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01日14:15 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一）研究计划总体执行情况及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本项目2012年10月获批，2014年6月进行中期评估并获得滚动资助，2014年7月以来，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顺利推进研究计划，完成一批重要成果，包括：书稿4部，疫灾分布图集1部，疫灾地理信息系统软件1套，国家发明专利1项，学术论文6篇，博士学位论文3篇，硕士学位论文6篇。
项目共分为四个子课题，各子课题研究进展具体如下：
子课题一：中国历史时期疫灾地理规律研究及制图，负责人：龚胜生
本子课题，前期已分时段完成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等历史时期疫灾地理规律的研究，揭示了这些时期疫灾的时空分布规律，绘制完成疫灾分布地图。2014年7月以来，在《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核心刊物发表《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元朝疫灾地理研究》、《明代江南地区的疫灾地理》、《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论文4篇；完成《清时期的疫灾》、《民国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变迁》书稿2部，正在修改完善中，并联系出版社准备出版；完成《宋元时期疫灾时空分布及环境机理研究》（2016）、《明代疫灾时空分布及环境机理研究》（2015）、《明清两湖疫灾：空间分布、影响因素与社会应对》（2016）等博士论文3篇；完成《民国时期湘鄂赣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等硕士论文6篇。
本子课题是本项目的核心部分，是进一步研究疫灾环境机理与疫灾地理制图的基础。在北宋以前，由于资料所限，我们对疫灾地理规律的研究在时间上是十年尺度的，在空间上是州郡尺度的；北宋以后的研究在时间上是一年尺度的，在空间上是县域尺度的，时空分辨率都有了提高，研究的结论也更科学。表1是我们对我国历史时期疫灾地理规律探究的成果一览表，有些是我们的前期研究成果，大部分是本项目资助期间取得的成果。
表1 中国历史疫灾地理规律研究成果一览表
代表时段 | 性质 | 文章名称 | 完成时间 | 成果形式 |
历史时期 | 全国性 | 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 | 2003年11月 | 发表论文 |
历史时期 | 全国性 | 战争与瘟疫——基于中国历史的考察 | 2016年6月 | 著 作 |
先秦两汉 | 全国性 | 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 2010年7月 | 发表论文 |
魏晋 南北朝 | 全国性 | 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 | 2007年7月 | 发表论文 |
隋唐五代 | 全国性 | 隋唐五代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 2004年12月 | 发表论文 |
北宋时期 | 全国性 | 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 2011年10月 | 发表论文 |
南宋时期 | 全国性 | 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 2015年1月 | 发表论文 |
元朝时期 | 全国性 | 元朝疫灾地理研究 | 2015年5月 | 发表论文 |
全国性 | 宋元时期疫灾时空分布与环境机理研究 | 2016年6月 | 博士论文 | |
明朝时期 | 全国性 | 明代疫灾时空分布及环境机理研究 | 2016年6月 | 博士论文 |
全国性 | 中国明代疫灾数据在线发布及分布规律的挖掘研究 | 2015年5月 | 发表论文 | |
区域性 | 明代江南地区的疫灾地理 | 2014年8月 | 发表论文 | |
区域性 | 明代山东省疫灾地理规律与环境机理研究 | 2013年5月 | 硕士论文 | |
区域性 | 明代福建省疫灾地理规律与环境机理研究 | 2014年5月 | 硕士论文 | |
区域性 | 明清江南地区疫灾地理规律与环境机理研究 | 2013年5月 | 硕士论文 | |
清朝时期 | 全国性 | 清代的疫灾 | 2016年6月 | 著 作 |
区域性 | 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 2015年7月 | 发表论文 | |
区域性 | 清代山东疫灾的时空分布及其社会影响与反馈 | 2011年5月 | 硕士论文 | |
区域性 | 清时期陕西疫灾研究 | 2011年5月 | 硕士论文 | |
区域性 | 清代直隶的瘟疫与社会互动 | 2011年5月 | 硕士论文 | |
区域性 | 清代两广疫灾地理规律及其环境机理研究 | 2013年5月 | 硕士论文 | |
区域性 | 清代山西省疫灾地理规律与环境机理研究 | 2014年5月 | 硕士论文 | |
区域性 | 清代安徽省疫灾地理规律与环境机理研究 | 2014年5月 | 硕士论文 | |
区域性 | 清代江西省疫灾地理规律与环境机理研究 | 2014年5月 | 硕士论文 | |
区域性 | 清代河南省疫灾地理规律与环境机理研究 | 2014年5月 | 硕士论文 | |
区域性 | 清代云南省疫灾地理规律与环境机理研究 | 2014年5月 | 硕士论文 | |
区域性 | 明清两湖疫灾：空间分布、影响因素与社会应对 | 2016年6月 | 博士论文 | |
民国时期 | 全国性 | 民国时期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 | 2016年6月 | 著 作 |
全国性 | 民国公共卫生体系及其与疫灾的互动 | 2013年5月 | 硕士论文 | |
全国性 | 民国时期疫灾影响下的公共卫生意识变迁研究 | 2013年5月 | 硕士论文 | |
区域性 | 民国时期河南疫灾时空分布及其社会影响研究 | 2016年5月 | 硕士论文 | |
区域性 | 民国时期陕甘宁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 变迁的研究 | 2015年5月 | 硕士论文 | |
区域性 | 民国时期湘鄂赣皖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 变迁的研究 | 2015年5月 | 硕士论文 | |
区域性 | 民国时期两广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 | 2016年5月 | 硕士论文 | |
区域性 | 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 | 2016年5月 | 硕士论文 | |
区域性 | 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 | 2016年5月 | 硕士论文 |
综合这些研究成果，我们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第一，找到了一套分析疫灾地理规律的指标方法。为了定量分析疫灾的流行规律，首先我们提出了“十年疫灾指数”，对于分析疫灾的周期波动和长期趋势收到了良好效果，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赞同。在本项目过程中，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北宋以来的时期由于时空分辨率较高，“十年疫灾指数”只能分析疫灾频度的变化，而不能分析疫灾流行的广度与烈度，为此我们又提出了“疫灾频度”、“疫灾广度”、“疫灾密度”、“疫灾厚度”、“疫灾烈度”等描述疫灾流行强度的指标，并应用于研究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十年疫灾指数”是指连续十年疫灾流行的年数，反映疫灾的频繁程度，主要用来分析疫灾的长期趋势；“疫灾频度”是指疫灾流行的频繁程度，反映每个历史阶段、王朝、十年中的疫灾多寡；“疫灾广度”是指疫灾流行范围的广狭，反映每次、每年、每十年疫灾流行的县数或面积；“疫灾密度”是指一定范围内流行疫灾的县的个数，“县”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行政单元，“县”的密度反映着人口和经济的密度；“疫灾厚度”是指一定时期内疫灾覆盖该区域的次数，反映一个区域的疫灾强度；“疫灾烈度”是指疫灾的危害程度，反映每次、每年疫灾流行的范围、死亡的人数等。
