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ademic Research on Ancient Korean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作 者:李宗勋
作者简介:李宗勋,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吉林 延吉 133002
内容提要:古朝鲜为东北亚强盛一时的古代国家,其势力范围包括今中国辽东半岛的东部与今朝鲜半岛的北部。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研究古朝鲜历史的主要国家是朝鲜、中国和韩国。探明古朝鲜历史发展的真实性,不仅对朝鲜民族源流问题和早期国家形成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可以推动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史的深入研究。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古朝鲜历史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然因史料的极度稀缺,加之上述三国学者在研究视角、历史史观、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导致观点多样,分歧较大,集中表现在对檀君神话、箕子朝鲜等重要国家起源问题上的分歧,并引发了与之相关联的朝鲜民族起源、半岛文明发祥地、古朝鲜历史发展过程等问题的论战。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10年代初为止的20年的朝中韩学界对古朝鲜历史的研究状况的分析与总结,在详细介绍了三国历史学者不同的学术观点的同时,较为系统地阐明了这20年间朝中韩学界各自的研究传统和特点,观点的变化与对立。同时,在梳理前期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檀君朝鲜的看法和今后古朝鲜史研究的主要课题,课题主要包括注重考古资料和交叉学科的利用、尽早划分古朝鲜概念及其研究范围,以及端正在研究古朝鲜史上的治学态度、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史观等问题。
The ancient Korea was a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Northeast Asia.Its forces ranged from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Liaodong Peninsula to the north of the Korean Peninsula.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ity geographical position,North Korea,China and South Korea have been the main countrie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cient Korea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However,due to the extreme scarcit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scholars of the three countries,with differ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historical views,cultures and traditions,disagree on issues such as the origin of the Korean nation,the cradle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ancient Korean.This paper is a summary of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Korean in the last 20 years,and it also introduces different academic views of scholars from North Korea,China,and South Korea.
关 键 词:古朝鲜/朝鲜半岛/檀君朝鲜/箕子朝鲜/研究课题 Ancient Korea/Korean Peninsula/Dangun Joseon/Gija Joseon/research subject
研究古朝鲜历史的国家主要有朝鲜、韩国和中国,近二十年来,中、韩、朝三国在古朝鲜历史研究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且在观点上发生了诸多变化。由于古朝鲜关联史料相当稀缺,加之三国在研究传统、方法、视角差异较大,在观点上的分歧自然较为突出。因此,探讨和分析近二十年来三国的相关研究动向,具体了解各国近期在古朝鲜史的研究进展,深入揭示古朝鲜历史的研究课题及方向,对促进朝鲜半岛早期国家形成、东北亚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以及促进各国间学术交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就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10年代初为止的中外学界在古朝鲜相关历史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评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今后在古朝鲜相关历史问题上的一些研究课题。
一、20世纪90年代初始朝鲜学界“古朝鲜”观点的巨大变化
(一)研究传统
在朝鲜半岛,最早反映古朝鲜历史的古籍是一然的《三国遗事》和李承休的《帝王韵记》。两书皆问世于13世纪80年代的高丽时代,前者主要以业已散轶的所谓《古记》和《魏书》为依据,以神话形式叙述古朝鲜的起源;后者则以所谓《本纪》为基础,以叙事诗形式大概叙说了古朝鲜国的形成。两书所用资料不同,编纂相隔时间仅为数年,看不出相互之间具有某些雷同和仿袭关系,因此彼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此外,在朝鲜的其他史书如《高丽史》、《世宗实录》、《东国通鉴》、《东国舆地胜览》、《东国地理志》、《东史纂要》、《东史纲目》、《我邦疆域考》、《海东绎史》等中亦有一些关于古朝鲜的片段记录,但史料价值不大。
