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季先生的特殊联系起于一个重大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清朝乾隆年间纪昀等奉敕编修了一部《四库全书》，收入古书3400多种，是当时最大的古籍丛书。当时从全国征集到的古书有一万多种，收入《四库全书》的只有大约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近七千种书则仅仅为各书写了一篇提要。在修《四库全书》过程中，还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200卷，记载图书10000多种，各撰提要一篇。这10000多篇提要学术价值很高，其中1/3是《四库全书》收的，2/3就是上面说的《四库全书》未收的，仅仅保存了提要，叫作“四库存目”，意思是只存书目，不收其书。《四库存目》后来也有了单行本。当时认为凡列入《存目》的书价值要低一等，但今天看来就没那么简单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李贽《藏书》、《续藏书》、汤显祖《玉茗堂集》等等都在《存目》中，可见也是十分重要的。我认为当时是把元代及元代以前的书大部分收入了《四库全书》，而明清时期的著作，因时代晚而大部分入了《存目》。
1992年5月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会上周绍良先生提议编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胡道静先生表示赞成，都认为《存目》的书十分重要，急需调查。当年10月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就向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提出编纂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方案，12月23日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长匡亚明作了批复，同意立项，拨款20000元作为启动经费。1993年1月北大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成立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分会会长刘俊文教授任工委会主任，张忱石、张希清为副主任，委员有李致忠、张玉范、张力伟、杜泽逊、李弘祺、高明士、黄宽重、黄约瑟等。经过一段筹备，到1994年9月才正式组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季羡林先生任总编纂。从1993年至1997年10月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出版完成，前后经历了五年，正式编纂前后也有四年。关于筹备、编纂、出版的过程，比较复杂，只能另文来谈。这里只能谈我如何参加工作，又如何与季先生相处的。
我1985年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考取山大古籍所研究生班，1987年毕业留校。1988年撰写硕士论文《四库全书总目辨伪学发微》，指导老师是王绍曾先生。当时用十个月细细阅读了《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摘出了一大批卡片。这是我与《四库》学结缘的开端。毕业留所后，所里命我作王绍曾先生的助手，参加王先生主持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编纂工作。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所以我多次到中华书局分批送稿。1992年1月这次到中华，办完事到琉璃厂买旧书，发现一部《四库存目》木刻线装本，四册，上面有民国间无名氏批注，批注内容是《存目》各书的版本。我花大价钱买下。民国人的批注条数很少，我受启发，开始作《四库存目标注》。这之前，《四库全书》已收的3400多种书的传世版本，已有两部重要的版本标注：清代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清代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两书都是从事古籍版本学的案头必备书。而与之相应的《四库存目》各书还没有人调查标注版本。不过要为近7000种古书调查标注版本，在旧时代是一生的事业。所以我要作《四库存目标注》，那是一生的宏愿，一时完不成，除了几位老师，也没对外人讲。