第二，弄清了中国疫灾流行的时间变化趋势。我们采用“十年疫灾指数”，对自春秋战国以来到新中国建立的2300多年的疫灾流行规律进行了分析，得到了如图1所示的“十年疫灾指数”变化趋势图，取得了一些重要结论：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宋元明清时期是我国历史时期的两个疫灾高峰期；寒冷时期疫灾相对频发，温暖期疫灾相对稀少；总体上疫灾越来越频繁，疫灾频度具有长期上升趋势。
课题组供稿
第四，发现了一些奇特或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的疫灾空间现象。比如，鼠疫在相隔遥远的蒙古高原和岭南海滨可同时发生，说明鼠疫疫源地的活跃可能是一种生态现象。又比如，沿海地区的霍乱常常在飓风海潮之后发生流行，很多时候并没有明确的传染源，海藻可能是病菌的传染源甚至有可能是宿主，我国的霍乱是否是1820年才传入值得怀疑。再比如，克山病被认为是因为环境缺硒所形成的一种地方性亚急性心脏病，但我们在研究民国疫灾时发现，东北地区的克山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常发生在冬春季节，发病时甚至整个村庄灭绝，似乎又具有传染性。第三，揭示了中国疫灾流行的空间分布规律。我们分历史阶段对先秦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北宋时期、南宋时期、元代、明代、清代、民国的疫灾地理分布进行了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规律性特征：历史疫灾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南半壁，边疆地区的疫灾主要与战争有关；疫灾重心有从北方向南方迁移的过程与趋势；疫灾流行与人口密度和人口流动性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首都及其周围地区疫灾多发，长江三角洲地区自唐代以来直到民国时期一直是我国疫灾流行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
本子课题目前主要在开展的工作包括：汇总整理前期研究成果，完成《中国疫灾地理规律研究》书稿；修订中国历史时期疫灾地理分布图组。
子课题二：中国历史时期疫灾环境机理研究及制图，负责人：张涛
本子课题与子课题一同步进行，在研究疫灾时空分布的同时进行疫灾环境机理分析，2014年7月之前主要完成了明、清、民国时期区域疫灾环境机理的研究，2014年7月以来，重点深入进行宋、元、明全国尺度疫灾环境机理研究，完成《宋元时期疫灾时空分布及环境机理研究》（2016）、《明代疫灾时空分布及环境机理研究》（2015）等博士论文2篇。目前关于疫灾环境机理研究的成果如表2所示，综合这些成果，本子课题主要在以下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第一，初步揭示了疫灾流行与气候变迁的相互关系。气候变迁包括冷暖变化和干湿变化。在冷暖变化方面，疫灾流行与气候冷暖变化趋势相反，呈负相关关系，寒冷期往往疫灾频繁，温暖期疫灾相对稀少。如明代气候冷暖变迁与疫灾变化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612），气候温暖阶段疫灾县数显著减少，寒冷阶段则显著增加；在干湿变化方面，偏旱和偏涝都会导致疫灾频发。
第二，初步揭示了疫灾流行与自然灾害的相互关系。大灾之后有大疫。水、旱、蝗、震等自然灾害通过对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这三个环节施加影响，导致或加剧疫灾的传播。自然灾害与疫灾常以灾害链的形式出现，又以“旱-蝗-饥-疫”灾害链最常见。
第三，初步揭示了疫灾流行与战争的相互关系。战争与瘟疫流行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有时互为因果。战争引起的瘟疫情况复杂，战争可以伴生瘟疫，可以传播瘟疫，也可以衍生瘟疫。瘟疫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诱发战争，也可能消弭战争。瘟疫不是战争失败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关键在于国家的实力。
第四，初步揭示了疫灾流行与人口的相互关系。疫灾流行与人口规模和人口流动性具有紧密关系，人口规模越大和人口流动性越高的城市，发生疫灾的机率就会越高。如元朝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其拥有全国最高的人口密度，因而也成为了全国疫灾最频繁的地区。
表2 疫灾环境机理研究结论数据一览表
疫灾与环境要素（气候变迁、自然灾害、地形、人口、经济、交通、战争等）关系 | |
北宋全国 | 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开封府是当时全国一级的疫灾中心， 前者为经济富庶区，后者为都城所在地， 它们之所以成为疫灾中心，都是因为它们拥有最高的人口密度和最高的人口流动性。 |
南宋全国 | 疫灾严重性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7。人口密度位列全国前六的路集中了全国57.68％ 的疫灾覆盖县数和70.25％的疫灾累计县数。疫灾中心与城市规模关系密切。长江三角洲、闽江下游、成都平原3个人口密度高值区都是当时疫灾频度的高值区，长江三角洲因为拥有全国最高的人口密度，因而也成为全国疫灾频度最高的区域。 |
元朝全国 | 各省区人口密度数据和疫灾频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75。疫灾年数分级与人口密度等值线有着很好的耦合关系，人口密度高的地方疫灾频度也高，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其拥有全国最高的人口密度，因而也成为了全国疫灾最频繁的地区。疫灾中心与城市规模关系密切，人口规模越大和人口流动性越高的城市，发生疫灾的机率就会越高。 |
明朝全国 | （1）明代全国气候冷暖变迁趋势与疫灾变化趋势相反，波动周期比较接近，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二者间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1.456x-0.577，气候冷暖变迁可以解释23%的疫灾县数变化；明代东部地区干湿变迁趋势与疫灾变化趋势相反，波动周期较为接近，二者间呈低度负相关关系，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2）明代疫灾与水灾在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上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739和0.613，二者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421x-20.961，十年水灾县数可以解释33.1%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明代疫灾与旱灾在时间分布上具有高度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861。在空间分布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57。其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546x-18.230，十年旱灾县数可以解释74.1%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明代疫灾与蝗灾在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上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681和0.555，二者间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705x+10.724，十年蝗灾县数可以解释46.4%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明代疫灾与震灾在时间分布上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643。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的低度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90。二者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383x+6.354，十年震灾县数可以解释29%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 （3）气候冷暖变迁、水灾、旱灾、蝗灾、震灾等5种要素是对明代疫灾变化具有影响的主要自然环境要素，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旱灾>蝗灾>水灾>震灾>气候冷暖变迁”。环境要素影响疫灾的作用机理，从本质上是通过对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这三个环节施加影响而体现的。 |