朝鲜朝时期独尊儒术,崇尚箕子,古朝鲜研究大大逊色于高丽朝。在近代朝鲜,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完全否定古朝鲜存在、实施旨在全面抹杀朝鲜民族文化的殖民史观教育,申采浩、郑寅普等民族主义学者重新审视古朝鲜历史,将檀君及其古朝鲜作为朝鲜民族早期国家历史正式编入朝鲜历史的体系中,以此作为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武器。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作为地处古朝鲜中心地带的国度,不但沿袭使用意味古朝鲜的“朝鲜”一词作为现代国名,还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一直格外重视对古朝鲜历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应该说,朝鲜对古朝鲜历史的深入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为止,朝鲜把古代史研究的侧重点主要放在古朝鲜史上,特别是朝鲜著名史学家李址麟引领了古朝鲜研究的深入开展,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是李址麟的《古朝鲜研究》和以李址麟为主编纂的《古朝鲜史讨论论文集》。①李址麟的著作是研究古朝鲜的集大成,代表当时朝鲜学界的最权威观点,对东亚学界也产生了不小影响。此后,《古朝鲜问题论文集》(1976年)等重要研究成果出版,进一步奠定了这一时期古朝鲜历史的研究基础。1979年出版的大型多卷本通史《朝鲜全史》中关于古朝鲜历史的叙述实际上是此前研究成果的综合反映。这一时期,朝鲜的“古朝鲜”研究观点多样,一些成果还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进入20世纪80年代,朝鲜的古朝鲜研究并没有多少进展,似乎处于修整状态。
(二)1993年“檀君陵”的发掘及其研究成果
从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朝鲜的古朝鲜研究迎来了重大转换期,这个转换是以“檀君陵”的发现事件为契机的。1993年10月,朝鲜发布“檀君陵”发掘报告书,并以此向世人宣称檀君并非神话人物,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个古代国家“古朝鲜”的开国始祖,朝鲜民族是檀君的子孙。第二年在建造大型金字塔式“檀君陵”的同时,出版发行《“檀君及古朝鲜”研究论文集》,②将“檀君陵”的发掘情况及其研究论文的精选部分刊登于此,向国际学界阐明了关于檀君及古朝鲜的学术立场及重大观点变化。这一论文集的出版标志着朝鲜新一轮“古朝鲜”研究高潮的伊始。
在1994年至1999年间,仅在《朝鲜考古研究》上发表的古朝鲜史相关考古文章或论文就达67篇。③此外,朝鲜为纪念“檀君陵”的发现,分别在1993年、1994年、1995年举办三次关于古朝鲜的专题学术会议,在此亦有70多篇论文发表。之后还有三个相关研究成果值得一提。1996年,出版发行金日成综合大学用《朝鲜历史》(原始一近世编),④正式将1993年以来关于古朝鲜的最新研究成果纳入历史教科书体系中。2004年,朝鲜社会科学院发行三卷本《朝鲜古代史研究》,⑤这是对古朝鲜历史进行专题性细化研究的学术成果,内容还包括朝鲜历朝历代及日帝殖民统治时期朝鲜学者对檀君及古朝鲜研究状况的分析和研究。2010年出版的《朝鲜断代史》(古朝鲜史)是最新一本关于古朝鲜历史的通史性专门著作,也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古朝鲜史研究的又一集大成者。
在发掘“檀君陵”、重新建造大型“檀君陵”,以及对檀君及古朝鲜进行大量、系统研究的同时,朝鲜从1998年开始,以古朝鲜历史为基础提出“大同江文化论”理论命题,又引起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大同江文化论”的基本内容及其思想,在朝鲜党的机关报《劳动新闻》(1998.3.11)和《朝鲜民族的发祥地平壤》(2000年)、《大同江文化》(2001年)等报刊和书籍上作了系统而详细的阐述。根据上述发表物的内容,“大同江文化论”包括以下几个主要论点:1.现代朝鲜民族从旧石器时代起源于朝鲜半岛,一直持续不断地发展至今;2.平壤地区是朝鲜民族的起源地,也是古代文明发祥的中心地带;3.古朝鲜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
(三)观点的巨大变化
综观朝鲜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古朝鲜研究动向,与六七十年代相比在观点与内涵上差异较大。究其原因,与朝鲜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大力倡导主体史学、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中国外交的取向变化等不无关系。总之,近二十年来,朝鲜在古朝鲜历史研究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改变以往持续较久的对檀君、古朝鲜的传统观点和问题意识,大胆转换研究思维,赋予古朝鲜问题诸多新的内涵。分析和总结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朝鲜的“古朝鲜史”研究成果及主要观点变化,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檀君不是神话人物,而是确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他建立了朝鲜半岛第一个古代国家——古朝鲜王国,建国年代为公元前2333年。
第二,古朝鲜共存续3000年,分前朝鲜(檀君朝鲜,约公元前30世纪初—公元前15世纪中叶)、后朝鲜(约公元前1500年中叶—公元前194年)和满朝鲜(公元前194年-公元前108年)三个时期。
第三,改变20世纪60年代初主张的大同江中心说和七八十年代极力主张的古朝鲜中心移动说(从辽东移到平壤),认为平壤不仅为古朝鲜的建国地,而且一直是古朝鲜王国的中心,进而强调平壤是人类起源地之一,也是朝鲜人、朝鲜文化的发祥地。
第四,古朝鲜的疆域在各时期有所不同。檀君朝鲜时期主要包括朝鲜半岛绝大部分、辽东地区、吉长地区;后朝鲜时期虽在北、东、南向的疆域有所萎缩,但西向的疆域却有不少扩展,其势力一度延伸至辽西的滦河一带;满朝鲜的疆域大体上与后朝鲜一致。
第五,前朝鲜末期王朝更替,但作为新王朝的后朝鲜统治者仍然是古朝鲜贵族。在后朝鲜,作为前朝鲜时的侯国夫余、句丽、辰国等相继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古代国家,故此时的后朝鲜实际上是古代国家联盟体。
第六,满朝鲜由来自辽西的古朝鲜人满建立。满原来是生活在辽西原燕国境内的古朝鲜人,乘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的动荡时期,带领古朝鲜1 000多人也发动起义,于公元前209年向东越过浿河回到古朝鲜境内,并在公元前194年通过发动政变推翻了后朝鲜的准王,建立新政权——满朝鲜,满朝鲜承袭了后朝鲜的传统,其疆域与后朝鲜相差不多。
第七,汉武帝发动水陆两军从山东半岛出发,大举进攻古朝鲜,于公元前108年越过浿河(大凌河上游一带)攻陷古朝鲜陪都王俭城,并在辽东地区建立了乐浪、玄菟、真番和临屯四郡,至此意味着古朝鲜国的灭亡。但汉朝大军始终未能突破鸭绿江防线。⑥