仅仅过了几个月，1992年5月国务院古籍规划会就召开了，周绍良、胡道静两位先生提出了《四库存目》各书的调查、出版建议。会议简报以及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下发全国各有关单位。我看了这些材料就坐不住了，去问我的老师董治安先生。董先生建议写一篇关于《四库存目标注》的文字，寄给全国知名专家征求意见。我就写了《四库存目标注叙例》，寄给古籍规划小组秘书长傅璇琮先生等国内多位专家。傅先生很快回信表示充分肯定，并表示要向匡亚明先生汇报。后来这篇文字被登在当年11月20日出版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64期上。在此之前，10月6日傅璇琮先生曾来一函说：“匡老上月与我商议，拟于今后数年内收集《四库存目》之今存者影印出版，此亦为一大工程，颇欲与你面谈。”所以我在10月19日到了北京王府井大街中华书局。临行又草拟了《四库存目标注·易类书后》一文，谈了《存目》易类调查情况。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张力伟四位先生接待我，并谈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筹备情况。傅先生请我作编委，专门负责调查传本。此后不久，关于编纂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报告就递到匡亚明先生那里，报告中采用了我的一些意见。
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傅璇琮先生向北大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推荐了我。1993年2月22日张忱石先生来函说：“匡老认为此项目很有意义，但考虑到傅先生已任秘书长，太忙，顾不过来，不让傅先生挂帅。故刘俊文先生说以东方历史文化分会名义打报告，仍请傅先生指导。……刘先生非常乐意邀请你或贵研究所的同志一起来做这项工作。……刘先生说他只管募集资金，具体工作由你及我、张希清等来做。”北大历史系张希清先生也致函山大乔幼梅副校长，打听我的情况。乔校长经过了解，向北大正式回函，支持我参加项目，并对我进行了表扬。这是我不能忘怀的，因为当时乔校长还不知道我长得什么样。
1993年12月26日我到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交《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子部、集部、丛部稿。历史编辑室主任张忱石先生正要给我写信，见我来了，立即电话通知北大张希清先生。刘俊文先生、张希清先生马上赶到王府井中华书局，在张忱石办公室见面，这是第一次见到刘俊文先生。刘先生介绍了《存目丛书》筹备情况，并明确告诉我：“你的《标注》是你的，你有知识产权，我们只印《存目丛书》，相互为用，请你不必顾虑。”我感到刘先生还是一个坦荡的人。从那时起，我对《存目丛书》传世版本的调查加快了，为影印《存目丛书》作准备。张忱石、张希清先生也请人查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把结果逐批提供给我，我查的范围要大得多，所以补充、订正颇多。例如经部一次增补299种，删除9种。后来正式进入编纂阶段，罗琳学长负责编目室，又广泛邀请各图书馆代查，补充了更多线索。
1994年2月22日张忱石先生来函，谓已确定季羡林先生任主编。这年9月11至12日《存目丛书》工委会在北京召开了工作座谈会，我应邀出席。11日上午会议在北大临湖轩举行，正式宣布季先生为主编，季先生、周一良先生都讲了话。在这之前，《光明日报》于7月29日发表了邓广铭先生的文章《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不宜印行》，9月2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杨素娥”的文章《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亟宜印行》，反驳邓文。北大教授宿白先生则于《光明日报》9月9日发表《建议改出<四库存目选粹丛书>》一文，支持邓先生意见。其他相关争论也有发表。邓先生认为《存目》的书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避免重复而入《存目》的；第二类是“伪冒品类的书籍”，或称“假冒伪劣的古籍”；第三类是“不符合四库纂修人员价值观念的书籍”。第一、二类自不宜收。第三类，邓先生认为“其中大多数也是应当弃而不收的”。邓先生认为“当我们正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更需要把国粹和国渣严格地加以区别”，“把《存目》中的全部加以印行，使文化‘沉渣’全部‘泛起’，那是纯粹的浪费”。宿先生的“选粹”说也正是以邓先生的观点为出发点的。
在这个背景下，临湖轩的会议，季先生、周一良先生的发言，也就有了针对性，重点谈《存目》书的价值问题。
