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蓝图举世瞩目，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热烈响应者有之，犹豫观望者亦有之。对于中国的愿景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这是中国为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避免被围堵的防御措施，有的认为是重建明代的朝贡体系，寻求18世纪以前的主导地位等等，不一而足。对此，中国的解释还不够到位。这就为21世纪东方和中国海洋文化的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研究，既是历史的课题，又是现实的课题。
海洋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研究，既是历史的课题，又是现实的课题。作为历史的课题，这项研究已成为历史学的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在中国学界，历经百年的努力，从南海交通史、中西交通史、中国海外交通史，到中外关系史、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的视野、对象和内涵不断拓展深入，而且成为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热点领域之一，学术影响日益扩大。如今国际上大体有个共识，即海洋丝绸之路或称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东西方之间通过海洋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在古代是以海洋中国、海洋东南亚、海洋印度、海洋伊斯兰等海洋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互通、互补、和谐、共赢的海洋经济文化交流体系的概念。可以这样说，海上丝绸之路是早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的海洋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是以海洋亚洲各地的海港为节点，以自由航海贸易为支柱，以经济与文化交往为主流，包容了各地形态各异的海洋文化，形成和平、和谐的海洋秩序。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生、发展、变迁，实际上也是寻找海洋亚洲、海洋文化历史性实证的过程，深化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研究的过程。
海洋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研究又是现实提出的课题。21世纪是海洋世纪，从韩国到中东的西太平洋沿岸和印度洋沿岸国家，纷纷提出海洋发展战略，中国自中共十八大做出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后，经略海洋也进入了新阶段。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中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2014年6月，李克强在希腊“中希海洋合作论坛”上提出：“我们愿同世界各国一道，通过发展海洋事业带动经济发展、深化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建设一个和平、合作、和谐的海洋。”也就是说，在经济上共同建设海上通道，维护航行自由，发展海洋经济，利用海洋资源，探索海洋奥秘；在文化上推进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中国国内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省份和涉海部门、行业，抓住机遇，积极行动起来，结合落实海洋经济试验区、自由贸易区建设，就发展海洋经济，如港口开发、海洋运输、海洋贸易、海洋捕捞、海洋环保、海洋文化产业、海洋管理、海洋安全等，提出新举措，推出新项目，编制海上丝绸之路产业规划，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深化中外合作，寻找发展的新坐标。这一伟大的实践，如何走向光辉的愿景，需要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经验借鉴和海洋文化的理论支撑。同时，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蓝图举世瞩目，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热烈响应者有之，犹豫观望者亦有之，正如马来西亚谚语所云：“风向变的时候，有的人筑墙，有的人造风车。”对于中国的愿景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这是中国为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避免被围堵的防御措施，有的认为是重建明代的朝贡体系，寻求18世纪以前的主导地位，等等，不一而足。对此，中国的解释还不够到位。有评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对海洋理解不够透彻，不善于说海洋的故事，缺乏文化的影响力。这就为21世纪东方和中国海洋文化的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文化硏究再次成为学术界的热点，更是时代的需求、社会的需求。
