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斤吃安眠药 最讨厌看历史剧
顾诚
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明清史专家。1957年9月，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1年毕业留系任教，此后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理事长、顾问，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其学风极其严谨，富有朴学精神。著有《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等专著。
不知不觉间，顾诚先生辞世已整整8年了。在学术圈外，鲜有人再提起这位史学大师的名字。
先生的传世名著《南明史》即将再版，凡用心读过它的人，都不免惊叹于它的厚重与丰富，其中爬梳的资料，许多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而它们却是先生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中抄出来的。
所谓朴学，是一条艰苦的道路，“无信不征”说起来容易，但有多少人真的肯燃尽自己的生命，去为后学铺路呢？
顾诚先生默默地坚持着，耕耘者，当他油尽灯枯时，尚不足70岁。
怀念顾诚先生，就是怀念一种真诚，怀念一代学人的风范与节操，不论世事怎样纷纭，不论时代如何浮躁，一个民族必须记住那些真正的建设者，因为繁华总会落尽，潮流终将退去，时光最终留下的，只能是精神与传统，如果没有它们的滋养，我们的骄傲与尊严，又该靠什么来支撑？
在人们的印象中，顾诚先生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不苟言笑，有些拘谨，但在家人的眼中，他却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适逢先生忌日，《北京晨报》记者专访了顾先生的夫人何龙素老师。
顾家子弟多才俊
我和顾诚结婚时，他已经40多岁了，他偶尔谈起年轻时的事，比较零散。
顾诚是南昌人，生于1934年，1950年参加工作，在监察局当干部。那时有文化的人不多，顾家书香门第，明代似乎做过高官，父亲是校长，“文革”后学校还给他竖了一个铜像，母亲是老师，家教基础相对好一点，所以单位招人，他一考就考上了。
顾诚兄弟姐妹11人，活下来8个，可惜的是，顾诚是他们中第一个走的，他家孩子的文化程度都不低，大哥曾任江西省儿童医院院长，四哥在301医院当博导。
1957年9月，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他喜欢师范院校，他说毛泽东也是师范毕业的。
刚上大学时，顾诚学习并不好，后来老师不断督促，他才变得认真起来，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顾诚从小体质弱，高中时还休学过，他自己检讨原因，认为与排行老六有关，一般父母喜欢老大，疼爱老小，排在中间的往往被忽略，从小吃得不好，抗战时又东奔西跑，自然影响了身体。他的肺一直不太好，到发现有问题时，差不多已全都钙化了。
比别人多争取了5年时间
“文革”时，顾诚也受到了一些冲击，那时只要是读书人，不受冲击是不可能的，他还下农村去搞过“四清”。
“9·13事件”（指林彪坠机温都尔汗）后，他对“文革”开始怀疑，对各种运动只是消极应付，不肯出头露面，为此被划为“三类分子”，说他有严重的政治错误，那时不积极都不行，因为单位分两派，人家想怎么定就怎么定。
从1971年冬天起，顾诚开始偷偷摸摸做学问，他后来庆幸说，自己比别人多争取了5年的时间，否则不可能这么快就写出《南明史》。
那时想做学问不容易，借书太难了，“文革”时，学校资料都被封了，幸亏资料室一位老先生非常好，帮助了顾诚，他们约晚6点见面，他打开资料室，让顾诚去挑书，看完了再借新的。
“文革”后，各图书馆开放，顾诚常骑车去北京图书馆，冬天冷，手都冻僵了，只能骑一段，找家商店呆会儿，那时商店用煤炉取暖，可以烤烤手。去图书馆, 有时只是带一个馒头，中午靠它果腹。那时顾诚生活条件清苦极了，住在学校的筒子楼里，只有13平米，煤气罐放楼道，在那里做饭，此前连煤气灶都没有，只能用电炉。
为手抄资料自己印稿纸
那时看书很难，也没有复印机，所有资料只能手抄。顾诚不用卡片，因为卡片写不了多少字，他都用稿纸抄，后来他嫌普通稿纸不方便，就联系印厂专门印了一种稿纸，至今家里还剩不少。
