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统计史

对上述资料的具体调查过程是：
1．以各县辖下的区为单位，如某项调查该区报告不齐全，则以其他区之平均数插补，进而估计全县数字。
2．全省汇总时如缺某一县报告，则以邻县数字插补。
3．全国汇总如缺某省报告，以邻省数字插补。如郊省亦无材料时，则可以付缺。如民国二十年至三十四年缺东北三省数字，就任其空白。
根据上述调查材料，经整理汇总后以表格形式发表于《农情报告》，其内容为：（1）各省自耕农、半自耕农及佃农；（2）各省农家从事副业之百分率；（3）各省冬季作物常年单位面积产量；（4）各省夏季作物常年单位面积产量；（5）各省茶叶常年产量；（6）各省主要粮食消费；（7）各省乡村物价指数；（8）农工工资。
（五）农林部编制的统计资料
农林部统计室根据农林部各司以及其他有关机关提供的材料整理汇编成《农林统计手册》，于民国三十七年刊印。其内容有：（1）各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2）各省粮食作物产量估价；（3）主要农作物改良品种；（4）各省棉产估价；（5）各省油料作物产量；（6）烟叶年产量； （7）各省丝茧桑产量； （8）各省粮食增产面积；（9）各省棉花增产面积；（10）各省推广肥料面积；（11）化学肥料的使用及其效果；（12）常见病虫害防治方法及其效果；（13）各年主要农产品进口量；（14）各省市农业合作社数。
此外，还进行了一些规模较小的农业统计调查。例如，国防设计委员会于民国二十二年试办了江苏句容县人口农业普查；福建省政府在长乐县，广西省在贺县、绥渌县举办了农业普查。
三、工业统计
我国手工业发展较早，产品及从业人员数量相当可观，但资料较少。现代工业，最初主要是外国资本家来华设厂。民国初期，正值第一次欧战，欧洲资本家无暇东顾，民族资本家创办的棉纱、面粉、缫丝、火柴、印刷、造纸等轻工业渐有起色。为了解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政府主管工业的机关曾办理过全国性的工业调查和地区性的工业调查，内容涉及较广，但很不全面，更缺少连续性。
（一）农商部汇编的《第一次农商统计表》
民国元年，农商部颁发工商业调查表，经各县知事转发各工商企业厂长填报，再由县政府汇总报送民政所，再由民政所汇总报农商部，于民国三年汇编为《第一次农商统计表》。农商部由农林部与工商部于民国二年合併而成，故表中包括工业方面的统计数字，如公司数（作坊数）、资本额、工人数、产品数或产品价值等。但当时仅发过一张调查通令，无健全的指导组织，所得统计数字既不完备也不确实。
（二）工商部的全国工人生活及工业生产情况调查
民国十九年，工商部对全国工人生活及工业生产情况进行了调查。先训练调查人员，在无锡县进行试查。然后派出调查人员在全国指定县市，如上海、苏州、无锡、武进、镇江、江都、南通、宜兴、南京、杭州、嘉兴、宁波、安庆、芜湖、九江、南昌、汉口、武昌、大冶、青岛、广州、顺德、佛山、汕头、梧州、福州、厦门、旅顺、沈阳、吉林、长春、滨江、哈尔滨、龙江等进行正式调查，历时四个月。编有《全国工人生活及工业调查》一书，内容包括：（1）工资，（2）国内各省区城市工会，（3）工厂概况等项目。
（三）实业部的全国机械工业和手工业调查
民国二十一年，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以省或地区为调查单位，对全国机减工业和手工业进行了调查。
调查项目有工厂数、资本数、工人数、原料产地、制造手续、出品种类及商标、销售方法及销售地域等。以实地派员调查为主，力求取得政府机关及公私团体的协助，搜集现有资料，汇编各省实业志。
（四）国防设计委员会委托中国经济研究所对中国工业比较发达地区的调查
民国二十二年，国防设计委员会委托中国经济研究所对中国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进行了调查。调查的范围是使用机械的工业（非手工业），调查的地区为华中、华北14省128个市县，华南3省18个市县，后来又加了一个上海市，调查结果符合工厂法规定的工厂共2 435家，其中华中、华北和华南地区为1 206家，上海市为1 229家。调查材料的时期一律以民国二十一年为准。
为使整个调查工作顺利进行，主办单位作了大量调查前的准备工作：（1）事先编好调查须知，说明调查范围、调查实施方法、填表方法等。对表中171个问项，逐一解释并有实例。（2）为使调查员对动力机械和辅助机械有统一的认识，在调查出发之前，组织他们到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科参观，以资观摩。（3）制表列举各业之主要作业机、主要原料、主要产品及制造部分的单位名称、单价等供调查员参考。调查员每到一省，先赴省政府接洽，并向民政厅索取介绍函，以便赴各县接洽，然后到有关厅局翻阅工厂名单、摘录厂名、地址、资本、产量等数字以备调查时参考。对于工业水平较高的市县，先作分业调查，查明被调查各厂，有否遗漏，如漏列合格厂则前往调查。调查员日间在外调查，晚间及星期日在临时住所，审查誊清各表。在上海的调查员须每日报告调查经过，并讨论解决各项困难问题，外埠调查员每星期至少寄快信或航空信一次，报告调查情况，并将已填表格，挂号寄回。收到调查表后，即由统计员逐项审查核算，如有疑问，则将疑问单寄调查员或直接寄厂家请其答复。调查表经审查无误后，由研究员负责标出应该整理的项目，交统计员汇总。
调查结果，编制为以下内容：
报告纲要，主要阐述调查范围，调查前准备工作，审查及核算等。
工业行业分类说明，共分25业。
全国工业地区分布，对全国15个工商业繁盛的地区详加说明，内容有地理位置及交通状况，市面概况、劳工状况、金融行市、燃料与动力等。
符合工厂法的工厂分业统计表。每厂都编有下列各表：厂地面积与建筑物；资本组织；动力来源；动力机械（数量能力）；马达（数量能力）；辅助机械数量；职工人数；职工薪金；工作时间；民国二十年度各种费用及销售产品总值；各种主要作业机械；主要原料，分数量与价值；主要产量，分数量与价值。
地方工业概况统计表。各地均立下列各表：（1）资本与工人；（2）产品总值与销售地区；（3）主要产品产量；（4）各种产品的主要原料数量；（5）主要作业机械。
（五）经济部编《后方工矿产品统计》及进行全国性经济调查
民国三十年至三十一年，经济部编有《后方重要工矿产品第一次统计》。民国三十二年该部又向全国后方各省市工矿企业发出调查表2 300余份，表内主要项目有：民国三十一年下半年、民国三十二年上半年各项产品每月实际产量及三十二年下半年产品预计。截止三十二年底，收回表格1 400余份。经济部根据回收表格的数据，编制了《民国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后方重要工矿产品第二次统计》。
民国三十六年，经济部进行了全国性的经济调查（工业部份）。这次调查先把全国分为上海、天津、青岛、南京、重庆、广州、汉口、兰州、西安、昆明、贵阳、福州、东北及台湾等经济区。调查分经济概况调查及经济事业的个案调查两部分。调查表分为二种：（1）一般性调查表，每个工厂必须填写，其内容：工厂概况、职工人数、动力设备。每项均再分细目。（2）分行业调查表。调查各行业的特别事项。但每业都要登记机器设备、主要产品与主要原料三项，调查最后收到发出表格的80％。
以上为全国性的工业调查统计。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工业调查统计。
1．民国十七年，上海市社会局对全市工厂进行了调查。调查分全市为七个区，共调查新式工厂1 500家，占全市工厂的84．2％。调查结果，编《上海之工业》一书，于民国十九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内容：（1）工厂资本分级比较表；（2）历年开设工厂数；（3）各业工厂原动力类别及数量；（4）各种工业工人数比较表；（5）各种工业工作时间比较表；（6）各业工人最高、最低及平均工银统计表；（7）各种工业工作时间比较表；（8）各种工业最高、最低及平均工银统计表。
2．民国二十年，主计处统计局与实业部、上海国定税则委员会、上海市社会局等六个单位合组上海市工业调查联合事务所，调查了上海市的机械制造工业，整理结果有下列各项主要统计：（1）历年工厂数表；（2）工厂资本组织类别表；（3）工业资本分类表；（4）工厂原动力类别及数量表；（5）计时与计件工人数比较表。上述资料由上海市社会局编为《上海之机械工业》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3．民国十七年，天津市工商局举办第一次天津市工商业总调查，集工作人员五十余人，历时一年，编有《天津市工商业》一书。民国二十二年开始第二次市内工厂调查，但不包括租界区内的工厂。共调查符合工厂法的工厂100家，小工厂338家，作坊775家，调查项目有：各业工厂分类，各业工厂设立时期，资本，使用动力，工人数，月收入工资，工作时间，各类工业全年出品总值，全年支出总额，支出分类及民国十九、二十、廿一年营业额调查结果编有《天津市第二次工业统计》。
四、商业统计
民国时期的商业统计，主要是由政府部门进行的商业调查和商业营业登记，工作范围及统计成果不及工业、农业统计广泛，而国际贸易统计主要由海关办理，为后人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资料。
（一）国内商业调查
民国三年至民国十三年，农商部为编制农商统计，对全国商业进行统计调查，方式为发放统计报表。调查表式由农商部制定，发交各县知事转发各县商会，由商会发放各商店和公司依式填报，最后由各省民政所回收报表，并集中上报农商部。农商部根据各省报送的材料汇编的商业统计内容为：（1）各省商会数、会员数；（2）商号的营业情况。调查地域包括：京兆特别区、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甘肃、新疆、四川、广东、广西、贵州、热河、察哈尔共24个省区。
民国政府成立后，对公司、商号有二种分类。一是按业别分类，如农业、工业、矿业等；二是按公司的组织分类，如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经济部曾收集民国十七年至民国三十五年的上述资料，但无进货、销售方面数字。仅民国二十四年《中国经济年鉴》载有民国二十三年全国各地（共14处）国货陈列馆的每月营业销售数额，以及特种商业，如华商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统计包括成交总数、割帐总数、交易总数等项目。
（二）国际贸易统计
民国以后国际贸易统计仍由海关办理，但有所改革，规定进口采用到岸价格，出口采用离岸价格，贸易值数字较为准确，关册编制也较为系统。计编有《全国贸易报告及统计提要》、《各关贸易报告及统计》、《进出口货物类编》等，统计范围也有所扩大，凡中央规定距离海关50里以内的我国常关，均受其管理。民国二十二年后统计资料改用机器计算，遂将各地海关的统计组织取消，统计工作集中于总税务司署，每月均编有贸易统计月报出版。
（三）国际贸易指数的编制
1．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与上海商品检验局合作编制的指数。民国二十一年九月起，两者合编的《国际贸易导报》开始刊载国际贸易统计栏目，专登进出口贸易总值统计、进出口商品分类统计和进出口贸易总值统计。从十月起增加进出口贸易总值指数及重要进出口商品贸易指数二项。自民国二十二年一月至二十三年一月．又扩充其他国际贸易指数达12项。进出口贸易总值指数的编制方法是：资料来源为海关对外贸易年刊和月刊，指数分年指数和月指数。年指数的基期为民国十五年。其计算公式是：
进口总值指数＝×100％
出口总值指数＝×100％
进出口总值指数＝×100％
自民国二十一年编制月指数，基期为民国二十年各月贸易净值之平均数，计算公式同年指数。
2．实业部统计处曾编有对外贸易指数，分输入、输出与总值三种。材料来源为海关对外贸易年刊及月刊。其编制方法为：年指数分输入、输出两种，从民国十四年编至民国二十三年。汁算公式是：
年指数＝×100％
月指数的基期为民国十五年的各月平均净值，从民国十四年编至民国二十三年，计算公式为：
月指数＝×100％
3．财政部国定税则委员会以民国十五年为基期，按月分别编制上海输入与输出物价指数。上海输出指数的代表商品共有66项，分原料品、生产品与消费品三种，以输出价格为计算价格，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数公式，权数是民国十四年至十六年三年的平均输出净值。上海输入物价指数的代表商品有82项，分原料品、生产品及消费品三大类，以输入价格计算，采用算术平均数公式，权数为十四年至十六年三年的平均输入净值。
五、物价调查和物价统计
（一）物价调查
1．民国初年，农商部调查全国103种商品价格，并由该部统计科编为统计，至民国十六年止。其方法如下：（1）由农商部核定各省选择工商业集中的市或县的总商会，共31处，按月调查报告各种商品的批发或零售价格。（2）选定的商品为米、麦、麦粉、豆、肉、玉蜀黍、鸡蛋、豆油、猪油、食盐、糖、酱油、茶、酒、烟，布、库锻、湖绉、宁绸、纱、茧绸、夏布、呢、草帽、地毯（毛制品）、棉花、棉纱等103种。（3）由总商会报告的商品价格，如发现疑问，须经复查纠正。（4）当时米、麦、豆等商品虽然都以“石”计算，但各省“石”的大小不一，因此皆将“石”折合为“斤”列出，以便比较。
2．民国八年，财政部驻沪物价调查处，开始调查居民生活日用必需品和大宗进出口商品趸售与零售价格。
3．民国二十四年，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就各种指数包括的物品中，选择符合：（1）实用性高，（2）物价容易变动，（3）物价变动很少受季节影响，（4）物价适中等四条标准的40种商品编制价格统计表。例如实业部统计长办公室派员调查编制的趸售物价指数所根据的106项商品中，选择40种编为“南京物价统计表”。其纵栏为商品，横栏为时间、各种商品的计量单位及品质牌号等，并附有根据106种商品价格所编制的指数。
（二）物价指数
1．抗日战争以前编制的各种物价指数。
趸售物价指数：
（1）上海趸售物价指数。民国十八年开始，上海国定税则委员会改以民国十五年为基期，编制物价指数。计算公式从民国二十年六月起改用简单几何平均数公式。代表商品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起增为154项。抗战期间仍继续编制。
（2）南京批发物价指数。工商部统计处于民国十九年派员调查，每月一次，编为指数，以民国十九年一月为基期。民国二十年由实业部统计处接办，以民国十九年为基期。代表商品106项，分为食物、衣料、燃料、金属及电器、建筑材料、杂项共6类。用简单几何平均公式。
此外尚有青岛批发物价指数、汉口批发物价指数、辽宁批发物价指数等。零售物价指数：
（1）青岛零售物价指数。由实业部统计处编制，以民国十九年为基期，于民国十九年一月起编，采用简单几何平均公式。代表商品103项。抗战时期停编。
