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于光远先生回忆说，四人帮被抓的当天，即1976年10月6日，他和黎澍先生就已经获知了这一消息。另据说，黎澍先生接手《历史研究》之后，即预见到“四人帮”会很快覆亡，且着手作必要的准备。丁伟志先生提供了相关事实：“唐山地震后，河北一位同志趁过京之便，赴黎澍寓所造访，披肝沥胆，纵论天下大势。黎澍同志当即断然告之：‘江青一伙垮台的事，估计超不过一年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黎澍同志在‘四人帮’垮台之前，就开始悉心剖析‘四人帮’祸国殃民的言行，每有心得，就和几位知心的同志交换意见，反复研讨，为与‘四人帮’之流进行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决战进行准备。”果然，《历史研究》在1976 年第6 期上就推出了一批清算“四人帮”的文章， 而且是一批有力度的文章， 如署名“本刊编辑部”的两篇：《<历史研究>的遭遇和”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的阴谋》和《痛打落水狗梁效、罗思鼎》。如此快捷，显然是有准备的。接下来的整个1977年，包括1978年的大部分文章，1979年的少量文章，都是批判“四人帮”的，理论旗帜是“反对封建主义”。这两三年的《历史研究》，老实说，在理论界叱咤风云，其影响超过当时处于尴尬局面中的红旗杂志，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尽了一份“鸣锣开道”的责任。仅此一端，黎澍就不应被人忘记。
从《黎澍十年祭》所提供的有关情况看， 黎澍1980年11月的济南之行。可能意味着 1976 年10月以来，他的一段最为舒心的黄金岁月的终结。但我在那时对这一切都懵然不知，直到我5年后赴京面谒他时，也仍然不知。
二
选择翦伯赞史学思想研究做毕业论文题目，是我后来走向黎澍的关键一步，没有这一 步， 我可能没有当面向他请教的机会。这大概是1984年底的事情。记得那一时期的研究生， 在准备毕业论文时，每人都有一笔可观的经费，可以外出“游学”，地点由自己确定。因翦伯赞在1949 年前发表的论文，在山大找不全，我遂决定去北京。临行前，老师们为我拟订了一个要拜访的学者名单。其中包括黎澍先生。这个名单我现在还保留着。名单上的学者为： 丁伟志、庞朴、黎澍、宋士堂、蒋大椿、白寿彝、瞿林东、田昌五。可能考虑到北京大学张传玺先生手头有许多翦老的资料，葛师专门给张先生写了封短信让我带着。从4月中旬至6月上旬，我一直在北京呆了50多天。
在京访学期间，在拜访了名单上所列的除丁伟志、白寿彝和田昌五先生外的其余5 位先生后，记得还拜访了胡绳武、苏双碧、田钰、陈高华、郭德宏、张海鹏、杨济安等先生。这些先生都对我的选题提供了宝贵的指导。记得在去拜访黎澍先生前，我曾经犹豫过，或者说不敢去。但蒋大椿、张海鹏先生力劝我见一下黎澍先生，说对了解六十年代前期史学界内部冲突，很有帮助。张海鹏先生还说，那一时期引发争论的许多文章，许多讨论会、许多关键讲话，都与黎澍有关。我遂决定去拜见黎先生。蒋大椿先生很关心我的论文，也鼓励我从事翦伯赞史学思想研究，并帮忙引荐，很快约好了与黎先生见面的时间。
黎澍接着评论道：“好多历史问题，从理论上就搞乱了，我们的历史学家有必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很多问题我们说不透彻，或自己认为蛮好，但就是拿不出去。以往的研究以毛泽东为根据，谁也不好说话，谁说得和毛主席不一样，马上可以解释为反对毛主席。好多问题就这样从理论上搞乱了。建国以来的史学思潮的性质值得推敲，我对这一段历史学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有一点怀疑。”
在谈到农民战争史研究时，他说：“唯一动力论值得研究。农民战争的作用到底多大? 农民起义也杀人，也破坏。张献忠在四川杀得只剩下两姓。直到康熙年间，去四川任县令的人，只要招足三四百口人就实授职衔。”记得黎先生讲到这个问题时， 起身从书架上抽下一册书，翻到记载张献忠杀人的地方，指给我看。书名我已经失记。然后他又坐下接着说：“ 鲁迅认为农民没有什么立场可言，贼人来了，他们随大流，被官军当贼杀；官军来了，他们又跟着跑，被贼人当官军杀。农民只想稳稳地做奴隶，他们的命运只能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农民的水平只能如此。”
黎先生又说：“把历史上的农民讲得那样好，可能吗?翦老的历史主义就是针对这种倾向的。不能把历史讲成农民战争史。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农民战争和农民阶级，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才是无产阶级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否则就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历史主义至今有争论，仍有人否定。有人认为有资产阶级历史主义，有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以此来否定历史主义，给这个讨论设置障碍。列宁在评论马克思学说的时候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承受了资产阶级学说的合理内容，历史主义是其中之一。