明朝福建 | （1）福建省多山的地形、炎热的气候、茂密的森林、密布的水系、繁多的生物种群等自然环境因素，以及人口的增长和迁移、水陆交通的贯通、粮食的匮乏、社会的动乱和迷信的风俗习惯等社会因素，为疫灾的发生提供了孕灾环境、媒介和受众，促成了疫灾在特定时空范围的发生和传播。 （2）在气候变迀上，明代福建十年疫灾指数与十年寒冬指数呈负相关，表明气候越寒冷，疫灾越频繁。气温的高低变化导致了疫灾的周期性波动，低温冻害严重的地区，疫灾也较为频繁。而寒冬年数的增加使得冬季疫灾多发，疫灾季节分布呈现均匀性的特点。 （3）在自然灾害上，明代福建主要有水灾、旱灾、地震和风灾，自然灾害与疫灾在时空分布上有较高程度的耦合，相关系数达0.541，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
明清江南 | （1）在气候变迁上，明清江南地区十年疫灾指数与十年寒冬指数成反比，世纪的平均冬温指数与疫灾频度显著负相关，说明气候越寒冷，江南地区越容易诱发疫灾。 （2）在社会动乱上，明清江南地区致疫的社会动乱问题都是战争，明确记载有战争诱发疫灾发生的年份4个，波及49个县域，危及范围35737.18 km2。 （3）在自然灾害上，明清江南地区致疫的自然灾害主要有地质灾害、水文灾害、气象灾害、生物灾害4大类，地震、风暴潮、海啸、洪灾、雨灾、旱灾、雪灾、风灾、高温、蝗灾、鼠灾、霜冻、蠓灾等13亚类。明清江南地区明确记载有自然灾害诱发疫灾发生的年份95个，致疫波及县域559个，危及范围527908.67km2。 （4）在经济环境上，明清江南地区疫灾流行频度高于他地并成为全国的疫灾中心主要是由于该地拥有全国最高的经济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具体到区域内部疫灾流行的空间差异显然也与人口密度、人口流动性差异密切相关。 （5）在“边界性”与“地方性”上，疫源地的环境特征归结为明清江南地区气候、区位、地形等自然因素以及交通、经济、人口等社会因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激发机制归结为江南地区本身地理条件的潜在激发以及水旱等灾害的直接剌激；抑制机制归结为气候的变化以及地势的阻隔。 |
明朝山东 | （1）山东省的地形、气候和水文等地理环境为疫灾的发生提供条件，此外，气象、地质、水文和生物等自然疫灾是疫灾发生的重要影响因子，经济、交通、人口、风俗习惯等社会因素既能作为诱发因子对疫灾的发展流行产生积极影响，也能作为制约因子对疫灾传播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2）不同时期气候的冷暖变迁和社会治乱的变化导致了时间分布特征，当气候冷暖变化时，会影响着瘟疫的发生，而寒冷期常常是疫灾频繁期，温暖期则为疫灾稀少期；不同地域的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地区的疫灾空间分布特点，某些单一病种则需要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产生。 |
清朝两广 | 两广自然环境中气候、水文、地形、生物等要素，社会环境中政治、人口、经济、边疆开发、战争、交通、卫生、风俗等要素，都对疫灾的发生和发展均有着诱发和制约的作用；自然灾害中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水文灾害、生物灾害都对疫灾的发生有着诱发和刺激作用。 |
清朝江西 | （1）在自然灾害上，水灾、饥荒、旱灾是主要的致疫因子，蝗灾和地震与疫灾则没有相关性。 （2）从气候上看，清代江西省十年疫灾指数与十年寒冬指数和十年冬温指数整体上成反比，气候越寒冷，越容易诱发疫灾；从降水上看，清代江西省十年疫灾指数与旱涝等级序列基本上成反比，多年连旱容易诱发疫灾流行。 （3）在区域环境特征上，受自然环境中的地形、气候、河流的影响，在江西省北部和中部平原与盆地以及鄱阳湖滨周围与赣、抚、信、饶、修诸河沿岸疫灾较为活跃；在社会经济环境上，人口密度与人口流动性与疫灾都呈现正相关，交通与疫灾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疫病的传播途径上，天平天国战争是咸丰朝、同治朝疫灾流行的主要原因，政策制度和卫生制度的健全与否与疫灾的流行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
清朝安徽 | （1）安徽自然环境中的地形、气候、水文、河流等要素与瘟疫灾害关系密切，社会环境中政策制度、人口变动、经济活动、交通状况、战争匪乱、社会习俗等要素对疫灾的时空分布规律形成有明显的制约作用。 （2）在自然灾害与疫灾关系层面上，清代安徽地区水灾对其影响最大，在0.05置信水平下相关系数高达0.558，呈明显正相关，淮河、长江流域水灾发生率高，导致其周边府县疫灾频度较高；旱灾、地震、蝗灾虽在某种情况下会引起疫灾发生，但与清代安徽疫灾时空分布特征呈弱相关，在0.05置信水平下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316、0.384、0.115。 （3）在气候变迁与疫灾关系上，安徽地区十年疫灾指数与十年寒冬指数成反比，可见温暖期多为疫灾稀少期，说明寒冷期常常是疫灾频繁期；安徽地区十年疫灾指数与旱涝等级序列基本成反比，多年连旱容易诱发疫灾流行。 |
清朝山西 | （1）区域环境方面：在自然环境上，瘟疫灾害与气温、地形、降水等具有相关性，疫灾高发区主要分布于气温较高、降水较多的河谷盆地地区；在社会环境上，瘟疫灾害与城乡经济、人口密度、人口流动、农业开发、驿路交通以及社会动乱密切相关。疫灾高发区往往城镇经济繁荣、人口密集、人口流动性高、农业开发强度大、交通便捷。战争致疫主要发生于1644年，致疫面积 5843km2。 （2）气候变迁方面：在灾害周期上，疫灾高发期处于“明清宇宙期”和“清末宇宙期”内，是灾害群发周期之于人类社会的具体表征；在寒暖变化上，气候越寒冷，疫灾爆发频率越高；在干湿变化上，每一个疫灾分期内均交织2个以上旱涝阶段，偏旱期内疫灾发生频率较高。 （3）自然灾害方面：清代山西省水、旱、蝗、地震、霜雪以及饥荒等灾害频仍，疫灾与之具有伴生、衍生关系，而其中又以“旱-蝗-饥-疫”灾害链最常见。十年疫灾指数与十年旱灾、水灾、蝗灾、地震、饥荒指数拟合度较高。多灾并发，疫区广大，灾情深重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 |
清朝河南 | （1）在区域自然环境上，地形地貌、气候水文、生物等因素都对疫病有深刻的影响。地形上，河南的84. 44%的疫灾县位于海拔200m以下的东部平原或南阳盆地。 （2）气候方面，河南受季风控制，大陆性气候明显，降水集中于夏秋季节，易发生水旱灾害，进而导致疫灾的流行。同时，河南生物的多样性也增加了疾病传播的途径。 （3）在区域社会环境上，人口、交通以及战争，也都与瘟疫的流行密切相关。人口方面，清代河南省的人口重心和疫灾重心在空间上具有相邻性，人口密集区同时也是疫灾高发区。在交通方面，河南的疫灾中心，大多是交通枢纽、或沿交通干线分布。而山区，受地形限制，交通滞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瘟疫的传播。战争则对疫病流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4）从气候变迁上来说，寒冷期疫灾频繁，温暖期疫灾稀少。偏涝的年份疫灾多发，偏旱的年份则疫灾相对较少。 （5）自然灾害是诱发瘟疫的重要因素，清代河南省主要的自然灾害主要有水、旱、蝗、饥荒、地震、冰雹、风、霜等8种，每种自然灾害对疫灾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饥荒、水灾和冰雹对疫灾的影响最为显著。 |
清朝云南 | （1）以自然环境而言，滇东和滇中高原区及坝子地形区疫灾要多于滇西横断山区，同时水环境、鼠疫疫源地影响着疫灾的分布； （2）就气候变迁来看，寒冷期往往疫灾频发，温暖期疫灾相对稀少；降水的多寡影响着疫灾发生的频度，降水多疫灾也相应增多。 （3）就自然灾害对疫灾的影响来看，地震、气象灾害、饥荒对疫灾均有诱发作用，其中以地震和水灾最为显著。 （4）从社会环境来看，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地区疫灾发生较为频繁，交通枢纽和交通线末端疫灾较为频繁；而战争则有助于疫灾的扩散，官方与民间禳灾之策对疫灾的流行与传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疫灾的流行，但在本质上没有有效地控制疫灾的发展。 |
清朝直隶 | 清代直隶地区瘟疫种类繁多，受当地地理环境的影响，瘟疫的发生与自然灾害密切相关，干旱、风灾、雨涝、生物灾害等均会诱发瘟疫。此外，瘟疫的流行和当地的饥饿、战乱、不良习惯、密集的人口等多种社会因素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