（2）农民所得物价指数、所付物价指数与购买力指数。中央农业实验所统计室根据该所农业经济系提供的材料于民国二十二年一月开始编制，以民国二十一年为基期，采用加权几何平均公式。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编有年指数，自民国二十九年编有月指数。调查地点，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的有宁夏、青海、甘肃、陕西、湖北、四川、西康、云南、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与浙江15个省的各一个县，从民国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不包括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8省。民国三十五年则不包括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5省。
工人生活费指数：
（1）广州工人生活费指数。实业部统计处于民国十九年派人调查编制。代表商品包括食物、服用、燃料、房租、杂项等5类70项。以民国十九年为基期，采用加权综合指数公式。民国二十七年九月停编。
（2）无锡工人生活费指数。实业部统计处派人于民国十九年一月开始调查编制，以民国十九年为基期，代表品包括食物、服用、燃料、房租、杂项等物品共63项。采用加权综合指数公式。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停编。
2．战时新编及续编的各种物价指数。
趸售物价指数：
（1）重庆趸售物价指数。民国二十六年一月起，由经济部平价购销处主编，代表品包括食物、衣料、燃料、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杂项6类92种商品。基期定于民国二十六年一月至六月，采用简单几何平均公式。
（2）安徽屯溪趸售物价指数。民国二十六年一月起，由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编制。以民国二十六年为基期，采用简单几何平均公式。代表品包括食物、衣料、建筑材料、矿产、杂项5类共71种商品。
（3）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制的趸售物价指数。民国二十九年九月开始，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调查重庆，成都、贵阳、西安、昆明、梧州、桂林、吉安、常德、万县、天水、香港十二处的食物、纤维、燃料、五金、木材、杂项等六类共22种商品的价格，以编制指数。调查日期为每月五日、十五日、二十五日。如调查上报的物价有疑问，须派专人前往查询核定。采用连环基期。公式为加权几何平均。权数为各种商品的交易量同重庆、上海两地之平均基价相乘所得之总和。
（4）主计处统计局指导各省市统计机构编制的指数。为了观察货币购买力的强弱与生活费用变动的趋势，供审编预算及调整工资之参考，主计处统计局于民国三十一年在重庆制定物价调查与统计方案，以指导各省市统计机构办理趸售与零售物价指数。物价调查分三部分进行：第一，市场概况调查；第二，现时价格调查；第三，已往价格的追查。调查日期为本月五日、十五日、二十五日，以三日的价格平均数代表当月价格。调查地点，抗战时期为重庆、成都、西安、兰州、贵阳、昆明、桂林、耒阳、吉安、康定等10城市。指数的编制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开始，当月指数于下月十日发表。基期定为民国二十六年一月至六月。采用简单几何平均公式。趸售物价指数的代表品包括食物、衣着，燃料、金属、建筑材料及杂项6类５0项；零售物价指数的代表品包括食物、衣着、燃料及杂项4类50项。以上按城市编制的地区指数，再分别以战时首都重庆、战后首都南京为基地，折算各城市指数，最后以各城市指数的简单几何平均，求得全国趸售物价总指数和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此外，少数地方统计机构在与主计处合作办理全国各地战时物价调查外，还各自举行趸售物价调查并编为指数，如西安、昆明、兰州等地，其公式均为简单几何平均。
抗战胜利后全国后方各省市继续与主计处统计局合作办理各省市的趸售与零售物价调查，编为指数。除前述后方的10个城市外，又增加了上海、南京、青岛、北京、天津、汉口、杭州、合肥、镇江、长沙、南昌、开封、太原、福州、济南、广州、台北等17个城市。
零售物价指数：
（1）重庆零售物价指数。由经济部平价购销处编制，以民国二十六年一至六月为基期，代表品包括食物、衣料、燃料、杂项4类60项。采用简单几何平均公式。
（2）安徽省屯溪零售物价指数。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开始，由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编制，代表品包括食物、衣料、燃料、杂项4类49项。采用简单几何平均，基期为民国二十六年一月。
（3）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制的15城市零售物价指数。
生活费指数：
（1）社会部统计处主编之工人生活费指数。该处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起，根据后方各城市调查报告的资料，以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为基期，采用综合指数公式编制重庆、成都、自贡、乐山、内江、万县、西安、兰州、桂林、衡阳、曲江、吉安、南平、贵阳等地的工人生活费指数。抗战胜利后，自民国三十五年一月起，社会部统计处仍根据选定各城市之报告资料，以民国二十六年一月至六月为基期，采用综合指数公式，分别编制南京、上海、北京、天津、青岛、重庆、汉口、广州、成都、西安、兰州、昆明、贵阳、杭州、镇江15个城市的工人生活费指数。
（2）公务员生活费指数。主计处统计局于民国三十年七月制订重庆市公务员生活费指数查编办法，汇编该年四月以后的重庆市公务员生活费指数。
同年八月，主计处统计局又制订各省重要市县公务员生活费指数查编办法。各省市政府统计机构按月查报规定的生活用品价格，以电报报告主计处统计局，以供编制各重要城市公务员生活费指数。所编指数的基期为民国廿六年一月至六月，采用综合指数公式。查报地点，抗战胜利前为重庆、成都、阜阳、云和、立煌、泰和、耒阳、永安、曲江、桂林、昆明、贵阳、康定、恩施、西安、兰州16处。均按月编成指数。抗战胜利后的查编地点为27个城市，与趸售、零售物价指数的地点同。
六、运输统计
（一）铁路统计
民国成立以后，铁路属交通部路政司管辖。由于我国铁路除京绥一线外，其他各条线路皆借用外国资金建筑，故其包括会计、统计的全部核算权均由外国资本家掌握。有关的统计核算，因各线路的从属国家不同，内容也不相同，不能综合比较。民国二年交通部设立统一铁路会计委员会，拟定铁路会计、统计的年报格式，令各路依式造表，由部方汇总，每年一次。其中有关统计方面的分为管理、车辆、客运、货运与财务五部分。这些统计与公路、电政、邮政、航政合编为交通统计图表，直至民国十二年，每年一册。民国十七年，交通部综合科编有《民国十六年中华民国交通统计图表》。民国十八年，交通部总务司第六科编有《民国十七年中华民国交通统计图表》，内容与民国十二年以前的雷同。中间缺民国十三年至民国十五年数字，所以后述统计图表的末端附有这几年的铁路、公路、电政、邮政、航政各种资料的每年总数，以资联续。民国十七年后，则每年编有交通年报。
交通统计年报中铁路部分的数字，由铁路管理局依照公务统计方案中规定的表式填报，由交通部统计处核编，并加编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六年每月的运价指数与物价指数。该指数以民国二十六年上半年为基期，采用简单算术平均公式，以比较物价与运价的变动情况，最后造送主计处统计局。
（二）公路统计
国民政府成立后，直至民国二十四年，交通部统计处才根据公路总局造送的材料，整理汇编了民国二十四年至民国三十六年六月底的登记过的汽车辆数，国营公路现有车辆数与营业里程；民国二十四年至民国三十六年的公路运输状况，如客运人数、延人公路、货运吨数、延吨公里、公路员工人数、收入与支出等。
民国二十一年六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统计处负责调查全国内地22省公路干支线名称及里程，分已成、建筑中与已勘测三类。调查资料于民国二十二年出版，名为《全国公路干支线名称及里程》。
除中央政府级所属机关办理公路统计外，全国各省市政府、社会团体也整理编印了不少公路统计资料。
七、教育、社会及卫生统计
（一）教育统计
国民政府成立后编有下列统计：《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全国高等教育统计》，《民国十八年全国大学生统计》，《民国二十年全国高等教育统计》，《民国二十一年全国高等教育统计》及民国三十六年编的《历年全国教育统计简编》等。民国十七年度的《全国中等教育概况》，民国十八年度的《全国中等教育统计》及《历年全国中等教育简编》。民国十八年度、二十年度《全国初等教育统计》，民国二十六年编的《历年全国国民学校及小学统计简编》，民国十八年、十九年《全国社会教育统计》及民国三十五年度的《全国社会教育统计简编》。民国二十年，教育部开始编辑《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载有民国二十年及以前全国高等、中等及初等教育统计，比较详尽。
上述各类统计的内容有：
高等教育：（1）全国专科以上学校的设置；（2）全国专科以上学校院科系的设置；（3）全国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4）全国专科以上学校的教职员数；（５）全国专科以上学校经费数；（6）出国留学生数。
中等教育：（1）全国中等学校数；（2）全国中等学校学生数及毕业生数；（3）全国中等学校教职员数。
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1）小学在校学生数；（2）小学毕业生数；（3）教职员人数；（4）全国失学民众受补习教育人数；（5）民国二十五年后各年全国幼稚园数。
（二）社会统计
人民团体的组织。民国二十九年，社会部改隶行政院，主管全国人民团体的组织与督导工作，并于民国三十一年举行全国人民团体总登记，至民国三十二年底各省市先后办理完毕。抗战胜利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社会部颁行收复地区人民团体总登记办法。此后即令行收复地区省市办理登记工作，至民国三十六年六月完成。
社会福利事业。主要内容有：（1）全国救济机关与团体；（2）农民福利设施之发展；（3）全国儿童保育设施单位数；（4）全国社会服务处数；（5）全国职业介绍机关数。
合作事业。民国二十九年八月行政院将合作事业管理局改隶社会部，社会部根据合作事业管理之材料，编制有下列资料（1）全国各种合作社数、社员数及股金数；（2）合作社历年进展比较；（3）农业合作社业务分配；（4）工业生产合作社业务分配；（5）全国合作社贷款。
（三）卫生统计
1．医事人员统计。
（1）医事人员登记。民国二十二年内政部曾披露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一年全国登记医事人员的统计数字，中央卫生实验处复按医事人员的籍贯，性别、年龄、毕业学校等加以统计。卫生署统计室又根据医政司医事人员登记的资料，加以整理统计。
（2）政府机关的医事人员。卫生部直属卫生机关、省市级卫生机关以及县市级卫生机关的医事人员皆须向中央卫生行政主管机关办理登记。截止民国三十五年，医师、药师、护士、助产士、药剂员、检验员、卫生检查员、医护佐理员、其他技术员共为32 024人。
2．医疗防疫统计。医疗设备的统计，内政部卫生署曾于民国二十年调查各省医院及其病床数。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生命统计室于民国二十二年二月起，制订调查表，分发各大城市的卫生行政机关调查填报。截至六月止，寄回表格的有26个城市。
从民国十八年开始，卫生部及由该部改组的卫生署按月调查全国法定传染病情况，由各市卫生机关按月报告。由于报告表上仅以符号表示法定传染病的有无及其盛行情况，而未报告实际数字，汇总颇为困难。
主计处统计局曾将南京、上海、北平、青岛、杭州、广州、汉口、天津八市从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三年三、四月的人口死亡原因分别编为按职业与年龄分组的两个表，载于民国二十四年辑《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卫生类。
卫生部统计处根据全国联合防疫处等机关报告的材料，编有传染病人数一表。时期为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载于《中华民国统计年鉴》。
3．药品制造统计。卫生署统计室据卫生部所属各制药厂、麻醉药品经理处与中央生物化学制药实验处报告之材料，编有下列统计表：（1）普通药品产量，自民国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2）历年麻醉药品产销数量，自民国二十四年至三十六年。（3）生物化学制品数量，自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
八、司法统计
民国六年，司法部编印《中华民国三年第一次民事统计年报及刑事统计年报》，以后继续编印直至民国十二年。民国七年，大理院编制大理院第一次简明统计表。民国十二年编印大理院第二次增订简明统计表，内容为：（1）大理院的人事、经费；（2）大理院处理民事与刑事案件的简单统计；（3）处理民国元年至十年各项案件完成期限的统计。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国民政府司法院秘书处印行民国十八年司法统计。此后，司法行政部继续刊行民国十九年度与民国二十年度司法统计。司法行政部统计室编印民国二十三年司法统计。
司法统计分司法机关、民事案件、刑事案件、监狱管理、行政诉讼及其他五部分。其资料来源，系各级法院登记的资料，编为民刑事月报，逐级汇报上级司法机关，直至司法行政部，再由该部的统计组织编为统计报告，造送主计处统计局。其中一部分发表于《中华民国统计年鉴》。
九、地质统计
民国元年，工商部制定调查表式，要求各县知事查填具报，由民政厅转报工商部。工商部与农林部合併后，由农商部统计科编为农商统计表中的矿业统计。
民国二年，工商部地质调查所主持正太铁路沿线及滇、川、黔边界的地质调查事宜，地质调查所改隶农商部后，致力于我国纯粹地质与经济地质的调查工作，于民国五年出版《中国铁矿志》；民国十年刊行我国第一次《中国矿业纪要》。其后，民国十五年、民国十八年，民国二十一年，民国二十四年分别刊行第二、三，四、五次《中国矿业纪要》。抗日战争期间，又刊行第六、七次《中国矿业纪要》。其中第七次是在民国三十二年印行的。从第四次起，《中国矿业纪要》中特别重视如下方面的统计：（1）全国煤矿及其他各矿储量新的估计；（2）已经开采各矿的经济状况；（3）东北三省的矿业情况；（4）西南各省矿业的派员调查；（5）关于各种矿产之储量及矿业经济。
十、统计报告的编制
民国政府的所有统计资料，按其作用和内容可以分为统计总报告、提要、年鉴（年报）、月报、季刊及其他统计公报等。
（一）全国统计总报告
国民政府成立后，根据统计法的规定，主计处统计局应编制全国统计总报告，呈送中央政府以作施政计划之根据。总报告应根据实政要求，提供较为详尽的数字。总报告共分36类，即疆界与地势、地质、气象、政治组织与行政、法制、司法、官吏与考试、监察、外交、人口、劳工、合作事业、教育、社会病态、卫生、保卫、救济、人民团体、土地、农业、林业、渔业、畜牧、矿业、工业、商业、贸易、物价、金融、财政、邮政、电政、公路、铁路、航政、水利及公用事业。第一次全国统计总报告于民国二十四年完成。第二次全国统计总报告于民国二十八年完成。以后自民国卅一年至卅六年，每年均有编印，先后共八次。