历史主义，即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讲述历史。忠实于历史，就是历史主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历史，愈真实就愈正确，愈忠实就愈能为现实服务。但我们通常讲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常常导致不研究历史，而直接讲政治。非历史主义现象的产生， 就是要求历史为现实服务造成的， 就是为革命而研究历史造成的。范文澜、翦伯赞都自己承认是这样。结果，不是研究历史， 而是歪曲历史。时过境迁，就作废了。”在先生讲这个问题的过程中， 我插问了一句他对宁可两篇论历史主义文章的看法，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两文的写作与他有关，只是自己特别爱读这两篇文章，这两篇也特别强调历史主义，但先生的答话有点令我意外：“宁可的观点是折衷主义。”先生还接着说：“当时的讨论、批翦的固然不对，就是持历史主义观点的人，在理论上也不透彻、不彻底，带有严重的时代局限。”
保留在我笔记本上的黎澍先生讲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一系列对古代东方的论述。先生说：“马恩讲中国历史最深刻。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他们透彻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他们一看中国，就知道问题何在。”接着先生评论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所讲过的一些话，如农业与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东方专制主义、普遍奴隶制、农民对政治、政府的极度冷漠等等，先生认为，这些都切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当时学术界有文章批判中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论， 听完先生的话，我知道先生很可能也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者。虽然带着一种未能充分满足的心理告别了先生，但先生这席看似“离题”的谈话却产生了可能远比我期待的历史细节方面的内容更大的影响，对我来说，先生的这次谈话有下面几点比较重要：第一，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甚至有本质的不同。既不能一古脑儿去接受， 也不能一古脑儿去反对。第二，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可以对历史上农民、农民战争进行批判。第三，农民意识、小生产者的心理是滋生皇权主义、专制制度、现代迷信的肥沃土壤，小农在本质上不是反“封建”， 而是倾向于“封建”，是所谓“封建主义”的物质承担者。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笔者像那一时期许多愿意思考的青年一样，在一段时间内，接受了以黎澍为代表的所谓“新启蒙”思潮。
返校后，在一个集中的时间内，我以《翦伯赞与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为题， 写出了12万多字的论文初稿，此稿涉及翦老史学思想的众多侧面。葛、项两位老师认为“历史主义”是学术界比较敏感的问题，我写的较充实，也有新鲜感，遂命我以此部分为基础， 将相关内容集中到这里来，形成了《翦伯赞与当代中国史学界的历史主义思潮》这一硕士论文。对这篇论文，以庞卓恒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予以肯定，此文与同时毕业的另外两位学兄更精彩的论文一起， 亦被当时路过济南的苏双碧先生看中， 在他所写的一篇报道中称我们“所撰写的有关史学理论的毕业论文受到好评”(1987年7月14日《光明日报》) 。这篇文章后来蒙陈启能、于沛两位先生错爱，发在刚刚创刊的《史学理论》上。因正逢1987年初的那个乍暖还寒的时节，此文遂引起一些人注意。我想，如果当初我就事论事写“历史主义”，是不会惹来这么多人关心的，正因为我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对抗放在当时社会思潮背景下，才使这篇论文具有了“意义”。
三