二、“东北工程”前后中国“古朝鲜”研究的新热潮
(一)中国“古朝鲜”研究的深厚基础
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上半叶为止,中国曾掀起过研究东北史的热潮,出现了杨守敬、吕思勉、傅斯年、顾颉刚、金毓黻、张蔭麟、童书业、吴泽等著名学者。伴随着东北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古朝鲜作为古代东北史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关注和探讨。这一时期虽没有出现关于古朝鲜的专门论著,但研究者的学问涵养和学术水平颇高,实证研究的色彩较浓,特别是以杨守敬为代表的古朝鲜“平壤说”和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夷夏东西说”,对后世中国“古朝鲜”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中国民族史研究和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构筑事业的开展,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些关于中国北方及东北民族关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叙述东北民族关系时自然涉及古朝鲜和朝鲜半岛历史,其在观点上强调了中国文明对古代辽东及朝鲜半岛的全面影响。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学者有童书业、蒙文通、邓文诚、吴泽等。20世纪60年代,由于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特殊关系及极“左”路线的影响,古朝鲜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没有多少进展,“文革”时期更是处于完全停滞的状态,古朝鲜历史只在范文灡的《中国通史》等通史类著作中略有涉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学术研究进入正常和自由的轨道,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东北史及朝鲜史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涌现出佟冬、张博泉、孙进已、王绵厚等研究东北史及古朝鲜史的著名专家学者,他们对箕子朝鲜的东移过程、古朝鲜疆域的时代变迁、辽东及朝鲜半岛原住民、古朝鲜与中原王朝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首创性研究,发表了《东北地方史稿》、《中国东北史》、《东北民族源流》、《东北历史地理》等标志性研究成果。⑦这些成果比以往研究更为突出和先进的是,大量利用了东北地区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资料进行了诸多相互印证性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之所以在古朝鲜史研究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还与国家高度重视包括国别史在内的世界史学科建设密切相关。借此东风,延边大学依靠自身优势和特色,率先建立了全国唯一以朝鲜史为研究方向的国别史研究生学位授予点,⑧为中国的朝鲜史学科持续、高质量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正因如此,在延边大学先后出现朴真奭、姜孟山、刘子敏、苗威等研究古朝鲜史的学者。
同时,作为国家一级学会的“中国朝鲜史研究会”于1980年8月正式成立,使中国的朝鲜史研究者较早就具备了相互交流、传递信息和组织学术活动的良好平台。学会成立伊始就创办了《朝鲜史译丛》、《朝鲜史通讯》、《朝鲜史研究》等内部学刊,第一辑会刊《朝鲜史译丛》于1980年出刊,这是反映国外学者研究古朝鲜史的专集,⑨为中国学者开始接触和初步了解国外研究古朝鲜历史的动态发挥了重要作用。朴真奭的《关于古朝鲜的几个问题》发表在会刊《朝鲜史通讯》第二辑上,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首次以朝鲜史的角度研究古朝鲜史的学术论文。随后,杨通方、刘永智、许宪范在其他会刊上分别发表了《濊貊族概貌》、《也谈“萨水究在何处”》、《朝鲜一名由来考略》等古朝鲜相关论文。
通过世界史—国别史(朝鲜史)学科的建设和“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多方努力,形成中国第一代专门研究朝鲜历史的著名学者,如朴真奭、朴文一、金光洙、姜孟山、杨通方、杨昭全、顾铬学、刘永智、曹中屏、冯鸿志、李成德等,⑩他们为中国“朝鲜史学科”(国别史)的建立、传承和持续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朝鲜半岛历史的视野研究古朝鲜,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形成一定的基础。
(二)“东北工程”前后的古朝鲜史研究背景及主要成就
中国专门性的古朝鲜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可以说这是继20世纪上半叶及80年代的研究业绩之后掀起的新一轮古朝鲜研究热潮,它的起因与中韩建交、朝鲜发掘“檀君陵”、“东北工程”的启动等有直接关系。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数年之后两国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呈加速发展态势。在双方广泛、深入交流过程中,中国学者较为惊讶地发现,韩国的古代东北亚史研究在观点、研究方法、史观上与中国学界大相径庭。同时,对一批批来中国踏查东北历史遗迹和在中国东北地区追寻韩国历史文化源流的做法深感不解,甚至是反感。由此,引起中国学者们对朝鲜古代史、中国古代东北史,以及对东北亚关系史的极大关注和潜心研究。
1993年,朝鲜学界宣布在平壤近郊发掘出檀君墓,以此主张檀君并非神话人物,而是实实在在的古朝鲜国创始者,并在第二年,朝鲜政府投入巨资修筑了规模宏大的、金字塔式“檀君陵”,作为民族和国家象征的系统建筑。朝鲜学界还主张,古朝鲜国是由古代朝鲜民族建立的、以平壤为中心支配辽东地区乃至部分辽西地区的东北亚强国。朝鲜学界的这一动向,实际上完全否认了以往传统的箕子朝鲜说,同时意味着朝鲜早期国家的建立年代与中国中原王朝相当,对此,中国学者们更是予以极大关注,提出诸多质疑,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学者对古朝鲜的深入研究。
