向互动的研究，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就是不同的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不同。张永帅敏锐地意识到不同口岸何以不同，贸易差异因何而形成，既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又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因此，他从口岸是连接外部市场与腹地区域的节点这一认识出发，认为不同口岸贸易的差异是外部市场和腹地区域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而将外部市场与腹地区域如何塑造口岸贸易作为该书研究的核心议题，进而展开论述。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样的选择是非常恰当的，大大凸现了该研究的学术价值。
四是定量分析与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的利用，为该书稿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大亮点。这一点，反映了近十余年来我国历史地理研究方法，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影响下，随现代科学技术的进展而有了相应的进步。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定量与定性结合，得出的结论更加让人信服。
五是现实关照。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近代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应该可以为当下云南对外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本书稿有意识地将历史结合现实，对当下云南对外经济发展提出的看法，意见中肯，对现实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除此之外，本书立足“全球史”、“区域史”等学术前沿，对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值得肯定。
可以想见，本书的出版应该是永帅学术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起点，冀望永帅以此书的出版为契机，在边疆近代经济地理，特别是在云南近代经济地理方面，拓展研究领域，拓宽研究视野，继续努力耕耘，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是为序。
吴松弟
2016年6月25日
于复旦光华西楼
印张：16.5(平装，16开，279千字 )
定价：69.00元
（编辑：昀凇）
鼓楼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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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鼓齐鸣，听京城故事，看天下文章，思历史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