除全国统计总报告外，各地方政府也要求所属统计机构编制各该地区统计总报告，如上海市政府统计处的《上海市统计总报告》。
（二）统计年鉴
根据统计法规定，主计处统计局应按全国统计总报告的内容，汇编《中华民国统计年鉴》。民国卅六年，国民政府战后行政工作次第恢复，全国统计机构已基本设置，统计局于民国卅七年编辑出版《中华民国统计年鉴》。全书434页，分为地理环境、政治制度、人口、农林牧渔业、水利、矿与矿业、工业、商业与物价、国际贸易、地政、财政、金融、交通、教育、卫生、社会、司法、考铨、侨务等20篇，内容为文字与数字并重。各项材料，自民国十六年至卅六年12月止。
（三）统计提要
从全国统计总报告中，摘录可以公布的部分，编为统计提要公开发行。
1．《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二十四年辑）》。这是主计处统计局成立后第一次编制发表的统计提要。全书共1 24 7页，分36类（同第一次全国统计总报表），330表。每类资料前均有引言，扼要说明该类资料的搜集方法与范围及参考书名单。
2．《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二十九年辑）》。全书280页，资料分为9类：土地与人口、生产事业、商业、货币金融、财政、交通、教育、政治与国际比较，共编为192表。中英文并重，以供国际宣传之用。并编有国际比较一表，便于国人参考。
3．《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三十四年辑）》。共18 7页，资料分为土地与人口、农业、工商、财政与金融、交通、教育、社会与卫生、政治组织等8类，编为92表。中英文并列。数字除衔接以前各期外，尚着重于最近时期的详细数字。
4．《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三十六年辑）》。共140页，分为土地与人口、农业、矿工商业、财政与金融、交通、教育、社会与卫生、政治组织等8大类，编为80表。
民国时期仅于民国十七年由内政部举行过一次全国人口调查外，从未进行过任何人口、农业与工业方面的全国性普查，故上述统计总报告与统汁提要的数字未能充实。又因为各次提要的资料分类、排列次序前后不统一，而且时有变动，使用时殊感不便。
中华民国其他方面的统计工作
在国民党统治区，除国民政府从事的统计工作外，还有两方面的力量进行了统计工作：（1）有关的高等学校和学术研究机构；（2）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的研究团体和进步知识分子。兹分述于下：
一、高等学校和学术研究机构进行的统计工作
主要有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等单位进行过一些统计工作。
（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所
该所于民国二十八年举行了云南呈贡县人口普查。民国三十一年又举办了环湖户籍示范区人口普查。
1．呈贡县人口普查。调查对象为常住人口；调查项目为姓名、与户主关系、通常住所、籍贯、性别、年龄、婚姻、教育程度、宗教信仰、职业、是否残疾等11项。调查标准时间为3月6日。
2．云南环湖示范区人口普查。该区包括昆明市及昆明、昆阳、晋宁三县。调查对象为常住人口。调查项目同呈贡县人口普查。环湖户籍示范区设38个监察员，管辖33个监察区。监察员大多由该所研究人员担任，目的在于指导调查员，调查员是从当地小学教师中挑选的，共578人。全区共分1 249个调查区，联络员701人，大都由当地保长经过测验和训练后挑选，作为调查员与老百姓的联络人员。全面普查结束后，又按科学性较高的抽样调查方法，随机抽选了部分地区加以调查，以核对调查的准确程度。结果证明由于重复或遗漏造成的错误很小。
呈贡县人口普查和云南环湖区人口普查，是我国近代采用科学方法进行人口普查的典范。此后，根据民国二十九年二月至三十二年六月呈贡县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制成了我国第一张生命表，为我国的人口问题研究作出了贡献。
（二）金陵大学农学院
农业经济系教授卜克于民国十年至十四年，调查了中国山西、河北、河南、安徽、江苏、福建、浙江七省17个地区，2 866户农家经济，编有《中国农家经济》一书。
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二年，该院对河北、江苏、浙江、四川等16省，101个地区，38 256户农家人口进行了调查登记。调查项目为年龄分配、职业状况、婚姻状况、出生、死亡、迁入与迁出等，并编制了统计资料。此外，并在江苏省江阴县举办人事登记。
该院农业经济系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至民国二十五年进行过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分布在全国22个省，308个县。中选地区又划分为若干田场。某地区的样本代表一经确定，即从其中的区、乡、村中物色具有任职资格的调查员及分区调查主任，并选定数村，根据田场调查表，详细调查田场。除田场调查外，还进行了：（1）就中选村及其邻村选取250家农户或以上进行人口调查；（2）就中选村选取20家农户举行食物消费调查。
（三）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民国十八年，该院有选择地对天津和华北的重要工业进行实地调查，并将结果编为《天津地毯工业》、《天津针织工业》、《天津碾米工业》、《中国之棉纺织业及其贸易》、《中国之乡村工业》等六本书。该院还先后编制了各种对外贸易指数，计有下列4种：
1．进口或出口物量或物价未调节指数。以计算年（报告期）进口或出口物量或物价除以基年进口或出口物量或物价，所得百分率即为所求指数。该指数分为四种：（1）进口物量未调节指数；（2）出口物量未调节指数；（3）进口物价未调节指数；（4）出口物价未调节指数。
2．进口或出口物量或物价调节指数。以趋向线为中心，求得进口或出口量值，再由常态趋势之离中差来表示贸易对常态的差率。分为下列四种：（1）进口物量调节指数；（2）出口物量调节指数；（3）进口物价调节指数；（4）出口物价调节指数。
3．总交易率指数。将出口物量指数除以进口物量指数。
4．净交易率指数。计算公式为：
净交易指数＝× 100％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于民国十六年编制天津市对外（英、美、法、德）汇率指数。基期原定为民国二年，最后改为民国十九年。采用综合指数公式。权数原用计算期（报名期）前一年对各该国的贸易值，从民国二十一年起改用对各国的贸易值按海关发表的汇兑率折成外币后分别作为权数。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还编有：（1）华北批发物价指数。方法为按指数包括的商业，将调查所得天津和北平两地物价加以平均。从民国十七年起按月查编。基期定为民国十五年。民国十八年后代表商品共为12 7项。计算公式，民国十七年至三十五年为简单算术平均数，民国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为简单几何平均数。南开大学是我国高等学校中最早编制物价指数的学校。抗争爆发后，曾先后编有重庆趸售物价指数，重庆工人生活费指数、重庆工务人员及教职员收入指数等，抗战胜利后迁回天津，即恢复以前停编的各种指数。（2）天津市工人生活费指数，从民国十五年一月开始编制，以民国十五年为基期，指数编制的代表物品共37项，分为食物、衣着、房租、燃料与杂项共五类，计算公式为加权算术平均，权数为天津市132家手艺工人平均每家消耗的各种消费品在总支出中所占百分数。抗日战争时期停编，抗战胜利后继续编制。
此外，尚有李景汉等人在河北定县作了多年的社会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民国十三年编印的《定县社会调查》，对定县人口总数、分布、年龄、性别、家庭规模与亲属间的关系、婚姻状况、职业、宗教、健康与卫生、农民生活等诸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该会还于民国十七年举行了定县农业调查，编有《定县社会概况》一书。北平社会调查所于民国二十年一月起编北平工人生活费指数，以民国十五年为基期，代表品有38项，采用加权综合指数公式，权数是48户工人家庭调查所得的平均消费量。
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的研究团体和进步知识分子所做的统计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统计调查工作，在国民政府统治地区，放出了异彩。这些统计调查，在密切配合当时的革命运动，密切配合党的政治斗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调查，掌握了农村各阶级的土地分配和各种封建剥削的大量事实，有力地驳斥了乡村改良主义运动否认中国存在封建剥削，美化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谬论。这主要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及其会刊《中国农村》所做的相当数量的统计调查工作。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它是和陈翰笙的工作分不开的。陈翰笙原在共产国际农民研究所工作。1928年回国后在蔡元培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所属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实际领导工作。他主张根据实际的调查材料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而不主张发表空洞的议论。他物色了一批进步的青年，先是在东北农村进行了调查，揭露了军阀统治下农民的悲惨境遇，接着，又选择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番禺等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区进行了全面的农村经济调查，掌握了农村各阶级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大量封建剥削的事实。1932年和1933年，他以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合法名义对河南、陕西、江苏、浙江四省农村经济的情况进行了调查。1933年他还调查了河南、山东、安徽的烟草产区。1934年，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资助下，他在广东进行了更详细的调查，同时要薛暮桥带领广西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进行了广西农村经济调查。1940年他在云南西双版纳调查了傣族的土地制度。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于1933年建立，1993年10月出版会刊《中国农村》月刊。陈翰笙当选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统计调查工作是密切结合当时的革命运动，同党的政治斗争紧密配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正确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当时国民政府统治区流行着种种谬论，它们反对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思潮，有的美化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有的说中国已经没有了封建剥削；有的甚至说中国已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取消了。当时党的地下刊物虽然对此进行了驳斥，但是缺乏大量的有说服力的材料进行有力的批判，陈翰笙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所进行的农村经济调查，以具体生动的事实资料，对上述种种谬论给予了有力的回答。这些调查，在国民政府统治的广大地区就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进行的农村经济调查不但取得了十分有用的资料，他们进行农村经济调查的方法也是很科学的。他们运用了概括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每调查一个省，先作概况调查，把全省分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几个地区，从每个地区中选出一二个有代表性的县，再从这些县里选择其中几个村进行全面调查。在无锡、保定和番禺的调查，对每个县都调查了1 000多户，对省的调查则更为广泛。由于调查点具有代表性，而对每个点的调查十分具体细致，因而能够全面深入地揭示中国农村经济的复杂情况。在人力组织上，不仅依靠骨干分子，而且尽量在当地吸收较多的进步青年，进行简单培训，参加调查。几年中培养了几百个进步青年，造就了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象薛暮桥、王寅生、钱俊瑞、孙冶方、张锡昌、姜君辰、秦柳方等，都是在陈翰笙的带领和培养下开始研究农村经济，进而研究其他经济问题的。
中华民国的统计学术活动
一、西方统计理论的继续传人
中国的统计理论是于20世纪由西方传入的。到了民国时代，已经颇具规模了。
民国二十一年陈炳权出版了译自英文的《统计方法论》。赵文悦出版了英国爱尔豆登兄妹的《统计学原理》。
民国二十二年，陈达出版《人口统计》的专著。其中第二编人口数量，比较系统地概述了当时西方国家人口统计的理论、方法和有关内容，如人口清查、人口登记、人口估计、生命率、死亡率、自然增加率等。
民国二十三年刘迺敬翻译出版了葛来脱的《实用统计学》
民国二十三年，毛起鵕编写的《社会统计》、《社会统计大纲》，民国二十五年曾乐平编写的《社会统计》，沿袭了美国社会统计学派的观点和方法。
民国二十四年李仲衍翻译出版了裘尔德的《统计研究方法》，民国二十七年李植泉翻译出版了鲍莱的《统计学原理》，民国三十一年李黄孝贞、陆宗蔚翻译出版了密尔斯的《经济和商业应用统计方法》，同年徐坚出版了译自美国的《密勒氏统计方法》