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文化研究的核心价值，是论证、阐释、弘扬东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即今天的韩国到中东之间的沿海地带和海域）的海洋文明、海洋文化，改变东方有航海活动没有海洋文明、海洋文化的旧思想观念。这种旧思想观念是15世纪末开启大航海时代欧洲向东方扩张的产物，那时的西方不知海洋亚洲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把海洋东南亚叫做“前印度”，称海洋东亚为“东印度”，是他们探险发现的新大陆。实际上，他们闯入海洋亚洲以后，搭上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顺风车，那时海洋伊斯兰、海洋印度、海洋东南亚式微，海洋中国因明朝实施海禁从印度洋、东南亚退缩，欧洲海洋势力得以轻易地填补海洋权力的真空，用暴力掠夺、征服和殖民的手段，在亚洲海洋上兴风作浪，冲击海洋亚洲世界体系，到19世纪中叶通过发动鸦片战争等暴力手段把亚洲海洋编入西方体制之下，使之成为西方海洋强国争夺海洋霸权的战场。在掠夺、殖民的扩张过程中，他们编造的海洋文明、海洋文化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是高于大陆文明、农牧文化的先进文明、先进文化的论述，得到广泛的传播，掌控和支配了海洋的国际话语权。日本明治维新以“脱亚入欧”的形式复制西方资本主义的海洋文明，重新塑造日本的海洋文化，走上海洋帝国主义之路。沿袭西方扩张型海洋文明大陆-海洋二元对立的海洋观，现代日本提出建设“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在环中国海第一岛链建设“自由与繁荣之弧”，在西太平洋建立“海洋连邦”“黑潮同盟”等主张。
现代海洋亚洲的兴起，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四小龙”，到中国、印度、东盟，迎来了亚洲海洋文明复兴的光辉前景。海洋文化的概念从西方发达海洋国家的定义中解放出来，成为新兴海洋国家创新的理念。海洋文化不再只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所有濒海国家、岛屿国家开发利用海洋进程中产生的文化事象，即人在海洋区域的生活模式，涵盖物质、制度、精神的各个层面，从海上和陆地面向海洋的生产、生活的物质创造，到海洋活动群体、民间社会和国家不同主体经略、管理、控制海洋的组织制度、社会秩序，海洋观念、海洋意识、海洋民俗、海洋宗教信仰、海洋文学艺术，无所不包。有海洋交流活动就有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具有多样性，不存在统一的国际标准。不同民族、不同海域的海洋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有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别，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新兴海洋国家的出现，固然有国际环境、时代发展潮流或外来海洋文化的推动，但也不乏本身内生动力，包括海洋资源、海洋空间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海洋人文历史传承的潜力。
有魅力才有影响力，从这样的高度反思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文化研究的现状，笔者认为还是有一些需要进行反省和改进的地方。现时中国学术界虽然没有反对建设海洋文化的意见，但在文化意识上，还是有分歧的，值得讨论。
第一，对建设海洋文化的历史基础认识不同。海洋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的人，包括学术精英和舆论精英，仍旧抱着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传统观念，认为当今中国向海洋发展是中华文明从陆地走向海洋，从传统内陆文明转向海洋文明。走向海洋，中华文明是后来者。中华传统文明中的海洋基因，只是狭义的“海”的基因，靠海吃海，“洋”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的，即使有也是不够的。21世纪中国的文明转型，要从传统内陆文明转向海洋文明，或者说，要实现从“大河文明”向“海河文明”再向“海洋文明”的有序过渡。这样的论述，有个共同点，有意无意地绕过中国自己的海洋文明史的问题，没有中华海洋文明的自信，深层次的原因是重陆轻海的社会心理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自信来自历史的深处。海洋史研究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拥有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海洋文化和勇于探索、崇尚和谐的海洋精神。中华海洋文明是中华原生文明的一支，与中华农业文明的发生几乎同时。在汉武帝平定南越以前，东夷、百越海洋族群创造的海洋文明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文献中的百越族群，与人类学研究的南岛语族，属于同一个范畴，两者存在亲缘关系。