在上述背景和学界动态下,中国鉴于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动向和国内东北边疆历史及现状研究的薄弱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牵头,发动东北三省的相关学者,展开了旨在综合研究东北地区历史与现状的国家重大研究课题“东北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以下简称“东北工程”)。由于古朝鲜历史涉及公元前辽东地区的历史,加之公元前辽东地区的诸多历史问题尚不明朗,古朝鲜历史自然成为“东北工程”研究的组成部分。
从20世纪90中期开始至“东北工程”结束为止,中国的古朝鲜研究无论是从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从研究的深度上看均取得了空前发展,还出现了不少新一代研究人员。据不完全统计,从1993年至2006年为止,共有60余篇专门研究古朝鲜的论文发表,还出版了一本研究专著。(11)在此之前,古朝鲜研究虽有较深厚的研究基础和高水平研究观点,但大多是在叙述东北史的过程中涉及的,专门性的学术论文寥寥无几。由此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古朝鲜研究,具有突破性研究成就。这一阶段,杨昭全、李健才、张博泉、张碧波、刘子敏等学者的研究令人瞩目。他们的专门性研究论文多,研究时间长,并对一些焦点问题相互展开讨论和提出质疑,各种观点在中国学界也具一定的代表性。
杨昭全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研究朝鲜历史最著名的专家之一。他通过对多种资料的分析,认为朝鲜历史始于箕子朝鲜,商末周初箕子集团起初逃至中国北部的某一地方安营扎寨,后又迁移到朝鲜半岛西北部建立了古朝鲜,并认为古朝鲜的疆域始终没有越过鸭绿江。(12)
李健才原为东北史专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集中研究古朝鲜问题,他的研究业绩及观点引起了中国学界对古朝鲜问题的深入而热烈的讨论。(13)他的研究主要是否定了以半岛学者李址麟、尹乃铉为代表的古朝鲜辽东中心说和以张博泉为代表的古朝鲜中心移动说,坚持主张平壤中心说,与杨昭全一样,认为古朝鲜的北界未曾到鸭绿江以北。
张博泉作为老一代东北史研究专家,以其严谨的实证方法和客观的治学态度赢得学界尊重。他原来也主张平壤中心说,但自许多所谓“箕器”在辽西地区被发掘以来,又开始主张辽东移动说,并对学界提出的质疑进行了多次争辩。(14)根据张博泉的中心移动说,箕子及其随从自商都逃出后,由于势力尚弱,直到周朝时期在河北及辽西一带周旋,并在大凌河地区建国;在燕秦开攻占辽东之前,古朝鲜的统治中心在大凌河与鸭绿江之间;秦开占领辽东地区以后古朝鲜中心又向朝鲜半岛迁移。他通过对《盐铁论》和《战国策》相关史料的分析,主张古朝鲜势力范围在燕国攻占辽东之前延伸至辽西一带。张博泉的移动说提出后,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15)但也遭到众多持平壤中心说学者的坚决反对。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李健才和张博泉之间展开了几个回合的争论,中心移动论者与平壤中心论者之间也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这些极大地促进了古朝鲜问题的深入讨论,也营造了中国学界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
张碧波、刘子敏介入古朝鲜研究较晚,但通过对古文献和古文字的独特阐释,亦发表许多关于古朝鲜的学术论文,并积极参与热点问题的争论。特别是张碧波,在这个时期发表20余篇关于古朝鲜史的研究论文。他极力反对张博泉及其弟子们主张的中心移动说,强调夏商周文化对辽东及朝鲜半岛的决定性影响,认为檀君神话、古朝鲜文化都是中国中原文化的子文化。(16)刘子敏发表许多质疑性论文,主张古朝鲜疆域始终没能越过清川江以北地区,古朝鲜先人为良夷,古朝鲜以北及辽东广大地区在燕秦开占领辽东之前是貊人生活的舞台,并强调古朝鲜自始至终为中国中原政权的侯国。(17)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在古朝鲜研究领域,还涌现出一些富有钻研精神的新生代学者,如杨军、李德山、苗威、陈蒲清等。杨军的观点与张博泉基本相似,并就古朝鲜的几个热点问题与张碧波展开讨论。(18)李德山强调辽东朝鲜半岛主体居民皆为从大陆东迁的东夷族,因此古朝鲜居民及其文化是中国中原文化的延伸。(19)苗威完成了中国学界唯一的古朝鲜研究专著,书中主要论证了箕子朝鲜始建于朝鲜半岛南部的具体过程,即认为半岛南部三韩时期的辰国就是箕子所建,她的这一观点主要受蒙文通、罗继祖等人影响。(20)作者还对古朝鲜时期的良夷、檀君朝鲜等问题作了较详细阐述。陈蒲清的数篇关于箕子及其与古朝鲜关系的文章,重点阐述了殷商文化对古朝鲜的影响。(21)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上述研究热潮随着2006年“东北工程”的结束而降温,研究成果数量呈逐渐下降趋势。在“东北工程”前后,许多学者是因研究立项或对热点问题的关注而展开古朝鲜历史研究的,而且多数学者又是以中国东北地方史角度研究古朝鲜史,因此,随着“东北工程”的结束,原有的古朝鲜研究者很少继续研究,加之元老级专家学者或力不从心,或已离世。上面提及的新生代学者,虽然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不菲的研究业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继续执着于古朝鲜史研究,他们关注更广的研究领域,更注重东北史整体性研究。
(三)中国学界的古朝鲜研究特点
1.“箕子朝鲜”研究较为集中
在业已发表的60余篇古朝鲜史相关论文中,约有30篇论文是关于箕子及箕子朝鲜的论文,占发表论文总数的50%左右(见表1)。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学界在古朝鲜问题上,重点关注箕子朝鲜,以此否认檀君朝鲜的存在,强调朝鲜半岛最早国家由中国人建立,并重点阐述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半岛文明进程的深刻影响。但箕子朝鲜的集中研究,也造成了古朝鲜史的研究领域还不够宽泛,焦点问题偏少的局面。
综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界的古朝鲜史研究,大体上围绕着移动说和平壤说展开热烈讨论,主张移动说的学者主要是张博泉、杨军、阎海等,主张平壤说的学者主要为张碧波、李健才、王成国等。但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是,都主张在箕子集团到达半岛之前,朝鲜半岛社会未曾出现过国家形态。
2.强调殷商文化对古朝鲜的直接或决定性影响