民国三十三年，吴藻溪参照日本田井实助《经济统计学要论》，编写了《经济统计学》，传播了后期社会统计学派的观点。认为：“统计学不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而是一种辅助其他学问的研究方法。”理由是：“第一，统计学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但各种社会现象如社会、政治及经济等等，都已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不是统计学独有的研究对象。第二，统计学只能发现社会现象的法则性乃至关联性，不能予以科学的说明。所以它只能成为各门社会科学的有力辅助手段，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但这并不减轻它在科学上的价值。”
民国三十八年，朱君毅翻译出版了亚金和科登合著的《统计方法大纲》。
上述译作中，以密尔斯的观点影响最大，曾被推崇为统计学的范本。
当时，各大学纷纷开设统计课程，所用教材都为国外的原版著作，对教学带来了困难，很有必要出版一些国人自撰的统计学教材。三十年代以后，这类著作的编著出版应运而生。其中较为主要的有：王仲武的《统计学原理及应用》（192 7年），寿景伟的《应用统计学》（1929年），陈其鹿的《统计学》（1929年），郑尧柈的《统计学》（1930年）,周夔的《统计学概要》（1931年），唐启贤的《统计学》（1932年），金国宝的《统计学大纲》（1934年），芮宝公的《统计学概论》（1935年），陈善林的《统计学讲义》（1938年），刘鸿万的《统计学纲要》（1941年），褚一飞的《统计学概要》（1943年），朱君毅的《统计学概要》（1948年），朱祖晦的《统计学原理》（194９年），以及王思立的《统计学新论》，等等。
二、统计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一）对统计报表的认识
民国初期，普查或调查是搜集统计资料的唯一方法，统计报表尚未被认为是搜集资料的适当途径。当时形成一种风气，认为凡需要统计资料，非从事调查不可。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成立之际。当时褚一飞在其所著的《统计学》一书中，进行了以下论述：“过去政府办理统计者，只知有‘调查统计’而忽视‘登记统计’，殊属错误，吾人极宜矫正之。自然界与人类无日不在活动中，欲在此万状纷陈之现象中，求得各种规律与法则，以为吾人活动之鉴戒，自应将各种各色发生事态，加以记录，汇类整理，分析综合，自万变中以求其不变之原理，自异象中以求其共象，如何记录，最为经济，最为正确，此统计学上所当研究之登记方法也。普通将登记法视为调查法之一种，殊属不当。实则调查与登记乃收集资料之两种不同方法。人类有文字而后有记载，由记载而产生历史。广义的历史包括一切山川文物、典章制度、学术思想、民族国家之沿革变动有系统的记载。有历史而后，今人可将前人之一切经验，据为己有，今日之文化文明，乃人类历史活动之总和。如何将此宝贵经验，更有效的记载，以为短期的参考，并以传之于后人，此乃登记方法之所以须切实之讲求也。”
由于对统计调查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新的认识，全国各统计机构推行了多种报表制度：民国二十六年，主计处统计局拟订了公务统计方案，并于民国二十七年颁发《拟订公务方案说略》及《公务统计方案举例》，备各机关统计人员制订所在机关公务统计方案之用。其中《拟订公务统计方案说略》是说明制订统计报表制度时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即于制定之前，必须研究所在机关之组织法规、服务法规与业务法规。因为只有了解所在机关的组织状况及上下级机关的层次关系，方能对统计报表的报送程序订得清楚。如该机关无原始业务登记册籍，则应作补充，与有关主管部门协商拟订。如已有原始资料而内容合适者，则订入方案之内。最后根据法定需要与实际状况，订出整理表与报表的具体内容，以表现施政计划执行之成绩、工作效率与各单位费用。经过各机关统计人员的长期努力，民国三十年订成《中央政府公务统计方案纲目》，包括40类，252纲，1 072目（统计表）。40类为历象、土地、人口、政治组织、国务、立法、司法、考铨、监察、外交、侨务、边务、农业、粮食、垦殖、水利、林业、渔业、畜牧、矿业、工业、劳工、商业、合作事业、财务行政、财务监督、金融、邮政、电信、铁路、公路、航务、航空、公用事业、教育、宗教、卫生、社会、救济、警卫。军事统计缺乏科目，因为主计处未能在军事机关内设置统计机构。这些内容于民国三十年经主计处第一次全国主计会议修正通过。这次会议由中央主要机关的代表、中央各机关以及省市政府之主办公务统计人员与有关的学术机关团体的专家参加。《省市政府公务统计纲目》分为28类，《县政府公务统计方案》分为22类，均较中央为少，因为立法、司法、考铨、监察、外交、邮政、航空、侨务、边务、宗教等公务统计均由中央政府办理。
（二）抽样调查的推广应用
随着统计理论的传入，各种统计方法也逐步应用到统计实务中去，并取得了一些成效。
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五年，金陵大学在美籍教授卜克主持下举行了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调查从当时全国的22个省中，按园艺方式的不同，选出168个区，再从选中的每个区中选出一村为代表，按预定方式作详细调查。与此同时，又在选定的村中选出250户农家进行人口调查，选出20户农家进行食物消费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卜克于民国二十六年完成了《中国土地利用》的巨著。
民国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与云南省政府合作，在云南环湖户籍示范区举行人口普查，此后又在该区进行抽样调查，以检验普查的准确性。这是由中国学者主持的、按现代抽样方式进行调查的初次尝试。
民国三十五年，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举行了上海工人生活状况调查。首先进行全面普查，后又从1 582家工厂中抽选出240家工厂作为样本（分别代表40种工业）进行更深入细致的调查，以检验、核实全面普查的结果。
（三）统计指数的编制
民国二十四年五月，财政部驻沪货价调查局分别编制上海输入物价指数、上海输出物价指数。资料较为详实，编制方法亦较科学，倍受各方嘉许。
此后，各地有关机关编制指数者日多，许多学者个人为研究的需要，也开始编制各种指数。最早是由唐启贤编制的“1867年至1922年的中国批发物价指数”。稍后有金陵大学卜克教授偕同该校学生编制的“187 5—1923年中国农村物价指数”，孟天培与燕京大学教授甘布尔合编的“1900—1924年北京零售物价指数。”
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上海、北京、天津的有关机关根据1925年国际统计会议与国际劳工统计会议的分类方法，对不同种类的工人进行调查，采用加权平均法或综合方式，由北京社会调查所，上海社会局和南开大学经济委员会（后改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分别编制三市的工人生活费指数。
民国二十六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制的“天津对外汇率指数”是我国最早的外汇指数。
当时官方或非官方编制的统计指数虽多，但无连续性。自民国二十八年以后，各级部门机构先后刊行30多种统计期刊，大都载有各种物价指数，但大都两、三年即行停刊，有的甚至只印一二期就不能继续。但主计处统计局的《统计月报》维持至新中国成立。南开大学的统计期刊，尤以华北物价指数闻名，一直编制到新中国成立之时。每期同时刊有六种指数汇编，常为学术界引用，其中物物交易率指数是一种贸易条件指数，在我国尚属创举。
二十年代以后，中国统计界开始对指数理论进行探讨。民国二十四年，金国宝在其所著《物价指数浅说》中介绍了费雪的指数；从事上海货价调查局的赵人俊编写了《物价指数论提要》；主持财政部驻沪货价调查局的盛俊编著了《生活费指数编制法说略》等。其他许多统计界人士发表了许多论文。这些专著、论文分别介绍了指数的编制方法，如选样、分类、时期、权数等。随着指数理论的发展，指数的应用范围也日益扩大。
三、中国统计学社的成立及其活动
（一）中国统计学社的成立
民国十九年二月，中央及首都各机关的统计工作者在南京中央大学礼堂召开中央统计联合会，部分与会者考虑到统计是一门系统完整的新学科，用途颇广，而我国对统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与应用，很不普遍，人民群众缺乏统计知识，亟待宣传，因此，应即组织统计学术团体，以推动对统计的研究与宣传工作的开展，促进学科的发展。与会人员一致同意，着手筹备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统计学术团体，定名为“中国统计学社”。经过准备，同年三月九日，在南京中央大学召开“中国统计学社”成立大会，到会者20余人，推朱祖晦为临时主席。讨论简章后，当即选出金国宝、朱祖晦、王仲武、陈炳权、刘大钧、陈钟声、朱彬元七人为社务委员，负责社务进行。三月二十一日，在立法院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出席全体委员，决议推刘大钧为主席，金国宝为副主席，并推孙极、赵人俊、刘廷冕、刘迺敬、吴大钧、陈其鹿、金诵盘、盛俊，何廉等九人为编辑。
据社章，中国统计学社的宗旨是：（1）研究统计学的理论及方法，（2）赞助及促进国内外统计事业之发展。
社章规定，该社还有分社的组织，凡在同一地方有社员五人以上者，得设立分社。当时，如武汉、昆明就曾有湖北分社和云南分社的组织。
（二）研究与宣传工作的开展
中国统计学社的社员常把平时研究的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在学社年会上宣读，并在学社出版的各种刊物上发表。学社出版的刊物计有：
1．《统计论丛》。民国二十三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
2．《中国统计学社学报》，民国二十六年出版。
3．报纸上的专刊。中国统计学社每年举行年会时，均在年会所在地的报纸上刊出《中国统计学社年会专刊》，以资宣传。
此外，学社还组织人员定期举行“统计名词”的审定与出版，以便翻译英文版统计书籍时的参考。
四、参加国际统计学术会议
民国十九年，中国首次派刘大钧为代表参加第十九届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统计学会特别大会。刘大钧递交的论文为《中国之统计事业》。
民国三十六年，中国派代表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国际统计学会。中国政府的正式代表为朱君毅和金国宝，特邀代表有刘大钧、陈达、刘彭年、唐培经四人，他们从这次会议起即成为国际统计学会的普通会员。我国代表的论文题目是：朱君毅的《中国政府超然统计制度》，金国宝的《四川九县户口普查》。会议之后，我国统计界在国际统计学术会议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
五、统计人员的培训
民国时期，特别是三十年代以后，我国各大专院校纷纷开设统计课程。一大批学者从事这门学科的讲授，使统计知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与应用。
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政治学校和南开大学设立的统计系，在广州成立统计专修科。它们都从中学毕业生中招收学员，经过四年或二年半的学习，分配至各机关工作。主计处在政府各级机关设置统计人员后，中央政治学校计政学院又设立统计班，招考大学毕业生，经过两年的培训，由主计处直接与计政学院商洽，分配到各统计组织担任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除中央大学原有统计系外，复旦大学商学院设立统计系，重庆大学商学院设会计统计系。此外，教育部委托中央政治学校、复旦大学与重庆大学合办统计专修科。同时考试院举行的高等考试和普通考试，在录取公职人员时，均包括统计人员一类。但应考的人数不多，录取的人员亦较少。
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统计工作②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调查统计机构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领导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曾经在可能的条件下，建立过一些调查统计机构，进行过一些调查统计工作。
在工人运动的调查统计方面。1922年9年，粤汉铁路工人成立了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其中设有调查部，在当年俱乐部联合会领导的大罢工中，调查部起了显著的作用。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了调查统计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会章》规定，工会每月应将人口、会员数、职业情况、病况及罢工情况等造具统计表册，并调查罢工事实之经过；还要编制劳动状况、就业、失业情况等统计表。
在农民协会的调查统计方面。1923年1月，广东省农会执行委员会设有调查部。1926年5月，全省代表大会通过的《广东省农民协会修正章程》中规定，要负责“调查及统计乡中农民生活及教育之状况”。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会代表大会，在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案中指出，宣传部的任务是：“实行农村的调查工作，如土豪劣绅等租率、利率、物价、地价、工资、农村社会组织与实际情形。”
（二）调查统计工作
1．调查工人的状况。
毛泽东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从上海回到湖南，负责组织建立中共湖区委员会，并担任书记。为了组织领导工人运动，毛泽东首先对长沙工人的组织状况和思想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1921年9月至1922年冬，毛泽东先后四次到安源煤矿调查，了解煤矿的历史，了解工人同资本家矛盾的具体表现，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状况，发动和指导工人运动。
毛泽东在调查和指导安源工人运动的同时，对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工人运动进行了调查和指导。为了发动组织水口山工人运动，1921年冬，毛泽东曾指示衡阳党组织应以水口山为重点，到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夏，毛泽东亲自到水口山同工人一起劳动，了解工人的劳动条件。他又深入到工人住的草棚里，了解工人的生活条件。1922年12月，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举行大罢工。罢工胜利后，毛泽东立即派人去水口山详细调查工人俱乐部，罢工情况，工人的情绪等写出了《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纪实》，报告党中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于1923年11月汇印成册。