有几年暑假，我们在南京度过，因为他五哥在南京当干部，给他联系了一家图书馆，他就去那里抄资料。
整天埋头读书、抄书，顾诚最大的乐趣就是学术，有了新发现，他就给最好的朋友打电话。上世纪80年代，珠市口自然博物馆在介绍熊猫时，说古代称其为“貘”，顾诚让我把相关介绍抄回来，通过查资料，否定了这个说法。
能写完《南明史》，也比较幸运，他一度被借调到外国问题研究所，看看外报外刊，写写分析报告，不用坐班，比较轻松，工作之余天天读《明史》。顾诚原来学俄语，后来自学了英语。后来住院时，护士称赞他英语好，他忙摆手，说不算太好。
顾诚喜欢学问，但做学问的条件太差了，如果有今天的条件，他会做出更多贡献。写完《南明史》后，他准备再写一部书，但后来得了重病，无法实现。
最讨厌看历史剧
和顾诚谈恋爱时，身边人都说，这么个老学究，性格上怎么合得来？其实真的一接触，就会发现他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
刚结婚时，我们两地分居，我到北京来看他，他喜欢京剧，就买票让我去看，晚上回来时，正下大雪，一下公交车，才发现他一直站在雪地里等我。
他话不多，但很少说废话。每次卖废品时，他总是嘱咐我不要都给卖了，要给捡破烂的留一点。上世纪80年代起，北京缺水问题日益严重，他让家里把洗碗洗菜的水都存好，冲厕所用。他不仅这么要求自己，也这么要求学生。
他出差时，所有东西都自己整理，先在纸上列出单子，往箱子里放一样，勾掉一条，他最怕麻烦别人。
我出差时，他也这么帮我收拾东西，每次还要为我准备零食，说这样路上就不寂寞了，电视里有我爱看的节目，如果我不在家，他就会录下来，他自己喜欢看《新闻联播》和京剧，但最讨厌看历史剧，说都是胡编乱造。
教育孩子方法有问题
顾诚也发脾气，孩子不听话时，他容易着急。
有时我们也吵架，一生气，我说要离婚，他不以为然，说：“气头上的话也当真？”有一次他错怪了我，我们又吵了架，女儿说他错了，应该道歉，他说我这不正给你妈解释吗？这不就是道歉了？女儿说不行，必须下跪。他不同意，说：男子汉怎能随便下跪？
在孩子教育上，顾诚的方法有问题，他太严格，有时也打孩子，这容易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孩子最终没搞历史，说学历史太苦了。但孩子后来学外语，是顾诚给选的专业，他觉得学外语生活能好一些。
顾诚平时没时间，他只是看看成绩单，我是学教育的，会给孩子留些课外作业。顾家希望孩子有出息，所以要求严，顾诚哥哥的女儿最终也学了其他专业，现在看来，对孩子教育应该放开一点，还是宽松教育比较好。
论斤吃安眠药
顾诚身体一直不好，因为他高中休学过一段，为了追上功课，他只好开夜车，这个习惯一生未改，每天4-5点钟才睡觉，靠浓茶、吸烟来支持。他后来各种活动多了，要早起应酬，晚上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睡不着，他就加量。学校一度控制安眠药，需院长同意才能开，但顾诚例外，因为他实在离不开，用同事们的话说，他吃的安眠药可以论斤约。
有时吃的量太大，早上起来去参加活动，依然昏昏沉沉，他在床头写了个“已经吃了安眠药”的纸条，吃完了就翻过来，怕记不住再吃。
顾诚对生活要求很简单，国外邀他去讲学，他总是拒绝，日本学者来说：您的同行都去过日本了，您为何不来呢？一年也行，半年也行，实在不行，就三个月，我全程陪同。顾诚说我生活习惯不一样，黑白颠倒，太麻烦别人了，还是算了吧。
后来台湾学者来邀请，他答应了，他觉得都是中国，应该去看看。为了访台，他专门做了一身新衣服，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
■最后的遗憾
没能让家人住上大房子
顾诚的《南明史》出版后，声名鹊起，有一位大官的遗孀希望顾诚给他写个传，愿意给很多钱，但必须按定下来的基调来写。顾诚说写历史必须有独立见解，别人定好了调子，我写不了，因为我有我的看法，便拒绝了。
顾诚晚年，市场经济大潮对校园的冲击越来越大，他对此很淡泊，说别人有挣钱的本事，我没有，我只有做学问的本事。
一次某外地学校有问题来咨询顾诚他们，请吃了饭，还给了一点费用，顾诚很不安，忙问别人这钱能不能拿。因为这样的活动，他一般不参与。
顾诚病重去医院前，他特别交代，要我把借学校的书立刻还掉。在医院，他留下最后的遗言是：花了学校这么多钱，我于心不忍。其实在今天看，那些钱不算太多。
顾诚很少和我说他有什么遗憾，病倒前，他曾对朋友说：希望家人能过得好一些，能有个大房子，可惜自己没有做到，实在遗憾。
本版撰文 陈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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