清朝陕西 | 清时期陕西省疫灾的发生多与灾荒、战争以及当地的气候、卫生习惯、居住习惯等原因有关。 |
清朝山东 | 清代山东地区的疫灾种类多，山东地区的气候、地形、河流和湖泊和自然灾害等自然环境都可以引发或加重疫灾的流行。此外，疫灾的流行和山东地区的社会环境如人口、交通、习惯文化、医疗水平等有密切联系。 |
本子课题目前主要在开展的工作包括：开展清时期疫灾环境机理研究；撰写《中国疫灾环境机理研究》书稿；修订中国历史时期疫灾环境机理图组。
子课题三：中国疫灾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开发，负责人：刘鹏程
本子课题前期完成中国古代各朝代政区地图的矢量化，并设计开发了中国疫灾地理信息系统的案例——“清朝湖北省政区沿革及瘟疫灾害信息系统”。2014年7月以来，取得了以下进展：
一是将中国历史时期的基础地图数据、疫灾史料数据、疫灾时空分布及环境机理研究成果导入初步建立的基于WebGIS的《中国历史疫灾地理信息系统（CHEGIS）》，进行开发调试，逐步完善各项功能，具体介绍见后文代表性成果三。
二是完成了一篇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明代疫灾数据在线发布及分布规律的挖掘研究》，建立了基于WebGIS的“中国明代疫灾地理信息系统”，实现了在线式查询、可视化、空间分析、制作专题地图等功能；
三是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中国历史疫灾WebGIS平台软件（简称CHEGIS，V1.0）”，专利号2015SR125970。
本子课题目前主要在开展的工作包括：完善系统的通用查询功能，优化基于疫灾点名称字段的模糊查询，建立相关索引，优化查询效率；重新设计查询结果显示页面，实现不同朝代的分标签显示，提高查询结果的可读性；扩展和丰富疫灾点符号库，完善系统在线符号化配置模块，实现疫灾点和面更加直观，有效的符号可视化表达等。
子课题四：中国历史时期疫灾的经济文化影响研究及制图，负责人：魏幼红
本子课题前期已经完成关于先秦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各时段的人口数据、防疫习俗、防疫制度与措施、防疫思想的资料搜集工作，建立了疫灾的经济文化影响数据库。
2014年7月以来，重点开展了民国时期疫灾流行对公共卫生意识变迁影响的研究，完成书稿《民国时期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变迁》，以疫灾为突破口，以公共卫生体系为中介，通过对疫灾流行的时空规律、疫灾与公共卫生体系的互动、疫灾影响下公共卫生意识的嬗变等的研究，来窥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
除此之外，还针对四个专题撰写了学术论文：（1）《“毁”与“成”：民国时期的疫病灾害流行》，专题探讨疫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破坏作用和疫灾对卫生防疫事业发展的激发作用；（2）《“官”与“民”：民国时期的疫病灾害应对》，专题探究政府与民间两个层面应对疫灾的举措及其防疫的效能；（3）《“中”与“西”：民国时期的卫生合作与主权对立》，专题阐述我国与西方在应对疫灾流行时医学上的合作和主权上的冲突；（4）《“沿”与“革”：民国时期的公共卫生意识》，专题探讨民国时期公共卫生意识的嬗变。
目前主要进行《民国时期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变迁》书稿的修订完善，以及相关论文的修改发表。
子课题五：中国历史时期疫灾的政治科技影响研究及制图，负责人：刘国旭
本子课题前期完成研究专著《战争与疫灾——基于中国历史的考察》，主要探讨疫灾与战争的时空耦合及互动机制。2014年7月以来，对本专著进行多次修订，一是调整部分章节结构，理顺全书逻辑结构；二是重绘全部地图，包括疫灾分布图、战争分布图、疫灾战争耦合图等；三是补充新的章节内容，包括明代战争与瘟疫的时空耦合分析、清代战争与瘟疫的时空耦合分析、明末农民起义及太平天国战争等典型案例的分析等。本书目前已经定稿，已联系出版社准备出版。
（二）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1.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与基础数据库建设
（1）继续完善《中国疫灾史料数据库》。一是补充查阅了2000多种民国后新修的地方志（含村镇志）和卫生志中的疫病史料；二是系统爬梳了近代报刊中的疫灾史料，包括《申报》（1912-1949年）、《中央日报》（1928-1949年）及近万种近代刊物中的疫灾史料，其中《申报》和《中央日报》是民国时期最权威、最重要的全国性报刊，疫灾与公共卫生史料极为丰富；三是整理编制《中国三千年历史疫灾年表》，包含“疫时、疫域、疫情、疫因、疫果、疫种”等信息，与《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相配套。
（2）继续完善《中国环境变迁史料数据库》。在前期主要完成《明代地震史料数据库》的基础上，广泛收集宋元、明、清、民国时期人口、经济、气候（冷暖、干湿）、灾害（水、旱、蝗、震、饥等）、交通等史料，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境变迁史料库。
（3）继续完善《中国历史地图史料数据库》。在前期完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秦到清代历史地图数字化的基础上，通过政区沿革考证，绘制了北宋、南宋、元、明、清、民国时期的全国县级政区图，大大提高了《中国历史地图史料数据库》的时空分辨率。
2.学术会议
自项目获批至2014年6月，共举办两次重要学术会议：一是2012年11月24日召开的项目开题报告会，二是2013年10月13日～15日承办的“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健康”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八届全国医学地理学术讨论会。这两次会议情况已在上次中期检查中详细介绍。
2014年7月以来，主要举办以下会议：
（1）2014年12月24日，课题组举行课年终总结会，首席专家龚胜生教授、各子课题负责人、参与课题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等20余人参加，汇报研究进展及下阶段研究计划。
（2）2015年6月2日，邀请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陕西师范大学朱士光教授，到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作题为《论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交叉性及其学术价值》的学术报告。
（3）2015年11月4日，邀请原国际地理联合会健康与环境委员会主席Mark W.Rosenberg教授到华中师范大学作以《城市化与健康》为主题的学术报告。
（4）2015年11月5日，邀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杨林生研究员到华中师范大学做作题为《土壤环境与健康》的学术报告。
（5）2016年5月20日，课题组举行课题推进会，各子课题负责人分别汇报课题进展及遇到的问题，讨论后续工作计划。并向来访的商务印书馆(上海)有限公司总编辑王卫东、山东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总编辑赵发国介绍课题组阶段成果《中国疫灾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和《中国疫灾历史地图集》的基本情况，商讨后期合作出版事宜。
除此之外，课题组基本每月都召开小型工作推进会，随时把握课题进展，解决相关问题。
3.学术交流
2014年7月之前课题组共参与7次学术交流活动，2014年7月至今共参与5次学术交流活动：
（1）2014年11月6-7日，龚胜生教授及部分课题组成员参加在太原师范学院召开的“2014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2014流域环境变迁与历史地理学创新”学术研讨会，并作主题报告。
（2）2015年9月19-20日，课题组成员张涛博士参加在西北大学召开的“2015年中国人文地理学术年会”，并作《明代陕西疫灾地理研究》的主题报告。
（3）2015年10月24-25日，龚胜生教授、刘鹏程副教授、张涛博士等课题组成员参加在信阳师范学院召开的“2015年中国地理学会（华中地区）学术年会”，并作《明代疫灾时空分布及其与气候变化关系研究》主题报告。
（4）2015年11月27-29日，龚胜生教授、张涛博士参加在科学出版社召开的“中国图像史学国际论坛”，并作《一幅方志木刻图的史料价值》、《汉画像石中的驱疫与防疫》主题报告。