1925年，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等四大团体，发起召集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会上调查统计了大会的情况：代表计有281人，代表工会166个，共代表有组织的工人54万人。它显示了工会力量的强大。
在工人运动中，各地工会组织进行了许多统计，每次罢工都进行了罢工统计。中国共产党在每次工人阶级的斗争中，都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来实现正确的领导。
2．考察农民的斗争。
1923年6月，海丰发生了水灾和风灾。对此，广东省农会调查部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的结果，农会作出了减租的决定。
1925年春，毛泽东因病回到韶山休养。他一边养病，一边广泛接触群众，深入贫苦农民的家庭，对韶山地区农村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农民的革命要求，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写了许多调查笔记。毛泽东在组织领导湘潭韶山一带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收集了许多关于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材料，以这些材料为根据，再加上在湘潭西乡同佃农张连初交谈所得情况，假定了一户佃农，具体分析了其生产和生活情况，以及不能进行再生产所发生的后果。毛泽东假定的这户典型佃农，是在经过调查，掌握了许多个别佃农的材料后，作了有根据的科学假定，数字也是可靠的。他用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从假定的一户典型佃农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出发，得出了中国佃农状况的一般结论。这个调查材料，1927年3月以《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这是目前保存下来的毛泽东用文字写成的最早的一篇调查材料。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毛泽东从广州到上海担任中央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在这期间，毛泽东对江苏、浙江两省的农民进行了考察，广泛收集了崇明、江阴、无锡、丹阳、青浦、泰兴、泰县、慈谿等地农民状况的材料、写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发表在1926年10月出版的《向导》周报第179期上。文中指出，我们从这些县得到的小部分材料，已足证明江浙农民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富庶无多痛苦的农民了。毛泽东还对当时全国土地占有情况作了调查，从中了解到，占农村人口10％的在乡地主、富农、宫吏，在外地主和高利贷者，总共占有中国所有可耕地的70％。中农占15％。但占农村人口65％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只占全部可耕地的10％到15％。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然而却遭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诬蔑和攻击。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行程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把这次考察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个报告，真实、具体地记录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成为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
3．广州农讲所学员的农村调查。
1926年，毛泽东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届学员来自全国20个省，共300多人。这些学员大部分是工人、农民、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他们对本地农村情况非常熟悉。毛泽东把这些学员作为调查对象，向他们了解各地农村各方面的情况，获得了丰富的能够反映全国农村情况的调查材料。
除了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外，毛泽东还指导和组织学员进行农村调查，训练学员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去认识农村阶级关系，解决农民运动中的实际问题。农讲所根据学员所在的地区，分别组成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毛泽东根据自己掌握的农村实际材料，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为研究会拟出了36个调查项目。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研究会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收集农村各方面的材料，集体讨论分析，使学员们加深了对农村各阶级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认识，学到了如何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提高了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为了使学员掌握实际的调查研究方法，毛泽东组织学员分别到海丰、韶关等地农村进行调查。毛泽东对学员们调查研究的成果极为重视，将一部分调查报告和调查材料，编进《农民问题丛刊》中出版。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建立中央苏区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周密系统的社会调查，包括军事方面的，农村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也包括城镇商业方面的。
（一）红四军的调查研究工作
在井冈山时期，红军中普遍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红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规定下来。1929年9月以前，红四军的调查研究工作已经经常化。1929年9月1日，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时曾经讲到过这个问题。他说，红四军的调查研究工作：一是把调查研究列为通常工作。红军游击队到达某地以后，先必须做调查，然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二是调查研究工作是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的。调查研究工作必须由军官及党代表负责。三是，由政治部制定一个调查表，并规定了调查的基本项目，如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当地经济生活、工价、物价、土地分配情形，地主、富农、中农、贫民等土地分配的百分比，当地土特产品，以及地形观察、交通河流测量等项目。中央军委听了汇报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了指示信。信中充分肯定了红四军调查研究工作的成绩。指出：“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过去有许多调查成绩，因没人统计以至放弃，甚属可惜。前委应指定专人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
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十分明确地把调查研究工作写进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中去。决议特别强调要教育“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1930年6月，红四军政治部发布了《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在这个纲领中，对部队各级政治部的调查研究工作，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并作为一种制度被确定下来了。
军政治部负责制发社会经济调查表，指导各部队的实际调查方法，并督促各部队做成统计，交由军政治部做成总统计。
纵队政治部督促、指导各级工作人员，做实际社会调查工作，并做出统计，汇交军政治部做出总统计。
支队和大队政治委员指挥官兵做社会调查，并把调查情况报上一级机关。
由于有层层的严格规定，大大加强了红军的调查研究工作，使红四军调查研究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为了使调查研究所得的材料正确，真正做到实事求是，1931年4月，毛泽东起草了《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提出了“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什么是正确的调查?怎样做才能使调查所得的材料真实正确，在通知中提出了三条要求：
“第一，必须建立对这一工作的深刻认识，看清楚这一工作的重要，才会以大力注意。
第二，调查的人要不怕麻烦。调查这一乡，必须找到他们的分田的人口和土地调查本子，找到这一乡经手分田的土地委员和熟悉这一乡情形的人，先把每一家的阶级成分和每一亩田为哪个阶级占有（属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分别清楚，再用硬算的办法统计清楚，按照实际数目填写上去。
第三，上级政府派出去指导的同志和政治部负责任的同志，须将两张表格的内容及调查时要注意之点，详细向执行这…工作的同志说清楚……。”
（二）以城镇商业为中心的寻乌调查
在土地革命初期，红军的调查工作偏于农村。随着一些城镇的解放，迫切需要了解城镇中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以便及时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管理城镇。为此，1930年春，毛泽东在寻乌进行了一次调查。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对象的选择范围比较广泛。从职业上，有县区乡的干部，有普通农民、工人，有做过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的，有农村穷秀才，有小学教员，还有当过兵、做过小生意的。从年龄上，有老年、中年、青年。在调查时，毛泽东采取了登门访问，直接观察和开调查会的方法。开会时，毛泽东亲自主持、亲手记录，亲自提问题。除了开调查会外，还做了20多天的实际调查，深入到商店、作坊、集市，找商人、工人、小贩、游民谈话，还到城郊农村，同农民一边干活，一边调查，广泛了解各行各业群众的生活和思想状况。
《寻乌调查》八万余字，除“前言”外，分为九章三十九节。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状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分析。毛泽东不仅调查了农村，还第一次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特点。毛泽东的这次调查，不仅具有实际意义，为当时的工农政府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等许多方面的政策提供了依据，而且具有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为后人研究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的近代经济、政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具体的历史资料。
（三）调查研究和反对本本主义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调查的同时，写了《调查工作》一文。1964年6月，《调查工作》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多年从事和倡导调查研究工作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在思想理论上宣传和阐明了调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和科学方法。他从认识的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科学论断。他认为，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各种必要材料，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才能取得正确的认识，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措施和办法。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就调查工作的目的、对象、内容和方法，以及技术上的一些细节作了详细的说明和介绍。他强调指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和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的斗争策略。他告诉我们，要作好调查，必须开好调查会，参加调查会的人，要有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调查题目，要有不同职业的人参加。参加的人数要按照实际情况来定，但至少需要三个人。调查的人事先要准备好调查提纲，按照纲目发问，要自己口问手记。要同与会者一起讨论，开成一个讨论式的调查会。他非常强调领导干部要亲自出马作调查，而不能单靠书面报告。