最初，我并未看出来也不敢想黎澍这位当时最大的理论权威还会有什么“局限”。启发我看到这个“局限”的是同在一校园的管理科学系孙柏录先生。说起来挺有意思，近在咫尺的我们的相识，却因千里之外的黎澍先生。1986年6月，与我一起参与“山东大学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活动的管理科学系的一位同龄教师，向我借《再思集》，说是代同事借阅。我有点诧异：管理科学系也有对黎澍思想感兴趣的人?那里可多是学理的。我突然记起， 1986 年5月初的一天，我去水房打开水，在水房旁边常贴海报的地方，赫然贴着一张举行《历史创造者问题报告会欢迎参加》的海报，报告人是管理科学系孙柏录。我于是急忙打听向我借书的人：借阅《再思集》的是否就是这个孙柏录?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急不可耐就直奔孙先生家了。孙先生是六十年代北大数学系毕业生。记不得我们在一起畅论了多少次“创造者”和黎澍，就当时理论界的热点问题我们也讨论不已，尤让我们冥思苦索的是：马恩一些基本观点的原意是什么?我承认，这时，甚至至今，我们都是“原教旨主义者”。记得他反复跟我说：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历史的物质条件也不仅仅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使我茅塞顿开，一种对经典唯物史观的全新领悟从此开始。
以上就是我当年写作《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一文的基本思路。这篇文章从我毕业留校的当年暑期开始起草，到1988年元月在《文史哲》上刊出，写了整整一年半，其间五易其稿，增删多次。直到发表前，文章的题目一直是：《 中国当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突破——试论历史创者问题讨论的意义》。1987年初春，我将第二稿投寄《历史研究》杂志。很快就收到回信，说是准备刊用，但要修改，并说若有机会来京可当面讨论修改意见。那时接到这封信当然是高兴的。记得隔了一段时间，借着一个出差的机会，来到编辑部。当时的总编徐宗勉先生谈了修改意见。徐先生最后鼓励我说：“要继续把这个问题的讨论深入下去，希望这篇文章能起到推动的作用，此文肯定会产生较大影响，因而更需要推敲和加工。”返校后， 我将努力修改后的第三稿又寄给《历史研究》。记得又接到回信，还让修改。我当时年青气盛，有点不耐烦，就将稿子压在那里了。与我很要好、同窗七年的李平生兄，当时已去《文史哲》编辑部工作，拙文从写作到修改，他都知道，也参与过讨论， 他遂将此稿拿去了。不久，当时的《文史哲》主编丁冠之先生约我谈话。发不发这篇稿子， 丁先生显然在犹豫。在我将当时讨论的情况作简单的介绍后，丁先生问我黎澍的观点到底能不能站住脚。记得我没直接回答这一问题， 而是反问丁先生：当年备受非议的翦伯赞的历史主义等观点，今天您觉得怎么样?他说很平常。我接着说，黎澍的观点很可能也这样，20年后将会变成常识( 现在看来，有点太乐观了)。丁先生的头脑其实一点也不僵化，他是在为杂志担心，我的自信可能打动了他。于是决定采用，但必须修改和压缩。我只好忍痛将近3万字的长文压至1 万字以内，同时将部分内容作了低调处理，提交了第4稿。在这个基础上，平生兄根据编辑部的意见再作加工，并将题目改为《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这篇难产的文章就这样推出来了。谁知道，它一出现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响，简直可以说是“轰动”。——老实说，我和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学子一样，是喜欢这个东西的。
对这篇文章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我是有预感的，因为下面这几个提法即使在现在看来也是够大胆的，只有孟浪如我才能做这种“蠢事”。第一，“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的核心，是剥削者、压迫者作为一个阶级，是否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及在这种创造中应占有的地位。”我对此当然充分肯定。第二，剥削阶级并非都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吸血鬼，物质财富的历史也是劳动阶级与剥削阶级共同创造的。第三，认为撇开剥削阶级谈论文明时代生产历史的创造， 是黎澍历史创造观的缺陷，要求“在黎澍终止思维的地方继续前进”，进一步反省流行唯物史观。也许是这些论点直接或间接触及到我们这个社会当时最敏感的神经，也许是指名道姓批评名人所造成的效应，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所产生的影响，反正是拙文一面世，许多大型媒体纷纷摘要报道。当时的理论界很有地位的《文摘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军报》、《文汇报》、《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都迅速作出反应。这些反应或者使用了“生产的历史非劳动者所独创”的醒目标题，或者使用了“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认识上的三次突破”的标题。与此同时，我也收到一些长者和同行的来信，对我加以鼓励。其中， 黎澍先生的来信当然是我最期待的了。
这是黎澍先生给我的一封复信。《文史哲》于1988年元月底印出文章之后，编辑部嘱我给黎澍先生写封信，连同该期杂志一起寄去，信中并代杂志向先生约稿。先生很快复信给我，写得相当客气。
春祺
黎澍 88. 2. 9
来信请寄北京木樨地
四
下得楼来，忽听先生在凉台上叫我的名字，原来我随身带的笔记本丢在先生房间了，我请先生从上边丢下来，我接到后，挥手请先生回房间。当时绝对想不到这是我最后一眼看到先生!