季先生讲话开头就说：“最近《光明日报》发表了三篇文章，我都看了一遍，仔细研究了一下。”他说：“我们这个大工程开始以后，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根本没人理。我记得鲁迅先生几次在文章中讲到，一个人一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没人理。第二个可能就是大家都有响应，反对也好，赞成也好。”“有的赞成我们的工作，有的不赞成我们的工作，我们认为都是积极的，对我们都有好处。有人有话讲出来最好，要是不讲出来，却在背后捣鬼，搞小动作，我是不赞成的。”针对“假冒伪劣”和“选粹”的问题，季先生说：“什么叫‘粹’？‘粹’与‘不粹’，‘好’与‘坏’，从语言学上讲是模糊语言。什么叫‘好’，什么叫‘粹’，一说就懂，一追问就糊涂，就讲不清楚。什么原因呢？因为‘粹’这个东西，今天某些人认为‘粹’，时代改变后可能会翻过来。这种例子，我们这个时代多得很，如过去四十多年，什么叫‘粹’，什么叫‘不粹’，翻了个个儿，所以很难说。有人举例说《存目》书有假冒伪劣，因而印《丛书》毫无价值。我也考虑这个问题。今天无论出版界、商界，假冒伪劣一定要坚决反对，严厉打击，毫不客气。但对过去的书恐怕就得区别一下。如《列子》就是部伪书，可《列子》今天照样有它的价值。它虽然不是春秋战国时代列御寇的书，但毕竟是六朝时代的书。我们明明知道《列子》是部伪书，但是还要研究，它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上千年，它必然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就是伪书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有研究价值。不能说当时乾隆皇帝的四库馆臣说这部书是假的，我们就认为这是假的，就应该去掉。眼前的假冒伪劣与从前的应该加以区分，不能一视同仁。因此我认为这个‘粹’我们选不出来。”季先生表示：“周绍良先生以前讲过，我们现在就是给大家提供原始材料。我非常赞成这个意见。我们把《存目》书作为原始材料原封不动地贡献给全世界，首先是中国人民，这就是我们的贡献，而且是很大的贡献。‘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季先生这些话非常深刻，非常实事求是，解除了大家的疑虑，指明了《存目丛书》编纂的方向，我觉得对古籍整理事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周一良先生用实例说明《存目》书的价值。他说：“我觉得《存目》中还保存了许多不常见的书。我举一个自己亲身的体会。我以前研究过敦煌发现的一些书仪，那是唐朝的写信格式。我曾想唐朝以后是不是也有这种写信格式呢？我查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中没有，但是在《存目》中却查到好几种。比如在子部类书这一类《存目》里，就有一本叫《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青钱’的意思就是好东西，‘启札青钱’就是信札里面优秀的，也就是说写信的一种范本。这跟我研究的唐朝的写信范本可以互相衔接，互相补充研究。”周先生就像季先生一样，治学范围广，方法角度独特，令人耳目一新。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季先生，也是第一次见到周先生。我清楚地记得周先生握着我的手问候“王绍曾先生好吗？”很热情，而讲起话来却很有威严，很有风度，气宇轩昂。季先生则只有“望之俨然”的份了，没有任何单独的接触。季先生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原原本本地印出来，说来简单，其实也很不容易。《存目》分散在全中国和全世界好多图书馆，如果我们不集中力量搜求鉴定，也是做不成的。”这项“搜求鉴定”工作正是我从事的《四库存目标注》的任务，季先生对我所从事的工作有足够的学术认识。这是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
黄永年先生为这次会议赋诗二首，我久久不能忘怀，录在这里：“木天旧业得传人，擘画经营说苦辛。莫羡乾嘉文物盛，临湖轩里自生春”。“评量何必计瑕瑜，此亦书林一壮图。会见琳琅齐插架，应歌四库少遗珠。”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和版本学家，黄先生用诗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一观点与季先生、周先生可谓不谋而合。他们的看法令我这个文献学的初学者心服口服。这是我参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第一堂课。