百越族群逐岛漂流航行活动的范围，从东海、南海穿越过第一岛链，到波利尼西亚等南太平洋诸岛，是大航海时代之前人类最大规模的海上移民。东夷、百越被纳入华夏文明（即内陆文明、农业文明、大河文明）为主导的王朝统治体系以后，海洋文明被进入沿海地区的汉族移民所承继、涵化，和汉化的百越后裔一道，铸造了中华文明的海洋特性，拉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帷幕。晚唐陆地丝绸之路受阻后，中外交通、交流的通道转向海洋的说法，被证明是不准确的说法。以后的世代，在内陆强势文明的屏蔽下，海洋文明处于附属乃至边缘的地位，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才进入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展示其魅力和潜力，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得出中华海洋文明被内陆文明同化，或者海洋文明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
第二，对中国海上特性认识不同。海上特性是海洋传统、海洋意识、海洋权力、海洋利益的表现。有这样一些流行的说法：大海，在中国没有主体，中国人惯于枕着海涛来做田园之梦；古代航海的中国人，绝对不是靠海吃饭的；郑和下西洋只是黄河文明的海上漂移；等等。也就是说，中国的海洋特性是内陆文明向海洋的延伸。这是从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观念推导出来的，缺乏可信度，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质疑和论驳。
其实，中国的海洋特性是由“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所决定的，是海陆一体架构下的海洋性。大陆中国与海洋中国不是对立的关系。笔者认为，从国家的角度看历史，宋元明清时期，王朝统治者曾几次把经略海洋作为国策，但最终又放弃了，中国作为大陆国家是常态，而作为海洋国家只是“片断”。在王朝大陆性压倒海洋性的时期，其政策是从海洋退缩，与海洋国家一讲海利二讲海权的文化意识背道而驰。而从区域的角度看历史，则体现中国作为海洋国家的一面是连续的。海洋给沿海地方带来商贸利益，聚集庞大的以海为生人口，发达的航运连接繁华的港巿，激发航海技术、东西洋贸易制度创新的活力，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网络中，扩展自己的海洋权利和利益，与他文化交流对话，形成延续二千年的海洋传统。正是由于沿海地方和民间的海洋发展具有连续性，才使当代中国具有重新选择海洋发展路向的可能性。
在近年的走向海洋实践中，海洋文化新理念的孕育，带来实践上职能的变化，海洋事业蒸蒸日上。然而，将陆地发展的模式加之于海洋，陆主海从，使海洋陆地化的做法，仍大行其道，令人担忧。如有些地方大规模的填海造地，改变了海岸线和海洋生态环境；在海湾、海岛地区修造跨海桥、隧取代海上交通，已使长三角、珠三角的诸多岛屿连为一体，变为半岛。甚至设想未来以修建隧道的方式穿过太平洋，建设一条横跨白令海峡、长达上万公里的高铁，连接亚美两个大洲。这种走向海洋的陆地思维，是和海洋特性相背离的。
第三，对海洋社会的认识不同。所谓海洋社会，亦即在海洋、海岸带、岛屿形成的区域性人群共同体，“指在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海洋活动中，海上群体、涉海群体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各种关系的组合，包括海洋社会群体、海洋区域社会、海洋国家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及其互动的结构系统”。传统时代海洋社会的基层就是渔民、疍户、船工、海商、海盗等群体。海洋社会是海洋文明发生发展的前提，没有海洋社会的驱动便没有海洋文明。求动（流动、运动、航行）是海洋社会的生活模式，与农业社会的求稳形成显明的对照。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话语里，海洋社会群体就是被主流社会抛弃的“流民”“奸民”“海寇”，是社会最不安定的人群，给予否定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史学界用“商”代替“寇”的提法，为海上走私除罪化，称之为“私人海上贸易”。海寇商人从“犯罪集团”变为“海商集团”，给予正面的评价。这是思想观念的解放，推动了海洋经济史研究的开展。但是，因为海洋社会人群的活动先后被王朝所镇压，未能促成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他们为中华文明创造的海洋因素被屏蔽了，学术主流对海洋社会的认同度不到位，沿袭传统观念的提法还有巿场，而这很可能会对培育海洋意识造成障碍。
其实，流动、运动、航行是海洋社会的基本特征，用陆地社会即农牧社会的组织原理强加在海上人群头上，实现陆地化的管理，是一种社会不平等与制度歧视。海洋社会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处于边缘和附属，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海洋人群在日常生活实践与社会互动中，与陆地人群是不平等的，他们没有土地，生活机会进一步受到剥夺，只有脱离王朝的户籍控制才有发展的机会，而这又被视为非法，是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加以排斥。培育海洋意识，就要改变以往的思维定式，逐步消除这种制度歧视和文化排斥。