（5）2016年7月15-18日，龚胜生教授、张涛博士参加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的“2016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
4.国际合作
（1）课题组与加拿大女王大学地理系Mark W. Rosenberg教授长期保持合作。项目首席专家龚胜生教授于2000年6月至2001年6月在加拿大女王做博士后研究，导师为Mark W. Rosenberg教授，其曾任国际地理联合会健康与环境专业委员会主任。2009年以来，先后四次邀请Mark W. Rosenberg教授来华中师范大学参加学术会议、举行讲座及师生座谈等。本项目子课题负责人魏幼红老师及龚胜生教授指导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先后到加拿大女王大学地理系进行访问或攻读博士学位。
（2）项目首席专家龚胜生教授2012年招收韩国博士留学生金贤善，指导其从事疫灾地理研究。2016年6月18日，该生的博士论文《明清两湖疫灾：空间分布、影响因素与社会应对》顺利通过答辩，获得校级优秀博士学位。
（三）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自本课题立项以来，主要由以下宣传推介：
1.湖北《长江日报》2012年11月14日第18版，以“为各种传染病找‘前世今生’——地理学教授龚胜生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支持”为题，对龚胜生教授获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及课题情况进行报道。
2.湖北省电视台教育频道《都市365》栏目2012年11月24日对龚胜生教授进行报道，详细介绍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内容、意义及进展。
3.《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4日第392期，以“《中国疫灾历史地图集》促进新兴交叉学科发展”为题，对本课题研究在促进医学地理学、环境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学等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进行报道。
4.《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6日第604期，以“首部疫灾历史地图集编制进展顺利”为题，对课题研究的进展情况进行了报道，重点介绍了课题组取得的两个重要阶段性成果《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和《战争与疫灾——基于中国历史的考察》两部书稿。
5.《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25日第718期，以“历史医学地理学打开人地关系研究新空”为题，对由龚胜生教授倡导创建并努力开拓的“历史医学地理学”这门学科的发展现状及问题进行介绍。教授龚胜生认为，研究历史医学地理学的理论意义在于：第一，大则它能完善地理学一级学科的学科体系，小则它能完善医学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这两个分支学科的学科体系。第二，历史医学地理学是地理学、医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它的研究对于促进这些“母体”学科的融合与创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历史医学地理学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疾病、健康、生命的空间分异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涉及生态学、灾害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对相关学科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历史医学地理学的实践价值在于，要为当今各种地方病的防治提供历史依据、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提供历史借鉴、为健康长寿生活的获得提供历史经验、为健康资源开发和疗养地的选择提供历史参考等。中国历史医学地理学还处在萌芽阶段，要在地理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中取得‘正统’身份，任重而道远。
6.2016年2月，课题组联合齐鲁书社将阶段成果《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申报201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成功获得资助。
7. 2016年5月，课题组两项重要阶段成果《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和《中国疫灾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功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将分别由齐鲁书社和山东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负责出版。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1.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1）疫灾史料问题。疫灾史料的搜集整理是一个精益求精、没有止境的过程。过去两年，我们在原来已查阅近6000种古代方志的基础上，花费了大量精力补充查阅了2000多种民国后新修的地方志和卫生志，以及《申报》和《中央日报》等近万种近代报刊，但仍感觉有缺漏之处。针对这一问题，一是依据未查方志目录组织专门小组赴方志存放地补充查阅，二是对《续修四库全书》中的疫灾史料进行系统梳理，力求掌握最全面的疫灾史料数据。
（2）疫灾地图编制出版问题。目前我们已绘制完成先秦至民国时期的疫灾时空分布图，这也是本项目图集的主体部分，另外还有部分疫灾环境机理及历史影响图组尚未完成。而且目前所绘地图仅为草图，要正式出版，还涉及地图编辑、内容审查、版式设计、印刷装订等诸多环节，未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针对这一问题，一是加紧疫灾环境机理及影响图组的编制，二是与地图出版单位紧密沟通，解决地图草图向正式出版地图的对接问题。
（3）疫灾历史影响研究问题。在疫灾历史影响研究方面，由于疫灾影响研究涉及范围较广，目前主要集中在疫灾与战争关系、疫灾对公共卫生制度和公众卫生意识影响的研究，完成了两部书稿，但在疫灾对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影响稍显滞后，今后需加强研究力量投入，加快这些方面的研究进度。
2.研究心得
（1）疫灾形成的环境机理是人地关系的直接反应，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共同构成疫灾流行的综合系统，共同形成疫灾流行的孕灾环境。
（2）疫灾流行与气候变迁具有统计学上显著的相关性，气候变迁是影响疫灾流行的重要因素，在当今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研究气候与疫灾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大兵之后有大疫，战争可以伴生瘟疫，可以传播瘟疫，也可以衍生瘟疫，一旦发生战乱，要十分注意卫生防疫工作。
（4）人口分布和人口流动对疫灾流行与分布变迁有着重大影响。城市尤其是交通干道沿线城市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疫灾的高发点。
3.意见建议
（1）建议把人才培养也纳入重大项目的考核范畴。
（2）建议提高课题经费中研究生劳务费比例。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史料一致性问题。时间一致性方面，疫灾史料存在远略近详的客观现状，历史越久远，关于疫灾的记录就越少，可能不能完全反应疫灾实际发生情况。空间一致性方面，存在政区范围变迁和古今地名对照的问题。
2.经费报销的问题。本项目在史料收集、录入和地图数字化、古今地名对接方面工作量极为巨大，许多实际开支如研究生资料录入、疫灾一览表制作与核对、地图绘制等无法提供可报销发票，支出又超出劳务费报销比例，因此难以报销。
二、研究成果情况
代表成果之一：《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
（1）基本内容