（四）对兴国八户农民的调查
1930年10月，毛泽东从兴国县送来当红军的农民中找了八个人，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主要了解土地斗争后农村的经济和政治情况。1931年1月，毛泽东对调查材料进行了分析整理写成了《兴国调查》。《兴国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八户农民。毛泽东深入调查了八户农民的土地、财产、收入、支出、人口、劳动力、婚姻、文化、政治地位、对革命的态度等。为了研究土地斗争后农村的变化，毛泽东首先调查分析了兴国县永丰区旧有的土地关系。广大的贫苦农民，不仅占有的土地很少，而且还要受各种形式的剥削。在永丰区就有三种剥削形式：（1）地租剥削，一般为50％，高的达60％。（2）高利剥削，包括钱利、谷利、猪利、牛利、油利、当利、盐利等七种。（3）税捐剥削，主要是钱粮税捐。
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介绍了所使用的调查方法，这就是首先提出若干问题的调查纲目，向参加调查会的人逐一发问。同时，和到会的人一起讨论，把讨论和意见归纳起来提出某一问题的结论或解决办法，再征得到会人的意见，大家同意，就把结论定下来。如某一问题会上作不出结论，也提不出解决办法，就把意见记下来，作为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调查会，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由于开得生动、活泼，到会人毫无拘束的感觉，有时开会到深夜，大家也不觉疲倦。
毛泽东根据这些调查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缘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五）根据地的其他调查统计工作
在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工农红军连续获得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曾发表了下列的战绩统计：从1931年到1933年，正规红军（地方军未计入，1933年统计不完全）三年来的成绩，总计：击溃敌军75万名，消灭31.6万名，俘虏19.6万名，缴获武器16.57万件，无线电19架等。
1932年革命根据地对于红军优抚工作的调查统计曾经作过如下的具体指示：
1．以区为单位，立即调查本区内充当红军的人。这些红军中家庭的人数，土地多少，能劳动的人多少，缺乏劳动和不足劳动的有多少，统计起来抄成两份，一份自存，一个交县苏维埃。
2．红军各军和独立师及脱离生产之地方武装，由政治部及政治委员负责，将所有队伍中指挥员、战斗员及一切工作人员的姓名、年龄、籍贯、家庭状况详细登记，汇报于革命军事委员会或当地苏维埃政府。
3．红军中以前牺牲了的战士，尽可能调查清楚，汇报军委或地委或地方政府。
4．对红军中还留有参加反革命组织者或自首自新分子，均须区别阶级成份和首要及附和，以便决定对他们的土地进行处理。
5．对红军进行对照工作。
6．对于实行优待条件之重要问题，在目前是动员群众，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和耕种红军公田；还应由区政府依照调查的名册，将该区内各红军战士家属之无劳动力或缺乏劳动力的数量加以总计算。各需要义务劳动多少，然后统计全区内各乡的劳动力多少，适当分配某地工农群众帮助某地之红军家属耕田及耕种公田。
7．公田以区为单位统计起来，报告县政府，然后统计起来报告省政府，再将全省公田统计起来报告中央政府，再由红军总政治部根据红军外籍人数与各县公田数目，给以分配。一方面报告中央政府交地方政府向各地群众公布，同时向各军战士公布新分公田多少。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调查统计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开展。毛泽东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等地，每到一处，总要认真地调查中国的农村情况，并且根据这些情况制定科学的农村阶级的划分标准，制定土地改革、政治斗争、经济工作等一系列政策。在这一时期，工农革命政府的统计工作开始进行，在军事、财政、农业生产、对外贸易（指对国民党地区的贸易）方面，都进行了不少统计工作。为了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势力，使土地革命落实，1933年党中央根据事先拟定的“阶级成分调查表”发动了广泛而深入的查田运动，各级政府都设有查田的组织和机关，进行查田工作。中央苏区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统计的结果如下：三省共“查出地主6 988家，查出富农6 638家，从这些被查出的地主、富农等手中收回土地317 539亩，没收地主现款与富农捐款共计660 916元……”。1928年为了解当时边区合作事业的发展情况，边区政府曾经作过边区各专区各县合作社概况统计。为了反映苏区人民生活提高的情况，在苏区曾进行过革命前后各地实际工资的调查统计，并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其他方面，如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中也进行了许多的调查统计工作。
根据工农革命政府的调查统计资料，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集的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苏区农业增产的情况：1933年在赣南闽西地区比1932年增加15％，闽浙边区增加20％，并且引用了1933年９月江西、福建两省17个县1 423个合作社的统计资料，作出了“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地位”的结论。
三、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活动，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进入了进一步理论总结和系统化的阶段，在全党范围内大兴了调查研究之风。
（一）《农村调查》一书的序言和跋
毛泽东为《农村调查》写的序言和跋，对我党的调查研究经验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总结。在第二篇序言中，毛泽东阐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十分明确地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高度，阐述了调查研究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心环节。毛泽东在这篇序言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
1．阶级分析方法是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方法。毛泽东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状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
2．眼睛向下，是进行调查研究的根本态度。毛泽东认为，要认识中国社会问题，作深入的调查研究，首先要端正态度。“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3．开调查会是进行调查研究的基本形式。毛泽东总结他多年来调查研究的经验时说：“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毛泽东指出，开好调查会应注意以下几个技术性问题：一是注意调查对象的代表性和广泛性。根据调查内容的不同，可找不同类型的调查对象。在选择调查对象时，一定要着眼于基本群众，使“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只要注意到调查对象的代表性和广泛性，每次到会的人不一定很多，三五个、七八个即够。二是要有调查纲目。调查纲目一定要事前拟定好，做到心中有数。调查纲目的内容一定要注意抓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尽管收集一大堆材料，也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三是开调查会时，一定要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的人展开讨论。
（二）《关于农村调查》
1941年8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全党纷纷开展了调查研究活动，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主要成员是延安女子大学的毕业生。为了提高调查团成员对调查研究的认识，帮助他们掌握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毛泽东向妇女生活调查团作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这篇讲话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以及进行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
没有调查就没有马列主义的创立与发展。要批判地继承以往人类思想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就必须挖掘研究以往的重要的思想资料，特别是研究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的思想资料，这就离不开调查研究。同样，总结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经验，在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斗争中，发现新世界，也离不开调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有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创立。所以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历史已经证明，没有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同样，历史也证明了，没有调查研究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深化和发展。
调查研究能否达到认识世界的目的，不仅取决于立场和态度，也取决于方法是否对头。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十分强调调查研究的方法，并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导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必须自觉地贯彻认识事物的三个步骤：观察，分析与综合。观察，只是认识事物的第一步，它只能形成笼统的认识。要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必须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与综合。分析的方法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之所以必要，就在于它是把整体分析为部分，把复杂的事物分解为简单的要素，然后分别加以研究的一种思维方法，没有分析就无法认识客观事物。但是，分析只着眼于局部的研究，尽管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深化了，但也容易使人们的认识局限在事物的某个片段、侧面和局部。为了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本质，还必须运用综合的方法。综合是按照客观事物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从总体上把握事物，把对象的各个方面、各种因素联系起来，在思维中再现具体的方法。只有经过综合的认识，人们才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把握事物的全貌。
第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调查研究。对立统一规律认为，任何客观事物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构成的，其中必有一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方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调查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材料收集得愈多愈好。但是如果只注意数量，不注意质量，没有抓住反映事物本质的主要材料，就无法达到认识事物的目的。毛泽东说，十样事物，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对立统一规律还认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强调，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必须贯彻抓主要矛盾的原则。他说：“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
第三，运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指导调查研究。