海洋文化是活态的文化，每个文明时代都充满多元力量、多元价值的竞逐，21世纪的亚洲海洋的海洋文化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振兴海上丝绸之路是一种文化的选择，与海洋连邦论竞争，具有现实的意义。在新的海洋时代，实现思维观念、生产方式的改变，赋予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内涵，东方和中国讲海洋故事的能力就能进入新境界，做出新贡献！
本文摘编自李庆新、胡波主编《东亚海域交流与南中国海洋开发（全两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1）上册部分, 杨国桢所作《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研究》一文。
杨国桢,1940年生, 福建龙岩人。1961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1985年晋升教授，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为全国第三批博士生导师，1987-2006年任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2017年获厦门大学“南强杰出贡献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政协第七、八、九、十届委员，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福建省首批优秀专家。先后赴日本京都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研究讲学，受聘台湾中央大学、政治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上海大学兼职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985工程”海洋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主编，《史学月刊》、《海交史研究》顾问，《中国高等院校学术文摘－历史卷》编委。
ISBN 978-7-03-051620-6
责任编辑：李春伶
《东亚海域交流与南中国海洋开发（全两册）》为2014年9月中国经济史学会、广东省社科联、广东省中国经济史研究会、广东省中山市社科联、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联合在中山市举办的“海上丝绸之路与明清时期广东海洋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粹。论题主要包括：大航海时代亚洲海洋形势与海上丝绸之路变迁，中国南方海洋经济发展与海陆互动，海上贸易与海洋网络，濒海地区开发与区域社会，海盗与海防、海洋文化与海洋信仰，海洋生态与环境变迁及海洋史研究理论、方法等方面，是当前国内外海洋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体现了当下国际学术的前沿水平。本书适合明清社会经济史、闽粤区域史、海洋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参考使用。
目 录
第一部分
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研究·· 杨国桢
十七世纪东亚海洋形势与海上丝绸之路变迁·· 李金明
针路簿概说·· 刘义杰 王宁军
清代针路簿《指南正法》中的航海名词术语系统·· 汪前进
《雪尔登中国地图》的发现与研究·· 龚缨晏 许俊琳
西班牙海军博物馆所藏武吉斯海图研究——以马来半岛为例·· 李毓中 吕子肇
第二部分
多种类型，多重身份：15～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商人·· 李伯重
胡椒、陶瓷、白银与铅币：1570～1620年中国商人在印尼西爪哇的贸易活动·· 钱 江
略论晚明福建漳泉地区对吕宋的移民·· 周振鹤
东南亚的“小广州”：河仙（“港口国”）海上交通与海洋贸易（1670～1810年代）·· 李庆新
神灵助战与神灵演变——试论“征占”与越南海神的关系·· 牛军凯
西贡埠广肇帮圣母庙初探·· 耿慧玲
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中之粤闽海商史料·· 袁晓春
刘鸿训天启使行与朝鲜海上贡道之重启——兼及《辛酉皇华集》与《朝鲜光海君日记》叙事之比较·· 孙卫国
近年来韩国海洋史研究概况·· 河世凤
清代中国出口欧美的扇子·· 松浦章
清代颜真卿书迹作品输入日本考——以《颜真卿三稿》与其单帖为中心·· 马成芬
第三部分
唐代海南岛的海上贸易·· 叶显恩
清代海外贸易通事初探·· 廖大珂
十八世纪在广州的法国商贾和外交官·· 耿 昇
乾隆末年荷兰使团出使缘起·· 蔡香玉
黄亚胜案件辨析·· 冷 东 沈晓鸣
1760～1843年广州外国人居住区的商业街·· 范岱克
迈向“大分流”：中欧贸易网络和全球消费者在澳门和马赛（18～19世纪）·· 马龙（Manuel Perez Garcia）
谢清高与居澳葡人——有关《海录》口述者谢清高几则档案资料研究·· 刘迎胜
光绪初年澳葡强占十字门水域考·· 徐素琴
再探十九世纪香港的德国社群·· 麦劲生
轮船招商局与清季广东航运业的发展·· 李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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