临湖轩开会之后，我实际上已经开始参加《存目丛书》的各种事务。会后黄永年先生没有马上离开，刘俊文先生要我陪他。黄先生在盛唐饭店房间里看稿子，我就可以办别的事。9月16日，就是临湖轩会议后的第五天，刘先生要我拜访季先生，说已约好，并说尽量谈点业务。我知道“业务”是指《存目丛书》编纂。他还为我画了个季先生住处的地图，标出13公寓和“北招”的位置。我在17日下午三点五十分到季先生家，季先生边看报纸边等我。他起身握手，让我坐在他对面。他说他上午有空就去图书馆看书查资料，来回六里，他说这也是锻炼。他问我哪里人，我说“滕县”。又问哪里毕业，我说“滕县一中”他说：“你认识李庆芝吗？”我说：“那是一中的尖子，兵乓球名手，推荐北大。”季先生笑着说：“那是我外孙媳。”他说李庆芝已留社科院工作，下去参加实践了，不在京。言下对下去实践并不满意。季先生又问：“你对古文今译怎么看？”我说：“通行读物如《论语》、《孟子》可以今译，但有些书如《说文》、《尔雅》、唐诗宋词，就不好译了。”先生好像很不同意今译，他说高校古委会的今译丛书送他一套，他看都没看。又说：“《诗经》、《通鉴》怎么译？看不懂古文还搞什么历史？”接着又转了话题：“听说你对《史记》版本很有研究。”我就告诉先生，近年在帮助王绍曾先生整理张元济先生遗稿《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史记》由我承担，发现《衲史》改字不少，《史记》改字不下二千处。季先生听后很不满意。先生问到我的《四库存目标注》，他认为“立了一大功，有益学术”。先生又问了一些山大的情况，他说认识关德栋先生。季先生鼓励我：“冷板凳要坐下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得知施蛰存先生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存目丛书》的文章，季先生说施比他大，是海派。四点半我告退了。我的感觉是季先生平易近人，而又不失威严，敢讲真话，实实在在。既让你感到不可怕，又让你在他面前不敢胡言乱语、放言无羁。近距离单独见季先生这是第一次，比起前几天临湖轩那一面，觉得亲近多了。
大约在拜访季先生后不久我又回到济南，为长期在北大参加工作做了必要的准备。我正式住到北京参加《存目丛书》编纂工作是94年10月19日。这之前则主要在外地调查《存目》书传世版本。我到北京时，《丛书》工委会设在湖北宾馆909室，我与刘俊文先生住在那里，从北大借了部分工具书，我从家中带去一些工具书。对面是北京图书馆。工作比较顺利。10月20日，也就是到京第二天，下午与刘俊文先生到西单广济寺，那是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学术顾问周绍良先生是佛协副会长、图书馆长，他在广济寺西客厅安排一大桌素席。那个客厅很大，墙上有大壁画，分别是五台山、布达拉宫和云南的什么寺，代表大乘、藏传、小乘三大流派。泰国僧王来北京，就在这个客厅接待的。大餐桌是临时安置的。绍良先生安排素席，是受《存目丛书》工委会委托。邀请的老专家有张岱年、周一良、季羡林、侯仁之、冀淑英、刘乃和、朱天俊等。侯先生先到，带我看了广济寺建筑，还作了讲解。周一良先生向绍良先生介绍并夸奖了我。绍良先生向我介绍了他的家世，说一良先生与他为堂兄弟，一良先生为长房，他为三房。绍良先生还约我到他家看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季先生在席间谈及他近来研究的成果。他说佛经的“律”不外传，他写过“佛教与商人”的论文，就用了不少律中的材料。他把僧人的旅途绘成地图，发现与商人的路线一致，原因是僧人需要商人的施舍，僧人对商人很尊重，僧人要放屁，要看看风向，到下风去放，以免熏着商人。他还说论文不好发表，有妨碍。到晚上八点才回到湖北宾馆。这是我第三次见到季先生，只记得恭恭敬敬地聆听高论，甚至不记得是否握过手，是否单独说过话。
我在《存目丛书》编委会的职位是工作委员会委员、编委会常务编委、编目室副主任。后来改任总编室主任。共事的专家先后也有一大批，大都是北京的，《存目丛书》卷首已开列，这里不再细说了。工委会办公地点后来从湖北宾馆909室搬到北大东门外力学系的一个废弃的实验室里，很宽大。再后来又搬到北大西门外畅春园南部的一个院子里（原海淀医院），房子更多了，足有几十间，存放复印的书稿，比较方便。
季先生学术活动、社会活动多极了，他又乐于赞成各种学术事业，所以许多会议会请他出席、发言。据熟悉季先生的人介绍，季先生每天晚上八点多睡觉，第二天两三点钟就起床，是典型的早睡早起，符合中国传统日落而息的习惯，这也许对季先生的长寿是个重要因素。凌晨起来，就开灯写作。他在朗润园（北大未名湖后湖北岸）的住所是一楼门对门两套房子，东边这一套是书房，满满当当全是古今中外的书，南阳台封起来，玻璃窗户，在阳台的玻璃窗下安了张书桌，书桌旁边也有书架，先生坐在书桌前看书写文章，仿佛背靠着书山，令人肃然起敬。先生的灯光透过玻璃，照着前面平静的湖水，远近都能看到，被称为“朗润园的第一盏灯”。西边这套则是会客和生活的地方，仍然有一间书房作会客室，书架上整齐摆放着一些线装书，估计是先生不常用的，却有很强的装饰性和标志性。先生工作一个大早晨，然后吃早饭，饭后一般八点到八点半会有车来接他，参加各种会议或作演讲。有一次东方会历史文化分会请先生讲国学，大约一小时，我有幸聆听，是第一次听人专门讲国学，至今记忆犹新。午饭后先生会午休，下午三点后则为会客时间，同时也是看报纸杂志的时间。先生会收到来自各地的赠阅的报刊、书籍，也有香港和国外的。