本成果形式为著作，全书厘为四卷，260余万字。分别是：第一卷《先秦至明代疫灾史料汇编》（1册）；第二卷《清代疫灾史料汇编》（1册），第三卷《民国疫灾史料汇编》（2册），第四卷《三千年畜疫史料汇编》（1册）。全书史料丰富翔实，除正史、档案、实录、文集中的疫灾史料外，更是广泛搜罗了古今10000多种地方志和近代报刊中的疫灾史料。全书以编年体方式排列自西周末以来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有确切年份的疫灾事件，每一次的疫灾史料尽可能保持原文风格，同时尽可能摘录疫时、疫域、疫因、疫果、疫情、疫种等信息。明清方志记述汉唐时期的疫灾事件，大多本自正史中的记载，如有与正史不符者，则加“按语”予以说明；不同史料记载同一疫灾事件时，如有疫灾发生月份或季节上的出入，则一并摘录。各疫灾年份根据当时行政区划，以县为单元排列。不仅记录了疫灾的时空信息，还包括疫灾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经济、社会等的影响，以及各阶层对疫灾的应对措施。
图2 《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书稿截图
（2）主要观点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只有掌握最全面的史料，才能保证研究结论的准确性。疫灾史料要注意疫灾要素的完备性、史料来源的全面性和史料出处的详瞻性。《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完善的疫灾史料汇编。
（3）学术价值
一是系统梳理了中国三千年的疫灾史料，有利于充分发掘中国疫灾史料的科学价值；二是为本课题最终成果《中国疫灾历史地图集》奠定坚实的史料基础，保证图集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三是可以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资料参考，推进相关学科的发展。
（4）社会影响
本成果目前已全部完成，并与齐鲁书社签订出版合同，将于2017年6月正式出版。出版计划已入选国家“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并获得201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预计出版后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代表成果之二：《中国疫灾历史地图集（第三稿）》
本成果形式为地图集，在ArcGIS软件平台支持下，在疫灾时空规律、环境机理和历史影响研究的基础上，从地图学和GIS（地理信息系统）视角，利用计算机制图和空间分析技术，编制完成具有学术价值和工具价值的《中国疫灾历史地图集（第三稿）》，实现研究成果的可视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疫灾地理分布的地图表达。主要采取朝代、十年、年度三种时间尺度，每个朝代绘制一幅疫灾点状图和疫灾面状图，宋以前以州郡政区为基本地域单元，宋以后以县级政区为基本地域单元；对于重大疫灾，进行专题地图绘制；对于重要年份的疫灾，进行年度地图绘制。
二是疫灾环境机理的地图表达。主要采用专题地图和统计图表的方式表达，如疫灾与水灾、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的时空耦合，疫灾周期波动与气候变迁的趋势叠加，特殊疫灾的边界与自然地理界线的关系等。
三是疫灾历史影响的地图表达。主要采用专题地图方式表达，如疫灾与战争的时空耦合，疫灾与人口的时空耦合，防疫习俗的空间差异，预防医学医家与流派的空间分布等等。
图3 《中国疫灾历史地图集》之唐时期疫灾分布图
代表成果之三：《中国历史疫灾地理信息系统（CHEGIS）》
本成果形式为软件，是以ArcGIS Server、JavaScript、Ajax、JQuery以及空间数据可视化等技术为支撑的WebGIS可视化交互系统，可以实现用户管理、地图管理、数据查询、空间分析、专题制图、数据输出等多种功能，用户可以通过IE、Chrome和Firefox等主流浏览器直接访问。本软件已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将由山东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于2017年出版。
图4 《中国历史疫灾地理信息系统（CHEGIS）》主界面
代表成果之四：《宋元时期疫灾时空分布与环境机理研究》
（1）基本内容
本成果形式为博士学位论文，总共包括六章内容：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 宋元时期社会概况与政区沿革；第三章 宋元时期疫灾流行的时间特征；第四章 宋元时期疫灾流行的空间特征；第五章 宋元时期疫灾流行的环境机理；第六章 结论。
（2）主要观点
在时间变化上。宋元时期（960-1368年）至少有192年发生过疫灾，平均2.13年有一年发生疫灾，疫灾频度46.94%；北宋、南宋、元朝疫灾频度呈递增趋势，分别为35.12%、53.29%、57.78%。在朝代分布上，疫灾频度以宋恭帝、宋端宗、元英宗、元文帝、宋光宗为最。在季节变化上，夏季是疫灾的高发季节，且疫灾范围最广。在周期规律上，从线性趋势线看，疫灾指数呈整体上升趋势，斜率为0.0882。从多项式趋势线看，时间频度和时间广度均呈波动上升趋势。十年疫灾指数可以划分为2.5个波动周期，十年疫灾县数大约可以分为3个周期。
在空间分布上。区域差异方面，宋元时期总体上疫灾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江浙、中书、河南3个地区集中了全国76.81%的疫灾县；疫灾严重程度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势，江浙是疫灾既频且重之地；钱塘、仁和二县是重灾县，疫灾频度高达8.56%。总体特征方面，宋元时期总体上南方地区疫灾重于北方地区，正如中国经济重心自宋代起南移一样，整个宋元时期的疫灾重心已明显位于南方，疫灾重心位于长江水系的庐江县北部（31°28′42″N，117°22′41″E）；疫灾位于瑷珲—腾冲线以东，99.15%的疫灾县分布于瑷珲-腾冲线以东，疫灾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了以杭州、开封、北京3个京都所在地为核心，以周边地区为腹地的三大疫灾城市群；高层政区疫灾多于县级政区，疫灾与城市发展、人口规模有关，当时的疫灾中心有杭州、应天（今南京）、苏州等城市；疫灾呈现东南热西南冷格局。北宋、南宋、元朝时期整体上疫灾分布都呈现南多北少的特点，疫灾重心呈现东南→西北偏移。
在环境机理上。疫灾由传染源扩散在一定的传播条件下经一定的传播途径传至易感人群，是一个完备过程。疫灾形成的环境机理是人地关系的直接反应，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共同构成疫灾流行的综合系统，共同形成疫灾流行的孕灾环境。环境因素一方面为病原体的生长、繁殖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并影响人类的肌体提高或抑制作为传染源的概率；一方面像催化剂一样提高或降低疫灾传播流行的速度，为疫灾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提供一定的条件；一方面直接作为传播途径，如：空气传播、水传播、接触传播、虫媒传播等；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易感人群。社会因素方面，关于人口与疫灾：人口密度高，无论是传染源还是易感人群，一旦有疫灾流行，往往会“一传十，十传百”；人口多的地方往往经济发达，互市等商贸活动频繁，再加之灾害动乱等非常态的人口迁徙，较高的人口流动性亦为疫灾的流行传播提供了条件。宋元时期县域人口密度越高一般疫灾之年越多，疫灾年数与人口密度成中度正相关关系，疫灾县集中分布在4户/km2及以上人口集中地，位于疫灾频繁区的城市人口密度也高，时有钱塘、仁和等疫灾重灾地人口密度全部高于48户/km2。关于饥荒与疫灾：天灾人祸都可以引起饥荒，往往是较为频发的次生灾害，降低人体免疫力，作为致灾因子是疫灾发生流行的诱因。宋元时期饥荒之年越多一般疫灾之年亦多，疫灾年数与饥荒年数成中度正相关关系，疫灾集中分布在7年及以上饥荒之地。关于战争与疫灾：兵乱造成家毁人亡，民不聊生，极大地破坏生活环境和人民的生命健康，作为致灾因子诱使疫灾发生流行和传播。宋元时期战争之年越多一般疫灾之年亦多，疫灾年数与战争年数成低度正相关关系，疫灾集中发生在2年以上战乱之地。关于交通与疫灾：交通线路是客流、物流的动脉，不仅交通距离的近便为疫灾流行提供了可能性，而且交通可达性更是为疫灾流行提供了条件。交通与疫灾符合距离衰减规律，宋元时期与交通线距离越近一般疫灾之年越多，疫灾年数与交通距离成低度负相关关系，疫灾集中在交通线20km以内；交通可达性越高一般疫灾之年越多，疫灾年数与交通可达性成低度负相关关系，疫灾集中分布在60h可达性带内。
