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弥格与《中国地图册》

▲  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中国地图册》中的“中国总图”。

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绘制的中国地图越来越多，其中最早出版的单幅中国地图是葡萄牙制图师巴尔布达的《中国新图》（Chinae nova descriptio)，该图刊于奥特柳斯1584年版的《寰宇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最早出版的中国地图集是卫匡国1655年出版的《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它确立了卫匡国“西方中国地理学之父”的地位。罗明坚的《大明国图志》（Atlante della Cina）约绘制于1590年至1606年，是西方的第一部中国地图集，但直到1987年才被披露，此后在1993年和2013年分别于罗马和澳门两地出版。卜弥格的《中国地图册》与卫匡国的地图集几乎同时绘制，而且比卫匡国的地图更加丰富多彩，却未能出版，因而流传不广，直到2013年才被收入中文版的《卜弥格文集》中。

卜弥格与《中国地图册》的绘制

卜弥格是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波兰人，出身于波兰名门望族，父亲曾为御医。1644年，卜弥格到达澳门，在此学习汉语，还曾去海南岛等地传教。1649年，卜弥格前往广东肇庆的南明永历朝廷传教。1650年，他被永历朝的皇太后、皇后等派往罗马，去游说罗马教廷支持孱弱的南明小朝廷。1652年，卜弥格抵达威尼斯，1656年东返，但此时永历朝廷已败于清廷。由于卜弥格忠于南明小朝廷，政治上偏向南明，因此他被禁止入华。1659年8月22日，卜弥格病逝于交趾（今越南北部）与中国广西的交界处。一位身负宗教使命的西方传教士，在明清鼎革之际又肩负了东方的政治使命，这让我们看到大时代下个人命运的流转与波折。

▲  卜弥格画像。

《中国地图册》约作于卜弥格出使欧洲途中及在欧洲期间，即1650年至1656年间。它由一系列文献组成，包括中国总图、分区图、中国城市经纬度表和文字说明4个部分。因为没有正式出版，它多以手稿或复本的形式藏于欧洲各地，其中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的藏本最为完整。1922年，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在梵蒂冈教廷图书馆发现了《中国地图册》的手稿本，手稿题名为“Magni Catay, Quod olim Serica, et modo Sinarum est Monarchia:Quindecim Regnorum, Octodecim Geographicae Tabulae”（意为：大契丹，原赛里斯，今中华帝国：15个王国，18张地图），含“中国总图”和明代两京十三省及辽东、海南17张分图，并有目录。“中国总图”尺幅为85.5厘米×82厘米，17张分图的尺幅均为43厘米×31厘米。

▲  法国地理学家纪尧姆·桑松绘制并于1670年出版的改绘简本《中国总图》局部。

“中国总图”另有两种稿本，一是巴黎原法国海军水文调查局图书馆藏本，但该本在“二战”中遗失；二是英国原菲利普斯艺术馆藏本，此本在1988年出现于拍卖会名录上，但之后不见踪影。“中国总图”还有法国地理学家桑松于1670年出版的改绘简本。

据美国圣母大学什钦希尼亚克教授的研究，《中国地图册》中的“中国城市经纬度表”部分收录于意大利地理学家里乔利于1661年出版的著作中；其文字说明有两种拉丁文抄本，即罗马耶稣会档案馆馆藏的《中华帝国简录》（Brevis Sinarum Imperii Descriptio）本和巴黎尚蒂伊城堡收藏的《中国事务概述》（Rerum Sinensium Compendiosa Descriptio）本。

中国形象与基督宗教遗迹

卜弥格《中国地图册》的内容十分丰富。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本《中国地图册》“中国总图”上的地名标注到府一级，分区图的地名标注到县级，还包括卫所与土司。地名标注均采用中文和拉丁文拼音对照的方式，如“山西省图”中，太原府的地名标注为“大原、tá yuén”（卜弥格把“太”误作“大”）。图上的府、县名均标有图例，其中府名外加方框，这是明代地图中通行的绘制方式。地图上还标有经纬度及西方地图中常见的风玫瑰。卜弥格还在地图上画了许多彩色的插图，描绘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动植物等。

▲  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中国地图册》中的“山西省”图太原一带。
▲  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中国地图册》“南京省”图中的“皇上”图像。	▲  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中国地图册》“四川省”图中的野鸡图像。

《中国地图册》中绘有11种植物、10种动物，其中许多图像又被卜弥格用在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的《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一书中。《中国植物志》较《中国地图册》在西方的影响更大，因此《中国地图册》有了间接的影响。

“中国总图”与“辽东”图中均画有凤凰，“四川省”图中画有野鸡，而“中国总图”的英国藏本和梵蒂冈藏本中的凤凰是有差异的。在《中国植物志》中，卜弥格就把凤凰和野鸡画在一幅图上，并画出两只凤凰，这是英国藏本“中国总图”的镜像复制品。此后，许多欧洲学者借鉴和模仿了卜弥格作品中的中国动植物形象，如特维诺将《中国植物志》收入法文版的《诸种神奇旅行集》（1664年初版，1666年再版，1696年第三版）中；基歇尔的拉丁文版《中国图说》（1667年）也用了《中国植物志》中的凤凰图像。这样，中国的动植物通过卜弥格的画笔，流传在西方的文献与历史中。

▲  1656年《中国植物志》中的凤凰和野鸡。

作为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卜弥格也在《中国地图册》中记载了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中国地图册》的“中国城市经纬度表”记载了耶稣会在华驻院的分布情况。卜弥格在地图中还用统一的图例，标注了拥有耶稣会驻院的中国城市，如太原府旁标有拼合字母“IHS”，其上还有十字架符号，再涂作红色的圆形。《中国地图册》中还画有基督宗教的宗教遗迹，如在“中国总图”和“福建省”图中画有泉州的三块十字架碑；“陕西省”图上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江西省”图绘有吉安府庐陵县（今吉安市吉安县）附近的铁十字，并在说明文字中将它解作三国东吴年间基督宗教传华的证据，但明代文献记载，此物是南唐时造船系缆绳所用之物，不过这也说明当时来华传教士对中国的了解是比较细致的。在“中国总图”和“海南”图上，卜弥格画出了南海产的一种蟹，也将此作为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的象征。“海南”图中有一段注文，其大意是：两广海域产石蟹（即锈斑蟳，其胃区两侧有突出形成的十字形条纹，好像背着十字架，因此又称之为“十字蟹”），较为罕见，背有两旗，中有十字架，煮熟后只有白色十字架颜色不变。1647年永历即位，太后及皇子受洗之际，该蟹出现，象征十字架印在中国旗帜上。

▲  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中国地图册》“海南”图中的南海十字架蟹及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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