首先指出古朝鲜居民与殷商人有亲缘关系。不少研究者认为,箕子至半岛之前,半岛已是商代在海外的属地,当地居民的主体也是从中国大陆迁移过来的东夷族,近年中国许多学者主张良夷为半岛北部最初土著居民,但多数人认为良夷也是东夷族的一个分支。箕子迁到朝鲜半岛时大批殷商人随之而来,与良夷结合建立政治共同体。朱亚非认为,周初由于“三监之乱”,又有一大批山东一带的东夷人大规模迁徙到朝鲜半岛,融入到箕子朝鲜。(22)其次,主张箕子集团在半岛建国后,对朝鲜半岛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陈蒲清认为,箕子作为商代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为古朝鲜社会进步做出巨大贡献。(23)孙泓也认为,箕子到半岛建立古朝鲜,带去大量中原文化,如新的生产方式、商代习俗、铁器文化等,而且古朝鲜居民的汉化程度较为普遍。(24)最后,认为古朝鲜的核心文化皆属殷商文化体系。张碧波说,箕子集团“改造了古朝鲜的原始文化,把殷商文化与朝鲜古文化结合,建构了有特色的古朝鲜新文化”。(25)他认为,古朝鲜的多纽几何纹镜受商代铜镜影响,古朝鲜的支石墓是山东半岛的东夷文化北上传播至朝鲜半岛的结果。(26)
3.注重对古朝鲜历史归属问题研究
由于古朝鲜涉及中国古代辽东史和中国古代东北民族史,以及与朝鲜早期国家史、半岛先民史、民族文化起源等问题紧密相关,因此引起国内学者对古朝鲜疆域、古朝鲜国性质、古朝鲜建国等问题的关注,强调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化的元素。特别是针对朝鲜和韩国学界的研究动向以及观点上的变化,不少文章直接以古朝鲜为问题意识,明确阐述古朝鲜是中国中原政权的侯国或臣国,古朝鲜领地一直为中国所管辖,同时对半岛学者的非理性观点进行争辩或批驳,如刘子敏的《战国秦汉时期辽东郡东部边界考》、苗威的《关于古朝鲜的历史归属》、(27)张碧波的《古朝鲜研究中的误区》、(28)姜维公的《关于卫满的国籍问题》、《论卫满的中国人而非朝鲜人》等。即使是不直接以历史归属为论题的论文,大多也在基本思路、主要观点、结构设计上明确反映了作者对古朝鲜历史归属问题的立场。(29)
中国学界对古朝鲜历史归属问题基本上有两种处理倾向:一种是将古朝鲜视为朝鲜历史上的最早王朝,另一种则将古朝鲜作为中国古代东北史的一部分来处理。前者是以世界史、中外关系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视野,后者是以中国东北地方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方法,后一种立场为当前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30)
三、被朝中两国学界牵动的韩国“古朝鲜”研究高潮
(一)20世纪90年代前研究基础相对薄弱
由于资料所限和所处地理位置,韩国的古朝鲜研究要比中国和朝鲜晚得多。与中国从20世纪初叶开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已有大量古朝鲜相关研究成果问世相比,这时期在朝鲜半岛却几乎没有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大概与朝鲜半岛在近现代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爆发朝鲜战争有密切相关。
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以后,一直视古朝鲜为民族国家开端和民族文化起源的极其重要问题,因此始终没有中断对它的关注,强调研究古朝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由于冷战体系的影响,韩国学者无法直接接触关于古朝鲜的考古资料和进行实地调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止尚未形成一定的研究规模和体系,只有一些个案研究成果和个别学者参与研究。尽管如此,以李丙焘为代表的先导性研究成为韩国古朝鲜研究的先河。(31)李丙焘主张古朝鲜“平壤中心说”,此说大体上否认檀君朝鲜和箕子朝鲜的存在,认为古朝鲜始于公元前4世纪以后的战国时期,其社会性质是联盟体的部族国家,实际上只承认了卫满朝鲜,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平壤中心说”成为韩国学界的主流观点。(32)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在朝鲜学界流行的古朝鲜“辽东中心说”逐渐被介绍到韩国,韩国学者也能陆续到中国进行相关历史遗迹调查,由此韩国学界的古朝鲜研究又开始活跃起来,除“平壤中心说”外,在对“辽东中心说”断续展开讨论的同时,又提出了古朝鲜中心由辽东向朝鲜半岛的“中心地移动说”。这一时期出现了引领古朝鲜研究的金贞培、卢泰敦、徐荣洙、尹乃铉等著名古朝鲜史专家,但古朝鲜史仍处在少数学者研究或认为难以突破的研究领域。真正使韩国的古朝鲜研究推向高潮的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后,而且这一高潮的掀起与朝鲜、中国学界的古朝鲜研究紧密相关。
(二)持续高涨的古朝鲜及北方史研究热潮
1993年10月朝鲜发现“檀君陵”,改变了以往传统观点提出新的“平壤中心说”,同时大力主张“大同江文化论”学说,对韩国学界产生不小的冲击和影响。朝鲜将“大同江文化论”作为主体史学的核心内容,进一步暗示着现代朝鲜在政治上的正统地位。对朝鲜学界这一思潮般的古朝鲜研究动向和观点,韩国学界先是批判和怀疑,后来又认可朝鲜的考古成就和理论性的研究方法,逐渐地部分吸收了朝鲜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又使韩国的古朝鲜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2002年,中国学界实施“东北工程”,在其先后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与中国东北史直接相关的古朝鲜史方面的学术论文,并强调古朝鲜为商朝贵族箕子集团所建,朝鲜半岛北半部直到汉四郡彻底解体的313年为止处在中国王朝的直接支配之下。这是继朝鲜学界的影响之后,中国学界的研究动向再次极大地触动了韩国学界与社会。此后,从韩国学界到一般民众对包括古朝鲜历史在内的古代史问题的关注度空前高涨,关于古朝鲜史研究论著、研究史研究、应对性研究,以及文献史料集和考古资料集等各种形式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不断发表出版。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体大力宣传,不同规模的相关学术活动不计其数。
韩国学界古朝鲜研究上的突出成就是,出版发行了多部学术专著和数篇博士学位论文(见表2),其中,尹乃铉、金贞培的两部著作对韩国古朝鲜研究影响颇深。
尹乃铉的《古朝鲜研究》,厚达900多页,是继李丙焘之后,在韩国第二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古朝鲜历史研究专著。他的基本观点与朝鲜学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观点相似,即主张古朝鲜“辽宁中心说”,明确界定古朝鲜就是檀君朝鲜。他不完全否认箕子东来说,但只认为箕子政权在古朝鲜时期是边缘小国,他不认为古朝鲜后期统治中心转移到平壤一带。他的一系列观点,因打破以李丙焘为代表的韩国传统观点,部分吸纳朝鲜学界的观点,一度曾遭受韩国讲坛学者的激烈批评和指责。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古朝鲜研究热潮的掀起,他的部分学说逐渐为韩国主流学派所吸收,更受在野史学学者和民众的欢迎和赞赏。