1988年10至11月间，也就是黎澍故去前夕，在我的精神生活中出现了几件与他有关的事，值得一记。《新华文摘》这年的第10期，同时转载了我和黎澍先生的文章，《“阶级观点”再认识》和他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考辨》，而且这两文的题目还同时紧挨着出现在封面上。我的文章原刊《史学理论》(季刊) 1988 年第2期，现在与先生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期杂志上，而且，1988年看来又是先生集中反省、清理“阶级斗争理论”的一年，先生大概会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还列专节讨论了“历史创造者”问题， 其中有些话， 先生看了会怎么想，已不得而知了。我说：“当前理论界一场以‘谁是历史的创造者’为题的讨论正在展开和深入。这将是建国以来学术界激动人心、引人注目的大讨论。”我说：“撇开剥削阶级谈论文明时代生产历史的创造，从根本上背离了唯物史观。”我多么想知道先生对这些论断的评判啊!
另一件，是我于10月底(或11月初) 收到了先生的《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书。我印象中此书由湖南寄过来，书中的插页上盖一枚印章，内刻“黎澍义赠”的字样。接到这本书，我才知道何祚榕先生所说的“你的文章也收到集子去了”是什么意思：《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作为本书的“附录”收入其中。浅薄如我，当时为此着实高兴了一阵子。这本书， 使我爱不释手的并不是那些理论文章(此前大都读过)，而是那两篇怀旧随笔：《未回的回忆》和《上海生活杂记》。写得真是耐读，虽然是个人往事追记，但如同回过头来与黎澍共同阅读、审视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我之所以特别重视这两篇散文，因为在这之前， 我买到了黎澍的《早岁》一书， 刚拜读过。《早岁》系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早知此书，但苦于买不到。5月初拜访黎澍先生时，也没想起来索要一册。但就在造访黎先生之后的次日我却从北京东安市场卖旧书的地方淘到此书，欢喜莫名。那两篇散文是《早岁》结集之后的作品，风格完全一致：在平淡朴素的记事中贯注着深刻、深沉和有深度的思索。从这两本书中，我才知道黎澍先生早年有如此丰富和传奇般的经历。
1988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何不给黎澍写本传记?在他生前最好写出来。我立即将这一念头告诉了李平生兄，并提出与他一块写。平生兄的专业是搞近代史的，能衡估黎澍的专业成就，我则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把握他。平生兄很痛快地答应做这一工作。接着我就给黎先生写信：告以写传之意，同时请求他：同意并确定当面采访的时间提供所主编的《观察日报》、《开明日报》、《华西晚报》和《文萃》杂志。这封信大概是11 月中下旬之交的某一日发出，接着就等待先生的回音。天知道，等来的却是先生的“讣告”!
京外的人大多是从李锐的《最后一天的书案》中获知黎澍逝世消息的。此文刊发在12月11 日前后的《人民日报》上。那一天，我的一位同窗特意跑到我家告诉我：“黎澍逝世了!” 我立即放下手中的笔，急去校内报栏前看李锐的文章。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看这篇文章时， 我的眼睛被泪水模湖了， 心灵受到李文所灌注的充沛激情和感情的强烈撞击。在报栏前，当时觉得，只有鲁迅《悼杨铨》中的一句诗可以表达那一刻的感受：“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待情绪平静后，我将黎澍逝世的消息转告给一些师友，他们有的看到了这一天的报纸，有的尚未看到，但全都感到很突然。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在山大， 黎先生是颇有些崇拜者的。我手头至今还保留着一份由“山大青协”于1986 年12 月编印的“文革”专题研究参考资料之二：《“文革”研究资料汇编》，《关于反封建的一些思考——访黎澍》和《通向“文化革命”之路——关于“文革”产生的文化背景的对话》均在其中， 而且列在头两位。我虽然参与“山大青协”的活动，但对这份资料的产生却一无所知。先生当年在山大校园的影响可见一斑。在李文见报后的一个礼拜之后，我收到“黎澍同志治丧办公室”发来的讣闻，接着又收到黄春生兄的来信，是对我们要写黎澍传的复函，告以因先生的逝世所索资料无法提供云云。但我不知道而想知道的是： 先生摔倒前，读未读到我的信、知道不知道有人想为他“树碑立传”?假如知道，那该多好!而从我们发信的日期推断，先生有可能看到这封信。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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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社编辑：修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