第四，在农村调查中，还必须注意对农村阶级状况作出精确的数量统计和分析，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阶级估量。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样，没有科学方法指导调查研究，“仍旧没有发言权”。这就是这篇讲话的中心所在。
（三）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全党同志经过学习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三篇整风文献和一系列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自觉性，一致认识到，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因而在全党逐渐形成了调查研究之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党中央正式发布文件，设立专门机构，把调查研究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为了在全党深入、持久地开展调查研究活动，1941年8月1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首先对我党建党以来在调查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之处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其次，《决定》指出，党内许多同志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再次，《决定》指出，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办法是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最后，《决定》对开展调查研究的办法作出了具体规定：
1．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2．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3．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第一，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第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业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第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第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第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属之。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4．除中央及各地的调查研究机关外，必须动员全党及政府之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并供给上级调查研究机关以材料。
5．向各级在职干部及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判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
同一天，中央又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具体规定了如下的实施办法：
1．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内设置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作为中央一切实际工作的助手。调查局担负收集材料之责。在晋察冀边区设第一分局，担负收集日本、满州及华北材料；在香港设第二分局，担负收集欧美材料，同时收集日本及华中、华南沦陷区材料；在重庆设第三分局，担负收集大后方材料；在延安设第四分局，担负收集西北各省材料（交西北中央局负责）。政治研究室担负根据材料加以整理与研究之责。内分下列诸组：（1）中国政治研究组。（2）中国经济研究组。（3）敌伪研究组（包括日本、中国沦陷区及其他被日本侵略地带）。（4）国际研究组（包括苏联、欧美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党务研究室担负研究各地党的现状与党的政策，内分下列诸组：（1）根据地研究组。（2）大后方研究组。（3）敌占区研究组。（4）海外研究组。2．北方局、华中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上海市委、南方工委及各独立区域之区委或省委，均须设立调查研究室，专任收集该区域内外敌友我三方面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详细材料，编成材料书籍与总结性文件，成为该局委工作之助手。由于党中央和各中央分局及各省委，都先后设立了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调查研究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调查研究的工作也就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在全党逐渐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
第二，组织各种类型调查团，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活动。
为了使调查研究工作开展起来，当时延安地区，从中央机关到地方组织，先后成立了各种类型的调查团，广泛深入地开展了调查研究活动。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全面考察了陕甘宁边区关于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社、盐业、自给工业、军队的生产事业、机关学校的生产事业，以及粮食工作等问题。在每个项目中，又都作了详细的调查和深入的分析。经过这样一系列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找到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规律，制定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以及公私兼顾等一整套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号召和带动下，各中央局和中央直属机关，以及延安地区的各调查团。深入而广泛地开展了调查研究活动。
第一个大型调查研究组织，是西北局调查研究局的考察团。考察团的成员是西北局调查研究局边区研究室的全体成员，其中有刘澜波、柴树藩、于光远等30多人。调查的对象是陕甘宁边区绥德、米脂特区。调查的内容是政治、经济、党务等问题。调查时间为两个月。通过调查研究，考察团写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材料和调查报告。主要有：米东农业生产一般情况，印斗九保调查统计，印斗二保调查，义合调查，双湖峪调查，印斗高庙山租佃问题调查会记录，印斗乡九保的几个工地纠纷事件，常彦丞的几个租户的调查，常文友家庭调查，绥德考特研究会记录，绥德农民土地问题，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专著的有柴树藩、于光远、彭平合著的《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本书于1942年9月在延安正式出版，是西北局调查研究局考察团的有代表性的调查研究成果。
另一个大型调查团是张闻天任团长的“延安农村调查团”。该团于1942年9月至11月间到米脂县杨家沟作了近两个月调查，写出了《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一书。这本书于1957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公开出版。这本书对杨家沟马姓地主集团的剥削情况、马姓地主集团的形成和发家史，以及租户的变动和借贷关系等作了全面的考察研究。这本书是当时延安调查研究成果的又一代表作。当时，东北局在延安也作了不少调查，写出了不少小册子。如变工队调查，延安南区合作化调查等。
除中央局派出调查团之外，一些中央直属机关也先后派出调查团，开展调查研究活动。中央青委考察团，经过调查研究，写出了《党家沟社会调查材料》、《绥德延家川经济材料》等调查报告。中央妇委组织了妇女生活调查团，主要对沙滩坪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写出了《沙滩坪调查》等调查报告。八路军政治部也成立了100多人的考察团，对抗日战争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中央党校也组织学员到延川等地进行调查，写出了不少调查报告。一些地方机关和个人也开展了调查研究活动。此外，在延安的《解放日报》等报刊上也经常登载和报导一些调查材料。
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同时，陕甘宁边区的统计工作也有了一定规模的发展。例如，1942年边区政府实行全边区的农业统一累进税制。边区政府秘书处集合了中央研究院和延安大学师生8０余人到延安县的姚店、川口、金盘、蟠龙四个区进行了历时三个月的农民经济普查，查清了各该地区的户口、资产和收入等，解决了延安县土地证上所登记的所有权与事实不符，以及土地使用关系上有些人种了别人的地，而另外的人又种了他的地，公地没人管，难民得不到地种，很多地被人侵占，特别是革命前的地主、富农暗中收回已成为公地的土地等十分混乱的现象，为公平合理地贯彻农业统一累进税制提供了全面正确的资料。当时采用的普查方法，不单纯地依靠几张调查表，填上几个数字就算了事，主要是从思想上发动群众，向农民讲清楚清查土地的重要意义。做到政治思想工作与具体调查统计相结合，专业部门组织和广泛发动群众相结合。
1944年边区对农业生产互助组、合作社进行了调查统计。从参加互助组、合作社的户数、劳动力、畜力等情况，以及与过去的比较来看，互助合作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
1943年在陕甘宁边区即有纺织、造纸、采矿、铁业等工业的调查统计。
1944年进行了邮电调查统计，调查了自1938年以来邮电事业的发展情况。
1945年在边区契税委员会设有调查研究股，专门负责研究契税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陕甘宁边区，自1938年即有文化教育统计，到1939年以后，每年都进行文教统计工作。
1942年，解放日报曾发表《建立必要的卫生统计》的社论，强调制定统一的统计方案，指定专人加以短期训练，以便顺利担任各机关的卫生统计工作。
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兴起的调查研究之风，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和深化。调查研究不仅大量运用于战争中，也广泛适用于土地改革、民运等工作中，对推动土地改革和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军事统计，主要集中在战绩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于1947年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战绩公报》，以后逐年发表一次。至1950年6月共发表四次。从军事统计中，说明战争的第一年度结束，我军已歼灭敌人97个半旅，而使自己的正规军由120万人发展为200万人。这一胜利奠定了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从战争的第二年开始，我军已经转入外线作战，到了1947年底，人民解放军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区域内去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进入一个转折点。战争进行到1948年11月，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军兵力下降到290万人，而我军则上升到300余万人，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超过了敌人。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共歼灭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达150万人之多。至此，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已经基本瓦解。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迅速消灭了继续顽抗的国民党部队，并用和平方式解放了绥远、长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和西藏等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清查中国人民在日本侵华战争中遭受的损失，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各种善后调查团，调查内容包括人口、粮食、被服、农具、房屋等。如鲁南、胶东、鲁中三个行政公署的调查结果如下：（1）死亡人数为328 370人（缺胶东）；（2）鲁南被烧毁3 242个村庄，占全部村庄的十分之一；（3）被烧毁房屋3 016 240间；（4）被抢牲口234 676头；（5）被抢粮食80 002公斤（胶东包括被征粮）；（6）被抓壮丁265 590人；（7）残废32 698人，孤儿45 370人……。③