在广泛而便捷地获取信息方面，先生具有很大的优越性，非常人可比。这是先生思想敏锐并紧跟时代步伐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从94年10月19日住到北京，到97年11月初离开，大部分时间住在季先生家附近，先在力学系，后在畅春园，到季先生家都不远，有时到未名湖边散步，也到季先生家附近。但是到季先生家里却少之又少。季先生十分忙，而我在三年间逐页过目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入的4500多种古书，这些古书足有200万页，我经常每天只睡五个小时。还要每月回济南一趟，为学生补课，为王绍曾先生和商务印书馆处理一些《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的业务，以及一些家务。我的忙碌一点都不比季先生差。再加上我们治学的范围有很大不同，“没事儿套近乎”，在我是不可能的。
不过，有事还是要去季先生家。大约在95年，工委会要送一本《存目丛书》样书给某重要人物，我拿着书一大早到季先生家，季先生正在东边这套书房的阳台工作。他让我坐在一边等着，提起毛笔，签上名，把书交给我。他告诉我先别合上，墨还没干。我就捧着书往外走，季先生一直跟在后边。他知道我是骑自行车来的，而他家门外往东的路上施工开了个小沟，只有30公分宽。他怕我拿着书不好过，就替我拿着书，先让我把自行车推过去，然后把书递给我，挥挥手回去了。我感受很深，觉得事情是那样平平常常，朴实无华，却又令人久久不忘，回味无穷。好像季先生的为人就在这一举一动之中表现出来，就在这平平常常中创造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我觉得季先生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出版的过程中，始终是一个精神支柱，始终是一位导师。他的高瞻远瞩和非凡毅力，是这部旷世丛书成功的重要条件。1994年至1995年间，《存目丛书》的编纂出版遇到了多种困难，几乎干不下去了。后来季先生描述这一段困难叫“黑云压城城欲摧”。但季先生认为这是关系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大事，一定要坚持。1995年11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首发式暨专家鉴评会上，季先生讲话说：“我们认为这部书，在座的山东大学的王绍曾教授，他是我的老学长，他讲过《存目》书第一有用，第二可以保存古籍，如果古籍不把它尽量整理出来，就有可能会丢掉。我很同意王老这个意见。《存目》书没有什么深奥大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有用。过去两年我几乎每天到北大图书馆去一趟，去查书，主要就是查《四库全书》，当时要是有《存目丛书》，对我会有很大帮助，当时没有出。为什么查《四库全书》呢？就是因为《四库全书》把好多书都集中在一起。如果未集中，借的话一本借一上午，我要查一百本书，一百天就过去了，集中起来对我们使用很方便。第二利于保存，不能集中就会散失，王绍曾教授的文章也讲到这点。从世界各国来看，中华民族大概是丛书出版最多的民族，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有悠久文化的民族，而且有记录，不是只有埃及金字塔等。所以我们编纂出版《存目丛书》就是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这个伟大的工程做一件小事，一件具体的事。”《齐鲁晚报》上说我在谈到季先生时提及最多的一句话是：“季先生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地待人，实实在在地做学问。”（7月12日A07版）我想这是我最大的体会。到底如何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定位？王绍曾先生在《光明日报》94年12月2日发表过一篇《印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我见》，是针对邓先生而发的，季先生看了以后非常赞成，并结合自己的经历作了进一步阐发。这是季先生实事求是的一种表现，是宝贵的学术精神。
季先生偶尔也来编辑部看看，大约在96年季先生来了，还有周绍良、刘乃和、冀淑英等几位先生。我的书桌后边是一排书架，上面摆放着一些从琉璃厂买来的古书。他们进来时我在审稿子，赶忙站起来。周先生笑着对我说：“怎么样？收获不小吧！”季先生凑近书架，看看那些古书，说：“这都是国宝”。是些什么书，季先生没看，但他有一种基本信念，那就是古书要保护，不可再生。