金贞培是古朝鲜研究的集大成者,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对古朝鲜史已有较深的研究,(33)近年出版的《古朝鲜新阐释》是韩国古朝鲜研究的最新成果。《古朝鲜新阐释》在回顾韩国古朝鲜研究进程的基础上,主要对辽东及半岛青铜器文化、支石墓文化、美松里型陶器及岩刻画等古朝鲜相关考古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当他分析朝鲜朝初期业已提及的“三朝鲜说”(即檀君朝鲜、濊貊朝鲜、卫氏朝鲜)时认为,卫氏朝鲜不应属古朝鲜的范畴,因此对持续约1 000年之久的濊貊朝鲜作了具体论证和探讨。《古朝鲜新阐释》是继尹乃铉的《古朝鲜研究》之后,又一部全面总结古朝鲜研究的高水平精品之作。
除尹乃铉和金贞培外,卢泰敦、(34)李亨求、(35)徐荣洙、(36)宋镐晸、(37)李钟旭(38)等也是长期从事古朝鲜研究的专家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21世纪10年代的今天,继续发挥古朝鲜研究的引领作用。卢泰敦是韩国传统学派的代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古朝鲜研究成果虽比过去少一些,但他在主导包括古朝鲜在内的韩国古代史研究方向上仍起着重要作用。李亨求侧重研究支石墓等古朝鲜考古,但关于檀君、箕子问题以及学术动态的研究成果亦有不少。他承认箕子朝鲜的存在,但主张箕子朝鲜主要在大凌河或渤海湾一带。宋镐晸认为,古朝鲜起源于公元前7世纪左右,至公元前4世纪通过吸收铁器文化成为初具一定规模的古代国家。他否认檀君神话是信史,更否认古朝鲜是当时东北史帝国的夸张观点。李钟旭将其过去研究新罗史研究方法应用到古朝鲜研究上,认为古朝鲜也经历了小国—小国联盟—古代国家的发展过程。
从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韩国也涌现出吴江原、(39)、徐永大(40)、赵法钟、(41)卜箕大(42)等年轻一代古朝鲜研究者。特别是吴江原为古朝鲜研究领域的多产学者,韩国研究青铜文化的专家。徐永大注重檀君学研究,而赵法钟专长主要是对古朝鲜研究动态的解构分析。
此外,韩国为使古朝鲜研究持续发展,积极组建学术团体,创办专门学术期刊,开展经常性的学术活动。1997年,创立了由大学教授及研究机构研究员参与的“檀君学会”,并创办学会学术会刊《檀君学研究》。2008年,为进一步加强古朝鲜史的专门研究,又创立了“古朝鲜学会”,同时创办学术会刊《古朝鲜研究》。2011年,为统合古朝鲜的研究力量,进一步推动相关学者的交流和团结,共享研究资源,“檀君学会”和“古朝鲜学会”正式合并为“檀君古朝鲜学会”,确立的宗旨是:通过多学科间交叉研究,探寻韩国的民族特性、文化起源问题的专门性学术团体。会刊也改称《古朝鲜檀君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仅在上述学会会刊上发表的古朝鲜相关论文就达200余篇。(43)“檀君古朝鲜学会”先后组织了60余次的学术研讨会,每一次研讨会上均有7篇左右的论文发表,并进行热烈讨论。
(三)韩国的古朝鲜史研究特点
1.在野史学派的崛起
韩国的在野史学亦可叫乡土史学、民间史学,一般称那些没有在大学及研究机构中任职、没有受过历史学科班教育的业余史学研究者为在野史学者。长期以来,在野史学者处在学界的边缘,也没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力。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古朝鲜研究热潮的掀起,在野史学者的地位不断提升,他们在学界、媒体、市民团体、新闻出版等领域活动非常活跃,队伍也逐渐扩大,近年亦有很多大学教授及专家学者加入到他们的行列。特别是在古朝鲜研究领域,在野史学已形成一种学派,其社会影响力正超越过去所谓的正统、主流学派。
在古朝鲜研究领域,在野史学派所依据的主要史料是《桓檀古记》、《葵园史话》以及中国古籍《山海经》,他们“千方百计证明檀君是实际存在的人物,檀君朝鲜是实际存在过的韩国古代国家,凡是主张檀君是神话人物的历史学者,都被在野史学者批判为事大、殖民史学者”。(44)尹乃铉被韩国学界视为准在野史学者,他主导古朝鲜“辽宁中心说”,并提出一系列标新立异的观点,他的学说在韩国学界的影响甚大,因此被多数在野史学者所利用。在野史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古朝鲜就是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作为两个流亡政权与古朝鲜无关。他们将代表辽西早期青铜文化的下家店遗存视为古朝鲜文化,以此认为古朝鲜在远古时代已形成疆域广阔的帝国,是奴隶制的社会形态。他们还通过对古朝鲜和中国考古文化进行超时空比较,主张古朝鲜文化比中国早上1 000年左右,古朝鲜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流之一,同时强调檀君神话并非神话,是历史事实,公元前20000年左右时期辽东南部及半岛西北部地区考古文化均为古朝鲜文化遗存。
2.细化研究和实证研究较为突出
首先,作为基础性研究,出现了一些对古朝鲜研究现状及研究史进行分析和整理的文章,如卢泰敦的《韩国的古朝鲜史研究》、徐荣洙的《古朝鲜研究100年——古朝鲜研究现状与争点》、金贞培的《古朝鲜史研究的历史性考察》、李亨求的《檀君与古朝鲜史研究现状与课题》和《北韩的古朝鲜研究》、赵法钟的《中国学界的东北民族及古朝鲜研究动向与问题点》。这些综述性论文为学界全面把握古朝鲜历史的研究进程和研究课题,引导学术前沿具有较大意义。其次,不断拓宽研究领域,挖掘和研究新问题。在继续深入研究以往焦点问题的同时,近二十年具体研究檀君及檀君朝鲜、“三朝鲜说”(檀君朝鲜、濊貊朝鲜或箕子朝鲜、卫满朝鲜)的不同性质、古朝鲜王国形成过程、韩国史籍《三国遗事》和《帝王韵记》的古朝鲜相关史料研究、古朝鲜国的时空界定、古朝鲜中心地与西界、古朝鲜对外关系以及古朝鲜文化的起源和类型、古朝鲜民族构成等问题,甚至将研究领域延伸到古朝鲜人饮食和服饰上来。最后,近二十年来,韩国学者对古朝鲜相关考古资料的研究尤为突出,如辽东区域及半岛青铜文化研究、美松里型陶器研究、支石墓和石壙墓研究、岩刻画研究、居住遗址研究、土城研究、考古资料编年研究等,并有大量相关论文和文章发表。
3.针对中国学界的应对性研究比较明显
为阐释朝鲜民族及其文化的起源、发展轨迹,近年特别注重对北方史(长城以北区域)研究,主张韩民族及其早期国家的起源与西伯利亚、蒙古地区、辽东半岛地区具有直接关系,在远古时代这些区域共同形成同一文化圈。同时,改变长期以来只重实证和史料、轻宏观分析和问题意识的研究传统,格外重视古朝鲜相关理论阐释,如东亚早期国家问题、红山文化与古朝鲜关系、辽河文化与古朝鲜关系、古朝鲜在韩国古代史体系中坐标问题、古朝鲜在远古东北亚中的历史地位等。此外,针对中国学界关于古朝鲜历史归属及古朝鲜文化性质的讨论,发表大量批评中国学界的应对性论文,以此阐明古朝鲜文化与中国中原文化的不同,淡化中国商周文化对半岛的影响。反映这些学说的代表性著作是禹实夏的《超越东北工程——辽河文明论》。(45)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有:赵法钟的《中国学界的东北民族及古朝鲜研究动向与问题点》、洪承贤的《中国学界的古民族认识与东北研究的新动向》、吴江原的《现代中国的古朝鲜研究及其脉络》和《近年中国关于箕子朝鲜的立场与批判》、张锡浩的《近年中国的箕子朝鲜立场与批判》、朴善美的《东北工程所反映的古朝鲜认识逻辑》、李东勋的《中国的古朝鲜研究动向与问题点》、冀珠妍(音译)的《中国学界的古朝鲜、汉四郡认识与批判》等。