为了保卫解放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党中央大力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1945年在苏北各地组织了一次减租情况检查，采用个别谈话和开调查会的方法。1946年2月，太行区组织了新区生产调查团，组织新区居民生产自救。1946年在东北组织进行了广泛的农村调查，写出了《东北农村调查》一书，对指导东北解放区的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6年5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各解放区进行了广泛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各地党委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例如，1947年3月，太行区党委亲赴各地调查土地改革情况，前后达两个月之久。党委办公室到7个县进行了典型调查。党委办公室研究室还组织了100多个村的调查汇报。对各区执行指示的情况也作了调查，发现有三分之二的地方执行了指示，解决了土地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三分之一的地方执得不够彻底。太行区党委根据这些情况及时加以解决，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对支持解放战争起了很大作用。指示发出后，土地改革运动在1946年内获得了显著的成就。根据1946年10月晋冀鲁豫解放区统计，有2 000万农民获得了土地。根据1946年12月苏皖解放区的统计，有1 500万农民获得了土地。根据1946年10月山东解放区的统计，也有1 500余万农民分得了土地。根据1946年8月热河解放区的统计，农民收回了土地48万亩。根据1946年10月东北解放区的统计，广大农民已经获得了2 600万亩土地。
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根据土地改革方面的调查统计资料，提出划分农村阶级和开展斗争的各种数量界限：“有剥削收入的农民，其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以下者，应订为中农，以上者为富农”，同时，在坚决贯彻党的农村阶级政策和新解放区土改分阶段进行的原则下，提出“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百分之八，人口为百分之十”的界限，保证了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为了制定新的征粮办法，陕甘宁边区财经办事处派出调查组，到解放区土改后的农村，调查农村经济的新变化，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征粮方案。这个方案取消了土改前对付地主、富农的累进税制，实行了比例税制，既照顾了贫农的利益，又解除了中农对发展生产的顾虑。在典型调查的基础上，陕甘宁边区财经办事处又在全边区下属的12个专区普遍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各地调查材料，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土改后农村负担政策的布告，得到了边区农民热烈欢迎，从而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支援了解放战争。
在《太行工业》刊物上，刊有每五日或每旬的物价调查表，并发表物价指数。冀南银行总行自1948年编印《银行月报》，内容极为丰富，并附有统计图表。
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调查研究机构不断充实，调查统计项目和统计资料不断增加。在解放战争接近全国胜利时，在各财经机关及其所属企业、事业内部，一般都在各业务职能机构内设置了专职统计人员，或在秘书机构内设置了专职的统计资料收集整理人员。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则先后接管了原国民党政府及其官办企业、事业单位的经济社会统计资料及其统计人员，从此开始有了专职统计机构和专职统计人员。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提出了党委会必须做到“胸中有‘数”’的思想。他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毛泽东在这里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数量与质量的辩证关系问题，而且阐述了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调查究研是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但是要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不仅要把握客观事物内部的规律性，而且还要把握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不把握事物的数量界限，不掌握事物的基本统计和主要的百分比，就无法认识事物的质量，因而也就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要正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就必须做到胸中有“数”。毛泽东以土地改革为例指出，对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都必须了解。对于何谓富农，何谓中农、有多少剥削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界限。这说明，客观事物的数量界限，是党制定政策的客观依据。没有数量界限，就没有政策。毛泽东把对客观事物的数量分析，引进到调查研究理论中来，说明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更为精确化了。
简短的结论
自民国元年至三十八年，我国政府统计可分为两个阶段：
民国元年至民国十六年为第一阶段，当时政府统计，各机关各自为政，虽有集中的统计机关，但无统筹的统计计划。统计工作零星片断，不成系统。
民国十六年至民国三十八年为第二阶段。其中又可分为两个段落。民国十六年至民国二十年，国民政府统治初期，需要了解国内情况，政府注重统计调查，普遍设置统计机构，在这个段落统计机构虽未集中统一，但统计工作则较第一阶段为多。民国二十年至民国三十八年，为第二段落，在国民政府中设置了主计处，主计处下设置统计局，统计的组织形式已较集中，也做了一些统计工作。但实际情形，仍然是：
第一，各自为政，极不统一。国民政府主计处民国二十四年在一篇报告中写道：“本处成立四载，仅设实业部统计长一员，其余各机关仍少改进。”又说：“各机关统计组织，各系各个分立，无集中汇总之机关，则遇事无从通盘筹维，详密规划。事业之进行，不免重复缺略，易得之统计，重见纷出，烦难之统计，搁置未办。”④其次是没有统一的统计制度和方法，“各机关统计既属各自为政，关于统计之处理，向难得一致的方法。于是，同一调查，而应用之表式不同；同一事项，而时间之起迄互异；同一统计，而整理之方法各别。”⑤再次是数字极不统一。同一时期的同一指标，往往有两三个或更多的数字。例如，民国十八年全国人口数字就有三个，高低相差达4 600万人。其他如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等统计资料，也无一不是这样。
第二，数字不完全、不准确，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举办的一些所谓清查、调查，有不少并不是实地调查，而是各县县长或邮政局长等人估报的。例如民国十八年立法院统计处主办的各县农业概况调查，就是由该处“制就调查表，寄至各县县长及各县邮政局局长，请他们再请熟悉各该县农业情况的人估计数字。”⑥民国十七至年至二十三年内政部进行的所谓人口调查，除对十几个县市作了调查外，绝大部分地区的数字都是估计编报的。⑦主计处统计局在所编《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一书的绪言中说；“我国统计事业落后，各项调查统计数字均感缺乏，尤以土地统计为最。应用现有残缺不全之估计资料，以观察我国土地利用与分配问题症结之所在，当难得极正确之结果。”⑧
数字的包括范围不全，也很不准确，资料歪曲事实的例子也屡有所见。有些城市所编的物价、职工生活费指数，由于所用的商品品种少，代表性差，调查时登录的价格不当，计算方法有缺点，原已不能反映物价和生活费用的真实变动，加上有意捏造，更使之成为剥削人民的工具。民国三十八年临近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物价一日数变。上海市政府所编的生活费指数，就是严重失实的。尽管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发行了若干种统计调查研究书刊，但是实际上这份遗产很贫乏，要据以研究旧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是远远不够的。
有关高等学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做了一些统计工作，积累了一些资料，还对一些从西方国家引进的统计方法，进行了实地试验。但这些统计工作，规模不大，虽或反映了社会现象的一鳞半爪，但没有揭示现象的本质，没有指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至于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的研究团体和个人所做的统计工作，在揭露旧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矛盾，反映人民备受剥削和压迫的情况，论证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提出的革命任务上，确实搜集了不少资料，做出了不少贡献。但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毕竟缺乏系统的、完整的资料。所以毛泽东说过：“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放区的统计，在党和毛泽东的关怀和领导下，获得了广泛的发展，把调查研究推广运用到党的各条战线、各个实践领域中去，使之成为各级领导机关普遍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和经常的工作制度。解放区的调查研究活动，在毛泽东的倡导下，除了搜集、整理各种历史文献资料之外，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亲自深入实际，直接向社会调查，取得第一手资料。解放区调查统计工作的特点是：
一是全党形成了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优良传统。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强了对于历史、环境、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到群众中做实际调查成了一种普遍的风气。
二是每一项调查都有明显的目的性。进行社会经济调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情况，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从而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在这一总的前提下，每一项具体的调查都有明确的目的性。例如，毛泽东进行兴国调查是为了调查农民家庭的经济情况以及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调查，则是为了制定出一系列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等等。
三是以典型调查为主，在条件许可时也进行普遍调查。解放区的调查统计工作，一般都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典型调查，所以就调查本身来说，都能做到周密、详细。但典型调查不能超出它所适用的范围，所以在条件许可时，也注意搜集全面的统计资料，把典型调查和全面统计结合起来。早在1941年，解放区的调查研究工作普遍开展以后，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就指出：“进行调查工作……。1942年征粮工作的详细总结，应以供给累进税研究组以具体材料为目的。研究组应当首先研究几个情况不同的，1941年和1942年征粮工作较好的县份，拟定初步的调查计划，先行试验调查。然后修改计划制定表式，实行普遍调查。”
四是统计工作分散进行，缺乏统一部署。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解放区的调查统计工作大都是由各地分别进行的，而且以了解一般情况为主，对数字资料收集较少。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做了不少统计工作，但只能在局部地区内了解迫切需要了解的情况，不可能进行系统的综合调查。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进行过不少统计工作，也有了政府的统计机构，有了比较统一的部署，但涉及的范围仍然较小。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各个根据地范围内，进行了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调查统计，注意到了情况和问题的数量方面，开始建立统计工作，准备向统计工作的全面、综合、系统化方向迈进。
注释
①《筹设中央各机关统一统计组织之经过》，《统计季报》第三卷，1935年6月，第1页。
②本节材料和论点主要来源于孙克信等《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③参阅太行区《新华日报》，1945年12月24日。
④、⑤，同①第1、3页。
⑥张心一：《各县农业概况调查》，《统计月报》第2卷第7期，1930年7月，第1页。
⑦参阅文永询：《我国历年之人口调查》，《统计月报》第26号，1934年12月，第4—6页。
⑧《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正中书局1941年版，《第一章绪言》第2页。
⑨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第2版，
( 莫曰达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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