自然因素方面，关于气候与疫灾：气温与降水不仅是致灾因子造成孕灾环境，而且极端的高温和低温天气会降低人的免疫力成为疾疫发生的诱因。宋元时期气温越高一般疫灾之年亦多，疫灾年数与气温成低度正相关关系，疫灾集中分布在16°C及以上气温之地。宋元时期降水越多一般疫灾之年亦多，疫灾年数与降水量成低度正相关关系。疫灾集中分布在800mm及以上湿润区。关于高程与疫灾：不同的地形环境对病原体的影响不同，之前以地区尺度研究推测山地、丘陵地形是疫灾传播流行的制约因子。宋元时期海拔越低一般疫灾之年越多，疫灾年数与海拔高度成低度负相关关系，疫灾集中分布在海拔200m以下的平原地区。关于河流与疫灾：河流是人们起居生活的饮水来源，可以直接使人感染时疫，亦可作为出行运输的交通方式，促使疫灾的流行传播。河流与疫灾符合距离衰减规律，宋元时期与河流距离越近一般疫灾之年越多，疫灾年数与河流距离成低度负相关关系，疫灾集中分布于河流20km距离之内。宋元时期县域河网密度越大一般疫灾之年越多，疫灾年数与河网密度成低度正相关关系，疫灾集中分布在>10千km/km2之地。关于灾害与疫灾：震灾造成的破坏性是比较大的，房屋桥梁的倾塌、田亩巷道的断裂、精神肌体的损害，人民死徙亡散，社会秩序动荡，作为致灾因子，破坏生境为疫灾的传播流行提供孕灾环境。宋元时期震灾之年越多一般疫灾之年亦多，疫灾年数与震灾年数成中度正相关关系，疫灾县集中分布在1年及以上震灾地。水灾破坏民庐，伤及人畜，危害禾稼，造成人民流离，作为致灾因子破坏生境，为疫灾流行传播提供孕灾环境。宋元时期水灾之年越多一般疫灾之年亦多，疫灾年数与水灾年数成中度正相关关系，疫灾县集中在8年及以上水灾之地。旱灾损害禾稼，危害人民，破坏生境，作为致灾因子为疫灾的传播流行提供孕灾环境。宋元时期旱灾之年越多一般疫灾之年亦多，疫灾年数与旱灾年数成中度正相关关系，疫灾县集中在8年及以上旱灾之地。虫灾不仅伤禾害稼，造成饥馑恐慌，甚至会导致“人相食”，人民流移，作为致灾因子破坏生境直接或间接为疫灾的流行传播提供孕灾环境。宋元时期虫灾之年越多一般疫灾之年越少，疫灾年数与虫灾年数成低度正相关关系，疫灾集中分布在3年及以上虫灾之地。
综合评价方面，宋元时期对疫灾作用最大的环境因素是灾害类因子，贡献率为33.44%，主要有震灾、战争、旱灾、饥荒、水灾。14个环境因子指标对疫灾流行的贡献程度依次为震灾>战争>旱灾>交通距离>交通可达性>饥荒>降水>水灾>气温>海拔>虫灾>河网密度>河流距离>人口。
（3）学术价值
初步揭示了宋元时期疫灾的时空分布规律及环境机理，以史为鉴，为减灾消灾服务，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参考。
（4）社会影响
本成果2016年6月被评为华中师范大学2015~2016学年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在此基础上发表CSSCI学术论文3篇。
代表成果之五：《明代疫灾时空分布及环境机理研究》
（1）基本内容
本成果形式为博士学位论文，以明代疫灾史料、气候变迁数据和自然灾害史料为基础，运用空间分析及数理统计方法，研究明代疫灾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环境机理。主要包括绪论、国内外研究进展、明代疫灾的时空分布、明代疫灾与气候变迁、明代疫灾与自然灾害、明代疫灾的环境机理、结论与展望等七个章节。
（2）主要观点
明代疫灾，在时间分布上，崇祯朝的灾情最为严重，春季和夏季是疫灾高发季节，整体呈上升趋势，每隔十年疫灾县数约增加9.5个，存在100年和50年两种尺度的波动周期；
在空间分布上，呈现自东北向西南递减的总体趋势；共有1009个县有疫灾发生，疫灾热点主要分布在东北部三个区域，冷点主要分布在西南部三个区域。
在与气候变迁关系上，明代全国气候冷暖变迁趋势与疫灾变化趋势相反，波动周期比较接近，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二者间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1.456x-0.577，气候冷暖变迁可以解释23%的疫灾县数变化；明代东部地区干湿变迁趋势与疫灾变化趋势相反，波动周期较为接近，二者间呈低度负相关关系，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在与自然灾害关系上，明代疫灾与水灾在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上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739和0.613，二者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421x-20.961，十年水灾县数可以解释33.1%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明代疫灾与旱灾在时间分布上具有高度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861。在空间分布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57。其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546x-18.230，十年旱灾县数可以解释74.1%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明代疫灾与蝗灾在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上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681和0.555，二者间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705x+10.724，十年蝗灾县数可以解释46.4%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明代疫灾与震灾在时间分布上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643。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的低度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90。二者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383x+6.354，十年震灾县数可以解释29%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
疫灾的环境机理可以理解为影响疫灾的环境要素、影响程度及其作用机理。气候冷暖变迁、水灾、旱灾、蝗灾、震灾等5种要素是对明代疫灾变化具有影响的主要自然环境要素，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旱灾>蝗灾>水灾>震灾>气候冷暖变迁”。环境要素影响疫灾的作用机理，从本质上是通过对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这三个环节施加影响而体现的。
图5 明代疫灾空间分布热点分析图
（3）学术价值
一是在研究资料方面，整理建立了明代疫灾史料数据库、明代气候变迁数据库、明代灾害史料数据库、明代历史地图数据库等4个专题数据库；二是在研究理论方面，界定了疫灾环境机理的概念及内涵，构建了疫灾环境机理研究框架，初步揭示了明代疫灾的环境机理；三是在研究方法方面，将HP滤波分析方法和小波分析方法应用于疫灾时间序列长期趋势和波动周期分析，将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应用与疫灾与环境要素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分析，促进了历史疫灾地理研究的定量化和客观化。
（4）社会影响
本成果2015年6月被评为华中师范大学2014~2015学年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10月被评为2015年中国地理学会（华中地区）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2015年12月获得2015年度湖北省社科基金（著作类）项目资助。
代表成果之六：《清时期的疫灾》
（1）基本内容
本成果形式为著作，对清朝疫灾的时空分布、致灾疫病、致灾原因、疫灾影响与社会响应、重大疫灾流行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分顺治朝、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嘉庆朝、咸同朝、光宣朝七个阶段进行论述。在疫灾时空分布方面，从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化分析了各时期疫灾的时间变化，从南北差异、省域差异、县域差异分析了各时期疫灾的空间差异。在致灾疫病方面，分析了各时期天花、疟疾、痢疾、鼠疫、霍乱、白喉、猩红热、腮腺炎等疫病的流行与分布。在致灾原因方面，分析了各时期疫灾与水、旱、蝗、震等自然灾害及饥荒、战乱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在疫灾影响与社会响应方面，分析了各时期疫灾对人口、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影响以及政府、公众对疫灾的应对。在重大疫灾流行方面，每个历史阶段都选取流行范围广、影响危害大的疫灾进行了专题研究。