四、今后古朝鲜研究的主要课题
由于资料的稀缺,阐明古朝鲜历史的具体真相还有许多困难,过去反复讨论的古朝鲜建国、疆域、中心位置等问题仍没有多大进展。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古朝鲜研究取得空前发展,因此又出现许多新问题、新课题,有待中外学界共同探讨和深入研究。
近几年“檀君朝鲜”问题成为新的研究争论点,特别是半岛学者对檀君朝鲜不但视为信史,或从否定到认可,而且不断提升檀君朝鲜的历史地位。而中国学界,大多数学者一直简单认为檀君朝鲜就是一个关于天帝之子桓雄与熊女婚配生成檀君的神话故事,更多视之为古朝鲜的文化加以论及。但檀君神话并不是普通神话,而是一个建国神话,在这一点上它与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建国神话具有同等地位,既然研究高句丽、百济、新罗建国过程时较多参考它们的建国神话,那么研究古朝鲜时同样也不能忽视它的历史意义,因为神话是一个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尚书大全》、《三国史记》等资料和诸多研究显示,箕子朝鲜之前确曾存在过另外一个“朝鲜”,因此,檀君及檀君朝鲜并不是一个简单问题,既不能轻易否定,也不能夸大评价,关键是如何看待檀君朝鲜的社会性质。笔者初步认为,檀君朝鲜是历史上存在的历史事实,但它既不是古朝鲜国,也不是什么奴隶制国家,应是介于原始社会末期与早期国家间的酋邦社会。
古朝鲜中心地研究仍是今后研究的重大课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有几点重要意识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第一,在世界历史上由外来族群首先建立国家政权的史例为数不少,从近而言,高句丽建国与夫余有关,百济建国与高句丽人有关;从远而论,俄罗斯历史上最早国家罗斯公国并非由作为俄罗斯主体民族的东斯拉夫人建立,而是由外来的瓦兰吉亚人所建。因此,即便说朝鲜历史上的最早国家是由箕子集团建立,并非为过,半岛学者大可不必为此不解。关键问题是箕子建国的地方在哪里。第二,古代东亚历史上,根据周边局势的变化和统治者需要,将政治中心反复迁移的史例也是相当多的,高句丽即是,百济亦是,渤海更是如此。因此,将持续1 000多年的古朝鲜的政治中心以动态的视野去观察可能更为合理。第三,辽东及朝鲜半岛是古代东北亚多民族相互融合、相互更替、活动生息的大舞台,因政治形势所迫和自然环境影响,古代历史上民族大迁徙也是经常出现的。朝鲜学界认为,包括古朝鲜人在内的朝鲜民族,是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一直以平壤为中心延续下来的檀君子孙,这种视野未免有些牵强。按人类学的角度看,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与约5万年前开始的早期智人(现代人)没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在相关文献稀少,且对仅有文献理解差异较大的前提下,应高度重视古朝鲜相关考古资料的运用和挖掘,特别是对与古朝鲜相关的青铜文化、支石墓文化、美松里型陶器以及岩刻画等其他考古元素的研究。应对琵琶型铜剑、细型铜剑等古朝鲜青铜器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进行详细的比较,这是分辨商周文化与半岛文化是否有直接联系的关键步骤。但考古资料有时也有它的局限性,即对一种考古文化遗存,各国学者的理解和认识是不一样的。因此,还需注重和尝试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交叉性研究。否则,在古朝鲜史的研究上,不会出现根本性的突破。
学界在“古朝鲜”概念及研究范围的界定上还很混乱。韩国学者尹乃铉等认为古朝鲜就是檀君朝鲜,除此以外非古朝鲜史的研究范围,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古朝鲜应包括檀君朝鲜、箕子朝鲜(或濊貊朝鲜)、卫满朝鲜;朝鲜学界则将古朝鲜分成前朝鲜、后朝鲜和满朝鲜三个阶段。中国学界一般将古朝鲜历史划分为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各方对古朝鲜的起点、研究范围及发展阶段的不同划分,自然会引起观点的巨大差异。总之,解决古朝鲜的概念及范围问题,应是研究古朝鲜的首要课题。
最后还应指出,各国学界在古朝鲜研究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本国自尊意识。半岛学者不愿意认定“箕子朝鲜”的存在,越来越夸大檀君朝鲜的历史地位,中国学者则一味强调“箕子朝鲜”的历史作用,而忽视对檀君朝鲜、箕子建国的具体地点,半岛土著先民、古朝鲜文化独特性的研究。这些因素不能不说较大地影响了古朝鲜研究的客观性、多样性。
然而,中外学界在古朝鲜问题上的认识差异大、研究方法各不一致、观点迥然不同等现状并非是坏事,这在客观上激发了各国学界的研究热情,促进了各方的学术交流,从而推进古朝鲜研究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①李址麟:《古朝鲜研究》,平壤:朝鲜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3年;李址麟等:《古朝鲜史讨论论文集》,平壤:朝鲜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3年。
②《“檀君及古朝鲜”研究论文集》,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发行(中文版),1994年。
③徐日范:《朝鲜近期考古动向与“大同江文化论”》,《白山学报》(第35号),1999年。
④金日成综合大学教材:《朝鲜历史》(原始—近世编),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⑤《朝鲜古代史研究》,平壤:朝鲜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⑥金日成综合大学教材:《朝鲜历史》(原始—近世编),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⑦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佟冬等:《中国东北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孙进已:《东北民族源流》,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孙进已、王绵厚主编:《东北历史地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⑧1979年9月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3年12月获得世界史—国别史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