我们在极度的紧张忙碌中度过了三年，转眼到了1997年10月下旬，这时《存目丛书》已大体出齐，准备在月底开总结大会。刘俊文先生在一次工委会上公开说：“杜泽逊是唯一的《四库存目》专家，没有他我们不知要犯多少错误。”我知道这部《丛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刘先生这样表扬我，我是不敢当的。刘先生安排我在31日的总结大会上代表工委会和编委会作一个总结发言，要求长一点。我在10月29日乘火车回济南接王绍曾师赴京参加庆典，路上用复印坏了的纸背草拟了一篇《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回顾》，准备发言。30日陪王师到京，接着投入会议筹备。半夜以后又把讲话稿重抄了一遍，并自己念了一遍，掌握时间。10月31日总结大会在北大光华楼报告厅举行，各地代表150余人。这天早晨我和另外一位同事把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等先生接到会场，到会的还有王绍曾、杨明照、黄永年、吴小如、刘乃和、冀淑英、来新夏、朱天俊等知名学者。我的发言系统阐述了《存目》书的价值和《存目丛书》编纂程序，受到与会专家的热烈欢迎。黄永年先生在发言中，明确指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是古籍整理的一大贡献，他说：“还有一个成果，就是杜泽逊同志所撰《四库存目标注》，是目录学上一大贡献。”他指着在台下的我说：“希望快点出来。”11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举行了隆重的庆典，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先生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山，美国学者李弘祺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季先生讲话开头说：“今天我来参加这个庆典，感觉到非常兴奋，非常高兴！因为我今天看到一本一本的我们的书，今天整个的书在下面陈列出来了，真是洋洋大观。我感觉到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给我们的中国人民，给我们世界关心中华民族的朋友们，给我们的后世子孙，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我作为总编纂，实际上没做什么事情，我曾经跟任继愈教授，我们几位写过几篇文章，为我们这个书助威，当啦啦队，我是啦啦队的队长。”还是那么朴朴实实。季先生说：“我们这个《存目丛书》经过了阳关大道，也经过了独木小桥。在开始的时候就碰到很大的困难，舆论界的困难。我们不管什么原因而有人反对，而且是声势很大，黑云压城城欲摧，有那么一种气势。我们对这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我们抵挡住了，我们照样开展我们的工作，照样开展我们的编纂。结果呢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谈到这部书的价值时，季先生说：“昨天小杜同志讲得很详细，就是好多书收藏在个人手中，有的是这个图书馆有一半，那个图书馆有一半，如果我们不努力，这一本书永远是分离的，我们给它拼凑起来了。好多书，如果我们不影印，再过十年二十年或者更多的年头，好多书就完全丧失了。所以我就说，我们给我们的中国人民、给全世界关心中国文化的学者们，给我们的后世子孙，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想这是对《存目丛书》的历史定位吧。
庆典之后，我加班加点整理了季先生、任先生几位的发言录音，并保留至今。我不知道这些讲话录音是否得到保存，所以不厌其烦地加以摘引。11月2日我就离开北大，陪王绍曾师回山东大学，结束了在北大的学术生活。那之后，在《中国基本古籍库光盘工程》一次会议上曾与季先生见过面，还在勺园一块吃了饭，但没有单独说话。2001年10月15日山东大学百年校庆，季先生来了。上午庆典。下午蔡德贵教授召集了一个“季羡林学术研讨会”，季先生来到会上与大家见面，合影。我上前与季先生握握手，贴着他的耳朵说：“季先生，我是小杜。”季先生微笑说：“知道。”许多人争着与季先生合影，我就退到了一旁。这是最后一次见到季先生。我为什么要报名呢？是怕先生不认识我了，不记得我了。这是当时的心情。可是，季先生走后，蔡德贵教授主持研讨会，他说：“上午校庆，季老来了，会前有一点时间，闲谈了几句，季老提到三个人。一个是周来祥先生，认为周先生的美学是山大的牌子。一个是关德栋先生，问关先生的满文是否有继承？我说不了解。第三个是杜泽逊，认为杜泽逊的古籍研究了不起，他是王绍曾先生的学生。”第二天上午陈炎教授主持研讨会，轮到我发言，陈老师说：“这就是季先生表扬的杜泽逊。”一时间流传的“季羡林表扬了山大的三个人”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我担心季先生会忘记我，哪里想到他老人家特别想着我？那次之后，转眼又八年了，闻知先生遽归道山，检阅旧文，追忆往昔，思之泫然。
编辑：高祺琪
排版：谷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