（2）主要观点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疫灾最为频繁也是疫灾史料最为丰富的时期，王朝之初的晋冀鼠疫大流行，嘉道之际的霍乱大流行，王朝之末的东北鼠疫大流行，对清朝社会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3）学术价值
该成果是对清代疫灾地理规律与环境机理的基础性研究，初步揭示了清代疫灾的时空分布规律及环境机理。
（4）社会影响
本成果已经定稿，预计出版后会产生较大社会影响。
代表成果之七：《民国时期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
（1）基本内容
本成果形式为著作，以疫灾为突破口，以公共卫生体系为中介，通过对疫灾流行的时空规律、疫灾与公共卫生体系的互动、疫灾影响下公共卫生意识的嬗变等的研究，来窥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基本内容为：一是通过建立完备的疫灾时间序列，从不同时空尺度揭示出民国时期疫灾流行的时空规律，包括疫灾流行的季节变化、年际波动与阶段特征，疫灾分布的华界租界差异、省区大区差异与总体地理特征，以及天花、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疟疾、白喉、猩红热、黑热病、回归热、斑疹伤寒、脑脊髓膜炎等12种法定传染病的分布特征；二是通过对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体系的解析，从不同结构层面揭示出民国时期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体系（卫生行政体系、卫生服务体系、卫生防疫体系）的互动机制，包括疫灾对公共卫生体系的冲击和公共卫生体系对疫灾的应对；三是通过对公共卫生意识养成的分析，从不同公众主体揭示出公共卫生意识的演进，包括政府防疫制度的变革、民间防疫习俗的变迁、精英防疫思想的嬗变；最后是结论与反思。
（2）主要观点
民国时期疫灾流行的时空特征方面：①疫灾时间特征。从季节特征看，夏、秋季是疫灾流行的高发季节，春、冬季疫灾较少流行。从年际波动看，疫灾年年流行，疫灾频度高达100%，史所未有；1917-1919年、1929-1932年、1939-1948年为3个疫灾高峰期。从阶段变化看，抗战内战时期疫灾影响范围最广（累计疫灾县数3245个，面积1029.91万km2），北洋政府时期次之（累计疫灾县数4731个，面积1610.47万km2），南京政府时期最小（累计疫灾县数2719个，面积833.22万km2）。②疫灾空间特征。从租界与华界看，华界疫灾多于、先于、重于租界；从省区与大区看，除边疆个别省区外，其余各省疫灾普遍较重，尤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直隶等沿海省份为重，东、中部地区重于西部地区，南方地区重于北方地区；从总体特征看，疫灾多极化、集聚化特征明显，东部沿海地区形成疫灾密集带，东南沿海诸省为疫灾热点区，华北诸省为疫灾冷点区。疫灾时空特征的形成，是地形、气候、自然灾害等自然因素和人口、交通、战争、城市等社会因素叠加影响的结果。③致灾疫病种类。对12种法定传染病的研究表明，霍乱、天花、伤寒、痢疾、鼠疫的流行频度最高、波及范围最广、影响程度最深。总体而言，民国时期是我国有史以来疫种最多、疫区最广、疫害最重的时期。
民国时期的公共卫生体系方面：①卫生行政体系。无论是卫生行政机构，还是卫生行政制度，均处于发展之中，公医制度的试行是其中的亮点。②卫生服务体系。由常态性医院、临时性医院、临事性医疗组织构成，但就疫灾而言，临时性与临事性的医疗服务最为普遍。③卫生防疫体系。以公共卫生管理、检疫防疫体制、医学教育体系、民间社团组织为核心，为我国现代卫生防疫体系之滥觞。总体而言，民国时期是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初创时期，无法满足民众尤其是农村百姓的公共卫生需要，但其进步不能忽视。
民国时期疫灾对公共卫生体系的冲击方面：①对卫生行政体系的冲击。卫生机构不完善、卫生人员不作为、卫生经费不充足的现象普遍存在，不仅国内百姓不满，西方媒体也多所指摘。②对卫生服务体系的冲击。医院的数量、规模、技术都很不够，以致患者医药两缺，死亡载道；医生应接不暇，自身难保；医院人满为患，效能低下。卫生资源十分稀缺，大疫来临，医生束手无策，患者坐以待毙，事属普遍。③对卫生防疫体系的冲击。公共卫生管理（如水源清洁、食品安全、街道整治、尸体掩埋）、检疫防疫体制（如海关检疫、交通检疫、疫苗注射）、医学教育体系（如医护短缺、中西论争）、卫生社团组织（如乞赈不断、顾全不周）都存在明显的短缺，对卫生防疫产生诸多窒碍，许多时候只能坐视疫灾蔓延。总体而言，面对疫灾的强大冲击，民国时期的公共卫生体系还相当的脆弱。
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体系对疫灾的应对方面：①卫生行政体系的应对。主要是完善卫生行政机构和卫生行政制度，民国时期初步建立起了从中央卫生部到省卫生处、县医院、镇医务所的卫生行政机构体系，与之相关的卫生行政制度在1928年以后也建立了起来。②卫生服务体系的应对。主体是常态性、临时性、临事性的医疗机构的应对，一些社团组织（如红十字会、赈济会、同乡会等），也都能积极参与疫灾的救治。③卫生防疫体系的应对。包括政府的应对和民间的应对。在政府层面，一是加强卫生管理，主要通过清理街道垃圾、清洁饮用水源、取缔不洁食品、宣传卫生常识、处理露尸厝棺等来应对疫灾的肆虐；二是加强检疫防疫，主要通过设立防疫机构、实施交通检疫、强制防疫注射等来防控传染病的蔓延；三是加强医学教育，主要通过开办医科学校、举办医学培训班、派遣医学留学生、开展“卫生运动大会”和“新生活运动”来提高应对能力。在民间层面，主要是社区公众临事性的和自救性的应对，由于卫生知识的缺乏，其应对具有较强迷信色彩，有些应对措施本意是为了防止疫灾的蔓延，结果却反而招致疫灾的肆虐。总体而言，民国时期应对疫灾的效率还比较低，许多疫灾只能任其蔓延，待其自然止息，但由于政府预防注射的不断推广和公众卫生意识的逐步提高，社会应对疫灾的整体能力是在不断提升的。
民国时期公共卫生意识的嬗变方面：①民间防疫习俗变革。移风易俗，殊为不易。民国时期，迷信防疫习俗盛行，古之禳疫傩俗犹存，但随着预防注射与卫生知识的普及，百姓逐渐摒弃迷信防疫风俗，转而接受科学防疫方法，信任并了解西医科学，迷信防疫之风逐渐衰减。②精英防疫思想变迁。随着留日医学生的回国、西方医术的传入、西医医院的建立，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减少易感人群的科学防疫思想得到提倡和普及，由于中医对天花、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束手无策，甚至误人性命，以致许多西医留学生主张废除“国医馆”。③政府防疫制度变迁。南京政府建立后，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诸多防疫法规、条例，如在清洁卫生方面，就有医疗清洁与消毒、卫生防疫运动、饮水食品安全等多项制度安排。此外，对海港、铁路检疫，学生、军人防疫，疫病预防注射等也都有了比较具体的规定。与北洋政府时期相比，进步相当明显。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公共卫生意识有了不少进步，但主要体现在城市地区和知识分子阶层，广大乡村仍是公共卫生意识极为落后的地区。
（3）学术价值
在理论上，它有利于促进历史学与地理学、灾害学、流行病学的交叉融合，更加全面了解民国时期环境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推动“中国历史医学地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在实践上，它可为现行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提供理论依据，为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历史借鉴，为提高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实现人类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4）社会影响
本成果已经定稿。2015年3月25日第718期《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报道相关研究成果时指出：“历史医学地理学打开人地关系研究新空间，其实践价值在于：为当今各种地方病的防治提供历史依据、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提供历史借鉴、为健康长寿生活的获得提供历史经验、为健康资源开发和疗养地的选择提供历史参考”。
原文