⑨这个译文集于1980年4月出刊,共登载《古朝鲜的社会性质及其形成时期》、《古朝鲜的遗址和遗物》、《史记中反映的古朝鲜位置》、《对平壤中心说的批判》等10篇译文,均为由刘永智、顾铭学等中国学者翻译的朝鲜学者的研究论文。
⑩朴真奭、朴文一、金光洙、姜孟山为原延边大学教授;杨昭全、顾铬学、刘永智为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朝鲜研究所研究员,当时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也是中国研究朝鲜历史的重镇;曹中屏和李成德分别为南开大学和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11)苗威:《古朝鲜研究》,香港:香港亚洲出版社,2006年。
(12)杨昭全:《中朝边界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13)李健才:《关于古朝鲜和乐浪郡在辽东等地的记载和问题》,《博物馆研究》1997年第3期;《沛水、浿水考》,《博物馆研究》1998年第3期;《公元前3—公元前2世纪古朝鲜西部边界的探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5期;《平壤地区是否只有后汉时代的遗迹、遗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箕子朝鲜是否初在辽西的问题》,《博物馆研究》1999年第3期。
(14)张博泉的主要相关论文有:《箕子“八条之教”的研究》,《史学集刊》1995年第1期;《关于箕子、朝鲜侯东迁及高丽、辽东之地问题研究之我见——兼与李健才先生商讨》,《博物馆研究》1998年第1期;《箕子和古朝鲜研究的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3期。
(15)程妮娜:《东北史》,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杨军:《箕子与古朝鲜》,《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3期;阎海:《箕子东走朝鲜探因》,《北方文物》2001年第2期;都兴智:《关于古朝鲜研究的几个问题》,《史学集刊》2004年第3期。
(16)张碧波的主要相关论文有:《朝鲜箕子考》,《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对古朝鲜文化的几点思考》,《北方论丛》1998年第1期;《古朝鲜研究中的误区——东北史评之一》,《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年第4期;《关于箕子与古朝鲜几个问题的思考——与杨军先生商榷》,《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3期;《古朝鲜铜镜性质初探》,《黑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关于箕子与朝鲜问题的争论——与张博泉先生商榷》,《东北民族与疆域论稿(上)》,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关于箕子东走朝鲜问题的论争——与阎海先生商榷》,《北方文物》2002年第4期等。
(17)刘子敏的主要相关论文有:《先秦时期的古朝鲜未曾使用过青铜铸币》,《东疆学刊》1994年第2期;《关于古“辰国”与“三韩”的探讨》,《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3期;《燕、辽东、古朝鲜》,《东疆学刊》1994年第4期;《箕子朝鲜研究》,《东北史地》2004年第4期;《谈古文献的标点断句与古朝鲜地望之研究》,《东疆学刊》1995年第2期;《也谈古朝鲜研究的几个问题——与都兴智先生商榷》,《史学集刊》2005年第4期;《论“明夷”不是“朝鲜”》,《东北史地》2005年第6期;《“嵎夷”与“朝鲜”》,《北方文物》2005年第4期。
(18)杨军:《箕子与古朝鲜》,《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3期;《再论古朝鲜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答张碧波先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6期。
(19)李德山:《中国东北古民族发展史》(合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关于古朝鲜几个问题的研究》,《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
(20)苗威:《古朝鲜研究》,香港:香港亚洲出版社,2006年;《箕氏朝鲜研究》,《东北史地》2004年第8期;《关于古之辰国的再探讨》,《东北史地》2006年第1期;《檀君神话的文化解析》,《东疆学刊》2006年第2期;《试论古朝鲜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博物馆研究》2008年第2期。
(21)陈蒲清:《古朝鲜族源——神话与古代朝中文化关系》,《求索》1996年第3期;《箕子开发古朝鲜考》,《求索》2003年第1期;《中国第一位思想家——箕子》,《船山学刊》2004年第3期等。
(22)朱亚非:《箕子东渡考索》,《寻根》1995年第4期。
(23)陈蒲清:《中国第一位思想家——箕子》,《船山学刊》2004年第3期等。
(24)孙泓:《古朝鲜的建立及汉化问题》,延边大学历史学科编:《朴文一教授80寿辰纪念史学论集》,香港:香港亚洲出版社,2012年;《从支石墓的分布看中国大陆早期居民的外迁》,李宗勋等主编:《东亚历史与朝鲜半岛》,香港:香港亚洲出版社,2011年。
(25)张碧波、喻权中:《朝鲜箕氏考》,《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6期。
(26)张碧波:《古朝鲜铜镜性质初探》,《黑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27)苗威:《古朝鲜研究》,香港:香港亚洲出版社,2006年。
(28)张碧波:《古朝鲜研究中的误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年第4期。
(29)王成国:《关于古朝鲜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3期;苗威:《试论古朝鲜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博物馆研究》2008年第2期等论文。
(30)苗威:《古朝鲜研究》,香港:香港亚洲出版社,2006年,第25页。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延吉)2016年第20163期 第45-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